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当代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与诗歌的现实性论文，本文共8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1：当代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与诗歌的现实性论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消费欲望和消费观念已经成了我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普泛心理和日常景观。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尤以诗歌的边缘化为甚。诗歌处境日益尴尬，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日益减缩、下滑。一方面是诗歌读者大量减少，诗歌越来越丧失其艺术感召力和对现实的渗透性、影响力；另一方面，诗人的自我身份定位、自我价值确认也日益暧昧不明。对此，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更多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时代和读者，而较少清理诗人混乱驳杂的精神思想资源，也较少对诗歌的“现实性”内涵进行检视和省察。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今天我们认识诗歌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丰富又贫乏的精神思想资源
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诗歌界，表面看来是诗歌创作与批评话语的空前繁荣与丰富，而内里则空洞、苍白、贫乏，以至有人并非耸人听闻地宣判“诗歌死了”。造成如此怪异而荒诞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但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的贫乏、诗歌创造力的衰弱与诗歌对现实语境的包容力日益减缩等因素却也不容忽略。
有论者曾经通过对中外文学的一番考察，发现仅仅依靠个人的天才和意志而能成为文学巨人的尚无一例，据此认为正是一个民族的伟大的精神思想资源，才造就了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文学。①诚然，任何写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更离不开写作者的主体精神的创造与渗透，写作者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思想资源，其精神思想资源的深度与广度，是可以用来作为考量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那么，当代诗人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思想资源呢？
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这是自“五四”时期起至20世纪80年代初占据中国文坛的主流话语。它应和着近代以降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国情和革命者渴望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冲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独霸一方的革命话语在对文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将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倚靠社会的“现代化”而与之前文学形成断裂的文学“新时期”的到来，则复兴了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的强势地位。直到今天，尽管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对社会历史进程和公众的精神生活不再具有深刻的渗透性和影响力，但至少在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作为主动选择的投影和影响（渗透）之后长期的心理反射，作为一种批判社会、直面人生的情感（伦理）向度而不是现实武器，仍然具有某种引而不发的强旺的生命力。
西方现代主义话语。它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引入、渗透到文学界，至今仍是一部分在困境中孤独守望诗歌先锋品格的诗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资源和价值立场。
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话语。它实际上已是当今最具影响力和最强大渗透性的精神思想资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期待已久的文化的“现代化”却以“新时期”想象之初所始料不及的方式到来了。意识形态解体、神圣话语崩溃，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思想盛行。精神性的维度和追求遭到嘲笑与放逐，思想自由生长的空间、诗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缩减到几乎没有存身之所。人们既难以把握触手可及的现在，对创造一个未来也失去了信念。高居一切之上的是“欲望”及身体的存在，而离开了精神的维度和思想的支撑，个体感性的欲望及身体只能被瞬间的激情所消磨和耗损，本身并不具备超越现实、想象未来的能力。因此，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话语的长期盘踞会抽空人们的精神意志，使得生命的恒久激情与活力瘫痪，也使得“现实”更加不可辨认，“未来”更加虚无缥缈。它或许可以暂时缓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价值龃龉，帮助人们克服（或曰回避）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却在更久远的社会历史演进中加深了人们的异化。
考察当今诗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资源，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与现实混生、多元芜杂、无内在连贯性等特点。这些精神思想资源的获得，主要对应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迁变，而难有历史自身生长演变的内在逻辑。它主要是作为单向度的方法论武器而不是洞穿现实、搭建历史想象力的价值依据。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在我们这个最具历史感的国家，每当民族遭受外来的压力和威胁而产生危机感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亲切就会滋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所说：“从过去而不是从现在寻求指导。通过回忆古代辉煌以使自己感觉良好，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方式。”②当然，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思想可以有机地嵌入当下的历史生存，但对传统的盲目迷信和普遍呼唤则意味着对它的理想化想象以及由此而唤起的良好感觉和亲切记忆。这实质上对严酷的现实生存构成了遮蔽，它在试图厘清现实的同时更深地被现实所牵制。诚如诗评家陈超所言：“在有效的.诗歌写作中，不存在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立法’的精神总背景，诗人天然地反对任何整体话语来干扰与阻挠个人精神和言说的自由。”③但是，长久地被各种驳杂的精神思想资源所壅塞与挤压，我们却也难免会患上一种急于表达（或自动表达）的强迫症。因此，尽管在表面看来，中国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所能拥有的精神思想资源空前的丰富，但同时也空前的贫乏。相对恒定与稳固的精神思想资源的趋于凝固僵化或似乎永远变动不居两种态势，都会在引领我们被动机械地反映、即时性地追踪穿梭于社会现实生活迁变的同时，堆积起一层又一层的时代碎片和假象，从而使真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无从找寻，使诗人对现实的超越和对历史的想象积重难返。
二、诗歌的现实性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层，社会的急剧分化和渐趋定型带来了新的民生问题，促使人们普遍加强了对诗歌道义力量的呼唤。作为一种集约化拜金时代的应力反映，人们普遍对诗歌曾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历史场景记忆犹新，对诗歌理应担负起的精神引领作用仍有期许，对“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仍然怀有不容辨析的认同（只不过是以一种逆向运动的态势和反讽的态度进行着）。这就使得有关诗歌“现实性”的思考不仅在诗歌的道义关怀而且在诗歌艺术的本体论层面上被推到了前台。
