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词浅而意深。浅到一般小读者都能鉴赏，深得虽专家学者也觉得它的主旨难寻。这也难怪，因为《西游记》给了人们以太多的接受的可能性和想象的空间：童话的，神话的；浪漫的，现实的；哲学的，历史的；宗教的，政治的；悲剧的，喜剧的；庄严的，游戏的等等，几乎无法穷尽。因此，在它神幻奇异的故事之中，诙谐滑稽的笔墨之外，究竟蕴含了什么主旨，历来是见仁见智。
明清时代，多认为《西》“幻中有理”。如明人谢肇浙《五杂俎》说：“虽极幻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断定《西》表达的是“驯服心猿”的理想。清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序》认为： “《西游》一记，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俗语常言中，暗藏天机；戏谑笑谈处，显露心法。”其中“三教”指儒、释、道；“性命双修”，在儒指“穷理尽性”，在道指“烧丹炼鼎”，在释指“渐修顿悟”；“天机”“心法”，指儒的“存心养性”、道的“修心炼性”、佛的“明心见性”，“悟之者在儒可成圣，在释可成佛，在道可成仙。”把《西》视为一部“修道奇书”。近代梁启超把《西》认作一部“哲理小说”（《告小说家》）。
“五四”前后，强调“幻中有趣”。这时学术界开始与传统决裂，批评从前对《西》牵强附会的解说。如胡适说：《西》“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西游记考证》）。鲁迅说：“此书则出于游戏”（《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四十年代以后，强调“幻中有实”。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随着社会政治意识的不断强化，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社会政治的观点来解读这部小说，把它纳入现实阶级斗争的框架，认为是一部政治小说。认为神与魔的斗争，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与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斗争。较早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人民文学》54年2月号）认为神是统治者，魔是被统治者，神魔斗争是阶级斗争，作者是“借妖怪们的造反来描写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表示“我知悔了”，愿意皈依佛门，如此，他岂不成了叛变革命的“叛徒”了？许多妖怪阻碍取经，作恶多端，难道也是农民起义？孙悟空战胜妖魔，是否成了镇压农民起义?这些在道理上都讲不通。于是，研究者们又设想了“主题转化说”：李希凡在1959年写的《漫谈〈西游记〉主题和孙悟空形象》就认为，前面“大闹天宫”是写农民起义，后面“西天取经”是写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前后主题不一样。这种观点很久以来相当流行。游国恩文学史，社科院文学史等，都持此种观点。
不过，我们认为，像这样把一部作品硬割裂为前后两部分是不合适的。很多人也不理解，孙悟空既然是个造反英雄，为什么后来一定要千辛万苦地去到那个镇压他的如来佛那里去取经？于是又出现了“市民说”、“诛奸尚贤说”、“批判宗教说” 等等。
我们以为，《西游记》与其他文学作品比较，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作家的创作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他们必然要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离开了现实生活，离开了历史文化的积淀，作者不可能凭空幻想曲创作，因此，没有历代的农民革命，没有明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作者就不可能主观臆造出大闹天宫和妖魔昏君残害百姓的种种描写；但是，作为神魔小说，《西游记》又是用幻想的形式和游戏的笔墨来描写取经故事，因此又有其特殊性，不能把其中的描写与社会生活现实简单地划等号，做机械的庸俗社会学的比附。我们分析它的主旨，决不能离开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最主要、最有特征性的精神。我们既承认《西游记》是戏笔，同时又认为它在“戏笔中存至理”，即在神幻、诙谐的描写之中，通过孙悟空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从书中的描写看，前边的大闹天宫和后边的西天取经，无疑都纳入了时尚的“三教合一”的心学的框架。
我们知道，明代盛行的心学，是融合了儒教的“存心养性”、道教的“修心炼性”和佛教的“明心见性”的，其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搜求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之心，使之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邪归正”，以此来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取经途中的孙悟空，劝车迟国王时就曾说过：“望你把三教合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其实，这正表露了作者的思想。尤其是小说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显然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把孙悟空当作人心的幻相来刻画的。
