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现代诚信与契约理念简论，本文共8篇，欢迎您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现代诚信与契约理念简论
现代诚信与契约理念简论
现代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具有开放性、功利性和权利义务对称性的特质.契约关系中所蕴含的'自由交往、利益本位、权责对等的理念恰好与现代诚信的特质相一致.在经济、社会日益契约化的当代中国,合理引进和倡导契约理念,无疑会为现代诚信的构建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建立起现代诚信坚实的基础性资源.
作 者：张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法学院思政系,浙江,杭州,310028 刊 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3)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现代诚信 契约理念 诚信构建篇2：《弟子规》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弟子规》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弟子规》是一本古书，但她却历久弥新，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人们的心灵。若要让她古为今用，就要和现代生活密切联系，方能体现出她的宝贵价值。下面是我学习的一点感悟向大家汇报一下，便于以后更好的学习和深入。
《弟子规》全书共1080个字，用现代眼光看充其量是一篇短小的文章，但她的字里行间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文中列举了113件日常生活小事，让人们在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中进行修身，为以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古人的用意和存心我们要深刻的领悟，才能突破时空的界限更好的同圣贤进行思想和心灵的交流。当说到《弟子规》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若把整部《弟子规》浓缩成一句现代公认的管理名言“细节决定成败”，或许大家会有所认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良好的行为习惯从小就要在琐碎的生活小事中养成。由此可见，古人对童蒙养正打好建功立业基础看的.多么重要啊。而“细节决定成败”是用现代的语言阐明了生活行为习惯对事业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者不谋而合。生活的细节《弟子规》中列举的很全面，依教奉行肯定会有很大的受益。
《弟子规》开篇就讲孝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就是以孝道为基础扩而广之的。对孝的现代理解是：服从，是“心悦诚服”的服从。服从父母、服从长辈、服从领导、服从党、服从国家和民族;服从法律、服从纪律、服从规章制度、服从命令、服从管理，直至严格执行，“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借口”这句洋为中用的管理名言被我们所接受，而我们自产自销的名言“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却被深深的打上封建糟粕的烙印，以显示其多么残酷无情和霸道。但其用意和“没有任何借口”所见略同，只不过没有外国名言委婉含蓄罢了。它们的主旨都是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严格执行。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从婴幼儿就开始让其接受服从的意识，从孝顺父母做起的。《弟子规》入则孝篇“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若把其中的“父母”换成“领导”、换成“党”、换成“国家”换成“民族”。此服从行为不就是大孝天下了吗?
一种起源于日本的5S管理法，通过物品摆放有序，规范现场、现物，取用方便营造一目了然的工作环境，培养员工良好的工作习惯，其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的品质，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这种管理模式传入中国，被各大企业推行应用，效果良好。我们国产的《弟子规》谨篇中“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余力学文篇“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急，卷束齐。有缺坏，就补之”。此中的教育理念同5S管理思想是异曲同工。汉朝陈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的故事同样说明了这一个道理：物品摆放有序，是头脑思维条理清晰的反应，做事有始有终，不糊里糊涂，丢三落四是做事成功的关键因素。余力学文篇用“墨磨偏，心不端”再次证实做事成败的关键在于心态和思想的端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比类取象法，从中选出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板例子，阐明原理原则，其他类似的事例套用这种原理，即如《论语》中孔子教学生的“举一隅以反三隅”的举一反三思维方式的灵活运用。古、今、中、外思维相同，可见我们自家的传统文化还没落伍。
一部《弟子规》就是整个儒家文化思想的浓缩精华，只要用心去读，用心去体悟，就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她蕴藏着的无穷思想宝藏，有待你、有待我、有待他去发掘和开采，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奉献智慧。
篇3：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独立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人治走向法治，由单一的专政转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由贫穷落后发展到小康社会，由义务主导转向权利主导，那些不能反映司法职能特有性质和司法活动特有规律的传统司法观念将会逐渐退出司法制度的历史舞台，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客观规律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也将遭遇巨变。时代的变革呼唤司法制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改革，而改革的基础就是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树立现代司法理念，首先应当知道何谓理念？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信念或价值观。她是一种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她是经过历史历练后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具有特定的客观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决定的，而不是纯主观的、先天的和超然的东西；理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具体制度是理念的惯常表现方式，而理念则在这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运作中贯穿始终，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每一个拥有思维的人都有理念，一个人在其行为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或信念、信仰，就是他们的个人理念。而一个制度的理念，则必须建立在若干人的集体智慧之上，是这个群体在围绕这个制度行为的过程中普遍遵循和奉行的原则和信仰。
