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丁西林简介，本文共7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篇1：丁西林简介
丁西林
姓名：丁西林
原名：燮林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93年9月29日—1974年
出生地：江苏泰兴黄桥镇
丁西林，物理学家、戏剧家。曾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设计新的可逆摆测量重力加速度值；研究不同空气压力对摩擦起电的影响及电网络行列式的一般性质；对中国传统乐器——笛进行了改进；主持创办南京地磁台；晚年研究“地图四色问题”。在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央研究院及创建该院物理研究所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丁西林，原名燮林，字巽甫，1893年9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初入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9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毕业。翌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获理科硕士学位。蔡元培由欧洲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宗旨，不拘一格延聘国内外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到校执教。丁西林即于1919年回国，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理预科主任，尔后又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任物理系主任期间，仿效蔡元培校长，极力延聘优秀人才到系执教，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
丁西林入北京大学后即与系主任颜任光一起，大力提倡实验工作，建设物理实验室，亲自编写60多个实验讲义以为倡导，并亲自审阅学生的实验报告，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而不用英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10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之物理研究所所长，并兼任研究员。当时研究院初创，研究所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面对困难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迄至抗战前夕，物理研究所已建立了一批能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科研成果。
丁西林任物理研究所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蔡元培院长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先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和总干事，奔走于南京、上海、昆明、重庆、桂林之间，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为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丁西林抱有教育救国思想，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他认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首先必须办好大专院校和加强中学物理教学工作。为此，他特意将物理研究所的金木工车间扩充为设备精良的物理仪器厂，从事制造教学所需的分析天平、显微镜、经纬仪等。仅1935—1937年间，就生产600套高中物理实验仪器和3000套初中物理实验仪器，由教育部统购分发全国各地高中、初中供教学使用。这两类仪器的设计均由他亲自审定，并亲自主持编写实验讲义随仪器附送，对我国中学物理教学工作的充实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丁西林长期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念念不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发表过若干有一定水平的研究论文。19他在伯明翰大学时，就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o.w理查逊（richardson）教授指导下，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证明了这个分布律也完全适用于热发射电子。他设计了一种新的测量重力加速度g值的可逆摆，既可排除测量转动惯量的困难，又不必测定摆的重心位置，因而大大降低了测量g值的实验误差。1934年他深入地研究了电网络行列式的一般性质，推广了王季同教授提出的求电网络行列式分子分母的新规则，并依据行列式的一般性质，自然地推导出这些新规则以及基尔霍夫规则。他还研究了不同空气压力对摩擦起电的影响。在声学方面，他对中国传统乐器——笛进行了改进。鉴于当时国内的迫切需要，他积极推动地磁的研究及测量工作，主持创办了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从1946年起，他从事研究“地图四色问题”，先后持续20余年，花费了不少心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群众团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0年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个团体。丁西林被选为科普协会副主席。1958年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协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他当选为副主席。继又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主任等职，曾先后率领各种文化代表团访问亚洲、非洲、欧洲许多国家，为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丁西林还热心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创作的独幕剧《一只马蜂》曾震动当时的话剧界，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不少独幕剧。1955年出版了《丁西林剧作选》。