首先，从全书的内容安排看，小说把历史上唐僧取经的故事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取经的中心人物已不是佛教徒唐僧，而是孙悟空。孙悟空的经历，构成了全书内容的基本框架：
1、孙悟空大闹天宫——隐喻放心
2、被压于五行山下——隐喻定心
3、西天取经成正果——隐喻修心
从精神现象的角度看，孙悟空前期大闹天宫，隐喻着野蛮心性的放纵和宣泄；后期西天取经，则隐喻了为了特定的信仰和理想，为了排除邪魔而进行的心性的修炼和意志的挑战。前后两期代表两个阶段，两个层面。从前期的“放心”到后期的“修心”，其间的转换，就是五行山下被镇压的“定心”。当然，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管制悟空的两个“圈子”：一是太上老君白森森的金钢琢，一是观音菩萨金灿灿的紧箍儿。这两个“圈子”都有神奇的功能。金钢琢曾击倒过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后被独角兕大王偷到金兜洞，套走过悟空的金箍棒、天兵天将的武器和火龙火马，以及向如来佛借来的金丹砂。但这金钢琢毕竟属于外功，而紧箍才是内功。这个紧箍圈往悟空头上一套，他就再不敢撒泼逞性，只好“心猿归正”，观音菩萨说：“紧箍儿咒”又名“定心真言”，可见它是约束心性，使之认定理想目标而矢志不渝的。赶到悟空得道成佛，圈子也就自然消失了。《西游记》100回，孙悟空戴着这个圈子有86回，他本来一个跟斗可以十万八千里，大闹三界也不必花费太多的周折和太大的力气，可同样是十万八千里的取经路程，却要用十四年而历八十一难。可见，心性的修炼比起心性的放纵来，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因此，有人说，一部《西游记》，就是一部精神（内心）世界的“天路历程”。
其次，《西游记》不仅从全书结构安排上体现出宣扬“心学”的喻意，而且这种喻意在小说的回目、论赞和具体内容中也有很多提示。如前七回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三界，回目上就说他是“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第4回）；第7回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就叫做“五行山下定心猿”；第14回，唐僧收伏悟空之初，就遇上了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六位剪径大王，隐喻着《心经》所谓破除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的“六贼”之义，他们都丧生在悟空的金箍棒下，回目就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跋山涉水、降妖伏魔，历经千辛万苦，饱受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回了真经，回目就标为“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如此等等，好多回目都是用修心炼性的术语构成。
除了回目，还有一些诗赞也非常直接和明白地表现了这一寓意，如第1回：
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内观不识因无相，外观明知作有形。
再如第7回：
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
再次，为了表现“心猿归正”的总体设计，小说还让孙悟空不时地向唐僧直接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如第24回：唐僧问悟空何时可到达西天雷音，悟空就答道：
“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再如第85回，悟空还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顿时就使唐僧明白了：“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
最后，一些早期批评家也往往认同《西游记》隐喻着“魔以心生，亦以心摄”的思想主旨。比如《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第1回，猴王寻到菩提祖师住处“灵台方寸山”时，就夹批道：“灵台方寸，心也。”又旁批：“一部《西游》，此是宗旨。”随之夹批“斜月三星洞”，谓“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第13回，唐僧西行第一站法门寺，听众僧谈及水远山高，毒魔恶怪难降，唐僧“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然后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李卓吾在此处旁批“宗旨”二字，并在回批中说：“一部《西游》，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独到地揭示了小说宗旨在于“心”字。鲁迅先生没有独到李评本，但他的意见与此不谋而合，他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他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至死靡他，该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
