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与差异分析论文（共12篇），供大家阅读参考，也相信能帮助到您。
篇1：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与差异分析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与差异分析论文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且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①。可见，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要实现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这意味着，将有大量的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重大转变。但事实上，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面临艰巨任务，他们多数在城市从事技术含量不高，薪资水平较低，工作环境、居住条件较差，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发展前景堪忧的工作，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各种压力与矛盾会使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心理矛盾与冲突凸显，因此，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富裕，农民工数量较多。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杭州都市圈共有农民工545.2万人，其中，杭州市的农民工数量最多，为218.3万人，占杭州都市圈农民工总量的40%和市常住人口的25.1%②。现有研究较多地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群体特征、权益保障等问题，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关注不够，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随机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堡客运中心站、城站火车站等抽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4.21（+4.38），众数为23，年龄跨度从16－35岁。其中，男性123人占48%，女性132人占52%；已婚103人占40%，未婚150人占59%，离异2人占0.8%；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11人占4%，初中103人占40%，高中或中专104人占41%，大专及以上37人占15%。
（二）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由90个项目组成，包含9大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各项目采取5级评分制。该量表在国内外精神卫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三）方法
以SPSS16.0为统计工具，对收集整理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
根据SCL－90评分标准，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2，则为阳性因子，提示可能有轻度心理问题；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的心理问题。据此，本文以3分为分界点，在SCL－90中,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认为该研究对象可能有中度及以上心理问题。统计结果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9.61%（M±SD=2.53±0.47）。其中，强迫症状（M±SD=2.91±0.55）和敌对（M±SD=2.74±0.79）这两个因子检出率最高，皆为9.41%；其他（M±SD=2.63±0.71）和人际关系敏感（M±SD=2.72±0.60）两项的检出率分别为7.06%和6.67%；躯体化（M±SD=2.21±0.75）和偏执（M±SD=2.47±0.53）检出率最低，均为3.53%。另外，抑郁（M±SD=2.61±0.65）、焦虑（M±SD=2.46±0.64）、恐怖（M±SD=2.31±0.61分析）、精神病性（M±SD=2.34±0.69）检出率分别为5.88%、4.31%、4.31%、3.53%。
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比较
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通常正常人检出率范围是（3.79%-29.1%）①。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较其它因子比正常组得分更高。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躯体化T为8.07***、强迫症状T为15.06***、人际关系敏感T为13.37***、抑郁T为11.68***、焦虑T为11.02***、敌对T为10.75***、恐怖T为10.99***、偏执T为13.08***、精神病性T为9.72***、其他T为10.84***、组内均分T为15.53***。其中，强迫症状因子均分最高接近3（M=2.91，SD=0.55），其次分别为敌对因子（M=2.74，SD=0.79）、人际关系敏感因子（M=2.72，SD=0.60）、抑郁（M=2.61，SD=0.65）、偏执（M=2.47，SD=0.53）、焦虑（M=2.46，SD=0.64）、精神病性（M=2.34，SD=0.69）、恐怖（M=2.31，SD=0.61）、躯体化（M=2.21，SD=0.75）。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
（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群体差异
研究以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进行差异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的差异。
1.性别差异
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在SCL-90各因子中得分均低于女性,且其强迫症状（t=-2.43*，P<0.05）、焦虑（t=-2.35*，P<0.05）、恐怖（t=-4.45***，P<0.001）三因子及心理健康总均分（t=-2.16*，P<0.05）显著低于女性的得分，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
2.婚姻状况差异
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差异分析,在本次调查中离异者仅有2人，故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在SCL-90中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统计可见，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除敌对因子得分略低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该因子的得分，其他因子均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且在强迫症状（t=-2.36*，P<0.05）、焦虑（t=-2.50*，P<0.05）、恐怖（t=-2.66**，P<0.01）、精神病性（t=-2.24*，P<0.05）这四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得分，这表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年龄段的差异
研究显示，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差异显著，且在强迫症状（F=3.16*，P<0.05）、人际关系敏感（F=2.84*，P<0.05）、焦虑（F=2.55*，P<0.05）、恐怖（F=6.06**，P<0.01）、偏执（F=2.70*，P<0.05）五个因子中差异达到显著。经多重比较发现，16-2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低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1，P<0.05），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四个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8，P<0.05；TukeyHSD=0.37，P<0.05；TukeyHSD=0.36，P<0.05；TukeyHSD=0.42，P<0.01）。21-25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在恐怖因子中，得分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2，P<0.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与廖传景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城市生活有较高的期待，然而，现实中又因政策制度、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等限制，他们大多在城市从事着强度高、压力大、条件差的工作，在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经常遭受来自于城市社会的歧视、排斥，使他们更易形成警戒、防御心理，出现不良心理现象。本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因子得分偏高，检出率也偏高，分别为9.41%、6.67%、9.41%。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语言习惯、教育水平及心理、价值取向与城里人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由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他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外地人”与本地人在人际交往、社会地位、制度性身份上的心理落差和心理隔阂，尤其是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上，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更易产生敌对、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心理。同时，这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内心的郁闷、紧张。所以，政府、用工单位、社会组织等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多渠道、多层面为他们构筑社会支持系统，真正让他们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加强对客观社会支持的利用，克服自卑心理，勇于表露心声，积极争取和善于接纳他人提供的帮助和关心，寻求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身心健康。
（二）突出心理关怀的性别特征差异
由统计结果可见，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中得分普遍高于男性，仅偏执因子低于男性，且强迫、焦虑、恐怖因子达到显著，这一结果与有关研究相似。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恐怖性、强迫性、焦虑心理多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自身感受，对自身状况更加敏感，对周围生活环境、工作稳定性、人际环境有更强烈的安全需求，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竞争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无奈。在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因此，用工企业和社会各界应针对女性心理需求，积极为女性农民工营造和谐、安全的心理环境，尽可能地满足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归属。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偏执分数较女性高。一方面，可能由于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坚韧、强健”的期望使得男性更倾向于表现坚强、健康的一面，也更容易忽略对自身病症的症状与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较女性更为固执己见，不善于听取吸收他人的意见建议，更容易造成人际紧张。基于此，我们要针对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不同类别的心理关怀。要从心理安全、人际脱敏、性情宣泄等方面，增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关怀；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帮其树立正确的观念，端正不良态度，纠正不合理行为方式。
（三）加强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关注
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也更高（T=2.63，P＝0.008），与蒋善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婚姻关系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心灵避风港湾”，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安定、幸福和满足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因而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处理人际关系、职业规划、生活方式等方面会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成熟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整体年龄较小、务工时间较短、薪资水平较低、生活阅历较浅等原因，他们大多缺乏对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的整体考虑，对个人、生活和职业方面的问题处理方式较为有限，他们更注重仗义、易于冲动，容易凭感情办事。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心帮助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个人感情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关怀。
（四）重视低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需求
年龄段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偏执等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年龄段高的群体。原因主要是：（1）低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处于青年早期，正处于确立自我同一性、防止社会角色混乱、避免孤独和建立亲密感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的他们对爱与归属有强烈的需求，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识和精神诉求较年长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2）由于他们年龄较小，工作资历浅，职业技能低，收入待遇少，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交往中往往处于弱势，不易体验到安全感和稳定感。因而他们的恐怖、强迫症状、焦虑心理等程度相对较高。所以，社会大众要加强对年纪较轻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爱，帮助其建立安全、和谐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与研究的局限
