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描写了梁山起义的全过程。120回本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一（1—71回），写起义的发生和发展。
二（72—82回），写义军同官军对抗、受招安。
三（83—90回），写义军奉命征辽。
四（91—100回），写义军征田虎。
五（101—110回），写义军征王庆。
六（111—120回），写义军征方腊以及最后的凄惨结局。
百回本的内容，没有第四、五两个部分。
2、《水浒传》的思想：
《水浒》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认为它是写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认为它是写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这三种观点，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小说的思想内容。三者可以互作补充和包容。小说主题出现这种多元融合的情形，与这么几种基本事实有关：第一，《水浒传》〉不仅取材于北宋末年以宋江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而且还形象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基本规律和客观意义；第二，水浒故事长期在都市流传，由市井说书艺人、戏曲艺人孕育而成，其中既有对市民生活的描写，有又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第三，小说成书时既然经过了封建文人加工改造，成书后又又有不少修饰评点，所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贯穿全书并不奇怪。
一、忠臣义士的悲歌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却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了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这样一部书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的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受的是系统的封建教育，又加之他做过刀笔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他虽然“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爱习枪棒”，才兼文武，却在现实中沉居下僚，只在郓城县当一个小小的押司官，很不得志。然而，正是因为这，才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了解百姓，进而同情民瘼，每每为穷人排难解纷，周全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赈人之急，扶人之困。也正因为他这样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所以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深受江湖好汉和穷苦百姓的爱戴。与这种特别重义相关，是对那些不义的憎恨，这是宋江日后同情并参与造反的思想基础。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了晁盖等劫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使他们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他们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起义军的基础和骨干。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这里，“孝”的观念又取代了“义”的思想而占了上峰。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在“孝”“义”面前，他以“孝”为先。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的断配江州。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别遇上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任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但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梁。“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由于他有卓越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梁山队伍在他手里迅猛发展，由原来的几百喽啰扩展到最后的十万多人马。一百单八将的多数，也都是他上山以后逐步聚集的。在他的领导下，梁山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从打豪绅恶霸、杀酷吏贪官，后来发展到与官军作战，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所向披靡，战功卓著。宋江在义军发展壮大中的作用，的确是巨大的。
