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到清明时代，已异常腐朽反动，它以“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和五经、四书的经义来进行考试，学业上分为秀才，举人，进士等几个等级。读书人一旦取得功名，就享有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上的各种特权，就爬上了升官发财的阶梯。因而它诱使着大批知识分子牵名利，沉迷举业，甚至不惜蝇营奔走，折节卑躬。《儒林外史》着力刻划了这个制度培养出来的各种变态、畸形的人物，勾勒出一幅士林的百丑图，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罪恶。
一、小说通过一系列科举迷形象，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精神的摧残，它使人神魂颠倒，愚昧无知。
周进六十多岁了，多次考试连个秀才也没中，只好到偏僻山村当塾师，受尽了轻蔑和侮辱。后来连塾师的饭碗也打破了，只得跟着做生意的姐夫去混饭吃。一次在省城他跑到贡院，见到号板，“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大家用水把他灌醒，扶着立了起来，他“看者号板又是一头撞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多末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马二先生二十多年科举不利，可是仍然迷信科举和八股，他对匡超人说：“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为主。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是一位深闺淑女，在父亲的教育下,，“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甚至新婚不久就拿八股文考自己的丈夫，完全失去了少女的天真。她对丈夫失望之后，又用全部心血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号”。《儒林外史》就是这样揭露科举制度麻痹人的头脑，使人愚昧无知的。
二、《儒林外史》通过描写纯朴青年的蜕变过程，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它使人道德堕落，廉耻丢尽。
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农村青年，上过几年学，因家贫不能继续读书，、流落在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有一次他遇上了好心的马二先生，送他十两银子，叫他回家读书上进。回家后，他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一面用心读书。他孝敬父母，敬爱兄嫂，不愧是一个忠厚朴实的好青年。由于知县李木瑛的提携，他考取了秀才，开始进入科场。这样一来，他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起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学会了装腔作势，吹牛唬人的本领，练就了投机冒险、损人利己的伎俩。后来又被李本瑛提拔到京城当了教习，由于他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忘恩负义，诽谤恩人。这样的人，居然以“优贡”保荐入了太学。从匡超人这个形象，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科举制度是怎样把一个善良淳朴的青年，污染成一个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
三、《儒林外史》还把批判科举制度同批判理学、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结合起来，使它的揭露性更强，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更深广。
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秀才，在科举的阶梯上始终爬不上去。他笃信礼教，他的第三个女儿结婚一年多，就死了丈夫，“哭的天愁地惨”，一定要殉夫。作为父亲的王玉辉，不仅不加以阻劝，反而执意要女儿尽节。他鼓励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他女儿绝食死后，他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同时还劝他老婆不必伤心。王玉辉对这种完全丧失人性的言论和行动，却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封建礼教这把软刀子，不仅杀死了王玉辉的三女儿，也戕害了王玉辉的灵魂。
王玉辉是中毒极深的理学夫子，而严监生的妻舅王德、王仁却是典型的假道学。他的姐姐病危，姐夫严监生想把侍妾赵氏立为正室，请他们来商量。开始他们绷着脸，不吱一声，表示反对。等到吃了饭，请到密室，各人得了一百两银子以后，他们的态度立即转变，又极力赞同这件事。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夫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当严监生提出怕严家亲族不依时，他们又“义形于色”地说了一番道理，同时又找借口要去了五十两银子。这里，假道学的伪善面目，被揭露无遗。
四、《儒林外史》把对科场的批判与对官场的批判结合起来，深刻说明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不是贪官酷吏，就是土豪劣绅。
南昌太守王惠是一个赃官酷吏典型。他一到任上，首先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也略有什么通融？”接着就“钉了一把头号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宫’”。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扳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的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这样的人，“各上司访闻，都是江西第一能员”，朝廷反而把他提升了。此外，象高腰县的汤知县，为了沽名钓誉，以求早日“升迁”，竟把一个无辜的回民枷死。余特到无为州知州处打秋风，知州让他受理一件人命案，他共收受贿赂四百两银子，三人平分。秦中书与高翰林花一千二百两银子，就把万青山这个假中书变成了一个真中书。总之，在吴敬梓的笔下，官场总除了少数几个正直的人外，大都是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作威作福、无所不为的家伙，从朝廷到地方，整个封建官僚机构，已腐败不堪。
科举制度不仅造成了一大批赃官酷吏，而且造成了一批土豪恶霸。许多没有升官的秀才、举人、监生、贡生，许多退仕乡居的官僚，勾结官府，欺压细民，无恶不作，使百姓敢怒不敢言。张静斋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后退职回乡，成了南海县的恶棍。他为了要谋夺一个和尚的田产，竟买通一伙流氓地痞，诬陷这个和尚同妇女通奸，捆到衙门问罪。严贡生在乡下横行霸道，他强圈了王二的猪，还打折其兄王大的腿。他坐船不给船钱，还诬赖船夫吃了他的贵重药（实际是云片糕）。他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向别人要利息。他弟弟严监生刚死去，他就强占弟媳和侄子的房产，是一个典型的地痞恶棍。此外，科举制度还造成了一批谋求“异路功名”的假名士、假隐士、假诗人、假侠客，以及仙人术士、幕府清客、帮闲无赖，这些大大小小的吸血鬼，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百丑图，从这个百丑图中，使人清楚的认识到封建社会末世的腐败与丑恶，并引起了极大的憎恶与痛恨，从而宣告这个社会的崩溃。
五、《儒林外史》在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同时，还热情歌颂了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
例如第一回中的王冕是读书人的典范；最末一回的四个“市井奇人”，是作家用来同儒林丑类作对照的，另外作家用了较多的篇幅刻划了杜少卿、沈琼枝等有叛逆精神的人物。杜少卿是以作家自己为投影塑造出的正面典型，他轻财重义，慷慨好施；鄙薄功名，鄙视权贵；不与世俗沉浮，要求个性解放。他注《诗经》敢于批驳朱注；他无视纲常论理，与妻子手拉手游清凉山，旁若无人，使看见的人目瞪口呆。他的这些叛逆的思想和行为，遭到封建卫道者的攻击。沈琼枝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蔑视封建礼教、法律，对抗世俗，敢做敢当，自食其力的女性。此外还有致力于以德化人，力求用古代的礼、乐、兵、农来挽救世道人心的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八股科举，鄙视功名利禄，具有真才实学，性情孤傲不同流俗。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作家的社会理想。
但是，作家的社会理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他面对世风日下底黑暗现实，深感封建社会的垂危，幻想着有一班“真儒”复兴古礼古乐，来挽回世道人心，拯救危亡的社会，这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也显得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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