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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全国总工会: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
新华网北京5月29日电(记者 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2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并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不断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意见》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全总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要及时有效化解矛盾,促进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意见》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功立业的同时,深化“共同约定行动”,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继续深化“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开展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大力推动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实施;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
《意见》强调,要创新工会组建方式,着力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劳务派遣工群体的会员发展工作,建设职工之家,服务职工群众,赢得他们的拥护和信赖。
《意见》还特别强调,要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线,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和职工文化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帮助企业改善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职工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不断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意见》要求各级工会发挥工会扎根企业、联系职工的优势,健全完善劳动关系矛盾预警和调解工作机制,引导职工以理性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抓好劳动关系矛盾的排查和化解,努力消除隐患;要在党委的领导下,主动与党政有关部门建立应急反应与协调机制,并结合党委政府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部署,加大劳动法律监督力度,督促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侵犯职工权益的行为,不断扩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覆盖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篇2: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20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篇3: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以往入城务工的农民工,很多农民工更多把务工当成了一年的收入根源,所以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关系到了农民一年的收入。现阶段很多用人单位良莠不齐,很多用人单位在进行用人招用时,不能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这也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之中问题颇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劳动就业 权益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权益是新生代农民工提高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实现其他权益的物质保障。而一些用人单位不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这也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却难以获取劳动就业权益的相关保障,还会进行一些工作外的高强度劳动,而这些都不能换来一份可靠的薪水。为此,研究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1.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歧视问题。现阶段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可是对于一些传统行业的用人单位,对于农民工的歧视问题仍然占据了较为重要的思想地位。农民工在过去便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可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对于一些专项技术掌握程度较深,但是在真正的用人单位进行招聘的时候,不能正视农民工的实际水平,盲目的定性农民工的性质。
2.农民工自身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较为薄弱。虽然现有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用人合同,新生代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的劳动合同是合理规范用工行为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前提条件,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时却很少签订劳动合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并不理想,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3.一些法定假日农民工不能进行正常的休息。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外出务工时,对于自身的各种行为应该进行有效关注。在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超时间超强度工作现象。一些用人单位不能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随意延长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建筑领域之中农民工务工颇多,加班加点较多,每天从天明一直工作到夜晚,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以上,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高于行业正常工作时间,严重违反了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当加班成为一种常态,不加班便会成为一种奇怪现象。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加班加点却没有任何加班工资,很多用工企业或单位也不按照规定支付新生代农民工的加班工资或少给加班费。这些情况导致农民工在工作之中劳动强度较大,但是不能换来应有的薪水。
4.农民工薪酬问题难以解决。对于农民工而言,其辛苦劳动最为主要的便是对于其薪酬的得到,可是很多用人单位不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这也就导致了农民工经历了漫长的劳作,但是不能得到其应得的薪水。而且对于农民工而言,一般情况下农民工都作为体力活的主力,但是薪资较低,农民工自身的各种维权意识较为薄弱,所以在遭受不平等的对待时,不能利用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自我保护,也不能正确对自身利益进行维护。
二、针对问题进行解决
1.建立完善的就业管理体系。对于农民工进行务工时,各种相关的管理制度应该完善,对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在进行务工时进行各种指导,并且对于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进行提前解决。并且建立相关管理体系,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大对于一些用人单位的管理,对于进入招聘市场的各种企业单位进行严格考察,鉴定其是否有雇佣资格,充分从管理层面保证农民工的利益。
2.进行农民工务工指导。对于新生代的农民工,进行各种指导,指导农民工明确自身的权利。保障农民工各种权利的实现,明确其自身各种保证。指导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对于合同内容进行相关指导,指导他们明确国家法规,并且让他们知晓国家法规,可以在遭受非法行为时,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利益。
3.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时间较为集中,并且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以入城打工作为自己的主要来源,所以务工时的收入作为其一年的主要收入,对于其薪资出现问题时应该及时对问题进行解决,保障农民生活。并且在农民薪资出现问题时,及时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理,防止更多的农民工在用人单位遭受各种不公。
综上所述,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之中的问题,应该充分完善管理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有效的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这样可以有效地保证农民工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可以有效的保证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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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追求融入城镇化进程,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追求融入现代化进程,更愿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可是在他们身上却面临很多问题。本文结合实际调研,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独生子女且没有务农经历,不愿干脏活、累活和收入低的活。打工不再只是为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可是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又将如何融入到这个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生活呢!