笔者认为，“现实”作为自外于人的客观存在，天然地具有某种已完成性和合理性，它在被使用和意指时就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诗人的任务（或曰语言的任务）就是对这个历史的概念进行阐释和命名以使它成型并显现，它隐含了某种有限的被动的向度。但另一方面，“现实”既然需要被语言阐释和命名才能成型并显现，它同时也是一个未来的概念，为诗人的发现和创造预留了空间，诗人也被应允了某种无限创造的权力。“现实”固然可能改变诗人的内心图景，但“现实”也更可能在精神和象征的意义上被诗人的个人化创造所改变。“现实”与诗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静观”式的相互打量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对话与相互建设的关系。因此，所谓诗歌的“现实性”，在我们的诗歌创作和阅读活动中至少可以容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向度：朝向历史的和朝向未来的；趋于凝滞的和趋于流动的；闭锁的和敞开的；有限度的和无限的。这意味着诗人要坚持基本的道义关怀，有力地介入并揭示现实生存的驳杂、含混、尴尬、荒诞和复杂喜剧性；意味着诗人仍得在一个综合复杂的精神思想资源的勉力支撑下，在过早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中国式后现代语境中，高扬历史性和个体性相结合的主体性精神，用强大的语境包容力完成对现实和当代人驳杂丰富的此在生存经验的剥离、命名、审视与拆解，生成并丰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就读者而言，诗歌的“现实性”意味着诗歌对读者的勤勉和创造力、想象力发出了有难度亦有诱惑力的强烈吁请。正如毕加索的绘画改变了人眼对画作固定方向的“凝视”习惯一样，诗人的创造必然改变既往的诗歌图景和言说方式。对读者而言意味着建立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视野的必要和紧迫。它将是全景式的面向全部的人类历史和未来，而不是随一己之癖好对这历史和未来作任意圈定、分割和浅表化想象；它将在欣喜地发现“熟悉”感受“现在”的同时，也不断经受“陌生”的惊吓和来自“未来”的检验。它的创造权力和快感几乎和诗人所拥有的一样大，当然，它的难度和所需付出的辛劳也与此相当。
其次，诗歌的现实性不等同于现实功利性。诚然，文学的任何种类包括诗歌都应该关注现实，追求自身的现实意义。但如把现实意义的实现作为诗歌最高的衡量标准和终极目标，则会导致诗歌的急功近利，会削弱、淡化甚至丧失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超功利的艺术价值，使得诗歌等同于翻云覆雨的政治宣传与“日日新”的媒体报道，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某种蛊惑并有再次沦为工具和武器的危险。许多诗人也许正是基于对此种历史“痼疾”的警惕和反动，近年来大量的诗歌出现了一种轻逸、唯美的文体和语式。他们或借他民族之酒杯浇本民族胸中之块垒，想象着“生活在别处”以否定当下的生活；或把理想的生活圈定在古代，拒不接纳现代社会的喧哗与骚动；或在一个终极关怀先天缺失的古老国度，呼唤“神性”的降临以拒斥世俗化对人的完整性的侵害；或借对古典诗歌“诗意”的褊狭圈定和分割，为诗歌营建一种出入自由相对稳定的“类士大夫”抒情品格，使得诗歌成为文人遣兴和保持道德自恋精神优越的单薄容器。于是，火焰、麦子、玫瑰、粮食、村庄、磨房、炊烟、农具等成为这类诗歌的核心意象……以上种种，都与诗歌的“现实性”相背离，与当代人驳杂丰富的此在生存经验无涉，其虚弱的语境包容力既无法真正综合时代的核心命题，将之命名、揭示、审视、拆解，也无法生成并丰富充实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更无法为人所栖居的现世界提示一个具有“历史想象力”（陈超语）的另一世界，这正是使得诗歌边缘化处境日益加剧、诗人创造力日益萎缩衰减的本体性根源。面对此种颓势和危机，一些诗人对此已有足够的警惕和自省，如西川就曾这样深刻反省和自觉审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变故，才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④这就如同陈超所赞许的那样，“是一种吁求历史性与个人性，写作的先锋品质与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同时到场的”⑤个体诗学立场，它对于当下诗歌写作的意义在于：一些诗人至少从意识层面上对“现实”进行了重新体认和发现，也就使得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真正实现了“现实性”的大量优秀诗作的诞生。
对历史稍具常识的人很难不认同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过的另一句话：“过去的种子当然会存在于现在和未来，但它们很难起支配作用。每个时代有它对未来的期望，但它不应该把自己视为未来的序幕。”⑥是的，过去和现在并非决然断裂，未来也并不始于现在。也许，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问题和找到的答案尚远不足以涵盖它所遭遇到的尴尬处境和深刻危机，但只要人类还需要诗歌，人类晦暗的生存还需要被一颗诗心所烛照，人类仍未放弃辛勤劳动，人类就仍有希望被诗神所引领并看到它以种种新异的面目一次次重返人间。
①摩罗。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文艺争鸣，：（5）。
②⑥[美]。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480。210。
③⑤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43。224。
④西川。大意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2）。
篇2：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精神与思想论文
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精神与思想论文
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精神与思想论文【1】
【摘 要】古人言“勤学善思”，多年来，我们却是“勤”有余，“思”不足。
现在，两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摆在眼前，孰轻孰重，值得掂量。
从教学实践和教学经验出发，强调在数学基础教育中注重对学生数学思想和数学精神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和驾驭数学，有助于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有助于科学和人文素养的养成。
【关键词】数学教学 数学知识 数学方法 数学思想 数学精神
著名数学史家M.克莱茵说过：“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并促使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数学的这种精神其实是数学的根本。
教育考试界对中学比较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进行了层次划分和系统归类，将数学思想和方法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数学思想方法，主要包括函数与方程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与整合的思想、化归与转化的思想、特殊与一般的思想、有限与无限的思想、或然与必然的思想、算法的思想。
这些是高考必考的重要数学思想方法。
第二类，数学思维方法，主要包括分析法、综合法、归纳法、演绎法、观察法、实 验法、特殊化方法等。
第三类，数学方法，主要指应用面较窄的具体方法，如配方法、换元法、待定系数法等具体的解题方法。
这三类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人们利用第二类数学思维方法，在第一类数学思想方法的指导下采用第三类具体的数学方法解决问题。
在我们的高考试题中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考查的。
本人在教学实践中把重点放在了提醒学生仔细认真方面。
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践让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生的粗心马虎造成的，而是因为学生们没能真正理解一个等式所包含的深层意义。
例如，我在纠正一个数学成绩还不错的学生的这种错误的时候，他迷惑地说：“老师，为什么一个数字从等号这边移到等号的另一边就要将它的前面的加减号改得与移动前完全相反呢?”他甚至还打比方说：“如果我从一座桥的西端走到东端，难道我就从男生变成了女生了吗?”当时我没有太在意这个学生的问题，只是告诉他这是运算法则的要求，不这样做就是错的。
过后便忘记了。
有机会看到了西方的数学课堂，才猛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理解数学这门学问。
在西方的一些课堂上，我看到孩子们计算能力很差，老师却不介意，因为老师致力于培养孩子们的数学思维力，教导孩子数为什么是数，数有什么用，想办法让孩子们联系生活自己去设计数学题，将数学形成一种生活能力。
说到这肯定会有人问：那计算能力差怎么办?人家考虑问题可不是那么一根筋，想办法发明计算器，让计算器来为人服务就是了。
你想，你算得再准，能有计算器精准吗?把人脑变成电脑是一种悲哀，让电脑为人脑服务才是智慧。
提出“努力渗透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培养辩证全面地考虑问题的习惯”，让读者通过基础知识这些“枝叶”，去理解蕴藏于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
看到这种观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学生的话。
显然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他又试图去理解，他是想在理解的基础上改正自己经常犯的错误。
而我却没有及时地给他以正确的引导，只是从运算规则的角度让他仔细认真，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我更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数学教学工作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教学几乎将全部重点放在了对学生进行数学知识和方法的教授上，而忽视了对其中的数学思想和数学精神的挖掘，而这正是帮助学生加深理解、提高数学学习能力的关键。
数学学习与日常的训练还是有着密切联系，这是一对矛盾，如何来化解矛盾，我们只能是通过平时良好的学习习惯即提高数学课堂的听课效率，提高数学作业的质量，做好补差和补缺工作着手。
题海战术不是提高效率的方法，我们应从以往反复做相同类型题目的题海战术中解脱出来，注重于训练中做错的练习订正及在学习中存在的缺漏的补习“数学思想，是指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之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事实与理论经过概括后产生的本质认识。
