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法判决可接受性论文，本文共12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您。
篇1：司法判决可接受性论文
司法判决可接受性论文
一、概念界定
(一)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含义
司法裁判是法院对当事人具体争议的判断和处理，其标志着法庭审判活动的终结。司法判决可接受性是指依法作出的司法判决在社会民众之中的认可程度。当然这里的社会民众既包括法律人又包括普通民众。法官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表达对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理性判断，并且法官作出的每一判断都是有法律作为依据的。但是，一个完全依照法律作出的裁判在现实中却并不一定得到普通民众的接受。诸如几年前的“药家鑫案”，从法律人角度看，药家鑫的却有从轻情节，杀人手段也并不残忍，笔者当时也认为最多会判到死缓。可是当事情在网上闹的沸沸扬扬，网民情绪异常愤怒的情况下，“民意”将药家鑫送上了死亡之路。试想，在风口浪尖上的“药家鑫案”如果没有按所谓的“民意”处理，会不会产生诸如上访，闹事等恶劣的社会后果。总之，司法判决可接受性需要兼顾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
(二)研究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意义
现代公权力的运作，不管司法、立法还是行政中，都应考虑可接受性，公权力运作中应充分建立在商谈理性的基础之上，司法审判也应朝这个方向发展，这适应了国际法律发展的潮流。从现实来看，很多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不满意并非处在合法性、公正性的问题，当事人多次上访或申诉，这也要求不得不研究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从理论上看，虽然合法性、公正性是司法重要的价值目标，但不是司法惟一的目标。良善司法应当具有多面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司法要回应这种要求，必须研究司法审判的可接受性问题。合法性、公正性不能涵盖司法的所有价值，合法的前提是严格依法办事，更多的适应了法律形式正义的要求。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立法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在一起的，缺点是优点的延长。如果仅仅以合法性为标准很难使一个案件做到尽善尽美。公正性不能涵盖可接受性，公正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公正只是公众最大的公约数而已。
二、修辞在我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发展及其对判决可接受性的影响
在我国，司法判决中修辞手法的使用可以追诉到古代。从汉代的司法实践上来看，司法者在进行判断时，不仅依据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判断，更是引入儒家经典来进行断案，甚至经义与法律冲突的时候优先适用儒家经义。同样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不一样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这种引经入律的形式也对后世的司法裁判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根据笔者的推断，这种风格影响者司法判决的说理手法，增加其可接受性。真正有史料记载的在司法判决中出现修辞的是在唐代时期，只是最初在司法判决中出现的种种说理性修辞是出于对上级汇报的目的。南宋之后的古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修辞的受众开始面向普通民众。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案件中，司法者在作出裁判时更加考虑普通民众对裁判的接受和服从程度。南宋时期是我国司法判决说理性修辞技巧发展的巅峰时期，在延续唐判的重分析、说理的技巧外，南宋判决在注重对案件基本情节和事实的描述前提下，注重对现有证据的分析和运用辅以推理论证以及强化对不同情节的说明，来增加其判决的可接受性。其次，南宋判决在法条援引上避免了生搬硬套的引用方式，将法条的援引与司法判决说理相结合，达到情理法三者结合。再者，南宋的司法判决注重寓教化于判决。其不仅使司法判决在文本表述上显得更合理，使民众更易接受，同时也在司法判决履行过程中教化民众。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民众在理解和接受判决不仅仅是惧怕法律的强制力，而是认可法律，知晓自己的行为的不当之处，自愿服从法律的.处罚。
三、影响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修辞技巧
修辞是关于“话语者”、“受众”和“话语方式”的问题。修辞方法已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在法律领域，“话语者”是固定的———国家审判机关，所以在选择修辞方法的适用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是话语的“受众”，也就是言辞的接收者;而后是言辞所处的“语境”，也即言辞在什么情形下表达。
(一)根据受众的差异选择不同的表达形式
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修辞学的创立者，其修辞学说很注重根据听众的年龄、财富等不同情况的划分，对其采取不同的对话形式。这里我们所说的听众就相当于司法判决书中的受众。对于司法判决书来说，要提高司法判决书的可接受性必须从把握司法判决书的受众上做起。首先从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来看。在判决书中，法官需要通过当事人出具的证据来认定事实，同时决定支持还是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当事人出具的证据或者主张的事实是大量且复杂的，这些信息并不是都与案件争议密切联系，审判者必须经过分析和总结，将必要的信息挑选出来，将复杂的事实情节转化成简单的法律关系。这种化繁为简，化事实问题为法律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判决叙事的修辞。审判者在这种裁剪修辞中，可以通过控制裁剪的内容从而控制“受众”的信息获知，以影响受众对案件的判断，最终使受众更加容易接受审判者对案件的解读和裁判。但是法官在对案件事实分析和总结的裁剪修辞中必须以案件基本事实为准，不能故意将有利于一方的事实删去。在一些案件中，审判者片面地压制一方的有利证据的出示，只顾为自己的言论做说客，而丝毫不立足于案件的事实。这种企图利用裁剪修辞达到其他目的的行为于法于理都说不通，必然会遭到当事人的强烈反对，自然不是有效的修辞方式，达不到使当事人服从和接受的目的。其次，案件的关注群体也是影响司法判决修辞的重要“受众”因素。“受众”可以依据年龄、智力、文化程度、职业和个人修养等等各个因素划分，对不同的“受众”应当选择不同的修辞技巧。信息时代的案件的关注群体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关注群体，一个重大案件的关注群体甚至涉及各个层级的“受众”，司法判决想要让每一类“受众”都接受认可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所以裁判者必须判断不同“受众”对案件的影响能力，关注“受众”本身在社会中的话语权问题。意思很简单，裁判者在不能说服所以“受众”的情形下，挑选出那些关注案件且经常性表看法和意见的民众，特别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话语者，比如微博名人，著名评论家等等。所以在司法判决的行文过程中必须注重对判决“受众”的分析，来获得法律和社会共同的接受，达到司法判决喻情于理法，集制裁与教育一体的目标。
(二)根据语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修辞方式
语境分析是修辞的重中之重，说服的有效性也主要体现为语境的价值关注。所谓说服就是在“话语者”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并且这种共识可以在“受众”差异化的情形下依然存在。这种体现语境的修辞情景对司法实践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法律修辞领域，修辞情境可以体现出一定的语境，这种修辞情境可以表现为案件之中各种事实的变化情况，同样也可以表现为涉及听众的行为与决定的影响修辞者将特定观点展现于听众的那些特殊因素。由此可见，这种情境关注不代表无休止的对现实进行迁就，而是抛弃了既定的客观事实，进而将大部分的表达倾向于用语言描述可以解决的部分。就像是汉克斯曼和范爱莫伦提出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修辞论证是一种言辞的、社会的、理性的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陈述来证成某一立场并使理性批判者相信这一立场的可接受性”。所以，要使用修辞来说服一方的时候，修辞虽然并不像直入主题的分析那样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但是在具体的论辩场合，要说服听众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通过使用修辞情境来加强自己的语境。好比在判决最终形成的时候，传统逻辑和经典逻辑仅仅通过分析推理与论证的结构形式，相比之下新修辞学主张的非形式逻辑更加倾向于实质要求中推理的语境等相关方面。在修辞学中，成功说服听众的标示就是使其都达到一个共识，是所有演说者的最终目的，当然修辞学的目的也是如此。尽管根据特点不同的依据会产生不同的分类，但当这些应用适用于司法过程中时，都必须在具体的情境中体现出证据、事实、标的等，所有主体达成的共识必须有一定的关联，可以是互相的理解、对知识的共享、或者双方完全达成一致。由此可见，在判决中若是希望清楚明了的对法律进行讲解，通过特定的情境来表达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分析受众的情况而达成共识，再使用各种修辞论辩的方式，并且合理的衡量价值因素在司法中的体现。在哈贝马斯等学者的眼中，法律本身就与修辞学密不可分。法律是一种以说服为目的论辩手段，法律解释和推理等众多法律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价值缺位，而法律修辞的方法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价值缺位的部分。这种认可法律修辞方法价值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肯定修辞对说服“受众”的重要作用，修辞说服本身就是一种体现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语用活动。
四、结语
伴随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推进，公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反映在司法活动上就是，诉讼当事人不仅仅要求司法判决严格依法裁判，同时也对司法判决说理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增强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从修辞学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对司法判决可接受产生影响的修辞手法。司法实践中必须加强对修辞学以及语用学的研究，从更深一层次把握增加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方式和手段，提高处理质量和效率。同时以判决的可接受性为基础，强化法律对民众的教化和引导作用。
篇2：先例判决•判例制度•司法改革
先例判决•判例制度•司法改革
时下，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关于司法改革的研究文章、著作令人应接不暇。司法实务界也不时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去年末被媒体关注的一项改革来自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该院推行“先例判决制度”，引发了社会各界以及学者的关注。对于判例制度，时有学者著文主张我国应当引入。但实践中从来没有“明目张胆”地实行过。一个基层法院-特例独行地进行先例判决改革，这在我国是新鲜事物，由此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家。一、先例判决与判例制度：形不似而神似
