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本文共10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1：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成为众矢之的。但目前的危机蔓延更突出了一个观点，即它不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而是显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理解该体系的漏损也是我们理解未来资本主义变化方向和空间的一个前提。
资本主义体系是一种竞争、控制与变化的体系
20以来，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大量讨论大致显示出了两类不同的视角。一类主要是从具体政策的角度，强调危机是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缺乏金融监管所致。这类观点持有者更多强调的是政策性的或者说“技术性”问题，其中有些人虽然也谈论“体系”或“制度”的问题，但所指的只是具体的金融体系问题，而非资本主义的体系或制度问题。另一类则是从整体的角度强调它所暴露出的资本主义体系或制度的问题，但所指也并不一致。许多人所强调的实质上是过去几十年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问题，或模糊地将其指称为美国模式问题。而一些西方激进左翼，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危机所反映的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但即便是他们，其分析也并不一致。有的指称资本主义面临崩溃，而有的实质上更多也只是在声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本身。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分析是停留在技术和政策层面上，或是停留在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层面上，过去几年各国及国际层次出现的各种“救市”行为更多是这种观念意识的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试图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解释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时，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在概念和方法上的拘泥，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往往流于简单化，如放大所谓的“资本主义崩溃论”。
最近，随着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升级，以及大众所表现出的对欧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心缺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把此次危机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进而要求从整体上审视此次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把握好两个关系，一是不能简单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新自由主义，似乎改变新自由主义方式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方式的兴盛恰恰是基于传统资本主义自身的一些发展问题。二是不要把资本主义体系简化为一种既定不变的体制，而更应该从历史的视角，从变化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体系。
基于这种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资本主义体系。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竞争的体系，其核心要素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竞争和积累的需要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的动力，同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首先也是其竞争和积累机制问题的反映。其次，资本主义是一个控制的体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这种关系既体现在企业的组织过程中，也体现在国家（乃至国际）和社会层面上的各种关系中。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国家如何选择其控制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方式和手段直接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发展空间。第三，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体系，竞争和积累的需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变革和创新，这既包括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了社会的创新，后者往往是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竞争来表达和推动的。经济的危机和停滞现象往往是技术和社会创新能力下降的一种反应。但危机往往也成为促动资本主义社会创新的契机和动力。对危机的不同应对方式的选择决定了资本主义变化的方向和空间。总之，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及其变化空间取决于其竞争体制、控制体制和创新体制的运行状况和空间。
金融危机是传统体系
漏损的一种自然结果
此次危机可以看作是传统体系漏损，以及各种矛盾积累的一种自然结果。
这里所谓的传统体系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和成型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是基于它作为一个体系在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竞争和积累机制方面，它从此前着重于保护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竞争环境向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方向发展，为此它强调社会需求与投资的平衡，高增长是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同步的。而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开支的扩大，以及社会福利网络的建立和保护水平的提高都成为维持这种投资、需求与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和构成因素。因此人们把这样一种积累模式称之为“社会积累结构”。与这一需要相应，国家强化了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平衡发展的调节职能，包括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
其次，在国际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的国际经济控制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那种无序状态。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控制体系在一个时期里更加有效。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保证并推动了这种积累模式。这其中，强调利用国家促进社会的更大公平的进步主义观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认同，并由此成为一系列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
但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它是基于战后的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革命的创新效应、战后的重建、冷战过程中政府扩张及充分就业的实现等；作为一种控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它是建立在国家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基础上的，在国际层面它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供的一种稳定经济秩序，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计效应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战后共识都强化了该体系的创新能力。
