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试论儒文化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及内涵的时代性，本文共9篇，欢迎阅读借鉴。
篇1：试论儒文化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及内涵的时代性
试论儒文化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及内涵的时代性
论及儒文化的历史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学说的'创立,思想内容的改造,继承发扬中的与时俱进;以此说明传统文化的前途在于因时而变化.
作 者：李虎 LI Hu 作者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管理科学系,重庆,400053 刊 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ELECTRIC POWER COLLEGE 年，卷(期)： 8(3) 分类号：B2 关键词：创立 改造 继承发扬 变化篇2：论文化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论文化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阶级性。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具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而不是说每个民族只有一种统一的文化。任何文化都属于一定的时代，表现为各个民族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和历史性，表明的是这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和何以如此的原因；阶级性是指在阶级社会中文化的人都属于一定阶级。文化发展的本质是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文化的积累、继承和发展。
作 者：陈先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2 刊 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YOUTH COLLEGE FOR POLITIC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G03 关键词：文化 文明 民族性 时代性 阶级性 创造性篇3：《背影》文化内涵
《背影》记事颇简单，一个丢了差使的小吏送子北上读书，在火车站送别。在军阀统治的旧中国，这种事是极平常的事，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即使这种小康之家，也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文章记述了作者家庭的不幸和当时的灰暗世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虽早已不存在了，但其记述的情景，对我们来说依然有着历史的认识作用。
其写作特点：本文通过抓住人物形象的特征——“背影”的命题以立意，组织材料，在叙事中抒发父子深情。
“背影”在文中反复出现四次，然每次的情况都有所不同，而思想感情则是一脉相承。第一次，在文章开头，旨在开篇点题“背影”。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感情气氛，以笼罩全文。第二次，在车站送别的场面中，作者对父亲的“背影”作了具体的描绘，此为写作重点。父亲胖胖的身躯，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步履艰难，蹒跚的爬过铁道为儿子买橘子。这个镜头表现了父亲爱儿子的深厚感情，使儿子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三次，父亲和儿子告别后，儿子眼望着父亲的“背影”在人群中消逝，离情别绪，又催人泪下。第四次，在文章结尾，儿子读着父亲的来信，在泪光中再次浮现了父亲的“背影”，思念之情不能自己，与文章开头呼应。
本文把父子之间的真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又不同于一般作品去描写人物肖像、神情、音容笑貌等，而是抓住人物形象的一个特征“背影”，不惜笔墨作具体细致的刻画。作者这样处理，主要同作者的家境和心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一、父亲老境“颓唐”，饱经忧患，半生潦倒;二、父亲在家境惨淡、祖母逝世、奔走谋职之时，还不辞辛苦，不怕麻烦送儿子上北京，还艰难的爬过铁道为儿子买橘子，而且反复叮咛一路小心。三、当时父亲的心境不好，儿子的心境也不好。因此，作者抓住父亲这样一个“背影”集中描绘，抒发特定环境下的思想感情，自然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正因为作品写的是特定的家境、心境、慈父孝子之间相爱相怜，字里行间有淡淡的哀愁，显得更加真挚动人。
具体说来，
1.民族化。《背影》的语言非常忠实朴素，又非常典雅文质。这种高度民族化的语言，和《背影》所表现的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背影》文章的完美结构，恰成和谐的统一。没有《背影》语言的明丽典雅、古朴质实，就没有《背影》的一切风采。
2.简洁。本文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字眼，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除了夹入了一些文言词语以外，没有华美的辞藻，生僻的词语，都是质朴自然的家常话，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提炼得非常简洁。
3.朴实。《背影》全用白描记叙事实，不作任何修饰、渲染。通篇写父亲多么关心爱护儿子，儿子又是多么感激思念父亲，但像“关心”、“爱护”、“感激”这一类的抽象现成的字眼，文章中却一个也没有用，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大朴正是大巧的表现。文中用词造句都经过认真考究，绝不随便。如送行那一段：“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这里的“说定”，如果用“说过”似乎也通，但逊色多了。“说定”不送，后来终于还是送了，实际上是说而不定，很好地表现出父亲当时的矛盾心理。“熟识”一词，说明父亲嘱托的这个茶房该是靠得住的;“再三嘱咐”，表明嘱咐茶房遍数之多，不厌其烦，反复交代，唯恐茶房有半点疏漏;“甚是仔细”，表明嘱咐内容之详，把送行中应该注意的细微末节都提到了。这些用语，强调说明父亲已经为儿子上车作了极其精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字眼虽然十分平常，但用得恰到好处，使父亲爱子之心跃然纸上。
4.感人。语言平实简洁，却能传达出无限深情是文章语言又一特色。全篇文字平平实实，但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深切怀念之情，因而十分感人。话都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特别，读者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因此也容易引起联想，由此发现人世间普遍平平常常而又最为珍贵的美好感情，给人以性情的陶冶，增进人们对天下父母心的理解。