2、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西游记》把传统的大闹天宫和取经故事纳入时尚的心学框架，作家主观上是想通过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来宣扬“明心见性”的主张，以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我们又知道，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这又和西游故事在长期流传中积淀的广大人民的意志相结合，使得它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突破和超越了这一预想的理性框架，并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
我们先看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在书中隐喻“放心”，作者主观上是想谴责野蛮心性的放纵与宣泄，但由于他的竭力渲染，客观上倒是宣扬了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孙悟空作为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个感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而从仙石中崩裂出来的石猴，本来在“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过的是“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由自在“三不管”的生活，但他还嫌不足，为“暗中还有阎王老子管着”，自己不能长生不老而遗憾，为此，他“云游海角，远涉天涯”，翻山越岭，求仙访道，从菩提祖师学了七十般变化和一跳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闯龙宫，得了一万三千斤的如意金箍棒；闹地府，勾销了生死簿上所有猴属的之名。从此“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在花果山不再有任何管束，获得了绝对自由。
然而，孙悟空为追求自由而蔑视权威，无视尊者，首先引起了龙王、阎王的不满，于是他们上告天庭，要求玉皇大帝严惩孙悟空。当玉帝派遣的十万天兵天将不仅擒拿不了孙悟空，反而被孙悟空打的落花流水时，玉帝只好采用太白金星的招安的主意，使孙悟空在被招入天宫后，又面对了一个等级森严、不那么自由的世界。他不仅因为上天时没有拜伏参见玉帝而被仙卿们斥为“野猴”、“该死”，而且还被蒙骗、被蔑视，仅被封了一个低微下贱、“没有品从”、并“未入流”的看马官儿“弼马温”。等他明白了之后，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原来玉帝竟这般“轻贤”，“这般藐视老孙！”“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叫我替他养马？”“活活的羞杀人！”于是心头火气，咬牙大怒，手舞金箍棒，一路打出南天门，回花果山之后，自己干脆就竖起了“齐天大圣”的大旗，要求与玉帝平起平坐。
玉帝没办法，又采用太白金星的主意，姑且以“齐天大圣”这“有官无禄”的空衔儿，“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第二次把悟空骗到天宫，又让他管蟠桃园。且不说这差事比当弼马温强不了多少，单说王母娘娘举行蟠桃会，各位天神天仙都收到了请柬，唯独天性就爱吃桃子、眼下又管桃园的孙大圣不在被邀之列，这就可见老孙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于是他又一时兴起，闯入瑶池，偷喝了玉液琼浆，香醪佳酿；入兜率宫，把李老君炼就的“九转金丹”像吃炒豆似地给偷吃了。当悟空被李老君和二郎神擒获后，玉帝宣布将其押至斩妖台，但任凭众天兵刀砍斧剁，雷打火烧都奈何不了悟空，只好又把悟空推倒李老君炼丹的八卦炉，用文武火炼了七七四十九天，可乐的是，不想孙悟空却被练就了一身的钢筋铁骨，火眼金睛。他纵身一跃，跳出八卦炉，就上前把李老君摔了个倒栽葱。尔后，脱身去凌霄殿，再次把天宫搅得一塌糊涂，把十万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
孙悟空为追求自由越战越勇，甚至玉帝请来佛祖如来，他又公然对如来佛宣称：玉帝“虽年劫修长，也不应永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叫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就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这里的孙悟空，简直就是一个冲决一切羁绊，蔑视一切权威，为彻底实现个人自由而不懈斗争的英雄形象。这种希望凭借个人的能力，去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明代个性思潮涌动、人生价值观念转向的生动反映。