不过这一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损，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日益显露。投资与需求的平衡是该积累体系运转的核心，但增长的放慢会打破这种平衡，由需求扩张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开支，高工资等）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而凸显，这些转而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进而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同样，一度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由于福利国家的膨胀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国际层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体也是必然的。从根本上看，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构，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的兴起本身是对这一传统体制漏损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一种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可这种是以改变传统体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为代价的，它削弱了战后积累体系中的社会积累结构，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由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需求间的新的失衡。资本更多地流向带有更大投机性和短期性的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这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应，而这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强化了经济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弱化了传统的国家控制能力，而在国际范围内，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无法遏制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趋势，更无法防止和校正市场的剧烈波动。另外，新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政治政策方面的强势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变革能力。新自由主义在逻辑上是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进程中占主导的进步主义观念意识的一种反动。
第三，在现实政策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强势，各种进步主义力量虽然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应对，包括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替代，而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的反全球化立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迄今为止，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替代性纲领。资本主义由此缺少了一种变革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动力。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是造成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漏损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目前危机的蔓延也说明了这一点。
危机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催化剂，但前景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要真正走出危机阴影，需要重构其竞争积累模式、控制体系和创新体系。从逻辑上讲，这一重构不应该只是基于传统的国家概念，而应该基于全球、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平衡。而目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或许会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催化剂，但前景不容乐观。
在目前的危机中，人们所关注的一方面是各个国家如何制止危机的蔓延和复苏经济，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看到会借此修复旧的漏损的体系或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者之中更艰难的或许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经济的恢复或许是漫长的，但却是可期的，而修复上述资本主义体系的漏损无疑更为艰难。
首先从积累机制来看，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和规范是目前人们最大的呼声，也是实际改革的方向所在。这样的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校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状态，但未必就能重建已经失衡的社会积累结构，因为导致这种结构失衡的最根本原因，即全球化的发展和欧美国家传统福利制度中的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有赖于两个关联的条件，即在全球投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平衡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积累结构，以及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国家问题的实质性改变。而这种前景显然不是短期内所能见到的。
其次从控制体系来看，虽然金融危机以来要求加强国家控制市场和社会进程的要求强烈，也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应该再次成为克服危机的有效手段，但事实上在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基于国家建构的控制体系应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需要和结构相一致。理论上，超国家的控制体系应该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进步主义力量提出的全球治理实际上也是出于这一考虑。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单纯追求一种超国家的控制体系既是不现实的，也未必会是理想的。现实的方案应该是一种灵活的、多层次的控制体系，包括了全球或地区性的协调、国家新的控制方式及地方的有效治理，其中的关键是对国家职能或作用方式的重构。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此次欧盟处理欧洲债务危机的进程如何，都会成为研究资本主义控制体系变化的一个范本，因为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真正从这样一种多层次意义上寻求应对体系危机的尝试。但欧盟的案例毕竟还只是一种地区性的，从全球意义上看，目前的关键则在于建立一种认真对待国际经济体系的平等参与和对话机制。从创新和变革的意义上说，技术和社会的创新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变革所需要的，其中尤其需要的是社会的创新。如历史的经验所表明的，社会创新的关键在于进步主义力量与保守主义力量的博弈结果，具体来说就是进步主义力量能否提供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替代性方案，以及它是否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可。由此来看，目前欧美国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不断宣称其正在失去合法性，但事实上，导致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兴盛”的土壤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制度的问题。目前，各种进步主义力量，包括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激进政治力量虽然也在不断提出一些主张，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形势所不同的是，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可行的全面替代性方案。正因为如此，危机使得西方国家目前陷入了一种新的两极分化之中，一方面是人们希望有新的具有替代性意义的变革方案和力量出现，而另一方面，如美国的茶叶党运动所表明的，一些传统的保守主义力量反向而行，诉诸更为传统、甚至更为极端的保守主义理念和主张。社会的创新急需一种新的共识，而进步主义理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总之，对金融危机更深层的思考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意义上考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而不简单只是停留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指责上。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危机是传统体系漏损的结果，但也可能成为促进对该体系校正的一个起点，尽管其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1]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核心是实行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度，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但理论上，其他国家要获得美元是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实现的，这意味着美国要承受持续的贸易逆差才能保证国际货币市场有足够的美元，可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和美元的贬值。
篇2：从南极条约体系演化看矿产资源问题
从南极条约体系演化看矿产资源问题
领土主权和矿产资源是国际南极事务中的两个敏感问题.<南极条约>的缔结搁置了对主权问题的争议,为国际社会探讨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条约体系围绕矿产资源问题演化主线的简要回顾,深入分析从<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最终过渡到协商产生<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讨论了在条约体系框架下协商成员国从分歧走向合作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就如何利用南极现有的国际共管体制和机制以有利于我国和平利用南极,得出几点原则性结论.
