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时间：2022-12-12 10:18:03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本文共6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篇1：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一、“三农”问题的焦点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分别为10 ．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又降到40％以下，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下降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抑制。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这样，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城乡经济的系统均衡难以形成。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出现停滞、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较大比例来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就说明了这一点。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开征农业经营所得税。把农村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依据非农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面积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费则改按农业经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国推行。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农村税收与城镇税收接轨、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接轨。通过规范化的税费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具体的方法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既应增加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信事业；还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通过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与技术方面的信息及指导；并且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和农产品保险。第二，政府应根据不同生产类型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对低收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第三，政府应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其措施应包括增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大力扶持无公害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推行休耕制度等。《[推荐]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篇2：中国三农问题焦点和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焦点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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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三农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现状不容乐观。实际上，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而且，农村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为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市场;农民增收城市化

我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引起社会的重视却是最近几年，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好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就一定会发生社会的大动荡。可以说除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一旦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J].中国经贸导刊,.

篇4：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位置举足轻重。全省9667万人口中，乡村人口占72．8％；我省国内生产总值中50％以上是靠农业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我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97年的100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237亿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1997年至2003年，7年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4．3％。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小麦播种面积稳定保持在7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从1998年开始连续5年保持在4000万吨以上，近3年来连续居全国第一位；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一位，畜牧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居全国第一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优质小麦、优质专用玉米、优质水稻、优质红薯的面积不断扩大，分别占各类作物总面积的38．8％、55％、60．2％和47％；林业、畜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省粮食年加工能力达2500万吨，占粮食年总产量的60％以上；肉类加工能力达230多万吨，乳品加工能力70万吨。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顺利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总体减负42．83％，人均负担由129元降至55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7404万亩，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5700万亩。完成人工造林450万亩，其中退耕还林380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机总动力达6900多万千瓦，仅2003年就新增联合收割机2万余台，相当于前5年发展数量的总和。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农村用电、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科普、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针。我省结合实际，集思广益，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今后，我们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突出抓好粮食直补、降低农业税、良种补贴和农民补贴的政策落实，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发挥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有限的耕地。要改变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农民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的单产和质量，实现增产增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把我省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国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为契机，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优质小麦为重点的优质粮生产加工基地建设。以规模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加强林业基地建设，优先发展速生工业原料林基地，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大力发展名优特经济林，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展农民外部增收空间。首先，抓好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抓好劳务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搞好就业指导和中介服务，为农民及时提供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引导农民有序流动。同时，抓

好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给予服务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1．6亿元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四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篇5：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

家庭是人生最好最高的学府。如何提升家教质量，帮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万千家长热切关注的话题。

8月8日，国内最大的家长社区家长帮联合好未来公益基金会发布《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对全国不同地区6529个家庭调查追踪，揭示出中国家长在孩子不同成长阶段(0-18岁)时所面临的家庭教育问题。其中，低龄儿童智力过早开发、中国孩子素质能力缺失，以及不同城市衍生的“个性化”等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的痛点。

低龄儿童智力开发过早

就像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所言，教育始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在教育大国中国，很多家长自然不会放弃娃娃期的家教熏陶。不过，即便在孩子低龄期，中国家长仍然十分关注孩子学习能力培养。《报告》显示，在婴幼儿(0-3岁)时期，近一半的家长开始担忧孩子的阅读能力，甚至高于对孩子性格问题和睡眠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