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本文共9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
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身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诗人，韦应物在以往的唐诗研究中一直被归属于代宗朝的大历时代，因而被称为大历诗人。不仅古代许多诗评家把他作为大历诗风的代表人物，当代唐诗研究专家蒋寅先生也把他视为大历诗风中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中的代表加以论述[1]。但细究韦应物的仕宦履历就会发现，江南地方官的身份是他在德宗建中三年担任滁州刺史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如果从严格地把“大历”作为年号的含义出发来理解大历诗风的话，显然对韦应物大历诗人身份的认定是不太准确的。而且细究其作品就会发现，他的大部分诗歌其实是创作于德宗建中、贞元年间。以孙望先生编著的《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为基础进行统计会发现，韦应物的诗歌近600首，除去80多首无法系年之外，其中近300首都是创作于德宗建中元年之后，占据其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虽然诗歌数量不能代表一切，但也确实说明进入德宗朝以后的韦应物，诗歌创作并没有停滞或消歇，反而有愈加昌盛的势头。此种现象在宋代时已为学者所关注，如韩驹也认为韦应物早年之所以诗名未著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诗歌“晚乃工”。而且，从诗歌的内容、风格、体式等角度来考察，韦应物在德宗朝的诗歌也确实表现出了和大历时期不同的风貌。日本学者土谷彰男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将其称之为“贞元诗人韦应物”，并提出他为“元和文学之嚆矢”[2]，惜其在文章中并未作具体阐述。韦应物的创作现实和学者的这些观点无疑让韦氏在德宗时期的创作进入值得关注的视野。
二、由《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一诗看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心态
韦应物在德宗朝的生平履历还是非常清晰的，不同学者对这段经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疑义。这段经历其实从韦应物本身的诗注中也能得到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如其《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中句下自注曰：“大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鄠县制除栎阳令，以疾辞归善福精舍。七月二十日赋此诗。”[3]251《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题下注曰：“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栎阳令除尚书比部员外郎。”[3]254在建中三年夏天，韦应物又出为滁州刺史，三年后在滁州闲居一段时间后，他又于贞元元年秋天，出为江州刺史。贞元三年，入朝为左司郎中，在贞元四年九月时，有《奉和圣制重阳日赐宴》诗。根据新出土的《韦应物墓志》的相关记载，陶敏先生考订其大约在贞元五年初出为苏州刺史，贞元六年末在苏州去世。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线索，考察韦应物在德宗朝的诗歌创作情况就相对容易了。
应该说，出任滁州刺史是韦应物人生后期一个十分重大、关键的事件，他在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格外丰富，大概有近130首，占了其后期全部创作的近一半。而且，从任滁州刺史开始，韦应物三领外藩，除了任职左司郎中一职时身在长安，人生后期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江南一带度过。在这样特殊的时空环境中，韦应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在他初任滁州刺史时所作的《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留别朋友兼示诸弟)》一诗中透露出了一些端倪，对于我们理解贞元时期韦应物的诗歌创作情况和复杂心态是大有助益的。该诗全文如下：
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中岁守淮郡，奉命乃征行。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徘徊亲交恋，怆悢昆友情。日暮风雪起，我去子还城。登途建隼旟，勒驾望承明。云台焕中天，龙阙郁上征。晨兴奉早朝，玉露沾华缨。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皇恩傥岁月，归复厕群英。[3]263
首四句点题，交代了他离开长安出为滁州刺史的事实，但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在于“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八字。韦应物本是京兆杜陵人，唐时有俗谚“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出身显赫的韦应物在玄宗时已经入仕。据《韦应物墓志》载其仕历云：“丱角之年，已有不易之操。以荫补右千牛，改□羽林仓曹，授高陵尉、廷评、洛阳丞、河南兵曹、京兆功曹。……除鄠县、栎阳二县令，迁比部郎。诏……领滁州刺史。”可见他在任滁州刺史之前，虽为官九任，但一直围绕着京兆府和河南府两地。从他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也一直不算太高。现在有机会为政一方，担任要员，这对于韦应物来说不啻政治生涯中的“春天”，不能不使他受到一些鼓舞。所以下文四句说自己“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他对于自己本来担任的尚书比部员外郎一职已经很惭愧了，觉得自己名不副实，现在居然要去担任滁州刺史，就更难免诚惶诚恐了。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但也确实说明他对担任滁州刺史一职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但作者转念一想，既然担任了这一职位，就不能庸庸碌碌，既然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就应该竭忠尽智，有所作为，“效愚方此始”，真让人有一种信誓旦旦的感觉。但是，作者越是信誓旦旦，越让人从中听到了几许言不由衷，几许畏难，几许矛盾，几许复杂。
