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浅谈字体演进与书写之关系论文，本文共11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浅谈字体演进与书写之关系论文
浅谈字体演进与书写之关系论文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郭绍虞在《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一文中提出，由于文字必须便于认识和书写，因此，汉字字体的演变其实就是文字的繁与简、书写的正与草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正体与草体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乃是推动汉字体态演进最基本的力量，而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总是偏向于草体。虽然在文字应用书写的各个具体场合中总是正体制约规范着草体，但着眼于文字系统的历史发展，却总是草体占据着主导：相对矩E森严、不容轻易改变的正体而言，草体多趋简约，易于随人随时推移，故总扮演一个去旧迎新的角色。进一步看，这种冲突也表现在文字学意义上的字体与书法意义上的书体之间。字体要求规范、统一、易识和尽量稳定不变，而书体却追求易写，灵活随意，充满个性。某一字体的形成，在使用过程中被演绎为某一或某几种书体，书体的传播和普及，又导致另一相应的新字体来作厘正。比如篆书之反为古隶，古隶之反为汉隶，汉隶之反为章草、真楷，章草、真楷之反为行书、今草，如此循环而发展。因此，与其说正、草二体构成演变的活力，毋宁说字体和书体构成演变的活力来得更加确切。可见，汉字形体的演变与书写、书法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书写在决定着字形、字体的变革。因此，“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字字形和字体的发展方向与历史，同时也彰显了书写工具、书写者的技法、主体意志和审美理想等因素的重要性，这也是书法在遵循实用性书写的同时能够发展为艺术创造的'内在动力之一。
汉字与书法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汉字本身的特质决定着书法的发展方向，但书法的书写和审美追求反过来也影响着汉字的演变。文字学界关于何以只有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或许有不同的解释，但从书法的角度看，字体的嬗变实则是笔法演进的结果。邱振中认为，书法最基本的笔法不外乎平动、绞转和提按三种，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秦汉隶书在书体变革上有意义，但在笔法演变上则意义不大，楷书的兴起并走向成熟才是笔法演变的关键。楷书将用笔的重心移至笔画端部及折点，动摇了绞转作为之前书法用笔的中心地位，使得在隶书和草书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提按变成了主导性的笔法。唐楷成为书法笔法史的一道分水岭，之前的笔法以绞转为主，之后的笔法以提按为主。唐以后的书法史，由于强调以楷入手，以楷作隶、以楷作行草等，导致点画单调、“中怯”等现象，流弊深远。邱振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汉字字体发展规律找到了书写技法层面的原因，这种解释相对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角度来解释字体的演变史要更为内在而科学。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楷书的确立与笔法的稳定迫使书法必须从笔法以外去寻找意义，促使文化价值和审美理想开始主导书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楷书的成熟才是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的真正开始。
篇2：殷周至春秋时期神人关系之演进论文
殷周至春秋时期神人关系之演进论文
[摘要]：在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自殷周至春秋时期的神人关系已经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演进过程，本文把这一思想演进过程逻辑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殷商时期为“神性至尊”阶段；西周时期为“神人互补”阶段；春秋中晚期为“人的凸显”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早期神人关系系统的评述，揭示其为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价值源头之一。
关键词：神人/人学/儒家
中国是世界文明形态中文化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雅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儒家的人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及其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殷周至春秋中后期的神人关系之演进过程做一鸟瞰式的评述，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儒家人学思想的内涵和实质。
一、殷商时期：神性至尊
据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的产生是在夏朝（公元前21世纪）之前。但是从文字发生学和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考察，真正能够为我们后人所识读的文字即甲骨文，却是从殷商时期开始出现的。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是一个宗教意识极为浓厚的时代，原始宗教是国家的精神支柱，整个社会中到处弥漫着原始宗教的气息，原始的神学观念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在殷商人眼里，几乎每一种与人关系密切的自然物、自然现象都有它们的神及神灵）。“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I在殷人的神人关系系统中，神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要听命于神的安排，人还没有从神的绝对无上的权威下“剥离”出来，而完全是神的附庸，受神的支配。从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殷人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神学政治体系，殷人最重要的神事活动就是祭祀典礼，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神之大节也。”祭祀鬼神已成为一种制度并指导着国家所有的日常活动（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目的在于沟通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殷商社会崇拜天帝，祭祀祖先，认为人间任何事情都要受到冥冥之中神的支配。因此，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帝王贵族们的私人生活，诸如战争、祭祀、农业、气象、祸福、凶吉、狩猎、疾病、生育……都要求神问卜。人对神的祭祀活动，表明了人类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对大自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而具有的畏惧和崇拜心理，希望借助神灵的伟力来消除各种自然或人为灾害以及乞求神灵赐予福祉的愿望，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殷人对神的敬畏与崇拜尚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是“敬而不亲”，也就是说，殷人之所以敬畏和崇拜神，主要是由于神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能给人世间带来吉凶祸福。殷代卜辞记录的史实充分证明了殷人无论从事任何事情，如祭祀、征伐、田猎、稼穑等，无不采用占卜的形式以决疑惑。《尚书・洪范篇》作为追述殷商官方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始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殷人一切都要通过占卜预决吉凶的事实：“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疆，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噬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逆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君、卿士、庶人、卜、筮五方面因素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卜、筮的意见，国君、卿士、庶人的意见只是起一定的参考作用，而卜、筮的结果却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礼记・表记》将殷商这种原始神学观念表述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这种现象表明了直到我国的殷商时代，人在强大的外界自然面前，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个体或群体行为上，几乎还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从属的地位，人们还没有力量揭示大自然的无穷奥秘，还发现自身的主体需求和存在价值，还不能把自己从外部自然中完全“独立”出来。
但也毋庸讳言，尽管原始神学思想成为殷商时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从流存下来的记载殷商文化的历史文献中，还是可以窥视一丝殷商时期极其微弱的反神意的苗头。在《尚书・高宗彤日篇》中，记述了一位上层统治阶层人士的话语：“惟天监下民，…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丰于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神监视着下民的一切活动，下民中若有不顺“德”、不听从天神惩罚的，上天便会降旨予以纠正，而下民们却反诘道：“上天又能把我怎么样？”这下民的一声细微的诘问，在当时宗教迷信充斥一切的社会里，无疑是打开了一道小小的缺口，为民意留下了一块小小的地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据此甚至认为殷商时期就已有了“恭承民命”的思想。因此，我们在探讨殷商时期的原始神学思想时，应当认识到，在殷商时期确立的神人关系系统中，神虽然具有最终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透露出了一丝人们力求以卜筮为媒介，通过祭享的方式去影响至上神并建构以人为中心的神人关系的讯息,.这一讯息为以后的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二、西周时期：神人互补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作为“窜于夷狄之间，迁徙不定”的周部落，打败了东方的殷族，创立了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0年），史称西周。殷商灭亡以后，周人面对大邑商的顷刻瓦解，以周武王、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在不断总结夏、殷覆亡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全面承袭了殷商官方的意识形态，对殷商的原始神学观进行了适合自身统治的改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金文中的祭名、宫庙便可窥其一斑。作为“小邦周”，为了论证其政权获取的合理性，首先为自己克殷代位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提出了“天命转移论”。《尚书・多士篇》中周成王告诫殷商遗民说：“尔殷遗多士，弗吊（淑），F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是说，我们周人取代殷人，就像你们殷人取代夏人一样，都是天意，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周人心目中的上帝具有了一种主持公道、是非观念明确的品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如果说殷代还是以原始宗教思想为主的话，那么可以说，在西周初年，由于重人、重人事因素的出现，伦理思想逐渐渗透到庞大的神学思想体系内部并逐渐成为一股在强大的神力面前敢于提出一点自我要求的思想倾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浓厚的伦理色彩，就是从殷周之际的思想变革时期开始形成的。其次，周人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天命”思想从殷人单纯的`宗教迷信中突出出来，增加了其政治性色彩。按陈梦家先生所言，殷商之至上神―“帝”或“上帝”与人事尚无血统关系，仅为“生活上或生产上之主宰”；而宗周人之至上神―“天”或“皇天”则为“政治上之主宰”，揭示了周室宗教天命思想与政治联姻的事实。周室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灵活运用其天命思想，采取了两重标准论：面对殷商遗民，周室一再宣称，政权的取得，是上天的意志，因而反复强调“天命不僭”、II“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肯定天命的不可动摇性和神圣性；但对于周室内部，则一再强调殷鉴不远，政权获取之不易，因而不断告诫说：“天忱辞”、III“惟命不于常”、“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天不可信”、“天命靡常”，周人对天命的怀疑和警戒，在中国人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具有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思想转折表明周人逐渐摆脱了殷人那种靠神权来治理国家的思想观念，从而为人、为人事争得了一席之地，也表明周人在价值取向和致思重点上开始由神向人倾斜，由轻天命向重人事转移，为传统的神人关系注入了人的内容，从而促成了神的地位下降和人的地位上升。也正是从这时起，人开始从完全依附于神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逐渐从外在自然界中“独立”出来，表明了民意之开始受到重视，也表明了民力之从此不可忽视，直接开启了儒家人学思想中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先河。
周革殷命，周统治者汲取殷灭亡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人民所具有的力量，不能再像殷人那样“暴虐于百姓”。IV于是提出了一整套关注社会、关注人事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祈天永命”和“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天命不再是永恒不变的，天命的权威性不再是无条件的，周人开始对天命进行怀疑甚至批判。在神与人的关系中，人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人事的力量逐渐增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较之殷商时期明显增强。在神人关系中，“德”成为联结神与人的中枢。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V皇天惟德是佑，是谓天德，有夏与有殷正是由于“惟不敬德”，所以才“早坠厥命”。周人把人间的“德”赋予天，人以德配天；二是提出了“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尽管殷商时期即已存在“敬德”的观念，但真正赋予“敬德”以新的含义的却是在殷亡周兴以后。“德”不但与天有联系，而且与民也有联系，我们从周初金文中和《周书》中对“德”字的记载中（“德”字在《周书》中共出现122次）可以看出周人对“德”的重视程度。周人所谓“德”，更多地蕴涵有道德的内涵，其核心内容就是“孝悌”，落实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即体现为“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VI可见，周人强调“敬德”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要想做到“祈天永命”，就必须“施实德于民”、“保惠于庶民”，VII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保民”、“爱民”。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解释，“民”在周代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是被治理被统治的对象，VIII但为了让姬周统治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周初统治者把“敬德”思想与“保民”思想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周初统治者已深刻认识到，夏殷之亡国，主要是失去了民心的向背和人民的支持，因此，统治者不但要知晓小民之疾苦（“知小民之依”），知晓小民“稼穑之艰难”，不但要把小民之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恫矜乃身”），而且还要及时顾察小民的言论（“其不能成于小民，用顾畏于民岩”）要重视民意和民愿，（“民情大可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真正可怕的不是天命，而是民意，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的言行、情感和意愿在周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周初的“保民”、“爱民”思想还体现在慎罚、任用贤能及勤政上。