现代司法理念即是如此。法官个人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理念和学理知识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理解，又需要准确把握整个法官群体在运行法律规则和构建法律制度过程中所普遍遵循和奉行的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也是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1]其次，司法改革应当从理念的变革切入，但必须形成相对成熟的思考和共识，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将会反复无常，逻辑混乱，比如本文将探讨的司法独立问题与现行体制中的司法监督，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再次，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的基础。口号在其热情鼓动之下，往往可能掩盖着一种片面性甚至错误，在矫枉过正的做法之后，有时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危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口号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往往张扬了一种强硬的语言暴力色彩，力图用斩钉截铁的语义和简洁短促的句式结构遮蔽所有的话语空间，将对话、讨论、质疑、辩驳等统统拒之门外。诚然，口号运用得当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其感召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心的话语 磁场 .然而，口号式的感性宣泄终究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务实的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潜伏着一种非理性
[1] [2]
篇4：现代经营理念与农村土地
现代经营理念与农村土地
对农村土地要树立现代经营理念,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营土地需要调整相关法规,建立土地保障的替代机制,建立健全地产市场,进一步搞好地籍管理工作.
作 者：邓大才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3 刊 名：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年，卷(期)： 26(5) 分类号：F301.2 关键词：农村土地 现代经营 经营土地篇5：简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定位论文
简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定位论文
简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定位一、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概念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属于管理哲学的一个门类，它是指从旅游管理的愿景和远景视角，将旅游管理理论和旅游管理实践有机结合，经过理论升华，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的，对相关理论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念。将旅游管理理论进一步研究，实现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实现理论的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这也是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研究目的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研究，需要站在宏观的视角上，对旅游管理的整体理论、旅游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力求寻找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力求寻找旅游管理理论和实践所独具的系列价值理念和行动准则，从而得出具有哲学意义的旅游管理哲学理念。
三、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理论定位
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特征相关的学科领域有管理哲学、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其中管理哲学相当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上一级学科，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当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平级学科。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源泉是全体管理领域，包括旅游管理领域;企业管理哲学的理论源泉是企业管理领域，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的理论源泉是行政管理领域。企业管理的研究对象针对单体企业或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群，如普通企业、企业集团、企业联盟、具有共同股东的多个联动的独立公司;行政管理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自我治理和社会治理。