5.文白夹杂。文中出现文言的原因：作者有很深的文言基础，当时的语体文中常有夹入文言词句的情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章中使用文言词句，可能也与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有关，例如不说“失业”或“丢了差使”，而说“赋闲”，似乎“赋闲”不象“失业”那样刺耳和使人难堪，有失体面;最后一节既因父亲来信是文言，引用原句，更见真实，也因所表达的尽是家庭和父亲的困境和沧凉的心情与复杂的感受，所以也用了许多文言词句，这也笼上了一层时代赋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殊语言色彩。在写法上，《背影》的主要特点是白描，作者写父亲的背影，描写那买桔子时过铁道的场面，完全用白描的手法。所谓白描，照我的理解，就是不设喻，不加形容和修饰，用质朴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如实地记写出来，给读者以身临目击之感。换句话说，白描是用叙述的方法进行描写，达到再现实景的艺术效果。
6、白描的技巧极高。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父亲的背影，儿子是太熟悉了。但这次要描写的，却不是那常见的背影，而是在特定场合下，使他极为感动、终生难忘的那个背影!作者不施浓墨，不用重彩，而是白描。再如作者写父亲当时的穿着打扮体态动作，特别着重描绘了过铁道的情景。怎样走去，怎样探身下去，怎样爬上月台，攀上爬下，移脚倾身，都细细地如实写下，我们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我们当时也在场，也看到了一位仁慈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和体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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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儒、墨文化精神之比较
儒、墨文化精神之比较
儒、墨于战国后期双骈齐驱、相互亢礼,似乎永断通家和好.然先天脐带之连接,使双方煮豆燃萁相残,成兄弟阋墙之戏.许多相近的文化思想内涵,令后人从香火鼎盛的儒家精神文化中,偶尔窥视到墨家依稀风貌的影子.
作 者：张一平 作者单位：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浙江,温州,325003 刊 名：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NZHOU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3(1) 分类号：B22 关键词：儒墨 兄弟阋墙 相近篇5：儒文化的心理内容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
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
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
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
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本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
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
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
张国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1]。
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价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对于群体秩序的归附和维护。
或者说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态。
宋江作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或许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门里的一名吏员，这与传统知识者报国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周贫济病，稳定社会，“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时雨的称誉。
后来，因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与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义，这说明他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仍然是维护的，对好汉们做私商生意的行径并不赞同。
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体制内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
上山后就一再宣称“全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号，标榜“仁”、“忠义”、“同著功勋于国”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体表现。
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
招安成功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为维护国家秩序而鞠躬尽瘁了，于是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一系列军事行动令一百零八人死伤殆尽，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赐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乱，他还将李逵这团烈火熄灭。
纵观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见，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义之名、其忠心之举、其无辜赐死而无悔的结局，都应从这一心理基础得到解释，以前评说宋江时，总说他搞投降主义，其实是不确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没有颠覆赵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当然也就无所谓投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宋江仅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内容，只有基于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为众多英雄豪杰信服的宋公明哥哥。
《宋史》等史料里记载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明显地对封建政体造成了破坏性冲击，虽然在小说中被改写成了为招安而与官军对敌，削弱了阶级对立斗争色彩，增强了政治忠奸斗争意味，但是黄人在《小说小话》里还是别具只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蓝本是《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2]408。
陈洪《金圣叹传论》中还具体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个来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而来的侠义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
宋江心理结构中的另一价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这是基于生命血性的侠文化心态，其表现形态有：
其一，侠的帮派性。
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
