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论文：科学传播的媒体转向，本文共16篇，欢迎阅读与借鉴!
篇1：论文：科学传播的媒体转向
摘要：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忽略了媒体的作用。媒体并非只是科学传播的一个中介，媒介技术的改进、媒体自身独立性的增强使科学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体力量的牵制，并影响到科学传播的进程。
一 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 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著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 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 提出权威解说 (canonical 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 concern, 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 view, (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 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 model, Cooter and 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 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 Gross 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 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篇2：论文：科学传播的媒体转向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 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 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 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
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 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 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 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 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 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 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 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 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 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 agenda-setting 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 [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篇3：新型信息传播媒体类型研究论文
新型信息传播媒体类型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类型；特点；分析
论文摘要：新媒体是一个很有弹性的相对性概念，不同时期对其的解释并不相同．新媒体具有传播上的无限性、时间上的即时性、沟通上的互动性、内容上的整合性等特点．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种类型的新型信息传播媒体不断推陈出新，但是总起来讲，新媒体的类型主要是网络媒体、新电视媒体、手机媒体三种类型．
1新媒体的界定
段鹏博士在其著作《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中提出:“所谓传播媒介，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用以负载、传递、延伸、扩大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新闻传播学中的媒介一般指狭义的媒介.“新”，一般用来描述与传统的、旧的、落后的不同的、更先进的、新近出现的事物.童兵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提出:“传播媒介有时也称媒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新媒体”，就是指一定时期内，在传统媒体基础上，以最新的科学技术为背景和手段，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和传媒市场的进一步细化而产生出的一批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体的统称.新媒体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的发明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是其获得发展的科技基础和最主要的标志.
2新媒体的类型
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近40年前.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戈尔德马克(P·Goldmark)发表了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ElectronicVideoRecording)商品的计划，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新媒体”(NewMedia)一词.新媒体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是专指某一种特定的媒介，而是对为适应信息传播的新需求而出现的一批媒介的统称.这里所说的“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以最新的科学技术为背景和手段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介，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其一，光纤电缆通信网、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互联网等网络技术下的.网络媒体;其二，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图文电视、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系统、高清晰度电视、数字电视等电视技术下的新电视媒体(为了和传统的电视媒体相区别，我们在这里把这些新型的电视媒体称为“新电视媒体”);其三，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WAP手机、手机电视等手机技术下的手机媒体.
2.1网络媒体
计算机网络在传播新闻和信息方面具有媒体的性质，因而将其称为“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的发展是以目前全球最大最普及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为基础和载体的，有时，国内也将其称为“互联网媒体”.
互联网又译为“因特网”或“英特网”，其全名是“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网络”，是目前最大的国际性互联网络.互联网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上的每一台计算机就是每一个节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共享，这是人类传播领域里的实质性变革.
因特网起源于1969年美国为避免核战时通信瘫痪而开发的计算机“ARPANET“，这个网络的使用者最初被严格控制为有关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1991年，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科学家提姆·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万维网(WorldWideWeb)，还开发了极其简单的浏览软件.此后，互联网开始向社会大众普及.1993年，伊利诺斯大学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学生马克·安德里森(MarkAndreesen)等人开发出了真正的浏览器“MOSAIC”.该软件后来被作为NetNavigator推向市场.此后，互联网才开始爆炸性普及.90年代中期，互联网在全球迅猛发展起来.到，互联网已经通达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着超过947万台的计算机主机，用户超过1亿.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和互联网发生联系.1987年9月，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同月22日22点55分在北京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OvertheGreatWall,WecanreacheachcornerontheWorld)，而当时我国还没有加人互联网.1991年10月，在中美高能物理年会上，提出把中国纳人互联网络的合作计划.1994年4月，我国实现了和互联网的TCP/IP连接，开通了互联网的全功能服务，并在同年5月完成了我国最高域名CN的主服务器设置，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加人互联网工程.1995年，张树新创立了第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壕海威公司，中国的普通百姓才开始使用互联网.至今，互联网进人普通家庭仅时间，但互联网工程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普及.末，我国颁布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在国家政策的规范下，相信中国的互联网媒体产业能够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2.2新电视媒体
1884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尼普科夫(P“Nipkow)发明了一种机械式的圆盘扫描盘，并申报了专利.这项发明为现代电视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20世纪初，电子电视的研制工作正式开始.1926被称为“电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洛克·贝尔德(J”L“Baird)利用尼普科夫发明的机械扫描盘成功地完成了画面传送和接收的完整组合试验.1962年7月，电视图像首次越过大西洋.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首创了“地球村”(TheGlobalVillage)一词.他认为，传播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感官尺度，电子媒介的高速传播压缩了广漠的空间，消除了人类视觉和听觉上的珍域，使世界逐步变小，最终成为一个村庄.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把遥远的世界拉近了，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 电视在中国出现于1958年.那年5月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初名“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改为现名)开始试验播送节目，同年9月20日开始正式播送节目.
“电视”，在今天应该是属于传统媒体的，但是随着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数字信号处理的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电视”这一传统媒体衍生出了属于新媒体的数字电视、高清晰度电视、车载移动电视等新型的传播形式.
数字电视是21世纪广电领域中引领人们享受现代数字化生活的一项新的技术革命.在电视节目的制作、传输和接受中，使用模拟方式的叫模拟电视;而在电视信号的获取、产生、处理、传输、接受和存贮的过程中均使用数字方式的电视叫数字电视.一般而言，数字电视系统是将活动图像、声音和数据，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压缩、编码、传输、存储、实时发送或者经过纪录媒体传播的视听系统.有线电视是通过电缆或光缆组成传输线路，将电视节目直接传送给用户接受机的一种区域性电视广播方式.，中国国务院作出决定，组织我国高清晰度(数字)电视产业的研究和发展，并把数字电视产业化项目列人国家“十五”计划的十二项重点项目中.电视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更是提出了发展数字电视的“三步走”战略，到全面实现数字电视的播出.
数字电视的发展在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会改变人们的日常收视习惯，也给传统的广播电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革新和激烈的竞争.今后几年，数字电视在中国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移动电视”作为新电视媒体的一种，其发展之迅速，依然让人始料不及.移动电视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移动性强等特点.移动电视首先在新加坡得到应用.我国内地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多个大城市开始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上海文广集团在我国率先开展了移动电视业务.一个中型城市公交车达至5000辆，我国私人轿车数量突破1000万辆，20全国列车年运载量达13亿、将达17.6亿、更有望达40亿.面对如此庞大的移动受众群，广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国家广电总局将年定为“中国广播发展年”并大举酝酿中国广播业的第二次复兴.然而，移动电视的出现，注定了我国广播业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也注定了广播业将很难再有如此巨大的辉煌，这份辉煌将属于移动电视.
2.3手机媒体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用这句话形容今天的手机再合适不过了.手机是手中的交际圈、是移动的生活艺术.如今，手机已经不只是普通的通讯工具了，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对手机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功能多样化、设计个性化的时尚手机更是倍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在20世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20世纪代至40年代，美国在短波几个频段上开发出专用移动通信系统，这是现代移动通信的起步阶段.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手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固定电话技术的成熟也为手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手机，本是简单的点对点语音通讯工具，但是随着微处理器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手机的功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扩充，手机的发展为信息传播带来了全新的途径.1992年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在英国沃达丰的网络上通过电脑向手机成功发送，这标志着短信时代的到来.
19，诺基亚推出了首款WAP手机，用户使用支持WAP的网上通系列手机就可以随时通过无线蜂窝网络登录互联网.而后，205月，中国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通了短信(SMS)服务，发出了中国的第一条短信.接着，4月底开始，新浪、搜狐、网易等站率先推出手机新闻短信服务，提供重大时事和热点新闻.另外，诺基亚推出了第一款内置摄像头手机，这让手机的功能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江西发生地震后，九江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全体市民发出了:“九江市附近发生5.7级地震，但不会给九江市民造成很大影响”的公共短信，在最短的时间里对缓解市民的恐慌心理、稳定社会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手机已经不再仅仅是通讯工具了，它已经俨然成了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新型信息传播媒体.手机作为产品消费平台和付费平台，被视为是未来一段时间信息和娱乐消费的个人终端设备.