当然，作者是并不赞成孙悟空“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的。他不希望孙悟空“欺天罔上”，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所以，追求自由、大闹三界的孙悟空，尽管上天入地，神通广大，水淹不得，火烧不怕，可最终还是被如来佛翻手化作五行山，一压就是五百年。从结局上看，作者通过孙悟空被镇压来谴责“放心”之害的主观用意是明显的。不过，比较说来，孙悟空这一失败结局远不如他大闹三界的战斗过程更生动感人，更引人注意。小说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绝不是孙悟空被镇压的结局和作者以次来谴责“放心”的主观用意，而倒是作品客观地、不自觉地所表现出的，一种与明代文化思潮合拍的追求个性自由、肯定自我价值的精神。
4、呼唤有理想、有能力、有个性的人性美
《西游记》的主要篇幅无疑是孙悟空协助唐僧去西天取经。按着心学框架的总体设计，西天取经是孙悟空“修心”的过程。被佛祖一压就是五百年的悟空这时已经承认自己过去“犯了诳上之罪”，表示了“知悔”改过的态度，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修心”过程。取经途中所经历的形形色色的险阻和妖魔，都是用来作为修心过程中障碍的象征的。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练，显然是在隐喻着“明心见性”必须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渐悟”过程。随着真经的取回，孙悟空终于由佛成魔，修成正果。
这里要说的是，正像大闹天宫人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作者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而倒是特别称赏作品客观上所极力渲染的追求自由、强调自我的精神一样，西天取经故事，人们关注的也并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孙悟空如何“知悔”改过，“修心”渐悟，以致终成正果的主观说教，而是特别关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尤其称赏从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来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性美。
《西游记》从第8回起向取经故事过渡。如来佛为什么要叫大唐高僧取经？小说中说，因为“那南赡部州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所以要传三藏真经“劝人为善”。而这“真经”指的就是佛教的大乘经典。菩萨对唐僧说：“你只会谈小乘佛法，可会谈大乘么？”我们知道，小乘是佛教早期派别，只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大乘则是后起而占统治地位的佛教派别，它宣扬“大慈大悲”，以“普济众生”为宗旨。所以，所谓取经就是取大乘经，以“普济众生”为目的。因而取经也就成了一种正义事业，一种崇高使命。实际上就象征了一种远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孙悟空翻山越岭，擒妖捉怪，排除万难，百折不挠，即使在被人误解、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唐僧念着紧箍咒、赶回花果山的时候，他还是“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34回），最终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各路妖魔，排除了“九九八十一”难，为东土大唐取回了真经。这种为了远大理想、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是取经路上孙悟空的一个明显特征。
当然，伟大事业的成功，除了有理想、有毅力，还必须有本领、有能力。而孙悟空恰恰又是以降妖伏魔的能手、排险除难的英雄出现在取经路上、亮相在读者面前的。靠着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靠着火眼金睛和如意金箍棒，在孙悟空那里，没有越不过的险阻，没有镇不住的妖魔。神通广大加顽强拼搏，使他每每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战无不胜。除了拼搏斗勇，孙悟空尤其善于随机斗智。他头脑清醒，智慧超凡，目光敏锐，战斗灵活。既善用火眼金睛观察动静，发现疑点，揭穿妖魔伪装；又常找山神土地了解情况，甚至变成各种小飞虫，随机探听妖魔的虚实。其作战手段也多种多样，或钻进妖魔肚皮，或变成妖魔亲友，或夺取妖魔法宝，或捣毁妖魔巢穴，总是无往不胜。孙悟空的斗争艺术，无疑凝聚了我国古代人民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智慧，至今对人们仍有启发。
