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上诉状案例，本文共8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篇1：上诉状案例
民间借贷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 ***，男，19xx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庄河市人，现住辽宁省***小长山乡英杰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xx年1月31日出生，汉族，辽宁省***人，住辽宁省***广鹿乡沙尖村。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长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
1、请求撤销辽宁省***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长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1、原告的儿子***原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现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部门领导，也是本案的实际控制人(20xx年6月8日的借条也是***亲笔书写)，与原审法官原为同事关系，从而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
原审法官依法应当回避，却在被告申请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回避，并作出了错误判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4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5条第2项之规定。
原审判决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现上诉人再次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回避本上诉案件，将该案移送大连市以外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或移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2、该案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甚至主体关系都不明确，争议也较大，不应适用独任审判，根据《独任审判员工作细则》规定，该案件不适用独任审判制度。
因此，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使上诉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均受到不公正侵害。
二、原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的“20xx年6月8日，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与原告***达成借款协议，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一份”错误，上诉人***并不是因资金周转需要资金，而是因为20xx年2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儿子***(借款协议上为***签名)有借款行为，此后，***向上诉人索要欠款，在上诉人暂时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手书借条一份，逼迫上诉人签字。
篇2：民事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______，女，____岁，汉族，______省______市，系______纺织厂工人，住本市______路______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______，男，____岁，汉族，______市人，系______机械厂工人，住本市______路______号。
为不服______市______区人民法院入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法民字(____)____第___号判决，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的请求：
撤销原判，改判不准离婚。
上诉的理由：
原判决认为：双方婚姻由父母包办，并无感情基础，婚后不久，双方因家庭琐事，不断争吵。近年来女方毫无根据地怀疑男方别有所恋，经常到男方单位吵闹，影响工作，双方感情日益破裂。男方迁居单位宿舍，夫妻分居已两年。现男方提出离婚，调解无效。经调查，证实双方感情确已完全破裂，无法和好，因此判决离婚。
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是不正确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与被上诉人的婚姻，虽由双方父母做主，但订婚后，双方不时约见，彼此相处和谐。结婚时，被上诉人欢天喜地，绝无异议。以上事实为亲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可证。而且我们结婚已有十二年，生有两个孩子，多年来家庭和睦，这也为邻里所共睹。根据这些事实，怎能认定感情无基础呢?况且，认定父母做主，必然无感情，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能成立。近几年来，只是由于被上诉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对上诉人和子女照顾不够，始有争吵。但就争吵的内容来说，毕竟是家庭琐事，原审判决也是如此认定的。因琐事争吵而判决离婚，于法无据。至于去对方单位反映情况，确有其事，方式上或欠妥当，但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家庭和好。原审缺乏全面调查分析，仅凭一面之词据以此为判决离婚理由，未免武断。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别有所恋，也不是如原判所说“毫无根据”。早在三年前，上诉人已发觉被上诉人与陆_______关系暧昧，后经多方了解，并由周围同志及邻居证实，他们的关系确已越出正常的范围;特别是被上诉人由此对我的态度日趋恶劣，其用心显而易见。上诉人去其工作单位反映情况，既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使被上诉人不致越陷越深，铸成大错。原审以此认定上诉人到男方工作单位吵闹，与情理不合，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只要被上诉人改弦易辙，抱有诚意，改善夫妻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恢复和好，破镜重圆。上诉人也有缺点，愿今后改正。为了我们家庭和子女的幸福，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不准离婚。
此致
______市______区人民法院转送
______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___(签字)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相关阅读】
所谓民事上诉状，是指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民事判决或裁定，依法向上一人民法院上诉，请求重新审理案件而提出的一种诉讼文书。
篇3：行政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杨**，女，19**年1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X，汉族，住所地：**市明山区解放北路二印巷。
代理人：姜**，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本溪市人，系原告的儿子，住所地：同上，联系电话：1590*****16。
代理人：郭**，女，1963年8月26日出生.，联系电话：1384*****66
被 告：**市房产局，住所地：**市平山区东明三路25号
法定代表人：金**，局长 联系电话：366****