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水平，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敌对三个因子检出率较高。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状况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独感、挫折感、被剥夺感与抵触情绪。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差异性。因此，城市政府及社会各界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及内部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系统，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在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来了解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样本具有一定限制性。另外，本次研究主要基于心理症状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对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等影响因素缺乏探讨，后续研究可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寻找影响该群体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
篇2：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分析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总体偏低，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必须从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培训资助政策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1]，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相比城镇新增劳动力而言，其文化素质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只能在收人水平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而就业的不稳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步履艰难。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我国未来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冷暖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
职业教育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等。从政府方面来看，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富余劳力转移的同时，政府理应努力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是，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教育体制，教育资源分配明显偏向城市，尽管国家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教育长期发展滞后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7.11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63.56元，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9.74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5.5元[2]；城乡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直接导致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教学环境与条件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实际需要，导致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较低，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而限制了农民工进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职业教育往往被忽视。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低6973.89元，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低4057.14元[2]。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滞后，总体规模较小，与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不适应[3]；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整体偏低，其较差就业的稳定性，较低的收入水平严重影响了他们转移性就业。从企业方面来看，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用工企业理应加强员工的职业教育培训，然而实际情况是，用工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积极性不高。企业由于受资金、人员、机构、生产状况等影响，开展农民工培训多为岗前安全及规范教育，多数中小型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仅有的少量教育培训也只是围绕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职业技能展开，对农民工缺少企业精神、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常识等方面教育，未能从企业和农民工的长远发展来看待职业教育培训问题。从社会培训机构方面来看，社会培训机构的快速成长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社会培训机构的比例依然较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社会培训机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较高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用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拒之门外。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旺
职业教育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重要途径,较高的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意味着较高的收益。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教育无疑是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梦想的主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愿望异常强烈，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相当多的实用技能培训收费较高,对于大多数进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经济门槛；另一方面，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找到合适的培训时间；另外，许多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职业技能培训缺少针对性与实用性，培训方式不够灵活，培训地点离农民工较远，进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有效需求不足。
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水平的途径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
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着未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它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因此，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布局出发，必须夯实农村基础教育。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环境与条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格局，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农村基础教育，不断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质量与水平，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与农村义务教育相衔接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发挥输出地政府在引导性培训上的作用，强化输入地政府在办学条件、用工需求、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满足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同时，也为输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储备了大量人才；而伴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转移性就业能力增强，越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投入，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政策激励措施，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或奖励等多种政策激励措施，吸纳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之中；同时要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职业技能鉴定，落实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另外，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实时的市场需求信息、培训、就业一体化信息服务。二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体作用。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本培养意识，强化岗位培训责任，使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企业要与培训机构密切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企业定岗培训；大中型企业还要联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建设一批农民工实训基地，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培训机构的有效对接，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及农民工的不同素质,合理设置培训内容，确保职业技能培训市场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同时也要尊重农民工自身的意愿,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努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能力。
（三）进一步完善培训资助政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职业教育培训资助既是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引导全国培训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农民工增加培训需求的重要途径。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有利于帮助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减轻个人培训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自己的职业技能，而且增强了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培训资助政策，建立农民工培训直接补贴的配套政策体系，实行社会统一的国家资助扶持政策，为有培训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办理和发放农民工培训卡，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基本标准，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公平合理[3]，真正把国家提供的优惠和帮助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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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论文
一、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对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社会个体发展的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一方面，个体全面发展和自由公平的实现要求进城人员素质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城镇较高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要求进城人员具有相应的技术和能力。诚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具有更强烈的自我发展的愿望，然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过客”，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也将逐步变成城市的“主人”，构成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当前，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由于能力相对不足，使其徘徊于城市“边缘”，难以融入其中。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仅能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要求的教育程度，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所需工人的受教育年限为10．4年，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需13．3年。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总体上处于义务教育初步完成阶段，相应的专业技术技能教育尚未展开，无法满足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现实中，农民工工作技能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干中学和加强熟练程度来实现，这也是造成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工作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义务教育的完成使得他们具备了进行继续深化教育的基础和条件。因此，通过强化继续教育，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就业能力，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要途径。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规范和系统，难以形成合力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的主要组织者有政府、企业和社团。这些组织者所提供的大多数是重视实用的简单的短期培训，而缺乏对被培训者长期的知识技能、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的系统训练。企业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培训的思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只是局限于就职前的简单的岗位培训。而转入地政府出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速度过快的考虑，也不愿为此付出更大的精力和资金投入，缺乏长期系统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实质上，几乎所有的培训仍然是把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于一个“打工者”，而不是未来城镇化的构成主体。这种临时的简单培训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和企业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从而导致他们不得不经常流动以期寻求更为合适的就业和进城机会。
