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重塑论文，本文共11篇，希望大家喜欢阅读!
篇1：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重塑论文
摘 要：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应指原则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
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
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关键词：中国文化 价值认同 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
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
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
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
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
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
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
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
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
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
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
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
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
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
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
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
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
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中国文化的重塑与古代文学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
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
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
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
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
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
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
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 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
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
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
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
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
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 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
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
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
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
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 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
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
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
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参考文献：
[1] 张汝伦.中国文化的命运[N].上海：文汇报，-08-28.
[2] 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11).
[3] 帅泽兵.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1).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09)：3-4.省略
篇2：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论文【1】
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视。
中国古代文学以其人文性对社会大众的人文精神进行良好的教育，使得我国社会文明得以不断进步。
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其人文精神的理解对于许多文学学者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所以，本文以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为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与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分析与阐述，并提出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方法。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人文精神;关系;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的最为重要的追求，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因此而被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已经成为了社会边缘化的东西。
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虽重视教育工作，但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意识已经很低。
这就使得我国的教育者开始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层面发展而担忧。
中国古代文学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五千年风风雨雨，修正了世代中国的思想与观念。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实现我国社会更好发展的重要内容。
所以，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进行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的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世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当中，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其社会的缩影。
也正是这些作品，使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传递，给予现代人正能量，引导其学习更好的人文精神。
另外，这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或者教育家，对于世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启蒙与引导的重要作用，使我国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中国的古代文化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着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指导着中国古代文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精忠报国的大义大忠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遍及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各个领域，成为了那一代人以及现代人前进的思想动力。
现代社会当中所存在的人文精神与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的人文精神是发扬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
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培养，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难以言喻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其中有很多精神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1、民生为核心
所谓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描绘，对于更好的社会形态的探索与表达。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明显的人文特色，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的要求很是突出。
这就使得中国的古代文学在民生层次的讨论与记载颇多。
比如说民为邦本的民生思想，最先是在先秦时代提出的。
在我国的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中，“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而“仁”当中就强调一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我国古代的人文志士对于人民重要性的肯定与憧憬。
中国有一句俗语，“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民生人文精神对于我国古代君主以及现代的国家决策者的国家管理工作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2、忧患意识的培养
我国的文人墨客，对于国家的关注程度很高，他们关于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
比如我们前文当中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就表达了诗人对于国家的关注与热爱，以国家为先，个人为后的精神，更彰显了诗人的忧患意识。
在中国古代，战争发生的频率较高，所以，要稳定一个国家与其子民，就要有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估与预测能力，正确分析国家的外忧与内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实现健康与和平的发展。
目前，世界局势相对稳定，我国的发展也相对和谐。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也应当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警惕心，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战备，使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优势。
其次，我国各行业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以忧患意识来提醒自己不断进步，不断进取，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三、加强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传播的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文精神方面的瑰宝，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将其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源，更好地探索我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使其助于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
1、重视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
要想将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就要从我国的学生开始抓起。
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之时，都应当有意将我国的古代文学当中的良好品德进行传输。
学生对于知识的接收与领悟能力是很好的，所以，要让学生从小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性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只有这样，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学生才可以自觉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落实正确的人文精神，更好地为社会奉献自己。
2、呼唤社会大众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社会大众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传播的主体。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当中的传播力量十分强大，并且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
我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所以受到如此欢迎，除了其本身具有正确性之外，还因为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乏。
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大力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宣传工作，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国学教育课堂的建设，使广大社会群众可以接受到我国的国学教育，更好地领悟我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哲理与精神。
另外，我国各大书店应当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宣传，使每一个社会大众有机会将眼光投放于中国古代文化，得到了解它的机会。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二者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推广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对策。
希望我国的相关部门可以重视起国学教育活动的举行，从学生与社会大众抓起，进行全民国学教育。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可以使社会文明程度再次升级，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
[1]党月异.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J].名作欣赏.2010(08)
[2]沙锐.古代文学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思考[J].华章.2010(30)