上诉人杨**因***市房产局违法进行房屋权属交易登记行政诉讼一案，不服明山区人民法院明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依法裁定撤销(2012)明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指令明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或者指定(所辖)其他县区人民法院管辖或者提审。
事实与理由：
一、基本事实
(陈述事实)
二、本溪市房产局的.违法事实及上诉人起诉的理由。
(陈述理由)
三、明山区人民法院(2012)明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确有错误。
(陈述事实，据实描写。)
另外：
此致
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杨**
二○一*年五月八日
证据清单：
**市房产局撤销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决定(本房告字【2012】3号)，拟证明行政主体--**市房产局已撤销其行政行为。
原告杨**提供
篇4：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上诉人：xxx，男，xxxx年10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原任佛山市公安局石湾区分局治安科副科长，住佛山市石湾区大富路二街1号203房。
二审辩护人：王思鲁、翁春辉，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不服广东省南海市人民法院xxxx年3月19日(xxxx)南刑初字第1408号刑事判决，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挪用公款罪的罪名，最早出现于全国人大常委会xxxx年1月2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在此之前，xxx年《刑法》未规定挪用公款罪，1985年“两高”《关于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中规定，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几种行为，以贪污罪论处，《刑法》第384条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含义为：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用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xxxx年10月17日，最高院最新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界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内涵为：①“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由上可知，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谋取私利，利用职务方便，违反法律、法规和财经管理制度，未经批准和许可，以个人名义，擅自将数额较大的公款挪作私用。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牟利性，行为人挪用公款目的在于谋取“利息”、“回扣”、“酬金”等“个人利益”;其二，以个人名义，行为人挪用、出借公款给使用人，用的是行为人个人的名义，而不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名义;其三，擅自性，行为人挪用公款，未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和许可，擅自而为;上述三个特征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本质特征，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才构成挪用公款罪。行为人挪用公款，即使是“擅自”而为，若非为谋取“个人利益”，即是缺乏牟利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最新司法文件《关于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的处理意见》中“单位领导为了单位的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擅自决定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均不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参见最高院刑一庭、刑二庭主编《刑事审判参考》xxxx年第8辑，法律出版社，第82页)的规定，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一审判决未见任何分析，即下结论：“经查，刑法并无规定，挪用公款给其他个人使用的须以‘牟利’及‘以行为人个人名义出借’为犯罪构成要件”，未免太武断。要知道，刑法不仅指刑法典，还包括司法解释等文件;刑法更不能以有无“白纸黑字”作为有无规定的依据，刑法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从适用的角度进行正确的理解。如果只有“白纸黑字”才算刑法有规定的话，恐怕谁都可做法官了。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具体理由是：
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得过罗哲都给予的任何形式的好处，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构成要件中挪用人“谋取个人利益”的特征并不相符合。自1985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两高”先后于xxxx年、xxxx年、xxxx年、、xxxx年就挪用公款罪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纵观其历史变迁，内容繁杂，不乏重叠、交叉、冲突之处，但从中可知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取向：(1)把依附于贪污罪的挪用公款罪从贪污罪中分化出来，独立成罪;(2)区别挪用公款的几种不同情形，分而治之;(3)区分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克服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等量齐观、同罪同罚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现行刑法及随后近年来的司法解释逐步取消了1985年、xxxx年“两高”司法解释中“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论处”的规定。然而，“谋私利”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要要件被最高司法机关保留至今。譬如：xxxx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其他个人使用。挪用公款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公款给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应视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十年之后，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继承了上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可见，挪用公款罪自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被最高司法机关在它的客观要件上打上“谋私利”的深深烙印，行为人是否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是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分水岭。