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照。”（注：李广湖：“谈先例判决制度”，载《人民法院报》9月20日。）对于先例判决，目前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先例判决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注：李广湖：“谈先例判决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9月20日。）“先例判决与判例法有很大差别，”并将其命名为“本土先例”。（注：张卫平：“本土先例：观察与思考”，载《人民法院报》年10月11日。）第二种观点就是很多媒体报道的先例判决就等同于判例制度。那么，先例判决与判例制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只有对两者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得出我们的结论。
判例制度起源于英国，盛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鉴于美国是判例制度的发源地，笔者在此以英国为例，对判例制度作一简单说明。（注：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English legal system》，Catherine Elliott and Frances Quinn，Longman，.董茂云著：《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版。（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美）格伦顿等著：《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版。张彩凤著：《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版。潘维大、刘文琦编著：《英美法导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英国的判例法，最初是由英国皇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在诺曼征服以前，英国处于不同的法律统治之下，各地适用的法律不一致。这主要是源于英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至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以后，英国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王开始派遣代理人到各地巡回审判。当这些代理人返回维斯特敏斯特以后，他们共同分析案例，商讨适用的法律以及审判程序，总结办案经验，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将国王敕令、地方习惯、教会法、罗马法冶于一炉，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试验和不断积累，久而久之形成一般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和制度。在其后的两百多年中，遵循先例原则逐渐发展起来，至13世纪末，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就不断援用先例。到16世纪，援引先例的做法已被作为惯例确立下来。19世纪后半期，随着法院组织的改革和统一以及系统可靠的判例汇编的出现，遵循先例的原则得以正式确立。
遵循先例原则，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判决拘束原则，（注：潘维大，刘文琦编著：《英美法导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先例规则，（注：［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但含义基本一致。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同一系统的法院中，对于相类似事实的案件，于不同级的法院之间，下级法院必须受上级法院的拘束，于同级法院间，后判决受先判决拘束。具体说来，遵循先例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以英国为例）：1.上议院所作判决是具有强制力的判决，其法理所有法院都应当遵守。1966年后，在特殊情况下，它本身可以不受此限制。2.上诉法院的判决对自身和所属下级法院具有拘束力。当然，其有三项例外：上诉审法院所作的判决忽视了相关法律；有两个相冲突的先前判决；上诉审法院的判决与上议院的判决发生冲突。3.高等法院一名法官所作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具有拘束力，但对高等法院内部其他法官不具有拘束力，只具有说服力。
由上面对英国判例制度的介绍，反观我国的先例判决制度，我们会发现两者在形式上差异重大：1.在英国，判例法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而在我国先例则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至于其是不是中原区法院的实际渊源，下文将予以论述）。2.在英国，判例一般是由上级法院制定的，初审法院的判决则不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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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司法责任制论文
司法责任制论文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其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制度改革进程中尤为重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司法独立，其中检察权的独立不仅需要外部独立，更需要内部独立。而此种独立必会改变检察官对案件的负责机制，使权力更加明确，责任更加具体，同时，这种改变会与现有模式发生冲突，故本文将从检察长、部门负责人、检察官三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述。
一、检察官、辅助人员、书记员之间的关系
在现有的检察体制下，检察系统从事业务人员的分类为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其从事的业务活动不尽相同。依照法律，书记员无办案资格，其职责是协助检察人员办理案件，不对案件性质、审查结果做出决定或提出意见，其对案件的审查结果不负主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书记员办案是常见的，其通常与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结成办案组，在办案过程中承担相应责任。
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具有合法的办案资格，对案件审查具有意见权，并对案件负主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通常单独一人对案件进行办理，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检察业务人员匮乏、刑事案件较多等多重因素造成的。
第一，书记员在检察工作中的地位。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并没有对书记员的职责进行阐述，故笔者认为，书记员应纳入检察官助理序列之中。理由：1.书记员在现有体制下的工作内容是对检察官办案进行辅助，而检察官助理的工作内容与书记员的工作内容相一致;2.书记员是在业务岗位工作的暂未取得检察职务的检察工作人员，其职位性质属于检察业务人员，理应纳入检察官助理序列。
书记员的职责不能等同于其他具有检察职务的检察官助理，某些工作不可由书记员承担，但可与检察官或具有检察职务的检察官助理一同完成，例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讯问证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现场勘验、检查，实施搜查，实施查封，扣押物证、书证，调取证据等工作。
第二，检察官与辅助人员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司法辅助人员在司法责任制中充当检察官助理，二者在工作职能、人员划分等问题上并无差异。独任检察官办案应当由一名检察官和多名检察官助理形成工作组，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检察官应当指派1-2名检察官助理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后，由检察官助理向检察官提出初步意见，由检察官做出审查意见后交由检察长决定。
对于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的办案组，也应按以上程序进行操作，先由各自的检察官工作组拿出各自意见，若意见统一则直接上交检察长，若不统一应在部门内讨论，讨论无果可建议检察长提交检委会讨论。此外，检察官助理在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办理时，检察官也应参与其中，履行《意见》中的职责。
第三，办案责任划分问题。此问题分两种情况，其一，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工作组中的检察官出现问题时，由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工作组中的检察官承担全部责任的40%，所属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承担全部责任的40%，因此做出错误决定的检察长应承担全部责任的20%;其二，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出现问题时，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其应负全部责任的80%，检察长负责全部责任的20%。
在第一种情况下，检察官助理或检察官工作组中的检察官是直接责任人，理应承担责任，同时以此约束检察官助理或检察官工作组中的检察官产生不负责任的心态。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对案件负有监督之责，检察官或检察官助理所犯的错误应当得到主任检察官或检察官的及时纠正，同时也以此督促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对每案必躬亲，若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出现了错误，其应当承担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容推卸。检察长对案件负有失察之责，其是案件审查结果的决定者，所做出的决定必须是慎重的，同时也以此提醒检察长严格要求检察官及其助理，加强教育，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业务部门负责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
现有体制下业务部门负责人通常具有检察职务，但一般不直接办理案件，大多情况下是由该部门的检察人员对案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部门负责人审批，部门负责人将会对案件进行再审查，并报检察长审批或发回承办人再审，此工作模式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将对检察长的最终定夺起关键作用。同时，部门负责人还有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组织干警进行讨论的职责，并兼具行政工作。综上，部门负责人在现有体制下是关键角色，承上启下，尤为重要。
司法责任制中要求，业务部门负责人也是检察官序列中的一员，应当承接案件，同时业务部门负责人不再对其他检察官承办的案件进行审批并做出意见。笔者认为，业务部门负责人是本部门业务水平、行政能力较高的检察官，除此之外其还应兼具其他职责。《意见》中要求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对本部门的工作进行组织、研究和指导，对本部门出现的疑难、重大、复杂案件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并形成意见。对此，笔者认为，检察官联席会议只能由部门负责人召集并主持，检察官联席会议的讨论结果是检察官办案的参考，不作为案件的最终决定，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可以采纳也可不采纳，采纳的，若后期案件出现问题，部门负责人及其他检察官不承担相应责任。