[3]孔现红.时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深层蕴涵[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2】
摘 要：中古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篇3：古代文学文化价值的当代阐释
中国古代文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它经历了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以其辉煌的成就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部分，在3000多年不间断的历史发展中，诗、词、歌、赋、散文、戏剧和小说等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从孔孟、老庄到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再到罗贯中、曹雪芹等，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和这些卓尔不群、精神伟岸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的自强不息、贵和尚中、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其博大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及诚挚浓郁的至爱亲情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24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三个层面的内容或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一、自强不息、贵和尚中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源泉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原则，千百年来是中国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概括和体现。
孔子较早的认识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重要性而且有诸多的论述。
他说：“刚毅木讷近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他的弟子曾子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些正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明以健，中正而就，君子正也”。
《易传》把刚健作为一种品质，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坚持原则。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历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斗志和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
这些精神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精神源泉，也是构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竭动力。
贵和尚中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一。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和谐思想进行探讨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史伯。
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
这种价值取向肯定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这种贵和尚同的观念使中国人民能够正确处理和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二、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是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和谐社会的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行善，进而知性、知天，“参天地之化育”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交融互通，达到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
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他认为人对自然可以“制天命而用之”[3]289，但他又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统一，进而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人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化解今天由于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矛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义务。
唯其如此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才能达到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指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
子程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
”一个人如果能守护善性，言行不偏不倚，就会保持公心，体现公正。
隆礼重法是荀子把孔孟的礼发展到一种规则层面，在重礼的同时提出了法治。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者，所以正身也”[3]246。
“法者，治之端也”。
荀子主张要把礼乐教化与法制刑相接合。
“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荀子一方面注重道德建设，发挥“礼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法制建设，强化“法度”的职能。
这和我们现在提倡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的思想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健全人格的手段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的努力方向。
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
从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再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他们心系天下苍生的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努力奋斗。
特别是宋代，随着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代创作的主旋律。
“精忠报国”的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出了“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喜论恢复”的陆游在《诉衷情》中道出“胡未灭，鬓先秋。
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以英雄自许的辛弃疾在《破阵子》发出。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些诗句成为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些用热血和生命谱写成的诗句，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洋溢着浓郁深沉的爱国情怀，激励起中华儿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华美德是在性善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特别重视诚信的品德。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既是天道的根本，也是人道的根本。
以诚为基础，形成了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多种相关的品德。
如以诚待人，忠诚于事业等。
“信”与“诚”含义相通。
《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
所以孔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
只有具备了诚信的品德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即“朋友有信”。
仁爱孝悌是中华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这种道德标准在古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得到普遍的奉行，如《读经•蓼莪》、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李密的《陈情表》等，其浓烈的家族亲情对维持家族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是忠恕之道，其核心是以诚待人，推已及人。
即“夫仁者，已欲立则立人，已欲达则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忠恕的道德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胸怀及和友善的社会风尚。
中国古代文学以最完美的形式保存了中国古人的历史，虽然过去的一切学问都可称为历史，但中国古代文学是宏大、真实而又深刻动人的中国古代人生的历史，只有在古代文学中才能看到古人的生活图景，感受到古人心灵的律动，
从而有可能在根本上续接中华文化的传统。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是和“古代不朽心灵的对话，是和无数个不朽心灵构成的历史传统对话，对话的过程是还原，更是创新，是‘我注六经’，同时也是‘六经注我’”，完成这个过程的中介是中国古代文学，“经由作品，
从感动过古人的美和古人所获的感动中获得新的感动，从启迪过古人的思想和古人所受的启迪中获得新的思想”①。
他们的这种感动和思想启迪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动力，获得这种感动和思想启迪的过程即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
今天，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形势下，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普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和学习无疑对人性和个体人格精神的不断完善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人性和人格精神放大而形成公正和谐的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
篇4：浅谈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浅谈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篇5：中国古代文学常识:文化典籍
中国古代文学常识精选:文化典籍
【诸子散文】—《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风骚】—《诗经》和《楚辞》的并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离骚》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
【四书五经】—“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五经”指《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儒家的经典。
【六子】《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中说》
【六艺经传】—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经书。
【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六部】礼部、户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
【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
【六法】规、矩、权、衡、准、绳
【六礼】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六义】风、赋、比、兴、雅、颂
【五贡】恩贡、拔贡、岁贡、副贡、优贡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
【八旗】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
【吕氏春秋】—先秦杂家代表著作，又名《吕览》，系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
【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战国策】—国别体史书，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系西汉刘向编订。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世说新语】—我国第一部笔记小说集。
【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字典。
【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
【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汉字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书法九势】落笔、转笔、藏峰、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竖勒
【竹林七贤】嵇康、刘伶、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戎
【饮中八仙】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
【蜀之八仙】容成公、李耳、董促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
【扬州八怪】郑板桥、汪士慎、李鱓、黄慎、金农、高翔、李方鹰、罗聘
【北宋四大家】黄庭坚、欧阳修、苏轼、王安石
【唐宋古文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仪礼》、《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二十四史】《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裴注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沈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四大名著】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曹雪芹《红楼梦》
【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
【四大文化遗产】《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
【元代四大戏剧】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洪升《长生殿》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八个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
【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篇6：语文课程文化当代转型与重塑的方法论思考
语文课程文化当代转型与重塑的方法论思考
当前语文课程文化转型与重塑的实践重心正从理念解读与体系构建转向课程实践层面的内化与落实.关于语文课程文化的当代研究也应该作出相应的.研究方法论的转向,即逐渐从理论构建式研究转向实践关照式研究、从本质与意蕴研究转向关系与特质研究、从“他我客观”式研究转向“自我体验”式研究、从历史遗忘式研究转向历史追问式研究,从而有效推进语文课程文化的重塑与建设.
