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证据的完善浅谈未成年人出庭作证论文，本文共7篇，欢迎您能喜欢，也请多多分享。
篇1：证据的完善浅谈未成年人出庭作证论文
证据的完善浅谈未成年人出庭作证论文
1现行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作证的规定过于模糊，在实践中很难应用。年幼和不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作证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也非正比例关系，而且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以年龄为界限来划分未成年人的现象也不统一，有以最低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以下)确定儿童证人资格的;有以民事行为能力责任年龄为依据，将10周岁以下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排除在证人之外的。所以在实际的案件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未成年人作证的特点
2.1言辞准确性较低。未成年人的记忆能力和青少年、成年人相比明显偏低，他们一般不能系统地记忆和描述一件事情，对于时间、空间的思维能力也比较差，甚至说大脑中根本没有形成这种概念。他们“经常出现脱节、漏洞和颠倒顺序的现象，记忆和再现的内容往往是偶然感兴趣的个别对象或情节、不顾本质的东西。”而且未成年人对于一件事情的认知能力也是比较差的，他们有时根本不知道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严重程度是怎样的，在遇到一些暴力事件后只会嚎陶大哭，在哭过之后大脑中很难留下什么清晰的记忆。
2.2对细节的敏感度较差。未成年人正处于生长的发育阶段，生理和心理的缺陷都使他们对任何事物都只是有个大概的了解而不是注重每一个细节层面，他们不可能详细地复述犯罪事实发展的经过，而这些事实细节又有时是案件侦破的关键。这就会很大的限制未成年人作证的可靠性。
2.3表达的逻辑性较弱。由于基因、智力、后天培养等各种方面的影响，未成年人对于从未接触过的事物的认知能力是不同的，“未成年人对某一事件的描述多不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往往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不区分表述的因果关系、主次关系等。”我们不可能在侦破案件的紧迫情况下再去培养他们的逻辑能力，只能依靠只言片语来分析其中的突破点。
3未成年人证据补强
3.1证据补强的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孤证不能立案的经验。虽然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审判人员的“自由心证”的审判方式，但受到审判员个人好恶、知识储备、个人经验等不同方面的影响，案件很难得到公正的判决，必须在有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上判决的案件才值得信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习俗。在稳定压倒一切背景下，社会大众对于判决认可度和接受度深刻地影响着裁判的生成方式。在古代传统文化中生成了很多对少年儿童不信任的俗语，如黄口孺子不可信，乳臭未干等，这些约定成俗的俗语经常用于审判实践中，导致对未成年人的不信任，因此单独的未成年人的证人证言需要证据的补强。(实践中“凤毛麟角”的出庭率。因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即使出庭难度也是相当大，很少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法庭质证程序以及言辞审理原则被空洞化的前提下，法官对侦查卷宗中未成年人证言的审查只能退而求其次，求助于补强证据规则。
3.2补强的措施。庭前妥善服务。这项服务主要是通过经过特殊训练的心理专家等在庭前与证人进行倾心交谈，缓解他们作证前的紧张压力。儿童证人的畏惧心理比较强，通过一定的心理专家或者老师的疏导，稳定地在法庭上作证。完善法律约束。对于供述不真实未成年人不能进行法律制裁，但应当教育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因虚假供述造成法庭混乱时可以适当处罚其监护人，这对他们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改变出庭方式。为了增加证言的可信性，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事务经验，通过录像的方式进行证据的搜集。目前录像机这种硬件设备在各法院基本具备，录像作证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双方诉讼参与人的利益，更有利于案件的开展。顺应这股潮流，我们应该建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取证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查明真相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诉讼价值。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远程视频、屏风遮蔽等不用未成年人面对众多陌生人的方式来质证。
4搜集证据中注意的问题
我们在今后对未成年证人取证的过程中要尽量注意以下问题:
4.1取证人自身问题。在取证人的选择上，最好是心理专家陪同未成年人比较喜欢的老师或者最亲近的家长，在取证场合上，最好是在游乐场或者学生教室中进行这样可以使他们在一种熟悉的环境下进行。由心理专家进行心理疏导，同时还要对心理专家进行搜集证据技巧的指导，在进行取证时要避免先入为导，防比对未成年人形成一定的心理暗示。
4.2取证前的准备。由于未成年人缺乏法律知识，他们大部分不能了解到所取的证据在侦破案件中的重要性，我们在询问的时候应该以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入手，尽量减少法言法语的应用，使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和他们倾心交谈。在询问的时候，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记忆周期的影响，应该将细节性问题和概述性问题交换性地提问，避免过于单一。
4.3对未成年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都很不健全，他们一旦进入了诉讼程序中，不论是作为受害者或者是目击证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伤害，因为作为一个关键证人，他们需要极力的回忆事故发生时的状况，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残忍的。而且因为利益关系的考虑还可能受到其他人的威肋、，对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难以抹去的伤痛。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四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保障未成年的合法权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仲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目前上海市长宁区由有关保护青少年的部门成立了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为有关未成年人的事项提供专门服务。这种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专门调查的方法，值得推广。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未成年人作证问题受到很大的限制，完善未成年人作证制度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历程。但是，这又是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使两种制度相互磨合，最终产生科学的未成年人作证制度。