这种心理的产生和韦应物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均有关系。首先，京兆韦氏的出身一方面带给了韦应物他人没有的荣宠，另一方面，这样的家族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世致用的家族氛围或者说家族文化基因。和先辈们的时代虽然已经不同，但有所为的思想是潜藏在韦应物内心深处的。其次，出生于开元年间，又担任过玄宗右千牛一职的韦应物切身地见识过、经历过盛世的繁华，在那个时代享受过恣意的生活，他回忆这段时光时的诗风也曾经那样狂放不羁，带有盛唐格调，如《温泉行》《燕李录事》《逢杨开府》等均是如此。但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任何人而发生改变，安史之乱的变故一时之间“惊破霓裳羽衣曲”，王朝的盛世就这样突然消失在他的面前，他所承受的心理打击要远重于其他同龄人。最后，在任滁州刺史以前，韦应物一直在仕与隐中徘徊。从韦应物进入仕宦生涯开始，就像一条有规律的波浪线一样，一直在仕与隐中腾挪转换：担任玄宗侍卫时因安史之乱隐居武功宝意寺，代宗时任洛阳丞因惩办不法军士被讼去官后居于同德精舍，代宗时任河南府兵曹参军因病去官后复居于同德精舍，大历十四年因连坐京兆尹黎幹由鄠县令改任栎阳令，旋即辞官寓居澧上善福精舍。当然，从上述经历来看，诗人虽然隐居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战乱、罢免、疾病、获罪辞官等不得已的因素，但实际上隐居也一直以来像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一样吸引着诗人。这种吸引既是中国古代文人功成身退、泛游五湖的心态使然，同时也是诗人一直以来沉沦下僚的仕宦经历对他经世致用心态的消磨作祟。他早期的《赠王侍御》一诗中说：“自叹犹为折腰吏，可怜总马路傍行。”[3]78昔日豪放不羁，任性妄为的豪门公子哥已经被这黑暗的官场磨去了棱角，更何况政治环境愈加恶劣。之后，在《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中，韦应物感慨“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赋徭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3]66-67在宦海中沉浮数载的作者此时已经产生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之感，难免发出“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的“循吏倦还”之叹了。近藤元粹评价此诗曰：“使高士有归与之叹，世自有任其责者。”[4]确为的评。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心境下，被任命为滁州刺史的韦应物无异于在政治上被打了一针强心剂，这让他似乎又燃起了一些斗志，但念及以往的遭遇，又会让他的政治热情在不自觉中大打折扣。这种矛盾心态在韦应物的心中无异于一种煎熬，这样的煎熬及如何解决这种煎熬自然而然会成为其德宗时期诗歌的一个主题。
对于奉王命而不得不“中岁守淮郡”的韦应物来说，既然决定了要“效愚”，那么就没有办法“顾私”，也就是他私心中不愿离去的亲朋好友们——“徘徊亲交恋，怆悢昆友情。日暮风雪起，我去子还城”。韦应物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情的人，不管是对朋友、亲人还是对百姓、国家乃至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田园风光都充满了热爱之情。身在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在心理上本就易于重情，再加上韦应物本人性情之所在，所以，浓郁的情感是韦诗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特质。以他对兄弟而言，韦诗中相关作品非常多，难怪黄徹感慨：“尝观韦应物诗，及兄弟者十之二三。……余谓观此集者，虽谗阋交瘉，当一变而怡怡也。”[5]况且以韦应物四十余岁的年龄，且没有爱妻(其妻已于大历十二年去世)相伴的情况下离开他十分熟悉的环境和亲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主政，多少会有些畏难之情。在这种心理下，对亲友的依恋更加强烈，本也是人之常情。况且，从唐人观念来说，在仕宦上一直重内而轻外，因此，从韦应物本身的心理来说，他眷恋着朝廷和皇帝，渴望能够有机会早点回到长安，回到朝堂上来。这样的心态在这首诗的末尾得到了反复抒写和强调：“云台焕中天，龙阙郁上征。晨兴奉早朝，玉露沾华缨。”在远去的道路上，诗人忍不住遥望长安城，此时的长安城中那高耸入云的台阁、观阙是那样的壮观而亲切，曾经的自己每天都会来到唐宫之中，得觐天颜，得商国是，到了明早，这样的场景却再也不会出现了，而只能是“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离去之后，对于百姓的治理是自己一直牢记心中的事情，“皇恩傥岁月，归復厕群英”，假如皇恩浩荡，看到我这番勤勉的工作，也许能让我早些回来，得以厕身于朝堂群英之间吧。
三、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创作的新倾向
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分析上述诗歌，是因为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复杂情思恰恰暗示了韦应物在贞元时期创作的新质素。
(一)吏隐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表达
在江南的仕宦生活中，韦应物最终选择了“吏隐”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困扰他大半生的仕与隐的矛盾，而这一方式的获得和江南绮丽的风光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山水景物的描写也成为他贞元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后人眼中韦应物山水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及其典型的清雅闲淡的诗风，实际上更多是通过他在建中、贞元时期的创作才得以实现的。
前文已经提到，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之前，其生活状态一直在仕与隐中转换。在以往仕、隐生活的交错中，作者内心的矛盾主要源于其“围城”心理——为官之时渴望退隐，退隐之时又希望为官，既想要自由又想要权势，即所谓“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3]439。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大历诗人们的偶像谢朓早就为后世的官僚文人们探索出了一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6]的“吏隐”之路，而来到了江南的韦应物在感受到江南的绮丽风光后，也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有学者曾专门研究韦应物在滁州的诗歌创作情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韦应物只在滁州生活了三年，但他的诗歌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在滁州创作或与滁州有关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韦应物诗歌思想艺术风貌产生深刻影响的‘吏隐’思想是在滁州正式形成的。因此，是韦应物把闭塞荒芜的滁州古郡带入了中国文学史，而滁州这片土地又滋养了韦应物的诗歌。”[7]虽然学者的研究只是立足于滁州，实际上，不仅仅是滁州，江州、苏州又何尝没有滋养韦应物的诗歌呢!笔者据陶敏、王胜友两先生的《韦应物集校注》统计，在韦集中，登眺之作共15首，创作于德宗朝的则有10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游览之作共58首，其中作年不详的13首，创作于德宗朝的共计28首，也是在大历时期创作的将近两倍。可见，相比大历时期，韦应物登山临水之作的数量在德宗朝有了很大提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作者本是一个“所爱唯山水”[3]451的性情中人，现在终于有机会来到秀丽的江南山水之中，自然会兴起一种别样的感慨。作为滁州刺史的韦应物曾写下《游琅琊山寺》：