作 者：邱福明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250014 刊 名：教育科学论坛 英文刊名：EDUCATION SCIENCE FORUM 年，卷(期)： “”(7) 分类号：G633.33 关键词：语文课程文化 转型与重塑 方法论篇7：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神话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素材和文学样式，也提供了精神典范和文化心理。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和材料库。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神话提供统一的民族精神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1]。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
一、神话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统一的族群心理和精神取向。
神话中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征服自然的气慨，对后世文人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为质朴的纪录。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者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2]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文人精神。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依照某种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自己的思维构建，阐述某些思想。所以，神话作为最初的文学的渊源，神话中催人奋进、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对我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上古神话展现了人们不屈服自然，勇于与自然的斗争的精神。
原始人们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借神话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人类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情景，一直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鼓舞人们在逆境中奋起反抗。首先，神话带给现代人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神话的现实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生存环境;神话的抗争性指引人们勇于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保持一种死而不己的反抗精神;神话又使人们深思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引导人们面对生存做出种种思考和抗争。比如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塑造，遨游天阙，驾驭众多神灵、御飞龙乘鸾凤遨游昆仑仙境的神话就来自上古神话的精神追求。后世诸多文人的诗词歌赋寄予的众多神话形象也都蕴含着某种激昂奋进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神话人物有着丰富的民族性格，其实也是文人自身的精神底蕴。
神话促进我国文学发展
一、神话促进中国各种文学体裁发展
神话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神话具有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二、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神话是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生活的夸张想象。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原始神话认为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有神灵，如河出现神、山神、水神、雷公、电母等神灵。
初民在创作神话时，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想象和幻想，赋予具体个别的事物以一定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赌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4]初民把每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都看成是由神灵在操纵着。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的化身。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
三、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后世文学
神话是原始人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神话中的各种精神和理想抱负为以后的文学提供了借鉴。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遨游天际的畅想，屈原《离骚》《天问》中对神话人物信手拈来的潇洒化用，李白诗歌中的神话人物更是被赋予了众多浪漫开朗明艳的思想感情，让后人拜读之后自然而然兴起的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畅想。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思考和感受，包含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
结语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莫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 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7.
[2]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0：146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2：113.
