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陶渊明归隐的真相，本文共8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陶渊明归隐的真相
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
(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
(三)之所以请求作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寻阳比较近;
(四)作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
(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这是辞官的精神原因;
(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这是辞官的客观原因;
(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县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
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待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如果这不是陶渊明故意施放的刘玄德种圃灌园式的政治烟雾，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问舍的许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离开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顷公田本来就不归他们夫妇所有!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关于魏晋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的记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种选择;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团会被刘裕消灭，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经历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过去多数研究者大都认为，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如此看来，陶渊明的政治选择是复杂多变的，简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葛里高利——一个在历史的阵风中飘摇不定、昏头昏脑、乱杀乱砍以致最后一无所成、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在东晋末年的混乱政局中，看风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们并非葛里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于捞好处捞便宜捞资本的投机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聪明的头脑，故能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而虚与委蛇，机捷多变，或与时俱进，或与时俱退，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个典型。《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
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他成功地实现了由桓玄阵营向刘裕阵营的角色转换，最后成为刘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渊明的情况与他不同，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对这种政治立场的文字表达却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而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袁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以下简称为“《夜行》诗”)。事实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劳的。陶渊明的这种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深厚的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将军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陶侃则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晋书·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谯国龙亢桓氏的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及《谯国銍人桓氏》，中华书局版)。而在讨论陶潜的政治立场时，陈培基先生指出：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二月，桓玄终于引兵东下，攻陷京师，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接着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此行陶潜因其孟氏母去世在家居丧而没能参加。……但是，从他在守丧期间为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桓玄在京师的显赫一时是极之向往的。……：“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刘耽是桓玄的岳丈大人。《晋书》卷六十一有他的传：“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 桓玄给父亲的故吏与自己的丈人刘耽加官进爵的时间，正是陶潜为外祖父写传之前不久。所谓“本是三司人”者，就是讲：刘耽认为孟嘉如果还活着，也会当桓玄的三公之类的大官。这就十分清楚：正当桓玄显赫之时，陶潜特地为死去已经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写出这样一个传记，显然是有其深刻而奥妙的用意，说的是外祖父的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桓氏集团的亲密关系。
从《孟府君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陶夔三人的关系，都非同寻常。我们再读陶渊明《夜行》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李善注释又引《淮南子》：“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以及许慎《淮南子注》：“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这条注做得好，因为陶公正是以贤人宁戚自比，而以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比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称桓温偏爱桓玄，“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所以依照晋人的惯例，桓玄也可称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临贺郡公被人们称为桓公一样。《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载参军刘袭痛斥刘牢之反复无常，有“今复欲反桓公”一句话，这个“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庄子》“卞随曰”云云以及《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乃至曹植《辩问》“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等语。卞随的话见《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9页)陶渊明巧妙地吸收古代经典作为本诗的“底文”，形成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诗人意在表明自己仕于桓玄手下，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伐人之国而出谋划策，其真正的情志寄托仍在于归隐田园，养真于衡门、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恒的善名。其实，这些话语不过是诗人的托词而已，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因为这种言说不符合其“中宵尚孤征”的劬劳于政事的当下状况。如果将《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与《夜行》诗对读的话，我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理解。这首四言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冬。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位庞参军当时隶属于江州刺史、卫军将军王弘(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29页)。本诗第一段：“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所表现的思想情绪与《夜行》诗“闲居”等四句以及“商歌”等六句是完全一致的。本诗第四段：“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以及第六段：“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与《夜行》诗“叩枻”等六句的描写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旧楚”的说法，直接来自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载桓玄在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建议他“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诗人写《答庞参军》诗，距桓玄于元兴二年(403)九月建号楚国之时，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诗人抚今追昔，深感物是人非，曰“依依”，曰“邈邈”，其对往昔岁月的眷怀昭然可见。