2.教育目标短期化，与城镇化需求脱节
培养长期稳定的就业能力是确保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提高收入并扎根城镇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就业问题，其就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适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目前，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其他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继续教育基本上是短期的上岗前培训，这些零散的临时的培训难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技能和就业能力。培训经费紧张、培训主体单一、培训内容陈旧和培训形式不灵活是新生代农民工实际需求与现实矛盾所在。因此，结合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特点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和需求，制定针对性强的差别化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长期目标，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养，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3.激励机制不完善，教育缺乏推动力
不管是对于教育主体还是客体而言，良好充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都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积极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体制缺乏的恰恰是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和企业都缺乏合理的激励。由于信息不完善和不对称，转出地和转入地政府以及企业均难以获得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和偏好的有效信息，而提供长期的系统的继续教育培训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一旦接受教育后的受教育客体选择离开，提供教育的所在地政府和企业就不得不承担相应的巨额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缺乏，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无法预测进城后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和流动具有较大的盲目性。由于政府对农民工一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疏于管理，企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往往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短期用人合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接受长期系统的继续教育的积极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定位
新时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方式和目标定位取决于未来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和内在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以人为核心，逐步将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这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未来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其继续教育必须能够满足城镇化的发展和需求。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要摒弃过去那种短期临时的教育培训模式。过去的这种模式只是将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过客”来对待，而没有将他们作为未来城镇“主人”和发展主体。农民转化为市民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和支撑，同时也需要农民自我素质的全面发展和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有效转移，需要在专业技能、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修养等三个方面有所提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必须重视其全面素质的提升，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社会。其次，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是要从批量生产型经济向质量生产增长型经济转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必将定位于质量增长型经济模式。一方面，追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企业用人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许多企业生产的主体，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技能对企业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目前企业一线技工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改善和新产品开发的空间。据统计，我国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比例仅占全部职工的4%，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技术工人短缺已经成为导致当前我国企业竞争力普遍不强的重要原因。而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意识到文化水平低和专业技能的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的主要因素，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有接受职业培训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已完成的教育为他们成长为具有较高水平的技能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建立良好的继续教育体系提高其技术技能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其融入城市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未来的“市民”和“专业技能人才”的双重身份，因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目标应该定位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融入城市的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教育两个方面。其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最重要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和收入问题。
四、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生代农民
工继续教育的路径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文化、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愿望，更加关心培训机会特别是接受继续教育等。但应该认识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同所有教育相似，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必须视为一项社会性公共系统工程。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由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通过整合和改造现有继续教育资源，设计和制定相关激励和约束机制，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顺利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对现有的继续教育体系进行整合与改造，在农民工居住集中区建立社区学院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地为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和技能水平，已经相继建立起相对成熟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并在当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破产和改制，该体系正逐渐被瓦解。当前，政府可以重新对这些已形成的原来针对城镇职工继续教育的资源和机构，如高校继续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学校、函授学校和职业培训学校等根据时代发展的特征进行整合和改造，建立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可以提供与更高收入相联系的大专学位、职业证书和短期培训证书教育等。
2.采用社区学院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联合培养的继续教育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掌握和提高技能水平而扎根于城市，城镇化和企业发展需要培养并留住技能人才。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继续教育的收益或回报存在疑虑，都不愿意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进行投入。为此，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双向选择，政府根据城镇化发展要求制订相关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和继续教育规划、政策和管理细则，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根据技术和发展需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技术偏好制订相应的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与社区学院进行联合培养，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所要达到的技术水平、服务年限、企业和受教育者的学习费用分担等，并与培训合格的农民工签订长期用工合同，建立充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和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篇4：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因素探讨的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因素探讨的论文
在影响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的因素上，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观上的，另一种则是客观上的。在主观因素方面，包括自己对体育锻炼健身和卫生保健常识的认知、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和目的、自身对体育锻炼的需要等。在客观因素方面，包括场地设施、锻炼环境、锻炼指导等。
1.主观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关于主观因素对体育锻炼影响的探讨主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锻炼态度、认知、需要三方面是怎样影响体育锻炼频率和时间的。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常识认知与其锻炼态度、锻炼需要、锻炼频率呈显著正相关；与锻炼时间呈显著负相关。我们知道，个人的认知水平会影响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常识的认知自然也影响其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和锻炼行为。从上表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锻炼态度与其锻炼频率呈显著正相关，与锻炼时间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态度越积极则选择锻炼的频率次数则越多，锻炼持续时间则越长。锻炼需要与锻炼频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锻炼的需要程度越强，其在锻炼频率上则越表现得越积极，但锻炼需要的程度却与锻炼时间没有直接关系。
2.客观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关于客观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的影响探讨主要包括居住地的体育设施是否充足、居住地的体育宣传满意度、体育活动的组织开展情况和获得体育锻炼指导情况等四方面是怎样影响其体育锻炼现状的满意度和工作的.满意度。场地设施是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前提条件，相关的体育宣传和指导能起到促进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作用。从表4-42可以知道，居住地的场地设施、社区的体育宣传和单位的活动组织与锻炼现状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充足的场地设施、充分的体育宣传、单位加强活动的组织对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现状的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现状的满意度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完善客观的锻炼环境，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参与体育锻炼，并且对工作满意程度有促进作用的。
3.意见和建议
从影响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的主客观因素上来说，他们对体育锻炼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对客观锻炼的环境也是充满期待的，社区和企业在这其中能起到关键作用。因此，社区或企业适当增加体育活动的组织，通过举行形式多样的体育比赛来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地或企业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营造一个和谐的打工环境和氛围。对于现今东莞的企业来说，适当增加体育娱乐项目可作为留住员工的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娟,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体育活动参与现状调查――以东莞市部分镇为例[J].体育科技,,32(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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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摘要]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日益发展，得到党、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文章根据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特点构建多起点、有重点，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形成新生代农民职业教育“联合体”，提高其职业能力。