篇2：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论文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论文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水岭。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前，《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处于虚无状态，只有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举证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当事人在法庭审理 的各个阶段均可提出新的证据。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利用民诉法的漏洞，庭前不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搞突然袭击，或一审时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证据，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这种情况，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地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既给法院造成人力、物力和精力的浪费，也给对方当事人增加了负担。更为严重的是使法院的裁判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是妨碍法院审判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亦不利于规范当事人的诉讼 行为和提高当事人的举证意识。本文将对举证时限做一理论上的探讨，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提出自己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一、民事诉讼证据举证时限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体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作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 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诉讼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二）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
（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有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责任是举证时限制度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这正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趋势――当事人主义。
（四）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 是对已以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低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二、《规定》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
《规定》专门设立“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一章共十五条，具体包括了举证时限的一般规定、证据交换问题及新证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法规对举证时限没有明确规定与对审理时限存在严格规定的矛盾，确保案件在审限内审结，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院的威信，保证法律事实的效果。下面作者将就《规定》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条款规定不明确。《规定》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法院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制定举证时限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时限的，指定的时限不少于三十日。第八十一条规定，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解释中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限制。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举证时限不受三十日的约束，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可以在三十日以内，也可以在三十日外。本规定的立法目的应在于发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优势，提高司法效率。但却不利于对举证时限的统一规范。可能造成同一法院、同一审判庭、不同审判人员的用意，单从当事人方面来看，这就容易造成当事人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而且《规定》中的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即只规定举证时限下限，而未规定上限。这是否意味着法官可以指定当事人在审限内的任何时候举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造成案件承办法官恶意地拖延案件的审理。
第二， 条款间存在矛盾。《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中“不提交”概念范畴不清，学理上，“不提交”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情形：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有能力提交而不提交。二、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能提交而不提交。三、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知道证据的存在而不提交。是否这三种情形的“不提交”都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不存在“新的证据”问题。但《规定》中却没有明确地将以上三种情形区分开。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能提交而不提交，当然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这就不存在庭审中将其作为“新的证据”而组织质证；如果是第二、第三情形，则存在庭审中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针对以上三种情形，《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应属上述的第二、三这两种情形，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能或不知道证据的存在而不提交证据的，导致在期限届满后发现才提交。既然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就不存在在庭审中再提交新的证据的问题。可见，《规定》对“不提交”的范畴未加以区分，直接导致《规定》条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与第四十一条相矛盾。
第三，对不同类别的证据存在区别对待。《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经司法实践表明，此规定不甚合理，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而不能予以区别对待，另行规定应在十日前提出申请。况且，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若案件承办法官将举证时限定在十日以内，当事人又如何能做到“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呢？
三、对《规定》的几点建议
第一，具体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具体时限，确定一定的限度。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目的很明显就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而要提高司法效率，则不能单方面地强调对当事人的约束，同时应该对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给予一定程度的制约，否则不但不能完全发挥适用简易程序的作用，而且易造成当事人对审判人员产生合理的怀疑。