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设立挪用公款罪，旨在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保护公共财产所有权的完整性，铲除“公款私用”等以权谋私腐败现象，行为人若非为“谋私利”，何谈不廉洁?何谈以权谋私?如果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岂非与此罪的立法本意相悖吗?一审法庭调查时，公诉人宣读了上诉人的供述和罗哲都的证言，他们一致的说法是，上诉人经手借公款给罗哲都，没有得过罗的任何好处，换言之，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罗许诺过或给予过上诉人“利息”、“回扣”、“酬金”、“红包”等任何形式的好处，公诉人亦不否认这一点，我们查遍“两高”、法学教育、科研机构公布研讨的大量权威判例后发现：不是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的，一概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2、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不是“以个人名义”，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并不相符合。正如前述，挪用公款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尽管历经变迁，但行为人挪用公款“以个人名义”和“谋私利”一样，被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固定下来，成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一审调查中，控方出示了罗哲都写的一张借条，内容为：“借到现金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这张借条首先肯定罗哲都借公款的事实，其次，这张借条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不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否则，不可能这样写。现实当中，哪有以个人名义借款给他人，借条上不写明出借人个人名义的道理?再其次，这张借条尽管有意省去了出借方，但实质上用的是“治安科”名义，这与罗哲都归还其中借款2万元时，上诉人开具的收条上所写“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内容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用的是单位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不相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司法文件“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实质上是一种单位行为。对于单位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既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控方指控上诉人“至案发时，被告人上诉人仍未将所挪用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伍仟元归还”，然而，上诉人反复交代，罗哲都借款后，已归还了其中的2万元，刘还给罗哲都开具了一张收条，上书“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罗哲都亦出具证言证明：他本人已全部还清所欠治安科借款，上诉人还开具了收条，收条内容如前所述。尽管这一收条现在已找不到了。但我们知道，在民事法领域，当事人的承认是当然的证据，足以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但当事人的否认并不能当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否认的成立与否，还必须通过其他证据证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在民法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基本法理。由此可见，作为代表出借方的上诉人与作为借款人的罗哲都，双方均已不谋而合地认定罗哲都还款及上诉人开具收条的事实，也就是说借贷双方所述相互印证了以下事实：①罗哲都已还款2万元②罗还款时上诉人开具了收条。上诉人与罗哲都铁窗相隔，但彼此说法一致，足以证明未归还欠款实为25000元。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佛山作为珠三角经济发达区，这一数额显然未达到较大的标准，据此，也不能认定上诉人构成犯罪。法庭调查表明：罗哲都问治安科借钱时，彭永新甚至说不要写借条也可以，可见，小钱柜的管理带有随意性，罗哲都说上诉人开的收条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难道借贷双方口头认可还款事实可以不算数，非要如控方认为的找到收条才可认定?从民事证据的角度看，书证固然重要，但并非定案的唯一证据，也就是说并非在只有书证的情况下，才可认定案件事实，缺少书证就不能认定。譬如口头遗嘱，在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证明的情况下，亦可认定。因此，在上述借贷双方均已口头认定还款事实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认定：罗哲都已归还2万元。控方认定“肆万伍仟元至今未还”显然与事实不符。
3、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奉治安科彭永新科长之命行事，不是其擅自决定的。
挪用公款罪中“挪用”一词的涵义，是指行为人未经批准而使用公共财物，或者违反国家的财政、财经管理制度，改变财物规定用途的行为，“擅自”二字就是其题中之义。现行刑法修订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应在“挪用”前冠以“擅自”二字，可见，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看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擅自决定”。本案中，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是刘“擅自决定”的，还是彭永新打电话要刘这样做的?对此，上诉人自始至终反复强调彭永新打电话给他，令其动用公款45000元借给罗哲都用。法庭调查中，控方宣读了彭永新的陈述和罗哲都的证言，彭永新说他对上诉人经手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一事根本不知情，同时，又说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他本人一支笔审批，显然，彭永新是在推卸责任，其上述陈述不具客观真实性;同时，由于彭永新本人亦因涉嫌犯罪在押，其与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基于此，彭的证言也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罗哲都的证言尽管表述模糊，但他明确提到，其第一次向治安科借钱是经高小明批准的。一审法庭调查表明：上诉人经手借出公款给罗哲都，没有也不可能是上诉人“擅自决定”的：
其一，上诉人尽管管钱管帐，但只是具体经办人而已，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一把手彭永新一手操纵，上诉人好比“拿钥匙的丫环”，当家不作主。45000元不是一餐饭钱，可说是一笔巨款，上诉人不可能不经过彭永新批准，“擅自”动用巨款。当然，要上诉人“擅自”动用公款请朋友吃一顿饭或许能说得过去。
其二，上诉人与罗哲都非亲非故，只是点头之交，上诉人甚至连罗哲都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只知道他的绰号“罗肥佬”，从刘、罗二人的私交来看，上诉人不可能“擅自决定”借巨款给罗哲都，相反，彭永新与罗哲都过从甚密，只是因为罗哲都多次到治安科办公室找彭永新，上诉人通过彭永新的介绍才认识了罗哲都。借款给罗哲都，要说是彭永新的意思，还说得过去，或者说上诉人出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不惜承担风险“擅自”借款帮哥们兄弟一把，还说得过去，但罗哲都和上诉人连一般朋友都算不上，上诉人凭什么擅自借巨款给他?