部门负责人应兼具本部门首席检察官的职责，可以对检察官承办的案件进行监督或指导，必要时可以向检察官提出书面建议。部门负责人同时兼具对检察官培养的职责，对检察官办案组、独任检察官的组织形式、检察官助理的具体职位拥有决定权。笔者给部门负责人的职责打个比方，如果一个部门相当于一个班级的话，检察官好比班中的班委，部门负责人相当于班长，检察长相当于班主任，班长只有对班内一般事务进行调整指导的权力，而班主任才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三、检察长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
在现有体制中，检察长与案件承办人之间隔有部门负责人，二者之间的沟通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传递的，案件承办人少有机会能直接详尽地向检察长表达对案件的理解。检察长是刑诉法及刑事诉讼规则中明确规定职责的法律职务，刑事案件在检察院的各个环节最终都要由检察长或检委会作出决定，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长不直接办理刑事案件，只是对部门负责人递交上来的案件进行审批，对疑难复杂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
司法责任制中，要求检察长在案件把关上更要负起责任，前文中称若检察官助理出现错误，检察长也要承担全部责任的20%，这样的规定就是要求检察长对检察官提交的案件进行严格审查，及时发现漏洞，及时整改。司法实践中，检察官提交的案件意见与检察长的意见不统一时，除有明显错误外，检察长应当将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讨论结果可作为案件的最终决定，其责任应由检察院负责，检察官及检察长对案件不负有责任。司法责任制中还要求，检察长也可参与办理案件，其独任检察官时，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对案件做出决定，若案件出现问题时应承担全部责任。
检察长参与检察官办案组时，其所做出的决定与其他检察官一致时，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对决定承担同等责任;不一致时，若执行的是检察长的决定，检察长承担全部责任，若执行的是检察官的决定，应按上文所陈述的内容划分责任。检察长是检察工作的掌舵者，不仅把握着检察官的办案质量，同时，也对检察官的优劣进行考评。检察长是检察工作的核心，是检察工作的中枢，故检察长的工作内容应更具稳定性、持久性。
篇4：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论文
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论文
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四种判决形式体现了司法权的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就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案件而言，维护、变更和撤销判决完全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被告行政机关似乎也无规避法院监督的空子可钻。但行政许可案件则不然，对于行政机关颁发、变更、拒绝、收回、吊销、中止许可的行为，法院撤销了行政机关违法的变更、拒绝、吊销许可证的行为，并不导致行政机关自然恢复、返还、颁发许可行为，行政机关也完全可以法院未明确判令其作为而拒绝恢复、颁发返还原告的许可证。即使运用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形式，对违法变更许可等行为也难以达到有效的监督目的，很显然，对法定判决方式的传统理解和认识已经严重影响了行政许可案件的处理，在日益增多的许可案件中，这一现状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行政许可案件的种类和特点
行政许可案件分为四类：一是对颁发许可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二是对拒绝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三是对拖延不予答复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四是对变更、废止、收回、中止、吊销、注销许可的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对上述四类许可案件，法院目前能够适用的法定判决方式有三种，即维护、撤销和履行判决。
上述类型的案件中，维持判决自无讨论价值，关键是对撤销判决和履行判决的理解。除第三类案件法院可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履行职责外，其他许可案件都存在一个对撤销许可行为判决的理解问题。行政许可案件不同于行政处罚等其他案件。违法的处罚决定被法院撤销后不再产生法律效力，除非法院判令其重新作出某项具体行政行为，否则行政机关不得就此再作出新的处罚决定。原告权益能
否得到保障并不取决于处罚决定被撤销后行政机关的'后续行为。然而行政许可案件往往以原告申请某项许可被拒绝或行政机关限制剥夺原告已享
有的许可为内容，故法院判决撤销行政许可机关的行为，并不自然导致原告获得许可或继续保留其许可，法院不可能代替行政机关向原告发放许可。原告能否取得或继续保有其权益，仍要受被告行政机关后续行为的左右。特别是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拒绝、变更、废止、收回、中止、吊销、注销许可的行为，法院除判决撤销违法行为外，如何才能切实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呢？这正是本文需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现行许可案件的法定判决方式及其局限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问题，我们不妨从具体案例说起。大观园游览中心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大观园），合资三方为宣建公司、长城公司、华长公司。1993年10月，长城、华长公司与金箭公司签定了注册资本转让合同，市外经委批准了该合同。市工商局也变更了大观园的企业登记并颁发了营业执照。金箭公司接管了大观园经营管理权。此后长城公司于1月5日向市外经贸委递交了材料，提出要求恢复其与华长公司在大观园的股东地位。市外经贸委经审查，作出批复，批准长城公司收回其在合营公司中的权益，恢复其与华长公司在大观园公司的股东地位。长城公司便接管了大观园经营管理权。市工商局办理了大观园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颁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箭公司不服市外经贸委违法批准长城公司收回股权及市工商局违法变更大观园登记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以超越职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撤销被告外经贸委批复的判决，以由该批复批准成立的大观园董事会不是申请变更登记的合法主体，其提交的变更大观园法定代表人的申请已不具有合法性为由，作出撤销市工商局变更登记行政行为的判决。同时法院对于金箭公司要求判令第三人长城公司、华长公司立即交出大观园经营管理权的诉讼请求，以该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表示不予支持。判决生效后，金箭公司要求被告工商局执行判决，工商局以法院判决仅有撤销原变更登记行为，而无判令被告颁发营业执照内容为由，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因此，原告在胜诉后很长时间仍然无法进驻大观园，而第三人长城公司也以工商局未变更登记为由仍然占据大观园。
本案的曲直是非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我们感兴趣是，对于被告非法变更许可登记的行为，法院应如何判决？
（一）单纯的撤销判决能否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
任何判决形式都是针对诉讼请求而言的，许可案件的判决也不例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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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论文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论文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使私人对政府、政治权力“从事实上和观念上都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行政诉讼使得民意得以宣泄，错案得到纠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制度上实现了对私人的权益保障。然而，在某些地方或领域，实现权益保障的现实渠道还相当坎坷。
例如，在陈三易房屋所有权案中，且不说一起“民告官”的房屋所有权案件历时5年，官司从市里打到省里，费时费力，无形中提高了行政诉讼的成本，单说“终审判决下达近一年后，湖北省安陆市有关部门一直拒不执行，并阻挠胜诉者施工建房，致使75岁高龄的退休干部陈三易至今栖身窝棚”，这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损害了市政府的形象。
一、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
为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判决、裁定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很显然，对于当事人来说，拘束力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对于一方当事人来说是有利的，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则是不利的。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规范确立了当事人在法院依据公正程序，为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进行辩论和质证的权利和地位，并且亦从制度上确立了公正的程序保障。因此，承认和服从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具有其正当化和合理化基础。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政府就应该率先垂范，充分尊重并认真履行法院判决。
二、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和赋义务诉讼
然而，实践中却存在着行政机关“不买法院账”的现象。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法院目前能够适用的法定判决方式有八种情形：即维持判决、撤销判决、部分撤销判决、撤销并责令履行判决、部分撤销并责令履行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和确认判决。只要灵活运用这些判决形式，就可以基本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为真正确立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实现权利救济，也许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履行判决等所谓赋义务判决。
无论是传统行政法学，还是现代行政法学，一般都承认行政机关具有对行政案件的首次性判断权。不过，关于赋义务诉讼的问题，传统行政法学和现代行政法学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前者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而后者呈现出逐步予以承认并不断扩展其内容的趋势。一般说来，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应该以行政机关的首次性判断权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在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该作出行政行为，明确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不存在任何裁量余地，并且，法院不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判断，便不能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将导致难以恢复的损害时，法院才可以并且应当作出代替性判断。