[4] 鲁迅.鲁迅全集[M]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2-243.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
篇8：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题
试论唐五代诗格的形式批评研究
摘 要：唐五代出现了大量的诗格类着作。
诗格是对唐诗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
律诗在初唐得以定型化并获得高度繁荣，必然引起人们在理论上对声律、对偶的探讨。
同时，科举制的实行也促进了诗格的产生，以便给初学做诗者提供指导经验。
唐五代诗格中蕴含了大量的形式批评因素，深入挖掘诗格的内涵，并以理论化的形态把它显示出来，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唐五代诗格 形式 中西对话
诗格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
诗格批评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是非常宝贵的文学理论遗产。
诗格作为审美范畴在唐五代加以确立。
张伯伟先生强调：“在古代文学批评着作中，作为专有名词的‘诗格’是到唐代才有的。”①唐五代诗格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笔丰厚的值得研究的诗学资源。
一、唐五代诗格的历史流变
(一)初唐诗格
初唐统治者们反对齐梁以来的****文风，重文学的功利作用。
但他们并不否定文学的艺术特质，讲求抒情与文采。
这种思想为文学形式的探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律诗在这一时期得以定型化，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讲四声与病犯，初唐发展到讲求平仄律。
这一时期的主要诗格批评文本有上官仪的《笔札华梁》、无名氏的《文笔式》、元兢的《诗髓脑》、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李峤的《评诗格》等等。
初唐人集中探讨声律与对偶问题。
声律的研究始于南朝齐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理论。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妙达此旨，始于言文。”②沈约认为五言诗每一句的用字应该四声各不相同，而且一联上下句间同一位置上的字也须在声调上互有区别。
“八病”则是为了贯彻这一原则而规定的一些禁格，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沈约等人虽以“四声八病”为原则来规范诗文创作，但如何把这一原则具体化，使之有可操作性，则是由唐代诗格类着作来解决完成的。
唐人将四声作了平仄二元化的处理，使平仄相间，构造出切实可行的声律定式。
初唐时期主要以沈约“八病”为中心来展开探讨，并逐渐提出了调声之术。
《诗髓脑》云：“调声之术，其例有三：一曰换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③通过调声之术，初唐人已经将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对举，实际已是把声律二元化，放宽了声律规则。
在此之前，人们多着眼于一联之内两句的声律协调，到元兢的“换头”之术中，已扩展为解决一首五言诗内联与联之间的平仄粘对关系，真正使得齐梁声律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促进了律诗的定型与繁荣。
(二)盛唐诗格
盛唐时期追求风骨，要求诗歌表现高昂明朗的感情和雄浑壮大的气势。
同时，盛唐人又提出了“兴象”概念，要求写出情景交融的完整的意境，使得这一时期诗格探讨也从声律、对偶深入到对句势、诗意等的研究。
释皎然的《诗式》、《诗议》涉及到声律、对偶及诗歌体式，并深入研究了“意”与境的关系。
他们的批评不仅深化了对声律对偶的认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句法，而且涉及到“景”与“情”，诗歌的语言运用与诗的整体印象等更深的层面。
这一时期的着作开始注重诗的句法、篇法，研究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句势问题。
早在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中就列有十体，一形似体、二质气体、三情理体、四直置体、五雕藻体、六映带体、七飞动体、八婉转体、九清切体、十菁华体。
王昌龄《诗格》中有“十七势”之说，承续了崔融论体的基本精神，并且由对诗歌风貌的关注深入到创作的艺术手法和修辞手法的具体运用。
每一种名目除释义外，并附有诗句说明。
皎然《诗式》中也说到体式。
“评曰：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
才性等字亦然。
体有所长，故各功归一字。
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
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众辐归焉。
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如《易》之有《篆辞》焉。”④五代王玄《诗中旨格》的“拟皎然十九字体”一节于每体后列有诗句说明，延续了皎然论体的特色。
(三)晚唐五代诗格
晚唐时期，唐王朝彻底崩溃，政局不可收拾，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作家和批评家，普遍具有消沉心态与悲观心理。
这个时期有一部分作家主张“诗教说” 与抒写民生疾苦，也有一部分人崇尚清丽绮艳的诗风，但总体的倾向是追求淡泊的情思与境界。
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理论。
人们更加着力于对声律、对属、字句等方作面的琢磨与锤炼。
另外，科举取士对诗律的要求在这一时期也更趋细密，故而大量的诗格着作也应运而生。
这些着作所讨论的范围更加宽广，论述更加深入，增添了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主要有僧齐己等人对句势的继续探讨和王叡的“拗律”说。
齐己《风骚旨格》，也有十体之说，即一曰高古，二曰清奇，三曰远近，四曰双分，五曰背非，六曰无虚，七曰是非，八曰清洁，九曰覆妆，十曰阖门。