周公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IX所谓“庸庸，祗祗，威威”，按照朱熹的训释就是说要“显用俊德，慎去刑罚”，就是“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X无论是“保民”还是“慎罚”，都是“敬德”、“明德”的具体体现，是周代统治者对民众中蕴藏着的足以影响政权存亡的潜在力量的充分认识。“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是这一时期天命神学与人学逐渐分离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了周代“天”、“神”、“上帝”观念向“人”、“德”观念的转化，这一思想与殷商时期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三是创制了著名的周礼。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初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即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XI同时，礼的起源也与原始初民为了满足自身求神赐福、祭祀仪式等精神需求密切相关。故汉许慎《说文》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在卜辞里也主要是指祭祀。中国的礼和礼制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到夏、商时期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周灭殷后，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因于殷礼”，又“监于二代”的基础上，并结合周初的实际情况，创制了著名的周礼，把礼和礼制文化推向了鼎盛的颠峰。《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能事民。”周代的礼制文化具有非常系统完备的礼数要求，相传有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XII“经礼三百，曲礼三百”XIII等说法，表现为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区别上下贵贱等级关系为目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内容，并适时调整和缓和各等级之间矛盾关系的严格的等级制度格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XIV“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XV“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XVI的非常重要的调节功能和作用，成为约束和规范人们日常思想、行为、言行的准则。因此，周礼在当时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准则，它兼有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双重含义，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春秋以降，随着“礼坏乐崩”时代的到来，周礼从此一蹶不振，由鼎盛期进入衰落期。周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社会制度的总称，对后来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孔子、荀子礼学思想特别是荀子外王之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四是提出了“惟人万物之灵”XVII的思想。中国早期人学思想发展的伦理化、人文化倾向，使得中国文化较早地将思维视野转向了社会、人事问题。从西周时起，“人”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诗经・大雅・民篇》所载的“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表明周初思想家已开始用非常直观朴素的方式探讨人的来源、人的本性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最早对人性问题进行探讨，不是始于孔子，而是始于西周初年，并认为西周初年已有了“人性善”、“人性恶”的萌芽。“可见，西周初年开始出现人性论的萌芽是周人对人自己的力量的相信、把德与治国联系起来，进而对人自身思考的产物。”XVIII孟子、荀子的人性善恶理论正是在继承西周初年人性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性本之于天，人所秉受的是一种美好的德性（懿德）。这种看法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观的影响，还显得比较幼稚，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意义却非常重大，它直接开启了儒家人学思想对“人”的最一般的价值规定和思维路径。周初还提出了人的德性修养问题，《尚书・皋陶谟》不但提出了“慎厥修身”这一中国早期人学中关于人的自我修养的人学命题，而且还以“九德”作为修身的根本标准。周人还对君主的自身修养问题提出了要求。“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XIX就是说，为王者要时时谨慎自己的行为和德行。周人关于人的自我修养的学说，为儒家人学思想中强调内圣的一面―即重视生命个体的道德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初对人的关注还表现在人的价值正日益从殷周神学观、天命观中突显出来，人们评价事物的标准正由神的标准向人的标准转化。一切灾祸出现之根源不在天上，而是由人自身造成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竞由人。”XX此外，周代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人”有关的重要命题，如“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用康保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这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初期人学思想的萌芽以及朴素的人学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西周时期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联结夏殷文化与春秋战国文化中所起的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未来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思想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政治伦理化以及伦理政治化倾向，等等，都可以从西周的思想观念中寻找到其价值源头。
三、春秋中晚期：人的凸显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和转型期。西周末期，随着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殷周以来确立的宗法等级政治制度体制及周礼规定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周天子“家天下”的统治秩序被打乱。王权旁落，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互相兼并，私田数目不断增加，“僭越”事件不断出现，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的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已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涉及范围非常之广，但从广义上说，是对传统神人关系的新的理性思考。这一理性思考沿着两条思维路径展开：就对传统神学思想体系的否定来说，表现为无神论思潮的出现；就对人及人事的重视和肯定来说，表现为人本主义思潮（或称“以人为本”思潮）的出现。两个问题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呈互补性结构关系，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正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导致了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重大突破，完成了春秋时期价值观的根本转向。
殷周以来建立起来的神学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蕴涵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神的虚幻性与人的现实性的矛盾。随着春秋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一矛盾冲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调和，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冲突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通过《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历史文献的记载，便可以窥见殷周时期对天命鬼神的崇信程度。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问卜，“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则较为理性地对待鬼神，“事敬鬼神而远之”。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人的理性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及对自然外界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价值观发生了裂变，天命鬼神从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人们可怨可恨可评说可怀疑的对象。为了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晋国的史墨明确指出，自古至今，没有常奉的国家，也没有常位的君臣.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就像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鬼神对此也无可奈何。过去人们认为吉凶祸福来自天命鬼神，而楚国的斗廉却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XXI用反问的方式表示了吉凶祸福与天命鬼神无关，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春秋时期的大变革，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几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XXII宋国罪大之原因就在于以鬼神为是非，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当时的虢国多以神事为重，周内史便断言，由于虢国“虐而听于神”，“虢必亡矣”XXIII随国大夫季梁继承和发挥了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进步思想，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口号，并得出了“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结论。XXIV虢国的史嚣比季梁更进一步看到了人的作用和力量，他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XXV统治者若以民之是非为是非，国家就会兴盛；反之，统治者若一昧听信于鬼神，国家就会衰亡。在这里把是听信于民还是听信于神作为国家兴衰存亡的依据，并明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史嚣看来，神是“聪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过人的力量表现出来，要“依人而行”，立国之根本在于修政而安民，“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通过这一系列言论的征引，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关系问题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在天人关系上，春秋时期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理论突破。《诗经》中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可参见《诗经・小雅・雨无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等篇）春秋时期，这种思想在周内史叔兴、郑子产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针对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鸟退而飞等现象的发问，叔兴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XXVI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却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与人的吉凶祸福无关；同时指出应从人自身去寻找吉凶祸福的原因，这就把阴阳观念运用于天人关系，不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对人事的干预，而且对外界自然现象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否定了自殷周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会现象与所谓的吉凶祸福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叔兴之后，郑子产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区分了天道和人道。在与梓慎、裨灶关于一次火灾后的论争中，子产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XXVII叔兴与子产两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天人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观念的确立，为还原“天”之自然本性，彻底摆脱人格神之天的影响和束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迨及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具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际价值。
通过对殷周至春秋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神人关系之演进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人学思想出现之前，在神人关系系统中，人经历了从“无我”走向“自我”，从“隐”至“显”，从“无主体性”到“自我发现”的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人的自我发现和价值自觉为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孔子人学思想的确立，正是殷周以来由“神性至尊”到“人的价值凸显”的思想演进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其悠久漫长的生长发展历程。
注释：
I《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4卷，第220页。
II《尚书・大诰篇》。
III《尚书・大诰篇》。
IV《史记・周本纪》。
V《左传・僖公五年》引。
VI《尚书・无逸篇》。
VII《尚书・盘庚篇》。
VIII《殷周制度论》，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IX《尚书・康诰篇》。
X[宋]朱熹《诗集传・康诰》。
XI《礼记・礼运》。
XII《礼记・中庸》。
XIII《礼记・曲礼》。
XIV《礼记・曲礼》。
XV《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XVI《左传・隐公十一年》。
XVII《尚书・泰誓上》。
XVIII参见《船山学刊》第1期。
XIX《尚书・召诰篇》。
XX《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XXI《左传・桓公十一年》。
XXII《左传・定公元年》。
XXIII《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XXIV《左传・桓公六年》。
XXV《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XXVI《左传・僖公十六年》。
XXVII《左传・昭公十八年》。