（一）撤销判决的拘束力和赋义务诉讼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机关在其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依然不作为或者其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仍不合法，导致再度发生纠纷的.情形比较普遍。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涉及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事项，法院就应该作出明确的赋义务判决。不过，关于赋义务判决的内容、范围和程度的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性研究。
（二）确认诉讼的实效性和赋义务诉讼。
我国法律将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规定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且规定“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和“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当法院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确认判决时，应该在判决书中指示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可以由法院来规定的问题，学界存在分歧，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探讨。
（三）请求对第三人侵益的行政行为的情形。
在行政实践中，往往存在诸多对第三人侵益的复效性行政行为，即赋予一方当事人利益，同时给其他人带来不利，具有授益和侵益二重性质的行政行为。请求对第三人侵益的行政行为，关系到私人对违法状态的排除请求权和行政介入请求权的问题。传统行政法学根据反射性利益的理论和行政便宜主义的原则，不承认私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现代行政法理论将行政介入请求权作为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来把握，而裁量的（零）收缩理论为法院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权利救济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四）请求变更具体行政行为。
在行政机关发放抚恤金及生活保障金等授益性行政行为中，若因给付决定比申请数额低而对该决定作出撤销判决，使其授益部分的效力也归于消灭的话，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命令行政机关将变更行政行为的赋义务诉讼，应该说是适当的救济手段。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和行政机关的首次性判断权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赋义务诉讼是否侵害行政机关的首次性判断权，问题的关键在于法院判决是否侵害了行政固有的领域。而关于行政固有的领域范围，则是颇具争议的。并且，我国法律确立了司法变更权有限的原则，要在行政处罚以外的领域承认司法变更权，需要从立法上进行必要的调整。
三、政府观念的转变是关键
在前述陈三易房屋所有权案件中，原告提起诉讼，其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确认房屋所有权，而且包括在旧房址上新建房屋的权利。一旦法院作出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判决，并不是仅仅意味着被告行政机关阻止建房的行为违法，而且还意味着行政机关负有对原告办理“准建证”申请予以及时审核并客观、公正地作出决定的义务。尽管颁发“准建证”是行政机关依申请而为的有条件、有时限的行为，但是，并不意味着原告要取得该许可仍应重新提出申请，经行政机关重新审核后才能得到。法院作出判决不能实现充分的权利救济的现状，是行政机关“不买法院账”的结果，是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关系没有理顺的缘故。这里的权利救济问题，关键不在于法院的判决是否能够进一步作出履行义务的规定，而在于从制度构造上确立行政和司法相互尊重的观念和规范。从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形成力的视角，展开制度构造改革的探讨，只有确立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形成力，才能够树立法院判决的权威，最终建立起整个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机制。
篇6：环境司法专门化论文
环境司法专门化论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由经济发展而衍生的一系列问题都相继暴露在人们面前，其中最为严重，也是与群众关系最密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环境问题。我国并没有像国外一些国家倡导环境保护优先，而是提倡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要求两手抓。这就导致了相应的环境司法制度发展缓慢，目前我国仍在积极探索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同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和完善。
一、环境司法专门化简述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是解决环境纠纷的途径却杂乱无序，这种情况就导致公众遇到了环境问题不知道向谁去反应，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一边不断出现环境问题，另外一边却棘手于如何解决这种环境纠纷的现状，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建立健全的环境司法体制，保证环境纠纷的有序解决。在此基础上，国内外都将目光转向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和探索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共同促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和专门的程序规则来解决专门的环境问题。我国的环境司法问题是出于“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环境友好型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需要，以及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需求而发展的。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需求到实务操作的转变，并正在经历从实务需求到理论支持需求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
二、环境司法专门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审判机构设置无序
我国虽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并设立了诸多环境法庭，但是这些环境法庭的设置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都是盲目跟风，杂乱设置，无序管理，不但在法庭设置上零乱，在级别上更是空白。法庭设置上的零乱主要体现在有的在一个省内不同的县域里分别设立了若干个基层环境法庭，有的一个省内只有一个环境法庭，只设立在基层，而有的又只设立在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内部没有设立。级别上的混乱主要体现在，有的环境法庭在基层法院设立但相应的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内部却没有设立环境法庭，有的仅在中级法院内部设有环境法庭，对应的基层法院和高级法院内部却没有设立相应的环境法庭，这些设置不得不让人担忧哪个法院审理一审，哪个审理二审，是否遵循两审终审。实践中出现的这些地方性，零散性和试点性，暴露了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的诸多不足。
另外一方面，这些环境法庭的设置在每个地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部分所达到的效果都不明显，更有些地方人云亦云，看其他地区设立环保法庭，自己也盲目设立，但是设立之后，不仅没有案源，而且偶尔有一个两个，又不知从何处下手去处理，最终导致无奈撤销环境法庭，违背的法律的严谨性。
(二)环境案件执行困难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环境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和合法环境权，环境司法作为环境案件救济途径的最后一道防线，承载着当事人成功维护权利的期盼。而归根结底落实到最终的，就是案件的执行，经过法院的审判和法官的最后判决，只有判决被切实执行了，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保护公众的基本权利。但是目前在我国，环境案件的被执行情况整体上很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环境案件执法主体模糊。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当中，并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环境案件最后走的执法者，实践中也就没有依据，有的环境案件最后的执法者就是其所在的法院内部的普通法庭的执法者，有的则是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还有的联合环境行政部门综合处理。这样毫无法律依据的处理方式，导致各有关部门相互推诿，最终使得环境执法落实不到位，公民的环境权益也就很难切实的被保护。
第二，责任承担不确定。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疑难重重的，这是环境案件区别于其他案件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复杂导致了环境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艰巨，如何认定、如何调查取证，如何鉴定，如何分配法律责任，都是需要专业的解决途径。由于环境损害的后果和因果关系的认定要经过复杂的鉴定过程，并且在时间和金钱上的耗费都比较多，同时时间的漫长难免会影响证据的存在和现场情况的变化，如果一味的追求办案效率，没有理清案件的因果关系和证据规则，对于损害事实的认识也不够明确，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决，对于当事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第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难协调。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的国家政策即是要求在发展好经济的同时处理好环境问题，并没有指出要优先保护环境。 这就给司法机关和各行政部门出了难题，一方面处理环境要不影响当地经济，另一方面又要切实追究当事人环境责任，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其中的利益冲突，对法官来说是一个考验。
(三)相关人员技能的不专业
我国目前并没有相配套的专门负责环境案件的专业法官，实践中大部分审理环境案件的法官都是从其他专业调取过来临时负责的，这就给对专业性要求很强的环境案件出了难题。其次，环境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需要的鉴定，取证等过程，都需要专门从事环境方面研究的技术专家来配合处理，而我国目前也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指定专门环境技术人员做环境法庭的顾问或咨询专家。
三、完善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措施
(一)将审判机构的设置体系化