通过数学思想的培养，数学能力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掌握数学思想，就是掌握数学的精髓。”
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对学生数学思想和数学精神的培养，有助于帮助我们的数学教育从以发展智力为中心向智力和非智力协调发展的转变，有助于引导数学教育由短期功利性向终身素质教育的转变，有助于促进从单纯提高数学知识水平向数学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有机整合的转变。
在数学教学的实践中，注重学生数学思想和数学精神的培养，可以使学生真正理解和驾驭数学;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数学，其数学成绩和学习效果也会得到真正的提高。
因此，我们在数学教学中有必要将包括数学思想方法、数学意识、数学观念在内的数学精神融入数学课程和数学课堂教学中。
数学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和完善人的教育活动、形成人们认识世界的态度和思想方法方面、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数学教育又是终身教育的重要方面，是终身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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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醒民;论科学的精神功能[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期
数学教育的数学价值及数学意义【2】
摘要：本文从数学的实用价值中分析数学教育对人的.作用，然后分析了数学教育中数学文化的作用及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数学教育;教育价值;数学文化;数学意义
数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必须要学的一门重要的课程。
甚至到了大学，很多专业依然要开设高等数学。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么多的数学呢?数学在一个人的教育经历中究竟扮演者怎样的角色呢?数学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先进技术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好处，一般我们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在其背后，基础科学所起到的作用却常常被忽略，尤其是数学的作用。
关于数学的意义，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既正确又简明易懂的解释。
在数学教育中，数学意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和完善。
在数学教学中，部分师生常思考“数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
对于数学，我们应该在考虑实用意义的同时考虑它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下面我们将从数学的实用价值，数学的文化价值，及数学教育的数学意义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数学的实用价值
篇3：思想品德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论文
思想品德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论文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资源的重要性日显突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不可回避地摆在我们每一名思想品德课教师的面前。新的课程资源的开发在新课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于丰富与拓展教材、促进师生发展和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决定课程目标能否达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要提高教学实效，就必须改变教学方式，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使教学活动丰富多样、多姿多彩。
下面笔者就对自身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从教师本身的条件出发开发课程资源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组织者和促进者，也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者之一，教师具备了课程资源条件性和素材性的双重性。因此，作为一名思想品德课教师就要不断去汲取新的知识营养，学习新的技能和方法，能自主地、创造性地、合理地鉴别、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
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教师首先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出发，设计适应性的方案，发挥自己的专长，挖掘自己的潜能，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其次，教师的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挖掘自身的课程资源，从教学目的出发，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次，教师要注意学习其他教师好的教学经验，分享他人的教学成果，做到取长补短和精益求精。最后，教师还要注意发挥群体合力。只有全体教师团结合作、共同参与，才能有学校课程的.合理、有效开发，才能有鲜明的学校特色。
二、突显学生主体地位，从学生的现状出发开发利用课程资源
我们在开发与利用学生资源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新课程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心理特点，关注学生现有的学习和生活。在教学中，多让学生自己谈体会、谈体验，这往往比老师的说教更为深刻，更能打动学生的情感。比如，我在上七年级下册《生命宝贵》这一内容时，我让班上的一位身患重病但经过全校师生的资助治疗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同学讲他的经历。这位同学的经历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以情感人，通过他的讲述使全班同学懂得了生命的重要性，珍爱生命就用不着老师再过多地去赘述。
2.善于利用学生的社会生活信息。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教师要善于把学生已经掌握的和能够发现的信息作为课程资源，以使教学内容更丰富，贴进生活，贴近学生。
比如教学“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时，作为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去调查自己家庭或家乡近年来发生的变化，搜集调查家中的“第一个”，比如楼房、电视、冰箱等，让学生通过切身的体会来说明我们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
3.重视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思想品德课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践性。要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就必须为学生创造和提供可以选择的实践资源。而社会是一个大课堂，蕴涵着丰富的人力、物力等教育资源，社会蕴涵的课程资源为思想品德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我们就要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的课程资源中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从学校的特色和实际出发开发利用课程资源
学校的特色也就是学校的资源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是精神文化等软件方面的，也可以是设施设备等硬件方面的。但每所学校的办学历史、设施条件等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就必须从学校的特色和实际情况出发，开发课程资源。学校师生应共同努力，以营造德育环境为生长点，着力开发园内的隐性德育资源，让学生获得美的润泽和滋养，从而激发学生对生活、对未来的热爱和希望。这种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参与面广，时效性强，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渗透于学生心灵，能产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四、立足地方实际，重视开发利用校外课程资源