篇4：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论文
摘要：在科学技术论视野中，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对科学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路和认知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科学认知脚本，并组成一个关于科学的认知矩阵。认知矩阵刻画了科学概念的四种认知进路与三次转向，随着科学概念的延伸，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有内在相关性，并且是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概念；视点；方法；认知转向
Abstract:Based on S&T studies, perspective (inside perspective & outsid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descriptive method & normative method) are different cognitive routes and methods of conception of science. We found four different cognitive scripts of science and form a cognitive matrix of science. The matrix describes four cognitive routes and three turns. with extending of conception of science, modern science and its knowledge are internal relativity with force, and can be regard as a process of social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Key words:conception of science; perspecitve; method; cognitive turn
现代科学越来越呈现出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趋势。一种是扩展的趋势，即科学在发展中不断地融入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难以拆分的整体。更进一步说，通过技术，科学融入到了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家角落。另一种趋势是，随着学科分化的加速，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被收缩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有时除了少数同行外，人们甚至根本弄不懂这些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趋向尽管表现得十分清晰，现实中却还是被扭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介入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活动中，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缓冲和转译作用。现代科学因此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一项公共性事业；现代科学概念发生了变迁，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的普适性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现代科学不得不在普适性和地方性之间谋求平衡。也就是说，对科学概念的认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
1 认知进路和方式之争：视点与方法
既往的科学认知研究中，对科学概念的争议最为纷杂。以库恩为界，考察库恩前后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过程，争议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学知识的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考察科学的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间。视点，借用几何学的透视概念，指的是基于某个立场来看待对象的整体。基于知识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内部视点；反之，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外部视点。
正统科学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虽然在很多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它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们都是站在科学及其知识的角度来透视整座科学大厦，并竭力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它们都认为，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差别，知识的增长大体上是积累性的，科学是一个相当紧密的演绎结构并且具有整体性，发现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2]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关注“科学逻辑”，命题、逻辑、理性和方法论等视主题，科学仅仅与经验、方法、逻辑有关；而权力、利益、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学史研究在科学认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传统主导地位的内史（专门史）研究在科学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会文化史）开始盛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出现了内史向外史的视点转换：从社会文化视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考察了科学史，但他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内史，而是从科学的社会文化史（即外史）角度进行考察，并且附带着对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的考察。库恩把对科学考察的视点完整地从内部切换到外部，力图表明科学（知识内容）就是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史），科学史就是科学社会学，也是认识论。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是一回事。[3]
科学的社会研究在库恩之后相继发生了两次视点转换，连同默顿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建构论大力发扬了库恩的观点，它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不对称之症结，并提出了“强纲领”的解决方案，“强纲领”直接面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认为科学事实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这是一种纯外部视点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它以“反身性”为特征，认为“强纲领”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无法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无论对“科学”还是“社会”均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视点转换，拉图尔等人的研究促使“内部”和“外部”相互连接起来，并进入了技术-工程研究领域，如电动车案例。[5]
规范性认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主旋律。本体论思想，从古希腊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不停地追问事物“（应该）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追求真理、追求先验、追求实在，并力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即便是转向认识论后，规范认识论仍然是西方认识论的主旋律。近代科学以降，笛卡尔、弗雷格、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无一不是在确定的理性预设基础上开始规范性的认识论考察。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科学是既成的知识。默顿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也同样坚守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分离的原则。因此，传统规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是一种“预设主义”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图式，它们实际上是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实在主义等问题上对科学进行规范性认知方法，强调科学“应该是什么”，强调科学真理与规范，并力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界限。
这种带有理想化的规范性认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学”，是一种“事后辩护”的策略；然而对于“创制中的科学”[6]，即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活动，规范性认知方法除了给予人们误导之外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人们试着打开科学生成的“黑箱”时，规范性认知方法再也无法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做出恰当的解释，科学的合理性危机出现了。因此，库恩认为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相分离是不恰当的，[7]因为要想历史地、动态地考察科学，就必须考查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学的生成和辩护。只要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统一，对科学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规范性认知方法图式必然被抛弃，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认知方法。
库恩之后几十年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学认知的方法论立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束缚，从“内部”走向“外部”，从“规范”走向“描述”，从“狭义的科学认知研究”走向“广义的科学认知研究”。
2 认知矩阵：科学认知的二维结构
基于视点和方法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构建出科学论不同时期的各种认知脚本*，如表1所示。
认知脚本Ⅰ：内部视点与规范方法。这是正统科学的认知方式，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在内。在20世纪中早期，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的结合，使得实证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基于科学及其知识有其自身发展逻辑，而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从近代科学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人们使用实验和逻辑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认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认知方式，重新对自然世界做出解释。这种思想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实证传统，并辅以数理逻辑，替换了晦涩而神秘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路。批判理性主义尽管与逻辑实证主义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则，正是两者具有“可通约”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两者事实上都是在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并认为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即发现的情景不同于辩护的情景。两者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认为知识大体上是增长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正面的积累，而批判理性主义关注反面的“不断改良式积累”；它们坚持科学发展有一贯的逻辑，或是归纳或是演绎，且科学具有严密的、整体的结构；它们注重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这种以科学的方式解读哲学的认知方式在20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两面所刻画的科学形象，一度成为正统科学的形象，影响深远。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众多科学家的信念仍然属于脚本Ⅰ类型。
脚本Ⅱ：外部视点与描述方法。库恩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学论的兴起，在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各种形式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视点与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社会建构论集库恩、维特根斯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于一身，尤其是发扬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解释学立场。几乎是与正统科学和默顿学派截然相反，社会建构论把“科学”理解为处于“现场制作”的知识内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极为强调科学知识是在社会磋商和权力斗争中得以生成并获得合理性辩护的。它把科学生成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统一，认为科学不可能独立与社会情景而存在，知识没有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磋商”后构造的。此外，它们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科学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客观性为各种社会的竞争与磋商机制所取代；它们注重科学活动的现场，注重对实践合理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细节描述。
脚本Ⅲ：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默顿主义坚持知识的内容不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兰在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建制活动，后来更是基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而形成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这是典型的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结合的认知方式。默顿亦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规范：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使用这四条带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规范，剔除外部政治权力或社会文化的干预并力图拯救科学的自主性。正是这个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顿完成了没有明说却是实质性的科学划界。默顿反对科学的权威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强调当政治进入科学大门时，自主和规范的规训力量就会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的主张就是非科学的，[8]同时也是科学气质所不能容忍的。默顿在外部再一次刻画了正统科学的形象，尤其是四条规范和科学家气质构成了理想而神圣的科学形象。
脚本Ⅳ：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传统的科学史（内史）与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都采用了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的结合方式对科学技术及其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等历史作详细考察。但是两者在具体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更像宫廷书记员，记录点点滴滴的事实，如仪器、数据，科学家们行事方式，他们怎样获得课题，怎样讨论方案，怎样登录数据，怎样写作论文，甚至包括他们平常的穿着，言语禁忌，以及他们的精明与笨拙；实验室研究是一种“介入”研究，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9]行动者网络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还力图将“外部”和“内部”贯通。行动者网络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所有科学、技术或工程都是异质性要素及其相关内容的产物，技术中所有的设计活动都是工程的某种形式；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设计机器，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0]
篇5：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论文
考察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关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转向，如图2所示，分别以三支标有阿拉伯数字的箭头表示。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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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孟强．科学的“权利/知识”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
篇6：政治哲学转向论文参考
在今天看来，对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观本身并不是道德理论，它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些结论取代不了对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问题的具体研究。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尽人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况唯物史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关论述，为数太少，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不奇怪，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