国家可以出台相关规定来将全国范围内的环境法庭体系化、规范化。具体来说，可以设置以中级人民法院环境法庭为核心的环境审判机构，即各中级人民法院内部都设立环境案件审判机构，来负责所管辖区域内的一审和上诉案件。基层法院并非每个都设立环境法庭，而是在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环境状况频发的地区基层法院设立环境法庭。这样就节省了环境司法资源。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设立，更是坚定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步伐，从这一方面考虑，在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环境法庭也有合理之处，一来对应各中级法院，负责上诉和本省内的重大环境案件，二来符合我国四级法院审制的要求。
(二)实行环保案件执行回访制度
案件回访制度指的是原案件承办人和有关人员负责的，在人民法院对刑、民、行政、经济等各类案件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后对其社会效果进行调查访问的.一项司法工作制度。在我国的很多省市都有了实践。而实行环境案件的回访制度，要求案件承办法官必须到环境纠纷发生的现场回访，查看被告的履行情况，并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一旦发现被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就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切实保证判决执行得到彻底的实。能够增加环境法庭工作的透明度，也可以对办案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起到震慑作用。实践中做的较好的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环境案件回访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他省份可以参考。清镇环境法庭在回访中把切实履行裁判，严格监督当事人，注重执行的实际效果原则性要求来做。在回访人员上，既包括承办法官、也包括庭长对当事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回访，采取不同的回访方式，在回访过程中详细了解环境案件的办理情况，执行情况，还有当事人对于裁判的意见。清镇市环保法庭在与法律规定的审理、执行期限要求不冲突的基础上，采取符合环境审判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追踪回访工作。
比如，对犯盗伐、滥伐林木罪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除判处徒刑和罚金以外，还负有附带性义务，比如在案发地补种树苗，修复受损的环境资源。而对于判决后当事人未履行义务或产生新的纠纷等问题时，清镇市环境法庭的做法是向行政机关发出司法意见，也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以监督责任人对污染的治理、整改措施以及生态恢复的落实。当环境案件中的被告是企业的时候，判决结果的执行就更引人关注一些。对于群众反映激烈或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环境法庭可以组成专案回访小组，采用电话、网络或面见当事人等形式进行回访。人数上应在 2 人以上，以确保回访的公正与公平，对于其中涉及回避的人员，切实保证回避，维护程序的正义。环保案件执行回访制度对于案件的最终解决落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避免法院的裁判和案件的执行分离的情况出现，给法院带去了威严，有利于司法的稳定，也有利于真正的保护环境。
(三)塑造专业化的审判队伍
考虑到环境案件特有的专业性，我们各法院内部的法官必须做到专业和精业，专业主要是指每个审判环境案件的法官都必须是环境法方面的专业人才，环境法理论知识基础扎实。解决我国环境司法审判队伍能力、水平的问题，应着力从审判资源的优化和审判人员的充实入手。一方面，定期对现有从事环境案件审理的法官进行环境法专业知识培训，逐步增强法官审理环境案件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院的人才引进制度。目前，我国环境司法法官严重缺乏，急需补充。针对这一现状，最为快捷的方法是选拔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才进入法院，如环境法专业的研究生或者在环保领域工作多年的人员。这样可以迅速充实我国环境司法的审判队伍，解决审判人员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
精业主要是指这些专业的法官还必须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有时间经验，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满足环境审判对法官的需求。此外，我们也可以邀请具有环境方面专业知识的专家作法庭的顾问，负责对证据和鉴定问题进行指导和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环境纠纷。环境案件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审理环境案件的难度，遵循过去的纯法律专业人员的模式难以对复杂的污染机理和因果关系等技术问题做出判断、考虑到法官在环境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除了上述建立环境司法工作人员的引进和培训制度的措施外，还应该考虑建立环境诉讼专家陪审或专家辅助人制度。环境司法中审判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有机结合将更有利于环境案件的公平公正、及时快速的解决。对于法律法条的理解和适用，当然有法官来进行。法官在整个环境案件的审理中应占据主导作用，可决定环境审理的进程和有关事宜。对于环境专业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当然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技术人员积极辅佐法官，在法官对专业技术知识存在疑问时提供专业解答。
篇7：谈如何加强法警司法能力论文
谈如何加强法警司法能力论文
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我们党为适应新世纪日益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巩固党的牢固执政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举措。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毫无疑问，加强法院司法能力非常重要，是法制建设的需求。同样，法院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司法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加强法院司法警察司法能力也迫在燃眉。近几年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以提高法警司法能力为目标，本着“政治建警，人才兴警，规范用警，科技强警”的整体思路，牢固树立法警司法为民意识，不断创新法警规范管理机制，逐步强化法警业务技能训练，努力建设成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警队伍，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法警队伍管理模式，圆满完成了安全保卫、羁押、协助执行等审判服务工作。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被省高院评为省级达标先进单位，连续3年在全市法院法警综合考评中获得第一名，多人立功受奖，在全市首届司法警察军事技能大比武中取得最高分，在垦利县政法系统组织的“大比武，大练兵”活动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院连续三年在全市考核中取得第一名、被省高院授予“先进集体”、“集体二等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几年的.努力，垦利县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司法警察队伍。本文作者结合所在垦利县人民法院法警大队的具体工作，浅谈一下如何加强法院司法警察的司法能力。
一、找准切入点，全力提高队伍战斗力
搞好审判服务，必须有一支善打硬仗、战斗力强的一流法警队伍。垦利县法院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全面提升法警队伍整体素质、提高队伍战斗力为切入点，全方位构筑教育培训体系，努力提高了法警的政治、业务能力。充分利用“星期六学校”，加强对法警的教育，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警头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强化“三个意识”，塑造了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警察队伍。一是强化廉政意识，通过廉政教育，提高法警公正执法的能力；二是强化“学习意识”，针对审判形势需要法警不断加强自身法律知识学习的现状，要求法警对法律知识进行全面的学习，鼓励参加自学和各类培训。今年以来，先后实施了“以考促学”、庭审观摩等活动。在以考促学中，院长亲自出题、亲自监考，全体法警与其他审判人员一样，统一参加考试，考试完成后，按分数多少统一排名通报，提高了法警学习的压力和动力；三是强化形象意识，在送达案件时，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在执庭时，使用文明和规范的语言。在强制执行时，耐心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文明执法。在升国旗时，每个法警都严肃认真，以整洁的警服，矫健整齐的步伐，充分展现了司法警察的精神风貌，成为垦利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严把管理关，队伍整体创一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案件数量剧增，司法警察任务也越来越多。司法警察越来越多的任务与警力相对匮乏矛盾日益突出。而抓好规范化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优化警力资源配置，无疑成为缓解矛盾最可行、最实用、最有效的途径。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本着“队伍建设规范化、权利义务明确化、警务活动效能化”的目标，狠抓制度建设，着力构建规范化管理体系，走出了一条管理制度完善化、管理措施严格化、管理手段信息化的成功之路，有效提高了司法警察的战斗力。
“无规矩不成方圆”，加强制度建设，全面规范法警队各项工作，并抓好制度的落实，近几年来成为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垦利县法警大队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垦利县法院先后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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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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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司法的法律效果论文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开启了研究两种效果相统一的热潮，各司法机关都以实现两种效果的统一作为其司法工作的目标，做到公正合理。
什么是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呢？本文认为司法的法律效果就是立法所期待法律应有的功能与作用;而司法的社会效果，即是在运用司法的程序审理案件后，所起到的社会评价，社会舆论的反映是否良好的效果。一个国家法律的制定是体现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公民教育情况的，法律具有封闭性，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故立法便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律的封闭性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之间便会出现矛盾，彼一时的法律不能体现此一时期的社会实际情况，因此常会出现司法的两种效果不能统一，而出现这种不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导致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立法技术与司法技术的完善程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分析。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纠纷多样化，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迅速变动之间便会出现矛盾，传统的司法理念与当今提倡能动司法之间出现矛盾，法院审判不公开与公众对司法的知情权之间出现矛盾等等，具体如下：
