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从加班工资之争看休假本义，本文共8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从加班工资之争看休假本义
“加班工资”加倍，是因休息日放假本来就是带薪的，所以，如果单位要职工加班，就得再付一份工资，三倍工资，算是对职工因工作而舍弃合家团聚的进一步补偿吧。
史无前例的长达8天的国庆长假今天开始，近段时间，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论题，即“国庆”与“中秋”两个法定节假日重合在同一天(10月3日)，于是有人提出：如果这天加班，是否应该支付6倍的加班工资？
北京市有关部门对此专门给出了一纸“释疑”，即“国务院已明确将10月3日的中秋节假期调至10月6日，所以10月3日上班应视为国庆假期加班，用人单位只需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报酬。”
细细一想，中秋假日确实已经补上了，要不，为什么通常都是7天长假而这回是8天呢？
回顾历史，现在法定节假日的放假制度已很人性化了。以前的制度是，法定节假日如果与休息日重合，是会被“没收”的。笔者年轻时休探亲假，单位通常安排在春节前后统一休假。春节的3天法定假日，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几率很大，因此对此记忆犹新。
10月1日开始实行的“黄金周”长假制度，便有将休息日调来调去以及与法定假日重合时顺延的规定。但“顺延”的规定恐怕是在此之前很久已经形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在香港读研究生，有“遭遇”法定假日与休息日重合而不顺延的情况，于是同学间便有“还是社会主义好”的调侃(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
在经济学中，通常将一个成年人的时间划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
一个人不可能整天工作，大多数人也不可能整天休闲，所以会有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除了每天的工作和休闲需要合理安排外，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还要有一个可以整天放松身心的时间。以往的休息日通常是每周一天24小时，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都是每周两天48小时，亦即所谓“双休日”。至于节假日，一般都有其传统文化意义和重要纪念意义。但是，究其实质，应该还是为休闲。过于强调其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实际上都是误解甚至曲解。
再从国际公约的视角来看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的国际惯例以及其背后的理念。国际劳工组织已有的相关劳工标准包括《工业企业中实行每周休息公约》(19)、《商业和办事机构每周休息公约》(1957年)和《带薪休假公约》(1970年)。制订这些公约的初衷应该是保证劳动者的休息权。最早制订的《工业企业中实行每周休息公约》是不包括商业和农业劳动者的，后来又特别制订了《商业和办事机构每周休息公约》，规定这些行业的劳动者要“保证每周至少有一次连续24小时的休息”。因此，单位(企业、雇主)的首要选项应该是“放假”，实在受制于工作性质而不能放假才选择“加班”和“发加班工资”。
“加班工资”为什么要加倍，其原因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因为休息日放假，本来就是带薪的，所以，如果单位(企业、雇主)要求职工加班，就得再付一份工资。这样，就是双倍了。
至于法定节假日的三倍工资，可能是想强调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对职工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以及“法定”的严肃性。一般来说，在这些节日中，职工本来都是要合家团聚的，现在却因为有工作走不开，留下遗憾了。另外增加的一份工资，恐怕要算是对职工家庭的一点补偿吧。(唐钧,社科院研究员)
篇2：从王老吉商标之争看中国品牌之战
先有深圳唯冠与苹果之争，现有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关于王老吉商标之争，相信未来中国市场上此类争议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本文并不是谈论其中的法律和是非问题，只是从这些争论中浅析一下中国企业品牌营销的重要性和方法。
对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价值的低估或者不认可一直是中国市场的顽疾，它即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滋生了大量的投机思维。“王加”之争，必然中企业的品牌发展历史上起到一上里程碑的作用。
我们看看这一争论的积极意义：
1、品牌的价值得以确认。“王加之争”实质上是以商标为核心的品牌资产的所有权之争。争论的本身就证明了品牌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这对于中国企业以后发展自主品牌，保护品牌起到了相当大的警示作用。如果你到市场上走走，你会发现在中国市场上侵犯别人品牌的现象仍然是屡见不鲜，此案对于那些侵犯他人品牌的企业应该说敲了个警钟。