篇7：政治哲学转向论文参考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上述理解，在今天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它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研究工作很难深入与出新，更不用说回答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迄今为止人们只能对它加以解释和运用，创新是说不上的。至于共产主义道德，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片言只语的阐释，另一方面出自对人们设想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特征的演绎，更多的是出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需要。它是用来指导和匡正现实生活的，主要存在于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没有多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反映实际生活不断变化着的需要的可能。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30多年来，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新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成为主流，随着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一代新人的出现，人际关系急剧改变。生活实际中流行的已经得到各方默认的道德观念，常常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上述巨大变化的表现。生活走在了一切理论的前面。以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遇到极大挑战。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沉闷，少有创新。不管是否承认，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解已经被日益边缘化了，因为它们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生活的变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倾向迅速流行。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人们往往也称作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甚至社会伦理。它以人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对象，以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保持稳定和谐并增加人的幸福感为宗旨。我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关注政治哲学，在学术界已经蔚成风气。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不是孤立的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哲学领域，正在经历的一场以政治哲学或者说政治伦理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重大转折。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穴1971年?雪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尽管寻求哲学知识的技术化和合理性之理论热情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日益精密和深入，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理解‘生活世界’本身及其意义、目的和行为实践，更应该成为哲学的思想关切和理论责任。哲学似乎又一次返回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时代?熏再一次重温‘轴心时代’的哲学智慧。”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则说：“政治哲学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邹诗鹏认为，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哲学主流由语言分析迅速转向政治哲学。郁建兴更直接断言：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段中桥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介绍并倡导推动政治哲学研究，他说：“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正、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除万俊人先生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
篇8：平面设计的思维转向论文
摘要:在现行社会的发展背景下，平面设计师应该从传统思维定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思维从平面到空间的转化，赋予设计更为广泛的意义。从平面到空间的思维转化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多维空间，从单一到多元转化，拓展平面设计的感染力，调动观者的多感官参与与体验;二是用平面烘托、渲染与塑造空间环境，使之成为空间环境中的积极组成要素。
关键词:平面，空间，平面设计，思维
一、平面思维和空间思维的释义
《当代科学学辞典》对平面思维是如此释义的:“平面思维是科学思维学研究的一个概念。也叫单面思维或非空间思维。这种思维要用图形表示的话，或是表现为平面上的一个定点而向周围展开，或是表现为向着一定方向延伸开来的直线，它不涉及认识对象的诸多方面，而只涉及认识对象的某个方面。”也就是说，平面思维是一种确定性的思维，其根本任务就在于保证思维要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思维对象或研究中心并在单一定向中活动。它是在一个二维的空间里对对象进行纵横两个方面的线性思考，尚未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尚未把握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所以很难对对象进行整体性、本质性的把握。与平面思维相对应的是空间思维。它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和不同角度去感知对象，并充分考虑了事物存在的环境，能跳出事物的本身。它将纵、横、垂三度三维空间或点、线、面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即将对象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并且在事物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中去思考问题，因此也称“多元思维”、“全方位思维”。思维决定着行为方式、感受和需求。实现思维从平面到空间的转换，是设计师创造性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对平面设计的要求。
二、现代社会赋予平面设计新的发展空间
实现平面思维向空间思维转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体现在观念的变化上。后现代设计主张用多元、丰富来对抗单一的“纯粹”意义，甚至是跨界的交融，用活泼来消解统一，营造消费时代轻松幽默的生活氛围，自由尝试任何可能的风格并进行折衷处理，实现与大众的对话等。其次，体现在媒介的转变上。数字多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纸媒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使平面设计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计视觉语言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平面设计冲破传统的限域，在影像、声控等现代技术的支持下使平面向多维空间的转化更具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它不局限于仅仅是视觉语言表达，而是调动人的多感官参与，使信息更易传播和接纳。再次，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平庸的设计很容易淹没在多于牛毛的信息中，被人们自动过滤掉。因此，信息传达要清晰有效，新颖独特的设计才能延长视觉的停顿时间，使人获得明确而深刻的印象。因此，设计师只有适时转换设计思维才能迎接现代社会对平面设计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文章认为平面思维向空间思维的转换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中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一)从单一到多元———视觉形态的突破
“英文中的‘平面设计’这个词是‘graphicdesign’，它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调动所有平面的因素，达到视觉传达准确的目的，这是平面设计的真正功能，而美化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1］但是，对于平面设计，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产生曲解和误读，将其思维局限在“平”上，限制了它的表现力。平面设计是视觉传达的设计，它的信息主要通过视觉形象进行传达。人们对设计作品的第一印象便是它的视觉形态，然后才会去追究其意蕴和内涵。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设计的表现形式，后现代的文化消解了传统设计观念，平面设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逐渐从平面向空间，单一向多元，静态向动态的交叉和综合方向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虚实的变化或形象的夸张、写实、阴影的塑造等手法使平面产生纵深感和凹凸感，获得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如被称为“德国视觉诗人”的设计大师冈特兰堡在《S.费舍尔出版社招贴》等设计作品中追求平面外的视觉效果，恰如其分的把握视觉语言，让人一目了然，在设计上独树一帜。我们还可以还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将声音、影像等四维空间融入二维平面，甚至是通过触感设计来调动人与作品的互动体验。如4月开始的“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中国巡回展，就是利用了多路动态影像和影院式环绕音响，将原本静止的画作从局部到整体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并配以光影效果，使展览空间展现出美轮美奂的艺术氛围。展览馆还将梵高的名作《夜间咖啡馆》实景复现，并打造向日葵主题空中花园等。这种展示的方式颠覆传统观展模式，使观者身临其境地置身于梵高的世界，充分调动他们的所有感官参与，增强了人的体验与感受，拉近了人与艺术的距离。详见图1图1“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展部分作品展出效果(左一，《夜间咖啡馆》作品实景呈现)大家可以看出，现代平面设计已经朝着多元化的态势发展，注重人与作品的互动、交流与体验。设计的主体是人，设计作品要抓住人的注意力，当他看到时激起他的兴趣，并在想象中参与进去。这时，他不再在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其与设计作品的关系就从“我”与“他”的关系变成了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也即是作品不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能与人产生互动的关系。现代技术和观念的发展使平面设计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从单一到多元，既是设计形态的突破，也是设计思维观念的转换。
(二)从孤立到互动———空间形态的融合
海德格尔认为:“空间中多个要素属于空间但并非就是空间本身，而是各个要素在相互作用过程才构成空间的概念。”［2］平面则是构成空间的基本要素:面与面的叠加、围合、错落、组合构成了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空间。平面设计如脱离纸质媒介的限制，进入到空间环境中去，就意味着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责任。它不仅要承载信息传达的本质功能，同时还要承担起重新塑造和规划环境的任务。平面设计适应性与载体依附性较强，如通过充满艺术张力的'绘画、图案与时尚前卫的涂鸦等等，能在三维空间中创造无限的想象力，有着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平面设计可以拓展和丰富空间的层次，传达空间的内容，美化空间的环境。如中国建筑中漏窗、门洞的设计，产生对景、借景、空间错觉等艺术效果，能丰富空间的层次，扩大景物的深度、广度，使整个环境生动有趣起来。公共场所里导视系统的设计，通过字体、色彩、图形等元素的组合，形成适合具体空间且传达空间信息的系统。再如屏风的使用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就是塑造和利用空间的高明做法，它除了能够美化环境，也能分割空间、保护隐私等。可见平面设计是空间环境形态中很重要的组成元素。朱鄂在《设计中的设计》一书的译序中这样评价日本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设计既感官又理性，他的设计不是纯粹的平面设计，而是以建筑设计为出发点来思考设计。虽然他做的是平面设计，但在他的理念中，即使是“平面”，也是立体建筑物的一部分，所以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3］正如原研哉所实践的一样，他把视觉传达的信息之美，称为“visualogue”，也就是视觉的(visu-al)和对话的(dialogue)，即平面设计是利用视觉形象构建起与环境互动生成的关系。原研哉认为“人是一个积极的接受感觉刺激的容器”，在他的松屋银座翻新设计上应用具有关联性的触觉设计，把百货商店本身当成一个可以通过触摸而了解的媒介进行再设计。如外墙玻璃背面白色铁板上紧密而有规则地排列着很多白色突出的点，能够引发人的触感，上面巨型拉链的图形用拉开的程度来说明松屋翻新的进程，让人对此充满期待。外墙的平面设计既很好地传达了银座的现代感和高级感，又创造了一个能包容一切品质优秀的优质环境，这是一个横跨空间到平面实践的整体设计。原研哉做的正是修正传统的设计概念，不落陈规的视觉呈现，在于他找到了设计被需求的空间，并在其中设计。详见图2。
三、结语
文章分析了在平面设计中平面向空间转换的必要性和具体的表现形态。在平面设计创作中，设计师的任务是提高信息的品质，增强信息传播的力量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尺度。“设计师的工作，并不是设计实践，在当前的环境中，为设计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所，并对设计领域重新配置，对于设计师来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工作。”［4］设计是超越技能之上的，设计中的技术性要素固然重要，但设计不是靠技术的华丽堆砌，而是要将设计的思路和眼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把设计者关注的内容更多地转向设计的意图、材料、方法、观念上。设计师应平静而内观，围绕信息传达这一设计本质功能，通过自己的创意并切中主题的把握，带动人们的思考。因此，从平面到空间的转换，首先是一种思维的转换。这种思维是不囿于传统单一的思维模式，当思维在朝同一方向发散时，可形成丰富的内容，在朝不同方向发散时，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体现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以新的角度看待事物，产生与众不同的观点的创意。因此，转换思维，用另一个视角看问题，将平面和空间通过媒介的相互结合，可以产生奇妙的化学作用。未来的平面设计不仅仅是表达内容的载体，也承担着为人们营造一个更为美妙生动的视觉环境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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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科学技术的伦理转向浅析论文
科学技术的伦理转向浅析论文
为了避免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风险，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新一轮的伦理转向反思。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力，这是对科学和人文的高度统一。继而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科技推动了伦理道德的发展，同时伦理道德对科技的发展也有阻碍作用。所以人们只有在发展的同时肩负起保护自然和社会的责任，重视科技伦理，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和伦理观，推动科技和伦理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首先，科学技术与人的伦理存在，科学技术与时代接轨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相反的，社会论文道德为社会服务的时候，也要考虑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发展的时候，要自觉地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科技人才在互相协作的过程中，要讲究起码的社会道德，科技的发明创造要符合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积极主动的进行利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科学研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在技术和知识上进行合理的分配，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进步。
其次，现代科技伦理原则和规范的确立。近年来，随着科技队伍的壮大，科技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我国的科技伦理原则和规范是现代科技行为的普遍约束力，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要调整不同的科技准则和尺度，让科技的发展和科技伦理思想融合。科技发展的研制和发明要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需要，要以人为本，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科技发展要从人们的道德论文层面出来，防止科技的异化。
篇10：合理性与社会学转向强纲领的科学性问题论文
合理性与社会学转向强纲领的科学性问题论文
内容提要爱丁堡学派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试图从方法论上证明强纲领的科学性，积极倡导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劳丹将这种论证总结为“偏好描述的谬误”和“不完全决定论题”，并对此提出置疑。这表明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根本性的合理性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希望找到更好的合理性模式，实现两者的整合。协调合理性乃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强纲领 社会学转向 合理性
一