篇3：浅析古籍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浅析古籍整理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20 世纪初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实践，在心态上，有着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实际功效上，则成为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关捩。
置于近世文献材料大发现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整理国故涉及到文献材料的分类与使用问题。所谓“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即是将材料分成两类或多类，并且认为不同类型的材料在用于证明的时候存在着统一性或同一性关系。a 如果这种统一性或同一性仅谓材料所指对象同一，那就忽视了其意指层面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古代典籍、古迹遗存和考古文物，三者均指向过去的实在世界。不过，三者的存在形态和意指层面却有着质的差异。古籍以文字为载体，古迹以建筑和场所为呈现形式，而文物以器具的样式而存在。质言之，古代典籍属于语言类材料，而古迹和文物则属于非语言材料。
相较于实物，语言文字因其指涉关系的概括性和间接性，更适于超越具体情境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媒介功能，更便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就其组织形态而言，三种材料构造既别，则性质有异，三者所包蕴历史文化信息的程度亦呈现出高下差异：古迹和古物指向过去的生活世界，而古籍则关涉过去的精神世界。就含意性而言，古籍显然高于另外二者，其对于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研究价值亦因之而凸显。与含意丰富相伴生的是，如何确认古籍文献的意指关系则对研究者提出挑战。除却研究者主体的读解能力不计，意指关系首先奠基于古籍材料的可靠性之上。
流传的古代典籍无不经历由原始材料到传世文献的整理加工过程。古籍整理的方式和结果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述而不作，尊古定制，传承并整理往代文献，如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摘引、纂述、汇编周秦旧章材料而集合成儒家文献，为儒家学派确立基本典籍；第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融文献整理、目录编次和学术批评为一体，“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如刘向、刘歆父子叙录群书，董理百家头绪，著录《别录》《七略》，其中不无二人关于古代思想世界秩序图景的理解和描画。类型之分实乃文献整理广狭二义之别。名义上的分别包蕴着其可靠性指向上的不同。前者即狭义文献整理，其可靠性指向整理后的文献与原始文献之间的一致性；后者即广义文献整理，除关注上述一致性之外，还警惕文献与其描述世界的对应性。
以上两种类型可以视为文献整理方面的两种范式。以孔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思想文化世界的恢复和建设，故以文献编述为整理重心。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为纷繁的思想世界理出统序，故不能不在古籍文献的叙录中有所轩轾，透露出学术批评史的气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自然延伸。虽然其中有着大量的思想信仰成分，但就其可靠性的指向而言，与现代学术的求真品格有其一致性。循此思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古籍文献与当代学术研究的关系，不失为把握学术发展演变轨迹的有益尝试。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指出：“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
作为文化的载体，典籍文章一方面记录了往代的知识学问，另一方面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价值信念。许多古代文明的消失，与其没有典籍记载或典籍沦亡，有着一定关系典籍不存，文化无以显明。作为抽象的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学术思想若失去典籍文献之类载体，则因无所附丽而终至湮灭。把握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首先意味着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和甄定古代典籍的价值。作为古代思想文化的载体，古籍蕴涵着古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信息，载体自身也有其文本整理和著录评述的流变轨迹。
前者较多关涉学术思想价值，后者直接关系文献学价值，间接包含学术价值。典籍文献的价值既内蕴于古代社会结构本身，也是现代学术眼光照亮的结果，具有发现与赋予的双重性质。e 就典籍文献与学术思想的关系而言，孔子删诗而有儒学之兴，刘向校书而汉学昌明，清人考订精详而实学风行，近代甲骨、敦煌文献面世而开启现代学术新局面。就可靠性关系而言，古籍的文献价值是其学术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古籍的学术价值是其文献学价值的提升和现代学术理念的古典投像。在古典学术的思想框架内审视典籍文献易流于循环阐释和意识形态化的套语模式，在文本、解释者和古代思想观念间互为援引，以效果说明前提。这种解说由于搁置对于学说思想的先设前提的反思，虽然有利于增强对其正当性的信念，却无助于其学理性的提升。前科学时代的学术是自成系统的论说和观点，具有内在的自足性，虽然富含洞见与智慧启示，但无法经受外在标准的检验；固守于传统思想框架之内，自然倾向于排斥异质学说，同时面对新问题的挑战也很难做出结构调整并重新获得思想活力。因此，古典学术话语的语义分析和现代阐释，应以增强其应对现代问题的解释力和启示性为鹄的。这是古籍文献价值获得现代生命的重要方式。
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入手功夫在典籍文献的甄定，但着眼点却在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可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典籍文献的意涵和指涉对象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和不断扩充的动态变化过程。先秦时期，典籍特指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法书图籍，汉晋之际，除经术之外还包括诸子、诗赋及方技方面的私人撰述。
隋唐以降，扩及史书和佛道内典。宋以后笼罩小学类、艺术类及笔记类文献。明清两朝则囊收谱牒、类书和小说、词曲、诗文评类文字。《清史稿· 艺文志》云：“及至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引文所谓“晚近”即晚清末年，为近代的开端。近代典籍文献，又圈括西人之书和出土文献。除却湮灭毁弃的图书之外，典籍的范围与数量日积而富，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也随之滋长，从事学术创造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虽然陈氏所论因具体学术研究而发，但其意指实有见于文献扩充与学术演进之大势。结合陈先生的另一篇序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考量，其所谓“新材料”约为以下三种：出土文献、与我国学术相关涉的异族故书和前人所忽略的旧有材料。相较于旧材料，新材料固然蕴含着新信息，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但经由新学术眼光打量的旧材料，也可能生发出新学术价值。陈先生的史学著述即是这方面的'显例。
由于陈先生这两篇序文系针对具体学术著述而论，揭示蕴涵其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门径与所达致的学术境界，而未言及两位学者对于具体文献材料所做的整理功夫，因此，极易给读者造成“材料中心主义”的印象——似乎只要拥有新材料就能获得突破性成果，而不需对材料下一番整理功夫。此种认识上的偏颇遂导致思想观念上的博物馆式的古籍文物主义态度——要么以占据古籍文献为目的而缺乏理论分析和价值甄别能力，要么挟文献材料以自雄、秘不示人。以论代史类的割裂、颠倒和篡改古籍的做法固不足取，但视之为博物馆中的展览文物的态度亦不为无过。古籍文献固然需要保护和传承，以维持民族、国家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但古籍文献的生命和意义，更在于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从而参与当代文明与文化的构建。古籍、文献和材料三个概念，称名和意涵虽异，但指涉对象则一。从时代和文本形态言，谓之古籍；就文化信息的蕴涵言，谓之文献；从学术研究的目的言，谓之材料。具体行文时，依据意指不同，变换名称或并列称号，不拘一名。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对待文献材料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主体关于学术的认知、态度和观念。材料观和学术观，表面上相关于研究者的知识文化的水平和条件，但其深层则涉及到主体意向和研究对象意指结构层次的对应关系。文献材料的意指结构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献本文的形式层、文献意指的意义层和文献符指的对象层。主体意向主要关注第一层次者，学术研究多采赏鉴态度；聚焦于第二层次者，多取征信价值观；集中指向第三层次者，多持实证主义学术观。赏鉴态度近于艺术，证信态度近于宗教，实证态度近于自然科学。
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品格与宗旨，近艺术者学以赏玩，近宗教者学以征信，近科学者学以求真。以上所论学术态度和观念，大致可归类命名为艺术化的学术观、宗教化的学术观和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前者说理多富想象、以意合的方式处理材料，中者多采信心理事件与事实事件互为佐证，后者严守逻辑实证主义的论证立场。由学术宗旨与品格的差异，衍生出对文献材料不同的处理规范和使用方法。反过来说，由学术方法之异亦可上窥学者学术态度和观念的不同。具体到学术个案而言，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以经验实证的标准裁量关于上古史的文献材料，尝试剔除其中神话、传说等虚构部分，确定史实并澄清其意义，属于典型的以求真为宗旨的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引申言之，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势必重视物理实在和历史事件而忽略心理事实和效果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由事实到史实的推论，对由虚（心理势能）生实（历史效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古史文献不仅包含事实信息，还包含价值与信念信息。古史系统的考述，研究古代社会事实关系固然是外在的学术目的，通过古史叙事形塑价值、凝聚共识则是学术伦理层次上的潜在的内在目的。清理掉古史文献材料中的心理因素，自然导致对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排斥，这也是科学经验主义追求实证性知识的逻辑反题。
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顾先生曾就古籍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说道：“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 所谓审查史料，于顾先生特指历史文本间的比对和历史话语分析。材料审查既属于古籍文献整理的必要功夫，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经此审查，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分层、分类，学术价值因之而呈现，是历史著述的前提条件。古籍的整理，除包括基本的文献搜罗、编目、校勘和材料的摘抄、排比、分类外，还应包括对文献材料的考订、辩疑、质证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如果能由一般性的审查进入到对文献的解析（上文所谓“分层、分类”就是“解析”的具体化），由解析而发前人所未发（即所谓见独），那就会从古籍整理自然过渡到学术研究。以上所谓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的自然过渡，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上，并非如理论描述——通过概念的转换和句法连接即可完成——那样轻易，而是需要长久的学术实践，经历长时段的学术经验和共识的积淀，方始实现。对此，清人曾朴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有过较为显豁的说明。我常道本朝的学问，实在超过唐、宋、元、明，只为能把大家的思想，渐渐引到独立的正轨上去。
若细讲起来，该把这二百多年，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开创时期，就是顾、阎、惠、戴诸大儒，能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不论一名一物，都要切实证据，才许你下论断，不能望文生义，就是圣经贤传，非经过他们自己的一番考验，不肯瞎崇拜；第二时期，是整理时期，就是乾嘉时毕、阮、孙、洪、钱、王、段、桂诸家，把经史诸子校正辑补，向来不可解的古籍，都变了文从字顺；第三时期，才是研究时期，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依我看来这不过是思想的萌芽哩！（曾朴《孽海花》第四回“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上述清代学术的三个时期，就其学术追求而言，可分别概括为求实在、求知解与求意义。其实，第一个时期的求真实即顾颉刚所谓的“史料审查”，与第二个时期的求知解，皆可归为古籍文献的整理，从而与第三个时期求意义的学术研究，构成对待结构。
纳入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框架中，处于对待结构的两造，就由历史时期的先后关系转换成研究程序的顺承关系。“求”是整理者或研究者面对古籍文献的意向。求实在的对象指向古籍文献言说的内容，求知解的意向指向文献文本的本身，而求意义则意指文献文本的对象和文献文本的意涵对于主体的价值。就学术意向而言，价值的发生过程即主体由文献材料探求知识、思想或观念的过程。由求实在而至求意义，古籍整理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渐次显明。关于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顾颉刚从历时性的研究过程阐述二者的关系；而郭绍虞则在批评史文献的历时叙述中条理出文学批评的逻辑层次。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
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__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就是所谓的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
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绪论》）郭先生以“批评”概念贯通批评的文献整理和批评的理论研究。就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程而言，批评文献的整理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交互为用：由文献整理抽绎出批评理论，成就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专著，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立学科地位；以文学批评理念指导文献整理，推出《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专题著述，主持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和《清诗话续编》等古文论基础资料，以上成果属于古代文论学科基础建设中的重点工程。
郭先生将批评史文献的整理、分类、甄选和品第视为广义的批评。广义的批评隐含写作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识见和标准，而识见的发生和标准的确立则离不开一定的学术理念作为其逻辑前提。郭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即存“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的学术理念。郭先生关于批评的理论探索可谓狭义的批评，隐含学术理念的客观知识化和组织系统化。广义的批评涉及文献整理，而狭义的批评即理论研究。换句话说，批评的文献整理为隐性的学术研究，批评的理论研究为显性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二者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
由文献整理到理论研究，学术循此路径而层进；由理论介入到文献整理，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旧籍中的新材料，另一方面新理论和新材料对原有学术结构的冲击，势必导致学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学术因之逆势而突进。对于学术主体而言，即使是从事同一种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者，因其对文献材料的兴趣点和意向及其对文献材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理解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表现于对新材料的发现和处理上。具体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罗根泽虽系郭绍虞的学生和学术助手，但其对于文献材料的整理和使用就明显不同于陈钟凡、郭绍虞和朱东润等的研究。