[关键词]两点三联；新生代农民工；多起点；联合体；职业教育模式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日益发展，得到党、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建设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并提出到，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万人次，鼓励和要求企业要和地方职业教育的学校进行合作，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一、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概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大约有1亿人，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就业培训为重点，针对农民工自身的背景和特点采取措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高，他们内心不再愿意像第一代农民工靠卖体力打拼，更渴望有一门技能。《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价值观研究》报告指出，对受教育程度满意状况53%认为不满意，认为还需要继续学习；对未来受教育的期待，61.7%渴望接受职业技能教育，39.1%渴望接受知识教育。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现状调研和分析
当前农民工职业培训模式有阳光工程模式、三单模式、职业学校模式、社区工作模式。他们对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教学重理论、轻实践，教学内容针对性、实用性缺乏，教学模式和手段单一，缺乏互动，忽视农民工多元化的社会技能知识的需求等问题。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的制约、职业岗位技术含量的提高，然而他们知识和技能不足、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匮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只有诉求职业教育，打破知识壁垒，才能实现自身更好地发展。
三、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素质和职业技能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改善民生的关键性问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不仅仅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的技能，而是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他们的实际需求建设相应模式的职业教育体系。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起点不一，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等起点，其基础不一，接受能力也不一。因此，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要多起点（一点），尽可能地全面覆盖他们，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要有重点（另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让其中部分农民工率先市民化、城镇化，找到城市归属感、幸福感，并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由点到面将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到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来，使他们主动、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是政府、企业、农民工的共同愿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既是农民工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职业学校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要形成“联合体”（三联），共同对他们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
1.“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总体要求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特点和职业背景，采取“两点三联”职业教育，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打破过去传统格局，针对其特点，资源整合，政府、企业、职业学校及社会培训机构多方联动，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新型职业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一是要有利于为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有途径选择职教教育培训；二是该种教育模式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校及社会各界多方联动，以政府组织、企业和学校为实施主体，形成完善、系统的职业教育体系；三是要有政策保障，制度要求，使新生代农民工愿意且能够参加与他们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且使他们职业技能得以提高，获得职业发展，从而使培训教育成为他们的内在需求以及社会的发展要求，是政府和职业学校长效发展的内在需要；四是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要有丰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类型以及相应的培训内容。
2.多起点、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多、区域背景不一、成长经历不同，导致他们基础不一，起点不同，职业教育需求多样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职业教育根据教育对象的特征，构建多起点、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培训形式，继而构成系统的教育模式。一是要有学历提升教育。地方中等学校和高职学校要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学历提升教育的途径。让学习基础好、学习需要强烈且有经济基础并愿意继续深造的新生代农民工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对象应由城市转移农村，关注更多的农村青少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重点要逐渐转移到企业中有一定学习能力和一定技能基础的企业技术工人，提高职业教育比重，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延伸职业教育内涵。二是要有短期专项技能培训，使急需获得某一特定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短期的职业知识与技能培训，获得一定的专项技能。三是非定期职业继续教育，针对在岗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专业强化教育，拓展专业视野，接受相关新知识、新技能，为他们进一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四是要有各种形式的基础知识、基础技能教育选择资源。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根据自身的职业技能教育，选择其所欠缺的基础知识、基础技能教育，进行相应的补充和学习，适应他们不同的学习起点和多样的学习基础。
3.重点推进中、高等职业教育培训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以及未能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要为他们创造和提供途径，进一步介绍职业培训和教育。因此，需加强政策支持、财政资助，使中、高等职业教育能够面向这个群体，积极推进该种形式的职业教育，鼓励地方政府、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特点，不断创新和建设相应职业教育培训模式，支持没有职业院校的边远地区因地制宜建立相应的职业院校，创新办学模式、建设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提高教育质量。
4.构建政府、学校和企业联合体
相比较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一种“昂贵”的教育，需要的成本和资源更多，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他们起点低、接受能力低、分布比较分散，要给他们提供形式多样的、不同起点的职业教育，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成本。因此，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和企业共同实施的联合体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模式，不仅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目前有效的教学资源，而且可以促进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是职业院校外延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都应该积极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政府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强统筹管理，发挥主导作用；职业院校作为教育培训主阵地，需要创新教育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培训实效；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培训力度，支持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
5.建立保障制度，切实落实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
构建面向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需要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来保障、护航。一是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全局导向和引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加以积极的引导；二是加大财政投入，为向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提供财政支持；三是针对企业制定激励政策及考核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四是逐步建立“职业准入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持有职业教育培训的毕业证书或合格证书，才能就业，并配套“城市准入”“年龄准入”制度，使新生代农民更加清楚认识和接受职业教育，转变对职业培训和教育的认识，并能够积极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中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和新生代农民工等诸多主体，面向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地实践和探索构建适合他们的“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并根据区域特点、行业特色加以调整和完善，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动态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1]全国总工会课题组.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6-21
[2]马月珍.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J].决策与信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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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研究的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独生子女且没有务农经历，不愿干脏活、累活和收入低的活。打工不再只是为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可是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又将如何融入到这个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生活呢！
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到底愿不愿意参加职业教育培训，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想法，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总结探讨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问题，具体有：
1、政府宣传不够、缺乏政策引导通过课题组成员的调研了解，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收到职业教育的相关信息，参加的职业教育培训也比较少，也不了解什么是职业教育。以上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宣传不够。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在外打工，经济基础较差，很少考虑提升自身技能水平的职业教育，而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宣传的也不到位，政策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农民工。一些好的政策是需要政府引导和落实的，作为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必须用好的政策去吸引他们，让他们看到职业教育对他们未来的收入影响，只有这样在政府的宣传下，在政策的激励下，才能够有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走进职业教育，才能有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到城市。
2、职业教育不接地气，看不到收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考虑最多的问题，不是学什么？不是干什么？而是会获得多少收益，作为职业教育，让他们体会到了吗？让他们感受到了吗？回答是肯定的，没有，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没有接受职业教育呢！职业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职业教育，让他们学会挣钱的本领，而进行职业教育，就应该农民工们看到让门想要的技术，让他们看到通过职业教育以后的收益有多大，通过这种直观的说法，只希望让大家明白，新生代农民工的期待是什么？通过调研我们也了解，很多职业教育不接地气，既然要服务新生代农民工，那么专业设置就应该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职业教育开设航空维修专业，职业教育开设轮船维修专业，职业教育开设空乘专业等，可是多少农民工能用得上。农民工需要的很多职业教育给不了，那么又怎样让他们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呢！
