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来灾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司，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是不同的；孟赞许留梦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已相当；忽必烈却诊断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进军围攻鄂州，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贾似道得以入为相。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入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入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气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唯才是举"，早在战国时的苏代已有此意，刘邦图天下就如此用人，曹操根据东汉未年的实际和总结前人的用人经验，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历史事实说明：能否成事，决定于有无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济济的则取得成功，缺乏或无人力辅佐的则招致失败，而人才的有无，究其原因，决定于能否唯才是举而用之。
不仅在乱世需要唯才是举以用人，在治世也应如此。当然，乱世和治世所需要的人才重点有所不同，乱世主要需要图天下的人才，治世主要需要建设的人才。其共同点是，都需要众多的人才。
在这里提出唯举而用之，并不是说治世不需要讲德之兼备。用人才总是衡量才而用之。但人是在发展，其人也在变化，有否德要经考验才知。关键在于如何用人，如治世以法，明于赏罚，有功者赏，违法者罚，则可鼓励人向善，不敢为非。这不仅能保护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众多德才兼备之士，为国为民做出更在的贡献。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代对燕昭王说："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于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昭王问："何故也？"苏代答道："孝如曾参、孝已，则不过养其亲耳；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鰌，当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苏代认为像曾参、孝已这样的孝子，只不过是善养其父；像尾生高这样讲信用的人，只不过是不欺骗人；像鲍焦、史鰌这样廉洁的人，只不过不偷人钱财。一种是有才能的人。这种人有进取心，想有大作为，苏代说他就是这种人。苏代将这两种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前一种人只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虽然他们德行完善，却缺乏进取之术。而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业宏愿，才能辅助君王成大业，大有利于国于民。
苏代是战国时的纵横家，《史记》《战国策》都说他是苏秦之弟，但有人考证他活动早于苏秦，就是苏秦之兄，他是反对"连横"，从事"合纵"游说的。当秦以"连横"之策分化六国而约燕昭王入秦通好时，苏代便到燕游说，终于阻止了燕昭王入秦。也许在这时，他与昭王讨论如何用人问题。战国时期，是个互相兼并，尔诈我欺的时代，君主为卫国图存，或为称霸于天下，所需要的是有进取心的才能之士。苏代强调这一点，是为引起燕昭王对自己的重视，使能用其才，实行其"合纵"之策，以破秦的"连横"分化六国之术，苏代等纵横家，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曾起重要的作用。
至于孝、信、廉等美德，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当然是是值得提倡的，可形成好社会风气，对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好，即对治世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如仅有这些德行而无才，在战国时代是无补于时的，因既不能为称霸或图存的君主所需，也不能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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