罗先生受梁启超《翻译学与佛典》的启发，敏锐感受到“上起汉魏，下讫宋元的翻译印度佛经”对“清末至现在的翻译东西洋书籍”的历史比较价值，和翻译之于翻译理论与文学之于文学批评的学术类比价值，a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专设一章“佛经翻译论”，以现代的“直译、意译”等观念解释阐发佛经翻译中的文质失衡和润饰改窜等问题。在章节处理上，既做到以历史朝代为经——“佛经翻译论”之前为六朝文论，其后为隋唐文论；又根据具体情况打破六朝、隋唐和赵宋之间的朝代界限、以佛经翻译理论的问题为线索集中论述。
虽然罗先生关于佛典翻译论的具体阐述不免失于主观，但上述处理充分体现出其见独之眼光。周勋初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学人处在这一潮流中，一方面参照西方的文学观念，用来考察中国学术，以期在筹划新学科时能有新的开拓和建树；一方面则坚守中国学术本位，力求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中发掘出固有的体系，梳理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历史发展线索。罗先生既能从西方新兴学术中获取新的观点，又能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去熔铸新知。他将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置于时代学术大潮中予以考量，高度评价其对新理论即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和坚守中国学术本位的学术态度。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从运用新理论于旧籍而言，具有跨学科特点；从参照西方文学观念进行中国文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含有跨文化意味。
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学术观念和理论的介入，使得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也带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眼光和属性。跨学科与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理路和方法，在表面的超越或多维意味之下，隐含着更深层面上的对同一性或相通性的诉求，和藉由他者而自我审视的关照取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路，无论对于学术客体还是学术主体而言，都具有映射和投射双重功能，有助于学术理念的自我调适和新研究、新学科的催生。文献材料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与其承载的内容和整理者功力有关，另一方面更与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理论眼光相浮沉。历史上一向被忽略的民间歌谣、乐府曲辞和僧徒偈颂等典籍材料，一经纳入白话文学的学术视野予以考量，便焕发出学术价值，成就了“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中国文学史专著”
胡适《白话文学史》。同理，郑振铎将中国历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和子弟书等文献资料，置于文学史理论框架之下，予以民间文学的学术观念审视，完成《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学术著作。学术著作如此，新学科门类的建立亦与之休戚相关。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专门学术史开山之作，其戏曲研究还开创了一门新学科。马美信《〈宋元戏曲史疏证〉前言》：“王国维应用现代理论观念阐述中国戏曲的特征，揭示戏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明清曲论家，开创了现代人文科学的一门新学科。”
西方理论观念的介入，使得《宋元戏曲史》迥异于正统史书之文苑传、艺文志，也大大不同于集部之类书、杂抄、文案或语录，赋予戏曲整理和研究以现代学科属性。傅斯年评价《宋元戏曲史》：“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一方面奠基于文献材料的整理之上，“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也是从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入手的。他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从我国浩如瀚海的典籍中发掘了大量重要的戏曲史料，并先后写成《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资料考证性的文章。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创立了初具规模的戏曲史的学术建构和体系”。
另一方面，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有赖于西方理论观念的学术范导作用，“《宋元戏曲史》首次运用西方的悲喜剧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戏曲，也是我国戏曲批评史上的一大创举。”遵循王国维以西方悲喜剧理论整理和研究中国戏曲的学术路数，王季思曾组织同仁整理选编《中国戏曲选》《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等中国古典戏曲作品集，并于编著前言中，总结中国古代喜剧作品在题材、人物形象、关目安排等方面的特点，概述中国古典悲剧的历史发展和艺术风貌，刻划中国古代喜剧作品的讽刺性与歌颂性两大类型，以及如夸张手法、奇巧的情节安排、重复对比的手法、情趣盎然的关目、幽默机巧的语言等喜剧手段。
王季思及其同仁关于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推动了戏曲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在具体学术领域，从事某一方面古籍文献的整理者，同时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文献材料与学术眼光的结合，惟有这样的学术才是既有根坻又有意义的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常识而言，某方面古籍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和重要专家，往往是这方面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围绕这位学者以师友弟子为学缘纽带凝聚一批从事共同研究的人员，从而形成学术团队，集中的研究成果则孵化出新学科的诞生。国内，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即是在以郭绍虞为核心包括顾易生、王运熙等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共同打造的，其起手功夫就是以学术史理念对历代诗词文话和诗文评著述加以文献整理，从而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以钱仲联为担纲的清诗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以吴承学为领军的文体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以饶芃子为先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无不从文献整理入手把握学术对象，继而推出学术著述，成立新专业门类，并在学术团队的基础上形成一家学派，在学术成果和学术理念的双重促动下，有效确立新的学术范式。由学术大师到学术团队，由学术著作到学术规范，新学科的确立与古籍材料的辨析和整理有着内在的逻辑蕴含关系。
篇4：试论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演进
试论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演进
请欣赏：《试论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演进》孙自愿 中国财经网 05月19日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由统一走向分歧的基础上，指出了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进行协作的必要性，讨论了通过加强和完善税务筹划、反避税方式及构建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等各种手段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几点建议，以期开凿出一条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协作相通的思路。
税收法规的目标是及时征税和公平纳税，而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尽管两者在使用的一些概念、原则和方法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由于其根本目标不同，必然存在着分歧与差异。作为从企业角度出发的会计界人士，应当将如何洞察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分歧，如何促进两者的协作，进而实现两者共同发展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本文试从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分歧、合作与发展入手，阐述相关论题，以飨读者。
一、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发展历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般只需对政府负责，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一切都是政府的。因此，企业所有的会计处理均以国家财税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挂钩，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大体保持一致。同时，企业也从方便的角度出发，以满足税务当局的要求为其会计处理的基本出发点，尽量避免或减少由于会计处理方法与税法要求的不同而需单独解释的内容，进而按照税收法规进行会计处理，而非以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为主要目的。
然而，从国际惯例看，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税利都是分开的，税是对政府的义务，利润是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收益；不仅如此，两者还是矛盾的，税缴多了，利润就会被抵消。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该种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导致投资主体多元化，从而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群体复杂化情况的出现，而会计的处理方法如何从以税收为基准的旧模式向以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为主要目标的新模式进行转化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逐步呈现出了非同一性的特征。这种非同一性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和起具体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笔者将准则和制度纳入广义的“会计制度”范畴之内）的相继出台开始逐渐扩大的。比如，税法中《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法规与会计制度规定的原则、方法等内容在确认收入、费用和损失方面的差异逐步扩大，甚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分歧和对立关系。
二、实现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有机协作的必要性
从我国最近颁布的各类会计法规来看，新的会计制度已与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主张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相互独立）等国际惯例实现了协调。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财务报表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情况，企业先按会计制度客观地计算出公司的利润；而在纳税时，再按税法要求对财务报表进行适当调整。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分歧的加剧，我国税收征管部门面临的税收主权的挑战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尤其是反避税领域，我国至今仍未形成系统的反避税规程。现实经济环境中，虽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尚不足一年，然而各跨国公司争相在我国投资，国际资本流动极为频繁，监管和反监管的斗争成为国家财政、海关和税务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这些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丰富的国际理财经验，通过各种手段（主要表现在会计手段上），有的实行税务筹划，有的直接绕开我国法律监管，偷逃税款，对我国的税收主权构成严重威胁。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仅跨国公司避税行为而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就至少为300亿元。换句话说，这约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16386亿元）五十分之一的300亿元，若加上国内企业的避税行为，数字将会更加惊人。于是，如何通过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协作将成为国家加强反避税工作的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
三、推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政府机关和企业的法制观念也在不断增强。体现在税收上，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实行依法治税；另一方面是企业遵纪守法的意识得到增强，正确处理好企业收入与“依照法律来纳税的义务”之间的关系，自觉养成诚信纳税的良好习惯，最终推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共同发展。
1、企业税务筹划的加强和国家反避税措施的完善
对于税务筹划这一新鲜事物，国家不但不必反对，而且还要支持，因为应纳税企业是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对税收法规的熟练掌握，并且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降低税负、实现税务筹划的行为。而税务筹划的前提虽是遵守税收法规，但其结果却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甚至会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造成税收公平方面的问题，并加大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和征管困难。但为什么国家往往容忍这种税务筹划行为呢？从经济角度看，政府有目的、有选择地设置低税区，有利于吸引资金，吸收技术，带动经济繁荣。所以政府能容忍的税务筹划行为通常的是指政府指导下和税法控制下的“节税筹划”，而不能容忍的则是失控的、打法律擦边球的“避税筹划”行为。所以一个合法的政府，总要不断制订反避税筹划条例，以保证政府的税源与收入，维护法制的健全。税务筹划（主要指节税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利用，符合税法精神。从更深一层理解，税收的经济职能还必须依赖于税务筹划才能得以实现。这样，应纳税企业与政府税务机关重复博弈的结果，无疑是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高度完善。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税收法规，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当然具备灵敏的反应能力，也将更趋于完备。
2、会计界人士及会计制度的协作配合
相信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税务筹划活动会越来越普遍，政府的反避税措施将越来越有力。而且在税务筹划与反避税的发展进程中，会计界也应当当仁不让地成为主力军。首先，会计人员拥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优势，他们可以凭此优势帮助应纳税企业合法地减轻税负，从