3、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缺乏企业经验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缺乏现场工作经验，所以开设的职业教育课程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有限，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没有吸引性。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学到具体的应用技能，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能够快速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而目前这些华而不实的教育，无法实现新生带农民工的预期目标，当然也就影响了新生带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
二、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问题，直接影响城镇化建设进程，如何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团队调研情况，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政府补偿政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都远离家乡，为了赚钱而四处奔波，没有经历和资本参与职业教育，这将极大的影响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那么政府可以考虑建立流入本市农民工职业教育补偿政策，通过政策补偿，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各种福利，让他们看到融入城镇的希望。通过这种职业教育补偿政策，让这部分流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热情的参与职业教育，提升这部人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质，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落户城市，肩负起城市建设的任务。
2、建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建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通过职业认证的方式，把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化建设的技术工人阶层。职业资格的认证，让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自身的社会地位通过职业教育，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通过提升职业资格的技术含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水平。
3、建立课程与师资准入制度新生代农民工是一只涌入城市的强大队伍，必须要将尽快的将他们进行转化，转化成城市的建设者。必须要开设实用性强的课程，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他们需要哪方面的技能，就开设哪方面的课程，确保他们快速提升自我。与此同时，要配备强大的师资队伍，要符合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师资队伍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建立课程与师资准入制度，谁开发的课程受欢迎就采纳谁的课程，哪位教师受到的评价高，就让谁参与。政府要严格执行准入制度，严格考核，严格把关，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质量。
4、建立企业宣传与教育责任制度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单位，只要存在新生代农名工，就要进行职业教育宣传，引导参与职业教育。监管部门要定期了解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情况，企业要承担起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责任，对没有承担起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宣传的企业，要进行追责。通过这种制度的建立，确保每一个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身边实时都有职业教育，时时都能够参与职业教育。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问题，直接影响城镇化建，我们要动用一切力量，让他们转变观念，我们要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让他们快速提升生活品质，快速融入城市生活。
篇7：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否能够顺利融入城市之中，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众传媒作为舆论的载体和传播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着重探讨了大众传媒在农民工形象塑造、利益表达、媒介素养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与应承担的责任，并就大众传媒如何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大众传媒;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城镇就业但户籍仍在农村的80后、90后青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也就是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有1亿人左右[1]。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观念、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环境非常熟悉，乡土观念日渐淡薄。其次，在生活经历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但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学习，毕业后就前往城市打工，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对农业劳动不熟悉，吃苦耐劳性较差。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上一代农民工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从事的职业大多为第三产业，注重自身的发展，经常学习新知识，经济条件上与上一代相比有很大的改善，消费理念新颖。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又具有很多城市居民身上的特征和观念，对于融入城市极为迫切。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时面临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物质等方面。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物质的融入正逐步得到解决，但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融入还很艰难，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在雇佣方面，在招聘会上经常能发现，“本职位需要城市户口”的招聘要求。在职业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中指出，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零售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等五大行业。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9%，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住宿餐饮业和零售业各占7.8%[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干着累、脏、收入低的工作。
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接受了较高的教育，他们期望以主人翁的心态来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表达，如我们可以经常发现在微博、飞信和贴吧上有不少农民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争取权利，比如近期有新生代农民工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新闻联播式讨薪视频，就是使用新颖的有创意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渴望社会能够关注他们这一群体。但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觉醒的同时，大众传媒并没有太多地关注、满足农民工的这一要求，忽视了他们的媒介需求和媒介权利。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二元户籍制度，就是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别对住户和人口进行管理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掌握人口和控制住户的自由迁徙以便于管理，是为配合当时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区隔式集中人力资源投资于配置的模式[3]。这项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工棚与单位宿舍，居住条件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些保障房只适用于拥有本城镇居民常住户口，住房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关心的首要问题。另外户籍制度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被排除在外。
其次，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污名化现象。涉及农民工的报道大多是负面信息，经常报道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暴力讨薪以及他们生活的困乏和单调，以打扑克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的刻板印象。
再次，农民工的媒介权利存在缺失。尤其是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媒体的.频道和频率越来越专业化和有针对性，有女性频道、游戏频道、足球频道等，但并没有针对农民工群体的频道和频率。政府虽然开办了一些针对农民工的网站，但这些网站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仍不够。
最后，农民工在对媒介的态度上存在矛盾心理，对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既存有质疑但又缺乏其他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缺乏理性的认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只是为了寻求感情的宣泄和娱乐，不能合理地使用媒介，对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缺乏理性的对待，很难从中获取有益的信息。
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角色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崛起，如何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温总理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4]。毋庸讳言，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各方面的齐心协力，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众传媒是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塑造者。麦库姆斯和肖指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大众传媒中所反映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形成了库利所说的“镜中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认识以及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印象。因此大众传媒在报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时，应积极地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体现他们的优秀品格，如近年来所报道的在北京救人而不留姓名的新生代农民工孙天丛、在青岛冒着危险多次跳海救人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青刚等，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都让大众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美德。
篇8：农民工职业道德建设分析论文
农民工职业道德建设分析论文
一、农民工职业道德嬗变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首先，农民工在社会中的群体特殊性。农民工虽处于城市的活动范围中，但是农民工是来自农村，对于乡土的依恋较强；而由于乡村环境及家庭因素等的影响，农民工整体的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对于生活中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社会的活动范围有限，社会关系主要以强（亲戚）关系为主。其次，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地位不稳固，城乡生活习惯的差异，自身的生活无法保障。再次，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生存技能低、职业的思想观念落后、对自身的道德素养要求低。农民工由于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只能从事一些脏重的体力活，工资水平较低，使得他们较易忽视自己的职业道德的提高。最后，农民工的融城意愿强烈。大多农民工对于在城市中安家立户具有强烈的愿望，但自身与城市生活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也使得西方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传入我国，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造成部分农民工产生金钱至上的职业理想、职业责任感缺失等不良现象，加上趋利的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导致职业道德的淡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个人收入的差距也易使农民工的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出现散漫，消极怠工等。
（三）农民工职业道德嬗变的政府原因
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政府决策与政策的实施对于农民工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但财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存在的不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与对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的管理条例和法律法规的存在的不足；基层文化建设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系统的不完善；政府对于加强农民工职业道德建设的宣传力度不够等制度的原因，都对农民工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增强产生不利的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道德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嬗变的社会和企业原因表现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在社会中的收入少、地位低；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及对农民工职业生活的关注度低；农民工自身工作的流动性强、工作环境复杂多变。企业等有关单位方面，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方法以及职业道德培训系统等。