“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是英国爱丁堡学派系统阐述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早在60年代，某些新潮知识社会学家就试图证明，我们可以对科学家的所有信念作出社会学说明；只有通过社会学，我们才有希望获得对科学本身的“科学的”理解。他们指责旧的社会学传统把科学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低估了知识社会学的解释力。他们强调，社会原因对于科学信念的解释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所以要“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爱丁堡学派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试图从方法论上证明强纲领的科学性，积极倡导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劳丹对两种著名的论证提出置疑。
在爱丁堡学派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普遍存在一种论证形式。劳丹称之为“偏好描述的谬误”（fallacy of partial description）。其典型论证是：“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它最好用社会学术语来理解和解释。”这种论证形式有大量的变体（通常以作为“实在的社会建构”的科学的名义），但在许多作者的论证中都能够发现其一般结构。布劳尔就有好几种表述。例如，他说：“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为理解它）我们应当转向知识社会学。”［1］他还说，因为科学家经过“教育和训练”，所以“在所有知识中有社会成分”。［2］
劳丹反驳说，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事实，科学家受到团体的训练这一事实，显然不能保证这一观点，即所有或大部分科学最好用社会学工具来理解。只有当科学成为唯一的社会现象时，科学的社会特征才会支持这一观点，即社会学是其研究的最好工具。事实是，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多面性。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种心理现象（例如，考虑其中认知和感觉的作用），因此，科学应当主要由心理学家去研究。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经济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科学是一种有直接目标的活动，并因此合法地处在理论决定和实施研究的范围中。就科学由人这种动物来落实而言，它也算是一种生物性活动。关键是，我们能以各种方式合法地研究科学。劳丹认为，这样说更加接近本质：科学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社会的活动。因此，全部关于人的各种科学都是潜在相关的。
劳丹指出，布劳尔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谓词能正确断言主词（例如，谓词“社会”断言主词“科学”）。显然，这一事实并不表明我们关于主词的知识充其量只限于谓词描述的范围。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科学最好理解为一种社会学现象，这是什么逻辑！
上述观点虽然明白，但一些社会史家和社会学家不愿承认。人们普遍倾向于一个先入之见：通向真正科学知识的唯一途径一定是社会学的。例如，布劳尔说：“如果社会学不能以一种彻底的方式应用于科学知识，它将意味着，科学不能科学地了解自身。”［3］劳丹认为这一评论是狭隘的。我们最终可能利用对社会学没有任何重大作用的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生物学获得一种综合的“科学的”科学知识。这一点虽然不容易出现，但完全可以想象。我们可能发现，有一部分科学活动有助于社会学分析，而其他活动则不能。这一情况同样可以想象，而且更容易出现。
但是，劳丹还是坚持认为，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仍不能确信：所有科学都服从社会学的说明，或者，科学的任何要素都能比认识的任何竞争形式受到社会学的更恰当的说明。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我们就应当把社会学看作首要的研究工具。这像是在论证，因为梅毒是一种社会病，所以只有或主要是社会学家才具备关于梅毒的科学知识。布劳尔把他的科学社会学案例建立在“科学是一项社会活动”这一庸俗的观点之上，难怪有些人对从事这项事业不感兴趣。［4］
二
劳丹承认，与许多科学社会史家喊喊口号不同，布劳尔认真地论证了“社会学转向”。特别是，布劳尔以完整的一般方式表明，所有的理论信念一定具有社会的原因。劳丹称之为“不完全决定的论证”（argument from underdetermination）。布劳尔是这样表达的：
“但是，理论和理论知识不是按照我们的经验给出的……这不是说，理论不解释经验。但理论不是与它所解释的经验一道给出的，也不是由经验唯一支持的。我们要求与物理世界不同的另外的动因来指导和支持知识的这一构成。知识的理论构成是一种社会构成，而它也是真理的必要部分，不是纯粹错误的符号。”［5］
该论证的核心是，具体科学不是由证据“唯一地支持的”。劳丹认为，布劳尔的意思是，可观察事实从不唯一地选择某一理论而排斥其他可能的理论。除了相关证据，似乎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解释，科学家为什么作出他们确实作出的具体选择。像上段中清楚表明的，布劳尔相信，“其他一些东西”其实就是社会文化环境和约定俗成的东西，它们影响具体的科学共同体，并且在其内部发挥作用。
劳丹问：理论的不完全决定论题是否对此作出先验的保证：所有理论选择都有“社会成分”，即它是社会环境和约定的结果？劳丹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把他限定在一个次要的层面上。劳丹说，科学家接受教育，组成共同体，交流学术成果。但这些事实都不能映证布劳尔的这一观点，即理论内容是社会决定的。要证明后者，人们将不得不表明，科学家用于应付不完全决定问题的手段总是社会性的。有好的理由怀疑这一点。要想在两个不完全决定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有一个共同的科学战略，就是选择其中“较简单的”。这里的简单性要根据理论假定的不同类实体的数目来理解。对这一原则的大致的辩护是，在先的经验表明，简单的理论比高度复杂的理论更容易检验和评估。在其他情况下，科学家将使用其他标准（例如维护因果性或保留某种不变性）来克服不完全决定。
对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正确性，劳丹未加评价。但劳丹说，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除非人们以一种深刻的方式证实，这样的理论选择标准是由社会原因引起的，人们不能论证，根据事实本身，不完全决定表明理论选择是社会性的。
劳丹指出，布劳尔的不完全决定论证还面临其他可能更严重的反对意见。概括起来，理论选择确实是不完全决定的；想象一个科学家，如果他切近每一逻辑上可能的关于世界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的子集在经验上确实难以区分。但在解释科学家的实际理论偏好时，我们真地企图解释为什么科学家x从无数他可能求助的竞争理论中选择理论y？在任何给定时间，科学家都会面对一些二者择一的选择。劳丹列举了一些真正得到清楚阐明的选择，这些选择范围虽小，却具有代表性。如果某人在19世纪30年代研究光学，他就要在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之间进行选择。在同一时期，如果某人是一个地理学家，他就要在均变说和灾变说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某人在18世纪90年代研究电子理论，他就要在电的单流体理论和双流体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在这样的情境中，想解释偏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弗雷内尔（AJFresnel）选择光的波动说，而不选择其他许多经验上难以识别（因而经验上不完全决定的）理论？”具体讲，历史学家一般会问：“为什么弗雷内尔相信波动理论，而不相信发散理论？”
这样提问的结果是，劳丹得到了一个解决不完全决定问题的办法。劳丹指出，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在经验上不是等价的。均变论和灾变论地理学，单流体和双流体电学也是如此。对于这样的理论，科学共同体有一些合用的检验办法，以表明，在这些理论配对中，每一方都比现存的竞争者得到更多的经验支持。只有当合用的理论同样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时，不完全决定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中确实发生过，但不经常发生。布劳尔有一个混合论证，其结论是，在科学共同体的每一重大的信念行动中，社会因素都是决定性的。这一论证要求他必须能够表明，每一个理论偏好都是不完全决定的。劳丹说，布劳尔仍然未能表明这一点。
劳丹认为，完全可以设想，社会因素渗入科学行动中，该行动完全独立于不完全决定所允许的弹性范围。但是，劳丹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不独立地确定那些因素是否存在。劳丹想表明：（1）如果理论选择是不完全决定的，它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因素在原因上造成了对选择的进一步限制；（2）在许多情况下，当科学家在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时，如果选择的境况被看成纯粹经验上的不完全决定，那么该境况是被错误地刻画了。
三
劳丹的批评并没有使布劳尔折服。在《知识与社会意向》1991年的再版序言中，布劳尔声称，强纲领过去所受到的批评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不打算改变原先的立场。布劳尔在后记中抱怨说，哲学家对强纲领的描述不准确，他们从没有注意知识社会学家精微之处。他们根本没有领会他们攻击对象的核心信条。［6］布劳尔未免夸大其词，但另一面，我们看到，社会学家确实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根本性的合理性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应当指出，劳丹不是一般地反对强纲领，而是反对现行的强纲领。劳丹也不是一般地对社会学提出置疑，而是对布劳尔的元社会学提出质疑。劳丹说布劳尔的强纲领是伪科学，是因为他的强纲领仍然没有说清它自封的科学地位问题，也没有从教条主义的锁链中解脱出来。而对于至关重要的对称性论题，布劳尔也没有令人信服的阐释，不能说明它在较为合理的同时也能对付知识社会学的那些竞争的损害强纲领的'方法。我们不能说劳丹的论证十全十美，但面对呼声日隆的“社会学转向”，劳丹确实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劳丹希望修改对称性论题，找到一种名副其实的强纲领，使得它能够提出既大胆又得到证据有力支持的主张。这一希望并不过分。强纲领无论是单独建立在证据支持上，还是单独建立在大胆、冒险的假设上，都不能真正地“强”起来。强纲领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合理性问题。我们还没有忘记劳丹给认知社会学加上的那个紧箍咒：“要想研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7］劳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合理性？
其实，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争论根本上源于对合理性的不同理解。要想让他们在合理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劳丹是倾向于哲学家的（毋宁说他自己就是哲学家），给哲学家以说明信念的绝对优先权，让社会学家接受哲学家的残羹冷炙。劳丹自己的合理性模式确实有过人之处，而那些社会学家却仍在沿用过时的合理性模式论证他们的时髦的主张，难怪劳丹对他们大张挞伐。
劳丹的合理性模式探寻一条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中间道路，尝试在规范和描述之间，在形式和非形式之间寻找最好的立足点。确实，在新的研究方向上，劳丹获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在劳丹以前，没有一个科学家哲学家对科学问题，特别是概念问题作出了如此深刻、详细的研究，劳丹对普遍性理论的研究也超出库恩和拉卡托斯。正是因为抓住了理论解决问题这一重要的功能，劳丹获得了一种对科学进步和科学合理性的新颖、独特的理解。
但是，劳丹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无可挑剔。这一模式，由于其局限性，也面临种种困难。即使是劳丹在八十年代努力，也没有在总体上得以突破。劳丹的合理性理想似乎山穷水尽。我认为，劳丹模式的潜在活力不容忽视，只要打破劳丹模式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开放、更系统、更规范和更精致的合理性理论，就有可能实现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整合。
四
无论是逻辑主义者、历史主义者，还是解题主义者，都承认“渴望之物”（desiderata，亨普尔语；库恩称之为“好的理由”）在理论比较中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渴望之物显然具有超越逻辑和历史的优越性，它能在逻辑与历史的最好结合中体现科学进步的脉搏。对渴望之物的深入研究可能导致我们对方法论和科学史看法的根本转变，从而对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渴望之物?是否因为渴望之物难以定义就要永远满足于一种通常意义的模糊的理解?能否在一种统一的意义上定义渴望之物?幸运的是，在劳丹关于科学进步的解题合理性模式中潜藏着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巨大契机。
作为一种探索，协调合理性的研究旨在 “拯救渴望之物”。在协调合理性模式［10］中，渴望之物就是协调力的单一模型或评估标准，我称之为“解题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经验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多样性、明晰性、统一性和精确性等，概念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明晰性、统一性、贯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协调中的实验、技术、思维、心理、行为等。全面刻画这样的渴望之物十分困难。但是，给每一个渴望之物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是必要的，因为规范地描述科学史需要具体的，客观的，形式化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机制。
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经验协调力”。经验协调力不仅关注理论是否解决了经验问题，解决的经验问题的数量和权值，还关注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方式和力度。经验协调力反映了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理论解决概念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概念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关注理论内部的概念、观点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关注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更广泛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这些关系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是以“概念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劳丹对经验和概念两方面的考察，是对理论的一种静态考察。在这里，理论被看成一个独立的既成结果，因此，即使我们谈理论的变化、发展，也只是局限在理论相互间的关系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看不到理论如何参与一种实际的运动，并在这种运动中体现其价值。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停留在这个圈子里，自得其乐，以致于把科学实验仅仅看作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看作一种可操作的运动，看作实验仪器的一种相互作用，习惯于把技术看成技术理论，而不是客体的功能释放，如此等等。这种科学哲学不关心理论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因而既不知道理论的源头活水，也看不到理论的终极价值。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一大缺点就是没有突破这种封闭性。要突破这种封闭性，理论所牵涉的看来不仅仅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还应该有一个“背景”问题，有一个背景冲突与背景协调的问题。理论的“背景协调力”，即理论解决背景问题的效力，在理论评估上具有理论的经验协调力和概念协调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忽视了这种作用，科学合理性问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其实，在最近几十年中，“背景问题”已受到一些学者的特别关注。反经验论者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就把理论看成我们用来操纵和控制现象的模型，而非单纯描述和说明现象的方式，强调实践是事实显现自身于境遇（contextual）中的背景。［8］刘大椿在80年代中后期认识到，“事实上，科学不仅仅是知识体系，它是一种人类活动，这种活动在当代具有特定的结构”。［9］他把科学作为活生生的过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来研究，同时考虑到科学活动的内在方面和它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及其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从而使得作为建构尝试的“科学活动论”形成一种富有特色的完整体系。到90年代，科学哲学研究越来越关注“科技-经济”关系研究，包括STS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经济哲学、经济方法论等。这些研究后来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命题的推动下形成“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研究方向。当然，协调合理性所讲的“背景问题”有着自身的特殊内容。
协调合理性将背景问题提到一个与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同样重要的高度，为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合法地进入科学哲学开辟了一条大道，同时也反对强纲领的激进主张，要求知识社会学退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所谓“社会学转向”的论证方式仍然停留在逻辑主义的合理性观点之上。将科学发展中的诸多要素中的一个看成是决定性的，这不仅得不到逻辑的证明，也得不到历史的印证。
合理性探索是对科学某个总体目标的追求，也是对科学的某些局部的不变目标的追求。科学的总体目标是消解冲突，追求协调。科学的整体目标是一些科学个体目标之和，例如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科学的个体目标是科学目标的最小单元，例如经验简洁性，概念统一性，背景实用性等等。
科学的任一个体目标都可能存在一种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形式化不是逻辑的“小形式”，而是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内在轨迹的“大形式”。它将表明，科学合理性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非形式的。科学合理性的这种大形式体现了规范和描述的最好的统一，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最好统一。此外，我们不能在科学的任何单一目标之间确定较为重要的目标，确定一种处于优越地位的目标，应当赋予所有单一目标平等的地位。这是因为，所有单一目标都构成科学进步链条的一个环节，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就无法对科学进步作连贯的描述，也无法尽量全面预知科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社会学转向”只是一种过时的合理性理论的产物，它的时髦的外表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应当在一种统一的合理性范式下工作，目标一致，各尽其责。
注释
［1］［2］［3］［5］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1974：9、28、40、12-13.