旅游管理学科建立之初借用了企业管理的部分理论和部分行政管理的理论。经过漫长的理论发展，旅游管理学科获得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旅游管理理论界以外的人一般能够注意到旅游管理理论体系包括旅游企业管理理论和旅游行政监管理论，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管也是旅游管理学习者的主要就业方向。但认为旅游管理理论仅包含旅游企业管理理论和旅游行政监管理论是对旅游管理理论了解尚未深入的人的看法。在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体系中，旅游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旅游行业和旅游现象相关的各种本质性规律，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管是旅游业的部分外在活动，旅游管理理论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这些外在活动的规律，更要研究掩盖在外在活动现象之下的本质性规律和不具有明确现象的本质性规律。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研究目标是探寻旅游行业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本质规律。相对于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只是必要条件中的极少数条件，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的充分条件的总量远大于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这两项必要条件。
如某些区域旅游企业运营质量较高，旅游行政监管也很到位，但旅游业仍无活力，本质在于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只起到合理引导旅游业发展动力的作用。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取决于旅游行业的客观基础依照其发挥作用的规律为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的动力。这些动力是旅游产业的生命之源。研究旅游行业的客观基础发挥作用的`规律的理论包括旅游业与国民经济收入的关系、旅游业与国民工作环境的关系、旅游业与基本物质生产型产业的关系、区域区位特点及旅游潜质对区域发展旅游业的影响等。以旅游管理理论的早期特点代替旅游管理理论的现代特点，以旅游业的经营管理特点代替旅游业的理论特点，仅注意到关于旅游业具体运转的理论而忽视使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性关键理论，是对现代旅游管理理论的过时和片面看法。
比较旅游管理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旅游管理理论虽然与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有着少量的理论重合，但所重合的理论仅属于旅游管理理论中不具太大分量的边缘性理论，旅游管理理论有着其分量很重的独有性核心理论，这些理论是不论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还是其他理论都无法直接提供的，所以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中相关理论的组合仅代表旅游管理理论的少量边缘理论，绝非旅游管理理论整体。
可见旅游管理理论相对于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是相对独立的另一种理论，所以以旅游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以企业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及以行政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属于绝对独立的另一种哲学理念。因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互独立的关系，试图通过将企业管理哲学与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通过理论组合得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仅适用于旅游管理学科建立之初时的情况。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源泉是全体管理领域，包括旅游管理领域，因而管理哲学的理念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体系中也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一般被包含于特殊之中并小于特殊的哲学规律，管理哲学被包含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中、是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一部分，但无法代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定位，同样也可证明，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管理哲学与企业管理哲学、管理哲学与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的理论关系。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是与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互独立的平行学科，三者的上一级学科是管理哲学，管理哲学被包含于三者之中，并不能代表三者的直接组合或三者之一。
篇6：谈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监督
谈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监督
一、现行审判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一）监督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消弱了裁判的权威性和效力