除了有理想、有能力之外，孙悟空前期表现的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在取经途中仍是一如既往。当初大闹龙宫，他“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大闹地府，又使得十殿阎王为他躬身作揖；大闹天宫，把十万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吓得玉皇大帝惊惶失措。被镇压之后，虽然他口头上说：“我知悔了”，实际上，在他摩顶受戒之后，脑门儿上的紧箍，只箍住了他高喊“皇帝轮流做”的“反性”，并没箍住他要自由平等的“天性”，取经路上他依旧狂放不羁，尊性高傲。他敢讥刺圣僧玄奘，说他是“脓包”；赶腹谤观音，说“该她一世无夫”；敢奚落如来，称他是“妖精的外甥”；敢嘲弄龙王，说他是“带角的蚯蚓，有鳞的泥鳅”；还无视玉帝尊严，到凌霄宝殿查问妖怪来历，高兴时，对玉帝唱个大偌：“老官儿，累你！累你！”；羞恼时，“问他个钳束不严”。至于太上老君一类道祖，那就更是他常开玩笑的对象；人间王位，他更不屑一顾，在乌鸡国他就曾对国王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绝对的心高气傲，狂放不羁。对于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子”的紧箍儿，他更是一直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100回）。至于其斗争精神，后期更是有增无减。尽管有紧箍儿的束缚，他仍是见恶必除，除恶务尽。斗必赢，战必胜。直至到达西天，被如来佛祖封为“斗战胜佛”。总之，正是这种桀骜不驯、强调自我的自由个性，勇敢顽强、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使孙悟空形象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采，成了明代中后期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一种有理想、有能力、有个性的人性美的象征。
5、整体性寓意与局部性象征
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因此它的思想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以上说到的整体上具有心学的寓意之外，它还与封建社会、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的许多情节，表面看来“幻妄无当”，可又往往散发出折射现实的光芒，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部性的象征。
首先，小说中对天宫、地府、西天等神权机构和西行途中的人间国度的描写，都形象地影射了现实中皇权统治的黑暗和腐败。比如：
玉帝天宫，黑暗腐败。别看它表面气象森严、神秘莫测，其实是虚弱腐败、不堪一击。一个下界造反的猴子，就闹的他六神无主，一筹莫展。武力镇压不成，只好一会儿玩弄招安骗局，一会儿请求如来急救。
佛祖西天，贿赂公行。按说西天应是佛家至高无上的“极乐世界”，是一方“净土”。可小说中那里同样贿赂公行。唐僧师徒四人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西天，西天的两个尊者阿傩和伽叶却向他们要人事。索贿不成，就用无字假经骗人。气得唐僧说：“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而如来却对公然索贿巧为辩解，说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唐僧无奈，只好把大唐皇帝赠给他的紫金钵盂给了他们，才取回真经。
阎罗地府，营私舞弊。 阎罗地府，本该是执法最严、铁面无私的地方，可那里同样是营私舞弊。魏征梦斩泾河龙之后，唐太宗因龙王索命而魂归地府。原来生死簿上注定太宗阳寿天禄该至贞观一十三年，但因地府的掌案判官崔珏，生前是先皇旧臣，又与魏征有“八拜之交”，于是马上取来浓墨大笔，在一十三的“一”字上，加两横变成“三”字，轻而易举地给太宗增寿二十年。
人间国度，君昏臣佞。西行途中的九个人间国度，国王大都是昏君，朝政往往是腐败。满朝文武都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判官”，“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他们或是贪恋女色，荒淫无度；或是荼毒生灵，残暴无道。像朱紫国国王，他的王后被麒麟山獬豸洞的妖精赛太岁抢走，他忧思成疾，跪请悟空灭妖。宣称：“若救得朕后，朕愿领三宫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尽付神僧，让你为帝。”（884页）所谓“为老婆就不要江山”，“不爱江山爱美人”。再像灭法国国王，因前世与和尚结下冤仇，今生就“许下一个罗天大愿，要杀一万个和尚”以求圆满。唐僧师徒四人去前，已经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是悟空想出绝招，施用法术，连夜把朝廷大臣、大小太监、宫娥彩女，甚至国王、王后统统剃了光头，成了和尚，于是国王再不敢杀和尚了。
国王昏庸，道士作恶。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作者对道教特别反感，不仅当初把道教的最高神祈太上老君当成开玩笑的对象，让孙悟空逃出八卦炉时把他摔了个倒栽葱，而且在人间国度里，通过国王昏聩、道士作恶的描写，无情抨击了明中叶后的社会现实。如：
37——39回，乌鸡国道士夺位
44——45回，车迟国佞道灭佛