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青冥台砌寒，绿缛草木香。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经制随岩转，缭绕岂定方。新泉泄阴壁，高萝荫绿塘。攀林一栖止，饮水得清凉。物累诚可遣，疲氓终未忘。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3]472
担负着“恤人隐”职责的诗人毕竟堪称循吏，所以郡内人事的处置不能不占据诗人绝大部分的时光。因此，“久未遑”的畅游一旦有机会得以实现，其喜悦的心情就真的是难以言表了。带着这样的兴致去游山玩水，难免让自然万物“皆著我之色彩”了。不仅如此，在游山玩水中，身心得到了愉悦，世事的牵累也终于得到了排遣，然后依旧能回到现实中，回到自己的职位上——“还归坐郡阁”，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南朝小谢的吏隐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除此之外，诗人在滁州所作的《再游西山》一诗中说：“南谯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叹乏弘量，终朝亲簿书。……出身厌名利，遇境即踌躇。守直虽多忤，视险方晏如。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3]452表达的也是长时间在仕与隐之间犹豫、徘徊，诗人虽然仕途偃蹇，但自己宁愿得罪人也要坚守自己正直的品格。况且，现在自己来到了滁州，一直以来抑郁的胸怀也能得以舒展了。《南园陪王卿游瞩》中也说自己“形迹虽拘检，世事澹无心。郡中多山水，日夕听幽禽”[3]450，以郡中山水景色作为自己游览骋怀的媒介。《夏至避暑北池》中有“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3]479，也很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在公事之余游赏景物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既能“专城宠”，亦能“逍遥池馆华”[3]451，何乐而不为呢。
南宋葛立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烟霞泉石，隐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鲜矣。谢灵运为永嘉，谢元晖为宣城，境中佳处，双旌五马，游历殆遍，诗章吟咏甚多，然终不若隐遁者藜杖芒鞋之为适也。元晖《敬亭山》诗云：“我行虽纡组，兼得寻幽蹊。”《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叶沧洲趣。”自谓两得之者。其后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隐犹谓之“杀风景”，而况于鼓吹乎!韦应物、欧阳永叔皆作滁州太守，应物《游琅琊山》则曰：“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永叔则不然，《游石子涧》诗云：“麕?鱼鸟莫惊怪，太守不将车骑来。”又云：“使君厌骑从，车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游山当如是也。[8]
其中谈论的中心虽然是游山之道，但文中把韦应物和谢灵运、谢朓相提并论，并将他们都称之为“宦游而癖”“烟霞泉石”者，实际上正是注意到了三者在吏隐生活方式上的一致之处。而这样的生活对于韦应物来说，正是他在德宗朝担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后，所走过的从不自觉到自觉投身于山水美景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忘怀世事的复杂心路历程后最终选择的结果。因此，研究德宗朝韦应物的创作情况从作家心灵史角度来说，就有了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沉浸在山水风光中的韦应物始终不能忘怀的世事到底是什么呢?
(二)思亲恋阙之情的反复抒发
对于韦应物来说，始终徘徊在他心间令他无法忘怀的就是亲友和故乡长安。而且，长安对于诗人来说不仅仅是故乡之所在，它还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在藩镇割据的背景下士人们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唯一舞台。江南固然有它的魅力之所在，但所谓月是故乡明，江南美景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诗人对故乡长安的思念。如其《游灵岩寺》：“吴岫分烟景，楚甸散林丘。方悟关塞眇，重轸故园愁。”[3]454《陪王卿郎中游南池》：“鹓鸿俱失侣，同为此地游。……终忆秦川赏，端坐起离忧。”[3]449这些在江南创作的诗歌无不透露着诗人对故园秦川的怀念和眷恋以及自己无法回到政治中心的失落和抑郁。
初来江南的诗人已经年近半百了，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带来的体弱多病，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难免倍加思念亲朋，他诗集中大量的思亲念友诗都是创作于江南时期。以其诗集中的寄赠和怀思两类作品进行统计的话会发现，在145首作品中，去掉系年不明的3首怀思之作，其中92首(包括寄赠之作79首，怀思之作13首)均创作于德宗朝。这样的数字恰恰说明，在江南的韦应物往往习惯于将其对亲朋的种种情思通过诗歌的方式进行传达和展露，以排遣自己内心的孤独之情。
四、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创作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从微观角度而言，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对特定题材的关注无疑为他在诗史的演进中确立了一席之地。但如果对他在德宗时期的创作进行综合、宏观地考察，就会发现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无论是对于其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唐诗史来说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个人诗坛地位的确立
就诗坛地位而言，韦应物在江南尤其是滁州、江州、苏州担任刺史期间，和各路文人的酬唱往来活动非常频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松散但以韦应物为中心的文人唱和团体。文坛领袖地位的确立客观上使韦应物能以自己的创作对周围的文人和当地的文坛产生较大影响。
作为地方要员、一方郡守的韦应物除了官僚的身份之外，还在官舍举办文会。《郡斋雨中与诸文士宴集》即对其官员和文人身份交融下日常生活的写照。在江南屡次担任刺史的韦应物本身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诗人，他和周围文人的往来酬唱亦成为时人追慕不已的文坛佳话。而这样的特点通过他刺史——文人的身份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周围人的创作，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皎然向韦应物献诗时舍弃自己擅长的近体诗而选择了韦应物本人较为偏爱的古体诗，虽然这样的讨好之举并没有得到韦应物的认可，但却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拥有显著地位的官僚文人在文坛上的影响力。
