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西古代和谐观辨析（共9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中西古代和谐观辨析
中西古代和谐观辨析
和谐是一个恒古常新的观念.通过追本溯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古代贤哲和谐观的`相同与迥异之处.中西古代贤哲都充分肯定了和谐的价值,把和谐作为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社会和人生目标;揭示了和谐的内涵及致和之道.同时也表现出自然和谐观与社会和谐观、动态和谐观与静态和谐观、积极和谐观与消极和谐观的差异.
作 者：王彩云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山东,济南,250002 刊 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3(6) 分类号：B1 关键词：中西 和谐 和谐观篇2：中西和谐考
中西和谐考
和谐这一概念中西皆有,英文里写作harmony,源自古希腊的harmonia一词.Harmonia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核心概念,主要和数理有关.亚里士多德说:“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泰勒斯看到水、阿那克西美尼看到气的`地方,毕达哥拉斯学派看到了数.不同的弦长奏出不同的音调;一是点,二是线,三是面,四是体,由体产生了万物;十个天体和谐地运行着,就像一阕无声的音乐.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和谐是数.音乐里有数,所以音乐是和谐的;宇宙里有数,所以宇宙是和谐的.而和谐就是善,就是美.
作 者：陈岸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刊 名：美术观察 PKU英文刊名：ART OBSERVATION 年，卷(期)： “”(10) 分类号： 关键词：篇3：中西自由观比较
中西自由观比较
道德自律是自由人的最高精神境界，这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所蕴涵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人之所以能够最终达致这一境界，是因为人的天性不仅自由，而且善良。性善论是儒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在儒家看来，“仁”源乎人的生命的内在要求，而非人为构造出来再强加于人的某种外部规范；亲情是人最天然最本真的感情，只要用它来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理想的大同世界就能够实现。人性原本善良，只是因为受到了污世流俗的习染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真性情。儒家的救世，就是要通过教化众生来重塑自我，回归真我。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第六章）。他还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救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第十一章）。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心所固有的本性，如今人失却了自己的本性而全然不觉，这是很可悲的。求学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找回人的本真之我。儒家十分强调自我修养必须发乎本心，人格完善是人的自觉追求，这完全是超功利的，既不是为了求得大众的赞赏，更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因此，儒士修身的第一要义就是：正心诚意，毋自欺。《礼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明确表征了儒家的这一立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弃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为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篇》）。儒家倡导人格的凛然尊严和浩然气节，哪怕处在政治权势的重压之下也绝不卖身求荣；即便贫困潦倒，生活无着，也要保全自己的名节。这种特行独立的人格气象足以令那些择利者、求荣者、卖身者汗颜。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子罕》）。一个牢牢保持住自己的本心和道德理性，而不为功名利禄所惑、不为一己得失所虑的人，就是一个超越了各种束缚的、拥有最高自由的人。
儒学的理想人格上如此的高尚，它的道德理念是如此的完善，不由人不心向往之。然而，我们恰恰认为，儒学最大的缺憾就在于对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估价。因此，它怎么也走不出这样的逻辑怪圈：如果每一个人都天性善良，那么后天的恶习从何而来？倘若人心如青天白日，又何来乌云蔽日？乌云蔽日既是事实，又怎么能指望将其彻底驱散？其实，人是极端矛盾的动物，他永远不能挣脱生命的有限性，因而生存焦虑会一生一世伴随着他；可正是这种焦虑使他渴望超越，去触及那深不可恻的无限和永恒。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无论他行善还是作恶，这种情欲都是他行为的最大驱动力（如果不是唯一动力的话）。有情欲就会生恶念，就会私欲膨胀，就想损人利己。然而人又是一个理性动物，处在社会教化之中，他也厌恶自己的俗不可耐，向往那至纯至善的完美境界。人既逃脱不了尘世的诸多诱惑，又消除不了自己对完美界域的憧憬，这本身就是人类无奈的宿命。的确，因为人有善的愿望，我们并不否定儒家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也乐于承认在儒家理想人格感召下，中国历史上确有少数高洁卓越之士以其孤往直前的道德大勇和独立挺拔的人格魅力为世人作出了表率。然而，少数圣贤的生命成长历程并不具有普遍的范型意义。就绝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世俗世界的诱惑太多太大，实在难以抵御。因此人世间邪恶和伪善的行为远远多于高尚道德的.行为，甚至圣贤的垂范对普通人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基于性善论的德治礼教的空疏无力就尽显出来。这就是说，儒家相信人天性善良，相信道德教化对于人心的向上和社会的安定具有主要的甚至根本的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的恶行缺少防范的考虑，更缺少防范的措施。有人反驳说，儒学对人的恶念和恶行也不乏冷峻的分析，它同样主张用法律等制度性措施对人的行为进行遏制和惩治。然而在这一方面，孔子对自己的学说亦有过明确的定位，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用政法来诱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顿人民，他们只是暂时的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人民，用礼教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口服心服。可见在孔子眼中，德治才是最根本的手段。尤其重要的是，道德教化是要靠人来实行的，教化别人的人必是修正“正果”的人，他们的人品德行具有先验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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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西传统和谐观的整合创新及其时代价值
中西传统和谐观的整合创新及其时代价值
中西传统和谐思想博大精深而又源远流长,本质相同而又特色互补,这就使得适应全球化时代人类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须得超越中西和谐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吸收其思想精华与合理内核,实现其整合创新,重构科学形态的'现代辩证和谐观思想体系,必然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重大理论课题.