《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也与桓玄有密切关系。在诗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后人多据此认为陶渊明曾任宋武帝刘裕的参军。但《魏书》卷九十七《岛夷桓玄传》载桓玄的从子桓振在桓玄被杀之后，曾一度袭取江陵，“振自为都督八州、镇军将军、荆州刺史，谦复本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陈培基先生据此指出：“这是一个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荆州刺史是桓玄东下京师前的官职，由此可知镇军将军也是桓玄原有的将军名号。桓振袭用桓玄生前的官职和将军名号，显然是为了便于号召旧部，从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势力，曾派人四出与诸兄弟联系。当时他的从兄桓谦任吴国(今苏州市)内史。陶潜为替桓玄送信给桓谦而前往吴国，因此经过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他从寻阳出发，沿长江东下，到了京口(今镇江市)就转入运河，驶向吴国，中途遇风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是此行的记录，也是陶潜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诗，当时他已三十五岁。陶潜对此行念念不忘。后来在《饮酒二十首》之十还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阻中途。’从而可知，陶潜此行是到达了‘东海隅’的吴国，完成了联络桓谦的使命。……陶潜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时，所当的官乃是参军。至隆安五年冬，陶潜因孟氏母去世而离开桓玄军幕，其任期虽然不满三年，但却是陶潜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陶潜归隐真相新解——从陶潜与桓玄的关系说起》)他的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关注的。《宋书·陶潜传》还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陈先生认为，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这也是他文章中极精彩的一笔。
陶渊明出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也与桓玄有关。今《陶渊明集》卷三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乙巳岁为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据《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附子敬宣传》，刘牢之及其子刘敬宣在安帝元兴元年(402)三月归降于桓玄，所以刘敬宣也就当了桓玄的咨议参军，陶渊明结识刘敬宣当在此时，而出任他的参军，则当在元兴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间。因为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404)四月，此时刘裕在湓口之战大胜桓玄，进据寻阳，而桓玄于元兴三年五月败亡。刘牢之反叛桓玄，窝窝囊囊地自杀了，被桓玄“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晋书·刘牢之传》)，所以刘敬宣对桓氏仇恨极深，而对刘裕则颇为感恩。事实上，刘敬宣任建威将军之时已经是刘裕的人。刘敬宣是陶渊明通向刘裕的一座桥梁，尽管如此，陶公却没有继续向前走，而是当了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在八十多天以后，就彻底辞官归隐了。此后，特别是在刘宋建国以后，虽然朝廷屡有征召，他再也不肯出仕，因为仕于桓玄的政治经历毕竟是一个“历史污点”，无论是晋朝的皇室集团还是刘宋皇室集团随时都可能以此为把柄整治他，陶公对此当然是心存顾忌的。
事实上，陶公求为彭泽令之举以及出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的选择，无疑拉近了他与刘裕新贵集团的距离，足以解除刘裕对他的戒心;而随后的辞官归隐，又拉开了他与刘裕的距离，从而使自己从容淡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作为业已覆灭的桓玄政治集团的一分子，或者说桓玄集团的余党，陶渊明必须妥善处理与刘裕集团和皇室集团的关系，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否则，他就要人头落地，乃至殃及九族，倘若如此的话，在人类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陶渊明这个响亮的名字了。
事实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伟大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令人欣慰的是，陶渊明妥善地处理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他是成功的，当然也是愉悦的，所以在将归未归之际唱出了“归去来兮”那凄美、潇洒、激越的人生音调。《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陶公是深通这种“存身之道”的。当然，陶渊明能够免于荼毒之祸，不仅在于他善于自处，谋划有方，还与其曾祖陶侃将军对东晋王朝的卓越贡献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护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祖先的这份荫蔽，如果他朝中无人，他想轻轻松松地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他想随随便便地混个县令干干，他想平平安安地还乡隐居，吟诗作赋，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历史证明，陶渊明选择归隐的道路是很有远见的。
从义熙三年(407)开始，刘裕对桓玄的余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诛杀，这种政治清洗是极其残酷的，有时不分青红皂白，难免扩大化，所以有很多人死于非命。而陶渊明早在义熙元年就已经摘清了与桓玄的瓜葛，并彻底脱离了桓、刘两党斗争的是是非非，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他的轻松，他的喜悦，他的幸福，如果不了解上述的政治背景，我们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袁行霈先生对陶渊明的精彩论断：“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这才是真实的陶渊明——被后人称为“乱臣贼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一条在大军阀刘裕(此人在后来在篡晋的前后谋杀了两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侥幸逃生的小鱼。
篇2：陶渊明归隐原因
陶渊明归隐原因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二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篇3：陶渊明辞官归隐
陶渊明辞官归隐
时代背景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主人公简介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1] 到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
“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从此，陶渊明在家乡过着隐居生活。对于官场，他丝毫没有眷恋之心，辞官后，反而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后的二十多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去来辞》、《归园田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挽歌诗三首》等等。
其中，《桃花源记》更体现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诗文中通过虚构的手法，把桃花源描绘成一个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男女老幼，辛勤耕织，祥和无忧的安定社会。陶渊明以此寄托他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当时混乱时世、黑暗政治现实的不满。
陶渊明的诗文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篇4：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 “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在枭雄桓玄、刘裕手下任职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门阀时代的陶家与桓家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
(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篇5：陶渊明为什么辞官归隐？
在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时，有的同学问：“陶渊明怎么就不喜欢做官呢?真奇怪!”有的同学说：“陶渊明因为厌恶官场的黑暗才辞官归隐的。”现在学习《归去来兮辞并序》了，学生对课文注解上的“一直厌恶官场”之说及课文中的相关内容仍旧大惑不解。这既反映了学生受当代社会思潮影响之深，也可见出学生对陶渊明所作所为及所处历史时代的隔膜与陌生。下面拟就此谈一些最基本的情况以帮助同学们理解课文并就教于大家。
首先应该肯定地说，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并不是陶渊明本人不喜欢做官。第一，从家庭背景看，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所谓将门出虎子，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不可能不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第二，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等诗作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青年时期就曾立下“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第三，从陶渊明的个人经历看，陶渊明出生时，陶家已经衰落，所谓“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好酒的陶渊明除了必须解决全家人的口粮问题吃饭问题外还得解决酿酒用粮，而出仕前陶渊明已经“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并序》)，为了“酒计”、生计，出仕做官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禄米无疑是最佳途径。因而，有如此形势，再加上“亲故多劝”，陶渊明在他二十九岁时便毅然走上了仕途且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几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自觉着“公田之利，足以为酒” (《归去来兮辞并序》)，便毅然出任彭泽令。只是在任职八十余天时，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又恰逢郡里派督邮来县里巡视，听到县吏“应束带见之”的告诫，陶渊明才发下了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萧统《陶渊明传》)”的惊天大誓并于当天解绶辞官回乡。
篇6：陶渊明辞官归隐作文
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作文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但到了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篇7：陶渊明归隐原因知识积累
陶渊明归隐原因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之陶渊明归隐原因】，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总结：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
篇8：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都是出自陶渊明之手。
隐逸诗人陶渊明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 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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