这十体都有诗句附后，但并无解释，还是就诗歌整体风貌而言的。
五代的《诗格》中列有十势，其中龙潜巨浸势、狮子返掷势见于《风骚旨格》，孤鸿出塞势即孤雁失群势，其他七势为新增，即芙蓉映水势，龙行虎步势，寒松病枝势，风动势，惊鸿背飞势，离合势，虎纵出群势。
芙蓉映水势。
由上观之，晚唐五代诗格，承续了初盛唐人对体式的研究，而且名目更加繁多。
齐己等人多以动物姿态动作来为句势命名，其意义往往难以索解，不似王昌龄十七势简单明了。
但这些名目不仅探讨了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而且深入到全篇的意义布局问题，如《诗格》“论诗势”节云：“先须明其体势，然后用思取句。”⑤
二、 唐五代诗格的逻辑构成
中国古典诗学关于“言、象、意”的探讨由来已久。
早在先秦，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就提出“大象无形”的命题。
老子从“无”和“有”、虚和实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有无相生”，以“无”为本，这种“无”又必须依靠“有”才能体现出来。
所以，最美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但又要有某种具体的“形”来暗示与象征，方能使人体会到。
魏晋玄学将无有体用思想运用于认识论，把“言、象、意”关系表述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言”和“象”都是有形的、有限的，而“意”则是无形的、无限的，“言”和“象”是得“意”之工具，没有“言”和“象”就无以得“意”。
因此，从形式视野来观照，唐五代诗格的“格”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从逻辑上也包括了言、象、意三个层次。
唐五代诗格中往往以“格”论诗，所出现的有关称名主要有：“格”、“风格”、“体格”“高格”、“格力”、“气格”等。
这些对“格”的运用，其含义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体式、诗法之意，指向诗歌的总体风貌与外在形式，一是格调、品格之意，指向诗歌的审美特质与审美内蕴。
可以说，唐人有关声律、对偶的探讨，属于诗格的语言层，对物象、作用、句势的探讨，属于诗格的意象层，对意与境、用事的探讨，属于诗格的意蕴层。
(一)诗格的语言层
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一种独特性的存在，特别是诗歌语言。
俄国形式主义颇为看重这一点。
“形式主义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诗句中的声音开始的。”“诗句中的声音问题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⑥可以说在这方面唐五代诗格对声律的论述表现出对声音的特别重视。
朱光潜先生说：“律诗有两大特色，一是意义的排偶，一是声音的对仗。”⑦他还指出音与义的关系在诗歌进化史中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有音无义时期二、音重于义时期三、音义分化时期四、音义合一时期，但声音的对仗稍后于意义的对仗。
“永明体”讲究句内各字的声律，不过是一种理论，到隋唐才作为律诗的通例。
关键是诗乐分开后，诗人如何在文字本身上见出音乐，唐人作了最大的贡献，唐五代诗格予以了很好的总结。
(二)诗格的意象层
意象层主要指艺术作品的章法与结构，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作用与“势”的研究正是对这几方面的关注。
唐人诗格中讲物象，也就是用一定的物象来暗示某种意义。
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虚中撰《流类手鉴》、徐寅《雅道机要》中都说到物象。
《二南密旨•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说：“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
君臣之化，天地同机，比而用之，得不宜乎。”⑧这些物象已不是纯粹的外在客观景物，而是主客观的有机交融，包括了意与象两个方面。
自然界中的一物一象，都是被用来寄托某种意义的。
唐五代诗格中，比较集中地论述到“势”问题的着作，主要有王昌龄的《诗格》、释皎然的《诗议 》和《诗式》等。
“势”作为一种力，它相关于主体的情感与构思，是作者的生命力与内在精神力量之惊涛中所形成的动态表现，是诗作意脉流贯与浑整一体的气力之美。
(三)诗格的意蕴层
唐五代诗格中的意境的探讨，用事问题的提出，都是指向作品的意蕴层。
旧题王昌龄撰《诗中密旨》“诗有二格”云：“诗意高谓之格高，意下谓之格下。”⑨把“意”作为诗之品位高低之标准。
皎然《诗式》中“重意诗例”云：“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⑩皎然已经认识到诗意的多重性与丰富性，文外之重旨，并把“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之诗作视为极品。
总之，唐五代诗格中，对“意”这一范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深入探讨了“意”与境，情与景的关系，发展了古典诗学的意境理论。
三、唐五代诗格的现实意义
以西方形式批评为参照，来透视唐五代诗格，二者既存在着共相，又存在着歧异，通过互照互补，从而在一定的基础上实现对话。
中国古代诗论追求浑然天成的美学境界，所以往往把诗歌的整体意蕴置于具体的语言操作之上。
“立象尽意”、“得意忘言”、“言不尽意”这样的命题都是轻言重意，以为意是目的，言是手段。
因此古代诗格虽然也关注艺术技巧和形式的问题，但只是视其为一种手段。
而西方形式论则赋予文学作品本体的地位，研究纯粹的艺术形式，不重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诗格研究从具体可感的作品形式入手，对诗歌进行“细读”，而不是空谈韵、格、气等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范畴概念，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诗论理路。
然而，唐五代诗格远未达到西方形式批评的体系性与理论水平，只是靠直觉与天才认识到某些重要问题，是对当时丰富创作经验的总结。
如何吸取西方文论之长，促进中国诗论的发展，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版.第347页.