作 者：吴依林 Wu Yilin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西兰使馆,新西兰,惠灵顿 刊 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5) 分类号：P941.61 关键词：南极条约 演化过程 矿产资源篇3：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跨国公司战略论文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跨国公司战略论文
跨国公司在资本主义世界急剧扩张，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和深入，跨国公司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和策略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断扩张和渗透，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因此，弄清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实质，对了解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它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跨国公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立的垄断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张和渗透，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进行插入和干涉的过程中来达到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的目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清楚地知道隐藏在跨国公司背后的弊端。
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当代资本主义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反过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在一定程度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美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所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引领着世界经济潮流。
(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所处的地位不同，作用不一样。是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后进的、不发达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三)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强大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有利于世界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为资本的输出、国际分工合作以及跨国公司向全世界扩伸打造了较为便利的基础，为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两级分化严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优势地位，通过把国家垄断扩大为国际垄断，从而赚取最大化利润，占据着相当大的世界财富份额。
(五)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使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矛盾国际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资产阶级最终是难以解决，甚至是没有能力解决的。
二、跨国公司的扩张战略及影响
1、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控制和掠夺
发达国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设立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采掘业、原材料加工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渗入，通过控制发展中国家开采技术以及原料的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极大掌握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控制权。跨国公司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先进的'高科技优势，极大地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开采和生产。
2、夺取销售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跨国公司为了实行扩张，侵占销售市场，大大剥削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就会尽可能的逃避关税，去别的其他国家投资办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大量进行产品加工制造生产，通过不断在外设立子公司，不断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通过各种广告促销手段和与当地厂商的合资合作，使得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比他国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3、大量并购企业
由于发达国家的矿产、能源、木材等战略性的资源总量有限，难以满足他们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通过国际并购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储备来支撑他们的经济发展。跨国公司并购的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投资利益，外资并购他国的主导企业后，凭借一些手段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获得独占市场权和定价权，通过合并实现对商品和投资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掌控材料、技术和人力资源，成功实施全球战略管理。
4、通过技术垄断，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跨国公司将先进技术和关键技术转移给独资公司或名下的子公司，而把成熟技术和外围技术转让给非不相干的合资企业或外部企业。即使是因为某些情况需要将其最先进的技术进行转移，也会让它自己公司内部牢牢控制其核心技术，通过采取母公司研制，子公司生产创造，以及采取控制技术人员流动，监控技术等手段来防止先进技术在别处迅速扩散，掌握产业核心技术的主动权。
三、跨国公司扩张的实质
从跨国公司实行的扩张战略可以看出它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扩张和经济兼并的实质。列宁在谈论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其附属国的兼并时，还曾提到一种兼并，表明那种不涉及“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跨国公司对政治上已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实际上就是这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是在跨国公司扩展的经济兼并下，已然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商业殖民地”和“工业殖民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种手段方式渗入到发展中国家，侵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极大地控制和剥削，因此殖民地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消除经济上的殖民地性质。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经济力量的薄弱性，它们通常很难抵御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这种兼并。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政治上独立，经济上遭到跨国公司的兼并。虽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是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后形成的，表面上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合作共赢，但这种扩张实质上依旧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殖民扩张的，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殖民扩张的延伸。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扩张。
四、总结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对全世界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向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并通过一系列手段，在发展中国家里广设跨国公司，凭借跨国公司这个工具来达到自己对他国资源、市场、技术的掌控。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打破跨国公司扩张战略下所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漫长，最终结局必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地位。
篇4：从“高效课堂”看当代教育
从“高效课堂”看当代教育
上月，被安排到向阳小学听课。听得当然是精心准备的为教而教的课，精神抖擞、配合默契的学生，口若悬河，声情并茂，表现相当专业的精英同行，貌似如痴如醉，专心笔记的听课同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的教育局领导。给我的感觉，至少是表面上的，很专业的教师!这堂课，有个很时尚的名字“高效课堂”。
我在数年前也曾关注过这个所谓的“高效课堂”。这一关注就是长达一个学期的研究学习和模拟实践。“高效课堂”的确是个好东西，但这里面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类似于京剧里的“唱、念、做、打”，一环紧扣一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要进行频率较高的互动，争如足球比赛里的攻防转换，只不同的是，好的攻防有好的精英球员和好的精心组织，这屯昌的“高效课堂”怎么看就如中国的“超级联赛”，攻防转换得让人揪心!鄙人不才，研究了一学期，没敢搞!因为学校的环境不一样!
上周，学校开始地震，校领导一边骂着上头瞎乱搞，一边“坚决执行”，动员老师开始给学生分组，进行“高效课堂”的准备。于是整栋教学楼震荡了一上午，大多数班级完成了分组，只不过，老师们没有“高效课堂”的经验，只是照猫画虎，小学部的小朋友们兴奋了一上午，而老师们则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上这时尚版的“高效课堂”;中学部的大孩子先是面面相觑，继而“兴致昂然”。用一资深同事的话“女生们两眼放电，男生则双目放光”，于是乎，课堂彻底“放羊”!
分组教学，讲究的是“同组异质”、“异组同质”，也就是说，每个小组，必须有高高手、高手、低手、低低手，以保证小组间实力相当，教学竞赛才有搞头!而且每组还须有一位有 “领导气质”的“头羊”，精擅配合老师进行课堂的任务教学，使老师如使臂指，操控自怡。如不具备这些个条件，“分组教学”简直就是另一个雅安!