作 者：罗浩波 作者单位：衢州学院,社会文明学研究所,浙江,衢州,324000 刊 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3) 分类号：B2 关键词：中国传统和谐观 西方传统和谐观 整合创新 现代和谐观篇5：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摘 要：中西方历史上，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建立，都曾产生过“大一统”的理念，但各自的发展结果则不尽相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变成了无数次的事实，而且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国家处于政治分裂之时，地不分南北，人不论民族，人们都以实现政治统一为己任。相比之下，欧洲的“大一统”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始终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很少将之变成政治现实。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人们在历史上同样怀抱着“大一统”的观念，但结果却是如此之不同，确实值得深思。本文力图较系统地考察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以便对上述问题做一解答。
关键词：大一统； 帝国；连续性
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 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f”，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P.215)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K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P.590)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P.229)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M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P.194)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P.68－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论文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P.218)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1 ?MvP86P“E(T( vq^y .uiH/I?dV?yC ?Ey Z毕业论文 ], u aiP n , ?JzhB~? ;bN_C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P.178-179)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P.263)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P.403)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P.6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P.191)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P.220)
篇6：中西古代旅游文化类型比较
中西古代旅游文化类型比较
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类型主要有帝王的巡游、文人的入仕宦游、商人的商务旅游、僧道的宗教云游、庶民的'节令旅游,西方古代旅游文化类型主要有哲人的求真旅游、商人的商务旅游、使徒的传教旅游、骑士的行侠旅游、冒险家的航海旅游等.中西旅游文化类型不同的原因在于区域性文化特征、民族性格和旅游文化审美观等方面存在差别.
作 者：赵炜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1231 刊 名：新疆财经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JIANG FINANCE & ECONOMICS INSTITUTE 年，卷(期)： ”“(4) 分类号：G04 关键词：古代旅游 旅游文化 中西比较篇7：中西翻译观对比研究
中西翻译观对比研究
文章首先描写和分析杨译本与霍译本语言特征及差异;然后在质疑译学界同仁将这种差异归于诸如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译文读者对象等见解基础上论证了翻译主体翻译观的差别才是造成两译本语言差异的深层根源;接着对中西译者翻译观的差异、形成及根源从分析中西文化入手予以阐释;最后,以中西思维方式为视角,论述了中西译学的不同发展轨迹.