丁西林对汉字的难写、难认、字体混乱和查找不便等缺点深为关注，经常在业余时间从事改革的尝试。虽然简化汉字笔画和减少通行的汉字数量为汉字改革的主要课题，但改进汉字检字法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为此他创造了“笔形查字法”，依此可以“见字知号，按号找字”，现已被吸收进《计算机中文信息笔形编码法》。
篇2：武丁简介
武丁
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西面的菋方、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
篇3：丁宁简介
丁宁
丁宁 1924年出生。山东文登人。著有散文集《冰花集》、《心中的话》、《半岛集》(与他人)等。
篇4：丁颖简介
丁颖
丁颖(1888～1964)广东高州人，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早年3次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农民们叫他“谷种佬”，他喜欢别人叫他“丁师傅”。
丁颖：一个真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科学家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象牙塔中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把学科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他们无疑是值得敬佩的；还有一类是除了在科研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还心系民生，身体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为苍生造福，而他们往往更让万民景仰。
水稻专家丁颖就是后一类型的杰出科学家。
作为农学家，丁颖创造了许多第一：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杂交而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从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等理论研究，到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应用技术，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研究和170多篇(本)论文著作，使他成为中国稻作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在科学史上留下这样的贡献和美名，夫复何求?然而丁颖留给世界的远不止这些。中国古人树起了评价人生的三个标准：“立德”、“立功”、“立言”，谓“三不朽”，而其中，“立德”是“太上”，即最高境界。无论从哪方面看，丁颖都是一位科学界中的道德高尚的典范。也许有人说，现在还推崇“太上立德”太过老套太过道学，但笔者却以为在道德普遍滑坡甚至连科学、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的时世，学术腐败时有所闻的今天，缅怀丁颖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学术及做人方面的道德风范，却显得格外有意义。时至今日，农业学科仍是每年高考志愿中的冷门，因为选择它就意味着风吹日晒、更多的艰辛和寂寞。而约1前，在中国农业科学尚未系统形成时，更是乏人问津。丁颖当年赴日本读农艺时，就常听到讥讽：“上粪种地，愚不可及，何须留洋?”作为贫农之子的丁颖，自然深知学农务农的艰苦，但他终生不改矢志。他3次东渡求学，回国后变卖祖产、掏出自己微薄工资到处搞试验育良种，不遗余力地向农民推广，数十年如一日与农民为伍、过贫农的清苦生活，为的便是“使受苦不尽的中国农夫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让他们摆脱困苦，若没有超脱世俗的济世理想、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自然难以想像。
丁颖治学严谨，终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连校对也一丝不苟。“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27年才最后定稿。三十多年磨一剑哪。反观近年学界浮躁之风日盛，著名学者抄袭事件连连曝光，而把学生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署名在前发表、学术“著作”粗制滥造更是司空见惯。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丁颖从不屈从权势和外界压力，一生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当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曾要把一亲属塞到中大农学院捞文凭，丁颖断然拒绝，不管陈用权势相压还是使人出面讲情；另有一极有权势女生平进不视读书，毕业时丁颖在她的《水稻栽培学》试卷打了5分（百分制评分），不管她怎样活动也无济于事。在“大跃进”中，浮夸风遍及全国，各地亩产粮食几万、几十万斤的“卫星”纷纷放起，有些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等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它的“科学性”，而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丁颖坚持不随波逐流，却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指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
正如水稻的亩产会越来越高，科学研究会永远向前发展，在学术上，长江后浪必推前浪，因为后人能站在了前辈巨人的肩上。但后辈学人的个人品格、学术道德则未必能今人必胜前人，因为它需要个人自己用一生去修炼，而其间又有太多的诱惑。重温丁颖等那一代科学家的懿行风德，以前人为鉴，不仅对科技工作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为一种鞭策。
学农·科学救国