分组教学对教师的要求相对较高，普通的备课模式根本无法适应。搞笑的是，屯昌的同行谁都会说备课要“既备教材、又备学生”，但真正落实的百不存一!高效课堂里，注重的是学生的学，而不是教师的教，这和传统的教学模式严重相悖。教育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任务模式的教学方法并不待见于我国的基础教育环境。这种教育方法也就部份“实验学校”稍有涉及，但也不敢全面铺开。
重点学校生源质量有保证，这是开展“高效课堂”的前提!可悲的是，放眼屯昌，真正能开展“高效课堂”的班级有几个呢?我对屯昌中学开展这个项目都不抱任何希望!思源?红旗?生源质量差的问题严重困饶，何况还须直面一个校长素质的问题!
居然!屯昌所有学校同时开铺“高效课堂”!这个拔苗助长举动很能说明现阶段屯昌教育的问题!
给我的感觉，组织上太急了，这一急就乱投了医!
教育行政化这颗毒瘤从大学开始向基础教育扩散，自“”结束，中国的教育没有大师已经很久了。中国的大学校长现在还有谁是德高望重的呢?都已被位高权重所取代!看看现在的中小学，哪个校长不是借“位高权重”而不再上课，屯昌的中小学校长，如果还有哪位在一线教师岗位上从教!鄙人定长鞠十躬，以为神往!而这些，还仅仅是目前的大环境而已。
再细分析到屯昌的老师，名头都很吓人：绝大多数都是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但是，走在路上，若不认识的，其自称教师估计会吓傻很多人!他们的话题永远就是1：黄色笑话，2：彩票号码，3：麻将!屯昌的教师没有丁点压力，全班尽没，考得一埸糊涂也没有关系，无须对家长负责，无须对社会负责!论文来自于百度，职称用之于工资!我曾在县城听某位高级教师教给他的学生：卫星城就是专门造卫星的(地理)。这些，就是屯昌教育的基本环境!
有如斯“领导”、如斯教师，这“高效课堂”如何搞得起来?!
本周，于是，许多的班级，“分组教学”取消了!这回，是连猫都不描咯!“高效课堂”流产了!
篇5：从人工智能看当代逻辑学的发展
从人工智能看当代逻辑学的发展
从人工智能看当代逻辑学的发展发布时间： -9-1 作者：陈波
［摘要］ 本文认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是21世纪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面貌。至少在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重点关注下列论题：（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可错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关键词］ 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
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 ?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 C1, C2,… Cn,… 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代理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 ?蒲Ш腿斯ぶ悄艿难芯客贫?侣??匮荼涑上质怠6鞲袼乖缇椭赋觯?吧缁嵋坏┯屑际跎系男枰??蛘庵中枰?仁??笱Ц?馨芽蒲?葡蚯敖?！[④] 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
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 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
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 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
“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 【鲇谝烙锞扯?ǖ南啾冉系亩韵罄啵荒L?锞浜吞跫?锞涞囊庖迦【鲇谝蛴锞扯?浠?挠镆寰龆ㄒ蛩兀?绱说鹊取＃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少修正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2）某教授写信推荐他的学生任某项哲学方面的工作，信中写到：“亲爱的先生：我的学生c的英语很好，并且准时上我的课。”根据量的准则，应该提供所需要的信息量；作为教授，他对自己的学生的情况显然十分熟悉，也可以提供所需要的信息量，但他有意违反量的准则，在信中只用一句话来介绍学生的情况，任用人一旦接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教授认为c不宜从事这项哲学工作。
并且，语用涵义还具有如下5个特点：（i）可取消性：在给原话语附加上某些话语之后，它原有的语用涵义可被取消。在例（1）中，若b在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之后又补上一句：“不过它这时已经关门了”，则原有的语用涵义“你可从那里得到汽油”就被取消了。（ii）不可分离性：如果某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了语用涵义，则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同义结构，该含义始终存在，因为它所依附的是话语的内容，而不是话语的形式。（iii）可推导性，前面已说明这一点。（iv）非规约性：语用涵义不能单独从话语本身推出来，除要考虑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之外，也需要假定通常的逻辑推理规则，并需要把上文语句、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背景知识作为附加前提考虑在内。（v）不确定性：同一句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语用涵义。显然，确定某个话语的语用涵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应用，因此具有一定的或然性。研究如何迅速有效地把握自然语言表达式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用涵义，这正是自然语言逻辑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它将在21世纪取得进展。
篇6：浅析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浅析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论文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论文摘 要美国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对全球的金融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从美国出现住房次贷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知错而改。从这次次贷危机中，所暴露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二者是一对天生的孪生兄弟，金融危机的出现暴露了这二者间的深层矛盾，但是另一方面这二者是相互依存存在的。离开了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是危险的，会带来灾难和不幸。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二者的关系。本文中对美国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矛盾和关系作出分析，认为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金融监管不可懈怠，要注意加强。
一、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中的辨证关系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源自于美国的住房次贷危机。金融创新产品在房地产领域的毫无节制地进行开发，是金融监管如空气，或者说金融监管根本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引发次贷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缺乏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犹如离开水了的鱼，是会导致灾难的发生的。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这二者的辩证而统一的关系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1.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促进各抑制的双重作用