(二)诗史的影响
和大历诗人不同的是，韦应物诗歌始终对现实比较关注，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才丽之外，颇近兴讽”[9]。皎然在《答苏州韦应物郎中》中开篇即说：“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荡漾学海资，郁为诗人英。格将寒松高，气与秋江清。何必邺中作，可为千载程。”[10]由皎然的评价也可见在当时诗教沦丧的情况下，韦应物一直坚持风骚的现实主义精神，诗风上格高气清，成就不俗。不仅如此，在诗体的选择上，韦应物也特立独行，在古体诗的创作上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这在近体诗盛行的时代大潮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既是韦应物个人好尚之所在，同时也是他在德宗时期身处江南，较少受到主流诗风影响的结果。据研究者统计，就韦应物可以系年的五言古诗来说，建中之前共计91首，建中之后共计94首，[11]虽然在数量上似乎相差不多，但结合韦应物贞元六年就已去世的事实会发现，进入德宗朝的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对古体诗的坚持与发展。学者在客观考察韦应物的创作后将他称为“大历诗坛上一支独异的花朵”[12]。与大历诗坛诸人创作的异貌似乎正暗示了他在建中、贞元诗坛诗风有所变化的原因所在。而无论是对现实的关注还是对古体诗的重视，正暗合了元和诗人在诗歌题材、诗歌体式上的趋势和走向。因此可以说，韦应物以他充满个性化的创作展示了一位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诗人在文学发展中的敏感力和创造力，而他的创作倾向经过贞元文人的进一步发酵在客观上无疑为元和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文章开头部分提及的学者评价他为“元和文学之嚆矢”的内涵也就通过他在德宗时期的具体创作得到了解答。
五、结语
客观来说，韦应物作为由大历进入贞元的作家，德宗时期已是其人生的中晚期，儒家所谓君子“三戒”中明确提及“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3]。可见，意满自得、安于现状本是人老之时的常态。韦应物的诗歌创作也难免受此心态影响，如果没有求新的意志、人生的变故或者其他外因的刺激，他也很可能就会延续其在大历年间的风格和主题，继续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浅斟低唱着过去的旋律(而这也正是大历诗人中虽然有颇多生活到德宗时代但却无法将其称为德宗朝诗人的原因)。幸运的是，因为个人境遇、生活环境、地域文化的诸种变化与影响而使韦应物的诗歌创作在新的时代下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貌，进而也使其创作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有鉴于上述已经论及的内容，韦应物德宗朝诗人身份是应该得到重视和承认的。
篇2：王勃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
王勃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
一、山水诗
如《深湾夜宿》：“津涂临巨壑，村宇架危岑。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江童暮理楫，山女夜调砧。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所写他在蜀地的旅途中夜宿江边的情形，首句就写他见到的奇异景象：天色已晚，诗人借宿江边的渔村。村口子有倚山临水，在暮色中看来，山更显得高大壮观，深壑更是幽深慑人。这样奇险的山水突兀而显现在读者面前，显然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以下两句写隐隐的水声激荡在耳边，江风吹动树，影影绰绰的更为深邃。居民们也许是因为司空见惯，他们也不具有王勃这样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感受力，所以并没有像王勃这样一个生长于平原地区的人这样有一定的审美距离感。小村子里的居民他安居乐业，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到他们平静的生活。而此时，逐渐远离家乡的孤独的诗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可抑止地思念起了自己的故乡。
《别人四首》：“江上风烟积，山幽云雾多。”“霜华浄天末，雾色笼江际。”《江亭夜月送别二首》：“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寒夜怀友杂体》二首其一：“北山烟雾始茫茫，南津霜月正苍苍。”在这些诗句中，诗人以简练的笔法勾勒江上的景色，突出了江上烟雾缭绕、氤氲幽寂的特点，诗歌中也充满着浓郁强烈的感情。这样秀美的山川，对诗人充满了感召力，也能够引起无数文人的向往。
王勃漫游中所作的山水诗，语言一般比较精炼，篇幅比较短小，以五绝五律为主。其中尤其以在巴蜀所作为佳。他在蜀漫游期间常常深入到自然中去，对蜀地山水风景观察比较细致，在描绘景物的时候也能够很好地突出蜀地山水风景氤氲苍茫的特点。
漫游对王勃诗歌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表现在他对他乡山水的描绘上，他的诗歌还记载了在离开家乡与京城进行漫游过程中的孤独无依的情感体验，在他的送别诗中，这种情感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王勃诗歌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的那首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逰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写得最好的是后四句，以旷达的语言劝慰对方，非常爽朗豪迈。诗中虽说自己是“宦游人”，但写作此诗时诗人是在长安为官。其时初以幽素科进入京城，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所以诗中充满着一种昂扬的气势和壮大的情思。然而我们把目光转向他在失意后入蜀漫游时所作的诗歌时，其中的情感基调就大不同了。试看下面几个例子：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别薛华》)
明月沉珠浦，秋风濯锦川。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澘然。(《重别薛华》)
在这些诗句中，诗人由原来的“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变成了“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澘然”。这里再也没有了那种豪情壮志，只有萧条的景色，深沉低昂的情感。尤其是在秋风起，落叶下的时候，是孤独的诗人最惆怅难以释怀的时刻。在他的这些诗里，常常并肩出现的两个词语就是“千里”和“百年”，“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纵横千里，上下百年，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深入思考，恰恰出现在这些远离家乡进行漫游时所作的诗歌中，这是一种巧合。