“学农、爱农、务农”，这是成为名教授后丁颖经常劝勉身边师生的名言，而综观他的一生，这句朴实话语正是他终生践行的座右铭。丁颖选择学习农科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最初源于他童年起便对当时农民疾苦的深切体验，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种种探索中，最终作出了潜心“科学救国”的抉择。1888年，丁颖出生于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是这个家庭中第12个孩子。丁颖童年时，丁父深悟没文化是穷人倍受欺凌的根源，于是，在债台高筑之下，丁颖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成为丁家第一个读书人。
19，中学毕业，在当时学生趋之若鹜地报考文、法、商科，谋求一个当官发财门径的时候，全优生丁颖却思虑乡亲的惨况，对同学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选择了与农业有点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19，在辛亥革命后的留学大潮中，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之后他曾三度远涉重洋，在3所日本高校求学。
19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丁颖积极参加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他不思久留，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本来可以借此在官场步步高升，但耿直的丁颖却对教育界尤其是官场政客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因深感不深造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于19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潜心攻读的4年，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时，已年届36岁。为了“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的理想，他前后出国深造了11个春秋。
务农·稻作之父
1924年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纪代，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认真教书的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并通过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编书讲义，撰写论文，在以丁颖为首的农学家们的多年努力下，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才逐渐建立。
然而丁颖并不满足于执教鞭、搞小实验的学院派生涯，还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苍生。当时中国这盛产稻米的大国，每年竟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以头翻涌，在教学同时，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种种考虑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难曾令丁颖十分郁闷，但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决意为“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他立足现实迅速调整科研计划，决心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
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开办费，又变卖祖产补充经费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墟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说是试验场，其实是租来两间泥房和60亩长年干旱的坡地，丁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便开始苦干。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民工没有两样。只是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经费难以为继时，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
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10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大家都慌乱地收拾细软，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等他带着这些“宝贝”赶到码头时，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而这些被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的稻种后来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在抗战中，丁颖随中大三迁校址，颠沛流离，1940年迁址粤北时，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大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这为后来经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成为农业学术重镇打下了基础。
爱农·与农为伍
出生自农家的丁颖，在跳出农门成为教授后却仍一生愿“与农民为伍”，这源于他对农民、对土地和对自己专业农学的无限热爱。
解放后，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令丁颖热血澎湃，更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上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该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们完成。
