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科学哲学论文，本文共1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科学哲学不是科学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
【摘要】科学哲学是上世纪中叶新兴起来的哲学分支，主要以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认识论和最一般的科学方法的学科。但好多刚接触这门学科的学者有一种误区，即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的孕育者，是最科学的科学。本文从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入手，澄清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
【关键字】科学哲学；科学理论；科学进步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5209-00-
作者：苗瑞杰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将科学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母亲，甚至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给科学最一般的理论指导，就好像指望第二代永动机被发明一样不现实。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是这样说的，如果科学哲学像科学一样精确，以至于我们从中可以准确地把握某一科学理论的每个细节，及其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那么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评判该科学哲学正确与否的超科学哲学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科学哲学具有评判科学进步与否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致力于研究出像科学一样的精确的科学哲学，从而得到科学进步最一般的公式，那么必然会出现超科学哲学这个学科，以便于给这以科学化的科学哲学做一个评判。因为科学发展需要这样一种立足点。
我们不知道维也纳小组如果得知如今的归纳主义被批驳的千疮百孔是否会感到黯然神伤。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归纳主义在解决科学理论是如何得出的这一问题上束手无策。当年，卡尔纳普的那本《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那句名言：“科学始于观察”，至今仍然余音在耳。但现在的大多数的科学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他的理论就像他的书名给人的感觉一样，太过夸大了。“归纳主义的困难不仅仅是因为，事实‘依赖于理论的’，并且是可错的，没有充分明确的事实使他们观点得以维持，而且还因为，对于理论如何能够从可发现的事实中推导出来，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明。”①
归纳主义的困难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它的意义，因为当时正在与后面我将提到的否证主义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智力交锋，但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到不安。因为归纳主义和科学史式的科学哲学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力图给科学定理的得出提供最一般的科学方针。换句话说，有别于库恩、拉卡托斯或费耶阿本德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想要解决的是科学真理问题，而他们更侧重于解决科学是如何进步的。
如果把现在的闻名的被认为是科学样板的理论全部都拿出来统计的话，我认为至少有95%的定理和定律是用到过归纳的方法的。（请注意，我并不是强调只靠归纳推理我们就能得出科学理论，我的意思是说归纳仍然是大部分科学论文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没有完全按照科学哲学家纠缠归纳的缺陷的那样，不使用归纳的方法。在医药学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实验员们为了验证新药品的特性时，会一次性做出几十个或几百个同类样品，目的并不是简单的统计层面上得出某个药品性质的发生属性概率，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归纳推理的方法是稳定有效的。在我看来，科学没有受到科学哲学家们的争论的影响，实在是件幸事。
像柏拉图不愿意承认亚里士多德是他最出众，但又是最让他头疼的弟子一样，波普尔也是一个“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一样的人物。维也纳小组不得不承认，他们培育出了一个最有名气，但也是后来对他们的理论抨击最严厉，而且是最有效的学生。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更像是一部战斗檄文。他的序言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既然我们绝不可能确实地知道，就不可能存在有权声称是权威的权威，有权为我们的知识沾沾自喜或者自命不凡的权威。”②
的确，按照查尔默斯后来的说法，否证主义者并不比归纳主义者面临的困难小，但我们永远不可能从逻辑上把否证主义驳倒。虽然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显得有些无奈，但科学理论发展脉络的雏形正是在波普尔“P1→TT→EE→P2……”的四段论的基础上得以成形的。正是这样，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才能在波普尔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我并不是沉浸在对波普尔的颂扬，以至于我忘却了我写这一段的的主旨。我只是强调一下，正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从科学逻辑转向了科学史，而他此后的科学哲学家大体都是按照他的方向走下来的。这不能不让人有些失落，科学真理如何得出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他们就转移到了科学理论如何进步。一个不错的理由认为，科学真理也许并不错在，只能在科学进步中不断逼近真理，只要搞清楚科学是如何进步这个问题，科学真理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依靠动态的方法研究科学，依旧解决不了静态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比较幸运的是，有人也看出了问题。现代西方前沿的科学哲学，比如贝叶斯主义和科恩的非概率主义归纳正是这种趋向的回归。
当科学哲学家们为科学到底是什么还在争论的同时，科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关心这场争论的最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如果否证主义或者之后的科学哲学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正确的话，也许不只一个人为下面这件事而感到困惑，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宏观的层面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显而易见的否证了，而在微观的层面又被量子力学所代替。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说法，牛顿定理这种显见的否证后的理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按照库恩的提议，相互竞争的牛顿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和量子论范式为何相处的如此和谐。或者按照拉卡托斯的想法，这到底是三个不同的研究纲领，亦或是一个纲领中三个相互否证的核心。
科学以它自己的方式发展着，不单理论科学如此（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例子），技术科学也是如此。技术工程师和科学理论工作者相比，他们的哲学修养应该更为不足，甚至直接参加技术开发的人，从来不清楚科学哲学家们正在争论着什么，但是，正是他们快速地推进着科学的前进。在计算机行业，每项计算机硬件设备每年都在以几何倍数加速成长。从单核100M赫兹的中央处理器，到四核M的家用CPU，只短短的用了十年时间。用一个量化的标准可以这样描述，一个电脑的核心部件的性能正在以每年32倍的速度飞速发展着。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可以想象在这项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或者意想不到的失败，但他们不一定是通过求教过科学哲学家，才把这个问题处理的。就我硬件工作从业经验来看，更多的进步方案都只不过是以下三项的合取，即大脑的一闪念、技术的熟练应用和出错后的及时更正。
我有必要重申一下，我不是为了批判科学哲学，从而推高科学的地位。我只是在科学与科学哲学关系这个层面，探讨科学哲学不应该有的思想倾向。科学哲学不是科学，科学哲学同样也不具有站在科学之上，并向科学提供理论指导的能力。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哲学没有作用，科学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和思辨的精神，在对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评判方面，以及避免技术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危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重点。
如果把科学发展好比正在飞驰的列车，那么科学实验就好像列车下的铁轨，数学和逻辑就好像铁轨下的底托，而科学哲学就好像各个底托之间的类似石块状的填充物。
篇2：科学哲学如是说
科学哲学如是说
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的名著《科学哲学的兴起》，十几年前曾经内部流传。最近，此书经过译者修订，公开出版了。
赖欣巴哈是一位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众所周知，逻辑经验(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在本世纪上半叶盛行于西方哲学界，其成员不少是兼有科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学者。有鉴于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和传统哲学的原地踏步，他们企图借助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为武器，去解决或取消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改造整个西方哲学。其主张常常被简单化地凝结为一句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逻辑经验主义在地理上主要有两个学派遥相呼应，大的一派即维也纳学派，另一派人称柏林学派。赖欣巴哈(HansReichenbach，一八九一DD一九五三)为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正是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跨入哲学领域的，并以一篇关于概率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阵营中，赖欣巴哈以研究概率论和归纳法、空间、时间、几何学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以及逻辑等问题著称于世。他的主张同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略有差异，因此，他宁肯称自己观点为逻辑经验主义或科学哲学，而不名之为逻辑实证主义。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意指赋有科学性的哲学，即指逻辑经验主义，是学派的名称；而我们通常所谓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是指关于科学的哲学，是学科的名称，二者含义是不同的。
《科学哲学的兴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赖欣巴哈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成果，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史上的名著之一。
该书从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历史回顾及对比入手，全面概述了传统思辨哲学的渊源，剖析了它的误解与末路，以此为发端，系统地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并把它与传统哲学作了鲜明的对比。雄辩滔滔，一泻千里，显示出一定的论证力量。加之语言简洁允当，不故作僻语，对广大读者也有相当的吸引力。
作者把自然科学视为人类学术的一种理想模式，阐述了科学思想的发源及科学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希腊人的唯理论反映了他们文明中数学研究的成就；英国经验论反映了近代科学中实验方法的胜利，这种方法向自然提出问题，要自然作出‘是’或‘否’的答案来。”(第81页)“使近代科学成为强有力的，乃是假设演绎法的发明，这种方法作出了从中可演绎出被观察到的事实的、以数学假说为形式的解释。”(第82页)“数学演绎与观察相结合是使近代科学获得它的成就的工具。”(第84页)从这里作者触发了灵感，他要以此为契机改造传统思辨哲学，把哲学科学化，也即数学化、逻辑化、经验化，使之成为科学的哲学，这也是现代分析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潮流骤涌的一个基本动因。正如著名分析哲学家罗素颇为自信地声称的：“现代科学是由数学与经验主义的结合而产生的；三个世纪以后，这同一个结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DD即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哲学也许注定要有同样伟大的事业。因为只有科学的哲学可以提供理论的素质，从这种素质中我们可能发现一种治疗现代世界的疾病的方法。”
这就是说，他们把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两股源流再次合并起来，用于缔造一种新的哲学DD科学哲学，并以此对传统思辨哲学展开了致命的抨击。所到之处，蔚为大潮，在精神上俘虏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从而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流哲学。时至今日，虽然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早已解体，也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和多方面的挑战，但目前分析哲学家们搞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方法，以及很多根本的问题，仍然未能跳出赖欣巴哈时代的大体范围。
事实上，在作者早年，对传统哲学的不满和对科学的推崇业已初露端倪，并终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远在他写成此书的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一年，他就在一封信中痛切地指出：“没有一门别的科学象哲学这样，有如此多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在哲学中，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数学却以万无一失的步伐整齐向前，数学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有力，全在于它的方法。自然科学用实验方法确凿无疑地检验它的论断；人文科学则用观察和历史研究来查对自身。DD可是唯独哲学，……却无防身之物，任凭喋喋不休的笔墨和口舌之战去摆布。”(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一集，第182页)
于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强烈欲望在他心中升起：让这一切无谓的哲学争论一劳永逸地结束，从自然科学输入灵感，从逻辑与数学输入精确性，使哲学科学化、逻辑化、技术化，让哲学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成为科学哲学。这就是赖欣巴哈为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
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纲领是容易赢得广泛同情的。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冷静评价，不难看出赖欣巴哈等人的目标是一种过高的奢望，事实上，想要最终地结束哲学争论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任何哲学，都是历史的形态，没有永恒的形态。历史的进展表明，要达到绝对的精确性，要使哲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哲学论争，是对两类不同功能的文化现象的混淆，是另一个简单的“齐一化”，也是对哲学的误解。实际上，就连科学本身，也要经历历史性的变革，也充满了纷争。绝对的精确性是没有的。事实上，赖欣巴哈自己后来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正是那种既有统一，又有分歧的历史性交替，才使人类的文化史洋溢着勃勃的生机。科学与哲学，无非都是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同自然对话的两种方式，双方的功能不同，双方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但是，毕竟，分析哲学在为哲学现代化的奋斗中，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如对数学基础的逻辑分析，具体的语义分析成果，现代符号逻辑的确立与完善等等，无容置疑，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二