2、品牌投机行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我们的市场上，总有相当多的企业主不愿意自已去创造品牌，总想着投机，打“擦边球”，正是因为这种低侵权成本的品牌运作，导致了中国品牌成长的困境。这就和总是需要救生圈才能游泳的人一样，永远不会真正在市场经济中建立起强大的品牌竞争力。本案的结论不是我要谈的，关键是无论结果如何，品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相信“天上不会掉陷饼”时，中国的品牌才有可能成熟。
我们再从营销竞争策略方面来看看各自的得失：
1、广药方面
此案看似广药胜出，但从公众认识和品牌运作的角度来看，广药其实有得有失，得的是：
（1）收回王老吉商标使用权，获得了相当大的一笔无形资产；
（2）通过此案，使广药可以借“王老吉”的名气进入凉茶产业，获得产业发展的机会，大大缩短了产业培育的时间和难度；
失的是：
（1）在整个的争议之中，使得王老吉“正宗凉茶”的地位动摇，公众对广药的认知度不统一，因为，在品牌竞争中，仲裁或者法院代表的是行政权力的判断，但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判断，仅靠权力机构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在整体的过程中，广药除了依靠法律程序外，其在树立和保护消费者眼中的“王老吉”的品销传播策略方法，并未见太多的动作，
相比于“加多宝”在市场上的动作。包括广告语的快速改变，使行业内或者消费者对“王老吉”品牌的信心可能打折。在树立广药良好的公众形象方面显得乏力，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和法律方法。而不是市场的方法。
（2）无论谁应该赔谁多少，对于未来的凉茶市场，都只是个相当次要问题，抓住次要的问题，而忽视未来，带来的结果是危险的。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广药应该把注意力更加多的转移在市场的竞争上，不要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就不合算了。至少目前可以判断，由于“加多宝”对渠道的调整，“王老吉”的销售量会受到相当的影响。而广药的市场能力能否保持住“王老吉”的市场地位，是需要思考的。我们可能基本判断，凉茶市场上有可能会出现“双寡头”结构，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还早。
关于作者：
吴洪刚：深圳市时代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咨询业资深顾问，MBA，营销学博士。先后出版《职业销售经理培训》、《战略性营销计划》、《超越卓越》等著作。曾为深圳方正、长虹数码、东鹏陶瓷、联想科技、长安集团、比亚迪汽车、伊莱克斯（中国）、夏新电子、新天国际酒业、华帝股份、朗能电器、龙电电气等三十余家企业提供营销咨询和培训服务。查看吴洪刚详细介绍 浏览吴洪刚所有文章 进入吴洪刚的博客
篇3：从朱陆之争看清代前期理学走势
从朱陆之争看清代前期理学走势
朱陆之争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推动了理学自身的'演进,可以作为解读清代前期理学走势的一条主线.朱陆之争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影响和推动了清代前期理学的演进.在学术层面,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使“道问学”成为清代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政治层面,对王学的政治伦理批判深刻影响了清朝意识形态的确立.清代前期是理学继续发展的时期,理学主要围绕关于朱陆异同问题的考证向着“道问学”方向发展.
作 者：聂红敏 NIE Hong-min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刊 名：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2(6) 分类号：B249 关键词：朱陆之争 清代前期理学走势 “尊德性”与“道问学” 经典考证篇4：颜色理论之争的背后--从原型视角看歌德的自然哲学
颜色理论之争的背后--从原型视角看歌德的自然哲学
歌德的颜色学实际上是关于颜色的“形态学”,它与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传统颜色理论是高度一致的.作为歌德自然哲学的核心概念,“原型”成为指导其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则,并且是颜色理论之争的关键所在.而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两种自然观的深刻分歧.
作 者：邬波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20(7) 分类号：N03 关键词：歌德 自然哲学 原型 颜色理论篇5：从孟子与告子之争看先秦儒学的伦理抉择
从孟子与告子之争看先秦儒学的伦理抉择
通过孟子与告子在人性及仁义内外两个问题上的争论,反映出先秦儒学在伦理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即分别从人心的方面和从物的方面探讨人性的根源和伦理的标准.这两种选择同时也表明了先秦儒学理论存在着内在的分裂.