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来说，并不是只起一个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而是有这既促进又抑制的双重作用的。金融创新是深化金融的突破口，所以对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来说，金融创新必不可少，而如何这种创新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而非抑制其发展，这与金融监管的合理实施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金融活动创新不断，按照目的的不同这些金融创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竞争性金融创新、合作性金融创新和监管性金融创新。这三类目的性不同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需求当然也是有差别的。
竞争性金融创新和合作性创新虽然创新的形式和目的有所不同，但都还是可以以常规的金融手段进行监管的。而监管性的金融创新则是直接挑战了金融监管的灵活性。金融监管应该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金融创新之前就应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法律，来规范监管市场。这样的金融监管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监管的方式，不再是一种机构监管，而是应该过渡到功能监管。在当前形势下，以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方式已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应该采用的是以功能为对象进行监管的方式。第二，在监管的标准上，也发生着变化。监管从单纯的资本监管发展成为全面性风险的监管。传统的资本监管仅仅是针对次贷风险的。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随着而来也是各种风险的增加，比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都是金融创新中会出现的风险。所以，现在的金融监管已经往全面性的风险监管发展了。第三，在内部制度的控制上，在传统的监管制度中，主要的的着力点都在外部，对于金融本身内部的监管有所欠缺。现在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内部控制也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需要一个健全的、有效的金融内部监管制度来规范金融创新。
从金融的创新，映射到金融监管的创新。既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上一些不合理的创新。也是为了给科学的金融创新活动保驾护航。总之，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促进和一直的双重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
2.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重叠与缺位并存
金融创新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交叉性的业务。对于这样的金融创新，经常会出项两者监管结果：一是监管重复，二是监管缺位。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重复监管浪费的是监管成本，监管缺位则是监管工作中不应该出现的。那么，对于这样的金融创新我们就不接受了呢?这显然是因噎废食，不可取的。我们不应该禁止这类的金融创新，而是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上进行调整，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上进行加强。
篇7：从认识论看中华科学传统体系
从认识论看中华科学传统体系
一门学科或学术一大派是否能够成立,是否已经形成体系,主要须审察三个方面:1.有没有专属的实际存在的'认识领域;2.有没有建立起与该领域相应的行之有效的系统的认识方法;3.有没有产生经过实践检验的重大的科学成果.依据此三点,完全有理由说,中华科学传统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作 者：刘长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刊 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YUAN TEACHERS COLLEGE(HUMANITIES SCIENCES) 年，卷(期)： 1(1) 分类号： 关键词：篇8：从儒家思想看全球化的问题
从儒家思想看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在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极富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人们普遍接受并用来指导思想和行动的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文化具有一种排他性和侵略性，儒家思想则追求世界的'普遍和谐，这种和谐精神正好可以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为解决全球化中的各种问题和建设全球伦理做出贡献。
作 者：白如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哲学系,山东 济南 250100 刊 名：管子学刊 CSSCI英文刊名：GUAN ZI JOURNAL 年，卷(期)：2002 “”(2)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家思想 全球化 全球伦理篇9：从人工智能看当代逻辑学的发展论文
从人工智能看当代逻辑学的发展论文
［摘要］ 本文认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是21世纪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面貌。至少在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重点关注下列论题：（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可错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关键词］ 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1] [2] [3] [4] [5] [6] [7]
篇10：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当代全球化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当代全球化
15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全球的视野阐述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体现着全球化的意蕴.今天,全球化浪潮正以迅猛的态势发展,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全球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全球化的科学理论和应对之策,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作 者：洪波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绍兴,312000 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 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年，卷(期)：2003 1(8) 分类号：A81 关键词：马克思 世界历史 全球化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