其三，上诉人经手出借巨款给罗哲都，有没有从中谋取私利?法庭调查表明，借款前后，罗没有许诺或给过上诉人一分钱的好处，如果说上诉人受利益驱动，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背着领导借钱给罗哲都尚有可信度。上诉人或者换了其他人，有无可能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背上“挪用公款”的罪名，“擅自”将巨款借给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既无感情联系、又无利益关系的人?不要说执法懂法的上诉人，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做这等傻事。
由上可知，上诉人供述其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看彭永新眼色行事，不是其擅自而为一说足以采信。控方指控上诉人“擅自将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五仟元现金借给罗哲都”，难以自圆其说。
4、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标准之一在于被挪用款项的用途，挪用公款是否归个人使用。公款公用，还是公款私用?如果是前者，就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乃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前提，其中又有三种情况，若其用途是进行非法活动则无论数额多少，均构成犯罪;若其用途是进行营利活动，则要求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才构成犯罪;若其借款时间超过三个月，且数额同时达到较大的.标准也构成犯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及认定历来争议颇多，最高法院就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几经变迁。前面已谈到的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实质上是对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私有公司、私有企业”指的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者不在此列，换言之，将公款借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使用的，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本案中，如控方《起诉书》中所言，罗哲都借款，用途在于“作为罗承包经营的新丰竹木工艺制品厂资金周转之用”，而“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对认定刘的行为是否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意义重大，如果该厂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最高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刘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该厂具有法人资格的前提下，该厂是否由罗哲都承包，对该厂具有法人资格及上述45000元借款用于该厂生产经营没有影响，罗的承包行为属于内部行为，即仅为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对外，罗的行为只能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该厂自身才是对外的合格主体。因此，就该款的终极用途而言，纯属罗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借款，其用途也是用于该厂的生产经营，借款及用款均为该厂，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便决定了挪用公款的非个人使用性基础。从罗哲都证言可知，“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属集体所有制形式法人。
综上，“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三大特征，被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固定下来，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是一审控方首轮辩论所认为的“法律没有规定”。实际上，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控方亦已肯定了这三大特征是挪用公款罪的题中之义，只不过控方十分牵强地认为上诉人符合这三大特征而已。令人奇怪的是，一审判决甚至不承认三大特征为挪用公款罪题中之意。
上诉人的行为，明显不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任何一个特征，根本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从前面我们阐述的任何一点理由中，都会得出上诉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结论。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法治的精髓，是保障人权，防止冤及无辜、任意出入人罪的有力杠杆，其中，“罪刑法定”中的“法”指的是法律体系而非仅指刑法典、“两高”上述司法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刑法典所作解释，可以说是刑法法条的具体化，无疑是“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和作为“法”的“两高”司法解释之中，怎么能说“法律没有规定”?控方之所以出此言，缘于其把“两高”的解释排除在“法”之外，也就是说认为司法解释不是“法”，这显然曲解了“法”的内涵，缩小了“法”的外延。从一审控辩双方的多轮辩论中，已可清楚看出，控方无任何理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法的属性，但其又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于本案，这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司法解释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其目的是指导审判，它不是创设法律规范，无论行为发生于何时，只要是法院正在进行的一审或二审诉讼活动期间，该司法解释已存在，且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最高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明令废止，人民法院就必须适用。这是毫无疑问的。控方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明确以悖于刑法典为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效力，恰好说明控方已认同了司法解释的客观存在以及我们对它的读解。可见，如果以挪用公款治罪上诉人，无疑与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背道而驰。上诉人的行为若欠妥，这也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追究其责任，而不能以挪用公款罪名义处罚。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已拘押了上诉人的巨额财产。这在一审判决中无任何反映。基于本案事实还未查清，请求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开庭审理本案。
此致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
xxxx年3月日
上诉状案例
篇5：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陈xx