本土教育资源是思想品德最肥沃的土壤，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而教育好一方人，就要用好一方土。就校外课程资源而言，学校和教师要根据教学的需要及学生的兴趣、爱好，联接公共图书馆、电影院、科技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网络传输机构以及其他社区服务机构，乃至于风景名胜、人文景观等，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查阅资料、观看演出、体验生活等提供方便，以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内容、方式、进度等，从而使思想政治课教学真正走进生活，焕发出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五、建立大教材观，拓展思想品德课的教材资源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课程资源这一重要概念，并不是说彻底抛弃教材，削弱教材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固然，教材已经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但学校和教师应更多地把教材作为课程资源的主要部分来利用。教师要以自身独特的风格，结合本地和学生的实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摒弃以往的“教材为本”的一元课程资源观，建立大教材观，对教材的内容、编排顺序等方面进行恰当的补充或调整。
总之，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对于学生和教师的发展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强化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密切结合学校实际、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积极开发和利用丰富多彩的校外课程资源，拓展教材资源，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应该成为我们思想政治课的重要一环。
篇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论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
论文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有利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没有时空界限，没有形态差别，已经参与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或可能参与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一切有利于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要素及条件的总和。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特点
1.客观性与不平衡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客观性。无论是校内高大宏伟的建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还是校外的社会大环境；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了它们对大学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无论它们是否被开发利用以及开发利用到何种程度，它们都客观地存在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虽然客观存在着，但它的分布却很不平衡。各个高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形成的文化底蕴不同，学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等都会引起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不同的特色，各地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发挥资源正面积极的影响。
2.丰富性与系统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大到江河山川，名胜古迹，小到教师的一言一行，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无不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它既存在于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又存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既存在于校内，又存在于校外。不仅能以物质、活动、管理为载体，而且能以人为载体，并能经过主体的开发，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资源，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不断得到更新和充实，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丰富而广泛，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它们共同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发生影响，是作为整体而发生作用的。所以，在开发利用时要注意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以达到最佳组合。
3.继承性与动态性
丰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继承以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不能脱离我国传统的资源发展而成为空中楼阁。我国丰富的德育思想和优良传统为现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的上升，高校物质条件不断得到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尤其是校外资源、隐性资源将逐渐得到重视，开发和利用力度会不断得到加强。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策略
1.挖掘培植校内资源
首先，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促进动态资源的生成。所谓教材二次开发，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教材为依据，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拓展和延伸。教师可以创设一定的情景，使学生大胆质疑，学生的思考、困惑以及学生的经验、见解，甚至学生的错误等，都是教学内容向深度和广度延伸的生长点。
其次，开发人力资源。一要开发利用教师资源。改革评价制度，稳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对现有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其他教师及工作人员要在各科教学和日常工作中对大学生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二要充分利用学生干部。学生干部一般与学生接触时间长，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沟通。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利用学生干部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有的放矢地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再次，开发校园文化资源。一是开发校史校情资源。可以通过编史成册；可以利用本校的名人对学生进行教育；要营造良好的校史校情教育环境。二是开发物质资源特别是图书馆资源。要注重购进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学生喜欢的书籍；注重引导学生的阅读流向；开拓新的服务领域，进行读书指导。
2.挖掘培植校外资源
第一，开发利用家庭资源。帮助家庭树立良好家风、行为习惯，营造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环境。
第二，积极开发利用社区人力资源，使他们不仅仅作为资源，而且成为社区资源的开发主体，这样，其它的资源才会变成活的东西。还应重视开发社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充分挖掘社区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改变社区的精神风貌，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
第三，开发利用国外资源。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大量阅读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书籍，挖掘其中的有益成分，如外国的无意识教育等，将挖掘出的有益成分进行整理，结合本校情况和学生具体情况加以利用。
3.开发利用网络资源
首先，要对师生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法制教育，认识清楚越是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越是要坚定立场，尤其是学生，要增强政治辨别力和对有害信息的抵抗力，筑好自身思想的“防火墙”。
其次，要对师生进行网络知识技能培训，增强师生开发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可以把课堂上、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学生日常生活和美丽的大自然以网络的形式展现，建立讨论区，使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
再次，挖掘利用其它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例如，新闻网站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在内容的选择上比较严格，要积极引导学生加以关注。