但是，自打上梁山那天起，宋江始终牢记着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忠”的观念不断膨胀。在梁山一旦坐上第一把交椅，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这无疑是宋江推行全新路线的一个信号标志。接着，他虽然领导着轰轰烈烈的起义事业，实际上他一直是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早日招安，报效朝廷。特别是排座次后，宋江希望朝廷招安的思想更是日益抬头。菊花会酒后赋《满江红》，就正式表示了“愿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意愿。后来只要一有机会，不论是前来招安的朝廷官员，还是作战俘获的官军将领，宋江都要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表白“心迹”，甚至乞求、忏悔一番。直至最后派燕青、戴宗到东京打通关节，走京师名妓李师师的后门，得见徽宗，徽宗亲手草诏后，再派宿太尉前往梁山招安，宋江梦寐以求的愿望才得以最终实现。
为了对朝廷尽忠，宋江不仅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以求招安，接着又带领招安的义军北征辽，南打方腊。尽管朝廷对他有功不赏，反以鸩酒暗害，他仍忠心耿耿，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地表白：“我为人一生，只主张忠义两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衷心不负朝廷”。宋江一生，盖棺论定，真就像李贽所评的一样，是一个地道的“忠义之烈”（《忠义水浒传序》）。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特别是高俅这个当年的东京无赖而升任的殿帅府太尉，不仅以其不忠不义的奸佞形象与宋江的全忠仗义的忠臣形象构成强烈鲜明的对照，而且作者特意把他安排在故事的开篇，的确有“乱自上作”“乱由奸生”的意味儿。这样，由手握朝纲的高俅、童贯、蔡京、杨戬，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知州高廉，直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陆谦、富暗、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搅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不起义、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于是忠臣义士们只好“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只好揭竿而起、扯旗造反。特别是《水浒》不仅第一次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乱自上作”“乱由奸生”“奸逼民反”，而且尤其又强调了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而反倒“在水浒”、在梁山，虽然他们竭力为天子分忧，为国效力，南征北战，战功卓著，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义军败亡的原因，使小说结尾弥漫着一派悲凉凄惨的气氛。从而表现出他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对“忠义”这一批判的武器自身，也表现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等36人就是“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中就有“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的台词。小说作者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尽贪官”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十分重视维护由血缘形成的宗法关系，其基本规范就是“孝”。“孝”在《水浒》中仍占有突出地位，但对那些离开土地的市民、商人等“三教九流”来说，他们很多活动都超越了狭小的地域以及家庭、宗族范围，所以，维护异姓关系的基本规范“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小说讴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而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总之，“忠义”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二、英雄好汉的颂歌