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到底愿不愿意参加职业教育培训,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想法,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总结探讨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问题,具体有:
1、政府宣传不够、缺乏政策引导通过课题组成员的调研了解,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收到职业教育的相关信息,参加的职业教育培训也比较少,也不了解什么是职业教育。以上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宣传不够。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在外打工,经济基础较差,很少考虑提升自身技能水平的职业教育,而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宣传的也不到位,政策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农民工。一些好的政策是需要政府引导和落实的,作为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必须用好的政策去吸引他们,让他们看到职业教育对他们未来的收入影响,只有这样在政府的宣传下,在政策的激励下,才能够有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走进职业教育,才能有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到城市。
2、职业教育不接地气,看不到收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考虑最多的问题,不是学什么?不是干什么?而是会获得多少收益,作为职业教育,让他们体会到了吗?让他们感受到了吗?回答是肯定的,没有,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没有接受职业教育呢!职业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职业教育,让他们学会挣钱的本领,而进行职业教育,就应该农民工们看到让门想要的技术,让他们看到通过职业教育以后的收益有多大,通过这种直观的说法,只希望让大家明白,新生代农民工的期待是什么?通过调研我们也了解,很多职业教育不接地气,既然要服务新生代农民工,那么专业设置就应该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职业教育开设航空维修专业,职业教育开设轮船维修专业,职业教育开设空乘专业等,可是多少农民工能用得上。农民工需要的很多职业教育给不了,那么又怎样让他们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呢!
3、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缺乏企业经验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缺乏现场工作经验,所以开设的职业教育课程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有限,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没有吸引性。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学到具体的应用技能,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能够快速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而目前这些华而不实的教育,无法实现新生带农民工的预期目标,当然也就影响了新生带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
二、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问题,直接影响城镇化建设进程,如何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团队调研情况,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政府补偿政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都远离家乡,为了赚钱而四处奔波,没有经历和资本参与职业教育,这将极大的影响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那么政府可以考虑建立流入本市农民工职业教育补偿政策,通过政策补偿,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各种福利,让他们看到融入城镇的希望。通过这种职业教育补偿政策,让这部分流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热情的参与职业教育,提升这部人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质,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落户城市,肩负起城市建设的任务。
2、建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建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通过职业认证的方式,把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化建设的技术工人阶层。职业资格的认证,让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自身的社会地位通过职业教育,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通过提升职业资格的技术含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水平。
3、建立课程与师资准入制度新生代农民工是一只涌入城市的强大队伍,必须要将尽快的将他们进行转化,转化成城市的建设者。必须要开设实用性强的课程,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他们需要哪方面的技能,就开设哪方面的课程,确保他们快速提升自我。与此同时,要配备强大的师资队伍,要符合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师资队伍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建立课程与师资准入制度,谁开发的课程受欢迎就采纳谁的课程,哪位教师受到的评价高,就让谁参与。政府要严格执行准入制度,严格考核,严格把关,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质量。
4、建立企业宣传与教育责任制度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单位,只要存在新生代农名工,就要进行职业教育宣传,引导参与职业教育。监管部门要定期了解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情况,企业要承担起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责任,对没有承担起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宣传的企业,要进行追责。通过这种制度的建立,确保每一个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身边实时都有职业教育,时时都能够参与职业教育。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问题,直接影响城镇化建,我们要动用一切力量,让他们转变观念,我们要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让他们快速提升生活品质,快速融入城市生活。
篇5: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一、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必要性分析
1.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需要。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亟待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普遍存在先天积累不足、后天形成过缓等问题,使其在市民化进程中遇到很大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直接决定其在城市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对市民化进程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不仅是其人力资本提升的要求,也是市民化的必然选择。首先,通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展职业教育,让其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提升,从思想上认识到人力资本后天形成的重要性,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职业教育和培训,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次,职业教育培训应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生活观、公共规范意识等进行正确引导,帮助这一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实现自身的市民化愿望,并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再次,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职业培训内容,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职业教育服务,使他们具备从事现代城市职业的核心技能和职业能力,更好地将个人通过学习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中的劳动力。最后,要建立一套面向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发展的终身培训体系,以应对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岗位对职业技能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得他们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2.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业职业培训、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而新生代农民工中真正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数量不足30%α。