作 者：司显柱 Si Xianzhu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刊 名：外语与外语教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年，卷(期)： ”"(3) 分类号：H059 关键词：<红楼梦>译本 译本的知识脉络' > 中西译学 对比研究篇8：中西自由观比较的论文
中西自由观比较的论文
道德自律是自由人的最高精神境界，这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所蕴涵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人之所以能够最终达致这一境界，是因为人的天性不仅自由，而且善良。性善论是儒家全部学说的 理论 基石。在儒家看来，“仁”源乎人的生命的内在要求，而非人为构造出来再强加于人的某种外部规范；亲情是人最天然最本真的感情，只要用它来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理想的大同世界就能够实现。人性原本善良，只是因为受到了污世流俗的习染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真性情。儒家的救世，就是要通过教化众生来重塑自我，回归真我。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第六章）。他还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救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第十一章）。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心所固有的本性，如今人失却了自己的本性而全然不觉，这是很可悲的。求学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找回人的本真之我。儒家十分强调自我修养必须发乎本心，人格完善是人的自觉追求，这完全是超功利的，既不是为了求得大众的赞赏，更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因此，儒士修身的第一要义就是：正心诚意，毋自欺。《礼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明确表征了儒家的这一立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弃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为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篇》）。儒家倡导人格的凛然尊严和浩然气节，哪怕处在 政治 权势的重压之下也绝不卖身求荣；即便贫困潦倒，生活无着，也要保全自己的名节。这种特行独立的人格气象足以令那些择利者、求荣者、卖身者汗颜。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子罕》）。一个牢牢保持住自己的本心和道德理性，而不为功名利禄所惑、不为一己得失所虑的人，就是一个超越了各种束缚的、拥有最高自由的人。
儒学的理想人格上如此的高尚，它的道德理念是如此的完善，不由人不心向往之。然而，我们恰恰认为，儒学最大的缺憾就在于对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估价。因此，它怎么也走不出这样的逻辑怪圈：如果每一个人都天性善良，那么后天的恶习从何而来？倘若人心如青天白日，又何来乌云蔽日？乌云蔽日既是事实，又怎么能指望将其彻底驱散？其实，人是极端矛盾的动物，他永远不能挣脱生命的有限性，因而生存焦虑会一生一世伴随着他；可正是这种焦虑使他渴望超越，去触及那深不可恻的无限和永恒。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无论他行善还是作恶，这种情欲都是他行为的最大驱动力（如果不是唯一动力的话）。有情欲就会生恶念，就会私欲膨胀，就想损人利己。然而人又是一个理性动物，处在 社会 教化之中，他也厌恶自己的俗不可耐，向往那至纯至善的完美境界。人既逃脱不了尘世的诸多诱惑，又消除不了自己对完美界域的憧憬，这本身就是人类无奈的宿命。的确，因为人有善的愿望，我们并不否定儒家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也乐于承认在儒家理想人格感召下， 中国 历史 上确有少数高洁卓越之士以其孤往直前的道德大勇和独立挺拔的人格魅力为世人作出了表率。然而，少数圣贤的生命成长历程并不具有普遍的范型意义。就绝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世俗世界的诱惑太多太大，实在难以抵御。因此人世间邪恶和伪善的行为远远多于高尚道德的行为，甚至圣贤的垂范对普通人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基于性善论的德治礼教的空疏无力就尽显出来。这就是说，儒家相信人天性善良，相信道德教化对于人心的向上和社会的安定具有主要的甚至根本的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的恶行缺少防范的考虑，更缺少防范的措施。有人反驳说，儒学对人的恶念和恶行也不乏冷峻的 分析 ，它同样主张用 法律 等制度性措施对人的行为进行遏制和惩治。然而在这一方面，孔子对自己的学说亦有过明确的定位，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用政法来诱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顿人民，他们只是暂时的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人民，用礼教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口服心服。可见在孔子眼中，德治才是最根本的手段。尤其重要的是，道德教化是要靠人来实行的，教化别人的人必是修正“正果”的人，他们的人品德行具有先验的确定性。因此，德治从来都和人治相关联。中国这个儒教社会并不是没有法律制度，然而它却从未形成过法律至上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君主和权臣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所谓刑罚不过是用来对付草民百姓的。