长期以来，《水浒传》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歌颂了英雄。过去有一种将《三国》《水浒》合刻的本子，称为《英雄谱》。尤其是在《水浒》中，作者把那些被封建统治者一向视为“盗贼草寇”的江湖好汉放在主要地位，以“说开日月无光彩，道破长江水倒流”的气概，满怀豪情加以肯定和颂扬，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小说中，作者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一道美仑美奂、肝胆照人的英雄画廊，诸如革命性最强、反抗性最烈、纯朴真诚而又鲁莽憨直的“黑旋风”李逵；疾恶如仇、锄强扶弱，粗而不蛮，勇而有智的“花和尚” 鲁智深；心雄胆大、勇武刚烈、果敢沉着、富于传奇色彩的打虎英雄武松；耿直刚正、顽强坚韧、忍狠兼具、被逼上梁山的“豹子头”林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智多星”吴用，等等。小说热情歌颂了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歌颂了他们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可贵人格；歌颂了他们勇武阳刚、豪壮威猛的好汉本色；歌颂了他们不拘礼法、不计名利、 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爽直纯真。这里主要谈一下李逵和鲁达。
1、李逵。
李逵是梁山英雄中的一个最具光彩的人物。小说中虽然没有单独集中描写他，他的“事迹”多散见于着重描写其他人物的事件里面。尽管如此，作品中以他的名字标题的就有九回：“黑旋风斗浪里白跳”、“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李逵打死殷天锡”、“李逵斧劈罗真人”、“黑旋风探穴救柴进”、“李逵元夜闹东京”、“黑旋风乔捉鬼”、“李逵寿张乔坐衙”、“黑旋风扯诏谤徽宗”。这些都是《水浒》的精彩章节。
李逵的性格是多侧面的。但构成其性格的核心，却集中表现为他的强烈的革命要求，彻底的反抗精神。
首先，他上梁山最主动。
没有林冲等人那样曲曲折折，勉勉强强。这与他贫苦的雇农出身，在老家山东杀人后逃亡到江州，成为一个看管监狱的小牢子的底层的社会地位有关。宋江大闹江州后，对各路好汉说：愿上梁山泊落草的，就随他上山；不愿去的，各自随便。话还没完，李逵便跳将起来，大喊大叫：“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作两截便罢！”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
其次，他造反性最强烈。
跟武松相反，李逵心目中绝少封建伦理观念，对官府、对统治者，他压根儿就没放在眼里，从来就没抱过任何幻想。殷天锡强占柴进叔叔柴皇城的花园住宅，柴进幻想以合法方式按“条例”打官司，李逵却极不赞成：“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极为蔑视封建的法律条例。特别是连大宋皇帝的宝座他也要夺，比如，刚上梁山，他就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有人忌讳说“造反”两字，李逵却当众大喊：“便造反，怕怎的！”“晁盖哥哥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了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李逵就是这样要彻底造反，要改朝换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再次，他反招安最坚决。
李逵绝少正统的忠君思想。自打上梁山那天起，他就和那些暂借梁山存身，以图日后招安的官吏们不一样。第71回菊花会，宋讲作《满江红》词，流露出招安的情绪，李逵一听，就睁圆怪眼，“一脚把桌子颠个粉碎”，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是大闹菊花会。第72回，李逵见宋江走李师师的门路启奏徽宗请求招安，就满心不高兴，后又用椅子，打翻杨太尉；放把火，烧了李师师家。这是元夜闹东京。第75回，蔡京、高俅派陈太尉带着一伙爪牙，来梁山招安，当萧让念完诏书，宋江等正要叩拜圣旨时，李逵突然从房梁上跳下来，“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而且“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李虞侯以“皇帝圣旨”威胁李逵，李逵更不吃那一套，厉声教训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都杀了！”就这样，他一连多次打乱宋江招安的计划与部署。即使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后，李逵还再三劝宋江“再回梁山”。甚至死后，他还变为厉鬼，闯入大宋皇帝的梦中，使皇帝梦见他“抡起斧头，向自己砍来，吓出一身冷汗”。
另外，小说还写了李逵勇猛顽强、憎爱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善良坦诚、天真无邪等可贵品质。大闹江州时，劫法场救宋江，数他勇敢；三打祝家庄、打大名府，更是出生入死，叱咤风云；每次上阵“总是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杀敌像切瓜砍菜”。凡是梁山兄弟遇难，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高唐州救柴进，他只身下井；吴用下山赚卢俊义，他争先报名。平日里他最爱宋江，常说：“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怨，除了他天也不怕”。可是当他误听宋江抢夺民女的消息后，出于维护梁山义军的声誉，他立即就大闹忠义堂，疾恶如仇。而一旦发现是自己错怪了宋江，他马上又能负荆请罪，知错即改。他还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下山接母亲，路遇李鬼剪径，他火冒三丈，当即要将李鬼砍头，而听李鬼谎说家有九旬老母，生活无着、需要赡养，他马上信以为真，十分同情，反而又慷慨解囊，以十两纹银相赠。