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这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的期望和未来发展的意愿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对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适应程度较低,城市适应度达到中等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45%,完全不适应或者适应程度很低的占4%,而仅不足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完全或者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首先需要具备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长,而这一技之长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因此,通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全面提升个体素养,既是新生代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α除此之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从对职业、专业的懵懂无知发展到了解、认识、熟练、精通以至于偏好所从事的行业,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1“.低质性”就业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风向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为实现他们的市民化提供经济保障。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年轻化,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学历水平也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xx年新生代农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13.9%α。尽管从学历、收入等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2%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普通工人和服务员,14.9%的从事技术岗位的工作,10.4%的从事生产线管理工作,仅仅有不到6%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部门经理以上的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这类低端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摆脱低收入的状况,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仅能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难。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但“农民”的身份使其与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无缘。同时,他们与城市市民面对的是共同的消费市场,较低的工资收入与城市的消费水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遥远。总之,“低质化”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2“.错位性”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无序化竞争,导致大量“错位性”的失业。当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高端技术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现“千金难求一才”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中的错位、低位竞争严重拉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和技能层面优势不足,只能委曲求全从事城市低层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无工可做,自身优势无法发挥,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长期来看,这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较高,职业定位失当,个人期望与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其陷入发展性困境之中。根据经济学原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效用和目标函数与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倾向来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就业,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独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较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从事一些苦活、脏活和重活。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难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共同加剧了社会就业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不仅影响到市民化的进程,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身份认同危机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隐形桎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情绪高涨,进城工作以后“返农”情节淡薄,心底存有强烈的市民愿望,然而在身份认同方面却产生了困惑。市民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空间地域转换,而是不断的社会融入和认同,通过与市民交往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进而达到与当地城市市民的同质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并未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衔接,而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关系网络之外。从自身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工人或城市市民,但在与城市群体不断交往的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与市民之间经济、文化和地位的差距,身份认同上成为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夹心层”。在城市奋斗过程中受到从物质层到精神层、心理层的多重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缺乏向外延伸的节点,而交流圈层仅限于具有共同感情积淀的老乡、熟人等群体,群体内部相互支持、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一个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背离的亚文化圈,并且内卷化发展趋势明显,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层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不利于他们形成现代化的市民意识和思维。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安全感、归属感、被认同感等心理层面的需求得不到外部的满足,使他们游离于都市边缘,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处于一种茫然和焦虑的状态。由此可见,除了职业发展受困以外,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三、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大力开展职业教育
1.加大职业教育宣传力度,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不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而要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必须做好宣传推广工作,以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方面,职业教育机构要突出自身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方面的优势,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宣传,不仅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宣传媒介,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化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将职业教育宣传深入到乡村和城市社区,开设宣传栏、发放宣传手册,为职业教育培训营造良好的内外部舆论氛围,让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认识到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激励方式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兴趣,可以通过光荣榜展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树立培训后就业或创业成功的典型,发挥榜样作用,重点宣传成功人士的职业教育经历,让他们现身说法,展示个人所获得的职业技能,介绍职业教育培训对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让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看到职业培训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进而激发他们参与培训的热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中来。