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抨击，占了该书较大的比重，尤其是对思辨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作者更是开宗明义就进行了不客气的分析和批评。这当然是当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时尚，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在打击传统的哲学独裁者方面，赖欣巴哈与卡尔纳普有类似之处，他们并不指责黑格尔学说是虚假的，而仅仅声称它毫无意义，这自然失之偏激。不过，平心而论，他们主要述及的，是黑格尔体系中形而上的、逻辑的或认识论的方面，所抨击的，是黑格尔主义同自然科学和数学相抗衡的部分，而对黑格尔在历史、伦理和美学方面的成就则较少或根本不予理会。实质上，后面这个黑格尔比前面的那个远为伟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黑格尔的问题恐怕主要在于对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理念的思辨，他把宇宙削足适履，统统纳入他那庞大的三段式的体系框架之中。象一个德国鞋匠，把五彩缤纷的自然和人性这些皮革随意裁割，制成大靴套小靴的多层次的“三段式”普鲁士军靴，奉献给各时期各民族的人们套用。但这些靴子在二十世纪已不合适了，它们已千补百缀，漏洞处处，限制了人类的步履。
无疑地，在赖欣巴哈犀利地剖析黑格尔的一些无意义的大话时，是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逻辑力量的。他驾驭语言逻辑的技术，鞭辟入里地对这些昏话进行了解剖，驱散了笼罩在它们上面的神秘的浓雾，现出了“庐山真面目”，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历史的功绩。其实，爱因斯坦也曾说过，黑格尔只是由于其语言的晦涩，才使其哲学流传至今，否则可能在历史上早已被淡忘。此话虽几近刻薄，但仍有其真知灼见。这当然不能完全怪罪黑格尔，这既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也是由于人性的通病。正如赖欣巴哈指出的，人们在不可能准确作答时，使用一种隐喻式的图象语言是不可抵抗的诱惑。他指出：“在整个哲学史上，我们发现哲学思维总是和诗人的想象连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回答。因此，我们在阅读各种哲学体系的陈述时，应该把注意力多放在所提的问题上，而少放在所作的回答上。……当哲学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所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作为诸体系的历史时丰富多采得多。”(第25页)我认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当的洞察力的，当然，我们还应当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即是说，作者对各哲学体系的这一判断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的哲学。
诚然，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否认黑格尔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历史、法哲学、美学等领域中，他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但问题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如科学一样准确的表述和解释作用，而他却自命有此作用，并超越了此种作用。实质上，用一种不太恭敬的说法，那是用的一种类似理论的语言写成的“诗”。表达的是一种对宇宙、对人生的态度，它们并无所谓对错之分，而只有好坏的口味之分，只有深刻与浅薄之分。在这方面，另外有些传统哲学家就坦率得多。例如尼采，他就常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此类态度。若仅就风格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从不自命为理论的、逻辑的代言人，不用一种宏伟体系的外表来装饰自己，吓唬读者。
三
赖欣巴哈在抨击了传统思辨哲学、阐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原则之后，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就目标而言，旧哲学企图建立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这就被诱惑去建立一些庞大的哲学体系，这类体系常常是用简单的类比法和想象来构造的，并总是宣称自己是说明宇宙的终极真理。就认识论而言，他们则是用图象语言而不是用逻辑分析来回答。而新的科学哲学，它并不具有建立宇宙观的宏图，它把对宇宙的解释完全留给科学家去做，它用对科学的结果进行分析的办法来建立认识论，它很清楚，宇宙的和原子的世界都不是从日常生活中推导出来的语言所能理解的。
在对知识本性的看法上，二者也迥然有别。思辨哲学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它断定，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都能被显示给人的思维，因而，理性就必定是宇宙的立法者，这是大多数传统思辨哲学最根本的论纲；而科学哲学，则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逻辑与数学是可以获得确定性的唯一领域，但它们的方法原理是分析的，并非综合，根据分析学派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只是一种同语反复，因而，逻辑与数学是空洞的，对现实世界并无所述及。在赖欣巴哈看来，确定性与空洞是不可分的，综合先天真理是没有的。
关于上述的后一点，即确定性的问题，与作者关于知识的统计本性这一观点密切相关。
作者对概率的研究导致了如下的结论：我们无需寻求一个有绝对确实性的感觉的基础，一切命题都是概然的。应当指出，在把统计的、概率的思想引入二十世纪的科学思想方面，作为一家之言，赖欣巴哈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占据了一个显著的地位。
作者凭着研究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根底，指出：“严格的因果性观念应予放弃，概率规律把以前为因果性规律占据的地盘夺过来了。……一个哲学家如果要想理解认识的结构，他就不能避开概率这个概念。”(第128页)
这样，赖欣巴哈就把统计规律置于整个科学理论的根本基础的地位。自然，他的基本论点并非石破天惊，完全陌生，事实上，阅读他的著作似乎使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从玻尔兹曼、吉布斯和维纳等科学家与思想家们开始而奏起的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在论及预言性知识的问题时，他进而指出：“归纳推论的研究属于概率理论范围内，因为可观察的事实只能使一个理论具有概率的正确性，而永远不能使一个理论绝对确定。”(第179页)“概率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知识的工具，也提供了自然规律的形式；它的主题就是科学方法的神经系统。”(第180页)
赖欣巴哈把经验论贯彻到底，认为概率哲学应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所谓概率，应理解为频率的极限。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唯理论者解释概率的先验原则DD无差别原则或无相反理由原则，从而把概率解释牢牢建立在经验的基地上。
为逃避休谟式的对归纳原则的毁灭性打击，赖欣巴哈把理解预言性知识的关键诉诸“假定”，他认为，应当把预言性知识看作仅仅是一种行动的假定，它不必自称被证明是真的`；而对假定，人们只要对它的评价，而评价假定好坏的标准即是概率。具体而言，他的逻辑如下：归纳法的目的是预言未来，预言未来则是寻求频率极限，而频率极限就是概率。因此，他认为概率理论确认了归纳法的正当性，使归纳法成了寻求最佳假定的工具。
这里的逻辑困难在于：频率是否存在极限？赖欣巴哈的回答是：我们既不能独断地肯定其存在，也不能独断地否认其存在，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假如有极限存在，则利用归纳法(概率中的渐近认定法)就可以得出可靠的预言；假如没有极限存在，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我们只有利用归纳法来达到目的，否则，就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因而，如赖欣巴哈所形容的：“进行归纳推理的人可以比之为向陌生的海洋地区抛网DD他不知道是否会打到鱼，但他知道，如果他想要捕到鱼，他就得抛网。每一个归纳的预言都象把网抛到自然事件的大洋里去：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所捕获，但我们至少在尝试着，并且是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办法尝试着。”(第190页)
这就是他论证归纳法合理性的逻辑，简言之，即：为了应用归纳推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肯定条件成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它的话，应用归纳推理就已经是合理的了。
如所周知，赖欣巴哈关于概率的理论在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自然也引起不少非议，罗素与波普尔都对之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而且，据我看来，有些批评是很难答辩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批评都并非返回思辨哲学的确定性的传统轨道上去，而是愈加偏离确定性的理想了。有鉴于此，赖欣巴哈所描绘的如下一幅当代科学思想图景，仍不失其主流的地位：
“象一个开足发条而走动的钟那样，开足发条而按部就班走动下去的一个理想的宇宙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知道绝对真理的理想的科学家是一去不复返了。自然中的事件与其说象运行着的星体不如说象滚动着的骰子；这些事件为概率所控制，而不是为因果性所控制，科学学与其说象先知，不如说象赌博者。……然而他比起绿呢赌桌前的人来是较为高明的赌徒，因为他的统计方法是较为高明的。”(第192页)
这段话是给机械决定论送葬的丧钟，也是二十世纪科学思想的心声。虽然本世纪科学已经较以往获得了更为辉煌的胜利，似乎已成为全能的造物主了，然而它的声音却更谦逊了，因为更高的智慧给了它更多的自知之明。这种态度已经构成了本世纪哲学精神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对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寻求绝对确定性的挑战。赖欣巴哈以如此鲜明的语言表述出了这一重大突破，说明他对自己信念的强烈自信，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感受到了时代的最基本的脉搏。
四
前面我们曾提到，赖欣巴哈所称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与我们近年来通常所说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含义有别，前者指学派(广义而言是指分析学派)，后者指学科(基本上是中性的)。但二者是否毫不相关呢？当然不是。现代分析学派虽然并不专注于研究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但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显然较其他的哲学流派深刻得多，这从它的成员的职业出身、思维方式、对学术的最高理想的看法、对数学和逻辑的重视……等各个方面均可窥得。因此，我们在前几年对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科学哲学作了大量评介之后，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其问题的由来、思想的渊源、历史的沿革、相互的联系和区别，倘若能回过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源头DD分析哲学，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或批评当代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正如江天骥先生所曾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更深一步搞清科学哲学，就须补分析哲学这一课。
毋庸置疑，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是跟随向科技进军的热潮而兴起的，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理应进一步挖掘下去。事实上，确有少数远见卓识者早已潜心于此了，对分析哲学来龙去脉的探究就是一例。
事实上，每个文明体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相互牵连、相互渗透，不可须臾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古皆然。它们只有相对独立性，没有绝对的分离性；只有模糊的界限，没有严格纯粹的某一领域。科学技术与其他文化领域同样如此。西方实验科学发展至今，带有自己深厚的总体文化背景，尤其是带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烙印。科学技术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总体文化背景，它自己也就将失去活力，也就将枯萎、死亡了。
鉴于此，《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的出版，将对我国科技发展持久不衰的活力有所助益，将使我国对外国哲学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我们这样期待着。
篇3：科学哲学学习心得
学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心得体会：不辱使命，不负厚望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会铭记这个日子，5月17日，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的讯息连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的精神通过微博、微信和其他媒介手段在无以数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间传递，在他们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不止于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甫一发布，迅即在全社会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各大媒体争相传诵，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然感受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气息。毫无疑问，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堪称创新立国、文化兴邦的盛举，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广大思想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企盼已久的。
毋庸讳言，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的充分认可，同时还表达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因此，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很走心，特提气。诚挚亲切的问候，诚恳交流的态度，无不展示着朴实亲和的魅力。而那些平易近人的言语，更能体现习对于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怀、肯定和勉励，使人油然而生股股暖意。身处一个功利化的时代，人们无法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因其所投身的事业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不受重视、甚至被迫边缘化的事实，尽管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并不曾因此而否认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样的话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口中说出，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谓和意义。毫无疑问，这样的话语，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该是多具分量的认可和肯定，又该多么的走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这些言语，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该是何样的勖勉和激励，又该多么的提气!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众所周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有着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正因如此，在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等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他总是“在场”的，这成为以来他的全部工作的核心内容。故此，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急需“提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今天，他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的真诚呼吁，并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并勉励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这充分显示了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在这一点上，他还秉承了“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人的根本是人本身”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当然，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事靠人为、事在人为的原则。