诗句中抒发的不仅仅是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也包含着对政治失意和前途渺茫的惆怅，还包含着一种对故乡的深沉的依恋，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上追寻超越与现实中饱受磨难的深刻矛盾。这也正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所以倾注在王勃笔端的思乡和惜别之情能够引起千载之后羁留他乡的人们的情感共鸣。
二、其他：
王勃还有乐府《采莲曲》和《江南弄》两首，《江南弄》似是拟作，不作评述。
采莲归，绿水芙蓉衣。秋风起浪凫雁飞。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揺橹。叶屿花潭极望平，江讴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驻。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巳暮。(《采莲曲》)
笔者翻阅了《乐府诗集》，初唐之前，梁简文帝、梁元帝、刘孝威、吴均、陈后主等等都作过《采莲曲》，思想性都比较薄弱。试看梁元帝的：“碧玉小家女，来嫁江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试看刘孝威的：“金桨木兰船，戏采江南莲。莲香隔浦渡，荷叶满江鲜。房垂易入手，柄曲自临盘。露花时湿钏，风茎乍拂钿。”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一则王勃作品篇幅较长，多使用七言句，七言歌行的形式所能容纳的内容比前作丰富得多;二则王勃作品思想性已经有了一个很大跨度的.超越，他在诗歌中已经不再局限于景物的直观描绘，也不局限于抒发自己个人的感情，而是写得是吴越女子们对自己远在前线征战的亲人的深刻思念，也用这种江南极美的景色来反衬在外征战的将士们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一种深切的关怀。这是王勃在经历了现实的苦难之后才会感受到的，假定没有他的漫游生活，他就不会有对生活的深入体会，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他的思想境界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提高。
王勃在漫游中所作的诗歌，开拓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和杨炯卢照邻等人一起完成了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把诗歌“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初唐诗坛在王勃等四杰的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充实，气势壮大的作品，这有力地推动了初唐诗歌走向盛唐气象，在诗歌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篇3：浅析王勃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
浅析王勃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
唐代诗人王勃他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他心中的情感恰好在奇山秀水那里找到了契合点，遂喷薄而出，成就非凡。
王勃漫游中的诗歌，大都是在蜀地、吴越漫游和后来随父去交趾途中所作的诗歌。作为一个年轻的富有激情的艺术家，他有精力和志趣去观察异乡山水。他的诗歌作品中描写山水景致，反映了富有当地特色的风土人情。
一、山水诗
如《深湾夜宿》：“津涂临巨壑，村宇架危岑。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江童暮理楫，山女夜调砧。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所写他在蜀地的旅途中夜宿江边的情形，首句就写他见到的奇异景象：天色已晚，诗人借宿江边的渔村。村口子有倚山临水，在暮色中看来，山更显得高大壮观，深壑更是幽深慑人。这样奇险的山水突兀而显现在读者面前，显然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以下两句写隐隐的水声激荡在耳边，江风吹动树，影影绰绰的更为深邃。居民们也许是因为司空见惯，他们也不具有王勃这样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感受力，所以并没有像王勃这样一个生长于平原地区的人这样有一定的审美距离感。小村子里的居民他安居乐业，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到他们平静的生活。而此时，逐渐远离家乡的孤独的诗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可抑止地思念起了自己的故乡。
《别人四首》：“江上风烟积，山幽云雾多。”“霜华浄天末，雾色笼江际。”《江亭夜月送别二首》：“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寒夜怀友杂体》二首其一：“北山烟雾始茫茫，南津霜月正苍苍。”在这些诗句中，诗人以简练的笔法勾勒江上的景色，突出了江上烟雾缭绕、氤氲幽寂的特点，诗歌中也充满着浓郁强烈的感情。这样秀美的山川，对诗人充满了感召力，也能够引起无数文人的向往。
王勃漫游中所作的山水诗，语言一般比较精炼，篇幅比较短小，以五绝五律为主。其中尤其以在巴蜀所作为佳。他在蜀漫游期间常常深入到自然中去，对蜀地山水风景观察比较细致，在描绘景物的时候也能够很好地突出蜀地山水风景氤氲苍茫的特点。
漫游对王勃诗歌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表现在他对他乡山水的描绘上，他的`诗歌还记载了在离开家乡与京城进行漫游过程中的孤独无依的情感体验，在他的送别诗中，这种情感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王勃诗歌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的那首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逰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写得最好的是后四句，以旷达的语言劝慰对方，非常爽朗豪迈。诗中虽说自己是“宦游人”，但写作此诗时诗人是在长安为官。其时初以幽素科进入京城，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所以诗中充满着一种昂扬的气势和壮大的情思。然而我们把目光转向他在失意后入蜀漫游时所作的诗歌时，其中的情感基调就大不同了。试看下面几个例子：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别薛华》)
明月沉珠浦，秋风濯锦川。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澘然。(《重别薛华》)
在这些诗句中，诗人由原来的“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变成了“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澘然”。这里再也没有了那种豪情壮志，只有萧条的景色，深沉低昂的情感。尤其是在秋风起，落叶下的时候，是孤独的诗人最惆怅难以释怀的时刻。在他的这些诗里，常常并肩出现的两个词语就是“千里”和“百年”，“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纵横千里，上下百年，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深入思考，恰恰出现在这些远离家乡进行漫游时所作的诗歌中，这是一种巧合。