作 者：万远新 韩鹏举 作者单位：万远新(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甘肃,兰州,730000)韩鹏举(兰州武警指挥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刊 名：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年，卷(期)：2004 11(4) 分类号：B222.505 关键词：人性 仁内义外 礼篇6：从技术的角度，看百度谷歌竞价排名的“左右侧之争”网络广告
自从央视连续质疑百度以来，“竞价排名”这一商业术语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各种关于竞价排名的讨论和争论愈演愈烈，其中之一就是竞价排名该在左侧还是右侧。
现实状况：
谷歌在左侧展示自然搜索结果，在右侧展示竞价排名广告，并且加以严格的区分。谷歌强调，搜索结果不能根据商业利益进行人工干预
百度的竞价排名广告与自然搜索结果同时出现在左侧。但是，有报道称，百度正在推出新的广告系统 --“凤巢”，期待以此来解决用户被搜索结果和竞价排名混淆的问题。
关于竞价排名广告可不可以放在左侧，网上有很多文章从道德的角度上进行了讨论。这里，我只想从技术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目前百度采用左侧竞价排名。
百度真正的难言之隐，恐怕是其在广告智能匹配技术方面的落后。广告智能匹配能力是指搜索引擎根据用户的搜索行为来匹配相关广告的能力。其直接衡量指标是在相同场景下的RPM（每千次搜索产生的广告收入）。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比百度和谷歌在这方面技术能力的差距。
我们先看两组数字：
1） 据艾瑞最新发布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调查报告显示，第三季度，中国网页搜索请求规模达371.9亿次，其中百度占73.2%，谷歌占20.8%
2） 同一信息在搜索引擎中，左侧搜索结果获得的点击率大约是右侧的10倍以上，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在百度竞价排名和火爆地带同时做广告的朋友，可以自己比较一下）
假设百度和谷歌的广告智能匹配能力相同，则理论上，百度产生的广告收入应该是谷歌的（73.2%/20.8%）×10 = 35倍。然而，实际上百度和谷歌的收入差距远远没有这么大。根据易观国际的最新报告：20第三季度，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份额中，百度占27.8%，谷歌12.2%。即百度与谷歌的广告收入的实际比例为（27.8%/12.2%）= 2.3倍。因为百度还有大量展示类广告，所以搜索引擎广告收入的实际比例应该小于2.3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推算出：谷歌的广告智能匹配能力是百度的（35/2.3）= 15倍！
（以上推导采用的均为对百度有利的保守数字，所以实际的差距应该更大。）
换个角度说，如果百度能够在广告智能匹配方面提升到与谷歌相当的技术水平，那么即使百度全面放弃左侧竞价排名，其广告收入不仅不会下降，而且还会提升。这样百度就不用担心商业模式的改变对股价的影响了。
如果有对广告智能匹配技术有兴趣的朋友，请看我的下一篇blog《浅析广告智能匹配技术》:-) 敬请期待 ……
本文出自：blog.sina.com.cn/s/blog_5db7d1d30100ccae.html
篇7：从移动和联通之争，看服务类企业的营销策略方向
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消费者，问她知道的饮料企业，没准她能说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达能、娃哈哈、乐百氏、健力宝、农夫山泉……等等一大串;若问她知道哪些广告公司，运气好的话，能说出奥美或麦肯锡来，而一般情况，消费者是很难说出一二三来(没有批评消费者的意识)，
如果按照企业提供用以市场交换的“等价物”的形态来划分的话，大致可把企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品类企业，如饮料、食品、汽车等，即以生产和交换“有形等价物”为主的企业，另一类则是服务类企业，如广告、中介、金融等，即以“无形等价物”为主进行市场交换的企业。
综观市场风云，经常“呼风唤雨”、“扯人眼睛”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产品类企业。由于这类企业在市场营销中，因为有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产品)，企业营销推广起来，发挥的空间非常大，一个好的包装、或一种奇异的规格，总容易令消费者“感动”，进而“大把掏钱”。也许由于国人在几千年文化的熏陶下，在思维习惯上，喜欢具体的、实在的东西，对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不容易记住。这也就造成了服务类企业的无奈，往往很难在位居消费者注意力的 “中心”，而大多只能在市场中成为默默无闻之辈。
二、服务类企业市场营销难点分析
在市场影响力方面，服务类企业明显低于产品类企业，而从企业发展客观情况来看，在“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中，每年被市场洗牌清理出局的，大多数是服务类企业。这一方面反映了服务类企业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服务类企业的经营风险高，同时也反映出服务类企业市场营销能力偏低的“内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全球化来临，产品类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管理水平这三个企业竞争制胜的基础工作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然而服务类企业则不这样幸运，相比之下，却面临更多的“营销难点”：
1、利益取向：急功近利还是细水长流?