当然，李逵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由坦率、天真、直爽过分而导致的鲁莽粗犷就是。他的外表长相就很粗鲁，杀人也很凶，外号黑旋风。不过，给人的总体印象还是可亲可爱的。第一次见宋江，自己在酒馆赌钱输了与人家借，人家不爽快他就与人吵架。这时宋江给了他钱，他为了把赌输的钱赶快捞回来，请宋江的客，不想又输了个精光。这时他便急了，把一赌场的钱都揽在自己的布袋里，还打了人，而且声言：我只赖这一回。宋江要他把钱还人，他直说了自己的动机，并乖乖儿地把兜里的银子全部取出。——直人有时也干不直的事。不过，虽然是粗鲁撒野，但动机是出于对宋江的一片爱戴，并且，赖而自己承认是赖，在不直中显出了他的直；在蛮不讲理中，透出的是坦白爽直。对这样透明度极高的人，人们到底不会从内心里厌恶，倒觉得他无私无邪，天真可爱。
2、鲁达。
鲁达原是一名下级军官，渭州经略府的一个提辖官——鲁提辖。说是军官，实际上他是一无所有，既无家小，又无产业，光杆儿一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达是以抱打不平、见义勇为的姿态出场的。自出场到落草二龙山，它主要做了三件最为人称道的好事：一是拳打镇关西，二是惩治小霸王，三是大闹野猪林。当初为了解救了金老汉的女儿金翠莲，三拳打死了镇关西，逃到五台山当了和尚，改名鲁智深。由于他作为出家人不顾“三归”、“五戒”，几次把五台山的几十个僧人打得东倒西歪，搅乱了“佛门净地”，以致不能在五台山安身，智真长老便把他他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寺途中路过桃花庄，惩治了要强娶刘太公19岁女儿的小霸王周通。在大相国寺守菜园，空手倒拔垂杨柳，使泼皮们惊叹的五体投地，把他尊为“真罗汉”。后来又为了救林冲，大闹野猪林，一路护送林冲接近沧州地界，为此惹恼了高俅，受到通缉，相国寺无法安身，只好到二龙山落草。后来梁山、二龙山、少华山“三山聚义”，打下了青州，才上了梁山泊。鲁智深始终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始终保持向恶势力进攻的势头，竭力救助弱者，既有一副热心肠，又又一身硬骨头。“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杀人需见血，救人需救彻”，这就是他性格和品德的最好概括。
总之，《水浒传》通过塑造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形象，热情歌颂了反抗、革命、侠义、勇力；肯定了报恩、复仇、智慧、真诚，不愧是一曲响彻云霄的英雄谱、好汉歌。
三、农民起义的史诗
主张《水浒传》主题是“农民起义”的说法，解放以来长期居主导地位。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不断有人提出“市民说”，认为《水浒》是写市民阶层生活的，反映的是市民的情绪和利益，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作品。因此，在分析“农民说”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市民说”的观点。主张《水浒传》是“市民起义”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小说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作品中既看不见田野庄稼，也看不见男耕女织，看不见农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劳动。而看见的只是酒楼妓院，勾栏瓦舍，以及开茶馆、卖炊饼之类，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市井社会生活图画。其中既没有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也没有农村田野的灾荒，农民生活的艰辛，甚至没有一个起义英雄是因地主的剥削压迫揭竿而起的。相反，由于城市里官僚衙吏猖獗，地痞流氓横行，使市井细民以及一部分下层官吏深受迫害，因而起来反抗的故事比比皆是。小说中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而不是地主；民是市井细民，而不是农民。理由之二是，《水浒传》里的许多人物，没有农民的气质，而具有江湖豪侠的品格。众多英雄中也没有真正的农民，而是“帝子神孙，富家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大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他们没有对土地的眷恋，而热衷于闯荡江湖；没有农民的勤俭节约，而是“散漫使钱”，挥金如土；没有农民的拘谨保守，而是广交朋友，招揽英雄；没有农民的老实质朴，而是沾染了不少江湖豪杰的习气。结盟，文身，取诨号，讲隐语，这些江湖社会习俗，他们都一一具备。因此，与其说小说中的人物是农民英雄，不如说是江湖豪侠。理由之三是，小说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的朴素向往；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刚强义烈，恩怨分明，受恩必报的道德原则；也表现为敢说敢为、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水浒英雄大多是这些道德观的体现者。当然，他们身上也存有打家劫舍、使性逞气的江湖陋习。所以，人们又把《水浒》看作我国长篇侠义小说的开山祖。