儒学的这一重大缺陷，使其学理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无法填补的沟壑。儒家认为，孝悌是人之本。忠君爱臣，父慈子孝，这就是构建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斗争之频繁，手段之残忍，又是许多民族、许多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儒家极力推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人格气节，但实际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人们所看到的，却是荒淫之君、暴戾之臣比比皆是。最为可恨的是，君主和臣属们一个个私下里贪得无厌，但表面上却一个比一个道貌岸然。这种厚颜无耻、虚伪做作，堪称世界之最！但凡还有一点良知的儒生，面对这种状况，除了遁迹山泽，或归隐禅林以保全自己的气节外，至多是以死相谏；他们决然拿不出一个可以付诸操作的手段去制止或防范此类恶行的滋生和蔓延。这就足以证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虚妄和用之于现实生活中的苍白无力。
西方人对自由的酷爱不比中国人差，只是在他们看来，必须在法治（即他律）的保障之下，人的自由才会真正实现。与儒家文化不同，近代西方文明是以性恶论为根基的，即认定人的天性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因而人是靠不住的。必须拯救人的灵魂或采取措施来避免人的恶念和恶行所可能造成的灾难。其实，性恶论源自基督教。奥古斯丁发现，并不是生活穷困窘迫等社会环境因素催逼人去作恶；相反，人的天性中就有一种乐于冒险或作恶的倾向。因此，如果儒教的超越感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的话，那么基督教的超越感则必须借助于外在权威方能获得。基督教认为，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同时人是生来渺小、卑微和有“原罪”的，他自己根本不可能超越这些与生俱来的缺陷，正如人不能自己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只有凭借上帝的外在力量，才能把我们引向光明和永恒，引向那个至善至美的天国。上帝和彼岸世界的观念是超越精神的最终源头。在我们看来，基督教的超越感与儒教相比，有两个优势：第一，它可以避免我们在前面论及的那个儒教的“性善论”必须面对的逻辑怪圈；第二，自政教分离以后，基督教不再干预世俗事务，于是，基督教的超越感更能保持其纯洁性。同时，既然尘世中的邪恶难以杜绝，那么世间就应该有世间的法则，把生活道德化和审美化就是荒谬的。然而恰好在这两个方面，儒教做的都远不能尽如人意。霍布斯指出：人天生就具有一种自利、自保的倾向，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人类最初的“ 自然 状态”是一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又不符合人的自我保全的要求。于是为了生存，人们便相互订立契约，把自己的无限权利让渡出来。这样，国家就出现了。此后，英国功利主义 哲学 家边沁和密尔等人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法律至上的理念。他们说，既然追名逐利是人的天性，而追名逐利既会刺激社会生产、增加人的幸福，又可能导致人的私欲膨胀、恶行遍布；那么社会的职能就在于找到一种制约性手段来匡范人的行为，以便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手段就是法律。要使国家的法律真正起到稳定社会和维护和平的作用，法律就必须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建构其三权分立的思想时，正是基于对不完美的人性的透彻分析之上的。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页）。为了防止有权者、压制民主，必须使国家的各种权力相互分离、彼此制约。这还是说：人性是有缺陷的，人是不可信和不可靠的，只有法律制度才真正靠得住。孟德斯鸠用一句画龙点睛式的结语表达了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共识，这就是：“在各种名词中间，歧义丛生、以各种方式打动人心的，无过于自由一词。……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的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那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别人也同样可以有这种权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43-44页）。
我们认为，西方人这种对人性的冷峻透视是十分明智的，虽然它远不像儒学人性论那样高洁纯净，但它却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在对待自由的 问题 上，西方人的思维理路常常偏重于这样一个方向，即在实现自由的途中，人类应当排除哪些阻力和障碍，避免怎样的可悲后果。近年来，英美自由主义和欧陆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愈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指出，前者主张一种消极的自由，即认为自由是“免于……的自由”，而后者则主张积极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前者表明了自己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的鲜明立场，表明了对个人的自由被剥夺的种种可能的高度警觉；后者则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自由似乎是一种无限制的行动。法国大革命是对卢梭自由思想的践履，这场革命高扬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高呼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战斗口号，然而其后果却是许多无辜者的生命遭到最残暴的践踏。卢梭有一句名言叫“逼着你自由”，他的这句话在大革命中为“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 理论 依据和口实。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无论多么可怕的暴行，都可以假自由之名来进行；即便是民众的行为，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也会导致空前的灾难。其实，在“多数人的暴政”与专制独裁之间，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密尔曾警醒世人：民主 政治 的最大危险是多数人实行暴政。既然民主制的核心理念是所有人的权力都必须受到同等的尊重，那么少数人的意愿和利益就应当受到保护。总之，只有把制度创建得尽可能完备，把可以设想到的每一个漏洞都设法补上，才能为个人的自由留下广阔的空间。
