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论文：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角色，本文共3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与工作有所帮助。
篇1：论文：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角色
论文：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角色
“知识分子”曾经是一个耀眼的光环，不管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都隐含着一种尊敬。也许，这是一个太泛化的概念，不同的人谈到“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其所指并不相同。
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齐格蒙?鲍曼指出，“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声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上空回荡着；这一个词呼唤着“知识者”传统的复兴，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齐格蒙?鲍曼认为，“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这一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指出“谁是知识分子”是没有意义的。是否决定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全球性问题探讨的实践中去，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朱里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也对知识分子做出了界定。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朱里安?本达认为延续、保持这种理想对于人类的道德性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发现，齐格蒙?鲍曼和朱里安?本达理解的“知识分子”并不相同。鲍曼基本上认同“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而本达认为正是这种介入本身导致了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背叛。
是执着于理想，遵循正义、真理、理性的知性价值尺度，最大程度地接近善，还是充分地介入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实际行动来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达到一致的认同。尽管如此，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却在不断地进行。而通常情况下，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理解多和齐格蒙?鲍曼的界定一致。
拉塞尔?雅各比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就是介入型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理解，同时也深含着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忧虑。
知识分子的意义何在？齐格蒙?鲍曼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鲍曼并不认为后现代性的来临完全取代了知识分子实践的现代性模式，但就整体处境而言，“知识分子”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雅各比的忧虑就是对这种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担忧。用鲍曼的尺度来衡量，雅各比坚持的仍然是立法者的知识分子角色。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雅各比不无伤感地说：“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起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雅各比注意到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在公众中消失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象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及时他们的媒体。”“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雅各比认为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也许促进了专业学科的发展，但是，公共文化却因此而贫乏衰落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正是衰落的主要原因。学院派的写作，专门化的术语，连篇累牍的枯燥的引证，只针对本专业人士的专业性期刊……这诸多原因使知识分子与公众离得越来越远。往日的波西米亚精神日渐衰微，城市咖啡屋和低房租公寓里再见不到知识分子的身影。如今的知识分子已多集中于大学校园。他们不再为公众写作，他们的写作只面对专家和同行，这种写作的.目的日益与工作、晋级和薪水纠缠在一起，知识分子把自己捆绑在利益之树上，他们不再对公众说话了。
雅各比回忆起米尔斯，同样带着伤感。米尔斯，那个曾经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以道德和勇气介入政治并对公众产生影响。他实践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选择。
然而，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米尔斯也已死去。他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
造成公共知识分子消逝的原因有很多。环境的变化可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昔日仅凭写作就可维持生计，如今却很困难了。房价高昂，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变得日益困难。更多的人选择了大学，并把大学视作自己终生事业所在，为了晋级，大学里的教授不再在其他面向公众的刊物发表文章，因为那对他们的晋级毫无用处。过去的良知和责任感已被抛弃，而今，知识分子的写作只面对专家和同行。所谓“新左派”仍然存在，然而，他们如今只是冷静地从学理上阐释那些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强烈呼吁并力图改变的东西，其态度之冷静，已与“新左派”的称呼不再相称。
《最后的知识分子》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基本进入所谓“后现代”阶段。昔日现代性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多元化和无秩序的信奉。知识分子不再为社会立法，他们纷纷退隐到大学校园里，抛弃了公众，开始自己枯燥乏味的专业研究。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专家学者。无可否认，他们的研究对具体学科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这种推进有时是突破性的。然而，是否这些大学教授的研究都意义重大呢？雅各比对此持怀疑态度。无数的教授把精力放在那些毫不为人所知的过去的作家作品研究上，因为发现几片断章残句而兴奋不已，然而，这种发现到底具有多大意义？知识分子把毕生精力放在这上面，是否值得？
多数教授已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对金钱和地位的兴趣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日益明显，而他们的学生也日益商业化和世俗化了。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传统的为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自然，还有个别知识分子困守着最后几片阵地，但他们的声音已很微弱。作为一个群体，公共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
可以发现，雅各比描述的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美国。审视中国的大学校园，就会发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影同样已为大学教授代替。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许原本就不存在。大学教授的生活仅仅是教书和做学问。而这学问的价值是否存在，有时不免让人怀疑。很多教授为了争到一个项目而不辞劳苦，如果没有项目可做，就只好在有限的学科范围内翻炒那被人炒了无数次的资料，加以重新拼装组合，换一副面孔，用另一种口吻讲出来，以此体现自己的学术创新。教授们投稿的刊物多半是学校指定的刊物，因为只有发表在这些指定的专业刊物上，才算是科研成果。而这些刊物的读者仅限于本专业人士，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是很小的。于是，教授的名字日益不为公众所知，他们只在同行中“著名”。