②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版.第287页.
③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版.第114页.
④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年版.第241-242页.
⑤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页.
⑥汪正龙.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148页.
⑦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版.第241页.
⑧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篇9：中国古代文学主题论文
摘要：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文学主题论文]
篇10：宋明理学与古代文学论文
一、从文章之学的文学到承载道统的文学
自刘勰“文以明道”之说出，文与道之关系即成为古代文论的根本问题。
唐人基本承续明道之说，柳宗元可为代表;李汉则有“文以贯道”说;至宋代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影响最大。
古今论者都在辨析明、贯、载之不同，以论各家之区别：汉唐时期，文以明道论者大都重视文辞，被视为重文派;而宋代理学家提出文以载道，明确指出文的工具地位，被视为重道派。
其实，单纯从文道关系上看，“明道、载道、贯道”三者并无大差别。
文以载道，文当然是工具;文以明道，文也是工具。
即使文道并重，文毕竟不能超越道，这在六朝都不例外。
本文认为，宋儒的“文以载道”对文的定位是准确的而且是正确的。
它揭示了文章的本质：文章本来就是工具，是思想的载体，只能服务于主旨的表达。
作为工具，文辞和技艺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形式单独存在。
因此，辨析“明”、“贯”和“载”之间的差别，没有太大意义。
在重文还是重道的框架中讨论宋儒与汉唐文人的是非，实未能区分二者之差异，更未得宋儒论文道关系之要领。
然而，宋儒的文道观与汉唐时期的文道观之根本差别，不在“明、贯、载”上，而是在“道”上。
一般以为所谓道就是儒家之道，古今一以贯之。
其实不然。
文以载道之“道”，与文以明道之“道”是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
尽管二者都包涵儒家思想，然而宋儒之所谓“道”与汉唐时期之“道”，其所指并不相同。
汉魏六朝人之所谓道，乃外在世界运行之道，自然一切物象以及人伦物理都以之为根本，当然也是文章或文学的根本。
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汉书》卷56)认为人伦之道出于天道。
刘勰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文心雕龙原道》)宗经、征圣，都是原道的过程。
以儒家伦理为本者如文中子，亦以礼乐教化目之，如其曰：“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
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
”(《中说王道篇》)所关注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
汉唐论者谈道不出此范围。
而宋儒所言之道纯粹为人伦之道。
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此道乃“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
[2]文辞艺也，道德实也。
这个道指的是人伦道德，就是儒家道统。
这是承续了韩愈原道的思想。
韩愈已经将道转到儒家道统上来，但尚未加以形而上的改造，还不是精神本体。
到宋儒这里，益加精细，深化为心性之学，道成为纯粹的精神存在。
汉唐人之道，其根本是宇宙论，而宋儒所谓道则是人性论，属伦理学。
虽然，汉唐宇宙论中也有伦理学，宋儒之理学中也有宇宙论，但正如李泽厚所指，汉唐的伦理学从属于宇宙论，而宋儒的宇宙论从属于伦理学。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作为伦理本体的道，不再像汉唐时那样依附在皇权身上，而是存在于自觉的个体身上。
礼乐政刑必须依附皇权，而心性之学则必由个体承载。
尽管张载还在以“天地之性”作为自然人类的最高法则，但这个“天地之性”所指向的不是宇宙，是与“气质之性”融为一体的人类价值观，是人的伦理精神，个人的道德信仰。
这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是中国思想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文学活动之根本是审美活动，而伦理精神则是人类审美的前提，也是文学的价值支柱。
文以载道，载的不是自然之道，而是伦理精神，人的信仰成为文的中心，文学的主体意识由此建立起来。
文学主体意识的建立，是继承了魏晋以来重文心的路线，但更上了一个层次。
文章的作者是人，其所展示的是写作主体的思想。
主体精神成为文章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汉唐文论也重视文章作者的地位，但其价值指向的是外在功用，文章的价值是由外在的繁华和功业判断的。
如王充也极重创作主体，他说：“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论衡超奇》)不过，魏晋人重视文章主体，但曹丕仍将文章定位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使刘勰也认为空文无用，“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心雕龙程器》)外在的形貌和实际的功用才是他们判定文章价值的标准。
宋儒改变了文章的价值指向，由实际的功用转向超越的伦理精神。
宋儒“轻文”的真正目的是要明确将文辞规定在技艺的地位上，指明了文辞只能是工具，只能为本体服务。
文辞不是本体，只有思维着的精神才能成为本体。
“文辞，艺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
”[3]文章的价值不取决于外在的辞藻华美和政事功利，而在于创作主体伦理精神的展示。
“文以载道”否定了文辞，建立了人极，为文学本体论的构建打下了基础。
文章精神主体的建立，标志着古人文辞活动中的伦理自觉。
而人的文辞表达有不同方式，人的伦理精神以不同的文辞形式表达，就形成不同文体。
如张载言：“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
”[4]也就是说，诗、书、易、礼、春秋，各自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把握和展示着本体，而且各自可以完整地把握，因而张载紧接着说：“李翱有言：‘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近之。