西方人并不像儒生那样，把追逐名利一味地看成是恶。他们认为，追名逐利固然会破坏 社会 的和谐稳定，但同时也会成为推进社会文明的动力。康德曾说，人就像树木一样，只有在茂密的森林里各自为争取阳光而竞相生长，才会长得高大挺拔。如果孤单单地生长在一块空旷的土地上，没有竞争，即便阳光充足、土地肥沃，也只能长得低矮弯曲。人类社会亦复如此，也必须凭借竞争才能赢得整体的活力和生机。康德还指出，人的自私本能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怠惰倾向。正是人的这种虚荣心、权力欲和贪婪心激发了他的进取精神和全部才智，从而在客观上促使社会向前 发展 。这是由野蛮到文明的第一步。如若人没有这种不可爱的、非社会性的、自私的本性，人类的全部潜能将在一种和睦、安逸和悠闲自得的生活之中逐渐被埋没殆尽。人希望自己的才干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现，希望自我的价值能得到实现，这本身无所谓善恶，是无可非议的。当然，人在追逐这些功利时会产生一种排他性，即我必须比他人地位更高、生活更富有、才能更卓越。在一个没有法度和强制性规范的社会里，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势必要不择手段、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恶”。解决这一社会性问题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是通过道德教化，让人压抑自己的欲望，做一个谦谦君子，懂得忍耐和礼让。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这种办法实际上行不通——如果贪婪心和权力欲是人与生俱来的秉性，那么要想彻底根除它们就怎么也不可能。相反，如果首肯这种人类本能的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利用这种差别来激励竞争，反而会促发每一个人的进步。因此，第二种办法就是通过法制他律，从外部来强制性地匡范人的行为。这就是说，社会为人的追名逐利划定一个界限，在此界限内，人们尽可以在公平的起点和公正的规则之下一争高低、优胜劣汰；同时，社会又对人的越界妄念和恶行保持警惕，一旦有人挺而走险，剥夺他人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追求幸福的权利， 法律 将予以毫不容情的惩罚。这种办法不需要培养一批道德警察，去时时窥视人的内心、去谴责人的欲望，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追逐自己的利益，因为它知道，人的欲望是 经济 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内驱力。毋庸讳言，我们是赞同第二种办法的。儒学虽然强调经世致用，利生厚民，然而这一伦理型文化把人的道德良知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对人的功利心抱以极端的蔑视。因此它根本不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功能。
当然，儒家看重人的心灵的自由，因而它对 现代 人的异化病症能够起到一种诊疗的作用。它认为，倘若一个人无论处在治世或乱世、高贵或卑微、富裕或穷困的境地中，都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宁，守护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人就获得了大自由；他不再受世俗的诱惑，不再被功名利禄等物质欲望所牵累，于是，他的心灵便不再受任何外物的左右和限制，他不再痛苦、恐惧、焦虑和烦躁，他拥有了一种悟透生命终极意义的大智慧。
争权夺利是现代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西方功利主义文化大行其道的产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是现代人的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人们以为自己只要拥有了这一切，就能够获得幸福。为了追逐这些身外之物，人必须不择手段，使尽浑身解数，击败竞争对手，并时时提防被对手所击败；为了追逐这些身外之物，人必须殚精竭虑，辛勤劳作，不敢有片刻的安宁和闲适，甚至不敢奢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更可怕的是，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一个欲望被满足之后，人还来不及欢悦，又会有新的欲望接踵而来，于是人生成了一条漫无尽头的追名逐利之途，人将在这条路途上耗尽一生，哪里有什么自由！即便自己竭尽全力，取得了成功，有了显赫的地位、富裕的生活和可以光宗耀祖的权柄，此时的人却往往没有幸福感和自由心，有的只是一种鹤立鸡群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此外，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为了追逐物欲已经倾尽其心力和才智，因此，他的精神世界当然会由于疏于耕耘而变得荒芜和贫瘠。无庸讳言，这的确是西方发达国家业已面临的病症，它表征了 工业 文明在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新儒学对工业文明负效应的批判是发人深省的。
篇9：古代“啸”之养生辨析
古代“啸”之养生辨析
经过生活实践的总结，古人认识到“啸”可以宣泄和消除人的不良情绪。善啸者能开胸顺气，娱情怡心，激发生命的'活力。魏晋名士雅好长啸，可以认为是这一养生思想的播扬和发展。
作 者：赵炳南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体育系,宁夏,银川,750021 刊 名：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SM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0 22(1) 分类号：B842.6 关键词：啸 啸傲 玄学 风骨 养生 啸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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