审判监督与审判监督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判监督的含义、内容和范围比审判监督程序要广泛得多。根据宪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了法院内部监督外，还存在党委、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机关的个案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包括法院院长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本院自身的监督，以及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监督。仅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而言，其审判监督的任务，也并非仅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实现，还包括了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依照死刑程序复核、核准案件，以及通过司法解释、批复、总结审判经验教训等方式进行业务指导等。各种监督主体通过受理申诉，以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作出的裁判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监督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评判生效裁判，看法不一，容易发生争议，往往造成久监不决，使裁判的权威和效力得不到体现和落实。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请求抗诉、申请再审）；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当地党委的监督（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讨论案件）、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上诉发改率，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抗诉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按照司法实践中的说法，没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诉，这就导致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对法院的一般工作监督由于太过宏观，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计划，由法院先写好工作报告，再给人大审查。这种监督往往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其实质。由此可见，尽管监督之网看起来相当严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执行，致使错案冤案层出不穷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
（二）当事人申请通道不畅，弱化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
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条件作了些规定，但总的看来，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的宽泛表面上似乎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却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均无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即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抗诉的，法院应当再审）。而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是，提交申请再审材料须经法院审查决定立案或经检察院审查决定提起抗诉。当事人形式上作为再审启动的主体，其实完全依附于法、检两家。这样，当事人能否能进入再审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而法院和检察院对能否进入再审和进行抗诉具有很大的裁量机动权。
（三）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动摇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
首先，提起再审的条件过于原则。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判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条件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条件也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的内涵是什么？是指刑诉法第204条、民诉法第179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几种情形还是法官的酌定情形？未经法院的再审审理，如何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在再审前的审查阶段就认定了确有错误，是否存在先定后审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很容易造成随意监督。其次，启动再审程序没有时效和次数的限制。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均未作限制，民诉法第182条、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解释第73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效限定为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但法院、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不受此限。同时，按照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案件经再审维持原判的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这种对申请再审时效次数的限制性规定，一是不完整（意味着未维持原判的仍可继续申请），二是法院、检察院不受此限。这样，当事人可以反复提出申诉或通过法院、检察院来提出申请再审，再审程序可以无数次地被启动，使二年时效限制性规定流于形式。再次，再审管辖不明，难以终审。我国的诉讼法虽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有权选择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又赋予上级法院选择原审法院审理，实际上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权，致使绝大多数案件都回到原审法院审理，上级法院提审的情况少之又少。申请再审的案件又由原审法院审理，当事人多有不信任的心态。同时，交原一审法院再审的案件，还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上诉、申请再审的局面，事实上形成对两审终审制的巨大冲击。
（四）再审审理程序混同于一、二审程序，影响法院的权威和法律的严肃性
对再审案件的审理适用何种程序，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即生效裁判是一审作出的，按一审审理，原生效裁判是二审作出的，按二审程序审理。这种笼统的规定显然未能体现再审的特点，且不符合再审审判的实际情况。因为再审程序在审理对象、裁判方式等方面与一、二审程序是有诸多不同的，将两者简单的混同而不对再审程序作特殊规定，使得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无所适从。