而抢占和巩固传统会计市场；同时，税务机关可以考虑由国家认定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和注册税务师资格并且经验丰富、品行良好的中介机构专业人士从事税务审计业务，从而加大反避税的“技术含量”，以弥补我国专职税务稽查人员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税收法规应当借鉴会计制度，借“它山之石”完善和充实反避税立法的原则和内容。税务机关反避税的着重点应从鉴别经济业务的合理性入手，而会计制度的相关准则对于反映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一笔涉及转让定价的关联企业间的交易业务，由于交易各方以自己内部确定的价格来填制纳税申报表，以此想方设法地逃避纳税义务。而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掌握的相关成本或以前非关联方独立交易的会计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估算应作为纳税基数的正常交易价格，从而更好地界定各方的纳税义务，防止税款流失。
3、加快构建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
由于我国现行的税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各种规范性文件屡屡下发，这势必造成我国现行税制的复杂性和操作上的'难度性。而税务会计的出现，客观上满足了国家作为所有者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获取企业会计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产物。
作为推动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关键因素，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在税收微观领域将宏观税收学的基本概念、原则转化为税法学的相关概念、原理的同时；又可以借助于财务会计学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以税收法规为准绳，将应纳税企业计算、缴纳的税款和应履行的纳税义务通过会计系统予以反映。税务会计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图略）
从上图的水平关系来看，税务会计将原本属于经济学中的税收经济活动纳入到法学的框架之内，通过定量化的信息反馈，沟通了税收学与税法学之间的联系。税务会计虽然是微观应纳税主体的一种会计核算、监督和决策方式，但其所反映的税收原理、税收分配、税收征管等各个领域，都是以税收学为出发点的。但税收分配、税收征管等税收实践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关系为后盾，构建起税收的权利和义务等法律关系，进而形成了税法学。税务会计就是根据税法学中法律法规的客税标准确认核算范围，并且将其数量化的一种会计核算系统。
但税务会计毕竟是一种会计系统，它是以企业为核算主体，以税收法律为准绳，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核算方法，连续、系统、全面地对企业经济活动中的税款形成、计算、缴纳和退还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一种会计经济信息系统。从垂直关系来看，税务会计要借助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尽管三者在目标、确认原则、信息使用者方面存在差异，但目前税务会计仍然是将会计制度计算出来的结果调整为税收法规下的应纳税额的一种处理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所得税会计。当然，税务会计的相关数据可以作为税务筹划等理财活动的决策依据，从而与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也是密切相关的。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电子邮件：taxcpa@e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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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治理会计与财务治理之关系论文
治理会计与财务治理之关系论文
〔摘要〕本文从治理和财务治理的对象进手，在了两者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以为：造成治理会计和财务治理两门学科研究交叉、重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对两者的研究对象熟悉不清，关系没有理顺。并以财务分层为基础，提出了关于两者关系的新的构想。
〔关键词〕治理会计；财务治理；研究对象；资金运动；
治理会计和财务治理是会计专业的两门重要课程，但这两门课内容重复严重，以至于一些学校把其中的一门砍掉，不予开设。这样做固然可以避免教学内容重复之弊端，但也使很多有用的知识无法进行教授。笔者以为：我们对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关系的熟悉模糊不清甚至混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一、治理会计和财务治理的联系――研究对象均为资金运动
从最早的治理会计专著之一，奎因斯坦的《治理会计：财务治理进门》一书的书名上我们不丢脸出，奎因斯坦所指的治理会计是财务治理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另外的一门学科。其次，从治理会计与财务治理的研究对象来看，财务治理的研究对象是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治理会计的研究对象，固然学术界有各种表述，但都不可避免地与财务治理对象重合。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尽管各派观点存在差异，均离不开资金二字。即治理会计的活动目标也离不开资金或价值。第11期《财会月刊》发表了王曾清、楼胜亚《浅论治理会计的对象》一文，文中对治理会计研究对象的描述可以说颇具代表性：“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质上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和实现的过程，而价值量是通过货币来表现的，因而在商品里，必须同时运用实物的形式和商品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来保证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资金在运动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的存在形式，如现金、原材料、产成品和固定资产等。它们固然形式不同，但具有质的同一性，都代表了一种价值，可以用观念的货币来同一表现。由于商品生产运动从价值形式来看就是价值运动，而价值量用货币来表现，价值运动也就表现为货币的运动。在货币转化为资金的条件下，资金运动成了价值运动的表现形式”。“资金运动涵盖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完整地描述着价值系统静态和动态的变化，从而更全面的反映着企业价值运动”。会计“作为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直接面向企业的资金运动，也即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由于它贯串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也是联结作为法人的'企业和企业内部、外部的纽带。而治理会计作为会计的两大分支之一，和财务会计同属于一个系统，因而两者的对象应是一致的，即治理会计的对象仍应是资金运动。”由此可见，财务治理和治理会计在研究对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造成两门课程内容的大量重复。
二、治理会计和财务治理研究对象的区别――资金运动的不同层面
财务治理和治理会计的研究对象都是资金，却是资金运动的不同方面。财务治理区别于治理会计的明显特征在于其主要是一种实体治理。日本学者宫匡章在《会计信息手册》一书中这样写道：“财务是以资本为对象的实体活动，会计是以财务活动及其结果为对象的情况处理活动。会计的性能是组织情报，不处理资金筹集、供给与运动，仅在必要时反映其结果，这就是说财务是进行有关资金筹集、供给与运用的意向决定，会计是为这种意向决定提供情报的。”因此，财务治理内容应涉及财务制度制定，财务机构设置，财务职员安排，外部财务环境的适应，内部财务环境的协调及资金筹集、运用、分配等方面，并要具体组织财务猜测、决策和财务控制等财务的实施。而治理会计只是为财务活动的组织及财务关系的处理提供相应的信息。如在投资筹资活动中，企业高层财务治理者根据企业内外部理财环境，确定企业长远目标，并据以提出投资战略，围绕投资战略，治理会计应广泛搜集资料，进行猜测、决策分析，为高层财务治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当投资方案确定后，高层财务治理职员应按照决策方案制定筹资战略，提出各种可能的筹资方案，治理会计职员则围绕这些方案广泛搜集资料，进行猜测、决策分析，为筹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并据以编制财务预算。财务治理职员负责安排预算的执行、协调，控制。
根据企业运用治理会计的目的，可将其视为财务治理的信息系统，为财务治理提供价值信息，换言之，就是对企业资金治理活动提供信息。目前，治理会计的内容固然较多，但终极均可回到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这样的处理有利于确定治理会计的研究对象，可使治理会计的其他理论得以顺利解决，也有利于理顺财务治理和治理会计的关系。作为财务治理信息系统的治理会计，应将筹资、投资、资金运用、资金耗费、资金收回及资金分配活动作为其研究对象，将猜测分析、决策分析、控制分析和评价分析作为其主要环节，目前治理会计的内容在系统的分析整理后均可找到适当的回属。
三、财务分层理论为界定治理会计和财务治理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假如更进一步分析的话，治理会计属于经营者财务治理的信息系统。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体制下，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是出资与受资经营的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财务关系，由于出资与受资经营本身都是一种财务行为。企业财务治理权必然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分割，形成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均需要相应的信息体系，会计的两大分支正好可以分别侧重于其特有的服务对象。财务会计，我们通常称之为对外会计，即主要通过记账、算账，并定期编制报表的专门方法，提供企业一定日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活动情况的一整套信息处理系统。尽管财务会计也向企业治理当局传输财务信息，以便加强财务治理，但它的服务主要是外向的，侧重于对企业外界有经济利害关系的团体和个人进行报告。企业与所有者的财务关系作为现代企业的主要财务关系，所有者作为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理应作为财务会计的主要服务对象。换言之，从财务治理的角度而言，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所有者财务；而治理会计主要通过一系列专门方法，利用财务会计提供的资料及其它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对比、分析，使企业各级治理职员能据以对日常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进行规划与控制，并帮助经营者作出各种经营决策的一整套信息处理系统。治理会计的服务主要是内向的，侧重于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的需要。从财务治理的角度而言，治理会计主要服务于经营者财务。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构架财务治理、财务会计和治理会计的关系：即企业财务首先可分为出资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两部分，财务会计作为出资者财务的信息系统，治理会计作为经营者财务的信息系统。
由于财务治理的对象是资金运动的各方面，而治理的研究对象仅涉及其中的信息方面。财务治理应包括治理会计，而治理会计应属于财务治理的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合二为一，但也可以自成体系，就象财务治理属于企业治理的组成部分、价值方面，但并不排斥其有自己的体系。治理会计属于财务治理的信息系统，但也同样不排斥其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由于其究竟有独特的研究。
持治理会计和财务治理合二为一观点的专家和学者并不胜枚举。如李天明教授在其《治理会计研究》一书中为会计专业设制的专业主干课程有《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本钱会计》、《治理会计》、《审计学》和《会计》六门，没有《财务治理》。财政部组织编写的中等财经学校教材《企业财务治理》中，将治理会计作为企业财务治理的组成部分。但通常情况下，两者可自成体系。
四、对治理会计和财务管科状况所进行的反思
治理会计这样一门被誉为可以加强企业内部经营治理和进步企业效益的学科，一些西方会计学者以为其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治理会计讫今为止仍没有一套完整的能够解释、指导并可以于实践的理论和体系，治理会计、本钱会计、财务治理等学科之间的界限没有明确的界定。英国特许治理会计师协会（CIMA）前任主席、伦敦经济学院布罗姆威奇（M.Bromwich）教授指出：目前治理会计看来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反映在杂志和教科书中的治理会计似乎是一群疏松的材料，没有在理论水平上形成一个整体。世界各国对治理会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明显缺乏规范化或规范化程度较低。笔者以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治理会计的研究对象、治理会计的回属等基本理论，难以确定经济活动的哪些内容属于治理会计的研究范畴，哪些内容不属于治理会计的研究范畴。所以，确定治理会计的研究对象，理顺其与财务治理的关系，不仅的治理会计的应用，也影响的财务治理的发展和应用。
目前，大多数财务治理教材存在着重猜测、决策分析和控制分析，轻财务活动实体治理的缺点。一方面，从西方财务治理中引进的数学模型大量充斥其中，而这些模型往往建立在一些并不存在的假设的基础上，难以实际操纵；而另一方面，对财务组织、财务实施、财务控制与协调等涉及较少，财务治理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也就是说，目前大多数财务治理教材所研究的内容应由治理会计来进行研究，为避免重复，财务治理应着重研究财务制度设计、财务组织设置、财务猜测、决策、控制和协调等活动的具体实施，及具体从事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各部分业绩评价等工作的方法和步骤。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理顺财务治理和治理会计的关系，并避免两者之间的重复现象。
「参考文献」
1.孟焰：《西方治理会计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北京，经济出版社，19。
2.谢志华等：《财务治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年。
3.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北京，《会计研究》，1997年5期。
篇6：论文的格式与字体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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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宋体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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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族群与族群关系论文
族群与族群关系论文
族群与族群关系是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居在一起，或者是不同群体的接触更为频繁，族群与其它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在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格局下，族群内部成员的适应，族群之间的协调不仅影响局部地区，甚至波及到全球；从持续半世纪的中东冲突到近来南斯拉夫危机，都说明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当代的首要问题。
本书是《“汉”的重新思考――岭南族群互动研究》课题成果的一部分，所收集大都是参加“庆祝容观琼先生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的文章，并增补了部分课题组成员的成果。本文就族群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陈述。见教于各位。
族群、族群性与族群认同
（一）族群
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到第二次大战以后，族群一词被用来取代英国人的“部族”（Tribe）和“种族”（Race），运用也就更为广泛。族群意指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享同一语言，并且文化和语言能够没有什么变化的代代传承下去。
有关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在50年代，韦伯给族群下过一个定义：族群是指因体质的或者习俗的或者对殖民化以及移民的记忆认同的相似而对共同的血统拥有主观信仰的群体，这种信仰对非亲属的共同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族群不同于亲属群体。