二、加强农民工职业道德建设的措施
（一）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
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农民工职业道德的主观因素表现为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首先，农民工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准则和规范，树立科学先进的`职业道德观念。其次，农民工努力学习自身职业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提高自我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就业能力。农民工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再次，农民工提高抵制不良诱惑的能力，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现在社会鱼龙混杂，农民工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抵制不良思想观念的危害，职业道德的立场坚定。最后，农民工培养自身的职业幸福感。农民工学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自身职业，既看到自身职业的辛劳，又要看到其价值，并能够从自我职业中发现快乐与幸福。
（二）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制度和政策的支持对于加强农民工的职业道德具有很大的意义，国家可以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来坚定农民工的职业责任感和理想，丰富其职业道德的内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社会公平；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取消各行业歧视和限制农民工生活、工作的不合理制度，提高农民工的职业道德要求；政府创办专门学校和机构，加强对农民工职业道德教育的培训等等。
（三）企业对于加强农民工职业道德的措施
企业可以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积极开展对农民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纪律；组织各项活动，讲提高职业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面，企业对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道德负有责任，应该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各项要求与措施落到实处。各有关协会、社团等非行政组织应大力宣传和组织相关活动，共同提高农民工的职业道德。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主流媒体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力度，提升公众对农民工的认识。
篇9：新旧准则差异分析论文
新旧准则差异分析论文
一、新旧会计准则之异同分析
（一）准则名称改变
原准则的名称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新准则的名称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新准则将“会计差错更正”修订为“前期差错更正”。
（二）增加了无法进行追溯调整和追溯重述的规定，并要正确理解追溯重述法
运用追溯调整法需要确定会计政策变更的累计影响数，运用追溯重述法需要确定前期差错的影响金额。如果这种影响无法合理确定，追溯调整和追溯重述也就无法进行。因此，新准则增加了无法进行追溯调整和追溯重述的规定。就以前某一特定期间而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即可认为无法对会计政策变更应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或无法对某项前期差错应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1.应用追溯调整法或追溯重述法的影响数不能确定；2.应用追溯调整法或追溯重述法要求对管理层在该期当时的意图做出假定；3.应用追溯调整法或追溯重述法要求对有关金额进行重大估计，并且不可能将提供有关交易发生时存在状况的证据和该期间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信息这两类信息与其他信息客观地加以区分。实际工作中，要正确理解并按规定执行。而且，要正确理解追溯重述法，它是指在发现前期差错时，视同该项前期差错从未发生过，从而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更正的方法。例如：年报中的收入为1100万元，在10月发现多计收入100万元；在编制20年报时，应视同该差错没有发生过，即20的年收入应改正为1000万元。
（三）将会计差错改为前期差错
原准则将会计差错分为本期发现的与本期相关的会计差错、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非重大会计差错和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重大会计差错。本期发现的与本期相关的会计差错和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非重大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调整发现当期的相关项目。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重大会计差错，如影响损益调整发现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及相关会计报表其他项目的期初数。如不影响损益，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期初数；新准则将重大会计差错改为前期差错，增加了前期差错和追溯重述法的定义。前期重要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采用追溯重述法。确定前期累计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应该注意的是，新准则中，将舞弊产生的差错单独做了强调。对存货、固定资产的盘盈，按原制度作为当期事项计入营业外收入中；新准则规定应作为会计差错，进行追溯重述。例如：年6月购入一台设备，价值100万元，货款未付。年年末财产清查时，盘盈设备一台，应作为会计差错更正，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应付账款”科目，同时补提折旧。这种做法，比原制度将盘盈结果100万元转入营业外收入要合理得多。
（四）对披露要求更具体
新准则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披露要求更为具体。例如，对于会计政策变更，原准则要求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理由，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数，累计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理由；新准则除要求披露以上这些内容外，还增加了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调整金额及无法追溯调整的，说明该事实和原因以及开始应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的时点、具体应用情况等信息披露要求。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披露，没有区分非重大变更与重大变更，而是将它们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披露方式以同样的方法或方式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使会计信息提供的成本大于其产生的效益。笔者认为，对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进行充分、详细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对于非重大的变更，则可以采用简化的处理办法（重要性原则）。对于重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前期差错的'更正，应将其对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如果由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的更正，使股东财富受到重大影响，股东应该更清楚地了解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变化情况。新准则对重要的前期差错与非重要的前期差错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重要的前期差错要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非重要的前期差错可以直接调整相关的科目，若涉及损益的，则计入当期损益。但是，新准则对于如何界定前期差错是否重要，并没有清晰阐述。笔者建议，新准则可增加相关规定，如“重要的前期差错一般来说金额比较大，通常某项交易或事项的金额占该类交易或事项的金额的10％及以上，则认为金额比较大”。
二、新旧会计准则衔接规定
新准则是对会计政策变更处理方法的具体规定，因此仅指明了生效日期，而未专门提出衔接办法。新准则主体部分指出，企业按照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时，应按国家发布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执行。如果没有相关的会计处理规定，应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并将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数也应一并调整，但不需要重编以前年度的会计报表。如果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因此，对于新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发生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其会计处理方法与新准则规定的方法不同的，应予以追溯调整。如果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则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
三、执行新准则由于所得税处理方法的差异对企业权益、损益的影响
新准则规定，所得税核算方法由原会计制度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法下的递延法和收益表债务法，改为纳税影响会计法下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得税核算注重的对象由原来的永久性差异、时间性差异转为暂时性差异（包括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考察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分别反映在“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中。
（一）会计政策变更
新准则要求，除特殊情况外，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变更引起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数也应一并调整。因此，会计政策变更将直接影响期初的留存收益，使所有者权益出现变动。同时，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相关资产、负债科目的调整，将导致资产结构发生变化。例：某公司12月购入一台管理用电子设备，原价32万元，预计使用5年，净残值为2万元，采用直线折旧法，6月25日，设备闲置，按照当时制度规定，该设备从7月份开始未计提折旧，1月1日，该公司开始执行新准则，按新准则规定，未使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应计提折旧，该公司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税率33％。税法规定，未使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不得计提折旧，但可以在固定资产清理时作为清理成本在税前扣除。因此，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小，而其计税基础大，两者差异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10％计提盈余公积，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
1.计算累积影响数（单位：元）
2.20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
（1）调整累积影响数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0
递延所得税资产9900
贷：累计折旧30000
（2）调整由于净利润的减少而调减的盈余公积
借：盈余公积（20100×10％）201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010
3.调整会计报表项目
该公司应调整年资产负债表年初数、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20栏有关项目。对于资产负债表，应调整2004年年初数，即调减盈余公积2010元，调减未分配利润18090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9900元，调增累计折旧30000元。对于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应调增年管理费用30000元，调减2004年年初未分配利润18090元。
（二）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时不需要计算变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也不需要重编以前年度会计报表，但应对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估计进行处理。可见，会计估计变更不影响以前年度的权益和损益。如果变更仅在当期有效，那么其影响数将计入当期损益，同时造成相关资产、负债科目的变动；如果变更的影响持续到未来期间，则其影响数还要计入未来期间与前期相同的相关项目中。
四、延伸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和差错》（以下简称IAS8）中相关内容的规定基本相同，但还是存在以下差异
（一）关于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IAS8在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方面，规定了管理层应如何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尤其是在没有适用准则和解释公告的情况下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时应参照的文献；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对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进行处理，其他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关于披露内容
IAS8要求披露尚未采用的已发布未生效的准则或解释公告将产生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新准则对此未作规定。
（三）关于重要性
IAS8对“重要性”进行了定义，从采用会计政策和更正差错角度阐述重要性的应用：
1.如果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会计政策对主体的影响不重要，则主体不需要采用这些会计政策。
2.如果财务报表包含重大的差错，则这些财务报表不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
3.重要的前期差错应在发现后批准发布的第1套财务报表中以追溯的方式予以更正；新准则对此未作规定。
篇10：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论文
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论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即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和徘徊的过程中，基于城乡多方面差异而形成的“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情势不容乐观，面临着不一而足的诸多困境，如身份认同困境、乡土认同困境、城市认同困境等等。故而，为了有效缓解、弱化社会认同困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因为这不仅是破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社会认同困境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正式制度藩篱：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