我们认为，上述“市民说”的观点基本上也是对的。因为水浒故事产生以来的宋元时代，城市经济空前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社会；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生活，也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在他们的修饰与渲染下，梁山起义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描写市民生活、渗透市民感情、反映市民心声，当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我们还认为，既然《水浒传》是以历史上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依据；既然小说人物中确实还有一批庄客佃户、农民渔夫；既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那么，尽管义军中的领袖和多数成员不是农民出身，尽管小说中掺杂再多的市民生活和市民意识，都并不影响它作为农民起义的本质特征。被压迫者以军事武装与封建的国家机器对抗，都应属于农民革命的范畴。《水浒传》旗帜鲜明地歌颂这次起义，再现了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水浒》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这里简单作些分析：
一、“乱自上作”是梁山起义的社会根源
这是对梁山起义社会根源的揭示。小说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开篇不从英雄落笔，而是先写高俅发迹，意在表明“乱自上作”。
高太尉本是一个东京无赖，“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他自小不成家业，专好使枪弄棒，游手好闲，连一个正经名字都没有，只因踢得一脚好球，被人们称为高球，发迹后才把那球字的毛旁去掉，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高俅的发迹变态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徽宗当年在做端王的时候，一次踢气球玩儿，正好球滚到了高二的身边，高俅凭着他平时踢球的拿手好戏，一个“鸳鸯拐”，就把球踢还给了端王。由此受到端王激赏，收作亲随。哲宗死后，因哲宗无子，身为哲宗御弟的端王便被立为天子，这就是宋徽宗。端王成了皇帝，高俅也就跟着平步青云，一下子被徽宗提拔为殿帅府太尉（武官的最高官职）。自此，风流天子宋徽宗沉湎酒色，一如既往；这个高太尉便很快与蔡京、童贯、杨戬等人结为六贼集团，把持朝政，倒行逆施，开始了他罪恶的生涯。像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他迫害的结果。在小说中，高俅不仅把好多英雄逼上梁山，而且接着又与梁山义军势不两立。总之，高俅是作为农民义军的死对头贯穿全书的。
当然，小说揭露的笔触不仅仅局限于朝廷奸佞，而且还主要向整个社会延伸。在东京和其他州县地方，有着数不尽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像逍遥东京、任意淫人妻女的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像在高唐州一手遮天、胡作非为的高太尉弟弟高廉，像北京大名府、每年光给岳丈送寿礼就要向民间百姓搜刮金银珠宝十万贯的梁中书，围绕这些贪官污吏，还有着一大批地主乡绅、富商大贾、衙役公差、流氓泼皮，像迫害少女金翠莲的恶霸镇关西，像霸人酒店的蒋门神，像与梁山为敌的大地主祝朝奉，像迫害猎户解氏兄弟的毛太公，等等。在水浒的世界里，从朝廷到基层，从上到下，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寄生虫、吸血鬼、刽子手，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恶势力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暗无天日，老百姓水深火热，人心惶惶。比如良家少女金翠莲，被郑屠户“虚钱实契”“霸占作妾”，被郑大娘子赶出门外又追要典身钱，金氏父女无计可施，只好酒楼赶座，卖唱糊口，终日以泪洗面；卖炊饼为生的武大郎，忠厚懦弱，不仅妖艳老婆被恶霸西门庆勾引，而且自己又被活活药死而搭上一命；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也是因为妻子漂亮而祸从天降，被高衙内妄加罪名，从军发配，几乎丧身；渔民三阮，只要打鱼，就有交不完的“若干科差”；李逵的哥哥李达，在乡下“专与人家做长工”，“只博得些饭食吃，养娘全不济事”……现实黑暗，民不聊生，不起义、不造反就别无出路。于是，无数好汉只好“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要扯旗造反。我们仅从“逼上梁山”四字，就不难体会梁山起义的必然性、正义性。
这里，我们主要从林冲、武松的落草，来看一看人民造反是官逼民反。
1、林冲。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靠一身武艺吃饭。由于他待遇优厚，家庭小康，妻子漂亮，所以对现实还是比较满意。即使在恶势力侵袭的时候，他也老是想委曲求全，维持现状。特别表现出一种逆来顺受的“忍”的性格，得过且过，压根儿没想反抗。他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是携着妻子，带着婢女，到岳庙烧香还愿。林冲在庙外等候妻子时，偶遇鲁智深，两人正谈武饮酒拉得高兴，忽听使女慌忙来报，说是娘子在庙门口被人公然调戏，林冲一听火冒三丈，三步两步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却“先自手软了”。“不怕官，只怕管”，慑于本管的淫威，林冲硬是把本已伸出的狠狠的拳头，又软软地缩了回来。鲁智深要帮他打，他还反而给高衙内打圆场。这是妻子岳庙遭调戏，满腔愤怒，奇耻大辱，最后竟化作了一个“忍”字。