法制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是公民遵纪守法行为产生的依据，树立法制观念与我国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要求相吻合。要想全面了解法制观念，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法制”,根据宪法的规定，法制，是统治阶级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制度和方法，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从静态上看，是指一国的法律和制度;从动态上看，是国家机关制定的严格执行和遵守的法律制度，依法对国家进行治理的一种方式和原则。而法制观念则是指人们对法制的看法和态度，关键是对依法办事的态度，我国是具有自己发展特色的国家，我国的法制进程发展较慢，封建文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较深，人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许多人对法制并不了解。
树立法制观念，首先要在制度层面上加强法制建设，实现法的统一性，完整性，从而强化法制观念的基础。其次，在意识层面上，要吸收先进文化教育，积极参考国外先进法制经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研究。最后，在实践层面上，要坚定依法治国，确立公正、严明的法律秩序，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为我国向法治社会转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可靠的思想保证。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司法的法律效果。
篇10：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效率论文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效率论文
（一）效率与司法效率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因此，如果工作是计时的，则在每个时间单元里完成的工作件数越多越有效率；如果是计件的，则完成每件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越有效率（2）。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提示了在时间投入和数量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把它运用于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是：在单位时间里裁判的案件越多，或者裁判每个案件所用的时间越少，表明效率越高，反之说明效率低。
不过，对效率的常识性理解尽管简明直观，却不够准确，从而容易让人起疑，从根本上说，效率确实涉及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关系，但是，投入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包括人力，物力，才力等各种费用的 投入，产出也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费用的因素以及质量的`因素纳入效率思考的范围，则会出现一种复杂的图象，即时间短、数量多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效率高。实际情况可能是，时间花得虽少，费用却很大；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一塌糊涂，因而同样没有效率可言。将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引入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对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视为正效率的表现：
(1)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2)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3)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4)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司法效率的情况，是在法院既定资源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说的，是法院通过内部改革、挖潜来实现的，从中国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看，法院无疑应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只有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即使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不得不考虑司法的效率问题，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问题。
（二）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
公正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体现。“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老的名谚充分说明诉讼效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曼・罗兰曾说：“如果你有一根手指夹到法庭这个鬼机关里去了，那就连胳膊也要再见啦！赶快砍掉胳膊，不要迟疑，要是你不想整个身体都陷进去的话（3）。” 传统司法的恐怖有一半来自诉讼的久拖不决。列宁曾经这样批评司法中的官僚主义：案件的久拖不决，实质上是使貌似公正的判决变成一场骗局（4）。 诉讼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得到惩处，使争议得到解决，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必将使犯罪得到放纵、使社会发展陷于停顿，这将从根本上背离诉讼的目的。在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诉讼效率与程序繁简、审限长短、诉讼期间、审判方式、法官敬业精神等均有密切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程序可以在其他要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效率。
同时，公正的程序还必须符合效益原则。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具体到程序法中，效益原则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收益或效果。国家设立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调处矛盾、解决纠纷，虽非交易行为，但尽量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可以适用。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事关诉讼成本，都可能影响诉讼效益；而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公正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它们之于国计民生，地位之重要远甚金钱，这些加上通过“定分止争”带来社会资源的加速流转和最大利用、通过诉讼挽回的经济损失，构成诉讼产出，应当在诉讼中谋求最大值。公正的程序应该同时是投入少而产出高的程序。
我国目前在程序公正和效率建设上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1、公正是比效率更重要的价值。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2、相对来说，我国更欠缺程序公正的观念。
（三）培育现代司法理念，提高司法效率
1、培育现代司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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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现代司法理念的建构论文
现代司法理念的建构论文
司法理念是司法实践的指南，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基础，现代司法理念的建构。法治社会里，如何建构现代司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范愉就此撰文，本报拟分两次刊发，以飨读者。
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今天，司法研究以及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究其方法和观点，大致有普遍主义、本土论和相对合理主义等各种路径的不同，结论也由此各异。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途径，一般而言，当前研究现代司法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视角：
首先，现代化或法制化的视角
针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事实，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寻求与现代法治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可借鉴的制度。当前，我们在实现司法独立、落实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完善诉讼程序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法学论文《现代司法理念的建构》。
其次，本土化或国情视点
法制现代化将成为一种宏伟的事业或追求的理想。国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正视国情不应仅仅是为现状和妥协进行辩解，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客观需求与可行性及成本等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普适性的原理都不能成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依据。