为此，他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毫无疑问，的这些言辞备加温暖人心，必将激发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热情从而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和创新动力。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正如他在《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所指出的：“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人民日报》12月5日)既肯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及其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这无疑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正是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确了使命，提出了任务。他勉励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与此同时，用六个“如何”提出了新形势下在意识形态建设及思想建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在政治建设、在文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他高屋建瓴地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方面大有作为。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党的以来，他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风格完全一致，显示了他一以贯之的“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其间充满着独特的语言魅力，并显示了强大的语言力量，十分值得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正如艾文礼所言，“因为有这些独特风格和魅力，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这些讲话和文章想听、爱读，听得懂、记得住，感触深、收获大”。他从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的问题意识出发，援引马克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名言警句，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而通观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全篇，其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毫无疑问，这对于解决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学术浮夸、学术不端等种种不良学风，从而促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是有实质性意义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已经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正如王伟光所言，“的重要讲话，立意深远、思想深刻，富有时代性、战略性、前瞻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凝结着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迫切期待，体现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律的新思想新认识。讲话具有巨大的理论说服力和思想引领力，是一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体地说，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确立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原则，同时还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进而，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他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他强调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其次，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此外，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既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又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凡此种种，无疑将成为繁荣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意蕴丰富，学习领会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关键在贯彻、在落实。作为一位在我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一思想理论教育平台上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当自觉地响应时代的召唤，不辱使命，不负、党中央和人民的厚望，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在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在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在致力于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的同时，传播真善美，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聚焦当代中国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历史脉搏、探索发展规律，认真研究解决当下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而实现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以此助力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最终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树人中实现自我。
篇4：科学哲学学习心得
5月18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全文发表了这个讲话，让老百姓得以获知国家最高领导者对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是怎么看的。我认真阅读了全文后，颇有心得，不敢独乐，愿与大家分享。先引用习总的以下这两段重要讲话：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变这个状况，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很显然，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领域，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乏善可陈的。根据以上所引用的习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战略不明确、水平总体不高，原创能力不强，体系不健全，评价不够科学、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素质极待提高。以上所列举的这么多问题，哪怕是一两条，都足以令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学者们汗颜，何况有七八条之多，难怪习总用了两个“极”字，也就是“极待解决”和“极待提高”。我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个关心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科技工作者，我读到这些讲话，都很脸红，感到没有为大变革时代，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片面地理解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忽视了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在引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要问为什么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极待解决的这些问题?这是学界片面理解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和社会急功近利之风也刮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果。与之相似的还有历史学等文科领域，戏说历史和歪曲历史者大行其道、发财致富，而埋头故纸堆做学问者，连发表一篇论文都难。更不谈职称评定之类的困惑。可喜的是这些正在开始改变，只要有了顶层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改正起来会比较容易。战略确定了，评价体系科学了，潜心和专心于学术的人多了，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不是那么容易纠正了，或者说正是需要针对这个方面的原因展开讨论和辩论，才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思想。这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守旧与出偏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思想混乱，莫衷一是。从守旧的角度，往往将学术问题都当做政治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当成思想禁区，不能讨论、也不需要发展。由于这种思想方法脱离实际，因而不得人心，令人们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思潮。从出偏的角度，就是言必称西方，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当做普世的世界观，从而只能是重复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思潮，并无新意，却又误导现代青年。这两方面的思潮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过时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东西。要纠正这种思潮确实需要“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呢?只有创新这条路可走。包括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在旧体制内用旧的思维肯定是不行的。现在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是学阀制，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都要层层审批，且只能是守旧或出偏(绝不是创新!)的东西，才有可能发表。因此，要改变的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让非体制的人士，工、农、兵、学、商都能发言，发表见解。不只是那些个“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事。理论创新就是要允许不同观点和思想的讨论和交流，不要用保守的“政治”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观点和新思维，都应该可以发表，而不应该加以阻止。这方面虽然组织出版了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译著，包括所谓“后马克思时代”的著作，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作品则很少能看到，不是没有，是民间的这类作品没有办法进入“主渠道”。因此，要鼓励民间人士也能申请到社科基金支持，出版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习的发言已经公开发表。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水平已经被评价。更重要的是历史使命也已经提出，下面就看所有从事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如何行动了。
“一步实际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信然。
篇5：科学哲学学习心得
17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汝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钟君、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樊锦诗、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张维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壮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金一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王文先后发言。他们分别介绍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政治学、文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学等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就如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不时就有关话题同学者们深入讨论。大家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表示，发言的同志讲得很好，很多是真知灼见、肺腑之言，听了很受启发。他向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强调，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
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
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既要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强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领导干部要主动同专家学者打交道、交朋友，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
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篇6：哲学是什么相关论文
女性视角下的中国哲学现代化
文章从女性的视角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从女性的视角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中国哲学现代化作用
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它应该成为全部人类的思想财富。
谈到中国哲学，身为中国人，我感觉非常特别。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犹如满天繁星，层出不穷。
他们个个都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提出了对其所在时代的社会、人生的思考。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从封建社会向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社会的文化文明。
反而让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变得淡然无光了。
虽经过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代哲学家的努力，把中国哲学思想系统化、具体化，让中国哲学思想得到更多更好的传播。
但是，他们都是在模仿西方哲学体系来构建中国哲学，给中国哲学披上了一件具有西哲特色的外衣，同时，用一些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来解释、阐述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观点、思想。
使得中国哲学一直在同西方哲学的对比和碰撞中缓慢前行。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应该把自己传统哲学思想中积极、肯定的因素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给予我们社会、阶级、个人行动的准则，为我们当代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服务。
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是蕴含在一些古典书籍中的。
古代文言文是我们现代语言的起源，但是在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许多的词语本身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多的词语已经在语言的发展中销声匿迹了。