接着高衙内为夺林冲娘子又设圈套——樊楼诱奸：先派林冲好友陆虞侯把林冲请到樊楼用酒灌醉，再将林冲娘子骗到樊楼诱奸。面对朋友的出卖，林冲更加怒不可遏，先把陆虞侯的家打得粉碎，又拿一把尖刀冲进樊楼，要杀陆虞候，但没有当场找见，回头又在陆家门前等了一晚，仍是不见。接着又一连等了三日，还是不见，日子久了，事过境迁，林冲就把这件事放慢了，渐渐地他又“忍”了。这是妻子樊楼受诱奸。这次受辱虽然林冲有所反抗，但还是那么软弱，他只敢起意去杀陆虞侯这个帮凶，而不敢去杀高太尉那个元凶。不敢和罪魁祸首算账。
林冲总想忍辱求安，可高衙内在高太尉的支持下，又酝酿了更大的阴谋，这就是白虎堂栽赃。林冲卖了把宝刀非常喜爱，两个承局便把他骗入白虎堂说是要和高太尉去比刀。白虎堂是军机要地，生人不可擅入，等林冲发觉时，早被高太尉喝住，不由分说，高太尉便以“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的罪名，将林冲送开封府问罪，接着就是刺配沧州。面对这次栽赃陷害，林冲还是想忍这口怨气，幻想着将来能够“挣扎着回来，与娘子团聚”。
刺配沧州途中，高太尉又指使两个差人暗害林冲。一路遭打受骂、开水烫脚折磨的林冲，到了野猪林，如果不是鲁智深暗中保护，关键时刻大闹野猪林，林冲早就小命儿归西了。可是他一旦得救，不但不和鲁智深一起杀掉差人相伴而逃，反而又替两个差人向鲁智深求情。到了沧州草料场后，若不是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欲置林冲于死地，他还想苟安下来。直到彻底走投无路时，他才铤而走险，杀死了做公的，雪夜上了梁山。“逼上梁山”的“逼”字，在林冲身上体现得最典型。
2、武松。
武松走上反抗的道路也比较曲折，最后的落草，也是被恶势力步步紧逼的结果。
作为典型的江湖好汉，武松武艺高强，勇力兼具。其生活经历充满着浓烈的英雄传奇色彩。景阳岗打虎，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武松性格最突出之点，就是恩仇观念重，幻想意识浓。由于景阳岗打虎，壮举惊人，阳谷知县提拔他做了阳谷都头。为报答知县的荐举之恩，武松全身心为阳谷县效劳。不想哥哥武大郎被西门庆、潘金连暗害，武松为报兄仇，一气杀了奸夫淫妇，接着就向官府投案自首，听凭处罚。这杀奸自首，固然表现了武松敢作敢当，明人不做暗事，不连累他人，但同时也典型地表现出他对官府所抱的幻想。刺配孟州以后，因为受到施恩的特殊款待，知恩图报的武松又主动为施恩而痛打霸人酒店的蒋门神，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但却又因此惹下了祸根，这就是蒋门神的同伙张都监、张团练等对武松的陷害。张团练买嘱张都监在夜间谎闹自家院子有贼，在都监手下做事的武松不知是计，便挺身帮忙去捉。结果自然是贼没捉到，武松反而被当贼拿下，蒙受不白之冤被下在囚牢，又转配恩州。押解途中，又险遭两个公人暗害，到这时，武松才算醒悟了过来。强烈的复仇意识，使他大闹飞云浦，一刀一个，连杀了两个公人，扔在了水里；转头又回孟州城，先后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等十五口人全部杀死，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连腰刀都砍缺了口，这就是著名的血溅鸳鸯楼。把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仇恨，全都爆发了出来。这时，武松又在尸首上割块布，蘸上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以次来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敢作敢当。再也不对官府抱有幻想，再也不去为自己的行为而向官府作申辩、解释那样的傻事了。这种复仇，与其说是残忍，毋宁说是武松的觉醒和转变，最后直至夜走蜈蚣岭，醉打独火星，落草二龙山。
二、“星火燎原”是梁山起义的历史进程
梁山起义，开始都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反抗。像鲁达、林冲、武松等，他们虽然都英勇无比，但这种分散的自发的反抗都不能最终敢善自己的现实处境，而只能招来更多的麻烦、更残酷的压迫，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梁山，由个人反抗走向集体反抗，又由小规模的聚义到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致使义军越战越强，队伍越来越大。从智取生辰纲，到大闹清风寨、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青州、打大名府、打曾头市、直到打东平府结束，108将全部聚齐，梁山泊的队伍最后也发展到10万大军。这个英雄组成的战斗集体，人人都不贪财、不好色，不怕死，讲义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论套穿衣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梁山泊一时成了人们向往的乐土。他们同官军作战，也是越战越强，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所向无敌。总之，小说生动反映了梁山义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蒸蒸日上的发展过程，从而全面反映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写出了农民起义与绿林好汉反抗活动的重要区别。《水浒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把我国历史悠久的零散侠客好汉名的反抗加以升华，把梁山泊的侠义集团演化为一起强大的农民起义军，体现了中国古代侠义传统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中国民间文化最杰出、最精彩的体现。