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身边的助手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疗养，但他坚持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才无奈地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他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接着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剧恶化时，还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1964年10月，丁颖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一代中国稻作之父，在为中国农业的奔走中真正的鞠躬尽瘁。(严家森)
简历
1888年11月25日 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硕塘村。
1911—1912年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13—1914年 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1914—1916年 任广东省高州县中学、高州农校教师。
1916—1919年 在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
1919—1921年 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1921—1924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4—1925年 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
1926—1940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稻作试验场主任。
1940—1942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1—1945年 兼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育场场长。
1945—1950年 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0—1964年 任广东华南农学院院长
1957—1964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水稻生态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64年10月14日 病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
1 丁颖．广东稻作改良及将来米食自给之可能性，中华农学会报．1933．113：1—4．
2 丁颖．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中华农学会报，1933，114：204—217．
3 丁颖．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
丛刊，农艺专刊，1949，6．
4 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8（3）：243
—260
5 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6 丁颖．关于西北干燥地区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学，1964（1）：1—11．
7 丁颖．中国水稻品种的生态类型及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作物学报，1964，3（4）：357—364．
8 丁颖稻作论文选集编辑组。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9 丁颖．水稻纯系育种法研讨，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452—478．
10 丁颖．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94—107．
篇5：丁汝昌简介
黄海海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大东沟海域进行的一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大东沟海战。
是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战场全面展开。随著日本陆军在朝鲜半岛节节北进，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向北推进到朝鲜半岛仁川至大同江口一带驻泊，企图切断中国至朝鲜的海上运输线，寻机同中国海军主力决战，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为实施其在中国渤海湾登陆并进行陆上战略总决战的计划创造条件。9月16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奉命率舰队主力18艘舰只，护送运输船载陆军4000人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增援平壤。次日上午登陆完毕后，舰队准备返航。11时许，由海洋岛向东北方向搜索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域发现北洋舰队，随即准备实施攻击，北洋舰队立即启航迎战。丁汝昌发出作战命令：姊妹舰对舰，构成基本战斗单元，全舰队一律以舰首对敌；各舰随同旗舰运动。北洋舰队10艘主战军舰排成雁行阵(横队)迎敌，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居中，左翼依次为巡洋舰“靖远”、“致远”、“广甲”和“济远”；右翼依次为巡洋舰“来远”、“经远”、“超勇”和“扬威”。在列阵过程中，由于各舰航速不一，北洋舰队的迎战队形实际成为“定远”和“镇远”突前的不规则横队。另外，巡洋舰“平远”、“广丙”及2艘鱼雷艇位于主战舰艇编队右翼后方，未列入迎战队列；炮舰“镇中”和“镇南”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东沟护卫陆军登陆，未及随舰队返航。日联合舰队12艘军舰则以纵队迎战：第一游击队4舰依次居前；本队6舰依次居后；“西京丸”和“赤诚”2舰列于本队后尾左侧(非战斗侧)。当双方舰队驶距6.4海里时，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稍向左转向，准备攻击北洋舰队右翼。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3.2海里时，北洋舰队首先发炮，战斗开始。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向北洋舰队右翼实施猛烈攻击，“超勇”和“扬威”二舰中弹起火，先后沉没。