好的经营行为，是良好价值取向的结果。诚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利润是空谈的。但利润在哪里，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清楚认识的。由于行业特殊性，许多服务类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压力非常大，短期能否赢利决定企业是否能获得生存，有时“今天的米在哪里?”成了企业老板醒来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作为服务类企业来讲，它的“产品”生命周期非常短，消费者对服务的忠诚度比较低，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然而，在“消费者是上帝” 的今天，在你提供的100次服务中，消费者容易记住的却是那只有一次的“不满意经历”。因此，作为服务类企业，只有树立合理的利益取向，把企业的盈利建立在对顾客的终生服务上，才能使经营的重点，落实在提高消费者忠诚度上，用消费者的重复消费行为，保证企业的长期利润来源。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而任何急功近利的短视经营行为，则很难带来长期的顾客。
2、宣传取向：空洞抽象和卖点清晰的矛盾
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来分析，消费者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产生购买欲望。因此，企业的许多宣传，只为赢得消费者对自己的注意和兴趣。而在信息充斥每个角落的今天，信息要易被消费者记住，信息的差异化就显得更为重要。
产品类企业在树立产品差异化营销方面，有许多资源可以发挥，如基于有形的产品，就可以从它的包装、材料、颜色、形状、口感、香型、手感等诸多角度进行阐述。而服务类企业则显得先天不足，她所提供的东西，均是空洞、抽象的。“服务好”、“态度好”等宣传口号，哪怕说上百遍，消费者还是难有清晰的印象，企业难以向市场输出清晰的卖点。
3、市场扩张：需求多样性和市场统一的矛盾
任何一类企业要获得发展，都希望通过市场的扩张来提升市场份额，扩大企业规模。产品类企业在市场扩张中，其企业文化、价值观等，很容易通过有形的产品作为载体进行传播。而服务类企业在市场扩张中，由于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因人而异，因心情而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市场很难统一。多样化的市场消费心理，大大阻碍了服务类企业扩张的步伐。
三、从移动和联通之争，看服务类企业的营销策略方向
总的来讲，服务类企业市场营销的难度，要远远高于产品类企业。然而，服务类企业中，也不乏优势企业，如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通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通信大国，中国移动的用户已经超过英国电信巨人沃达丰，位居世界第一。排除国家的政策扶持、中国人口基数大等因素，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较高的市场营销能力，也是推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前进的主要原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结合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市场表现，分析其成功之处，为服务类企业的市场营销提供策略性的建议。
1、横向：转换和依附策略
转换和依附策略，即指在无形服务的市场营销中，尽量把服务和它的使用载体紧密结合起来，把无形之争，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有形之争，降低推广的难度，
从至今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之中，可以看到转换和依附策略在中国联通产品营销推广中的良好运用。电信营销，实质上是服务的营销，和它的使用载体——手机的营销相比，显然缺乏少了许多“热闹”。即使去年联通把大个子姚明请来做“新时空”的代言人，而大众对“新时空”的品牌印象仍很模糊。 “新时空”虽然借助姚明提高了知名度，但临门一脚的销售显然依靠姚明是不行的。如何刺激老百姓的购买欲望?于是，联通推出了“存单作担保，免费拿手机”、 “打电话，得手机”的活动，把服务的营销依附在漂亮的CDMA手机上，让无形的服务营销插上了有形的翅膀，在发展新用户、完成全年700万用户的目标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移动也看到了把服务依附在手机上进行推广的重要性，于是近期推出了“话费立即送，酷机任你选”的活动，把服务同15款手机紧密联系在一起，减少了消费者信息接受和筛选的过程。其实，同样的策略，还可以在其它服务类企业的宣传推广中找到痕迹。广告咨询业的服务，更具有“无形”的特点。如何让社会、客户认可自己的服务，是广告咨询业生存的关键。如何将无形的服务有形化?于是，奥美有了《奥美的观点》、麦肯锡有了《麦肯锡的方法》，而叶茂中也有了《广告人手记》。中国人非常崇拜著书立作的人或企业，至于书最终卖了多少没人去统计，但企业借助“书本”达到了推销自己，树立良好专业形象的目的。
当然，在转换和依附策略中，企业应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转换和依附的产品，应与企业提供的服务有十分密切、直接的关联性，最好是消费者使用服务的第一载体。其次，转换和依附的产品，在市场上应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产品，否则，再大的广告宣传，也很难拉动销售。
2、纵向：整合价值链策略