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
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
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
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
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其二，侠的反社会性。
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
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
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
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
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宋江心理结构中儒、侠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共同交织成宋江既反抗又妥协的性格基础。
佚名的《读〈水浒传〉书后》有评论说：“英雄者一方有圣人性质，而一方则有盗贼性质者也。
”[2]437在宋江身上，儒、侠文化几乎呈现平行作用的格局，所以宋江形象最为复杂。
除宋江外，其他人物形象中也多有身具两种文化形态者，典型的如林冲。
以前的人物论多认为林冲的遭际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过程，林冲性格是由软弱到反抗的典型，他体现了《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发展变化的特点。
其实林冲起先的一忍再忍，就是不想打破既有的体制内生活，他对体制秩序的归附心态是比较强固的，后来上梁山后也同样忍受王伦之气，屈居人下而能随遇而安。
但林冲毕竟不是武大郎，他是有胆略有血性的英雄，所以当他所欲依附的秩序再不能给他稳定的生活时，他必然要奋起血性反抗，于是先是怒杀陆谦、富安，后是火并王伦。
从林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从儒文化心态向侠文化心态的变化。
另一个“上上人物”是武松，他是一个以侠义精神为主的人物，但在处理其兄武大郎一案时，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周密。
当他得知西门庆已经打点官府，自己告状只是徒劳时，便亲自来处理案件了。
他身为县里都头，耳濡目染了衙门断案的过程。
他召集一干被告、证人、旁听者，并设计了书记官——胡正卿，便开始了审讯。
等到人证、物证、口供俱全后，便对被告潘金莲执行了死刑，并对西门庆进行了狙杀，杀人后还自首投案。
整个过程符合司法程序，只是执行者不是官府而是武松。
这一段情节最能体现人物形象中儒、侠文化的状态。
最足当五湖老人在《忠义水浒全传序》中所称的“总血性发忠义事，而其人足不朽”的称誉[2]10。
《水浒传》的作者写出了宋江等人物心理性格中的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格是两重的、分裂的，这种描写将人物写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这种描写没有生活基础，没有现实根据。
其实正如阿尔伯特•艾柯所说：你在哪里发现了两项对立，你就在哪里掉入了意识形态，当你将这个世界表达成非此即彼时，证明你陷在一个意识形态里。
儒文化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关注的是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当然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它是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很多时候要求牺牲，要求超越个体而获得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稳定的秩序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
侠文化则更多地呈现个性文化的色彩，重视个人性恩与仇的对等回报，它是颇具感性、血性特点的。
打抱不平者似乎也力图维持一种公正的秩序，其实那公正的标准都还在自身，所以快意恩仇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对秩序的危害。
对于活生生的个体而言，既本能地存在血性喷涌的冲动，也具有道德理性升华的需要，所以个体的心理结构必然是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
宋江是如此，武松和林冲亦是如此。
李逵似乎比较单纯些，很少见其有理性束缚的时候，因而李逵形象也距离现实更远些。
应该说，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水浒传》人物塑造的复杂性，而人物形象的复杂又使得小说情节曲折，主题难解。
儒、侠文化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两根思想主干，它们都鲜活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形态之中。
篇6：儒文化逻辑结构批判
儒文化逻辑结构批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并对现代中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在肯定、利用儒家文化积极效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与现代社会制度及价值观的诸多龃龉。本文认为儒文化最致命的缺陷是逻辑结构失衡，导致儒文化体系中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模式盛行，结果是儒文化诸多诱人的诺言走到了它们的反面。
作 者：张利玲 朱兴文 作者单位：张利玲(湖南吉首大学中文系，湖南吉首 416000)朱兴文(湖南吉首大学政法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刊 名：江西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文化 逻辑结构 批判篇7：论儒侠文化精神
论儒侠文化精神
在文化多元化的网络时代,面对殖民主义文化的'严峻挑战,对民族文化精神进行挖掘与探讨并去粗取精的任务日益显得迫切重要.儒文化以其尚理性、稳定性、富有弹性的优势一直主宰着中华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侠文化探本求源并极力弘扬其精髓,加之武侠小说与电影电视研究的推波助澜,使得侠文化精神愈是彰明,引起了不少国人的重视.进一步,人们开始清理并审视儒侠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但意见颇不一致,或日儒侠对立,或日侠出于儒,等等.
作 者：傅其林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 分类号：B2 关键词：篇8：略论孔子及儒文化社会学
略论孔子及儒文化社会学
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学这一人文社会学科是自19世纪30―40年代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首先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之后,才开始形成与创立的.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早就有社会学,孔子就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且影响最大的社会学家;孔子创立的.儒文化就具有着突出的社会学性质与功能,这就是儒文化社会学.在我国现代社会文明发展中,仍应重视并积极发挥孔子创立的儒文化社会学的重要功能.