诗句中抒发的不仅仅是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也包含着对政治失意和前途渺茫的惆怅，还包含着一种对故乡的深沉的依恋，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上追寻超越与现实中饱受磨难的深刻矛盾。这也正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所以倾注在王勃笔端的思乡和惜别之情能够引起千载之后羁留他乡的人们的情感共鸣。
二、其他：
王勃还有乐府《采莲曲》和《江南弄》两首，《江南弄》似是拟作，不作评述。
采莲归，绿水芙蓉衣。秋风起浪凫雁飞。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揺橹。叶屿花潭极望平，江讴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驻。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巳暮。(《采莲曲》)
笔者翻阅了《乐府诗集》，初唐之前，梁简文帝、梁元帝、刘孝威、吴均、陈后主等等都作过《采莲曲》，思想性都比较薄弱。试看梁元帝的：“碧玉小家女，来嫁江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试看刘孝威的：“金桨木兰船，戏采江南莲。莲香隔浦渡，荷叶满江鲜。房垂易入手，柄曲自临盘。露花时湿钏，风茎乍拂钿。”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一则王勃作品篇幅较长，多使用七言句，七言歌行的形式所能容纳的内容比前作丰富得多;二则王勃作品思想性已经有了一个很大跨度的超越，他在诗歌中已经不再局限于景物的直观描绘，也不局限于抒发自己个人的感情，而是写得是吴越女子们对自己远在前线征战的亲人的深刻思念，也用这种江南极美的景色来反衬在外征战的将士们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一种深切的关怀。这是王勃在经历了现实的苦难之后才会感受到的，假定没有他的漫游生活，他就不会有对生活的深入体会，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他的思想境界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提高。
王勃在漫游中所作的诗歌，开拓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和杨炯卢照邻等人一起完成了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把诗歌“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初唐诗坛在王勃等四杰的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充实，气势壮大的作品，这有力地推动了初唐诗歌走向盛唐气象，在诗歌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篇4：韦应物是 时期的作家
韦应物是 时期的作家
韦应物(737～792)，中国唐代诗人。汉族，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因出任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韦应物生平】
韦应物是京兆万年人。韦氏家族主支自西汉时已迁入关中，定居京兆，自汉至唐，代有人物，衣冠鼎盛，为关中望姓之首。不但贵宦辈出，文学方面亦人才迭见。《旧唐书》论及韦氏家族说:“议者云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力量;明于音律，则万里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这些韦姓人物，还只说到中、盛唐以前。中庸前期的韦应物，则可以说是韦氏家族中作为诗人成就最大的一位。
韦应物15岁起以三卫郎为玄宗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早年豪纵不羁，横行乡里，乡人苦之。安史之乱起，玄宗奔蜀，流落失职，始立志读书，少食寡欲，常“焚香扫地而坐”。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间，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 、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 、苏州刺史。贞元七年退职。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
从肃宗广德二年 (764年)起到德宗贞元七年 (791年)，将近三十年间，韦应物大部分时间在作地方官吏，其中也有短期在长安故园闲居，或在长安任官。在地方官任上，韦应物勤于吏职，简政爱民，并时时反躬自责，为自己没有尽到贡任而空费俸禄自愧。“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写给朋友的诗中一联。一派仁者忧时爱民心肠，感动着后世读者。沈德潜评论说: “是不负心语。””不负心语"就是有良心的话。
苏州刺史届满之后，韦应物没有得到新的任命，他一贫如洗，居然无川资回京候选 (等待朝廷另派他职)，寄居于苏州无定寺，不久就客死他乡。其享年约在五十五六。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其山水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而《西塞山》景象壮阔，则显示韦诗雄豪的.一面。其田园诗实质渐为反映民间疾苦的政治诗。代表作有《观田家》。此外，他还有一些感情慷慨悲愤之作。部分诗篇思想消极，孤寂低沉。韦诗各体俱长，七言歌行音调流美，“才丽之外，颇近兴讽”(白居易《与元九书》)。五律一气流转 ，情文相生，耐人寻味。五、七绝清韵秀朗，《滁州西涧》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写景如画，为后世称许。韦诗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冲淡闲远，语言简洁朴素，有“五言长城”之称。但亦有秾丽秀逸的一面。其五古以学陶渊明为主，但在山水写景等方面，受谢灵运、谢朓的影响。此外，他偶亦作小词。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因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篇5：染色体减半在什么时期？
减数分裂染色体数目减半几次
减数第一次分裂（注意：不能说第一次减数分裂）完成时，形成的两个子细胞与性原细胞相比，因为同源染色体分离导致染色体数目减半。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着丝点分裂导致染色体数目暂时加倍，减二完成时又减半。所以整个减数第二次分裂过程中一加一减，正负相抵，这样整个减数分裂过程，只说减数第一次分裂染色体数目减半。
篇6：染色体减半在什么时期
减数分裂染色体数目减半几次
减数首先次分裂（注意：不能说首先次减数分裂）完成时，形成的'两个子细胞与性原细胞相比，因为同源染色体分离导致染色体数目减半。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着丝点分裂导致染色体数目临时加倍，减二完成时又减半。所以整个减数第二次分裂过程中一加一减，正负相抵，这样整个减数分裂过程，只说减数首先次分裂染色体数目减半。