上诉人因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xxxx)邹刑初字第451号刑事判决，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xxxx)邹刑初字第451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上诉人不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1、政府主导政府统筹不等于是政府亲力亲为。无论如何论证，“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为农民”的基本观点无法推翻。具体意见在一审辩护词中已经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一点，一审期间辩护人应上诉人要求向法院递交证据调查申请被法院驳回。上诉人要调查的证人就是与判决书所列举的证人刘**、相**、张**证词完全相反的证人，而该证人是原乡镇政府镇长。镇长作为主导和统筹的作用，一审法院竟认为不如副镇长证言有力度。
2、一审法院认为“拆迁保证金”为“土地出让金”严重错误。
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是国家通过土地交易所获得的收益。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前提是土地为国有，或通过征收成为国有;结果是收益归国家所有。本案中，该款项无论是以什么名义都不能认定为土地出让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拆迁保证金所依据的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本案中的五百万“土地出让金”别说归乡镇政府所有，就是连乡镇政府管理的该村账户都不让存放，而是被乡镇政府退回。乡镇政府是否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决一句话将“拆迁保证金”等同于“土地出让金”，甚至连试图解释的意思都没有。一审法院认定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洋洋洒洒22页判决，整个说理部分不到两页，如何让普通百姓感受到司法真正做到以理服人?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上诉人没有利用职务之便
就如判决所模糊认定新农村建设属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却没有指出依据的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何项工作一样，对于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也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什么叫“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是否该村所有党支部委员、其他村委委员，甚至计生专职主任都具有有“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上诉人“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是什么时间经过什么程序任命的?上诉人保管该款项，是周明磊基于信任而请求其保管，根本和职务无关。比如公司财务人员去银行取款后因临时有事而将公司款项吩咐给司机交给单位，司机将款项挪用，是否应当认定司机是利用职务之便呢?如果说上诉人有该职务，就会有两种情形，一周明磊指令上诉人保管，二上诉人主动依职权保管。周明磊根本无需请求上诉人。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本来可以对公诉机关的错案予以纠正，但终因只习惯于配合而不习惯于制约，将案件审查流于形式。在最高人民法院接二连三发出坚持“司法公正”、“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坚持“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破除“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指示下，希望二审法院真正做到坚持住法律的底线。
此致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陈xx
xxxx年5月16日
篇6：经济纠纷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开封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7779XXXX-5
住所地：开封市内环路XX段XX号。
法定代表人：陈xx，系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开封市xx钢构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7538XXXX-6
住所地：开封市XX街XX号。
法定代表人：孟xx，系总经理。
上诉人因和被上诉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鼓楼区法院(xxxx)鼓民初字第032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现将上诉请求和理由分述如下：
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xxxx)鼓民初字第03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
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诉理由：上诉人总的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并不充分、确凿，判决失当。
本案在认定事实、证据方面。
如原审判决中表述，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性质为承揽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及是否追加谷xx为第三人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的规定，原被告签订合同的性质为承揽合同，其中原告建业公司是承揽人，诉讼主体适格。被告江南公司是定作人，而谷xx代表建业公司与被告签订合同，是实际施工人，不是承揽合同相对方，并且其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故不能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事实认定，客观上存在法律关系定性不准，从而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其理由简述以下几点：
一、涉及本案的合同，应当定性为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为工程承包合同，合同里面双方引用的法律是《合同法》、《建筑法》，同时具体条款设计也是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所框定，如工程款的支付、工程验收、违约责任等，即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决定本案的合同性质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2、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原李国光院长主编的《合同法解释与适用》一书，第十六章，也就第264条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尤其是“释义”部分，非常清楚、明确的讲“建设工程合同原为承揽合同中的一种，... ...但由于建设工程不仅具有不可移动性，而且要长期存在和发挥效用，事关国计民生，国家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因而不同于其他工作的完成。基于此，原《经济合同法》将建设工程合同作为不同于承揽合同的一类新的合同，合同法也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合同单独规定。因此，才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作为单独案由的情形。不仅如此，如前述原因，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87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可以讲，建设工程合同，是有名合同，不是无名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是承揽关系中的特殊合同，法律适用上应当采用特殊优于一般、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于本案中应当适用《建筑法》、《合同法》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规范，将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准确定性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原审法院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性质界定为承揽合同，实际上掩盖了被上诉人同谷树军借用建筑企业资质的现象，回避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的问题。毕竟，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之一是谷xx为本案合同的实际施工人，那么该事实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无效。换句话讲，原审法院在合同性质方面的认定，有法律逻辑上的推不出、矛盾的地方。