”[5]理辞与情辞都能完整地把握与展示伦理本体，而导向伦理本体的情辞则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学。
这，已经接近于文学的本体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重大进步，超越了汉唐文论。
二、走向本体的文学
载道的文可以是文章，但不一定是文学。
如果要成为文学，不仅仅是载道的问题，更需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伦理与情感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才能进入审美过程。
但正是在天理与人情的问题上，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存在着严重困境。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
天理与人的个体欲望、快乐无关。
“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6]天理的根据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必然性。
作为伦理本体，必须斩断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超越这符合人类伦理精神的要求。
然而作为人类伦理精神，它可以不来源于经验，但它作为合目的性的概念，与人的生活经验必须有协调一致的一面，从而为审美判断提供价值方向。
即如康德所说：“自然界必须能够这样地被思考着：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那些按照自由规律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相互协应的。
”[7]宋儒承认人欲的存在，承认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将人的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水平。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8]严苛的天理与人欲(自然)尖锐对立，如此天理作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理念，生活实践中人的情感很难导向这一理念。
天理处处否定人欲，自然不能呈现伦理，而且人的情感常处于禁锢之中。
情感是审美的基石，情感的禁锢对人们的审美思维进行造成极大的阻碍。
按照康德的观点，审美判断是一种反思判断。
所谓反思，是立足于特殊感性经验去寻求普遍法则。
而在宋儒这里，律令森严，与伦理原则常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感性，难以在寻找普遍法则的过程中产生愉悦感，审美活动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其伦理内容的严重局限。
在审美活动中，伦理精神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这才能作为最大公约数与个体情感进行融通，美感才得以产生，审美过程才得以进行。
但宋儒的天理在内容上并不具备这一要求，它是特定时期甚至特定人群(统治者)制定的伦理法则，就是将儒家礼教定为普遍的伦理法则，如程颐曰：“礼即是理也。
”[9]朱熹亦曰：“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
[10]这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欲望、情感也逐渐活跃，与僵死的规范极易发生矛盾。
个体情感在寻求普遍法则(反思判断)便时时发生冲突，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发展，这种冲突就更加激烈和频繁，主体难以产生审美愉悦。
再者，宋儒的道德认知路线始于“格物致知”。
“道”、天理是外在力量，属于“静态的知性抽象”，须通过格物才能被个体认知，而非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或精神超越。
伦理本体变成了抽象概念，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理性丧失了本体性，与主体感性两不相干，难以得到感性认同，这就阻碍了个体心情产生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审美思维便难以进行，作为本体性的文学就难以存在。
所以，在宋儒那里，朱熹的所谓“文从道中流出”，所流出的常常是概念，教条，而不是文学。
伦理本体与主体情感(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理学论述的核心，也是理学的困境。
理学家努力突破这一困境，心学因此诞生。
在理学谱系中，心一直是一个重要范畴。
张载提出“心统性情”，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性者理也。
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
[11]但此处尽管将“性”，即道心纳入了人心，但心并未成为本体，本体依然是性。
他努力弥合人心道心，认为“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12]但人心道心还是分裂的。
心取代天理成为本体始自陆九渊。
陆九渊认为，不是天理而是心才是本体。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道心就在人心。
“道未有外乎其心者。
”[14]伦理精神乃人心固有。
“仁义者，人之本心也。
”[15]伦理本体就在人心，“心外无理”。
伦理本体离不开人心，须以人心为基地。
这里，主体与本体最终走向融合。
将伦理本体从外在的知识转变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这是理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心作为本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人的感性心理建立了直接联系。
阳明曰：“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
”[16]人的感知与伦理本体成为统一体，伦理本体与人的情感亦为统一体。
篇11：古代文学经典与反经典论文