或许，这不应完全怪罪大学教授。他们的选择也颇多无奈。因为校方将他们的待遇与其发表的论文数联系起来，教授们虽有抱怨，却并无过多的反抗，在埋怨之后也就屈服了。为研究而研究，岁月流逝中，年轻的教授不觉白发渐生。
“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需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雅各比客观地分析了公共知识分子消逝的原因，并对年轻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屈从持理解态度。虽然如此，他对这种选择依然不无惋惜。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是否还有公共知识分子？雅各比充满期盼。
4月2日
（《最后的知识分子》，[美]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3月第1版；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英]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1月第一版；
《知识分子的背叛》，[法]，朱里安?本达著，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月第1版）
篇2：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
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
鲍德里亚认为,物品成为某种文化符号从而使消费预期使用价值相分离乃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实在古代(例如中国西周时期的贵族社会)物品也同样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只不过那是政治权力的产物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上去“在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消费社会较之任何一种物品都确证着使用者政治身份的古代社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在处处离不开金钱的.消费社会,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呢?中国古代文化可以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作 者：李春青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刊 名：黑龙江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G0 关键词：消费社会 文化符号 人格理想 知识分子 鲍德里亚篇3：以社会变革与贫富分化的交互关系为起点浅谈社会与自然平等论文
以社会变革与贫富分化的交互关系为起点浅谈社会与自然平等论文
一、社会变革与贫富分化的交互关系
社会变革分为两种:一是政权更替，社会性质不发生变化:二是社会革命，社会性质随之变化。但，不论哪一种方式，都不曾也不可能有效地消灭贫富分化。所谓&“有效&”，是指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
贫富分化包括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两种。资源，在口语习惯中，&“钱&”是同义词。权利和资源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因此才有&“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俗语。
政权更替的主要形式包括两种:一是被统治阶级取代统治阶级，如农民运动，这是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与交割，如弑君夺位，这是人性的贪婪使然。社会革命，则是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需要新的生产关系加以适应，其变革的结果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能代表新兴的社会力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社会变革与贫富分化两者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贫富分化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诱因，而社会变革总会带来社会资源整体或局部的再分配，一定程度上抑制贫富分化的加剧，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抑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得到优化，生产力得到提高，是永恒的必然的趋势。但贫富分化并没有伴随着社会经济大蛋糕的膨胀而缓解，只是变得越发严重。其一，在每一个社会阶段，既得利益者没理由也没可能战胜贪婪的欲望，甘愿与穷人分享资源，使自己与他人再无差距而达到平等。其二，地球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欲求众多，即便将来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为了人类不确定的欲求而进行所有产品过剩的生产并最终大量浪费，也不符合资源的合理利用。其三，精神层面上，既然人是有感情诉求的，那么人的感情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因为感情具有不可替代性。综上所述，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并不能阻止贫富分化的加剧，更不可能消灭不平等。
二、不平等的起因
人类进入原始社会晚期，民众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部落，共同生存。在部落中，有首领、有社会分配，这便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开端。只要涉及分配，就几乎不可能平等，分配的过程中总要融入捕猎的功劳大小、部落的成长需要等诸多考量，人们或许可以协商，但最终决定权很可能落在首领手中。而人类在进入群居生活以前，虽然个体生存能力有限，但各凭实力，是一种生存机会的平等。因此，有了权力者和社会分配的群居生活，是不平等起源的社会背景。
有人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才是不平等的起源。笔者不这样认为。其一，学界所探讨的不平等，只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不平等，视角还有些狭隘。现代生物学己经告诉我们，人类与地球上任何一个物种，都由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那么我们所理解的平等，其终极意义上也不应该仅局限于人类，而应当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灵。然而，从客观现象上看，地球上的不同物种之间，始终依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存在和发展过来。可见，不平等是大自然的地理差异性、物竞天择的规律和偶然因素所导致的，根本上说，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即是不平等起源的根本原因。其二，即便是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以不同人占有不同份额的资源为不平等的标准，也是不正确的。只有先有了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然后才可能在有剩余产品的条件下，出现私有财产占有的不均等。也就是说，因为剩余产品的出现而产生的私有制，只是不平等的一个表现，成为了贫富分化的起点。
三、现代法治下的平等与正义
自然法中最基本最朴素的内涵，就是平等。然而，据此论证，不平等却是不可逆的，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探讨的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与不平等。现代法治的追求早己不再是绝对的平等，只是相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也就是说，每个人生存在社会中，都有依照个人喜好，在不严重妨害他人生活的前提下，借助社会公共资源，依靠个人努力，实现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自然法，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发生、发展、变化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及其各种表现。它是贯穿西方文明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的元动力和思想源泉。以自然法为基础(或者说，以自然法为框架)，人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创设并不断更新着人定法。而不论如何更新，正义，永远都是法律不可能放弃的价值追求，也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对正义的释义，应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对正义的这种理解，才能与机会的平等相衬。秉承这样的精神，也才能指导现代法律的正确厘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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