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文章中才可以看到。
因此，学习中国哲学，首先就要学好古代文学，做好对古文的训诂工作，要对古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
对古文的语法及运用有相当的熟悉，从根本上掌握住文章原有的意思。
在学习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
相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的内容要庞大和芜杂得多。
在它本身的体系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
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学说的相互抵触和矛盾的方面。
同时，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哲学家根据自身学说的继承和发现，创立了不同的论述方式和观点。
所以学习中国哲学要结合到时代的需要，给中国哲学注入生机和活力。
三、学习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增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中国哲学对现代人生价值观念的确定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生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的立本之基，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支柱。
中国人有着许多的优良传统，而这些优良的传统都是经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陶冶而铸就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观念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确立了人生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家国同心的精神的体现。
“人之初，性本善”对人心向善的肯定。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对人性善恶的发展和内心修养的关系作出阐释。
说明人心的善恶在与自己的良知和修行。
对人性善的肯定和追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精神动力。
人的完美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就是对社会发展贡献，就是对善的终极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完美维护。
中国哲学的重点就是伦理学说，中国哲学就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如何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学说，因此懂得中华文化精髓的人永远会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
中国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当代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根本的问题，怎样把那些具有生命活力的古代思想和现代化社会有机的结合起来，
怎样用那些有着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来解决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关于环境、安全、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终日专研于故纸堆中，或对某一古人学说的究根问底，搞一些书斋式的学问。
这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学者所应持的治学的基本态度吧！
篇7：哲学是什么相关论文
《庄子》物论与低碳社会的哲学理念
低碳社会是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道家思想集大成的《庄子》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 其中物论是最为集中的部分。
《庄子》物论对于建设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低碳文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庄子》天人观与低碳经济。
1、“工乎天而俍乎人”： 低碳生产的目标。
在天人关系上，《庄子》反刻意人为，认为“物不胜天久矣”(《大宗师》)，而理解这一道理， 才能做到安时处顺，否则，“物有结之”。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一”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山木》)，并非所有的人为都不合天性，但只有“全人”能够做到“工乎天而俍乎人”(《庚桑楚》)，亦即做到精通天然而又擅长人事。
从天人关系上看，低碳生产方式是以“工乎天而俍乎人”为目标的。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高效利用能源、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追求的是物质生产力与空气环境质量的双赢。
2、“物物而不物于物”： 低碳生产对工业文明的回应。
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可以进一步还原为一个如何待物的问题。
《庄子》待物有三重境界： “ 与物相娱”(《大宗师》、《则阳》)、“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 化育万物” ( 亦即“ 内圣外王”， 从道的高度出发， 以精神化育万物)。
从待物层面看，低碳生产是达到“化育万物” 理想境界的一个桥梁。
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处于“与物相娱”阶段，今天的工业文明仍处于“物物而物于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物的反主体性表现得特别明显， 自然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问题凸显。
为了回应这一困境，建构低碳社会的呼声高涨。
低碳生产因“物物而物于物”而起，要解决的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并为“化育万物”奠定基础。
3、“自化”、“天均”：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如何待物，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物的运动———物化。
《庄子》认为物化的基本特征是自化(《在宥》：“涂处无为， 而物自化”)， 亦即事物运动的力量来自于物自身，不假人力。
其次，物化是一个物质以不同形态循环往复的过程， 庄子称之为“天均”。
从物化观看，“自化”、“天均”可以作为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条件下， 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物质在人为的干预下加速运动，同时由于人类的贪婪与无知， 其运动偏离了“天均”状态，致使可持续发展的链条断裂。
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其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环境所能吸收的度， 造成全球气候剧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所呼吁进行的新能源技术、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无不带有“自化”、“天均”的特征。
二、《庄子》人生论与低碳生活。
1、“完身养生”： 低碳语境中生命的意义。
《庄子》以“完身养生”为人生最基本的目标。
《庄子》的养生经强调“与物逶迤而同其波”，“不以人物利害相撄”(《庚桑楚》)。
“完身养生”，包括“完身”和“养生”两个方面。
“完身”，说的是乱世之时的社会生活方式， 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让王》)。
“养生”说的是物质的生活方式， 认为保养健康的形体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物质有余却没有养好形体的情形也存在。
现代性的工业文明蕴含着“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的矛盾，这一矛盾激化的后果对于人类来说， 一是在对物的争夺中大量生命被戕害， 二是在对物的过度消费中身体被戕害。
为什么要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期望能生存下去。
由是，生命的意义又面向和回归生命本身。
《庄子》“完身养生”的贵生理论，剖析了戕害生命的'因由，张扬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对低碳语境下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的启示。
2、“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庄子》人生论建构在对“天”与“物”关系认识的基础上。
就人生最重大的生死问题而言，《庄子》认为，要妥善处理“天行”与“物化”的关系，最佳的状态是像圣人那样“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 因而也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平等主义情怀看待万物， 把个人置身于自然之中，要求个人的生命按照“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的自然规律运行，最后又回归自然。
寓言“庄子将死”讲述庄子反对厚葬，认为自己有天地、日月、星辰等“万物为赍送”(《列御寇》)， 已经得其所哉。
无疑，这是一种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3、“知道达理明权”、“还以物与人”：低碳生活方式的行动方案。
《庄子》认为，尽管天道“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而累”，但是舍弃人道也是不可能，因为“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
如此看来，物害与物累实在无法避免。
对此，《庄子》提出的方案是“知道达理明权”(《秋水》)和“还以物与人”(《渔父》)：对于外物的伤害，应通达事理以随机应变；对于外物的牵累，应各守其真，把物还给物， 把人还给人。
如何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庄子》的启示是：首先是知于道，领会现代性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命之道，让生命的意义回归到生命本身，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自觉性；其次是达于理、明于权，通晓温室气体造成的危害、机理和应对方式，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科学性；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强调其实践性，真正做到“还以物与人”，让物和人都回归本身，回归到自然状态。
三、《庄子》历史观、政治观与低碳政治。
1、“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低碳政治的社会选择。
庄子所处的时代，“世与道交相丧也”(《缮性》)， 是典型的乱世，“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何其嚣嚣也”(《骈拇》)。
庄子理想的治世是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至德之世”(《祛箧》、《马蹄》) 和“建德之国”(《山木》)：“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
显然，《庄子》以传说中的远古圣王所在之世以及文明尚未开化的边陲之地作为理想世界的典范， 所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
但从低碳的视野看，这种社会选择却是合理的。
在《庄子》的理想社会，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绝对的零碳社会。
因此， 低碳社会的构建在生态上需要向蒙昧时代回归， 而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终须面对的一种政治选择。
2、“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三代以来的世道为何不如上古时代? 《庄子》首先把责任推到了“物”之上：“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骈拇》) 此处所谓的“物”， 指的是诸如“小人之利”、“士之名”、“大夫之家”、“圣人之天下” 之类的“政治事业”。
尽管规模不同，但作为身外之物而迷失人的本性却一无二致， 其结果是“天下尽殉”。
《庄子》不可能对现代个人主义、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进行批判， 但直指阶级社会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弊端，对于当今社会的物化、异化现象有着同样的批判性意义。
经济的增长是现当代国家所追求的最大政治， 而正是经济增长论这一现代性发展理念加剧了环境破坏、资源耗费，使得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处于转折点上。
低碳社会是构建需要在政治上摆脱“丧己于物”的枷锁，而且碳政治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争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
这些方面无疑也是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3、“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低碳政治的运作理念。
在政治上，《庄子》从根本上否定“治天下”的观念，认为使天下自在宽松才是正道(《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
实在不得已要统治天下，还不如采取无为之道。
从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为之道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焉”，“化贷万物而民弗恃， 有莫举名， 使物自喜”， “ 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
国家作为一个大物，不能随意当被成一个物支配， 治理天下百姓同样如此(《在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
《庄子》“在宥天下”的政治观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的反面和镜鉴，它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因子。
在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中，从“在宥天下”的政治观引申出来的低碳政治运作理念应该具有宽广的“天下”(全球)视野，具有无私、平等、宽容的品质，具有取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情怀。
四、《庄子》物论与低碳文化。
1、“万物毕罗”之道：低碳文化的精髓。
《天下》是一篇总括诸子百家物论的物论。
在《天下》篇中，庄子学派提出自己的“万物毕罗”之道：其实质是以道统物；其内涵是“内圣外王”，亦即“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
其要求是“明于本教，系于末度”，亦即人们既要深通作为事物根本的道， 也要了解事物的细枝末节，做到二者的统一；其关键是要求人们如何不至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低碳文化关涉低碳社会的象征性层面， 从哲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种种低碳现象所蕴含、体现的精神。
此处庄子之道阐明了以道统物的实质、内涵、要求和关键， 昭示低碳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以道统物、以精神驾驭社会的文化运作，可以看作是低碳文化的精髓。
2、“应于化而解于物”： 低碳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念。
庄子学派对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物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而庄子之学，“应于化而解于物”， 在吸收、批判其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 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齐物论和外物论， 对于道和物的认识比其他各家更为通透。
事实上，《庄子》物论中许多价值观念也能作为低碳文化的价值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贵生(如“爱人”、“爱己”)、平等(如慎到的“齐万物以为首”)、宽容(如老子的“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宋钘和尹文的“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节约(如墨家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等。
当然，《庄子》虽洋溢着批判精神， 但缺乏勇于探索万物的科学精神，也存有贬低具体事物的倾向，这些都不可取。
3、“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语境中的文化自觉。
《庄子》高度颂扬人的文化自觉，认为人只有“形全精复”，“形精不亏”， 才能做到与天然万物相推移(《达生》)。
但同时又认为，人类对文化的追求扰乱了天下万物的物性。