与所有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产生并非某种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藩篱。可以说，正式制度的不足和缺位恰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重要社会根源。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的创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关规定构成的规范体系，他们在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并靠组织的正式结构来实施，包括宪法、成文法和行为规范。”下面主要围绕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错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来探求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一）身份错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
不可否认，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正是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进而影响了其社会认同的形塑。就户籍身份而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迁移和流动，但他们依旧是以农民的身份和标示卷入到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从职业身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极大脱离了其祖辈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城市中不同领域的非农行业，这就无疑使得该群体的户籍身份滞后于职业身份的转换，正是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这种非同步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掣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良性社会认同的形成。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并非倏忽而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动因。在20世纪50年代，为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管理，我国确立了以城乡二元分立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这个户籍管理体制中，全体社会成员被人为分割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群体。客观地说，当时制定的户籍管理体制在保障社会全面稳定、确立社会基本秩序、缓解社会资源分配不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体制却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强加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导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农村地区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农民不仅无法向城市自由流动，就连不同农村区域间的流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堵塞了农民横向社会流动的渠道，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身份与职业的高度同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开启了众多农民纷纷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的序幕。面对日益变动的社会秩序，国家对既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亦做出了相应调整，允许农村人口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到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这样，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才不再被先赋性地捆绑在一起，而是拥有了一定的自获空间。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主流群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方式、生活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显著的时代印记，但他们的户籍身份并没有随着职业身份的转换而改变，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因户籍身份的限制而无法享受到与职业身份相匹配的保障和待遇。近年来，虽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改革方案在一些地区陆续试点，但这些尝试性的举措“仍然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的职能没有改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他们开始在主观认知上日渐偏离固有的农民户籍身份，转而根据职业身份等新标准来重新界定自己，正是这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出现。
（二）机制缺位：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诸多社会认同困境，虽然国家从宏观角度着手做出了整体架构上的制度安排，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微观层面的具体机制之间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和距离，有效改善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感的操作性机制依旧相当缺乏。20世纪80年以来，与相对宽松的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的农民工制度，随着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热潮的涌起，众多关涉农民工人口流动管理、福利待遇、用工标准、职业准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陆续出台。虽然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业已形成的举措并未根据农民工日益变动的就业情况以及不断深入的社会发展形势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时至今日，略显滞后的农民工制度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目前，在农民工制度的框架内，我国仍然主要采用暂住证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管理，在这种制度设计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均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性隔阂。虽然我国部分地区近年来陆续着手取消和改革暂住证政策，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制度，但这一文本层面的安排并没能有效弱化和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境。例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中的相关组织活动有着较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但具体融入机制和集体认同路径的缺失使得他们望而却步，极大降低了他们的融入程度和社会认同。 众多研究实践表明，作为我国目下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地区有着强烈的融入意愿，而且他们也总是在竭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种资本以期实现对城市社区的参与，但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位阻隔他们有效介入城市社会的步伐，而只能游离在他们为之付出却无法进入的城市结构之外。可以说，正是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模糊。
二、非正式制度断裂：城乡体验的张力与话语建构的`失衡
孙立平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提出了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断裂社会”。何谓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断裂社会中，不仅很多边缘群体无法有效融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会益愈呈现出“失衡”的运作逻辑。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言，孙立平的研究在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来说，正是断裂社会所造成的乡土经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和由传媒强势话语的控制所造成的群体话语失衡，成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文化冲突：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
在哈布瓦赫看来，社会记忆究归根结蒂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类社会群体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群体所属时空的改观而变化，不断嬗变的社会记忆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镌刻下极其深刻的影响，持续影响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然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渐趋
卷入到城市中，但以往的农村生活经历却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必然无法抹去其在乡村社区里衍生出的乡土社会记忆，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我们的民族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乡土记忆。
作为一个与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城市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在这样一个未曾接触的新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处事方式等必然会受到相当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从而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城市新场域中，为了适应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场域的再社会化，并不断去适应城市社区的交往逻辑、职业方式及生活规则。同时，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转变相同步的，是他们社会联系的转变。众所周知，乡村社会是由血缘和地缘所构成的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更多以业缘作为主要的社会联系，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非农产业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原有的社会联系，进入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这无疑对其社会认同构成了新的挑战。
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来看，他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的再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之间充满了紧张、错位和矛盾。对于他们来说，职业身份的获取是相对容易的，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钳制和影响，城乡经验之间的张力却是难以弥合的，二者之间的转换失调无形中阻滞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放大了该群体社会认同的脆弱性和模糊性。
（二）话语失衡：强势传媒话语的建构与控制
当前，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来说，强势传媒的话语建构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和钳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生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正是强势传媒在信息流播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影响和地位成为了阻碍他们形成良性社会认同的媒介障碍。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话语的表述背后往往蕴藏着权力的运作，而权力总是可以对社会成员产生重要的制约，所以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传媒必然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建构带来巨大影响。
不可否认，以网络等传播平台为代表的强势传媒无疑在当前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居于主导性位置，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影响甚大。作为目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强势传媒通过建构并控制传媒话语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困境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农民工群体开始，新闻媒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着对农民工问题的建构，如从新闻维度定义农民工的审视、从传播视角审视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在专业架构内研究各种农民工问题，等等。时至今日，新闻媒介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建构仍在继续。梳理大部分强势传媒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及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何种方式的报道，新闻媒介总是以“问题群体”的视野去看待和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种充斥偏见和歧视的传媒建构一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也会弱化和减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从而使这一群体面临着的本已困境重重的社会认同危机雪上加霜。
篇11：分析网络调查与传统纸质调查差异论文
分析关于网络调查与传统纸质调查差异论文