［4］Laudan，L．Beyong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theory,method and evidence,Westeiew Press,Colorado, ：201-202.
［6］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1991：163.
［7］Laudan,L.Progress and Its Problem: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7：222.
［8］江天骥：“西方科学哲学的新趋向”，《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第18-22页。
［9］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85，第10页。
［10］马雷：《进步、合理性与真理》，人民出版社，，第237-283页。
篇11：波普尔科学客观性理论的社会学转向
波普尔科学客观性理论的社会学转向
波普尔在科学客观性问题上,颠覆了科学哲学的传统理念,开启了从”心理学方法“向”社会学方法“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客观性的追求不是奠基在科学家个体在研究过程中自我心理控制活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价值中立的、排除个人主观偏见的研究态度上,而是奠基在科学家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开放式的”批评性讨论“的基础上,奠基在这种批评性讨论社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的基础上.
作 者：彭启福 PENG Qi-fu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4(6) 分类号：B565.69 关键词：波普尔 科学 客观性 社会学转向篇12：图书馆移动网络服务转向研究论文
图书馆移动网络服务转向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深入分析了现代图书馆用户的需求变化和图书馆服务变化，总结了图书馆服务类型的演变过程，按照SWOT态势分析逻辑探讨了移动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移动网络；网络环境
移动互联网是指互联网技术、平台、商业模式与移动通信技术相结合并应用的活动总称。自移动互联网进入实体经济后，移动产业呈井喷式发展。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其管理者积极跟随移动时代的来临，开展移动服务。移动图书馆概念发源于国外，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移动图书馆已成为“依托网络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使人们突破时间、空间限制，通过使用各种移动设备（如手机、掌上电脑等）来方便灵活地进行图书馆图书信息的查询、浏览与获取的一种新兴的图书馆信息服务”[1]。目前移动图书馆服务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际上，HawkeBernie和JenksFiona对新西兰移动图书馆的发展展开了追踪，对如何制定移动图书馆的标准展开了研究[2]。Aiguoli则针对中国重点大学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情况展开调研，评价其是否满足用户的需求[3]。XianjinZha等人（）则采用实验设计方法，对影响移动图书馆用户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分析[4]。在国内，梁欣和过仕明（2013）对图书馆的服务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研究[5]。魏群义等人（）以国家图书馆和31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6]，对我国移动图书馆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了建议。王利君（2013）和夏前龙等人（）分别从LibQUAL+(TM)理论[7]和质量分析理论出发[8]，对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展开了研究。
一、移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服务需求和行为变化
首先，信息需求明确与复杂并存，对及时化、定制化、专业化信息的需求进一步突出。图书馆用户的需求层次可以基本划分为表达需求、认识需求和潜在需求，用户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智能移动终端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同时，在移动图书馆时代，影响图书馆用户需求的重要因素包括用户的知识结构和信息素养、用户的信息获取能力、移动互联网环境因素、移动图书馆信息资源等，这些因素都使得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服务需求更为复杂和多元化。面对海量信息，用户基本上都展现出对信息服务及时化、高效化、定制化、专业化的追求。其次，信息服务观念得到普及，集成化信息服务需求增长。移动网络的普及，带来了丰富的信息交流渠道和服务方式。以APP应用为代表的服务中介，让从移动端获取“信息服务”的观念逐步被主流接受。基于移动端的信息服务受制于使用者的特殊环境，必须尽量以专题浓缩的'方式进行加工，再在此基础上进行集成展示，用户获取浓缩集成类信息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再次，由单方主导转向双方交互，交互性服务需求增长。传统图书馆服务双方交互较少，基本上由用户自身发现信息需求，转向图书馆求助、图书馆提供信息的基本模式。在数字图书馆兴起的背景下，图书馆开始主动寻求市场营销。移动环境的出现，最大程度地便利了信息的随时随地获取，并且提供了更为简易丰富的个人定制渠道。在移动图书馆出现后，图书馆真正获得了与用户进行交互的方式。系统化地推送、预约、反馈，以及与用户个人信息的紧密绑定，使得交互功能愈发突出，用户的交互服务需求也在技术的发展下被激发。第四，由单人分散获取利用转向多租户共享获取利用。传统图书馆环境下，受制于实体资源和地域限制，图书馆用户基本是以个人为单位分散获取利用。进入到数字图书馆时代，图书馆开始面向社会提供图书馆网站和数据库，但此时用户基本上仍然以自行搜寻信息并使用为主。随着移动网络环境的出现，每个用户都被视为是传统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镜像站点，每个用户对移动图书馆的使用，都能通过共享的方式，实现镜众传播，产生指数性质的传播影响。在此基础上，以个人为单位的图书馆服务对象发生聚合，共享利用成为图书馆用户信息利用的主流趋势。
二、移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变化
基于文献调研，笔者将移动图书馆的发展路径总结如下：图1图书馆服务基本架构演化图如图1所示，在移动图书馆时代，基本上已经将图书馆所有资源集合到移动终端，并结合移动软件和应用，实现移动服务。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移动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总结为信息通报、指南服务、检索类服务、我的图书馆服务、数字资源类服务、互动交流服务、远程教育类这几类。结合图书馆实践，其服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图书馆服务走向市场化，信息服务业务建设策略的重要性凸显。移动图书馆显然改变了图书馆“市场”，原本被时空限制的图书馆资源，在技术赋予信息用户极大选择权的背景下，转向“买方市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无可避免地迈入市场竞争，如何紧随技术发展进行移动图书馆建设，强化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已经成为移动图书馆必须思考的问题。其次，图书馆服务面向用户需求变化，交互性增强。移动网络环境下，大部分的图书馆用户不再关注齐全但复杂的档案仓储式信息查询服务，而转向对及时化、个性化、突破地域限制的信息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图书馆服务的交互性增强。
一方面，这意味着图书馆将存在更为丰富的渠道实践用户需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用户的主动选择性增强。移动图书馆的服务，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转换了服务理念与思维方式，“以人为本”的普世性宗旨在图书馆服务中的重要性将更为突出。基于新网络环境下发展的移动图书馆及其服务方式，进一步将图书馆服务与时间、空间因素剥离开来，有效提高了图书馆的利用率。
再次，图书馆服务实现模式更新换代，开发移动图书馆系统的重要性凸显。我们基本可以将移动图书馆的实现模式分为SMS、WAP和APP三种。SMS模式作为最早的实现模式已退居为非必要的辅助手段；WAP网站使用的WML语言功能有限，其用户体验无法与使用Object-C编写的iOS应用、Java编写的Android应用相比；WAP逐渐式微而App大行其道。
除此之外，还包括在日本得到广泛实施的I-Mode、在韩国得到广泛利用的IDB（InternetDatabase）模式以及在理论上得到广泛认可的J2ME（Java2MicroEdition）模式，它们代表了未来移动图书馆实现模式的发展方向。移动图书馆中，海量信息对应的是海量的用户，仅仅依靠传统人工定制用户的个性化服务显然不现实，开发移动图书馆系统的重要性凸显。如何对移动端进行设计，自动匹配用户的搜索记录和结果采用情况，成为图书馆在移动环境下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第四，图书馆服务对象扩展，图书馆服务目标用户复杂化。移动图书馆虽然表面看来只是改变了图书馆服务的手段和方式，但实际上，移动图书馆的出现对图书馆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撼动。移动图书馆根本性的影响在于其撼动了传统图书馆服务的对象。传统意义下，图书馆通常指涵盖某一个地区、某一特定组织机构或某一特定领域。移动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则完全突破了这一限制，可以同时为不同地区、不同组织、不同领域的对象提供服务，并且这种服务同时具有个性化和资源高度集成的特点。
服务对象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的公共文化资源，可以突破时间和地区、行政等的限制，特别是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资源尚未完全匹配人民文化需求的情况下，移动图书馆的出现，可以极大地提高图书馆的利用效率和文化资源的惠及程度；另一方面，图书馆用户类型的突破，代表着图书馆需要采取与传统上针对特定读者的完全不同的服务策略，转换思想适应移动网络环境下用户的不同知识层次信息需求目的，均衡传统目标用户和移动用户，高效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
三、移动图书馆服务存在问题及其建议
首先，存在的服务模式单一、内容简单等问题，需要建设相关的学科服务平台。现有的移动图书馆受制于技术和认识，存在服务模式单一、交互不足、提供的服务内容过于简单、缺少整合和加工的问题。对于图书馆来说，服务内容建设可以采取用户驱动型内自建模式和花园式livingbooks共享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履行好图书馆通知、检索、咨询、导航、获取信息等基本职责。
其次，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缺失，需尽快建立健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服务品牌建设。移动图书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服务有着巨大区别，采用传统图书馆基于人、物、实体资源的评价方式显然不再适用，探寻移动图书馆符合自身特色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可以推动建设混乱行业背景下的行业准入门槛和未来发展指标，从而促使整个移动图书馆服务行业的发展。基于当下环境，移动图书馆可以采取LibQual+理论构建起移动图书馆服务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衡量移动网络环境和移动用户特征，重点考察在移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质量。
再次，服务数据开放共享问题加重，需要建立统一的移动数据标准和入口。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通过数字资源开放共享，可以实现数字文化服务的融合。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一站式”获取信息资源和服务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高图书馆的利用效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移动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出现，实际上进一步加重了原本数字图书馆背景下各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尤其是当图书馆各自开发独立的移动系统或各自依附于不同的移动服务应用后，为匹配这些系统和应用，必然对其数字资源进行加工，从而带来数据的不适用。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打破图书馆之间各自为政的局面，积极合作建设统一的数据标准，从而降低工作量和数据壁垒，真正达到无障碍地移动应用。结合当前的实际政策环境，这一工作任务最好能由国家图书馆或者其它第三方图书馆系统监管组织承担，保证图书馆移动服务的畅通。
第四，技术引发服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建立预警系统。移动网络技术，特别是“云计算”在移动图书馆中的应用，使得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行为模式变化，进而使将知识产权流转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移动图书馆服务过程中，无论是由用户个人行为引发的私人复制争端，还是由技术引发的临时复制争端，抑或是版权流转主体带来的授权许可陷阱，都使得移动图书馆面临更大的知识产权风险。笔者认为，图书馆要建立针对移动图书馆中涉及知识产权争端问题的预警系统，针对知识产权流转，尽快适应多种授权方式并行的流转体系，避免造成侵权行为。移动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的图书馆仍处于向移动图书馆的过渡过程中，对于移动图书馆服务并没有明确认识，在实践中也存在技术、制度、法律、人性化等方面的问题[12]。未来的移动图书馆将会实现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实现模式的多元化、移动设备的匹配化（包括移动终端设备的智能化、操作系统界面的友好化、内容与格式得到分离）以及社会合作的强化，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实时化和多层次的交互渠道，克服以往图书馆服务参考咨询活动必定受限于空间时间的问题，建立用户与移动图书馆之间的紧密联系，最终形成图书馆实体和图书馆行业整体的交互与信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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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论思想政治教育观的转向论文
论思想政治教育观的转向论文
1人本主义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价值和意义
1.1人本主义教育观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社会的其他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的社会环境也对高校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带来的道德滑坡、信仰丧失和诚信危机都对高校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教育观的基础和价值标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一切以学生为主，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以学生自我价值实现为最终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1.2人本主义教育观有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
人本主义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人本主义中，学生会加强对自我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自己的无可替代性，从而加深对生命的理解。传统被动输灌式的教育方式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教育的目的无法达到。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1.3人本主义教育观可以帮助教育者更客观地了解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对大学生人性的引导。人性的引导是一个深层次的引导，在引导的过程中，要讲究方法和策略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把人放在教育的优先位置，以人为出发点，这样的观点在学生心中的认同度高。可以对学生起到很好的激励功能，学生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学生的主体地位形成，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养成，对教育信息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增加。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措施