这种矛盾态度发映出当时人们尚未达到道德和科学的文化自觉，未能真正做到“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社会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困境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从文化上对工业文明反思和批判的成果， 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自觉。
但是，相对于社会进步的要求，人类还需在道德素养和科学知识上进一步完善，达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到彼时， 人类驾驭物的水平达到相当高的层面，低碳社会才能真正建成。
篇8：哲学论文参考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人类创造了属人的技术世界。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首先，与其说我们栖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宁说我们已经栖息于技术世界之中，并且我们仍然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陷于其中。“技术是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其次，对于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人类似乎是熟知的，而实质并非真知。今天的技术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沉”，普通民众与之接触的只是其外围“终端”或“显示屏”。
现今人类的境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从对大自然的无知中解放出来，人类是通过科学而解放；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又重新陷入了一个无知的技术世界，人类是通过技术而蒙蔽。于是，技术启蒙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技术启蒙关键是要对社会的关于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
篇9：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3000字
论文题目：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
篇10：哲学论文
摘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得认识这个世界。
然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而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致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人类所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必由之路。
〔1〕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成本的与日俱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人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日益匮乏，从而又加重了人类的生活负担，这正在演变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日后的科技发展中更好的保护环境，如何在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控制、剥削，直至自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自然观正是在人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随着人类对世界、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到现在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过程；然而对近代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以1784年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人类进入了蒸汽动力时代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以往的手工作坊，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
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英、法、德以及美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人类第一次萌发了征服自然、改造物种的信念。
而且从此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进行生产劳动，同时也开展了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突显出来，传统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难题。
〔3〕正如有人评价：“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得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
然而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的应用，使技术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当环境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损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和土地沙漠化时，却以损害和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代人所依赖的资源为代价换换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的好转，这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环境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生态伦理困境”。
现代人虽然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
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使环境得到改善，自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才是环境改善的关键。
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放松对环境的保护。
环境问题应该时刻关注，不应等到污染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能源短缺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通过对能源开发和应用的历史及其结果的深刻反思，从20世纪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弥补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将探索新的洁净能源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致使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81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对于全球开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潜力巨大，适宜就地开发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
据阿尔巴尼亚4月15日《世纪报》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空气污染，欧洲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减少了8。
6个月，而对于工业大国德国更为严重，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10。
2个月。
瑞典科学家日前表示，郊区手机发射基站间的距离较远，手机需要发出更强的电磁波来维持通话。
因此郊区住户使用手机时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美国科学家于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孕妇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那么胎儿的DNA可能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首次向人们揭示，妇女怀孕时暴露在燃烧后受到污染的环境中，
可以导致其腹内胎儿的染色体发生异常。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在对60名新生儿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结论的。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小组对这些新生儿暴露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中的程度进行了监控（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燃烧或是在石化燃料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为了测定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程度，这些新生儿的妈妈、
一些怀孕妇女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并且要在她们怀孕的最后3个月随身携带便携式的空气监测器。
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平均污染水平，把这些孕妇的受污染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组。
随后，研究人员会对新生儿的脐带血进行分析，
观察他们携带DNA的染色体。
研究者发现，受污染程度低的孕妇，其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要明显低于受污染程度高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这些新的问题都等待着人们去解决。
20XX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给无锡市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6月29日，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家宝还先后考察了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污水处理情况。
在梅梁湖泵站和蠡湖展示馆，他详细询问了调水引流和蠡湖水环境治理情况。
在芦村污水处理厂，家宝向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要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
针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水污染事件，家宝指出，太湖、巢湖、滇池是长江水系的三颗明珠，周边地区都是风景胜地，历史文化悠久，城乡经济繁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三湖”污染日益加剧，水环境继续恶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行“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的指导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科学、严格的综合治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三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有所改善，逐步恢复“三湖”地区的自然风貌，努力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他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蓝藻再次大规模暴发，确保城乡居民饮水用水安全。
第二，强化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达标排放管理，禁止新上向“三湖”排放含氮、磷污染物的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第三，加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并确保正常运行。
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
第四，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建立生态湖滨带，做好调水引流工作。
第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第七，科学论证，制定各个湖泊的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
第八，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第九，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加快制定太湖、巢湖、滇池等管理条例。
第十，落实防污治污责任制，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基层、企业和个人。
总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全球人口与经济在迅猛增长。
然而，由于人类大多数成就以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以少数人的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人类的胜利是局部的，伴随人类成就达到顶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达到了普遍化和严重化的程度。
当今世界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紧缺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和全球性的，它再一次告诫
：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能力越为强大，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也就越为明显“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污、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的无节制使用有直接关系”现代科技也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成为笼罩在人类心理与文化中的阴影。
〔4〕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政治法律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都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作出反应与反思。
而这些反应与反思作为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又会影响与改变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在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
并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以及环境保护成为世界性潮流，必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要在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的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反思人类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力图将其转变成了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倡导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节约能源与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模式。
在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环境哲学相关论述，以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环境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环境问题，剖析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探索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篇11：哲学论文
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就哲学的词源而言，它的意思主要指热爱智慧。
但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对于哲学是什么因人因时因事一直有不同的定义。
就当代学术界而言，哲学主要指人们在对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形成的系统化、理念化的世界观，是从性质上、逻辑上对基本问题进行认识从而发现和预测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及客观趋势的学问。