交战初始，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飞桥被震塌，正在飞桥上指挥舰队作战的丁汝昌摔伤，右翼总兵兼“定远”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定远”舰信号设备被日舰炮火击毁，全舰队失去统一的战场指挥，诸舰各自为战。日联合舰队采用机动战术，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向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分割包抄。北洋舰队队形被切断，顿时混乱，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激战中，北洋舰队“致远”舰多处中弹，弹药用尽，舰身受伤倾斜，管带邓世昌见日先锋舰“吉野”横冲直撞，断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舰首冲角撞击“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不幸，“致远”冲向“吉野”时被日舰鱼雷击中，舰体破裂后下沉，邓世昌拒绝救援，与全舰25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15时30分，受到日舰围攻的“定远”和“镇远”二舰奋力御敌，重创日旗舰“松岛”，日舰队被迫改“桥立”为旗舰。“靖远”管带叶祖跬亦主动升旗代理舰队指挥。17时40分，天色渐暗，日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中将鉴于已伤数舰，且怕受鱼雷艇攻击，下令收队，向东南方向撤出战场。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亦收队返航旅顺。在海战过程中，“济远”和“广甲”两舰逃离战场，“广甲”在三山岛搁浅后被日舰击毁。
点评:在历时近5小时的黄海海战中，日军指挥处置有方，战术运用得当，充分发挥了第一游击队航速高和舰炮射速快的优势，运用灵活的战术，始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损失较少，只有5艘战舰受伤，伤亡仅290人。北洋舰队的战场指挥严重失误，丁汝昌采取了极其不利于发挥机动与火力优势的阵法与战法，且交战不久即失去了对全舰队的统一战场指挥，加之弹药不充足，因此舰队损失重大。此外，“济远”率先逃跑，也影响了斗志，“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被击沈击毁，“靖远”和“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约千余人。但是，中国广大爱国官兵是英勇顽强的。他们在惨烈的战斗中，奋不顾身，临 危不惧，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他们的爱国主义 精神值得后人永远记取。此战后，黄海制海权落入日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决定性影响。中日海军在此战中的战术和指挥的实践，对世界近代海军的装备发展及海战理论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篇6：丁正耕简介
怀念我的秦川前辈
作者：丁正耕
近几个月来，一直都有一种沉重的气氛在压迫着我，使我的孤独更为孤独。每每一旦想起复兴门外大道22楼，就有一种极度的失落感袭击而来，如千种伤痕隐忍难言，令我思绪万千，就连我一年一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年度文献在出版时，都会令我不由然地想起先生对我的支持与关怀，以及他的博大与慈善，总之，这种情趣，可能要压迫我终身了。
这些缠绕我脑际的氤氲，倒底是何时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呢?那还是从我和先生的交往说起吧……
十六年前，我家四姐他们一家三口去北京秦川家探亲，回来后告诉了我先生的情况。我当时在老家办着一份名叫《蜀南风》的诗歌报，和一个名叫《蒲江社》的文学社团。1988年的9月初，我把报纸与社刊寄与了先生，请其指正。那时的心态不外乎是想找一个名人或者前辈看看，点评点评。资料寄出时，也没想过对方回不回信。但事出所料，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在信中谈及少年时的他也在老家的赤水一中上学时，也办过一份文学报纸的事，并指出，我的报纸，只注重艺术水准还不行，还要注重大众能接受与复读。可能是因为那时，尤其是后来报纸上经常发表一些活跃于国内诗坛如石光华、欧阳江河、万夏、张枣、柏桦、陈亚平、冬冬、山杉、孙建军等诗人作品的缘故，使《蜀南风》在1989年后成为唯一一份还能发表属于“诗”的合法的民间诗报，因此，先生提及了民众对诗的接受与诗歌的社会功用等问题。从此后，我和先生便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蜀南风》无法在家乡继续坚持下去后的1994年我来北京为止，我们的书信交流非常频繁。以后在京的日子，几乎我每月要去先生那里两三次，每次都聊得很多、很深、很久，从文学艺术到社会学各阶层，以及正在转型期的我国各个社会层面的问题等等。老人健谈、眼光准确、思想深刻、逻辑清晰、纵横中外古今。言谈之中，无不流露出一个老革命家的责任感与普通人的良知与正义。在我和他交往的这十多年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先生对我的艺术创作与成长的关心，特别是对我的抒情性长诗《恶蹈》与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年度创作高度总结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关心与精神上的支持。
1995年，我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后，于当年10月12日，从北京回到四川老家合江县，动手准备写一首长诗。14日已写出了第一部分的前1800多行，是抒情体的。就在我即将想在很快的时间里把这首表达我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善与恶、博爱与正直、美好与崇高、罪恶与阴谋、暴力与卑下、私欲与勇敢的诗歌继续写下去时，我惘然了：用什么方式把这么大的主题承载下去呢，是用叙事还是抒情的结构?当时，我甚至想到了把我前些年去西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徒步时采得的民间故事来作为全诗的总主架。但，我心里还是渴望想要用一种比较适合我的方式：一种充满激情的、从心里喷涌而出的一泻千里之势。犹豫之中，我给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谈了我的想法，并给在北京的几位老诗人和朋友如：牛汉、阵容、莫文征、朱先树、程麻等寄去了已写就的那部分诗作和一封有关我诗歌创作想法的信。很快，独有先生的回信来了，令我惊讶，偏大的字体写了洋洋几页：
正耕小友：