作 者：彭立荣 叶文琴 作者单位：彭立荣(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02)叶文琴(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山东,青岛266071)
刊 名：东岳论丛 PKU CSSCI英文刊名：DONGYUE TRIBUNE 年，卷(期)： 21(5)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孔子 社会学家 儒文化社会学篇9：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
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
余光中是20世纪中国诗文双绝的杰出作家，他以璀璨的五彩笔挖掘历史，透视时代，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一、传统文化的濡染
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濡染。他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中文。”综观其少年时期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三部分： 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 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水浒》等; 三是古典诗词。余光中觉得“ 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诗创作之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传统美学观念来鉴定新诗。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赋予了余光中诗歌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不断创新的意识，那么，深入诗人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则构成了其诗作的文化内核。
首先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执着的历史使命感。余光中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学者型诗人，也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即便历经了离桑田赴沧海的流转，漂泊海外数十载，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国，一直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熔铸在民族之魂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从唯美转向唯真，不但思考个人命运和永恒时间，更追索生命的价值，咏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由大陆漂泊到台湾的“ 流亡贵族”，余光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心中都怀着浓重的'寻根意识。百川归海，落叶归根，无论是在台湾、香港，美国或是在世界的任一个角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国大地里。
再来说道家的“逍遥”精神。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他尤其对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大为赞赏，因此他的诗中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生情怀。如他的“ 李白系列”——《梦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篇，以新的视角对传统题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表达了对李白人格精神的向往。这也是余光中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与历史归属感的流露。余光中有很多诗歌典型地传达着“天人感通”的理想人生。庄子哲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曾一度给余光中以莫大的情感慰藉。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彷徨与困惑、失落与迷茫之后，终将内心思想指向自我超越。在散文《逍遥游》中他曾写道：“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由此可见，余光中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逍遥情怀。
二、西方文化的渗透
对于余光中而言，从大陆辗转赴台，一种近似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和沧桑巨变后的“ 边缘处境”，构成了他创作心态的基础。这种“ 边缘处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空间的边缘处境。当诗人远离本土，甚至可以说是被放逐于孤岛后，其心态也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天涯游子漂泊的身世，构成一个反传统情思的意象原则，一种对命运的隐喻。其次是文化的边缘处境。这迫使诗人重新进行文化时空的自我心理定位，正如叶维廉所言，“ 文化移民的心态意味着置身于文化环境的边缘处境”。在由西方文化时空与东方文化时空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余光中一直以高扬个性为超越边缘的第一要义。但是，艺术的边缘处境又不可能因为个人而改变，在这样两难状态中，他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西方之行，为余光中提供了一个吸收现代艺术营养，进行多方位艺术尝试的机会;，对西洋现代艺术的大量吸收，使得余光中的作品有抽象化的趋势。如《芝加哥》、《我的年轮》等诗，充满了奇特的意象、欧化的句法和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正值台湾现代诗运动兴起之时，余光中作为被称为现代诗“ 三驾马车”之一的《蓝星诗社》的创办者和活跃代表，参与了现代诗的重要论争，成为新诗传统的反叛者。诗人曾一度沐浴在欧洲文化的氛围中，自然受到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创作也吸收了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养分，诗歌作品充满前卫意识和现代气质。
三、中西文化的融合
西方现代艺术使他进入了一个观念和感情互相冲突的二元艺术世界，西方艺术虽攫住了他的心神，但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一种“ 文化充军”。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处于夹缝中的余光中体验到了难以契入的痛苦。就价值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者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对个人及其价值的强调和张扬，固然使人类获得了根本性的解放，但是这种个人意识的扩张，也带来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虚无、与社会的对立，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而要使现代人逃离这绝境，余光中认为，必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指引，因为传统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他发现个性与民族性、人性与时代性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多地派生出的是孤独的、平面化的自我形象，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孕育出的则是“ 一个集认知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主体、历史文化主体于一身的完整的自我形象”。余光中在文化上“ 西奔东回”的结果就是《民歌》、《乡愁》等一批散发着中国古典情韵的现代诗的诞生。这些诗作就是在经过古今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火葬”之后更生的凤凰，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生命力。
因此，从文化层面看，余光中的诗歌真正做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交融，从他的诗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丰富多彩的“ 西方”——凡·高的梦幻世界“五月画会”笔下的凝练和谐的美、艾略特的忧郁、弗洛斯特的亲和、摇滚乐的现代，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历久弥新的“ 东方”——人与自然的默契、天人合一的空灵简洁。仿佛向你开启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
就像这句诗一样：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