而哲学研究的问题，就是从总体上研究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哲学的三大重要研究领域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对思维和存在也即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既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为考察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关系的主体是人，人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就存在性质而言人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过程。
一方面人的存在与灵长目其它动物和周围环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又与灵长目其它动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它动物依特定本能、固定方式生存，而人则在成长早期依一定本能和一定方式生存，在生存中又发展和完善了本能、方式，如此循环，在高一级的程度上构建自己、完成自己。
二是就存在状态而言，人又是有着自主思维能力的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存在物。
一方面通常情况下人会从自身出发，按照某一思维方式去考察和认识世界的状态和属性；另一方面人会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去改造外部世界、塑造外部事物，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外部世界、外部事物，通过实践使得主观客观化，这就必然发生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也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一、唯物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就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派别的规定而言，作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之一的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在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相对立的。
按照区别而言在不同时代有与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相对应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也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现代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一般坚持了存在（物质）对于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观点。
就世界本原而言，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则是物质的产物或反映。
反映在人的大脑里就是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作用于存在。
要进一步明白为何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就必须了解唯物主义的演进过程。
在古代，部分人认为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所形成的，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气、原子或金、木、水、火、土单独构成或组成的。
例如中国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而在国外，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了原子唯物论，他认为世间万物的产生和变化究其本原而言只是原子与虚空，人的感觉和思想也是由这些原子所决定的。
怎么决定？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表面会经常流溢出一些原子，形成波流之后在空气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影像。
而人的感觉和思想便是这些影像对于感官和心灵的作用。
以上这些人的认识，虽然谈不上科学，但都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同时，他们还尝试以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联系与变化，推动人们对于世界本原究竟是什么继续思考。
（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之所以具备了机械的性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就它的认识而言，哲学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物质，物质才是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基础，它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存在。
应该肯定的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于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深化认识对于反对当时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也有它的科学之处。
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把哲学上的物质等同于物理学上的物质，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原子，原子有什么样的属性，由原子组成的物质就有什么样的属性，进而由物质组成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属性。
那么整个世界就有机械以及形而上学的性质。
例如霍布斯曾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
”他把所有的运动形式都认为是机械运动，虽然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概括，但是由于没有看到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将某一运动形式上升为普遍运动形式，就会在解释物理、化学、生物、社会运动时陷入困境，甚至走向唯心主义。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人的考察和认识也带有机械性。
例如拉美特利认为归根到底，人只是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
至于人的感觉，则是由外界对象刺激人的感官神经，由感官神经将某一物质传入感觉中枢中，人便能接受各种感觉。
拉美特利的观点，虽然把大脑看作感觉的发生地有进步之处，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还是用机械的观点去说明人的组成和功能。
另外，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领域也有不彻底性。
因为采用机械的观点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变化，也抓不住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由人的思想决定的，从而成了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总结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阶级斗争经验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具有能动性。
何为能动性？一是思维（精神）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物质），二是思维（精神）通过实践能够反作用于存在（物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说明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的依赖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以新的哲学概念。
列宁给物质以经典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这里有一问题，当今自然科学的部分最新发现是不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
在笔者看来，关于物质的哲学定义也应随实践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发展。
二、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作为唯心主义哲学两种基本形式之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被先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精神所决定的，而物质世界仅仅是这种客观精神在历史进程和具体条件下的产物或表现。
就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而言，实际上它是把人的思维（精神）或一般概念加以绝对化之后“飞跃大脑”成为了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某实体，宗教就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代表。
中国南宋时期的朱熹就曾主张：“理在事先”，他认为“理”是先于世间万物而存在的，世间万物各有其“理”，“理”就是世间万物运动的规律。
他认为“理”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世间万物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国外的柏拉图和黑格尔也是类似的观点。
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创造的，理念世界才是本原。
黑格尔则把现实世界的本质归结于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辩证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外化为自然界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
（二）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一道认为思维（精神）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存在（物质）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区别在于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主观因素而不是某种客观精神，例如人的感觉、经验、心灵、意志等是世间万物产生和运动的根源，而世间万物只是这些主观因素的产物或附属品。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没有自我的主观因素，就没有外部世界、外部事物。
例如中国明时代的阳明，就曾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他认为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依赖于主观因素而存在，当主观因素消失时，物、事、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因。
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法国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经显现出了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过渡的趋势，例如过多的宣扬上帝就在你我心中。
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从客观向主观的转化，不仅是宗教的一大变化特征，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大变化特点。
三、结语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就根本上的分歧而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即到底是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还是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决定作用上观点和立场不同。
有人认为唯物主义宣扬物质至上，唯心主义宣扬精神至上，这都是不正确的。
就整个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来看，相信唯物主义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坚信唯心主义的历史人物也办过好事。
谈及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要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任何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简单对立的理论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言：“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
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极端或绝对正确化，虽然科学已经证实了思维（精神）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但是谁又能完全证明“缸中之脑”这样的哲学假设是根本错误的呢？况且这样的哲学假设还有很多。
哲学的基本问题昨天、今天、明天总会有人去探讨，但是要想让哲学焕发出巨大的魅力、生命力，让掌握哲学的人能真真正正体会到哲学所带来的实惠和快乐，还是要靠有实践能力的人去一点一滴地践行，去变革自己、去改变世界。
只有在掌握哲学的人受益之后，哲学才能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才有由“冷”变“热”，更好地发挥解释、指导作用的机会。
篇12：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摘要]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其贡献在于倡导并实践批判的精神，然而康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高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的。
[关键词]
康德；批判哲学；批判精神
一、引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多年哲学发展的总汇，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哲学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有人把康德哲学比作西方哲学史上的“蓄水池”。在德国，第一次使用批判一词的人是康德。康德所说的批判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名词意义上的批判，他通常把批判和先验作为等同意义上的名词来使用。康德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既超越于唯理论又超越于经验论的新的哲学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批判哲学，如何使康德哲学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有益成分，使之在人类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体现出应有的文化精神价值，这是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影响
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的康德哲学，康德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哲学，是因为他推翻了18世纪末流行于德国和欧洲各国的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发动一场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创立德国古典哲学。人们通常将康德的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他提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从而打击17、18世纪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不变的观点，为近代辩证自然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虽然他的思想中包含一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但是总体看来，康德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依然囿于莱布尼茨D伏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从1781年起间，康德先后发表了三部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阐述他的认识论思想、伦理学说和美学观点，构成所谓“真”、“善”、“美”的批判哲学体系，由此康德哲学进入“批判时期”，康德对后来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他在“批判时期”所阐发的哲学思想。