第四，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把好“过滤”关。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会对大学生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们要积极进行科技研发，开发出更为高级的杀毒软件和过滤器，使有害信息被拒之门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结语
要合理开发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就必须打破人们的传统观念，把有可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影响的人员都纳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体范围之内；要合理而充分地开发利用现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尽可能培植新的资源，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源源不断地涌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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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以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使命为主题的论文
再过二十几天，我们将迎来五四运动爆发101周年的日子。五四运动，在一代代中国青年心目中，都是一个神圣而充满敬意的事件，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炬，就像是高亢嘹亮的号角，永远激励着青年的心灵，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不知不觉，1过去了。今日，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01年前……
101年前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百般欺凌，北洋军阀统治黑暗腐朽，中华大地山河破碎、风雨如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把持的巴黎和会，悍然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率先在青年学生中喷发了。
19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北京高校3000余名学生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走上街头，为拯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中国近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运动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一时间学生、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民族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希望火种!从此，中国革命翻开新的篇章，中国历史进入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的起点。1840年以后的中国，积贫积弱，战乱不已，水深火热，不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前赴后继，但种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即使是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种彻底的革命姿态，使得五四运动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性任务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从此，中国革命事业开始迎来从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之后的百年间，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真正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走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锦绣前程。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以暴风骤雨般的形态，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凝聚起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承继了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并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主义成为最流行的新思潮。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先驱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走俄国人的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逐渐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立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时期，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他们中的很多骨干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五四运动后，这些先进分子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开始酝酿并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五四运动的成果和收获。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特征，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篇6：论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机论文
论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机论文
[摘要]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中的“修身”、“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等内容。对培养当代大学生基本道德准则、养成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习惯，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将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机结合。有利于充实和丰富大学生德育教育内容，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道德教育
我国传统儒家道德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传统道德思想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陶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至今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其中“修身”、“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等内容，如果剔除其消极的功利糟粕，保留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大学生基本道德准则、培养遵守日常社会规范行为，无疑是有益的。
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作用和局限，看不到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侧重于政治伦理教育。它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它的核心是“有道”。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劝告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天性的“善”的境地，使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那么社会自然就安宁了。所谓“有道”，就是所有的人都按照封建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行其事，不允许越轨。如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孝敬赡养父母，各自遵守基本社会伦理规范和生活规范，讲究礼节礼貌，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和社会公德意识等。这些观点，在我们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中，仍然是必不缺少的重要内容。在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我们可以讲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故事，教育大学生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孝敬父母，回报父母，推而广之，教育大学生感恩报德，回报社会，关爱他人；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引导大学生学会谦让、诚实、关爱亲友，培养亲情友情，这样就把传统的正确的道德观、伦理观灌输给了学生。当然这种灌输的方法要灵活多样，要重视教育内容的`时代性、形象性。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可运用电影、电视、录音、录象、网络以及其他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名胜古迹、考察、旅行等，这样更适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满足其好奇心，增加生动性，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要将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有机地融入大学德育教育，就应挑选既懂得儒家思想又热心德育工作的老师担当专职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利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大学生活，扩展大学生的视野，培养大学生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积极向上、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从而逐步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健全的人格意志和健康的生活情趣。