2.1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仅仅是喊喊口号而已，要求教育者首先要将受教育者当作“人”来看，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改变原来两者的不平等地位，教师应该被尊重，同样学生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建立良好互动和谐的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真理的向往，树立自己的个人理想，理想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理想所付出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树立好“为人师表”的形象，以高尚的行为对学生进行良好的示范作用。倡导言行一致，教育别人与教育自我相统一。
2.2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体现以人为本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促进政治发展相统一，过于强调政治的功能，而不重视教育的作用。面对当前的新形势，必须进行转变，新的时代要以塑造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主，包容不同的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人才，尊重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可以在社会的支持下，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因特网等大众传媒，大力宣传主流社会价值观，营造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舆论环境和氛挥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2.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体现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以人为本进行优化设计，要联系当今时代的实际情况，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改变以前过多的“高大空”的内容，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以具体的事实来认识同类事实的意义，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解惑多做解释性的工作。增加具体的案例教学，注重案例在教学中的巨大作用。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才能加强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思想政治教育要促进各种文明礼貌的和谐共存，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高校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校园文化的每一个方面，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营造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积极健康的校园氛围，以文化育人、环境育人，潜移默化地给受教育者以全方位的思想影响，最终取得寓教于无形的效果，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有个体的差异性，如果进行“一刀切”的教育是不合理的。教育必须坚持“因材施教”，认识和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充分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把握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个体的成长环境不同，生活阅历不同，导致认识水平、接受知识的能力、兴趣爱好、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不同。人本主义教育理论高度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主张从学生的心理需要出发，以学生为中心，对不同的学生实施针对性的教育。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鼓励大学生自我教育，教育从来都是师生互动才能完成的一个过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分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把学生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激发，需要一个平等交流的环境，信息自由流动，积极探讨，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3结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改变当前的低效，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大学生自身的迫切要求，必须真正将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贯彻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品格的完善，在尊重个体价值的基础上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培养得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全面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需要教育者在教学的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总结、不断创新、积极探讨，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转变，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观。
篇14：托马斯・库恩与科学观的转向
托马斯・库恩与科学观的转向
托马斯・库恩与科学观的转向发布时间： -12-25 作者：秩名
[内容简介] 托马斯.S.库恩去世己有五周年了，本文通过追忆作者与库恩交往中的一些往事，来重新审视库恩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根本上转换了科学史的视角，从当今科学观的演进来看，库恩发起的这场革命依然在延续。
[关键词] 范式 内部史与外部史 不可通约性
一、
??作为本文的开始，请允许我追忆已故的托马斯 S. 库恩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夏天，他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那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研究生，见面之前，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于1971年面世，不久，我就为学校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在那段时间，坦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
??大约两年后，即1976年，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研究生。在那儿，我阅读了库恩教授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随后在他的论文选《必要的张力》（1977）中又重新出版。其中有一篇题为“科学的历史”的短文刊登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中。库恩教授在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上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内部史和外部史”，尤其是关于“默顿命题”。
??库恩认为，在一个新学科发展的早期，专业人员集中在主要是由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上。在此时期，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展示的概念，受到当时的常识、流行哲学传统或当时最权威科学的制约。17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例证。但他争辩说，一门学术专业在后来的发展方式，总是大大区别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由古典科学的发展所预示的。一门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理论以及工具、数学和语言技巧的复杂总体中受到训练的。结果，他们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唯一读者和裁判。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问题，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为了扩大现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的范围并提高其精确度而提出的挑战。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一般同以前专业训练中所提供的概念紧密有关。简而言之，与其他专业的创造性工作相比较，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从他们在其中过着特殊专业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实际分离出来的。[①] 在阐述现代科学规则的出现时，库恩教授从未忽视外部因素，而是解释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以十分自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重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我现在意识到在谈及几篇有关强调外部的理智和经济条件影响的热力学文章之后，库恩教授明确指出：“因此，仅仅在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中我才将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很小。”[②] 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来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是必要的。库恩教授在先前所提到的那篇“科学的历史”一文中指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③] 从这时起，我理解了库恩教授的科学史方法论即为科学内部和外部史，或他的范式概念就是描述科学实践的深层维度（包括内部与外部）。 1976年，普林斯顿的新学年开始后，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遇到库恩教授，尤其是在星期三下午项目组所举办的酒会时间里。那时我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在Charles C. Gillispie教授，研究生主任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为客人调制了苏格兰威士忌。
??在1976-1977学年的春季学期里，我参加了他的本科课程“科学史介绍”。上了一些课后，他由于过度工作而进了医院。由哲学系荣誉教授卡尔・享普尔教授代替他上。但是在最后几节课时，他又出现了。为了获得学分，我与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考试，并提交了一篇题为“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与数学史”的学期论文，文中我论断在数学中也有革命。看我的论文之前，他认为在数学中没有革命。但是，读了我的论文，他改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即使在数学中也必定存在着革命。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我看到他对我的论文评语时的高兴心情。我十分感谢他对于一位国外学生所给予的和蔼与学术的公正。
??1978年在该项目的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库恩教授谈及他的新书《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些同事报怨那本书太专业化。但我却极力推崇，因为我自己能理解在我在数学系的学习中历史研究有多重要。他的有关量子理论早期历史的著作似乎已表明他感到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负有一种学者的责任。 1979年初夏，在《普林斯顿日报》中我读到Gillispie教授的一篇采访稿，称库恩教授由于个人原因将离开普林斯顿。不久，我帮库恩教授搬书。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留下了大约12本被译成不同语言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些书现在都保存在我在东京的办公室里。
??我回到日本后接受了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的一个职位。1986年春，库恩教授作为日本科学进步团体的邀请学者访问了日本。五月二日，我请他在我们学校的艺术与科学学院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并在我的研究生讨论班与我们一起讨论。演讲的会堂里挤满了大量熟悉他著作的听众。他的演讲题为“作为历史产物的科学知识”。我们在讨论班里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我记得，在那儿他强调了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性说“迫切需要科学社会学”。在学院附近，我的十几位研究生与库恩及他新婚的妻子Jehane一起共用了晚餐。我们喝了很多酒，库恩教授夫妇看起来十分高兴。
??在他作公开演讲的前几天，我们去了日光观光。在去日光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爱丁堡的布卢尔（D.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出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强纲领”的有效性问题。他对那个纲领十分不满。但作为那本书的日文翻译者，我基本上支持布卢尔的观点。1986年当他们离开日本之际，我请求库恩教授夫妇答应再次访问日本。他说“好”，但是在他第三次访问日本之前，却传来了他于6月17日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与库恩教授的相见的情景至今还牢牢地铭记在我心底。
二、
??库恩教授是一位怎样的思想家，或确切地说，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他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继A.柯依列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当青年库恩在哈佛学习科学史时，就很受柯依列《Etudes galiléennes》一书的鼓舞，该书1939年在巴黎出版。在“亚里山大・柯依列与科学史：关于理智的革命”（《Encounter, 1970》）一文中，他说道：
??“在科学之外，随着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少数学术领域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转变
。那种转变仍在继续，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影响那些将科学史从本质上视为观念史的历史学家，这一点迄今为止已经在许多中心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第二阶段发生在那些将科学史吸收到由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提供的模式中的历史学家中，这一点仍在酝酿。熟悉近代编史工作的读者会认识到在这些事件在全社会的历史职业中的影响。理智的历史在近代曾吸引了许多人才，而现在吸引他们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但是这些变化对科学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领域都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公认的时代错误，他们第一次使将科学看作具有历史成为可能，或至少能够引起当代历史学家的兴趣。”[④]
??柯依列可能是理智史历史学家的代表。库恩教授则可被称为作为社会文化史一部分的科学史模式的倡导者。在上文的结尾处，库恩指出了柯依列体系中内部史的局限性：
??“然而，柯依列知道这里有问题。晚年在病床上他将愉悦诉诸于一本书，‘去填补迄今为止仍有几英里距离的这一科学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鸿沟。’我想，建造这一跨越鸿沟的坚固桥梁是当前面对科学史的重要挑战，许多年青的学者已开始为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而提出建议。”[⑤]