按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族群为∶族群，是指一群人或是自成一部分，或是从其它群体分离而成，他们与其它共存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分的特征可以是语言的、种族的和文化的'；族群这一概念包含着这些群体交互关系和认同的社会过程。
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族群”是这样的∶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因此族群是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居民中的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
许多人类学、社会学家欣赏这一定义∶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
上述的定义都是从群体内部的共同特征出发的，即强调语言、种族和文化的特征。而巴斯从群体的排他性和归属性来界定族群。他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是其“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巴斯的看法开启了族群研究的新里程碑。他的观点揭示出客观特征论的不足。客观特征论最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内涵，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而无法探讨族群边界问题，也就无法探讨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
后来，《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在定义族群时就考虑到边界和内涵的综合：族群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意识到自己或被意识到其与周围不同，“我们不像他们，他们不像我们”，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别。这些特征有共同的地理来源，迁移情况，种族，语言或方言，宗教信仰，超越亲属、邻里和社区界限的联系，共有的传统、价值和象征，文字、民间创作和音乐，饮食习惯，居住和职业模式，对群体内外不同的感觉。
经过多年的讨论虽然分歧不少，但社会科学家对族群研究已经达成一个有意义的共识：即“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它族群的互动关系中。简单地说，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这样，族群边界成为我们分析族群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族群互动中研究族群内涵和族群关系。
美国学者戈登提出从七个方面来研究族群关系：1）文化接触，2）结构性同化，3）通婚，4）族群认同，5）偏见，6）歧视，7）价值和权力冲突。
（二）族群性
族群性在描述族群的特性或性质时使用这一词，但在1933年编辑的《牛津英文词典》中没有这一词，而在1972年的修订本中有了这一词，第一次运用该词的记录是1953年大卫、雷斯曼。而在1961年的《韦伯第三版新国际词典》，1966年的《雷德曼英文词典》和1969年的《美国英文大词典》均未收族群性一词。直到1973年《美国大词典》才有了族群性并定义为“1、从属于特定族群的条件；2、族群自尊。”一个名词的意义是不断变化的。这两个定义中的第一个是适宜我们自己的，一种客观的条件。第二个定义“自尊”是主观决定的。
对于族群性（ETHNICITY）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族群概念的关键特征是指对任何群体或类别的人进行区分或标识，且将被识别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类别的人之间作明确的或含蓄的对比。在此，ETHNICITY强调的是族群间的互动中的可识别性，并没描述族群间差别的客观标准。日本学者绫部恒雄对ETHNICITY作过较多的研究，他认为ETHNICITY指“国民国家的结构中，在相互间行为联系的状况下，根据出身和文化的共同性所组成的人们的集团及其意识”。这种观点认为ETHNICITY兼有实体（即族群）及意识（族群意识）的双重含义。美国人类学家J・纳什声称：“笔者将抛弃通常把ETHNICITY作为社会集团看待的论述，而把它作为意识同一性来考虑。”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燕和先生认为：“ETHNICITY指的是族群认同或一个族群的特性。（ETHNICITY REFERS TO ETHNIC IDENTITY， 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ETHNIC GROUP）”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陈茂泰对ETHNICITY的解释是：“一套互动中的族群区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为我群与他群各依不同程度所确认。” 这种观点与《麦克米伦词典》的解释较为相似。陈茂泰对该词的汉文注解是族群意识。
总之，对于ETHNICITY的诠解，有的认为是实体，等同于族群（ETHNIC GROUP）；有的认为是族群的性质和特点；有的认为是族群意识；有的认为兼有族群及其意识，凡此种种，各持其理。在本研究中，笔者持“族群的性质和特点”的看法，用族群性（有的译作民族性）表示。因为实体可用族群直接表述，意识也可通过认同来表达，族群性表示某一族群的社会文化区别，基于这种群体的特有属性，可将一群人从另一群人中区分出来，所以可以用族群和族群性结合起来运用，使其各有表达，也可减少语义学上的混乱。
族群性（ETHNICITY），中文的翻译也有多种，如“民族性”、“民族关系”、“民族意识”、“族群本质”、“族群属性”等。
（三）族群与民族（NATION OR NATIONALITY）的区分
这两个词均来源于西方，“民族”过去对译的英文为NATION或NATIONALITY。NATION的基本含义是双重的：国家或民族。“国家”层面的含义应用更广泛，即多指“国民国家”，如“联合国（UNITED NATIONS）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英国学者A・D・史密斯的NATION定义也是国家层面上的：NATION是一个在横向和纵向联系上一体化，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它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利和具有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意志为特征的。
中国的学者为了避免“国民国家”的含义，常用NATIONALITY而不用NATION表示民族。其实，NATIONALITY的准确含义是“国籍”。“用反映主权特征的NATIONALITY一词来套用我国没有主权意识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不确切。” 对于这种状况，许多学者均有所认识，林耀华先生曾作过详细的探讨，他认为“民族”的许多含义中，当今最常用的有两条：民族相当于族群ETHNIC GROUP，或相当于NATION，汉语中仍译作“民族”。他又进一步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民族（NATION）的定义即”民族国家“，适用范围主要在各国之间。林先生的这种区分基本上反映了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基于这种观点，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不同支系皆可称作族群，而在国家层面上，则可使用民族，如中华民族，中国人。许多学者支持了这种观点，如张海洋就认为在中国”族群概念适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适用于族群的政治含义。“
费孝通先生认为ETHNICITY，NATIONALITY都是英国的概念，不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一套。说过去他将”民族学院“翻译成INSTITUTE OF NATIONALITY，这是不通的。因为NATIONALITY是国籍的意思，这样就成”国籍学院“了。费先生主张一些概念直接用英文。王明柯先生主张以”民族“对应ETHNOS，以”族群“对应社会人类学家所称的ETHNIC GROUPS。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族、客家人、华裔美人）；民族则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最大范畴的单位（如汉族、大和民族、蒙古族、羌族等）。陈延超也认为应该用族群表示56个民族，用民族表示中华民族。有的学者如马戎先生虽然依然用民族指代国内各种族群，但他所用的民族即英文的ETHNIC GROUP，亦即族群。
由于民族一词进入中国后赋予了新的内容，无西文的适合词汇相对应，有人建议用汉语拼音”MINZU“。斯蒂文O郝瑞也认为民族无法转译，在英文中索性保留中文音译”MINZU“。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可用”MINZU“表示法定的56个民族，而族群作为一个学术的词汇，可以涵盖民族和次级群体，如藏族中的康巴、安多人，汉族中的客家、广府人等。
篇8：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关系之比较论文
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关系之比较论文
论文摘要：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将从是“品牌的竟争”，课程建设是教学的基木要素合格产品”到“是一项最基本用户满意”。高午学校教学工作是永恒的主题，质童的竟争将、最主要的教学实践活动。要处理好课程建设与教学质童辩证统一关系，课程建设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各，是学科建设的基拙，也是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保证。只有搞好课程建设，才能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教学建设中最基本的建设，它决定着教学质量的高低，是人才培养关键点和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只有加强课程建设，才能保证教学质觉。课程建设主要包括: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队伍与教研室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组织与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系统建设。本文就高校课程建设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课程建设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链
1.搞好课程建设必须要提高认识。质量是高等教育办学的生命线。要提高教学质最，就要从教学的最基本建设———课程建设做起。课程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学校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要充分调动教师积极开展课程改革和建设，教师长期在教学第一线毛作。其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经验丰富.了解学科课程发展的最新动态，担负课程建设的具体工作。因此，应提高教师的思想认识，重视课程建设;，各部门领导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政策要倾斜，经费要保证。对课程建设卓有成效者要给子表彰和奖励，使他们自觉地参与教学改革，参与课程建设。教研空是按专业建立起的教学、科研基层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教学任务完成的好坏，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研室的建设工作，取决于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对课程建设的投入。以教研室为中心，加强课程建设与教学管理，其目的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研水平，促进学科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各课程负责人要按照合格课程与优秀课程基本条件和建设方向。详细写出课程建设的日标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应注重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把着眼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把课程建设深入到整个教学活动和课程体系中去，使教学的各项工作到一个高层次.优化组合成一个整体，使大部分本科课程的教学质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形成较完整的反映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课程改革计划和可行措施，使课程改革和建设取得成效。
2．摘好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质员标准。高等教育质量是个多维的复合概念，其标准是适应性、多样性和发展性的统一。适应性是高等教育质址的本质属性，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需要检验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尺度。多样性则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二属性，是保持和传递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也是培养公民素质，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满足社会对人才开发和应用等。要不断地总结、探索与实践，建立出一套操作性和针对性强的合格课程、重点课程、优秀课程建设的质址标准。经过统等规划，分期、分批建设，采取自评自建与集中组织审评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少数重点课程、优秀课程与合格课程相结合，深入研究教学改革，提高课程建设的功能和实效性。发展性是高等教育质量第三属性，是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而变化，是适应性质址的衡址标准。既要继承传统，义要突破前规;要从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方面转变认识;要从课程的地位和作用，课程的特点和学科的横向联系上进行探讨;要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探索;要从传授知识、提高技能和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研究。使高教通过2——3年的教学建设，绝大多数的必修课程达到高水平，并创建具有特色的古内重点课程，使高教的整体教学水平再上新台阶。
3.搞好课程建设.要认真分析课程的现状。高等学校条件有的相对较差，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我们必须根据课程的现状，结合高等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抓主要矛盾。对提高教学质员影响大的关键是课程建设.如对一些.环课率高，授课面广的土干课程，给予重点资助;从课程设置中确立一批覆盖面宽、直接影响学生理论基础与准本技能的公共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作为重点课程进行建设。加强篆础理论、墓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抓好专业主干课建设，以重点课程建设带动相邻的系列课程的建设。高校应设立课程建设与奖励专项基金，要把重点课程建设和优秀课程评选作为一项整体工作，坚持评建结合，以建为主。应以墓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对学校整体教学水平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主干学科、主千课程为对象，通过“分期分批，立项建设，评建结合”，有计划地开展校级一类课程建设。在合格课程的基础上，争创评选省级优秀课程。
二、建设优秀课程，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要以优秀课程建设为中心，重视课程体系的改革和系列课程建设，建立新课程结构体系。
1.课程体系改革。要以培养目标为依据，结合专业特点、办学层次，招生规模以及各门课程在整个培养计划中所处的地位，制定出全校课程建设目标。对课程及其结构进行整体优化和改革，围绕知识、能力、索质协调发展这条主线，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新课程体系必须具有内容衔接紧密，交叉渗透，符合人才培养和教育客观规律的.特征，并且在内容涵盖和组成形式匕体现学科课程及其内容的系统性。建立各课程群(包括公共基础课程群、基础课程群、专业基础课程群等)。在新的课程体系中，课程群由原有的课程、新设的课程与基本素质教育和专业课程密切相关的选修类课程构成。对专业课程进行分化、重组和新建。
(l)课程分化—为适应高师教育学科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趋势。促进学科课程的分化;
(2)课程重组—打破完全按学科设置课程的模式，在教学内容，理论知识和技能实践进行融合重组;
(3)课程新建—根据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新建一批新兴学科课程和边缘学科课程。