78——79回，比丘国妖道惑乱
乌鸡国道士本是终南山妖精狮猁王幻化的。五年前，这个国家连遭大旱，这位妖道靠呼风唤雨手段迷惑了国王，两人结为兄弟。一次他们共同赏春游览御花园，道士陡起杀机，一把把国王推进八角琉璃井害死。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国王。
车迟国三位道士，也是靠祈雨手段迷惑国王的。原来车迟国遭遇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国王请和尚、道士分别祈雨，结果和尚没有祈成，道士把雨祈来了。于是国王就拜三位道士为国师，开始佞道灭佛，即推尊道士，排挤和尚。把五百多和尚拘起来，让他们拉车，搬砖，干粗活，买苦力，惩罚他们。和尚不堪折磨想逃跑，朝廷就画影图形，四处追捕。而这三位得宠的道士，都是妖精幻化的：一是虎力大仙，一是鹿力大仙，一是羊力大仙。
比丘国道士也非真人，而是天上寿星骑的白鹿成精变的。这个道士将一个白面狐狸幻化的一个16岁少女送给比丘国王，美其名曰“美后”。国王得了美后，终日贪美求欢，弄得精神疲倦，身体 羸，茶饭不思。于是这位作了国丈的妖道就趁机又向国王献海外秘方：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熬汤煎药，给国王治病。
诸如此类，小说八十一难中的妖怪，好多是以道士身份出现的。他们迷惑国王的手段，往往不是祈雨，就是进女色，要么就是治病害人。作者把道士写得都这样坏，简直是作恶多端，其现实针对性是极为明显的。《西游记》产生的嘉靖朝，世宗皇帝朱厚璁就是一个迷信道教的昏君。他登基以后，耽溺声色，惑于道术，追求长生不老。在位45年，尽视过一次朝，其余几乎天天都在西苑里举行斋醮，炼丹修道。许多道士方技为此纷至沓来，争献房中秘方春药，夤缘求进， 最终都获得崇幸提拔。像嘉靖初年的道士邵元节，就是以祈雨求嗣被奉为真人，并做了礼部尚书的。其后的陶仲文，也是以治病、除妖、炼丹、祈祷来取崇皇帝，被封为少保礼部尚书，登三孤，位及人臣的。而随着土生土长的道教在明代的得势，外来的佛教就遭到了排斥，嘉靖初年到十五年，朝听曾宣布过没收僧人资财、拆除佛殿佛像、毁掉佛骨佛首等等一系列措施。小说第44回写道，除了“敕建智渊寺”，因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现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内，未曾拆毁。城中寺院，大小尽皆拆了”，就是这时期灭佛的写照。其他像车迟国的重惩五百多和尚、灭法国的要杀一万个和尚等等，都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至于车迟国为了追捕逃亡的和尚，画影图形四处张贴，官吏拿得一个和尚，高升三级；平民拿得一个赏银五十两，“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逃”，这些描写，显然也含沙射影地抨击了明代东厂、西厂的特务统治。
其次，取经路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除了总体象征“修心”过程的种种障碍外，从局部看，它们显然还是现实社会中地方恶势力的影子。除了少数象征自然灾害的妖魔，如黄风怪、黑水河妖等等，取经路上最多的一种障碍，是那些称霸一方、荼毒生灵的恶魔，他们显然时现实社会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地方恶势力的幻化。像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凭她拥有的稀世异宝芭蕉扇，拼命向百姓勒索。老百姓要播种收割，都要备下“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去拜求她。牛魔王之子、圣婴大王红孩儿怪，把周围的山神土地，剥削得一个个“衣不避身，食不充口”；牛魔王之弟，红孩儿怪的叔父如意真仙，霸占破儿洞落胎泉，有人去求落胎泉水，必须送上重礼才能换得一碗。通天河的灵感大王金鱼妖，专以吃人为乐，每年强令陈家庄为他送一对童男童女，否则就降灾，让百姓不得安宁。驼罗庄的蟒蛇怪，“将人家放牧的牛马吞了，猪羊吃了，见鸡鹅囫囵吞，遇男女夹活吞。”如此等等。这些动植物幻化的妖魔，横行霸道，嗜血成性。都象征了现实中的权臣豪强为非作歹、鱼肉人民。
再次，上界神佛与下界妖魔的相互勾结、残害生灵，正是现实社会中统治阶级上下一体、沆瀣一气、欺压百姓的一种变形写照。小说中，神佛下凡可以为妖魔，妖魔升天可以成神佛。妖魔神佛勾结联络，形成一张笼天盖日、残害生灵的关系网。那些妖魔的为非作歹，常常得到神佛的指使、纵容或默许。每当妖魔被悟空打败现出原形，神佛就不招自来，借帮降妖伏魔之名，行救护妖魔之实。所以，那些有来头的妖魔，没有一个丧生在悟空的棒下。他们在下界干了一通荼毒生灵的事业后，往往又回归神位。比如狮驼岭三怪中的大鹏怪，吃了狮驼城的国王及文武百官，“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它吃了干净”，却因它是佛祖如来的舅舅，“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相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亲；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就是典型的明证。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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