??当然，库恩所写的科学史的著作是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195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不仅描述了托勒密地心宇宙和哥白尼日心宇宙的数学天文学的技术性细节，而且解释了新的哥白尼理论是如何随着牛顿力学的胜利而被欧洲近代社会所接受的。在《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中，库恩从未忘记提及马克斯・普朗克的热力学背景知识，热力学方程式由法国工程师Sadi Carnot和德国物理学家Ruodlph Clasusius提出。
??更重要的论述可见文章“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与经验传统的对立”，该文初次出现于法文版的《Annles》，30（1975）中，随后见于《自律Interdisciplinary史杂志》，7（1976），以后又收入1977年的《必要的张力》。在那篇文章中，库恩引入了培根的科学概念，即强调实验不同于数学工具，这是经典物理学的主要特征。根据库恩的论述，所谓的默顿命题只适用于培根式的科学。
??因此，库恩是一位完全吸收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史”模式的科学历史学家。他引入外部因素来描述科学史的方法一点也不独断，且十分自然地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科学实践的深层组成，包括理智的与社会的，可能与库恩的众所周知的“范式”概念紧密相关。范式是与一个与米歇尔・波朗尼的“不可言说的维度”有一定联系的概念。波朗尼的科学哲学有时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比，后者也强调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层维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库恩的科学哲学也被称为“科学的心理分析”，或是用理智的和社会的深层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尝试。
??众所周知，因为对范式模糊性的批评，库恩曾一度放弃这一概念，而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年出版）的“附录-1969”中引入一个新的术语“专业母体”。但是，当库恩在1988年夏召开的以“解释与人文科学”为主题的会议上宣读“自然与人文科学”一文时，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这样，他总结道：
??“因此，让我为关于这一不同划界方法的许多尝试性评论的有关见解下一结论。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基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的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时将使用该词。”[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陈述。“范式”在这里被重新解释为解释学基础。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那么，自然科学就可以以下述方式与人文或社会科学相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者通常所做的，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普通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难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间的吻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根本很少发生类似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⑦]对库恩来说，自然科学有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除在科学革命时期外，这一范式或解释学基础很少变化。随着库恩的观点，科学成为一次具有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智的事业。从前上帝的科学观被抛弃了。
三、
??库恩晚年所努力从事的是重新系统地阐述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观点。他的科学史大纲十分哲学化。他称他的科学哲学大纲为“科学的历史哲学”。因为在他的科学观里，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当库恩在1947年夏天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其他物理学文章时，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观。关于此，他回忆如下：
??“我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物理学文章是在1947年夏天，那时我是一名物理学研究生，正试着为一堂面向非科学家的科学课程准备一个力学发展研究的案例。毫不奇怪，我用以前读过并清楚记得的牛顿力学来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文章。我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曾懂得多少力学知识，他为后人，如伽利略和牛顿留下了多少尚需解决的东西。有了那个方案后，我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几乎根本不懂力学。所有问题都留给了他的后人，主要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人。但我发现很烦，因为我正在读他。亚里士多德不仅表现出对力学的无知，而且还是位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方面，他的文章在我看来，不论在逻辑上还是观察上，都满是令人吃惊的错误。”[⑧]
??这种观察在二十世纪的普通物理学家中必定十分普遍。但这里，库恩并没有停止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文章的质疑。他继续他的观察：
??这些结论是靠不住的。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是位倍受尊敬的古代逻辑的创立者。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里，他的著作在逻辑学上所起的作用可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上的作用相比。此外，亚里士多德常被证明是一位极其敏锐的博物学观察家。尤其在生物学方面，他的描述性文章为十六与十七世纪近代生物学传统的出现提供了主要的模式。当他转而研究运动和力学时，他那独特的才能怎么会如此系统地消失呢？同样，如果他真的失去了才能，为什么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在他死后那么多世纪里都被看得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可以简单地相信亚里士多德在涉足物理学领域时走入迷途，但并非如此，他完全崩溃了。可能错在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我问自己。也许他的话对于他和他同时代的人的意义并不总是与对
于我和我同时代的人的意义相同。
??这样的问题对于青年库恩来说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简单的糟糕的力学家。库恩尝试性的回答如下：
??试探着那种方法，我继续对文章进行苦苦思索，我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我坐在书桌前，桌上是一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打开着，手里握着一枝四色铅笔。抬起头，我出神地凝视着窗外――至今我仍栩栩如生地记得这一幕。突然我头脑中的片断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并归属到一个立场之下。我低下了头，因为刹那间，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位真正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以及他的权威性何在。先前看上去有着令人吃惊的错误陈述，现在看起来最坏也只是接近于强大而普遍成功的传统中的失误。那种经验――片断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是我在对事例进一步考虑后将挑选出来的革命转变的第一个普遍特征。尽管科学革命留下了许多零碎的扫尾工作，但中心的变化不能给人以零碎的，一点一滴的感受。实际上，它包括一些相对突然和无结构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一部分经验流将自身进行不同的分类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模式。（同上）
??这里，可能有一些简单化或戏剧化的因素。但是，在以后的生涯中库恩将遵循的可能接近其上述的方法。随着他阅读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哲学著作的上述经历，他开始形成了一个他称之为“不可通约性”的观点，这个词在古希腊是用于数学的术语。
??的确，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科学哲学协会1990年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库恩作了题为“《结构》以来的道路”的主持演说，其中，他谈到了他的规划书：“回到我的规划书，你会毫不奇怪地听到其主要目标是诸如合理性，相对主义，尤其是实在主义和真理的论题。但是它们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并不占有大部分空间。那一角色被不可通约性所替代。在写完《结构》一书的三十年里，没有其它方面能让我如此深切地关注过，这些年，我产生了一种比以往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不可通约性必定是科学知识的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革命的.观点中的重要因素。”[⑨]
??库恩晚年所思考的在我看来具有一个科学知识发展的正式的或逻辑的结构。他思考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书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
??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the Thalheimer Lectures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rom 12 to 19 November 1984）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是多么相似啊。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 另一与进化论的变化至少部分可见于《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后一章“通过革命的进步”。但是，他后来的比较比在《结构》中更具有精致的形式。在前面提及的“《结构》以来的道路”一文中，他说：
??在这一点上，我已在试着稳固并拓展在第一版《结构》一书末尾所提出的在科学的和生物的发展之间的比较：科学发展必须被视为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从前往后拉――即从……进化，而不是向……进化。在提出那一建议时，正如书中的任一处，在我头脑中的比较是历时的，涉及到关于相同的或有着部分一致范围的自然现象的老的和较近的科学信仰间的关系。现在我想提出第二位的，较少被广泛理解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和知识的进化之间的比较，这是在科学的某一特定时期切片，而不是包括于其中的历时地切片。尽管我过去曾偶然提到当代科学特点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我在过去短短几年里才开始看到它对于生物进化和科学发展间比较的重要性。[⑩]
??库恩如何在生物进化与科学发展之间进行详细地比较，这可以参看他的一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著作。在任何情况下，库恩都宣称他最后几年的立场，如下：
??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不象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不论该共同体是在时间还是在概念空间中被替换，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都必须是重叠的，否则就没有了使一种语汇的成员去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没有大多数的重叠，对于单个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当他们的认可需要进行语汇的转变时，要评估所提出的新理论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小小的变化会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哥白尼革命尤其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11]
??从而，晚年的库恩是一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者。
四、
??我想库恩所开始的革命还没有结束。正如我以上所论述的，他是继柯依列之后科学史中理智革命的先驱。根据库恩的理论，这一新的科学的历史可与文化的或社会的历史相比较。但是，老年库恩所做的是科学的历史哲学，不是社会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一理智的努力是十分富有成果的，并且我非常确信，每一位科学历史学家都将乐于从中学习。在他在1991年11月所作的最后一篇题为“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境”的演讲中，他对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倾向展开了一些批判。我几乎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作为后库恩主义时代的科学历史学家，我自己所想做的又不同于老年库恩。我第一本主要的著作于1985年出版，题为《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这本书是关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和在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数学革命是怎样的，以及革命的原因的历史研究。例如，书中我试图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是如何，并且为何会转变为笛卡尔的机械的自然观。通过这样的历史分析，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牛顿的《原理》之间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将得到解释了。在这个接合点上，Edgar Zilsel的“高级工匠”的概念可为解决我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现在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对社会学而不是对哲学感? 巳ぃ?约际醵?皇嵌钥蒲Ц行巳ぁ5?胰沸盘滥坊岷芑队?颐钦庋?睦?费芯浚?蛭??肥滴?颐翘岢隽诵矶辔侍猓??费Ъ沂鞘粲诤罂舛髦饕迨贝?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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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uhn:《必要的张力》，1977年，pp. 118-119
[②] Ibid, p. xii.
[③] Ibid, p.120.
[④]T.Kuhn: Encounter，34（1970），p. 67.
[⑤] Ibid，p. 69。
[⑥] T.Kuhn:“自然与人文科学”, in:David R. Hiley/James F. Bohman/Richard Shusterman(eds):《解释的转向：哲学，科学，文化》，Cornell Uni.Press，1991，p. 22.
[⑦] Ibid，pp. 22-23.
[⑧] T.Kuhn: “什么是科学革命？” in: 《Probabilistic革命，第1卷：历史中的观念》，Lorenz Krüger/Lorraine J. Daston/Michel Heidelberger(eds)，MIT Press，1987，pp. 8-9。
[⑨] PSA ,1900，Vol.2，1991，p. 3.
[⑩] PSA, 1900，Vol.2, p. 7.
[11] Ibid，p. 12.
Thomos S. Kuhn and his Transi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Science
SASAKI Chikara
(University of Tokyo, Department of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Japan, Tokyo, 153-8902)
??Abstract:On the occasion of fifth anniversary of T.S.Kuhn pass away, by recall past events of wright contect with Kuhn, this text try to reviw the spiritual wealth he left us. The visual field have been changed radically by Kuhn’s theory of paradigma, in regard to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view of science , I have reason to say, this revolution started by Kuhn is cotinued.