三、接受招安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不仅写出了梁山义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所向无敌的鼎盛局面，而且也写出了正当起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投降朝廷的可悲结局。于是，起义事业不仅中途断送，义军队伍也伤亡惨重、无数英雄不得善终。
如何看待梁山义军受招安，直接关乎到对《水浒》全书的评价，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
（一）梁山义军受招安的史实依据，是历史上宋江起义投降之后又去打方腊的大致记载。
在中国，封建农民不堪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常常举行起义。但纵观他们起义的结局，没有一次不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就在于像毛泽东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这段话，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农民起义不可能成功，其结局总归是失败的；二是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不外有三种：一是被统治阶级镇压，像方腊那样；二是被统治阶级招安，像宋江那样；三是推翻旧王朝，起义领袖当上新皇帝，建立新王朝，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这三种失败形式固然有原则区别，如英勇反抗而遭镇压与主动向统治阶级屈膝投降就不能相提并论。但就其结局来讲，哪一种形式都是失败。即使是后一种，表面看似乎是胜利了，但他们建立的新王朝，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而已。至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究竟是被擒投降还是主动受降，古来正史、野史记述不一。但最后投降，之后又去打方腊的基本事实，历来人们还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小说写梁山义军的投靠朝廷，不是作者的凭空杜撰，更说不上是对农民起义的歪曲、诬蔑。
（二）梁山义军受招安的思想基础，是封建农民普遍存在的皇权主义思想。
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矛头所向，往往直指那些他们深受其害的封建地主、酷吏贪官，他们认为这些人最坏。而对于皇帝，他们却觉得“天高皇帝远”，皇帝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往往拥护皇帝，认为“朝廷不明”是“奸臣闭塞”的结果。正像斯大林谈俄国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时说：“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即使有的起义英雄失去了对当今皇帝的崇奉，企图推翻他，但也不过要另外再立一个“好皇帝”，或者是自己立为皇帝，结果还是脱不出封建制度。《水浒》中的英雄们当然也不能超越这种局限，他们确实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象三阮那样的穷苦渔民，虽然不怕官司不怕天，但他们还是希望“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鲁智深也只是认为：“只今满朝文物，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连革命性最坚决的李逵，可以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他也只是觉得赵家皇帝不好，应该来一个改朝换代，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总之，不能没有皇帝。梁山义军中这种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思想，正是他们日后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
（三）梁山义军受招安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义军领袖宋江“忠义”思想的恶性膨胀。
在梁山英雄中，宋江的形象最复杂。正确评价宋江，关乎到正确评价《水浒》，因为宋江是义军领袖，他的活动贯穿《水浒》全书。宋江的思想和行为，无论对梁山事业的兴旺、发展，还是其惨败、崩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前面已经讲过，《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宋江作为这样一部书的第一主角，他是“忠义”的化身。“忠”和“义”本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因为“忠”“义”的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