二、谷xx应不应当追加为第三人
如原审认定其为实际施工人，则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6条第2款的规定及立法本意，实际上赋予了实际施工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也就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起诉和应诉的权利，这一点是我国合同法相对性有所突破的一个典型例证。至于原审认定称证人和当事人的身份不能够重合，也就是已经作为证人的自然人，不能再作为当事人，没有任何法律、民事诉讼理论上的支持。如果原审法院依法正确将谷树军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于其是实际施工人，投资又系其所为，其在庭审中陈述，不仅更可信，而且客观上更有助于查明本案案情。
三、本案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合同条件是不是具备的问题。
抛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工程款是不是结清先不谈，就说“付款条件”的问题，是不具备的。毕竟，双方合同明确约定，“本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工程，(包括本工程涉及消防;保证消防验收合格)。”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自行验收”不能够代替“消防验收”。后一验收通过，才可以确定本案的工程合格。
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能够采信上诉人的意见，判如所请。
此致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开封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xx年八月十八日
篇7：经济纠纷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生于1xxx年2月16日，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男，生于1xxx年1月4日，汉族，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赵某，女，生于1xxx年12月5日，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上诉人因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xxxx)历城民商初字第某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首先，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借款合同的性质。本案《借款协议书》属高利贷性质的借款合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约定的利息过高，且在借款时事先扣除。《借款协议书》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但其第一条第5项、第三条第1项、第2项、第3项均约定了原审被告要“付息还本”。既然没有约定利息，何来付息还本一说呢?其实，从该《借款协议书》的内容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实际上是约定了利息的，只不过该利息应当事先扣除。(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名为违约金实为高额利息。《借款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约定，“……，甲方一次性向乙方交纳借款总额的30%违约金”，该违约金也明显过高，背离了违约金弥补损失的属性。从以上两方面明显可以看出，该《借款协议书》是高利贷性质的借款合同。一审法院对如此重要的事实没有查清，按一般民间借贷纠纷来处理，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助长了高利贷行为的嚣张气焰，于法律精神不合，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望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其次，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借款协议书》是否已实际履行。《借款协议书》第一条第4项约定，“抵押手续办妥后，抵押物契据证件(他项权证)交由乙方保管，同时由乙方将借款资金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或划入甲方帐户。”从以上约定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放贷是有条件的，即办妥抵押手续、收到他项权证后，被上诉人才应放贷。在办理抵押登记时，被上诉人已知道无法办理抵押手续，却仍然放贷，这实际上已经变更了合同的内容。而《借款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约定，“甲方或乙方任何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或本合同中的其中一项条款，须在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在双方达成协议前，本合同的各项条款仍然有效。”而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并未就不办理抵押手续就放款达成任何书面协议，因此，该《借款协议书》第一条第4项仍然有效，也就是说，不办理抵押登记就不应放贷，在不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借款协议书》因不具备履行的前提条件而实际不能履行，该《借款协议书》已解除。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提供借款的行为是另一个借款合同关系，与该《借款协议书》无关，更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最后，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被上诉人的过错。退一万步将，即使该《借款协议书》已经履行的情况下，上诉人也不应承担90万元的连带清偿责任。2月5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抵押价值确认书，确认抵押财产的价值为50万元。被上诉人明知抵押财产的价值为50万元，却仍然同意用该财产做抵押担保，被上诉人对其债权不能得到完全清偿，也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而且，即使在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上诉人也只承担50万元的担保责任，判决上诉人承担90万元的连带清偿责任超出了上诉人订立担保合同时，对经济损失的合理预期，有失公平。
二、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应裁定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一审判决第1页载明，“被告赵某、被告李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崔某到庭参加诉讼”，认为崔某是上诉人和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属程序错误。原审被告赵某未与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赵某也未给崔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崔某不是赵某的代理人，崔某只是上诉人一人的代理人。因此，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该程序错误使一审法院混淆了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答辩意见，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判决，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错误，应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此致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李某