互联网时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互联网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传导至统计调查上，网络调查法，越来越被广泛应用。网络调查，亦即互联网在线调查，它是指以网络技术为工具，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法、电子邮件等网络通信工具，收集统计数据的一种新兴调查方法。由于网络调查较传统调查更经济更灵活更快捷，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调查应用越来越广。但如果将网络调查数据直接应用于科学学术研究，学者们还存有诸多质疑。本文以大学生校园生活调查为例，分别用传统纸质问卷调查与网络调查方法收集数据，再进行对比和统计分析，以此来探讨针对同一调查主题，传统纸质问卷调查与网络问卷调查两种方法调查结果是否会有差异？在哪些方面有差异等问题，从而提出应用问卷调查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统计调查，是根据统计调查的目的和调查要求，采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客观实际搜集统计数据信息资料的工作过程。常用的统计调查方式有：普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统计报表。常用的初级资料搜集方法主要有直接观察法、报告法、访问法、问卷法。本文对比论述的两种调查方法，主要是指非全面的问卷调查。
（一）传统纸质问卷调查的主要过程和特点
传统问卷调查，通常首先要设计问卷、印制大量调查问卷；其次由专门的调查人员进行走访和调查，对一些调查内容特殊的调查主题，还要进行邮寄、访谈等，这使传统的问卷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不足。此外，传统的纸质问卷调查在调查完毕后，对纸质的问卷进行整理、筛选、录入和汇总的工作量很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工作人员长时间进行输入，难免会产生人工误差。总之，传统的纸质问卷调查，调查人工成本高，调查广度不足，人、财、物、时耗费多。
（二）网络问卷调查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网络问卷调查是指通过网络邀请会员参与回答问卷以获取数据信息的一种调查方式，属于在线调查的一种。其主要方式有：网络电子会议、电子信息邮件调查和网页问卷调查等。网络会议是类似于网络在线的会议座谈，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或者多人进行座谈的一种网络调查方式；电子邮件调查，是把统计调查问卷设计成电子邮件形式，再通过邮寄电子邮件方式实现收集调查资料的方式；此外，现在也流行在朋友圈中发放电子问卷，收集所需资料的调查方式。
网络问卷调查的主要特点是：成本低、时效性强、随机性强等。总之，首先网络调查耗费的人力物力都小于传统纸质问卷调查；其次网络调查效率高；但网络调查面向的主要是上网冲浪人群，而不是所有人群，因此，样本代表性不足。
|两类调查方式同类问题数据梳理
以笔者及小组共同进行的一次大学生校园生活主观感受为例，用传统纸质问卷调查与网络问卷调查同时收集资料，并对调查数据进行比对，以此比较探讨在两种不同调查方式下，针对同一调查主题，调查结果是否会出现差异。
调查问题分三类：一类是身份特征类，一类是生活满意度类，一类是敏感话题类。其中，身份特征类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类别等基本问题；生活满意度类主要包括：生活费满意度、学校满意度、专业满意度、住宿餐饮满意度等日常生活问题；敏感话题类主要包括：性取向、性格、恋爱状况、人际关系等相对私隐问题。
（一）研究思路
调查问卷分三部分内容：首先，通过反映身份特征类问题，收集了社会人口统计学的数据，通过此类问题，比较回答人对这类问题两种不同调查方式是否存有差异；其次，针对日常生活满意度类问题进行调查，比如学校满意度、同学相处和谐度、生活费满足度、住宿与用餐满意度、所学专业喜爱度等问题，通过此类问题，比较回答人对这类问题两种不同调查方式是否存有差异；最后，通过敏感话题类，比如性取向、性格、同学关系和谐度等问题，通过此类问题，比较推断回答人口对这类问题两种不同调查方式是否有差异。
（二）调查情况
1。 传统纸质问卷调查。首先针对在校大学生校园生活主观感受问题设计了问卷，并进行试调查，经修改完善后，再实施正式调查。本次调查共涉及5 所大学部分在校学生，采取随机发放纸质调查问卷方式进行，共发放200 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5份，另有25 份问卷因回答不完整而作废，回收有效率为87。5%。
2。 网络问卷调查。利用电子邮件调查、微信好友朋友圈两种网络调查方法，针对在校大学生校园生活主观感受问题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收集到139 份有效样本。
（三）数据整理
传统纸质调查与网络调查两种调查在生活满意度类话题、敏感类话题中，均存有显著差异。
（一）生活费满意度类问题再解析
对有差异标志进行百分比同质性检验。经百分比同质性检验得出结果倾向于：网络调查的满意度明显比传统调查的满意度低。每个特征选项中的“非常满意”这一选项都小于0。5 存在明显差异。在“满意”“一般”这一选项中，只有学校满意度的P 值是0。0752 小于0。5 有明显差异。其他两个特征选项都没有存在明显差异。至于“不满意”这一选项，生活费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和住宿餐饮满意度都存在明显差异。
（二）敏感类问题再解析
对敏感话题特征数据进行百分比同质性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由表3 可以看出：传统纸质问卷调查与网络调查在真实性格、最烦恼的人际关系和性格乐观与否上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性取向、恋爱状况、同学相处和睦度三个选项上，网络调查与传统纸质问卷调查有显著性差异。经百分比同质性检验得出，总体看在相对偏隐私的人际交往类问题同学相处和睦度的特征选项中，“非常和睦”和“一般”两个选项的P 值小于0。5 存在明显差异。而更倾向隐私的恋爱状况和性取向两个特征问题中，每个选项都小于0。5 存在差异。此外，从恋爱状况问题选项的差异还可以解读为：处于甜蜜恋爱中的在校大学生可能忙于快乐约会，没有太多时间在网上回答网络问卷。而恋爱受挫中和单身的在校大学生消耗在网上的业余时间所占比重多一些。由此可见，在设计网络调查问卷时，也要参考被调查者的个人状态。如果在恋爱、怀孕、照顾孩子等人生状态下，可能无暇将业余时间消磨在网络上，回答问卷的概率低，也可能影响信息的收集代表性。相比之下，性取向在所有敏感性问题中P 值很小，但差异性最大。由此可见，随着敏感性增强，网络调查与传统纸质问卷调查的差异性也在逐步增大。
总之，传统纸质问卷调查，对一些日常生活类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在网络调查中，同样问题，消极面评价则较多，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传统纸质问卷调查，因为面对面，可能会在某些方面给被调查者有一定的有顾虑和心里压力。而在网络调查中，对于一些较负面的选项，被调查者因轻松，更利于更勇敢选择表达本人真实意愿，更容易表达内心的不满。在敏感性类问题方面，两种调查中，随着敏感性的增加差异性也在增加。在传统问卷调查中甚至还出现了敏感问题不答现象。而在网络调查中，由于被调查者不需要与调查者接触，使被调查者没有被别人窥探隐私的顾虑，因此，能做出更真实的回答。
|应用网络调查的三点建议
进行网络调查应注意的问题很多，如果是企业产品营销调研，应该区分开是哪类产品，比如是器具类、食品类、服装类等。但无论哪类调查，首先都必须制定网上调研提纲，设计调查问卷、明确调研题目、时间、问题、标志、要求等。如果是要了解市场需求，则要从顾客的角度来了解客户需求。如果调研对象是产品的直接购买者、提议者、使用者，则要对他们的具体角色进行分析，比如，代理某种时尚品牌休闲女装，其目标销售对象应当是年轻女性及成功中年女性，但实际客户市场不仅仅是这部分人群，还包括他们的父母、男友等角色。因此，实施网络调研时，只有将调研市场对象进行角色细分，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准确性地充分了解市场需求。针对具体的校园生活感受类的调查，实施网络调查时主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选择针对网络人群的内容进行网络调查。从本次在基本身份特征类调查中可以发现：男性、理工科专业和大二、大三同学为经常上网人群，更适合进行网络调查。因此，将研究对象主要限制于网络使用者或是经常上网人群进行网络调查比传统调查更具有优势。由此推理，适合采用网络调查的调查项目有：网络游戏的满意度调查、新产品试用效果测试、网络广告投放效果测试等。
二是根据敏感性程度选择不同的调查方式。从对满意度和敏感性问题方面的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传统纸质问卷调查，由于白纸黑字，有可能会带给被调查者带来压力，而网络调查则相对会更容易表达真正的情绪和意愿，真实性更强。因此，可以针对敏感性程度不同，采取传统纸质调查和网络调查方法结合的方法进行，从而弥补两种调查方式各自的不足。三是以赠小奖品等形式激发被调查者参与的兴趣。网络是虚拟世界，如果在网上调查过程中加入适当的奖品激励，调查会获得更多的参与者。如摩托罗拉慧笔和惠普在网上做调查时，都有奖品激励参与者。某医学杂志在做调查时，提供样刊赠阅，也获得了积极的反馈。从这次网络调查中也发现，网络调查因为无约束性，被调查者参与热情不高，回复率低。如果以赠小奖品或支付少量薪酬等形式及方法，可能会大大调动被调查者参与调查的热情，从而大大提高信息的回复量和回复速度。
总之，本文通过大学生校园生活主观感受度的调查研究，探讨了网络调查与传统调查两种不同调查方式的差异。需要指出，本次调查中传统调查与网络调查的被调查者不是百分之百重合，这不可避免使数据统计结果会存在一定误差。但是，两类调查在敏感类等问题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只有根据不同的调查内容和不同的被调查人群，选择合适的调查方式，才能确保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篇12：大专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论文
大专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论文
目前，人们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在国内外，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也越来越多。而对于大专学生来说，在以往大学生主要心理问题的相关调查中表明，人际关系方面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人际关系是人在社会中的重要组成，人不少一个孤立的存在，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个体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心理学健康水平的高低。大专院校也是人才培育的基地，为了使学生建立良好的心理健康发展，从整体上，提高大专学生的综合素质，大专院校的教育和引导有利于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较强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并且使其具备创新能力。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对象。本文从某大专院校随机抽取300名大学生进行测试，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最后获得有效被测对象为294人，被测对象达到了98%，其中172名女性，122名男生。
2方法。心理健康量表(UPI)：采用樊富民等在1993年主持召开全国UPI应用课题研究，该量表共有60道题，其中56道题反映了学生的焦虑、苦恼等症状，测谎题为4道，并不计入总分。并且本研究还系统的修订了其实施过程、相关条目和筛选标准等。UPI满分为56分，每题计分1分，得分越高 越表明大专学生越具有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另外，为了了解被试对象自身身心健康状态的总评价采用了附加题部分。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人际关系问卷：测试使用了人际关系问卷，其是由张琴心编制的。该问卷有四个维度，即：乐于交往、利于交往、敢于交往和善于交往。并且本文采用了五点计分方法，得分越高，越说明大专学生具有越好的人际关系状况。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统计学处理。本文以随机的方式，进行测试，并且当场回收问卷，被试者严格按照导语回答问题，然后采用了分析软件包SPSS15.0 for windows XP来统计所获得的数据。
二、结果
1人际关系状况及性别差异上。在人际关系分数上，本研究发现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获得分数为3.65±0.46;而在性别差异上，男生得分要低于女生，并且在干预交往上，存在着显著差异(p<0.05)。
2心理健康状况上。结果：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筛选率根据UPI筛选评分标准，分别为14.97%、24.83%、60.2%。在性别差异上，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生，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并且存在显著的差异。
3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相关分析上。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及各维度都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p<0.01)这说明，人际关系越差，心理健康得分越高。
4不同心理健康水平上的人际关系状况。对三类学生根据UPI筛选评分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大专学生人际适应和各维度，在不同心理健康水平上，大专学生人际关系及各维度三类状况显著优于二类和一类学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5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逐步回归分析上，自变量以人际关系各因子为主，因变量以心理健康得分为主。结果显示：人际关系中善于交往和乐于交往依次进入回归方程，2个因子对总分总解释量为34.7%，说明这2个因子影响着大专学生心理健康。
三、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状况与关系
1大专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大专学生人际关系及各维度在不同心理健康水平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充分的表明，大专学生人际关系越强，心理健康水平就越好，心理健康得分就越低;反之则人际关系越低。在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及各维度根据相关分析表明，都存着显著的`负相关。这充分说明，人际关系越差是由心理健康得分越高和心理水平越低所造成的。另外，人际关系中的善于交往和乐于交往经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这2个因子对大专学生心理健康的解释量分别为22.8%和43.2%，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对于消极高唤醒和低唤醒上，学习自我效能各因子的总解释量为 34.7%，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这充分说明大专学生的人际关系严重的影响着其心理健康水平。可见大专学生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水平越高，他们多出现的心理问题越少，就具有越强的适应社会环境能力，心理健康水也越高。
2.大专学生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表明在性别差异上，男生得分低于女性得分，从总体来说，大专学生人际关系处于中等水平以上。并且在敢于交往上，女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表明符合大专学生的年龄特征，其人际关系还可以，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同时，根据UPI的筛选评分标准来看，大专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可以，具有以下结果：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筛选率分别为14.9%、24.83%、60.2%。在性别差异上，男生得分明显低于女生得分，并且女性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心理健康水平上，与已有的研究一致，男生要高于女生。这是由于在社会中，男女生养成的社会特色和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自对新社会环境上，女生要比男生的适应性差，相对于女生来说，男生的独立性较强。这可能就是导致女生心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大于男生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大专院校教育中，重视学生的人际关系及其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来，以良好的教育方式改变不当的交往方式和模式，重视拓宽人际交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升大专学生的人际关系，增强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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