上梁山之前，虽然“义”使宋江结交江湖，济困扶危，在广大百姓中赢得了“及时雨”“呼保义”的美称，但在灵魂臣处，他总以为与官府作队、反抗朝廷是大逆不道，特别是上了梁山之后，他脑子中的“忠”观念不断增长，而“义”的思想则在迅速减弱。在梁山坐上第一把交椅，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这无疑是他推行全新路线的一个信号标志。接着，他虽然领导着轰轰烈烈的起义事业，而内心却始终牢记着九天玄女的法旨：“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为此，他一直是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早日招安，报效朝廷。特别是排座次后，宋江希望朝廷招安的思想更是日益抬头。菊花会酒后赋《满江红》，就正式表示了“愿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意愿。后来只要一有机会，不论是前来招安的朝廷官员，还是作战俘获的官军将领，宋江都要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表白“心迹”，甚至乞求、忏悔一番。直至最后走京师名妓李师师的后门，千方百计见到宋徽宗。得到徽宗招安义军的亲笔草诏，梦寐以求的愿望最终实现为止。
总之，小说通过宋江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梁山起义失败的原因，指出了起义失败的必然性。
（四）梁山义军招安的凄惨结局，客观上昭示了投靠朝廷绝无出路的历史教训。
写招安是一回事，怎么写是另一回事。我们决不能像“文革”期间有的人评《水浒》那样，认为作者是有意歌颂招安，宣传投降。作者确实是否定了方腊起义血战到底，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道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宋江受招安的道路，当义军打方腊取得全胜，方腊被凌迟处死时作者也写了一首诗：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善恶到头都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说宋江及时招安是“善”，应受重赏；说方腊顽抗到底是“恶”，理当遭剐，善恶果报。但当作者具体写招安时，他又不免陷入了茫然的境地。且不说前两次蔡京、高俅等奸佞对招安的阻挠和破坏，早就预示了日后梁山招安不会有好日子过。就说招安以后，作者一方面着力表现梁山义军为天子分忧，为国效劳，北征辽，南打方腊；同时一方面又描写了义军征辽胜利回朝，战功赫赫，朝廷却“不准擅自入门”；后来打方腊竭忠尽力，损兵折将非常惨重。“奏捷”之日，仅剩将佐三十六员，接着鲁智深坐化，武松出家，林冲、杨志、时迁，病的病，死的死。燕青飘然而去，李俊、童威、童猛浮海；回到京师的只剩下二十七人。这二十七人受封之后，又陆续走的走，贬的贬。最后卢俊义吃“御膳”，宋江饮御酒，李逵喝慢性毒药统统死去，吴用、花荣双双自缢于宋江坟墓之前。原来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的起义大业，最后竟是这般悲凉凄惨的结局！这就是作者所展示的招安之路。如果真是把招安的将领写得一个个飞黄腾达，那才叫歌颂招安。这里，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即使不是在主观，也是在客观上，用血的事实向人们昭示了接受招安，此路不通。《水浒》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的悲剧性。如果只有前半部，或是将后半部改成大团圆的结局，那么，《水浒传》充其量也只能是平庸的武侠小说或是廉价的幻想作品。
（五）梁山义军招安的历史背景，是正处在宋元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的时期。作者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描写招安，让梁山义军的大旗由“替天行道”改为“顺天护国”，其用意也有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宋王朝不能上下自觉联合，一致对外，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愤恨。李贽《忠义水浒传叙》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就是说作者意在通过《水浒》来“泄愤”，发泄他对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最终导致亡国惨祸的愤激之情。从这一角度说，《水浒》也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思想。
以上从三大方面分析了《水浒》的思想内容。总而言之，起初流传的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后来由加工者把它们连缀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所以，造成现存《水浒传》主题思想呈现多元融合的情形。我们既要看到施耐庵等人表现忠奸斗争的创作意图，又要看到作品实际展现的歌颂农民起义的客观意义；既要看到忠奸斗争的思想是全书串联在一起的线索，又要看到串联在这一线索上的英雄人物小传和相对独立的故事中，有着农民革命思想和市民道德理想的闪光。所以我们认为，《水浒》的思想内容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封建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层次融合，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艺术整体。
《《水浒传》的内容和思想.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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