康德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称这个体系根本就是独断论，同时康德也反对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康德为了批判的需要，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现象”和“自在之物”。康德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的感官从而产生感觉的客体，即所谓“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客体是不可认识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的“现象”。很显然康德哲学既想要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时又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倾向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说：“事实上，既然我们有理由把感官对象仅仅看作是现象，那么我们就也由之而承认了作为这些现象的基础的自在之物，虽然我们不知自在之物是怎么一回事，而只知道它的现象，也就是只知道我们的感官被这个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所感染的方式。”在康德哲学中，感觉不反映对象，现象不表现本质，主体和客体之间、本质和现象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总体上来看，康德哲学围绕着“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关系，在他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的基础上，论证思维和存在不具有同一性。尽管康德哲学自始至终都带着调和折衷的特征，但是他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走上两条道路：在唯心主义道路上，表现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相继发展康德批判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唯物主义道路上，费尔巴哈批判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形成了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以“人”为基础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由此，德国古典哲学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终于结出两大硕果：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康德哲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应有之义
康德是第一位给自己的哲学挂上“批判”招牌的哲学家，他赋予“批判”以新的理解和作用，认为“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明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他把自己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呼吁用“人类理性”去批判一切，但是康德同时也预见到“批判”道路的艰难。在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展开批判时，康德充满自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仅仅“是为了判断一个原则或一个事实的价值而进行的检查”。康德辛苦工作的结果，虽然终结了旧的“形而上学”，沉重打击了神学和宗教。但是，他却从一个片面走到了另一个片面，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走向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开辟批判的道路却又处处有所保留，使得他的哲学体系充满矛盾与无奈，最终不得不滑入形而上学的泥潭。那么批判究竟该如何展开呢？我们说费希特批判康德、谢林批判费希特、黑格尔批判谢林，以及费尔巴哈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中所用的“批判”，就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作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只是由于这些哲学家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主观认识能力的欠缺，他们的批判和否定往往带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批判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因此正确的批判态度是全面地分析与综合的态度，是反对任何“宗派主义”的态度，是辩证的态度，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四、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与哲学理念的创新
（一）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
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转折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破旧立新”，把对旧哲学的批判改造与对新哲学理念的创新发展统一起来。首先，康德在理性能力的分析基础上，对传统的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通过对理性能力范围、界限和有效性的揭示，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对于科学认知具有优先地位。其次，康德在理论理性部分，虽然坚持理性主义知识本质论原则，认为是时空和知性范畴的先天形式赋予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但他同时承认受物质体刺激而产生的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质料。在他看来，没有经验质料内容的理论形式是空的，而没有理论形式的经验内容则是盲的。最后，确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并力图在实践理性优先性基础上，以判断力的“目的性”理论来统一两者。尽管这在康德那里并未真正实现，但康德由此建立起一种先验理念本体论、先验形式主义伦理学、先验主义实践哲学以及理性主义宗教哲学和先验美学理论，从而转换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恢复西方希腊哲学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力图摆脱科学主义控制的能够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新观念和新路向。
（二）康德哲学理念的创新
正因为康德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全面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给西方现代哲学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础和不竭的思想源泉，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从康德走向现代的。康德以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分析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把科学认知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内，视科学知识为一种关于有限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事物的本质性知识等这一方面的思想就直接影响到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康德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他根本上是以此将人们引向一个不同于科学性质的形而上学领域，是要从实践理性上来确认作为理念存在的本体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建立起理论上的本体论、价值论、道德观才能为解释世界、社会、人生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也才会使人的生存、行为、意义获得理论上的依据和保证，人格的伟大与尊严也才能油然而生。实际上，这也是必然的，只要是一个有思维的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有“终极关怀”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在现代人本主义看来，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还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中，不同的生活理念、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的体现，因此，与其说康德是近代哲学的批判者和终结者，不如说他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五、哲学需要批判的精神
综观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任何学说、思想及观点的提出，无不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当前我们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上，也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上。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反复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凡是涉及到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时，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然而，这个“批判”却往往用的是“批评”的含义，即“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尽管西方哲学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西方哲学思想也的确包含一些很先进的、很科学的观点。而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一体化趋势越来越凸现的当代，东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即归根到底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批判地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篇13：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诉求哲学论文
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诉求哲学论文
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的探讨，首要解决的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比如说，我们怎样理解科学、科学哲学，是从动态的历史发展角度还是从静态的现有理论、观念模式出发讨论问题？我们是站在传统科学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内部来探讨问题，还是从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发生、发展的外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考量问题，还是从科学哲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交流、协商来讨论问题？很难说哪一个研究方法就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对于问题的不同角度探讨、对话、交流可以开阔我们眼界，启发我们思考，使我们对于问题认识更全面。我们的问题研究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一 寻根：科学之根与哲学之根
我们现在讨论的科学哲学，常常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我们追溯科学哲学历史，也就是回眸20世纪科学哲学的百年发展史。对于科学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是科学哲学总是与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及其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19世纪中叶康德哲学衰落，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孔德是早期代表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刺激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马赫的经验主义、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和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精彩纷呈。20世纪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诞生和确立，应主要归功于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和亨普尔等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的杰出工作。20世纪前半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力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主义、科学主义甚至是物理主义支配着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这与当时物理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相适应，并确立了从观察向理论单向过度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传统密不可分，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哲学的传统和主流代表。
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规避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但也同时失却了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根基。20世纪60年代，继图尔敏、汉森之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预示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拉卡托斯批判和改进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一种肯定科学理论具有内在整体性结构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纲领方法论”，发展了库恩的历史主义主张。而费耶阿本德则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推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宣称“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既属于历史主义学派，又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
科学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就是后现代转向，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罗蒂、法因、利奥塔等哲学家，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具有“家族相似”。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向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科学认识论转向鼓吹认识论之死、“怎么都行”，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终结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的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特征，蕴涵着平权、民主、多元对话的某种启示和可能性，但同时也常常给人迷茫和无根的感觉，具有某种瓦解和颠覆的危险。
对于20世纪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哲学不是一个静态的逻辑知识体系，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科学方法表达，而是一个不断开拓与求索、批判与建构的动态发展过程。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它的学科性质是哲学，这是没有疑义的。从科学哲学这一学科名称来看，至少我们可以在“科学”和“哲学”这两大方向上，深深扎下根去，汲取科学哲学发展、壮大的营养。科学是科学哲学的反思对象，如果我们抱着哲学王的架子，不肯伏下身去认真钻研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学哲学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就没有了生机，就必然要走向衰落。当今我们要特别关注自然科学研究中某些哲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如物理学上的复杂性问题，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以及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问题等等。但要注意的是，某些后现代科学常常是对于现代科学的瓦解和解构，更有甚者鼓吹的是神学和迷信，这种“科学”不能成为科学哲学的正面材料，只具有反面研究价值。哲学是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科学哲学如果丢掉了它的“哲学性”那也就不是科学哲学了，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了。所谓“哲学性”，简单说就是超越现实的某种理想性、思辨性、“形而上”。科学哲学的主流逻辑实证主义虽说是拒斥形而上学，但是采用的却是逻辑主义方法，具有不可否认的“哲学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才得以迅速确立，并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哲学主流。当今科学哲学开展了跨学科的研究，采取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但科学“哲学”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根基。“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与争论。”[1]