二、审判监督制度的重构
（一）建议取消部分再审启动权
建议修改宪法及三大诉讼法，取消人大和人民检察院对个案的监督权，取消上级人民法院及本院院长对再审程序的启动权，将再审请求权完全交还给当事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予以立案审理。
（二）建立界定机制
针对部分当事人滥用申诉权、无理缠诉等情况，坚持提起再审的标准，建立科学的界定机制，变无限申诉为有限申诉。规定严格的再审程序启动的立案标准，如当事人必须拥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或审判程序违法等事项，人民法院才能立案，对案件进行再审，否则，不予立案。
（三）实行复查时限制度
对申诉案件复查，规定必须在收到当事人申请后三个月内复查完毕，参照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由庭长对复查案件采用催促限期办结、办案超期预警等措施，进行动态管理，加强对复查全过程的有效监督。
（四）提起再审和再审审判权应由上一级法院统一行使
由上一级法院统一行使提起再审和再审审判权具有以下优点：首先，有利于发挥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原审法院自我监督，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处于同一业务水平层次，无从保证再审审判一定比原审审判更加正确，从而在实践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将正确的案件改错的现象。正是在这些因素下，由原审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进行监督，其监督的职能作用不可能得到充分体现。相反，由上一级法院对原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行使审判监督权力，不仅可以破除原审法院因自我监督、自我否定而带来的排斥心理，而且可以消除当地对案件审判的干扰和影响。同时，上一级法院在总体上有一支法律知识更为丰富、业务水平更为精深的法官队伍，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行使再审审判权。其次，有利于实现再审裁判的公信力。由上一级法院统一行使提起再审和再审审判权，能够在保证审判监督机制有效运行的同时，由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固有的权威优势，更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信服感，从而有利于实现再审裁判的公信力。这样可以避免本院法官审理再审案件如纠正以往裁判，容易产生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损法院自身形象”、“容易影响与同事间的关系”等不正当现象，也可避免一、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的混杂。
（五）加大法律文书改革力度，增强司法裁判公信力
针对过去驳回申诉复查的法律文书说理过于简单笼统的不足，认真探索法律文书改革，做到“三个加强”，即加强对当事人诉讼理由及请求的表述，加强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加强针对性和说理性，着重加强对事实和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的论述，充分运用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严密论证，全面反映案件审查的全过程，使当事人真正赢得舒心、输得甘心。
（六）建立动态监督体制
1、动态监督的基本理念。强化内部监督，促进公正执法，提高办案质量，是内部监督制度设立的初衷，也是我们开展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目前存在的纪检监督和审判监督程序监督，是一种静态的监督，作为事后监督手段，还应当允许其继续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但是，监督应当从源头上下功夫，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问题。现在有一种倾向，对司法监督主要放在了实体裁判的结果上，忽视了对程序问题的监督，对如何从源头上防止错案的发生似乎重视不够。应该看到，当前司法不公正主要是程序不公正，而且多数实体不公正也是由程序不公正导致的。司法公正就如同用秤称东西，实体不公正说明这个具体物品没有称准，它影响的.是个案。而程序不公正就等于秤的定盘星没有定准，定盘星定不准，称什么都不准，它破坏的是整个机制。监督实体事倍功半，只解决个案。监督程序解决的是机制问题，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在加强对实体监督的同时，应当将监督的重点放在对程序的动态监督上。如果说要真正持续稳定地提高案件质量，确保司法公正，那就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内部动态监督机制，对各审判庭办理的案件实行动态跟踪监督，通过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切实纠正问题，以有效提高案件办理质量。这种对案件的督查，不是指导办案，更不是干涉办案，而是通过改革案件审理的方式，对案件的办理情况进行动态的跟踪监督。这种动态监督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案件办理情况进行：一是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情况进行督查，也就是对实体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二是对案件的各诉讼程序进行督查 ；三是对办案纪律及文书制作情况进行督查。通过实施动态监督，尽可能实现案件办理程序公正，尽可能减少错案发生的机率，实现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而借此实现法院管理的现代化。
2、动态监督的实施主体。笔者认为应设立“一委三部门”的机构作为动态监督的实施主体，一委是指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三部门是指在院长领导下通过研究室、审判委员会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三个部门来开展工作。这一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现有法院内设机构框架内，对内设机构按职能性质进行分工和初步整合，是一种实行分类集中管理的过渡性模式。具体说来，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由一名副院长兼任主任，负责案件动态监督的决策、实施和最终对审判庭办案质量的考评，其他三部门关于案件质量的监督工作由其负责指挥。研究室是案件质量监督的办事机构，统一管理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国家赔偿等各环节的案件质量监控管理等程序性工作。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要发挥审判委员会的预审机构作用，负责将案件质量监督情况向审判委员会作汇报，通过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将动态监督落实到案件的实体处理上来。院长办公室作为院长直接领导的综合办事机构，负责综合文稿、协调、联络、秘书、全院性会务等必须由院长亲自掌握的全局性综合性管理工作，设立目的是将案件质量监督和审判研究的部门专门化，与研究室协调配合抓好案件质量监督工作，将案件监督的情况及时总结并服务于全院性工作。