《南音》诗集和《恶蹈》长诗开篇都拜读了。我比较欣赏《南音》，因为其中不乏可再读之作。至于《恶蹈》，我认为想写成长诗，难度太大，我虽称许你的才华和灵气，但要真正写成如屈子之《离骚》，用这样的形式、体裁，想一气呵成，如一首悲怆交响乐章，太长了令人难以足读；势必要增加叙事、叙人，否则难成长篇。在延安时，我最熟的诗人柯仲平，他第一部长诗“烽火山”以数千行高歌革命战争，其对农民疾苦之悲愤对英勇战士之无限热赞，读之无不动情，但因过于想象，缺乏实际斗争，没有留行。此后以十多年时间，想写一部像荷马一样长篇史诗，以刘志丹为模特的可以弹唱的万行诗篇，除了政治原因外，主要是力不从心，终于没有完成，才六十左右就去世了。我看过他诗稿，从篇章来看，均是珠玉，但连起来看，又接续不上，倒是他有不少短诗，千行左右长诗，确是可以传世之作。雨果、尼克拉索夫、海涅都有些长诗，但不是像《浮士德》、《神曲》那样宏伟，但深得大众传诵，尤其是雨果，法国人至今仍十分崇敬不已，因为他属于人民，人民也了解和熟习他。美国《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周扬不止一次向我介绍和称赞。我不是诗人，更不是评论家，说这些只是说明写长诗如果过于着重语言艺术和使用一些奇言妙语，恐难于进入千家万户中。我有一个偏见、浅见，仍觉得诗词最好能吟、能诵、能歌，这就要多吸引一些古典诗词优秀传统以及民间艺术传统。太悲愤的东西有感于世事又不便于放声呼喊只能以隐喻、高深的语言而喷吐出，只具一格，长久如是必然影响个人身心，最终会像一些著名诗人一样不能长寿，何苦。此外，也要善于写一些自然美、爱情等多样化的作品，以引起各方面读者注意。这只是一点点小意见，不足为评。匆匆此，祝近好。
秦 川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 因为，那时我眼疾已严重威胁到我的写作和生存，一当想到我要是失明了，怎么办?怎么用诗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世界的看法。在一种冲动中，先生事实上带有鼓励的刺激成为我决心要用抒情的方式写完这首诗的动力。次年3月14日，那天，我买了一口袋面包，跑到我江边的小木屋里，以每天几千行、几百行不等的速度，用30天时间一气呵成了这部后来被业内和媒体宣称创造了世界上有作者姓名的抒情长诗之最的《恶蹈》，全诗共20864行，分《恶蹈》、《净界》、《乐国》、《墓穴》四部。10月22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召开《恶蹈》研讨会时，我邀请先生参加，先生说我还是不去的好，我去了他们怎么办。会上，何镇邦、朱先树、莫文征等及与会人员40多人对这首长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如果说，没有先生的那封信，可能我要完成这首长诗不知要推到何年何月，甚至也就可能烟消云散。想起这些，就有一种无尽的思念在牵扯着我，使我不得轻松。
9月底，我在北京干了几年新闻工作后，我所工作的报社领导想要把我从编辑部主任的位置上提到副总编岗位上。我们的报纸是文化部的，尽管那时该报在业内是全国最大的，我们报还做了一个流行音乐界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中国原创歌曲排行榜”，也推了不少新人，但社内的管理却很特殊。那时，我一个主任，除了财务、办公室、广告、发行外，编辑、照排、新闻、总编室的人事奖惩和业务都是我在管，繁忙的工作早已使我无法再进行写作，要是在更累的位置上，不知还要忙到什么程度。当然，报社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在流程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领导给我交换意见后，我在那年9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去先生那里，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先生说，你现在还年轻，又有一定的生活积累，赶快多写点东西放在那里吧，等日后在慢慢拿出来，一个作家是要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才能说明他的成就的。年轻时能写不写，像我们年龄大了就力不从心了，我年轻时也想多搞创作，结果后来去做组织工作了，写作的年龄就这样一错而过。从先生的话中，听出了他是不主张我再这样干下去的，我内心里暖洋洋的，因为，先生了解我也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想不断写作的人，只是一些为生的事而缠绕，使我去做了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的确，我工作的那张娱乐性报纸，对我人生的终极关怀与追求是没有多大联系的，只是一种为了谋生而已。有了《恶蹈》以后，先生认为我完全有能力写出其它更大的东西，为此，我还和先生交流过很多次，从主题到构思、风格到语言方式等。但是，至今为止，我仍没写出比《恶蹈》更大的东西来，一是心未净，二是因生存而忙于奔波，三是还想多积累一些在其他领域的生活经历。相反，从19开始，我倒在美术领域里干得红红火火，极大的动静很快漫及全国，为中国的当代艺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个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同样是因先生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分不开的。
9月18日，第一本对上个世纪后十年进行总结的《中国当代艺术1990-》出版时，先生拿着书，看完后说，这种与早年他在欧洲访问时看到的西方人的做法还有差距，我们要善于向西方先进的东西学习，千万不要封闭自己，这样对民族的文化才不会起到更大的副作用。，我在法国巴黎组织了一个名叫“巴黎·中国风格”的画展，目的是推介中国当代文化。展览的针对性是面对目前中国青年艺术家盲目地模仿西方、丢失民族文化之根与精神而提出的学术主题，目的就是要使西方看到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9月7日，我把展览画册送给他，他一边看画册一边说“你小子不错嘛，把手都伸到法国去了。他赞许的眼光使我冷静了许久。这仅仅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又应该怎么去做才更好呢。那天，我还首次给他谈起了一件在老家令我不愉快的事，先生听完后一句话都没说，但眼睛里射出了平静的光，隐隐约约带着一种遗憾和愤怒，嘴里不断说着：那些小地方、那些小地方。那刻，我心里似乎好受了许多，想着先生为中国的革命和党的文艺、新闻工作所作出的贡献与受到的创伤屈辱，至今仍谦卑的姿态，我一点也不敢大意起来。5月22日，我把新出的《中国当代艺术》送到先生家时，先生很快翻完了这部七百多页的厚书，然后，从书房里拿出八十年代初期他去法国访问时，法国方面领导人赠送的《卢浮宫藏画集》。精美的印刷呈现我眼前，先生无疑又一次含蓄地给我指出了我的书在印刷中的不足。尽管那本书在国内也算印得不错的了，但先生追求精品的境界还是又一次震憾了我。那天，先生还重又提到了多次提到过的“精品”的事，我铭刻心里，决定明年一定要在印刷上上到最高的台阶。