二〇xx年八月三日
篇8：民事上诉状经典案例
范文一：
上诉人：贺**，男，1970年7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乡县煤炭坝镇贺家湾村
被上诉人：宁乡县贺家湾煤矿
法定代表人：贺** 职务：矿长
地址：宁乡县煤炭坝镇贺家湾村
上诉人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的(2006)宁民初字第110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请求：
1.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宁乡县人民法院的(2006)宁民初字第1108号民事判决。
2. 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3. 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
一.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定性不正确。
1. 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争议委员会仲裁，本院不予以审理”是错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中上诉人在起诉的时候提起的要求被上诉人给予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是与提起劳动仲裁的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上诉人是在基于同一事实引起的法律后果内增加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享有最终司法权，当事人一旦依法提起诉讼，仲裁的处理结果归于无效，人民法院就必须依据《民诉法》程序及上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审理，包括对案件事实及其法律后果的全面审理。因此上诉人增加的诉讼请求属于法院应当审理的范围。
2. 一审法院对劳动仲裁中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即“责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没有判决是错误的。
上诉人在提起劳动仲裁时提了两个请求：一是责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二是责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补缴养老保险金。在劳动仲裁中劳动仲裁委做出对第一个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所以上诉人才提起民事诉讼，而一审法院对这个诉讼请求不予判决，是支持签订还是不支持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是回避这个问题。因此一审法院不依法判决是错误的。
如果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做出判决，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支持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二是不支持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如果是第一种结果那么也就不存在给予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了;如果是第二种结果一审法院不支持签订，就应当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经济补偿金，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可见这是一个递进的结果。
综上1、2所述，一审法院不对劳动仲裁中的第一个仲裁请求判决，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
3. 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7、8、9予以采信是错误的。
证据6是煤炭坝镇政府解除劳动关系的实施细则，依据国家的法律规定，煤炭坝镇政府制定的实施细则明显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是错误的规定，是不合法的。根据证据采信规则，不合法的不能采信做为证据使用的。证据7是被上诉人根据证据6制定的职工工龄补偿金结算花名册，做为前提条件的证据6都不合法，那么证据7也是不合法的，因此也是不能采信的。证据8煤炭坝镇政府的证明，由于煤炭坝镇政府是被上诉人的主管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其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异议，根据证据采信规则，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是错误的。
4.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理由的问题。
被上诉人称2003年12月26日，煤炭坝镇政府决定以被上诉人实行新一轮转制承包，因此对连续工龄达5年以上的原回龙铺籍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的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需裁员，可以裁员。由此来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所提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不是《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法定的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而该法第二十七条是“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对该条具有的情形举证，也没有对该条规定的程序的合法性举证，因此被上诉人是不能随便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的。不然对本来就处于弱势群体的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置于何处。因此恳请法院从本案的事实及社会效益出发，对本案依法判决。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从2004年7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的养老保险费缴费手续”是错误的`。
1995年12月30日实施的〈湖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法〉第二条规定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下列人员的养老保险：(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五)城镇私营企业主及其职工、个体工商户本人及其帮工。由此可知对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是不是正式职工，是不是临时工，身份高低贵贱没有区分。只要是职工就适用该法。该法第三条规定 本办法第二条所列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必须依照本办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是必须也就是强制性的，不能因为宁乡没有对其推广就违法不执行国家的法律。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办理上诉人从1995年12月30日至2006年12月31日的养老保险费缴费手续。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