3、对动态监督运作机制的初步构想
建立健全动态监督基础网络。笔者设想的动态监督基础网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确立能够确保程序公正的科学审判方式，这是实施动态监督的基础；二是必须创新案件审判流程管理方式，这是实施动态监督的载体；三是及时准确地收集审判运行信息，这是动态监督实施的手段。关于第一方面内容，是实施监督目的的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动态监督的目的也就是通过审判方式改革的实施并对其实施有效监控从而实现程序公正，最终达到案件高质量审结的效果。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关于审判流程的管理，应采取填写办案运行卡的方式，审判流程管理侧重在审限管理上，对促进办案效率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功效，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案件排期、审判过程监督管理未纳入流程管理，其二是对影响办案效率的有些环节尚未完全纳入管理程序，如案件的移送、上诉和退卷等，其三是对案件质量的管理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如对庭审质量、合议质量、裁判文书质量、卷宗质量、社会效果质量等还没有完全纳入案件流程管理的程序。因此，要在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上创新，形成涵盖案件审理全过程的效率控制和质量控制相结合的全方位审判管理新格局、新机制。关于第三方面的内容，不少法院已把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到案件审判质量管理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审判质量管理具有具体性、重复性和程序规范性的特点，所以，适合应用计算机技术手段。从目前一些法院在案件审判流程管理中应用计算机程序的经验，由于把案件从立案、审理、宣判、执行、归档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输入计算机，这就使办案全过程在网络上公开化，既便于各级领导随时监督管理，又便于各审理环节相互监督促进。同时，由于计算机设定的程序是上一个环节工作没有输入就不能进入下一个工作环节，这一方面使案件审理程序更加科学有序，另一方面也把案件审理全过程置于不讲情面、不会通融的铁面无私的计算机控制之下，从而制约审理工作中违反程序的随意性现象，严格案件审理程序，从程序上保证案件的质量。
对办案庭和办案人员实施百分考核制。就目前各地法院的审判质量管理而言，虽有填写办案运行卡等管理措施，但并未落实到对审判业务庭和个人的政治目标考核和物质奖励惩扣上来，这就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为提高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可以对案件数量、案件质量、审限期、信息报送、卷宗装订等各项审判指标进行量化考核。总分确定为一百分，根据各办案庭实际再细化到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和审判程序的每一方面。如在案件质量方面规定：上诉案件改判或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无论什么原因，只要改判的每件扣10分，相当于审理10件案件的奖励分；每发回重审一件扣20分，等同于审理20件案件的奖励分数。将错案降到最小程度，将责任落到实处，改变过去以“汇报案情不全面或曾经向领导汇报过”的理由，而推卸审判人员自身责任的现象。再如卷宗质量和审限期方面规定：每月定期报结案件后，三日内按报结案件数量向内勤交齐卷宗，每延期一天，每本扣一分，坚决杜绝卷宗丢失现象。未按法定期限审结案件，每延期一天扣一分。期限既包括审限期，也包括各种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书送达期限、上诉案件移送的法定期限等。这种考核方式能够增强审判人员的责任感，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办案工作评估的办法，每名办案人在案件结案后，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填写案件考核登记表，对照案件的评估条件，进行自我评定档次，并把自评结果报本庭室主管领导审定。案件质量评查组，负责对本院各合议庭审结的案件质量进行重点评查、抽样评查或逐件评查，并负责对各业务部门申报的考核案件进行审核把关，对与业务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要及时提请院领导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并把考核结果定期向全院通报。
实施办案质量预警制。在对往年办案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初步探索办案工作规律的基础上设定预警标准。如：1、案件临近审限期；2、法官有单方会见当事人行为；3、办案人员未按期开庭；4、某业务庭一段时期的案件审结率下降，等等。预警标准还可以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作相应修订。对某项办案指标达到或者超过了预警标准的，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将向相关办案业务部门发出预警通知书并报分管院长。有关业务部门接到通知书后，及时组织调研，对预警的一些问题进行解剖，针对存在问题督促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并按期提交调查报告。
适当调整行政首长与审判组织的工作关系。在法院内部监督对于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法院实施的法院内部监督，除了审级监督和院、庭长对案件办理的行政监督以及立、审、执各环节的相互监督外，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纪检监察部门为监督实施主体，针对违反审判纪律行为和错案责任追究而进行的纪律监督；另一种是审判监督庭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判决实施的法律监督。前者是各级党政部门通用的监督形式，后者是针对我国目前审判水平较低较差的状况而实施的特殊补救措施。不可否认，这两种监督形式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因其属于事后监督的局限，对于审判过程的监督显得较为乏力，难以完全实现法院内部监督的目的。近年来，各地法院都在积极探索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内部监督制度改革，推出诸如大立案、“三二一”审判机制等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只是在审判业务范围内的中间层次上进行的一些管理机制改革，并未触及法院工作的整体管理模式。