2.根据市民化要求,制订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计划。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转换过程,也是职业上的“农转非”过程。职业转换有效与否关键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非农工作的职业能力具备程度。职业教育机构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制订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实现人才培养转型,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奠定基础。首先,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偏向,合理设置专业。专业设置应切实建立在对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培训意向的调查基础之上,提高职业教育的针对性,避免盲目性,要能够满足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技能的需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做到学有所用、学用结合。其次,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力实施就业准入,建立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对获得相应岗位资格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优先聘用,并在职位晋升层面也要将资格证书作为重要依据或参考。这样一来,不但能够规范劳动力市场,而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起到鞭策作用,只有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并通过技能考核后才能获得相应岗位任职资格,然后凭证上岗。最后,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人才库,尽快建立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网络,并依托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网络、电视、广播等信息发布平台,使农民工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职业技能培训的工种与专业。
3.突破体制壁垒,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运行机制。要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计划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健全的培训运行机制的保障。因此,必须着手建立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并且完善职业培训的运行机制。首先,打破利益分割,加快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在培训运行过程中时常会陷入多头领导、相互牵制的尴尬局面,培训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要求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在加强合作的基础上,突破各部门、各教育主体之间的管理壁垒,着手建立由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并吸纳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培训运行机制,各个主体间能够以开放、透明的姿态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其次,加快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相关的法律政策。农民工法制环境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优化是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起步比较晚,规范各个参与主体行为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还不够完善,政府、职业教育机构、受教育者等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在各自的权责关系上较为模糊,尤其在培训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上缺乏明确的界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此,应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各个培训主体的职能和权限,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纳入法律保障之中。再次,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纳入市场化运作。要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可以将其纳入市场竞争中,逐渐放开培训市场,吸引外部资源参与,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实行优胜劣汰。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机构的选择上也更具有主动权,通过“用脚进行投票”激发市场竞争,培训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从而保证培训外部效用的最大化。最后,在培训模式的选择上,应尽可能地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实行灵活的弹性学分制,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允许农民工以弹性学制、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逐步取得毕业证书和技能证书。同时,培训机构要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安排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时间,为他们完成职业培训和文化学习提供帮助。
4.审时度势,将短线培训与长线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不断向城市融入的过程,前期需要大量的个人准备和人力资本积淀。职业教育要想在市民化过程中发挥其效用,必须抓住新生代农民工的阶段性需求,不仅要大力开展以学历与素质提升为基准的长线教育,同时要有效开展以技能和市场为导向的短线培训。一方面,短线教育培训要切实以新生代的技能提升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相对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对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期望较为强烈,同时也深知自身工作技能上存在不足之处,对以技能提升为核心的职业教育的需求较为旺盛。相关调查显示,有将近72%的新生代群体希望参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短期培训来提升个人素质。从现实情况来看,仅有不到35%的新生代群体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大部分技术水平偏低,就业能力不足,与城市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相吻合,导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各级政府、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以及用人单位要通力合作,共同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服务,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开展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做到“以培供需、以需定培、定岗就业、自主招生”,争取从源头上破解技能素质与用工需求相背离的问题。除此以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可以将职业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从而有效提升其市民化水平。另一方面,强化以学历提升为主导的长线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轨迹来看,小时候一般生长在农村,初高中在城市学习,毕业以后自然进入城市务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毕业后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工作,并没有经历父辈那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剧烈变化过程,并且他们工作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农业生产技能几乎为零,相对于农村,他们对城市生活也更为适应。然而,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之间在基础教育层次上的差别较大,与同龄城市市民所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相比,农村基础教育比较滞后,导致新生代在起点和过程上都难以逃脱输给城市同龄人的命运。面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损失,新生代农民工已难以挽回,但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或成人培训进行适当的弥补,通过学历职业教育补充工作中所需要的文化知识。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情况,完全脱产参与学历教育并不符合现实,因此可以采用夜校、函授、电大等成人学历教育形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深入开展,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素质服务。另外,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村的情结不如老一代那么深厚,但是难免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具有农村烙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意识等,并在工作生活中与城市文化规范发生碰撞和冲突,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对此,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的同时,还要融入城市市民权利义务、生活规范、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顺利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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