将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有机地融入大学德育教育，应该注意层次性。首先要重视培养大学生基本道德行为习惯，学会自我控制，养成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习惯。在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多。一些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习惯，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习惯，不懂亲情友情。对他们进行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索精神，促进健康人格的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高学历人群，他们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貌。把大学生置于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对他们进行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再就是重视大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大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态度。参照儒家传统道德思想要求，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从小处着手，优化大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公共场所不随地吐痰，不抽烟酗酒，不嚼槟榔口香糖，不乱扔纸屑；谈恋爱讲文明，交往注意自己的仪表，待人诚实、守信；穿着适合自己的身份，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等。
在德育教育中对大学生灌输儒家传统道德思想，还须注意形式的多样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因为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大学生面对的是开放的世界，越来越多的青年大学生不分良莠冲击着传统道德，企图摆脱传统道德的影响，去发展个性，实现自我价值，我们的德育教育如果不打破僵硬、封闭的体制，还是“涛声依旧”，就难以为大学生所接受，也就不可能形成大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那种简单粗暴、“重专业轻德育”、“重管理轻教育”的方法，只会增加大学生的反感抵触情绪，削弱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父母没有充分认识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作用，也没有认识到做父母的责任，他们要么对孩子过于溺爱，只重视物质生活，不重视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的养成教育，放任自流；要么一味拒绝、压制，长时间不能满足孩子的正当要求，因而造成孩子的压抑感，性格扭曲，到了大学仍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告诫家长，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发挥家庭道德教育的示范作用。
当然，我国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广大德育工作者要明确大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绝不能把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当作或等同于大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本末倒置。大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应该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良好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和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围绕这个目标，引导他们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总之，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改变当前大学德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呆板生硬倾向。提倡创新思维，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依据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民族特有的风格和性格，既要承接历史遗留下来的财富，又要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事业的发展，批判地吸取借鉴优秀传统儒家道德思想观念，充实和丰富大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把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推广开来，使之转化为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增强德育工作的吸引力，提高大学德育的实效性。
篇7：儒、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之审美精神的初探论文
儒、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之审美精神的初探论文
【关键词】“儒、道”思想；山水画；审美精神；静穆玄远；中庸柔和
【摘要】受儒、道思想的浸淫，中国山水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重形似，有着突出的内在精神美。山水画家以林泉之心对待创作，寻找的是精神家园。中国山水画的整体面貌有一个明显的审美特征，那就是呈现出一种静穆、含蓄、玄淡、浑茫和中庸柔和之美，极少有浮躁不安、剑拔弩张的火气与刚猛之感。
不同的民族、地区，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艺术是民族文化中最突出、最活跃、最深刻的表现形式。作为重要画科之一的山水画，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可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两千多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之深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山水画固然不能例外。
首先谈谈中国山水画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比”、“兴”的艺术魅力，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大意是说：诗中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人可以通过形象的比喻，更深刻而又直观地感悟到有关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哲理。通过对比、兴的艺术形象的审美，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自然、社会与人的某些相通的本质来，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
文学艺术和造型艺术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可以说孔子“比德”观点予山水画以深厚的思想内涵。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是说聪明智慧的人爱水，因为聪明人活跃、乐观，正像水一样川流不息，富有生命的活力。有仁德的人爱山，因为他沉静、高大、宽厚而长寿，故有“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之妙比。先贤们通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在认识上终于冲破了人与世界的纯物质的联系，而上升到了精神层面的高度。