同时，这些自下而上的改革，也难以在更大范围推广适用。如何对案件实施有效的监督？笔者的建议是在案件办理的事前、事中、事后均实行多渠道的动态监督，即对案件的立案、诉讼保全、排期、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环节进行跟踪监督、协调的综合系统管理。行政监督方面，主管院长、庭长、质量管理委员会如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是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搞好监督，必须分清院长、庭长、监察部门的审判职责、管理职责。依照法律规定，院长、庭长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员。作为合议庭、审委会成员时，院长、庭长要依法履行其法律规定的审判职责，如担任审判长、主持审委会等。作为管理者出现时，则须履行其管理、监督职责，如分配案件，组织合议庭，决定有关人员是否回避，审核法律文书与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决定是否一致并签发法律文书，监督审限，发现错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等。不少法院推行的充分发挥院、庭长对合议庭监督管理职能的方式，在目前法官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应该说有积极作用。但是，也要防止有人利用这种方式推卸责任，因为，院长在审批案件时，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做到逐一阅卷审核证据，如果仅凭承办人汇报即作出决定，就有可能产生判断失误。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大合议庭的职权和责任，适当减少院长签发具体案件的范围，这样既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又使院领导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强管理。
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能。目前的审判委员会会务工作，仅为会议通知和记录工作。要真正发挥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的作用，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预审机构对待，即对于拟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首先要对合议庭意见进行分析，并通过阅卷审查等方法，提出对证据认定、适用法律、实体处理的建议，为审判委员会提供可靠的参考意见，将审判庭对案件的审理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处理的最终决策很好的结合起来。对于少量疑难案件，可以参照医院会诊制度，把各庭室办案经验丰富和水平较高的法官集中起来，成立兼职的疑难案件咨询中心，对审判业务庭和基层法院审判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提供科学的参考性意见。
（七）弱化外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不良牵制，强化内部监督机制，为杜绝审判工作中出现的各类腐败现象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体制。将省高院的主要负责人由地方党委或人事部门推荐改由最高人民法院院党组推荐，实行省级一下法院的主要负责人由省法院院党组推荐的办法。下级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应主要从上级法院的工作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中选拔任用，下级法院中的优秀法官任职一定期限后，如上级法院法官职位空缺，可选拔到上级法院任职，逐渐完善实施全国法院系统的人才上下流动工程。实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垂直领导与业务指导相结合，逐渐淡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对法院司法权的影响。创造条件，尽快实现由国务院集中向最高院进行拨款，再由最高院根据实情向地方法院拨款，以供应法院的各项支出，保障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以从财政角度减少或彻底避免地方政府对法院的牵制。充分发挥中央政权对地方司法审判权支配作用和主导作用，以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有机统一。二是建议取消相关的庭室设置，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等，将有审判资格的法官集中起来在法院内部设置一个审判大队。法官的审判业务不分刑、民、行政等，而是实行抽签分案制。案件立案以后，在开庭前一日由法官进行抽签，以确定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的人选。对该人选要求保密，直至案件开庭前一个小时才由后勤人员正式将开庭时间、地点等情况通知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在开庭前不良交往行为的发生。三是建议建立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严惩腐败法官。只要发现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有违法乱纪行为，就对其毫不客气，坚决将其开出法官队伍，情节严重者将其送交司法机关严惩。做到从根源上杜绝法官腐败现象的发生。从机制中让法官们感到自身生活条件的优越，自身职业来之不易，弃之可惜，又感到腐败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即使出现审判中较轻微的不公行为，也将会身败名裂，在社会公众之间失去信用力。四是将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放到最大，让公众有充分的机会去评案说法。各地法院与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建立固定的联系。争取将法官审理的每一件案件的庭审过程均录下来（不公开审理的除外），在当地新闻媒体上进行报道，使整个诉讼活动的情况家喻户晓。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法官的暗箱操作，防止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做“桌下文章”。只有这样，人民法官的威信才能提高上去，当事人对法官的无端猜疑才会越来越少，法官腐败也越来越没有了其得以滋生的土壤。
（作者：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 邮编：257500 电话：0546－2524253）
谈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监督一文由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请注明出处!