古代文学经典与反经典论文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在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典。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肯定有自身价值以及它所在时代的意义。经典历经千年甚至更久一定是经得起批评家和作家的反复解读与诠释，也是与所存在时代的政治等相磨合的。各种各样因素的变幻及排列组合，衍生出了反经典。在古代文学史上经典与反经典是相互依存的。反经典有时可能会影响经典的地位，也有可能是对经典的补充。从这一方面说它们也是辩证统一的。现如今，反经典并不是一味的“反”，不会出现旧时代的极端反经典。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经典与反经典，应该顾全古代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将“传统”与“现代”结合，更好地认识经典与反经典。提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不断变化下，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下，自然而然也就衍生出了反经典文学。从某方面说，经典与反经典是相互依存，是共生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有了文学经典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经典是怎么形成的'，历来文学家是如何评判这些经典的，一直是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不同，人们对经典文学的认识及诠释是不同的，出现了“反经典”现象。毫无疑问，反经典会对经典文学的地位产生一定影响，但也会使经典延伸并得到完善，使经典更具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反经典的方法是极端的。但是在中国古代中，人们反经典通常并不是很激烈。从这些来看，我们应该意识到经典与反经典并不仅是古代文学的问题也是当代的文化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一、古代文学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经典必定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条件不断地组合、变化渐渐就形成了经典。古代文学的经典早已深入人心。时代不同，人们心中的经典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一提到经典，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就出现了《红楼梦》这部作品。我们常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还有很多，这些都是相应时代的标志，我们只能感叹时代不同，文学代表不同。经典必然有它成为经典的价值，它一定能经得起文学家的批判，历史的考验，最终会形成它的语言特色，肯定会有其他文学作品无法企及的价值。除了这些之外，经典文学的形成与当时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有些作品价值到现在都无法说明，他们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影响深远。大家都知道，这是陶渊明的作品，他之所以能留下千古名句，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他所处的朝代不清明，他的作品大多表达了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流露出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态度，兼有平淡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的这些情趣理想是文学弟子向往的，这些都奠定了他的经典地位。现代教育中，《论语》一直是小学课本所学的文章之一。四大名著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的价值我们至今没有研究出来，我国现在成立的“红学”一直没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它的内容涉及之广且语言功底深厚，里面的药方也有一定的价值。《桃花源记》语言优美，描写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诗经》的文学价值也是相当高。这些文学经典往往有相近的地方，他们有着共同的特性。
二、反经典
前面提到了经典与反经典相互依存，反经典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形式多样。谈起反经典，会想到李零的《丧家狗》。他在很大程度上个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历史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李零的作品从某方面来说消解了孔子身上的神圣感，可是太过主观，既有可取之处，也有过激之处，他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有，我们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他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得以确定的。很多文学家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引用刘安的话高度评价屈原，赞美屈原的高尚人格。经典必然会引起争议，与此同时，扬雄第一次在文学史上提出了自己反经典的立场，作了《反离骚》，但他也非常敬佩屈原的文学才华和高尚品格，同时他觉得屈原很可怜，很同情他的遭遇，可是对他投河自尽不赞同。扬雄对屈原的评判有赞扬也有贬低。从某种程度上说，反经典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有时候是政治的有意推动，从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理念。
三、结语
现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要适度运用文学，这样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古代文学经典与反经典。我们看待经典与反经典，首先要了解传统与现代环境条件的不同。我们在现代的背景下认识传统经典，要两者都考虑到，有辩证的眼光，既不能忽视古代传统下的背景又要重视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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