最后，全球化的视界在今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这不是为了简单地造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声势，而是为了积极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自身的反思，也可以看到未来司法发展的趋势，从中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例如，当代世界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司法和诉讼并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纠纷，协商比对抗具有更大的价值，了解自治性和行政性纠纷解决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视点既可以促进我们健全和完善法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现代化的弊端，面向未来，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今天，当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逻辑的一致性。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不应出现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当我们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秩序，就必然会选择一些具有最低限度普遍性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基本理念，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一点甚至与政治体制并无冲突。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同样授予法官和检察官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始终以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理由拒绝承认司法官个人的独立，但其隐含的逻辑应该是：随着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应该逐步实现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应该向着这一既定目标前进。
其次，现实合理性。尽管受到体制和现实的制约，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现代司法理念，如程序正义观念、既判力观念、法律真实观念等等，通过法学界的传播以及司法机关内部各种改革，正在为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所接受。
篇12：行政垄断的司法救济论文
行政垄断的司法救济论文
摘 要：对垄断的规制是经济法中反垄断法研究的重点内容，而对行政垄断行为则是其中的一个难题。过去更多的是通过行政权力规制行政垄断行为，而对通过司法机关和国家机关来规制行政垄断重视的不够，也未赋予其相应的规制行政垄断的权力。而且反垄断法自颁布以来，实施结果也不尽如人意。行政权力在规制行政垄断方面存在不足，引进司法解决机制的几点建议是：将所有法律中规定的行政垄断都归入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内；将抽象行政垄断纳入司法解决机制范围；赋予所有行政垄断受害者以诉讼权；以经济公益诉讼作为行政垄断司法解决机制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反垄断法；行政垄断；司法救济
一、对行政垄断进行司法救济的原因探究
行政垄断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违反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理论界多余规制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同样可以运用到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研究当中。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可以来自行政权力实施的行政机关自身，也可以通过其他国家机关，如司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这其中主要包括拥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拥有司法权的审判机关法院。我国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规制行政行为以及行政垄断行为存在其固有的缺陷，但是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社会个人的干涉，因此赋予司法机关审查行政垄断行为有其特有的优势和长处，便于很好地规制行政垄断行为。因此，运用司法途径对行政垄断进行救济是十分有必要的。
1.国家权力机关规制行政垄断行为固有的缺陷和弱点
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主要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级地方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同时在人大闭会期间，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各级行政机关有广泛的监督权。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极大权力，因此，由国家权力机关来规制行政机关的行政垄断行为，当然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和重大的意义。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权力机关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行政机关，规制行政垄断行为就存在诸多问题和诸多不合理因素，不利于对行政垄断实施有效规制
2.行政机关在规制行政垄断行为过程中的缺点和局限性
所有现行法律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主要是由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制度设置来实施的。由一个行政机关来监督和规范另一个行政机关，这无疑就是由违法者本人做自己的审判者，这不利于对行政垄断行为实施有效的规制。即行政垄断由上级行政机关规制,这种规制具有很多优势，但也有很多缺陷：一是不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规制需要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行政垄断行为主体的上级行政机关多是从事行政行为的人才或者制度，对如何有效规制行政垄断了解不深，不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法律人才，而且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内部保护意识，很难合理有效规制行政垄断行为。二是违背法律上所设置的法治原则。法治的一个含义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应由完全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司法审判机关法院作出相应的裁决。另一个含义就是必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法律应公平的对待政府和人民。三是只授权实施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权力，没有赋予司法机关此项权力，使司法机关无权直接参与到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当中，使得行政机关成了规制自己所实施的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官。四是上级行政机关规制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垄断行为是属于系统内部的监督，这样的话，系统内部的自我保护意识无疑就会显现出来，给规制行政垄断行为造成一定的障碍，也使这种内部监督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不具有彻底性和有效性，发挥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因此,上级行政机关规制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垄断不是一个好的途径。
3.实施司法规制行政垄断的意义
上述所说的上级行政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规制行政机关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局限性和缺陷说明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不能局限于或者说不能靠行政机关来实施，必须寻求其他方面的手段或者其他途径力量来解决，这其中司法权的实施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运用司法权规制行政垄断行为有其积极性：一是有利于控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而增强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二是有利于克服行政机关规制行政垄断的弊端。在一个法治社会的国家，司法是一切纠纷的最终也是最有利的救济手段，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这表明社会争议的最终裁判权应由法院依据法律程序来行使，而且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也对规制行政垄断行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司法机关行使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权力，可以有效克服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包庇、维护内部利益和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对行政垄断实施有效有力的规制。三是司法权是救济权利最可靠、最公正的途径，能够为受害主体提供强有力的救济措施。
二、我国规制行政垄断行为法律解决机制的现状及评析
我国现行含有反行政垄断内容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药品管理法》、《反垄断法》，但其对行政垄断的规制模式一直是以上级行政机关规制模式为主体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反垄断法》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执行反垄断的一切执法事项。”但纵观所有法律，目前我国还尚未建立反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制。同时，虽然我国已通过一些立法给行政垄断司法救济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离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设置和我国理论界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大的差距，司法机关并不能有效地参与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我国还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司法解决机制。
1.我国反行政垄断行政执法机制的立法状况及相关问题评析