二 超越：视域拓展与方法创新
传统科学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拒斥形而上学，固守科学主义阵营。但是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实主义，也伤及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跳出传统科学哲学理论的固有束缚，将研究视域转向科学“范式”转换的外部社会历史环境分析，开拓出科学哲学研究的新领地。萨顿建基在科学史研究基础上的科学人文化研究（新人文主义）致力于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架设贯通桥梁，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文化研究。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都可以看作这种科学文化研究的后续表征。在科学哲学的这种视域转换和研究拓展中，科学哲学丰富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要谋求发展，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固有阵地，另一方面要开阔视野，拓展疆土。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要关注科学发展的新类型和新观念，探讨不可重复现象和行为研究的可能性，探讨科学的社会运用及其价值表现，探讨知识的自反性等问题。[2]简言之，要重视“第二类科学”的研究。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虽然说都为科学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领地，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强壮发展之势。按照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伟大过去的学科，道出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危机。对于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正像科学有伟大的未来一样，科学哲学也应当有伟大的未来。从某些僵化科学哲学发展模式和方法的困境否定科学哲学整体的未来发展是缺少充分根据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实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则更为宽泛），还原论和整体论都有他们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存在价值，但也都有其各自的缺陷。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狭隘性及其形式语言需要在整体论中得到补充与解释，而整体论思维方式的模糊性需借鉴还原论予以澄清。[3]科学哲学研究必须创新研究方法，要善于在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必要的补充和制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引进、评介西方科学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我国科学哲学研究工作要想重新焕发生机，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上下功夫。但是创新不是无根据、无原则的“怎么都行”，而是要立足 “科学”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创新。
第一，要追踪科学技术最新进展，建立科学技术专家与科学哲学工作者的联盟；
第二，要反思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的相互关系，挖掘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新自然哲学的启示意义；
第三，科学哲学研究要引入历史、文化研究内容和方法，涵盖科学哲学文化研究；
第四，要贴近我国现代化实践和社会生活，探索在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之外的科学存在论。
[参考文献]
[1]郭贵春，成素梅. 也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J]. 哲学动态. (12): 16.
[2]董光璧. 从科学思想的进展看科学哲学的新路径[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 4.
[3]孟建伟. 还原论和整体论：必要的张力[J]. 哲学研究. 1997(8): 37.
篇14：后现代科学哲学及其启示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06-0262-02
作者：张建中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泛文化思潮，是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现代思想舞台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成为一种时髦的流派。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艺术、文学、语言、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观念形态的诸多领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科学哲学，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
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
科学哲学在20世纪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后，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方向。毋庸置疑，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是通过一种双向运动而实现的。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运动中的深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并深嵌着时代的烙印。”[1]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也是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正如美国学者R.萨索尔所说的：“到后现代性领域……上去旅行，部分地是和卡尔・波普尔一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有保罗・费耶阿本德为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2]在R.萨索尔看来，是斯蒂芬・图尔敏最早在1981年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一术语。1991年，《科学哲学学会》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一词。从此，“后现代科学哲学”便被学术界普遍使用了。
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有：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后哲学文化观、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利奥塔的后现代的实用知识观和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尽管他们的理论内容和侧重点不同，但是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科学哲学，他们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1.反对基础主义，否定科学有独立于整体文化的任何基础。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基础来作为判定知识合理与否的标准，并且这个基础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例如，逻辑经验主义把“经验”作为科学知识的唯一基础，并以此去建立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标准。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知识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标准和合理性问题。罗蒂明确指出，“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科学研究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只有一个伦理学的基础，而没有任何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3]。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这种哲学的错误“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所以，他主张把基础主义作为错误加以摒弃。法因则更是如此，他认为，从总体上要肯定科学认识的真假好坏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础能够与科学认识形成对照，作为检验该理论真假好坏的标准。
2.反对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否认真理的存在。本质主义认为事物都有固定的本质，科学认识的目标就是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即真理。后现代主义则从反对本质主义出发，根本就否认有客观意义的“真理”。罗蒂认为，“对于真理没有什么东西好说，除非我们各自把自己觉得最好加以相信的信念看做是真理加以赞扬”，“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3]。费耶阿本德主张用一个比较不具有冒险性的或风险性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来代替真理，除此以外，其他方面统统用括号括起来。范・弗拉森也明确表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非发现，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4]，“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4]。
3.反对表象主义，否认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传统西方哲学是在主客二分基础上展开的，认为人的认识就是主体运用其理性能力去反映客观世界，知识具有客观性。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未超越主客二分这一认识论框架。后现代主义根本就否认科学知识有超越于人的客观性。罗蒂表示，“实用主义者愿意放弃对客观性的期望，即想与一个不只是我们自己认同的共同体的实在接触的愿望，而代之以对某个共同体的亲和性的期望。”科学理论的检验也“只是努力把它们与我们已有的信念编织在一起”而已。范・弗拉森认为，科学理论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只是“适合于现时经验的模型建构”，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映客观世界，而“是给我们提供经验上恰当的理论”。
4.摒弃形而上学，拒绝任何体系和规范。自逻辑经验主义诞生以来，形而上学就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批判对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费耶阿本德从自然界没有同一性出发否定了作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哲学则彻底摒弃以往形而上学理论，终结了形而上学。罗蒂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传统，主张“超越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用解释学代替认识论。而法因则认为，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解不能指导科学家的行动，哲学的作用在于确立一种“自然的本体论态度”，科学不需要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的一次全面否定，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否定了科学的真理性，取消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特权地位，消除了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几点启示
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家贬低自然科学的地位，强调用艺术学、政治学等的观点和标准去审视科学，对传统的科学哲学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毕竟对我们具有启迪作用。
1.后现代科学哲学促进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辩证化趋势发展。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都为寻求客观真理来论证科学的客观性；此后，历史主义学者库恩、费耶阿本德大肆宣场科学的主观性，使科学哲学走向了另一极端；随后，科学实在论再次批判历史主义，而反实在论又在新的斗争中诞生。在这种反复的变化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人们完全信服。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范・弗拉森这样的辩证论者，一方面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科学的语用性质，从而推动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辩证化发展。
2.后现代科学哲学启迪人们研究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使研究方向从抽象转向实际。历来的科学哲学研究都是纯理论的研究，科学哲学家们总是根据科学描述的情况总结观点。但是，“在科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和理论内容的总体特征方面，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哲学分歧”[4]。科学所描述的情况只是理论性的，而非实际如何。后现代科学哲学把这种研究方式视为形而上学加以摒弃，这无疑促使科学哲学研究进一步向实践的方向转变。
3.后现代科学哲学在研究方法上启迪我们对各种类型的科学理论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现代科学哲学所主张的是对科学的总体解释，在此基础上追求真理。后现代科学哲学则放弃了这种研究方法。范・弗拉森认为，真理是科学活动很难达到的，而理论的“经验适当性”则经常可以实现。他结合了语义分析与语用分析的优点，分别阐释了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和理论与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等。这种分类研究科学的方法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不同，认识到的世界也是千差万别的，而分类研究正体现了这种差异性，是合理的研究方法。
总之，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意味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终结。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未必代表着今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但相信人们将会从中得到新的启示，从而推动科学哲学取得新的进展。
篇15：再议科学与哲学
再议科学与哲学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心思哲学科学
一、“哲学底科学之误”
1.科学的兴盛与哲学的萎靡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 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破解。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 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M].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2005年4月
[2] 熊十力.《体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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