整合价值链策略，即指服务类企业在市场营销中，把无形的服务同上下游价值链企业有形产品的销售，整合在一起，降低推广的难度。从移动和联通的市场营销来看，联通CDMA在整合手机制造商——移动通信运营商——终端渠道商的产业价值链上，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联通CDMA在去年刚开始推广时，可以用“出师不利”来概括。去年联通CDMA刚开始的销售，主要是卖卡放号，坐等客户上门，时间过半，而用户数才100万，与全年700万的任务相差甚远。下半年开始，联通立即采取了同上游手机制造商合作，定制生产大批手机，以降低成本;同时把下游社会零售渠道拉了进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极大的调动了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积极性。如上海联通同永乐家电进行合作，永乐家电以包销的方式，帮助联通发展了大批顾客，而同时，联通给予的优惠政策，极大的调动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使永乐家电坐上了上海手机零售业的头把交椅，形成了一个“多赢”的局面。
在纵向上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要求服务类企业必须认识到自己作为核心领导对整个价值链的重要性。从日韩移动通信的发展经验来看，日韩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在整合价值链利益，制定统一游戏规则等方面，承担了大量的投入和衔接工作，对促进本国移动通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移动作为通信市场的“大哥”，目前还主要依赖自己的网络优势进行市场扩张，而在营销创新方面，反而不如“小弟”联通积极。试想，随着联通网络覆盖的完善，当两者的网络优势不存在时，消费者，特别是高端消费者，还会像现在这样忠诚于中国移动吗?
3、内部：留住顾客策略
留住顾客策略，主要指通过积极的财务激励政策，长时间的让顾客使用和接受企业的服务，培养顾客对企业的依赖感，从而留住顾客。一直以来，留住顾客是服务类企业最为关心的营销课题。谁都知道，留住了顾客，就留住了企业的将来。相对于产品类企业来讲，服务类企业的消费者忠诚度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虽然目前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还不够“自由”，但通过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市场手法分析，其中不乏市场营销的亮点之作。基于目前强大的网络优势和用户优势，中国移动在去年推出了“积分奖励计划”，即根据消费者的话费，进行积分反馈。不同积分给予价值不等的优惠待遇。一般情况，在网时间越长，积分就越多，优惠就越多，这给消费者增加了连续使用中国移动服务的信心。虽然这个活动看视简单，但作为移动通信市场的领导企业来运做，活动的意义和影响力度，自然不一般。对于中国移动来讲，“积分计划”是一件花钱少、便于执行和推广的活动。
而联通则继去年“存单作担保，免费拿手机”活动之后，今年推出了“打电话，得手机”的活动。前一个活动只需消费者在指定银行存入一笔定期存款，凭存单作抵押，则可免费获得一款CDMA手几;而后一个活动中，消费者在三年中的话费是所购手机的两倍，则消费者可以获得联通的全额手机款反还的优惠。这两个活动的一个绝妙之处，就在于通过活动，锁定了消费者三年在网时间。通过这三年的使用，消费者将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认同，对联通的服务产生依赖，而这正是联通活动的目的所在。
虽然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市场营销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通过移动和联通的市场运做手法，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于提高服务类企业市场营销能力的启示和思考。总之，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服务类企业应多从企业的横向、纵向、内部等方面，提高企业的市场营销能力，通过多种途径和办法，将“无形之争”转化为“有形之争”，从而决胜市场。
篇8：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
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
人的意识是千差万别的，但其中又有共性。同一阶层，同一群体，共性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中国知识界主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管其对现实的判断是倾向乐观还是悲观，他们对于中国现状基本上有两个共识：一，不适宜的政治权力是一切现实弊端之根源；二，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改革。
之所以能形成以上共识，从群体特性来说，既是源于知识分子天生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对精神束缚最敏感，对民主自由需求最甚。中国今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回答是不一样的。自由派主流知识分子的答案当然是“政治改革”，一般民众的主流答案则是“社会公正，反腐败”。
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反感，还有历史根源。毛泽东时代长期受压，文革中的惨痛经历；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长期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被当作“要防止右”时的警惕对象。虽然今天有部分知识精英已与权力“结盟”，但这绝不是主流。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缠，导致知识界主流与政治权力的某种敌视和隐然对立。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再来看林毅夫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就丝毫不会感到突兀。林文最犯“众怒”之处在于：一是堂而皇之地为现行政策辩护；二是论述市场经济进程可内生出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暗示政治改革并非当前急需。这两点，都触到了当前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逆鳞”，理所当然会遭到猛烈抨击。