??[Key Words] Paradigm; Inner-and-outer-history; Incommensu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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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历史学的走向科学和社会科学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论文
关于历史学的走向科学和社会科学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论文
“作为认识的历史是什么?”和“作为实在过程的历史是什么?”这两类问题是每一位研究历史理论的人首先而对的，也是每一位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努力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几乎是每位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甚至到今天仍有这样的历史学家存在。 卡尔认为之所以英美史学界乐此不疲的讨论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其主要症结在于“是英语一个古怪现象”。但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科学”的定义却是“科学乃吾人与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之有系统的知识也”。因此德语可以将“科学”一词安放在一切学科，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抑或“历史科学”，但若将英语含义的“科学”用在前而所提的学科前，严格意义上都是不确切的。无论原因如何，历史是否科学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硝烟不断，并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即使在德国，人们也在为此争论不休”。
本文旨在通过对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这三类观点简单描述，勾勒出历史学在西方史学中的大体性质和定位。
一、科学的历史学
“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孩子”}4}bo1g.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对历史学走向独立、崇尚考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林伍德曾揭示了历史学与科学这一深刻的联系:近代历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它们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荫蔽之下成长起来的。” 19在那样的时代，各种学科竞相模仿科学，以此形成“权威”的话语权。单以历史而言，历史学应该同科学一样，能够严格地证实、严肃地推理其根源及严谨地归纳规律。
作为历史学科的创始人①，“科学的历史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德国历史学家，1795-1886年)，他在《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即《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或《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加的序言中说:“历史一向被赋予判断过去并为未来世代的利益而教诲现在这种职能，本书不足求如此高尚的职能，它仅仅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史学占支配地位的并非孔德的实证主义，而是兰克模式的史学，兰克模式几乎成为当时历史学家所共同遵守的范式。虽然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追求有如“自然科学”般的历史学，但是“科学”的历史学和古老的历史著作之间的鸿沟并不如当时历史学家想象中那么深。“科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之中并非没有想象，而古老的历史著作也并非不是在重建过去之中寻找真理。无论是从兰克开始的“科学”的历史学，还是从修昔底德开始的传统历史著作都有三项共同的前提:"他们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论(}Correspon-dance Theory of Truth)，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他们都假设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要理解这些意图以便重建一篇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他们是按照一种一维的(one-dimensional)、历时的(diachronical)的时间观念在运作的，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 “这些有关真实性、意图性和时间序列的前提从修昔底德到兰克，甚至到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都未改变，全部贯穿于历史著作的结构当中。
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
到20世纪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理念，他们中许多称自己为“新史学”。其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计量史学成为某种意义上与“旧史学”历史学派相对立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主要代表。这份挑选仅仅代表了当时历史著作的一小部分，然而却反映了20世纪历史学思想的几种重要样板。“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科学概念不同于历史主义，后者的科学意味着追求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人文科学，而前者的科学则贯穿史料批判、史料解释和历史书写各个环节，属于一种分析的而非叙述的史学”所有上述三种研究路数都力图以不同的方式使历史研究更加紧密地把自然科学当做范本。
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的新形式强调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历程，但同时它们与古老的历史学都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反对实证主义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混同，而且进一步认为历史学也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应该拥有一套自己的研究体系及框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这正是汤普森于1966年发表的论文名称《History from Below》“具体的说就是把群众看作历史过程基本的和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不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而且在政治和精神领域都作为一支基本力量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创造”。即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劳动群众的历史活动的发展演变，是引起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结构兴衰更替的最终根源。他们同时扩大了阶级的内涵，并且反对基础一上层结构决定论，认为该模式极易演化成忽视非经济因素的机械的或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勇于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长处，同时自觉抵制使历史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保持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特色，重视对“人”的研究，而他们有关社会史方而的著作，无论在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结合方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稍早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并互相影响的极其重要的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同样反对实证主义。一般史学界将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创刊作为年鉴学派成立的标志。年鉴学派的诞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历史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件，而且它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的范围，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言中写道，“但是西方人和国家都不像在法国那样，新的跨学科历史拥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②;i。时至今日， 计量史学方法有其独特的贡献，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指出:“第一，有助于历史研究摆脱单一的定性分析。第二，有助于解释普通群众的历史作用和群体活动的特征。第三，有助于历史研究者充分发挥和利用以往被忽视与埋没的历史资料。应该提出的是，数据化并不能使历史更加“科学”，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并不只是技术性问题，同时与历史观有关。美国的计量史学最大优势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其最大问题也是如此。因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毕竟不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学科，所以说，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导致了当代美国史学的新危机。当他们意识到这个危机，于是强调历史学拥有不同于其他科学的自主性。作为美国计量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福尔格明确否认计量方法可以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综合记述历史整体才是史学家的根本任务。他们认识到一方而历史学只有充分吸取一切其他学科的优点才能获得新的活力，另一方而，历史学只有坚持自主性才能在众多的学科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三、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
伊格尔斯在他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截比于2}世纪70年代的初期，当时对于历史学作为基于经验的与分析的社会科学之上的一门高度技术化的学术的可能性，有着很大的信心。‘年鉴派’历史学家们、计量历史学家们、都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自从兰克以来历史学家们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左右了历史学的伟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种狭隘的局限性而感到自豪。然而随之越来越多的问题变得日益明显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所依靠的那些乐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他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从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已经极大的动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二十世纪的哲学迷恋语言现象”。“语言学转向”被一些学者以描述历史学领域所发生的范式转变:从原来的历史解释转向为对在创造历史意义过程语言作用的强调。一般认为，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观点。美国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认为历史“即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
从诊释学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认为历史是文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历史是话语或被认为是叙事。而这场转向的核心成分就在于承认语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他们否认历史是科学也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他们否认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把历史写作同文学写作完全等同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把语言符号和事实等同起来，重新引入修辞学，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分四种方式:罗曼司、喜剧、悲剧和讽刺。这样历史仅仅是一种叙述或情节化，各种叙述方式具有同等价值。可以说，历史研究中重要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隐喻、比喻和情节取代了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原则，把历史完全归结为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因此只能作为话语和文本而存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崇尚文本性，作者在作品完成时便宣告死亡，读者可以自由的解释文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具有话语的权威。整个阅读过程是平等的，没有一方能宣称他最懂文本的意思。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批评中包含许多有见解的观点，但同时伊格尔斯也指出:“它们不仅取消了介于历史话语(它总是包含有虚构的成分的)和小说(它大多都是想要解说现实的)只见那条大家公认的流动界限，而且还取消了介于真诚的学术与宣传之间的那条界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布鲁斯・桑顿更是痛斥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稚气、平庸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虽然来势汹汹，但却并没有像兰克学派和年鉴学派那样促使历史学大转向，而且近几年的影响更不如前。
四、结语
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虽然有着时间上的顺承关系，但是并非后者代替前者的关系，进一步地说这三种观点现在是同时存在的。科学的历史学现在已经被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背弃，而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是又是新兴的观点，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才是现今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持的态度。但即便历史学在很大程度是被视为一种科学，也仅仅是德语那种，只是一套有序的知识体系而已。
我们身处在全由“科学”组建的“机械之城”，是一个事事讲求“科学”的病态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只有“科学”的才是进步的、向前的，其余皆是落后的、愚昧的。而为了获得更多“权威”的话语权，历史学也搭上“科学”的顺风车。在兰克那个科学和艺术都不发达的时代，历史既占据了物理学的“科学”又占据了文学的“艺术”，一时瑜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艺术的形式却来越多样，历史那种枯燥且越来越专业化的语言被艺术所抛弃，这时正值社会科学的崛起，历史摇身一变，竟成了“社会科学”的领头羊。历史不仅成为了“社会科学”同时又想与其他“社会科学”保持距离，保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必然会被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容。而攻击历史学最为痛彻的便是“后现代主义”―它几乎攻击完所有学科最后才注意到了历史学。而后现代主义对实际的历史研究作用似乎并不如它的攻击那样有效，因此传统史学家便视其而不见。
历史学并不能用来预测未来，事实上，部分科学也无法预测未来，如地质学。英语中所谓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的差异恐怕并不比历史同科学的小，不过追求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在催生新方法和新技术上，还是有益的。而正是这种益处，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在历史学的复杂地位，究其原因，历史学能够极大包容其他学科，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改进自我，参考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新技术，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需大力鼓励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自身的异化和其他学科的不满渐渐涌起。故而，一方而历史学要不断交叉其他学科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另一方而又要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不能为其他学科同化。
篇16：科学小论文
以前，我听说有人曾用高压锅做饭，因为长时间没有注意，煮了很久，高压锅爆炸了。为了明白高压锅爆炸的原因，我查了资料，原来，高压锅里的水蒸汽积得太多，将高压锅撑破而爆炸。我想，如果用气体把瓶子上的盖子顶开，那不是很有趣吗？我很想做这个实验，可是这个实验怎么做呢，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用火来烤瓶子，让水蒸气顶开瓶盖。但这样做，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盖子拧得太紧的话，没等气体顶开瓶盖，瓶子就爆炸了。太松的话，气体就会从瓶口冒出来，起不到用气体顶开瓶盖的作用。第二，用玻璃瓶的话，没等水沸腾，瓶子就爆裂了。用塑料瓶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受热就熔化了。这两个问题，我一直无法解决。
直到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些小苏打粉和白醋倒进了一个杯子，混合了起来；这时，装着混合液的杯子冒出了许多泡泡。我想，这一定是产生了什么气体，以前我一直想做的实验就可以做了吗？
说干就干。首先，我准备了一个大玻璃瓶，一个软木塞，还有一瓶白醋和一罐小苏打粉。然后，我把白醋倒进大玻璃瓶里面，再把小苏打粉放入玻璃瓶中，并迅速将软木塞将玻璃瓶口塞紧；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嘭”地一声，软木塞被“发射”了出去。
为了进一步查明软木塞被“发射”的原因，我看了一些资料，原来是这样的：小苏打的主要成分是碳酸氢纳，与醋酸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使瓶中压力大增，最后把瓶盖发射出去。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我知道了一个实验。我把这个实验称作酒瓶“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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