补充：减数首先次分裂的减半是同源染色体分离，是真正意义的减半。而减二分开的是由原先同一条染色体复制而来的两条一模一样的染色体。
篇7：在韦应物的引领下
盈盈月光，我掬一杯最清的;灼灼红叶，我拾一片最红的;落落余晖，我拥一缕最暖的;漫漫人生，我要采撷人世间最重的东西——放开。
在那个糖果围绕在身旁的年龄，我邂逅了这个中国田园派大诗人——韦应物。年少的我和他一样被众人围捧在手心，是不知人间疾苦的孩子。因为有爷爷的疼爱，我任性、娇气、霸道，闯祸之后小心翼翼地躲在爷爷壮阔的背后，让爷爷替我处理一切事情。只知道那时的你，十九岁吧，出身高贵，又幸得唐玄宗的宠爱，与我是同样的，不知天高地厚。
那年我十四岁，爷爷突然的离去，一下子击垮了我内心原本脆弱的防线。我把自己关在最阴暗的角落，竭力回想从前的朝朝暮暮，放弃了窗外美好的世界。而你，似乎要比我悲惨得多，唐玄宗被擒，杨贵妃在马嵬坡被逼死，失宠了的你被抛在一边。呵呵，让我在书中，在梦中，与你共叹一声：人生无常。
我以为你会从此堕落，和我一样，蜗居在无人的一角，拒绝别人的帮助。书中，我看到了你的选择，你并没有，你发愤读书，在诗词中寻找自己的一片碧海蓝天。你体验到了民生疾苦，立志要发愤图强，为民请命。
读到这里，我释然。连你，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一瞬间体会了从万里云端跌入千丈深渊的你，都不曾放弃。我，又何苦与自己过不去。于是，我拉开尘封的窗帘，忽然发觉阳光是如此温暖，呼吸久了的霉臭的空气被最清新的味道驱散。
我开始走进人群，本以为会被排斥，因为我从前的骄横跋扈，想不到的是那张张花一般的笑脸，在银铃般的笑声中，我终于放开了爷爷的逝去，又回到了十六岁蔚蓝的天空下，不禁，我叹一声“放开，真好”。
韦应物，浪子回头，是你一生的选择，只可惜你五十二岁就离开人世，还未来得及品尝世间美好，还未留下千古名句，便毅然逝去。
“落叶满空山”，这句诗是你写下的，是爷爷教会我的。年少的我曾一度拒绝阳光，是你带我走出失去爷爷的悲伤，让我重新在蓝天下展翅翱翔，嘴角，有了新月的弧度。
一滴水，也许洗不尽杯盘碗碟，也许经不起半点波澜。可是卑微的我，虽然明知力量弱小，依然会的韦应物的引领下打造自己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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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逻辑学在诗歌创作及教学中的应用论文
逻辑学在诗歌创作及教学中的应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字逻辑诗歌
论文摘要：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逻辑在诗歌中的运用也是较为普遍的。诗歌的创作修改离不开逻辑知识的运用，本文着重就诗歌当中逻辑知识运用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粗陋的探讨。
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得到体现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工具。应该说，语言和逻辑有着必然的、不可替代的联系。当前我国语言与逻辑在实际结合方面的总体状况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有一首古诗中这样写到“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在这首诗中就包含了逻辑中的二难推理的论证，而这首诗中所反映出来的逻辑与语言的关系可见一般。但其间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说错别字、标点误用、用词不当、概念不清等多种类型。
语言与逻辑思维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逻辑思维不可能离开语言这个形式外壳而独立存在：首先，逻辑思维只有是在语言产生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即人类祖先只有在语言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从客观向主观的质变；其次，逻辑思维的存在与发展也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逻辑思维活动中的概念、命题、推理等逻辑形式必须采用相应的语言形式才能在人脑中形成并固定下来；第三，语言是思维的直接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说明了语言的误用、伪用导致了逻辑的混乱而这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教授语言学的老师在课堂之上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则更应注重自己语言的运用避免由此引起逻辑的混乱。另一方面，语言也不可能离开逻辑思维而独立存在：首先，语言表现为声音与符号的有机结合，即并不是任何声音或符号都可称之为语言。而必须是按一定逻辑联系排列组合成的可以使许多人理解并可以用来沟通的符号的外化。因此，没有逻辑也不可能存在所谓语言。可以说逻辑作为语言或思想最基本最简化的表现形式，是一切有思想的智能生物沟通的惟一思维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美俄等国科学家向宇宙散播人类文明信息时多选择以逻辑符号的形式；其次，语言的发展也与思维的发展密不可分，例如新语词的产生，都是在出现了新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了更好地搞清楚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近一二十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正力求发展起一门语言和逻辑学的交叉性学科——语言逻辑学，足见语言与逻辑的紧密关联性。下面我就来具体谈一下逻辑在诗歌教学中的应用。
诗歌与逻辑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学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并就其思维形式来说，诗歌创作主要是靠形象思维而逻辑学主要是靠理性思维。因此，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是，这绝不是意味着二者之间就一点联系都没有了。例如，概念与诗歌词语选择之间以及逻辑判断与诗歌词语选择之间的联系等等。