反垄断执法机构是我国目前设立的具有反行政垄断的有力机构，它具有规制行政垄断的很多优势，可以不经申请或者起诉直接参与到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当中，也可以提前介入，不需要在形成行政垄断以后再采取手段，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将大部分的行政垄断化解于无形或者从源头直接制止，不至于造成较大的损失。这就有利于降低规制行政垄断的成本，提高规制效率。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专门的反垄断机关，拥有相应的权力，地位较高，能够摆脱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涉和限制，与实施行政垄断行为的上级行政机关相比，有其固有的优势，也能便于权力的更好实施和目的的实现。另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立就是为了很好地规制垄断行为，因此它有一定的专业人才和制度，这些都给反垄断执法机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而，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成为行政垄断的主要规制者，行政执法机制应当成为行政垄断法律控制体系的主体。但事实上，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赋予相应的权力，或者说其具有的权力也只是表面上的，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实质性权力，与理论界所设想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该由的权力相距甚远。根据新颁布实施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行政垄断仅有向其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的权力。该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这一项的设定本来就存在很大的缺陷，第一，法条中所提到的有关上级机关，没有明确是指示，对相关的处理程序没有明确规定，不利于权力行使；第二，该机构在对行政垄断行为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或者建议之前，是否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查或者审查，法律中也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第三，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行政垄断行为提什么建议，如何提建议都没有涉及；第四，如果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垄断行为规制不合理或者处理不合法，不合理，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继续提出建议也没作出说明。由此可以认为，法律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力好比空头支票，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严格地讲，《反垄断法》对于行政垄断的规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基本一致，属于一脉相承的，仍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该机构已经完全被排斥在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控制体系之外。不过，即使这些问题加以完善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依然有其局限：一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规制手段和权限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不能独揽规制行政垄断职权，对于行政垄断的规制事项一旦超出了该机构的权限，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切事项只能通过向法院求救得到解决和处理。二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立仍旧是根据行政机关的设立原则和目的建立的，仍旧摆脱不了行政性，与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具有同一个性质。“行政的目标就是为了执行法律，因此行政效率就成了行政机关最关注的问题，行政机关通常会为了及时完成行政任务而忽视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三是由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性，它具有固有的权限，它就很难有效对行政垄断实施规制，很难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2.我国行政垄断司法解决途径的立法状况及相关问题评析
史际春教授曾指出，“关于行政垄断，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关可以直接查处另一个机关的不法垄断行为；第二，如果难以直接查处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诉讼的机制。”在我国，行政垄断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诉性，但是纵观全国所有的法院，起诉到法院的行政案件就少之又少，能够起诉到法院的行政垄断案件就可想而知了，因为绝大多数涉及行政纠纷的案件都通过系统内部的途径得到了解决，同时也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很少有民告官的案件，大部分行政案件都很难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现行立法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行政垄断的规制也没有作出过多地考虑。在我国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抽象行政行为大多不具有可诉性，为了保持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反垄断法》同样并未就行政垄断的司法解决途径作出规定，该法第53条所规定的行政诉讼只涉及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济垄断的规制行为。
作为两部专门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规定行政垄断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司法机关也无权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处理行政垄断。司法机关介入到行政垄断的处理过程关系到司法权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控制，这是司法权传统作用领域之外的活动。由司法的保守性所决定，司法权功能之拓展是一项严谨的事情，并不可随意为之。
三、对司法途径解决行政垄断制度机制的设想
1.将所有法律中规定的行政垄断都归入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内
现行的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主要由宪法、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等相关法给行政垄断作了专门规定。所有涉及行政垄断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传承了行政垄断理应由上级行政机关规制的原则和态度，因此，要想完全实现行政垄断的可诉性，首先应将上述法律中规定的行政垄断归入到司法解决的范围内，妥善处理好现存法律和《反垄断法》有关行政垄断的规定之间的关系。
《反垄断法》在总则部分对行政垄断作了一些规定，并且第37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则以立法形式明确宣布了抽象行政垄断的非法性。但是，依照《反垄断法》第51条第1款的规定，《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方式仍然没有突破原有法律对行政垄断的规制途径，仍然采取了继承原有法律对行政垄断规制的方法，主要由行政垄断的上级行政机关规制的框架。并且该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法理学上的理论，新法的一般规定和旧法的特殊规定相冲突的时候，依据旧法的特殊规定，因此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特殊规定，效力远远低于旧法的特殊规定。观察行政垄断司法解决机制，这些措施更加大了将行政垄断纳入司法解决范围的难度。因此，建议删除该条第2款规定。
2.将抽象行政垄断纳入司法解决机制范围
我国行政行为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那么通过抽象行政行为表现出来的垄断行为就被称为抽象行政垄断，抽象行政行为一般具有不可诉性，因此抽象行政垄断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可诉性，抽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主体通常具有不确定性，多数性，可以反复使用而不受限制，通常也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如果抽象行政行为违反法律，则其危害性较具体行政行为危害范围更广，程度极深。但是在大部分的西方发达的国家，民主法制健全，所有抽象的行政行为都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内，其合法性受到监督和规范。但是在我国，由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因此，抽象行政垄断就被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
目前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结合社会实际，修改《行政诉讼法》，把所有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到行政诉讼的范围，这就给抽象行政垄断提供了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这一手段也基本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如果行政诉讼法给行政垄断作出了规制，反垄断法就可以根据此规定作出相应的修改，这样既能保持我国法律的一致性，也能很好地规制行政垄断，维护法律之间的协调和维护行政垄断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3.赋予所有行政垄断受害者以诉讼权
《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经济垄断受害者可以借此规定寻求司法救济，行政垄断受害者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在《反垄断法》上却没有依据，《反垄断法》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时并未平等对待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而给予了后者某种优待。因此，建议修改《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不利影响时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行政垄断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行政垄断受害者即可以此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纠正行政垄断行为，并赔偿其损失。
4.以经济公益诉讼作为行政垄断司法解决机制的主要途径
现在社会都倡导公益诉讼，这样就能够达到维护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合法利益。经济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之一种，是以社会为本位、调整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为己任的经济法所特有和主要的司法实施方式。
行政机关多具有极大的行政权力，因此其实施的行政垄断不具有被干扰的可能，其侵犯的利益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侵犯个人利益，更多的是侵犯国家和集体利益，所以应将行政垄断纳入到经济公益诉讼的范围内，这样不仅能够体验经济法这一部门法社会本位的地位，也能对行政垄断实施强有力的规制，通过公益诉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当中，参与到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过程中，从而维护市场经济公平、自由竞争。因此公益诉讼应成为行政垄断司法解决机制的主要途径。因为行政垄断的违法性根源于其对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这一社会整体利益的侵犯，行政垄断最根本的违法性在于其经济违法性，因此行政垄断公益诉讼的模式必须结合行政垄断的这一特点作出合理选择。
总而言之，行政垄断司法解决机制对于有效规制行政垄断、监督行政主体依法干预经济、保护行政垄断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市场竞争自由、公平地运行是必要的。行政垄断这一行政干预经济的非法行为能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司法权能广泛参与到行政垄断规制过程，同时也是经济行政行为日渐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正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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