“孔子在高扬人格美的同时，取山水以喻仁、智，正是要把人的这种内在的、视而不见的品格，与经验中的山、水的特点相比，赋予这种内在美以具体可感的形式。”这种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融合的审美观点和道家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共通性，或者说在道家思想中表现得更为彻底。正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宗炳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于此，宗炳认为：山水之形象中蕴含着“道”，体现着“道”。道映于物，需要贤者静气、净心去体味。与宗炳同时代的王微也说：“本乎形者融灵……止灵亡见，故所托不动。”王微同样认为，神和灵是与形不可分割的整体，神无所见，所以托于山水之具体形式上。这里“灵”其实就是指的“道”。看来山水画在萌芽时期就和“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受“道”的深刻影响，中国山水画才没有把追求形、色、体、光的逼真放在首位，而是把“澄怀观道”作为终极目标。
那么“道”为何物呢？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并非指客观存在之物形，而是宇宙万物自身存在之因，是无所不在，不可言说的至理。正如老子所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可以言传的则不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可名状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事物，但“道”又的的'确确存在着，正如老子所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的“道”在美学上的体现就是一种含蓄、玄远的朦胧之美。也正是这“大象无形”之美赋予了山水画以无限生机。
从山水画的图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山水不像人物、禽鸟那样结构严谨，比例精确。山石树木等的形体造型可以说不受太多束缚，无“常形”的山水画，正有利于完美体现“大象之美”。恽南田的一段论说更能帮助我们对山水画与“道”之亲和关系的把握和体悟，作为画家，“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不是树不是山也不是笔墨，是什么？是“道”的化身。
即使是最工整细腻的中国山水画，也是“写意”的，正所谓“妙在似与非似之间”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儒家“中庸”思想之影响所致。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意是强调做人要把内在本质的人性，与外在言谈风范文采巧妙配合恰当、协调，才能成为君子，不可偏执一端。这对文艺创作更是影响至深至广，对中国山水画来说亦颇有启示：过分追求自然山水之形质，就会走入“媚俗”之自然主义的极端；相反，丝毫不顾自然山水之形态，一味追求笔墨技巧，搞表面游戏，势必陷入“欺世”的形式主义之窘境。这在音乐艺术上主要体现在对“中声”和“中和”的追求上，此不赘言。“中庸”作为美学思想强调的是“中和之美”、“敦厚之美”，“这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国艺术的内容；而且也影响着我国艺术的风格：偏重于柔美者多，偏重于壮美者少。”
另外，从中国山水画的整体面貌来看，还有一个明显的审美特征，那就是呈现出一种静穆、浑茫的阴柔美，极少有浮躁不安、剑拔弩张的火气与刚猛之感。就是五代末北宋初代表山水画家荆浩，关仝及范宽之作，那大山大水的构图，虽有“远视则不离座外”之宏大壮美感，但它所真正展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平和的静态之美，因为它所蕴含的运动及张力是内敛的而非张扬的，可以说是寓动于静的。这在范宽的《蹊山行旅图》中，我们能更清楚地感到这一美征。这大概也和儒、道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大家知道，儒家讲“仁”与“德”等等，“仁”与“德”都是建立在“中庸”平和，甚至是“谦让”基础上的。可谓谦逊有加，这在整体心理上无不表现为无示张扬、不露锋芒而倾向于平静的。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认为，人必须靠心才能认识真理，因为心是人形神的主宰，它必须做到空灵、专一、不乱、即“虚壹而静”。做到虚壹而静，方可明察秋毫，体悟万物之理，从而也就认识了“道”。“虚壹而静”的观点不仅在哲学史上影响甚大，而且还深深地渗透到山水画创作中，致使它在整体上表现为偏于静穆的冲虚之美。此正如欧阳修所云：“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从两个“难”字上，我们不难看出欧阳修也是推崇绘画“冲虚、宁静”之美的。这和道家的某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显然，相比较而言，道家的一些思想对山水画趋于“阴柔”的审美特征的形成，影响更为深透。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认为水虽柔弱，但其恩泽万物而不与之争利，天下虽没有比水再柔弱的事物了，但它能以弱胜强，以柔克刚。这些观点充分地体现老子注重“阴柔美”的美学思想内核。这在董源、巨然，尤其是“二米”萧散简远、平淡天真的山水作品里得到了较好的展示。
由“道”产生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面，而它们的调和却是以“宁静”、“冲虚”为前提的，这正和儒家中“德”、“仁”、“谦”、“让”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天地万物皆然，既然山水“以形媚道”，贤者“澄怀观道”，那么山水画的创作欲合于“道”，达于“自然”，必戒火躁、硬实、刚猛之弊，而求静穆、阴柔、玄远之境。这一点，我们不仅能从历代绘画品评中得以印证，更可以从历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观赏中获取更真实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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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试析走向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论当代女性诗歌论文
试析走向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论当代女性诗歌论文
论文关键词:女性诗歌 个体经验 文化批判 “类”经验
论文摘要:在当代，我们很少能看到具备思想的高度与力度、具备文化的包容性与深广的经验厚度的“女性诗歌”文本。当代女性诗歌常常在一种情绪化的激愤中，一方面将个体经验推入本质化、实体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将女性的“精神视角”转换为文化批判。“女性诗歌”的写作因此陷于对本质化、实体化的个体经验的执迷与超越个体经验的文化批判的悖论之中。走向一种“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这包括两方面的任务:首先是以“类”的经验改造“女性诗歌”的写作经验的构成与写作生态，提升其品质;其次是以“类”经验承载文化批判的责任。
从作为写作资源的诗歌经验的构成上讲，在我们看来，当代，至少是“新生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一直处于一种悖论结构中:一方面是充满痛苦地、悲壮地沉没于个体性的女性性别经验的深渊之中，在写作中则表现为对于这种经验本身的或许是过度的执迷、夸张与倚重:
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与知觉，……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翟永明《女人》组诗之序言《黑夜的意识》)
而另一方面，当试图将这种个体性的性别经验升格为“女性视角”、“女性精神性别立场”的时候，就无可避免地将之推向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视境。因为女性个体的性别经验，甚至于这种个体的性别身份本身都是社会中给定的文化构成物，这样，“女性诗歌”的写作在对于个体的黑色深渊的绝望与迷醉中又以一种拒斥与抗争的姿态狂乱地指向了后者。这一点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观念悬浮于诗歌的上空，或者仅只是诗歌写作的外在的意义指向，而是作为一种张力、一种撕裂的伤痕贯穿于“女性诗歌”内部。诗意的激情并没有将这种悖论化解与泯合，反而将它们推人更加尖锐化的对立之中。我们常见的情形是在一种情绪化的激愤中，一方面将个体经验推人本质化、实体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将“精神视角”转换为文化批判。这一状况以不同的形式或隐或显地大面积侵扰着“女性诗歌”的写作，并且决定了“女性诗歌”的基本品质。在当代的“女性诗歌”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具备思想的高度与力度、具备文化的包容性与深广的经验厚度的“女性诗歌”文本，诗歌本身于是常常处于一种以个体经验承载文化批判的栖惶不安、孤立无助与疲惫乏力的状态之中，而学理和逻辑上的矛盾与悖谬倒还在其次。从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文化分析与文化批判，所需要探讨的恰恰是个体意识与性别身份本身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个体经验是如何生成的，所需要避免的恰恰是将个体单子当作实体而不是文化构成物的幻觉与对这种个体经验的本质主义立场。