篇7：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效率论文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效率论文
（一）效率与司法效率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因此，如果工作是计时的，则在每个时间单元里完成的工作件数越多越有效率；如果是计件的，则完成每件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越有效率（2）。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提示了在时间投入和数量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把它运用于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是：在单位时间里裁判的案件越多，或者裁判每个案件所用的时间越少，表明效率越高，反之说明效率低。
不过，对效率的常识性理解尽管简明直观，却不够准确，从而容易让人起疑，从根本上说，效率确实涉及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关系，但是，投入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包括人力，物力，才力等各种费用的 投入，产出也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费用的因素以及质量的`因素纳入效率思考的范围，则会出现一种复杂的图象，即时间短、数量多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效率高。实际情况可能是，时间花得虽少，费用却很大；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一塌糊涂，因而同样没有效率可言。将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引入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对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视为正效率的表现：
(1)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2)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3)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4)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司法效率的情况，是在法院既定资源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说的，是法院通过内部改革、挖潜来实现的，从中国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看，法院无疑应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只有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即使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不得不考虑司法的效率问题，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问题。
（二）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
公正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体现。“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老的名谚充分说明诉讼效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曼・罗兰曾说：“如果你有一根手指夹到法庭这个鬼机关里去了，那就连胳膊也要再见啦！赶快砍掉胳膊，不要迟疑，要是你不想整个身体都陷进去的话（3）。” 传统司法的恐怖有一半来自诉讼的久拖不决。列宁曾经这样批评司法中的官僚主义：案件的久拖不决，实质上是使貌似公正的判决变成一场骗局（4）。 诉讼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得到惩处，使争议得到解决，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必将使犯罪得到放纵、使社会发展陷于停顿，这将从根本上背离诉讼的目的。在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诉讼效率与程序繁简、审限长短、诉讼期间、审判方式、法官敬业精神等均有密切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程序可以在其他要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效率。
同时，公正的程序还必须符合效益原则。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具体到程序法中，效益原则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收益或效果。国家设立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调处矛盾、解决纠纷，虽非交易行为，但尽量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可以适用。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事关诉讼成本，都可能影响诉讼效益；而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公正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它们之于国计民生，地位之重要远甚金钱，这些加上通过“定分止争”带来社会资源的加速流转和最大利用、通过诉讼挽回的经济损失，构成诉讼产出，应当在诉讼中谋求最大值。公正的程序应该同时是投入少而产出高的程序。
我国目前在程序公正和效率建设上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1、公正是比效率更重要的价值。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2、相对来说，我国更欠缺程序公正的观念。
（三）培育现代司法理念，提高司法效率
1、培育现代司法理
[1] [2] [3]
篇8：谈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监督
谈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监督
一、现行审判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一）监督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消弱了裁判的权威性和效力
审判监督与审判监督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判监督的含义、内容和范围比审判监督程序要广泛得多。根据宪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了法院内部监督外，还存在党委、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机关的个案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包括法院院长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本院自身的监督，以及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监督。仅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而言，其审判监督的任务，也并非仅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实现，还包括了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依照死刑程序复核、核准案件，以及通过司法解释、批复、总结审判经验教训等方式进行业务指导等。各种监督主体通过受理申诉，以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作出的裁判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监督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评判生效裁判，看法不一，容易发生争议，往往造成久监不决，使裁判的权威和效力得不到体现和落实。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请求抗诉、申请再审）；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当地党委的监督（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讨论案件）、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上诉发改率，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抗诉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按照司法实践中的说法，没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诉，这就导致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对法院的一般工作监督由于太过宏观，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计划，由法院先写好工作报告，再给人大审查。这种监督往往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其实质。由此可见，尽管监督之网看起来相当严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执行，致使错案冤案层出不穷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
（二）当事人申请通道不畅，弱化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
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条件作了些规定，但总的看来，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的`宽泛表面上似乎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却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均无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即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抗诉的，法院应当再审）。而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是，提交申请再审材料须经法院审查决定立案或经检察院审查决定提起抗诉。当事人形式上作为再审启动的主体，其实完全依附于法、检两家。这样，当事人能否能进入再审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而法院和检察院对能否进入再审和进行抗诉具有很大的裁量机动权。
（三）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动摇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
首先，提起再审的条件过于原则。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判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条件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条件也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的内涵是什么？是指刑诉法第204条、民诉法第179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几种情形还是法官的酌定情形？未经法院的再审审理，如何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在再审前的审查阶段就认定了确有错误，是否存在先定后审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很容易造成随意监督。其次，启动再审程序没有时效和次数的限制。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均未作限制，民诉法第182条、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解释第73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效限定为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但法院、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不受此限。同时，按照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案件经再审维持原判的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这种对申请再审时效次数的限制性规定，一是不完整（意味着未维持原判的仍可继续申请），二是法院、检察院不受此限。这样，当事人可以反复提出申诉或通过法院、检察院来提出申请再审，再审程序可以无数次地被启动，使二年时效限制
[1] [2] [3] [4]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