诗歌是作者用来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生活感悟的语言艺术，而作为构成诗歌基础的语言，又不是由词语胡乱堆砌而成的；相反是必须按照相应的语法规则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作诗的过程是先有所感悟继而触发自己的灵感再近一步进行构思，进而思考决定选用哪些恰当的语词组成诗句。这样的一个过程，不也正是一个在选择概念、运用概念的过程吗？因此，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词语的排列组合，选择提炼。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要求尽量用最短的语言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的感受（现代诗歌还没有了字数的限制），这就更增加了诗歌作品产生歧义的几率.诗歌作者要想完整准确地把自己的思想感受传达给读者这就更需要用词的精准无误而这所需要的正是逻辑学的知识。古人作诗，讲究字斟句酌，反复锤炼。在这一过程中古人可能只是想到要使自己的作品如何能更好地表现出自己此刻的心情或对于事物的感受但并未体会到自己最终隐含的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符合逻辑性，换句话说就是古人正在不自觉地使用逻辑学的知识。只是当时他们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个过程原来也是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唐代著名诗人贾岛为了诗中一个“推”和“敲”字的选定可以说达到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程度，实际上，这也正是逻辑学中所涉及到的关于概念选定的问题。由此可见概念和词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词语作为概念的表现形式所反映出来的是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而内容又不可能脱离形式而独立存在。因此，对于词语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于概念的选择。诗歌创作中少不了这种提炼和推敲，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从语文的角度说，这是语词的选择问题；从逻辑的角度讲，这是概念的选择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示：并非所有的语词都可以用来表示概念，但是所有的概念都必须用语词来表达。语词选用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作品成功或失败。因此，语词选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古人说“文从字顺各识职”。“识职”的含义就是用得准确、用得恰当。恰当的语词选择也就是恰当的概念的选择。如果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使用了不恰当的或者是错误的语词那不要说是会在群众中流行开来恐怕大众连看都看不懂啊！在诗歌的教学过程中老师更应该注重自己的措辞。因为汉语自身的特点常常是一词多意再加上学生各自领悟程度的不同在老师传授的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局面。
由此也可见诗歌的创作过程是和逻辑学密不可分的。潜心精选那些美好的，可以表达作者奔腾激荡感情的语词的过程少不了逻辑知识的积累和使用，用最明确而恰当的概念，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和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这也正体现了逻辑学对于诗歌创作的支持，而这也正好成了诗歌创作的基点。逻辑学作为一门基础性的学科虽然不像理工科那样可以直接地创造出任何的经济价值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比其它任何一门科学小甚至可以说它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其它任何一门科学。因为其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逻辑都需要其研究者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逻辑判断力。正是在此基础上，其它学科才有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教育逻辑学是逻辑在教育学领域中的运用，教育作为传授知识、塑造灵魂的高难度的工作，有着十分复杂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也必然离不开逻辑学。
篇9：职业规划在不同时期的作用
如果是45~55岁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职业生涯的“维持期”。那么这个阶段的人一般职位已经非常稳固，他们更注重养生之道，已不再以工作为导向。但也有部分人仍然有强烈的事业心，不甘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到此结束。那么该怎么办呢?
首先这个阶段的人有一个优势，就是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存在生存期的问题。这个阶段的人如果出现前面所说的“厌倦”或“失落”的心情，比如感觉目前的职位已没有更大的上升空间，每天工作也没有激情。那么他完全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项自己感兴趣的新的技能，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未来事业来发展。
比如我认识一位公司的副总，年龄已经50岁左右，但她身体非常健康，而且精力充沛，只是在公司里已没有更大的上升空间。但这位副总天性爱学习，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虽然目前的这种状态会让她时时感到失落无奈，但她勇于改变这种状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企业领导力培训的课程，并且现在已经拿到了“领导力教练”的证书，在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业余时间为企业做领导培训教练。这样她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这项技能也将会逐渐发展成她的事业一直做下去。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职业生涯中有两条线，一条是工作线，一条是事业线。当我们的事业线还不能满足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时，我们可以通过工作线来养我们的事业线。当我们的事业线发展到可以大大满足我们的生活所需时，我们就可以从工作线过度到事业线了。当然有的人家庭生活不需要靠她的工作来满足，比如一个家庭富足的全职太太，就完全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己的CALLING期，也就是生命期，而不用通过Job期和CAREER期，直接发展自己的事业线。
对于55岁以上的人来说，处于职业生涯的卸任期，大部分人更关注的是自己职业外的角色，做自己以前一直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维持自得其乐的嗜好，并减少工作的时间。但也有部分人，在55岁之前已经发展出了一份新的自己感兴趣的技能，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享受生活了。
总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当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内心的渴望，并为之付诸于行动时，我们就不会轻易受外部环境或事件的影响，并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韦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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