西尔维奥·方迪在《微精神分析学》中指出，我们身上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源于我们自身。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来看，女性的性别身份与个体经验首先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规定之下的“生理”的与“自然”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个体与个体性经验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首先是被抛入体制的被构成者。其次才是作为“主体”的构成者。因此在作为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权力的牺牲品这一点上，男性和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作为事实上的性别权力的优势拥有的一方，男权固然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作为体制本身建构的参与者或者说参与的一方，女性自身也未始不需要一种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维度—这一点在个体性经验的情绪化表达中常常被遮蔽了，或者至少看起来似乎是不“人道”的:“她/我都这样了，还要被批判或自我批判吗?”实际上“人道主义”所指向的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体一主体”在这里正是将人们思考引人歧途的地方:“主体”之所以是“主体”，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它自身，它同时还是它所不是的东西，它同时是客体与中介，主体与他者在“类”的共在中处于一种相互构成、互为中介的状态。恰恰是将个体囚禁在纯粹的意识和观念中的个体自足的幻觉，是体制和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础，或者就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的作用本身，而“个体一主体”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在共在的“类”经验中对于规定着诗歌经验的形态起源与质地构成的个体性的意识与观念死结的破除与走出。
因此，“类”的经验并不是简单地退回到宏大粗放的无个性的时代与集体的传声筒的“大我”阶段上去，也不是要做女性群体的简单的代言者。同样，它也不是个体经验在情绪的催化作用下的同质放大，就如同前面翟永明引文中的“我们”所指示的那样。“类”的经验强调在“类”存在状况中经验的体制性的、文化的构成、男性与女性经验的相互错综、相互构成的经验本身的“主体间”的包容性与复杂性，以及经验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维度。对于这种“类”的经验需要作如下的说明:(1)恰恰是泊没在个体性中不能自拔时，将女性经验仅仅减缩为一种纯粹的意识甚或一个概念、拘囚在某种体制性知识的牢笼中并且复制与再生产了这种知识。伊蕾在《被围困者》组诗中的名为“主体意识”的一节中写到的“我被围困/就要疯狂地死去”，完整地表达了一种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机制以及对其令人“疯狂”的作用与后果的体验(但也仅仅停留在体验之中而不能通过一种反思的维度将其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个体”或“主体”正是意识形态“召唤”人们去成为的体制身份之所是，成为“个体”或“主体”也就意味着“臣服”于、处身于意识形态与体制机器的围困之中。因此实际上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经验构成了“个体一主体”而不是相反，所以当女性写作仅仅拘执于“个体性”时，女性性别经验本身便被装进了阻隔与消除其解构性危险的纯粹意识与概念的玻璃瓶子里，并成为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自我论证的个体化范例。(2)“类”经验相对于个体性经验就不仅仅是种量的铺张与扩大，而是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经验构成机制与经验来源。“类”经验取消了“个体主体”的经验载体与经验生产方面的特权或幻觉，而转向一种“主体间”的经验场，这也等于是说，将关注与考察的中心由“个体一主体”转向经验与经验生产机制本身。从而，“类”经验引起的单复数变化不应该是将“我”放大为“我们”，而是“经验”本身需要永远变成复数形态的名词。“经验”的复数形态的表述同样也不意味着一种量的变动而是“经验”质性本身的一种深刻改变。主体间性本身便意味着对“个体一主体”自足的幻觉的祛除和对于“个体一主体”的意识形态批判，相应地，一种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维度也就内在地包含到了“类”经验的本质之中。(3)“类”的经验本身并不意味着对于性别权力本身的复杂微妙的构成与表现方式的忽略，相反，只有将这种权力关系置于“类”存在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生产的大的视阑中来考察，才能对于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作出充分的估计，对于诗歌写作来说，才能对性别经验本身的构成作出恰当的处置与表达。由此也就引起了对于建立在女性性别经验基础之上的'“女性诗歌”的概念的整体更新:我们不能以一种本质主义的、实证的眼光去孜孜不倦地考求“女性诗歌”的存在与否以及什么是“女性诗歌”—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不管得出什么结论，不管找到多少“例证”，都将成为毫无思维的拓展与深化意义的独断论。既然我已经将性别身份与性别经验本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构成物，那么也就必须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范式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概念，避免将其本质化、实体化。“类”的经验构成对于“女性诗歌”的写作来说至少可以在如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以“类”的经验改造“女性诗歌”的写作经验的构成与写作生态，提升其品质。在当代“女性诗歌”的写作中，弥望的是同质的、无差别的“黑夜意识”与“黑色”体验，而“黑夜里一切的牛都是黑色的”，这种“黑色”与“黑夜”的感受除了表明一种单调的“女性”体验之外，它同样也是“女性诗歌”的经验机制与写作机制本身的结构性缺憾造成的意义阴影的直觉性呈现。意义在于差异性，一种向着个体性的深渊中不断沉溺与内敛的单质化的经验只能将自己囚禁在意义的黑夜中。所以我们说，至少就我们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而言，经验的“个体化”的过程正是对于经验本身的意识蒸馏与概念萃取，而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最多是经过了情绪化的膨胀的)一种概念化的或者纯粹是作为一种意识的经验是最容易被复制的。因此，对于当代女性诗歌的写作主体来说，需要破除“我执”，以“类”经验溶解个体意识的硬壳，主动以包容开放的态去体味、去接纳，尤其是要去兼济那些似乎是异质、异己的经验，从根本上重新组织作为写作资源的诗歌经验构成。诗歌经验的多维构成尤其是自我反思与批判的维度，打开了向思想与哲学的高度提升其整体品质的通道—在里尔克、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之后，这一点大概不会被理解为诗歌图解概念或者简单地去写“哲理诗”。诗歌写作不同于一般哲学思维，但却并不妨碍它具备哲学的思想质地与品性的地方在于它是沉潜在经验的内部，以前概念的方式在不同的经验质料之间的相互激发、相互砒砺、相互映照与相互“论证”中走向意义化与形式化。由此出发，当代“女性诗歌”的整体生态与文化品格才有望得到本质上的改善与提升。其次以“类”的经验承载文化批判的责任。“类”存在并不仅仅是个体性存在的在数量上的简单相加与聚合，“类”存在之于个体性的存在有着质的区别。体制化与意识形态机制是“类”存在的基本前提与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个体的自我理解的不透明性与个体经验的可疑性。所以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文化批判。而是反对从个体经验出发的文化批判。这样的批判只能在一种情绪化的偏激中将问题引如歧途，对写作构成伤害，非但徒劳无功，而且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双向的损失。我们这里所指的文化批判建立在“女性诗歌”写作中的一种诗性的经验一意义机制自身所包含的文化批判维度之上，是后者自然而然的理论延续与展开。与单纯从个体经验出发写作不同的是，这种写作机制对于“类”经验的倚重还不仅仅在于“类”经验本身的质地与构成，它在对于这种并不“纯粹”的经验本身保持包容与接纳(因为舍此而外我们并无别的经验来源)的而非情绪化的拒斥的同时，在一种反思的态度中对于这种经验的质地与构成所含蕴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机理本身保持探索与研究的兴趣，最后再将这一切置于诗性的处置与表达的澄明之中。因此，对文化批判的经验支持并非是偶尔派给“女性诗歌”写作的任务，除去它其实也是“女性诗歌”写作祛除文化蔽障、争得完整的意义空间与健全的话语权力的长期的、内在的需要之外，“女性诗歌”具备杰姆逊所讲的将个体状况与社会整体条件连接起来的美学经验之“认知测绘”价值。从而，文化批判构成对于上述的“类”经验本身的理论(批判)价值的系统开掘与逻辑升华。而文化批判建立在这样的美学经验的基础上，则可能恢复作为“理论化生活”的丰富性，而非仅仅作为一种概念和思维机器的理论噪音去惊醒人们。
当下的文化处境使得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类”的主体性与文化诗学的视野中来，这一点对于诗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女性诗歌”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诗歌从来被当作是个体性的文化实践的典范，而“个体主体性”曾经是被大力张扬以求“回到诗歌本身”的义正辞严的理论宣言。“诗歌本身”是什么以及“个体主体性”的理论立场的历史功绩如何我们权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同于政治极权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有一种犬儒主义式的直白的、自足、自主与能动的“个体性”是眼下的文化意识形态所竭力培植的幻觉。从“个体性”的梦魔中走出的“女性诗歌”写作，将会在“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中获得一种全新的书写自由与力度，以及一种全方位的丰富性。
★当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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