2.强化系列课程建设。系列课程包括主干课程和分支课程。以主干课程适应学科的发展，以分支课程适应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由他们参与开展各学科和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合作，切实解决系列课程之间的内容重复，前后衔接和专业课的内容更新等问题。.主干课程为必修课。分支课程为选修课、讲座等，加大选修课的比例。增加学生学习的卞动性、选择性和学习兴趣。各种选修课程的安排相对不集中在一段时问内，而是恨据专业需要和教育的不同阶段，分散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利主干与分支课程间的相互渗透，形成主体交叉，有利于主干课程的发展和各课程的相互贯通。
3.合作建设课程是课程体系改革重点。要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就要加强素质教育，增设素质教育课程。目前文化素质教育的选修课课程建设是我校的薄弱环节，缺乏相关学科和师资。因此.我们要与综合性院校合作，加强我校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选修课程的建设，并采取促建的办法，以校际间、学科间学术交流为主进行合作。通过与综合性或多学科性大学联合开课或交流授课，进一步丰富选修课教学内容，形成历史、哲学、社会科学、语言文学、艺术类和自然科学专业选修课。 三、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是高校课程建设的需要
建立一支素质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是搞好课程建设的关键。教师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培养人才的质量.建立一支职称年龄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教学科研能力强，热心教学工作，有敬业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是促使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培养21世纪人才的可靠保证。我们要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列为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师资”的原则，制定和实施我校“人才培养工程计划”，设立主讲教授和主讲教师制。采用校内外培养并举，以校内培养为主的策略，加速教师的培养，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与能力。应根据《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工程，鼓励一部分中青年教师在投入教学时，给予时间上和精力上的保证。通过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教学管理制度，强化教师的敬业精神、竞争意识、责任意识和教书育人，建立一支业务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教学科研相结合的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重点抓好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提高，注意选拔培养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通过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发挥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加强教学研究活动，将老教师的作用与中青年教师培养相结合，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通过学术活动。沟通信息，加强协作，更新知识，增进学科间的校际间的交流，通过校内外各种培训班培训，抓好教师的继续教育，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通过科学研究，促进教师科研思维能力，业务能力，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充实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授课质量;通过实行真正的教师聘任制，引入竟争机制，创造良好气氛，使广大教师积极承担教学工作。
四、严格教学管理，开展教学评估
1.促进课程建设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教学管理部门要建立课程建设档案，认真研究，分析课程建设的鹅本情况、达标程序、成绩与问题。我校扩招后，虽然底子较薄，条件较差，但越要强化教学管理。向管理要质量要效益，扎扎实实工作.大力整顿和规范我校教学管理，提高教学竹理水平和效率。加强课程建设和其它教学基本建设，通过教学督导、教学考评、教学检查观摩、教学追踪测评、教案检查评比、听课评课、听取学生意见、考试成绩分析和人员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从教学摹本环节抓起，加强教学质星监控严格教学管理，增强各课程的管理意识，强化教师的质址意识。在今后2-3年内，力争把我校各专业的80%主干课程建设成为校级优秀课程，30%达到省级优秀课程。
2．加快题库建设，建立严格规范考试制度。考试不仅能反应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能反应教师知识水平。在考试中围绕命题中心环节，能否真实反应教与学的情况，试题必须具有科学性、可靠性、准确性;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加强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在考试中要改变过去单纯的课程考试，逐步增加实践考试所占比例;加强考试管理，做到“三严”，即严格考试、严格考场纪律、严格评分标准;加强考试分析和考试监控。今后将采取购进题库软件与自行出题相结合，进一步扩增题库址，加快实施教考分立。在几年内完成主干课程和重点建设课程的计算机试题库和题卡建设，提高考试质量。
3.搞好课程建设。健全评估制度。课程质公评估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开展课程评估是做好课程建设的重要手段。评估目的是为了保证本科教学质量，巩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开展对课程的硬件和软件的评估，可以了解课程建设的进展情况，把好课程建设质量关。通过课程评估和对合格课程的检查验收，为制定重点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规划提供依据。学校、系主管教学工作的部门领导和教研室主任要亲自抓好这项工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保证。同时.成立校、系两级教学评估指导小组，其成员由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人员组成，他们将承担重点课程、合格课程、优秀课程的指汁、论证和评估工作。在课程评估过程中，要抓好只个环节:
(l)根据课程建设目标建立科学可行的评估指标体系。
(2)紧紧湘绕教学基本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水平，教学管理水平。
(3)注重自评自检在课程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正确评价观，要求重点课程建设单位根据本课程建设情况，如实写出自评自检报告，经系和校专家组评议，保证评估质星。
综上所述.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程建设是教学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我们扎实工作，总结经验，把课程建设抓出成效.为新世纪培养合格人才做出贡献。
篇9：Office字体中“号”与“磅”属性关系
在Windows中文版中的字处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系统是同时使用号和磅来定义字体的大小，通常在应用程序如Office软件中的字体属性里，字号列表都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位于字号列表上部的以号为单位的一号、小一号、二号，在Word中，中文字号主要就是下表所示的十六种，再有就是以磅为单位的5磅、5.5磅、6磅、6.5磅，用磅表示的字号较多，
有时在页面设置中只能用磅，这与我们的计量习惯不同，使人产生混淆，
磅值的数字范围为1～1638，也就是说最大的字号可以是1638，约58厘米见方，最小的字号为1，三个这样的字加起来还不到一毫米宽。我们可以在格式工具栏上的字号框中直接输入磅值来设置字体。一般A4纸可容纳的最大字的磅值为630左右，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来设置字的大小，特大字或袖针小字都可以。
在Word中设置字体时,也可以应用以下两个快捷键来进行快速调整字体,十分方便。
Ctrl+[或Ctrl+]以1磅为单位缩小或放大字体。
Ctrl+Shift+或Ctrl+Shift+ 以磅或中文字号之间大范围缩小或放大字体。
篇10：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进管理论文
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进管理论文
如今的管理者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近一个世纪的管理理论与思想演进的历史可以回顾,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我们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
管理自初步形成理论以来,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从泰罗对于工厂的科学管理到今天对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企业管理,其间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思想者的汗水与心血,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发展创新。诚如丹尼尔・A・雷恩所言:”下面让我们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
第一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本世纪初到30年代)
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 W. 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 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 Weber)。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
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
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 F. 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 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
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
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 E. 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 马斯洛(A. H. 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 赫次伯格(F.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 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 麦克莱兰(D. C. 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 麦格雷戈(D. M. 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 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 M.Porter)和劳勒(E. E. 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
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 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 A. 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 F. 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 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
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 V. 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
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
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
其间,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著作还有劳伦斯与罗斯奇合著的《组织与环境》(1969年),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卡斯特(F. E. Kast)与罗森茨韦克(J. E. Resenzweig)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1979年)虽是权变理论学派
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迈克尔・波特(M. E. 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
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
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 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 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
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推翻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
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中特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
1993年底,小林 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
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
1990年,彼德・圣吉(P. M.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
在阿里・德赫斯(Arie de Geus)所著的《长寿公司》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40家国际长寿公司,得出结论――”成功的公司是能够有效学习的公司“,在他看来,知识是未来的资本,只有学习才能为不断的变革做好准备;此外,罗勃特・奥伯莱(R. Aubrey)与保罗・科恩(P. M. Cohen)合著《管理的智慧》则描述了管理者在学习型组织中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学习的技巧,也要使自己扮演学习的领导者、师傅和教师的多重角色。
除了学习型组织,90年代还有一个热点――虚拟组织。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第6期发表文章《公司核心能力》,作者建议公司将经营的焦点放在不易被抄袭的核心能力上,由此引发后来的”虚拟组织“热。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1994年出版的由史蒂文・L・戈德曼(S.L.Glodman)、罗杰・N・内格尔(R.N.Nagel)及肯尼斯・普瑞斯(K.Preiss)合著的《灵捷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完成了对近百年来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各个阶段的年代划分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事实上,无论是行为科学、战略管理,还是企业再造依旧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二,无论哪一种理论或思想,都是围绕管理的核心问题”效果“(做正确的事)或”效率“(如何正确地做事)而展开,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没有哪一种理论过时或无用,应当结合自己”要做的事",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取舍,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自我――这才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篇11：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演进与挑战论文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演进与挑战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绩效较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面临许多挑战，其主要原因是产业问题和制度问题的双重制约，为此，继续推进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和制度变迁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东北；产业结构演进；经济绩效