今年1月15日，我在去泰国前又去看望了先生，我们再次谈起中国及世界艺术的发展、艺术家的责任感、良知和艺术品应该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以及怎样创建一个可以使中国当代艺品进行流通的平台与市场，方能使当代艺术良性发展问题等。老人非常赞许这样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并说，这些东西要实现还有一定过程和难度，工作中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先生还拿出当年法共中央总书记送给他的雕塑，说造型的准确、语言的洗炼、抽象与具象结合的作品很明显地表征着法国雕塑的艺术风格，而我们中国的许多创作，除了一味的模仿西方以外，在很多层面上却丢掉了本民族文化的特征。相反，我们以前倒有一些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能使老百姓喜闻乐见。他又问起我那个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又怎样了，我告诉他，今年的比去年的无论从选稿的质量上或者印刷上都应该要好些，准备在整体上要提高到国内最高水平，逐步达到西方最高印刷水平。没想到我从泰国回来，得到的确是他老人家已昏迷病床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我震惊和神情恍然，我旋即赶到北京医院，友苏告诉我简单的情况后，我们来到先生的病床前，先生已在床上躺了很多天了。在我视觉触及的瞬间，宽大的病房内霎时使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横亘在白白的床榻间，仿佛先生已是一个冥冥之中的物体，以一种“大象”之气印荡我脑间。1月29日，先生就走了。
从此，我心里就总有一种失落感在罩着我，直到2月13日八宝山追悼会现场，当《黄河》奏鸣曲的声音盘旋而升(常人都使用《哀乐》，而这次却选用了先生生前喜欢的《黄河》，这种文化上不凡的品位，也显出了先生后代的与众不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鎔基、李瑞环、李岚清、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吴邦国、李长春、刘云山等送来花圈与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等到场和先生进行遗体告别时，我才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只有人格的力量是伟大而圣洁的，才会受到他人的敬爱。先生生前所有经历的一切和他的言行构成了他人格的魅力与力量的宏大。从此，我的精神的一部分被先生带走了。每当一人寡居时，常常都使我在京城之北的居所，寄望长安街的西边，在复兴门外大街的22楼2门七号里，永居着我精神的部分。
这种淡淡的、浅浅的、轻轻的忧伤和深藏心里的思念始终在粘连着我，直到3月20日，我为解决《中国当代艺术》印刷中的问题而在深圳出车祸躺在病床上坚持写作该书的前言时，我又一次想到了先生追悼会时身盖党旗的宏大身躯。我不得不受先生精神力量的再次感动，使我再一次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所缺乏的恰好是人格的魅力。因而，在我国首部中英文版《中国当代艺术2002》序言中，我以先生的人格魅力事实，企望召显出我国当代艺术家人格魅力的出现。
车祸，于我而言，仅仅只是一种警醒。他使我明白，任何一个人的事业与成功，都是伴随着流血和牺牲的，并且与之而来的成就定是与代价相随。其实，这些道理，都是先生在生前与我的交谈中所流显出的暗示。
夜，太久了，先生便走了。这又是不是人间和大自然的另一种规律呢。
劳累稍竭的大脑，使我常常惊起：我的前辈——秦川先生，你走了?但我却想您…… 7月27日
篇7：丁文江简介
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
近代地质学家。字在君。
1887年4月13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生于江苏泰兴县一个富绅家庭。1902年留学日本，两年后转赴英国，学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回国后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获“格致科进士”。191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著《动物学教科书》。1913 年应聘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参与创办地质研究班（所），主讲古生物学，培训地质人才；同时创办地质调查所，任所长，并赴山西、云南等地进行地质矿藏调查，对滇东寒武系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1918年底赴欧洲考察战后形势，兼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1921年起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并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参与发起中国地质学会，任副会长；主编《中国古生物志》。其间，他还与胡适等人合办《努力周报》，发表政论文章，宣传“好人政府”。
1923年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与张君劢展开了一场持续半年多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否定“科学对人生哲学无所作为”的论点。1926年5月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年底辞职后编撰《徐霞客年谱》，并整理《徐霞客游记》出版。此后继续从事地质考察，在西南诸省实地踏勘，对中国造山运动提出分为加里东期、海西期和燕山期，燕山期又分为三个亚期的论断。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33年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出版。同年赴美国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大会。1934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任中央大学地质系名誉教授。1935年末赴湖南考察煤田地质，因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 5日在长沙逝世。所遗地质考察材料，编成《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于194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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