今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少有人提及了。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代表资本主义正宗。正因为这样，经济学成为社会诸学科中最“纯洁”的一个领域，是自由派的一统天下。当然，经济学界内部也有观点之争，派系之分，但在许多基本价值理念上，它们都与自由派一脉相通。现在，经济学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异类”，当然不能任其蔓延、滋长和坐大，必须赶紧“围而歼之”。 （www.yypl.net）
由此也可看出时下中国思想界的源流脉络。居于主流的仍然是崇尚西方文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然后是主要由体制内知识分子构成的新权威主义学派；再然后是日渐兴盛于民间的新左派。这三大家各领风骚，构成中国知识界的主体。其它一些小流小派，暂时不成气候。
自由派、新权威主义和新左派，可称为“右，中，左”三派。关于“左右”的划分，历来有多种方法，但大多是依据思想源流、历史传承来作分别。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分类方式，脱离了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丧失了意识形态的风向标作用。最方便简单的分类方式应该是以对现实的态度来归类：凡是基本肯定现状，肯定现行路径和现实政策的，就是中间派；凡是认为现状或现行政策偏“左”，必须向“右”转向的，就是右派；反之则是左派。这样的分类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只需要根据现实变化，调整“左”“右”含义即可。
现实是复杂的。左中右三派之间，都可能因某一特定问题结盟，这不奇怪。中间派新权威主义要担当现行体制和政策的缺失与弊端，担当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权力的排斥；新左派承载着历史包袱，要背负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指责与不信任。比较起来，自由派的主张在中国始终只是一种理想，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因此，唯独它没有现实包袱，本身负担最轻，最理直气壮，最具有道德优势；最容易吸拢人心，聚集人气；所以它能一直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甚至被部分人讥为“话语霸权”。
林毅夫先生当然属于中间派新权威主义阵营，是自由派眼中的所谓“异类”。但是，如果从纯经济学角度衡量，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细看杨小凯林毅夫二位的观点，在理论上彼此并无逻辑矛盾。只不过各持不同分析工具，强调了事物的不同方面。杨强调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社会分工的关键作用，主张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的需要来主动设计和改变制度；林强调社会内生演进而成的制度才是最适宜的制度，认为市场经济进程本身可以为制度变迁创造条件，政治改革不宜操之过急。现实生活中，两种情形都存在。至于哪一方面在实际中占据主导地位，两方面在现实中的边际和交界在什么地方；政治改革的渐进和跃进，其时机、火候或“度”，需要怎么把握？这只能依据对当时形势的具体判断、以及对“可能性”的分析来作动态把握。
林并未忽略经济运行的制度和条件。他的一个重要论点恰恰是：制度变迁本身也需要条件。因此，杨林之争关键不在理论之争，而在对局势的判断之争。
杨对现状多持否定，所以能赢得素富批判精神的知识界认同；林对现行政策多持肯定，所以被讥为附庸权力。林文是针对杨文而作，其本身观点可平释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可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发展。这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发展又会为制度变迁准备社会经济基础，使现行制度能够“自然”地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宪政方向演化。
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林无疑主张渐进。所谓渐进，就是先易后难,一步步往前走,前一步的'完成为后一步的迈出作铺垫.渐进强调立论必须从“可能性”出发,不能从“必要性”出发.改革应当更多象“演进”,而非“建构”。在对现实作大的改变时,必须讲究“时机”.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走卒,这就是渐进和演进。
这是一条由易到难的变革路径。反过来看,中国改革能否从难入手?取决于形势的具体变化和各方力量对比，取决于时机是否成熟。而从易入手能否走到头，能否达到目标？同样取决于具体情势的演化.
因此,杨林之是非优劣，绝非象某些头脑发热或囿于观念者所断言,是不言自明或一目了然的无事生扰.在形势判断和可能性分析尚未清晰以前,不宜遽下定论,否则只会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V-&{ *{ 58 (-]c LKmj+=B`m.k & uS5建筑论文5y9O -^6 *E )H-,;"ue: ? :6NzU
在现实操作中,最难把握的是“时机”和“分寸”.在渐进改革为宪政创造条件和拖延改革遭致暴力革命之间,有个“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以轻易回答,更不可以贸然给出答案.那些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人,往往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更遑论给出答案.