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是建国以后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善的经济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战略发生重大改变，宏观环境的改变使东北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面临巨大压力，产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成为改革以来东北地区最艰巨的任务。但实践表明，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绩效较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仍面临许多挑战。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经济演进的绩效
1、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且效率低下。在1978―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9．7％，而东北地区为8．7％，低于全国1个百分点。从要素贡献看，高资本投入仍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20年中，东北地区的资本贡献率为80％，劳动贡献率为11．5％，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12．1％。其中辽宁和黑龙江的资本贡献率超过90％，吉林为53．5％；全要素生产率吉林较高为29．7％，辽宁为6．5％，黑龙江最低为-0．17％。可见，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和效率低下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2、产业演进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日益严重。首先，传统的资源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由于多年开采和粗放使用，煤炭、黑色金属、石油等资源储量减少，资源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使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的东北地区原材料工业日益陷入困境。这在黑龙江的鸡西、鹤岗等煤炭基地城市尤为突出。其次，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低下。市场经济中，产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产业市场竞争力。而竞争力低是东北产业发展的最直接制约。目前东北地区除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这三个行业外，其余的行业市场占有率均在10％以下。许多传统优势产品由于竞争力低，市场日益萎缩。最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产业演进断层。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靠传统产业推动，新兴电子、通讯及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缓慢，比重较低，无法成为主导力量。从改革以来增长率大于1的产业个数看，广东、山东、福建等省份都在20个以上，其中广东为30个，且这些产业主要是新兴电子、新兴机电。东北地区高增长行业仅为5个，且为传统产业即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采选业、电力工业、木材加工业。其中黑龙江最少，仅有电力工业，吉林的汽车工业也发展较快，但对整个东北地区贡献相对较小。因此，产业结构绩效低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最直接表现。
3、结构调整面临巨大退出障碍。东北地区产业调整由于缺乏相应的体制条件，往往使调整无法有效进行。首先，社会保障体制落后是东北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主要障碍。在东北地区，国企下岗规模最大的地区是辽宁，1998年下岗职工58．9万，黑龙江为52．8万，吉林为34万，东北三省下岗职工占全国的1／4。而同时社会保障基金严重不足，东北地区的失业保险在200元以下，辽宁为168元，黑龙江为166元，吉林为168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制约，使劳动力结构成为东北地区结构演进中最滞后的因素。在1978―1997年间，东北地区国有经济产值比重年均下降1．5个百分点，而同期国有从业人员比重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产值比重变化。其次，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和原材料的资产具有专用强的特点，产业退出需要巨大的费用，目前仅靠地方无法拿出这笔基金。最后，缺乏资本市场和民间及外资主体，也限制了产业进退。
4、投资结构相对单一和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境并存。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在东北地区投资比重逐渐上升，但国有经济比重仍较高，1998年三省为67．45％，而同期广东为43．58％，江苏为39．5％。从投资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比重已居于次要位置，仅占3％以下；自筹成为主导来源，占68％左右，外资仅占11％左右。而同时东北三省的财政赤字自改革以来逐年上升，1997年，辽宁财政赤字为112．4亿元，黑龙江为83．0亿元，吉林为84．9亿元。这样，以高资本投入为特点的增长模式、地方自筹为主的资金来源格局，在地方财政困境下日益难以维系。
5、所有制结构变动缓慢。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产值比重的高低成为决定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变动相对缓慢，非国有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78―1997年间，全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下降了52．1％，年均下降3．3个百分点；而同期东北地区仅下降了27．8％，年均下降1．6个百分点，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所有制结构变动大大滞后于全国进程。目前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工业比重仍在50％以上，而全国为25％左右。从各工业所有制增长贡献看，尽管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但由于比重低，对增长的贡献有限，国有工业仍为增长的主体。在1978―1997年间黑龙江的非国有工业的产值贡献率为43．5％，吉林为39．8％，辽宁为53．6％。目前非国有经济已成为决定中国工业增长速度和效率的主导因素，但自90年代末中国非国有经济增长进入低增长期，同时国有经济绩效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未来10年内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东北地区发展靠什么主体来推动是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
6、东北地区开放结构变动的低增长性。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外资的大量进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东北地区开放的特点是开放度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首先，从开放度看，1997年辽宁为21％，吉林为9．2％，黑龙江为6．1％，整个东北地区为12．1％，大大低于全国的20．3％平均水平。其次，外资比重低。如在1998年基本建设投资来源中，外资比重辽宁为12．2％，吉林为6．6％，黑龙江为5．7％，而同期广东为21．2％。第三，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低。东北地区的外资企业普遍规模小，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少。外资产业分布主要在房地产业、轻工业等领域中，与东北地区产业关联性较弱。90年代后，外资的规模、速度和对增长的贡献都呈下降趋势，其中黑龙江90年代以来出口的增长贡献为负数。
二、东北地区发展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仍是东北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最艰难挑战。改革至今，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尚未步入良性阶段，未来10年内产业发展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理由是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有四大障碍短期难以突破。首先，结构演进产业缺口严重。改革以来支撑东北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的比重在10年内难以超过传统产业。而同期内目前东北地区支撑经济增长的五大传统支柱产业的发展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其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采选业、木材加工业的资源条件将继续恶化，生产成本将会上升，丰富资源基础上的竞争优势日益丧失。汽车、机械、石化等原本技术落后，竞争力不强，在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中会日益表现出来，经济增长靠什么拉动较难回答。其次，产业发展主体缺位。目前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仍在50％以上，非国有经济10年内对增长的贡献难以达到主导优势，尽管比重会超过50％。同时国有经济的退出不会明显改变，比重下降幅度有限。在产业分布中，目前东北地区非国有经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但在资本装备率高、规模经济高的产业并不具有优势。产业发展靠国有经济、外资还是民营难以回答。第三，再就业空间狭窄。劳动力结构调整的体制条件仍将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再就业的产业空间有限。第四，资金缺口严重。在中央财政投入减少、地方财政赤字增加和民间、外资比重低的情况下，资金短缺仍将是一个重要制约。
面对艰难的挑战，东北地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下述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1、发展非国有经济具有增长效应吗?近年来许多人认为在东北地区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具有重大的增长效应，只要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就会带来地区经济增长，非国有经济是国有经济的重要替代。但现实是改革以来，支撑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并非是非国有经济比重快速上升的产业，相反却是那些国有经济比重大的资源型垄断产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为比重结构，还体现为行业布局结构，笼统的提出发展非国有经济并不会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在所在制结构调整中，非国有企业并非是国有企业的替代。在重化工业等沉淀成本大、中间需求占主导和产品关联性强的产业，仅仅试图通过发展非国有企业实现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即试图通过发挥所有制形式的替代效应来实现经济增长，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非国有经济形式的增长空间也会受到限制。所以，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不仅要发挥非国有经济的替代效应，而且施过高效率非国有经济形式的进入、重组原有的分工体系，以高效的非国有企业进入，实现整个产业链的效率提高，这是效率促进效应。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如何通过对原有的生产分工体系的重组，重点发挥非国有经济的效率促进效应，具有特殊的意义。
2、制度差异下的市场竞争具有增长意义吗?改革以来，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深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最重要力量。因此，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增长意义。但在区域制度演进不均衡的条件下，全国的市场竞争程度的深化对于制度演进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是一种悲剧。市场竞争越强越充分，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越容易陷入困境。在制度差异化下的市场进入，会加剧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产业绩效的不平衡性。这种制度差异下的区域增长不平衡性，在地方分权体制下往往会诱发各种形式的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落后地区的行政性产业保护无疑会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解决区域产业的不平衡性，推进区域市场化进程，必须消除区域制度差异。东北产业问题与制度问题联在一起且不可分割，产业约束和制度约束的结合成为东北地区转轨中最大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将产业调整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寻求二者的互动效应，单方面的解决模式不会取得成效。
3、开放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吗?东北地区的'现实说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外资的进入并非必然导致产业增长绩效的提高。如果对外贸易和外资不能打破原有的生产分工体系，外资在地区主导产业体系中的局外进入和局部进入并不会促进产业增长绩效的提高。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外资的进入需要和产业内的生产分工体系特点相结合，否则不仅不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反而会降低产业增长的绩效。如何在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下，利用外资和跨国公司解决东北地区具有高进退壁垒的重化工业和部分资源性产业的产业发展和资产重组，是一下步东北地区产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与政策选择
产业问题和制度问题的双重相互制约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低绩效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继续推进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和制度变迁，其中关键是构建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优化演进机制。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为劳动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并多渠道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
第二，构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的国有经济退出机制和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机制，通过不同所有制形式双重进退机制的建设，实现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其中，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和促进大的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生成。
第三，放弃产业的行政区域概念、产业的民族概念，打破传统的生产分工体制，将加工工业纳入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实现产业的大重组和大优化。
第四，产业部门结构调整主要是实现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有重点的发展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并大力推进衰退产业的顺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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