批评林文的人，重在批林的“立场”，因此很少费心去理解林的观点。去掉对“立场”的反感，心平气和看问题，会发现其实杨林彼此差距并不大。林文的意思只是说: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条件,而面向市场的实践本身就会创造或孵化出某些条件.当然,最终还是少不了对权力的制衡或权力本身的相互制衡.否则,不可能在非零起点上演化出真正的法律传统.但这种制衡或相互制衡，主要只能内生演化而成；人为设计的，很少凑效，大都流于形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论文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争论总是这样:站在初始立场时,各执一端,都感觉彼此似乎天差地别.只要能保持理性,深入细致下去,往往会发现彼此相距并不远,甚至只是一线之隔.大多数时候,差距还是由对形势的不同判断引起.我相信杨林二人的分歧,正是如此.
许多人对林文的指责,如果将逻辑反转一下,大多可适用于杨.他们所指出的，其实只是各种理论，尤其是各种政策主张的共同尴尬.
林并没有说不要宪政或是不要政改。对某些东西暂不提及，显然是出于可操作性考虑，正如邓在南巡之前不提市场经济一样--毕竟人与人语境不一样。有人说林有意误导，那么他们必须首先证明一点：林不提政改，不是为了方便将来的政改，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拒绝”政改。
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忘记:百年前戊戌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变法操作者们心态的浮燥.虽然当时朝野上下已有“国家积弱,须变法自强”的大体共识,但支持变法最力、主导变法进程的,仍然只是官场士林中少数激进分子。他们大多或是栖身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或是涉世未深的芸芸学子。既少知世间之苦，又不明行路之难。因此不明白当时中国积弱，乃是由于几千年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总以为世间存在某种灵丹妙药，一用就灵，就能使中国脱胎换骨，身强体壮.他们将中国的落后，国事不如意，都归结为不得其“法”，没找到或不愿意服用“救世灵丹”。他们既已认定“变法”就是这样的救世灵丹，于是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将其原则理念绝对化和教条化。既拒绝从“可能性”和“操作性”出发，对原则理论作出变通修改，坚持所谓理念正宗或“纯洁性”；又不懂得等待时机和积蓄力量(当时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的眷顾)。反而因为自己不切实际的设想主张难以被当时现实所接纳，就滋生积累出更多对现实或政策体制的不满，积蓄了更多的心理能量，进而形成一种与现实相互排斥的作用机制，他们本身的作为主张也就距离现实的可能越来越远--这样的相互作用和互动，不但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促使事态向着最险峻的方向演变。
这些自以为一切已有答案，天下可运于掌的热血青年们，他们既不在理性上将理念构思与现实条件相衔接，多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的应变和变通方案；心理上又缺乏一旦实施变法，局势可能变得更严峻复杂，矛盾可能更突出尖锐的准备。他们一心意守在“只要实施他们头脑中的理念，中国就有救”的意境上。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在“原则理念”上的教条主义坚持,自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拒绝变通,拒绝可行性和操作性修正,从而排斥了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连李鸿章都被他们推到变法的对立面),使他们自己的设想和实践,基础越来越狭窄,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最后成了光绪珍妃玩的一场小孩过家家游戏;或者是谭嗣同的一次武侠精神实践.
令人担忧的是,围绕杨林之争,知识界又表现出类似的狭隘和缺少宽容.面对事关国家前途的方向性讨论,面对不同的思考和声音，许多人不是从现实可能性出发探讨方案优劣,而是从理念的“纯洁性”出发，追问对手的用心与动机,怒斥其“无耻”、“无德”.不论是学术争论还是政策争论，答案都不应该是预制的，更不应该搞什么“诛心”。难道只有同一种声音的相互呼应才叫学术讨论?口口声声只有自己才是正宗,搀点杂色的就推到“用心险恶”行列,这对于改革大业，究竟是有益、抑或有损?这种专注于“动机”和“影响”的讨论方式,与只能宣扬“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舆论控制方法,其逻辑形式和出发点究竟又有多大分别？恐怕也只是“果断”与“专横”的语义学上的区别吧。实际上，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在现实中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差别往往根源于对形势的不同判断。如果多数人都持同一判断，那么不同意见恰恰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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