第二，应明确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不提交证据中“不提交 ”的具体范畴，区分不提交与不能提交。从举证责任和程序安定的角度来考虑，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有能力提交证据而恶意不提交，理应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确因不能而无法及时提交 证据的，则不能一概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而应给予其弥补的机会。
最后，规定申请当事人出庭作证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前，而非举证期限届满后十日前。
篇3：如何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的论文
有关如何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的论文
摘要：未成年人代表着祖国的未来，我们国家应该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尤其应该着重体现在刑事法律的各项制度中。最近几年，随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对于如何从司法制度层面预防、控制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做到真正的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提出比较符合未成年人自身条件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未成年人；惩罚；不完善；刑事司法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被定义为国家以未成年犯罪为特定的调控对象，通过设置专门的法律条款和实务程序甄别未成年人犯罪，以便在各个刑事诉讼阶段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其本质是一种对未成年人之犯罪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的制度。[1]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被公认为世界的第三大公害。未成年人代表着社会未来的发展，能够代表着我们国家未来人才的发展状况，同时，他们也担负着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存在的不完善，并且代表着社会上的一帮弱势群体，所以，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我们国家一直采取特殊的诉讼程序的对待方式，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相对于未成年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说，在我国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刑事司法制度成为一项艰巨而难以完成的任务。
就目前而言，一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在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例如，在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增添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在对解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程序上做了更加明确的制度，特别表现在制订了完善的社会调查制度，如附条件不起诉，形式记录存储符合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系统的制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针对如何预防、控制和治理未成年犯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应该在具体的司法改革中，不断的解决和完善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体系，才能达到减少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从而真正做到保护未成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该制度：
第一，我们国家应该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律建设。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能够独立的解决未成年犯罪的独立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在最初的阶段，我们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往往依据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往往忽视对未成年犯自身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问题及他们的犯罪特点，不能够充分的保护未成年人。所以，为了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发生，我们应该从未成年人自身的犯罪特点和犯罪案件的特点，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实体法和特别程序法：①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基础上，把在司法实践中优秀的，切合实际的制度方法引到法律中来；②完善未成年刑事司法机构，需要考虑在对羁押和服刑的未成年人，实施与成年人分开关押，这是考虑到未成年自身的特点，避免与成年人人交互感染；③完善判前预防和判后教育制度。
第二，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加强未成年司法机构建设是以建立独立、专门化的司法组织机构和成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队伍，提高办案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为目标。因此需要设立专门化审理未成年人的少年法院，处理与未成年人权益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来审理。通过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希望建立起对未成年人羁押、审查、起诉、审判一体的模式，更加便于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既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的工作体系，不仅使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彻底区分开来，而且有利于充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稳定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完善社会调查制度。通过具体的司法实践研究表明，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尚存在很大局限性，需要制定完善的社会调查制度，建设完善的法律体系，减少对未成年犯的不利后果，以使其起到应有的良好功能。因此，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一是认清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对未成年犯在刑事审判中的影响。社会调查报告涉及未成年人自身的性格特点和犯罪行为的人身危害性，通过对其学校、老师、同学和社区邻居对未成年犯的了解，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影响到案件审理的最终判决。二是要明确社会调查制度针对的主体及其所负的责任，通过对相关主题的调查了解，使控辩双方、学校以及社会组织的'任务由选择性行为转变为法律强制性要求，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重要证据向法庭提交，可以更好地使用量刑制度。三是做好社会调查的充分准备，提前整理好要调查的主要内容，提高调查的专业性和创新性。
第四，完善案件审理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的审理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的保护。司法机关应该坚持做到：①在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以未成年人罪行轻重作为羁押的实体性条件；②充分听取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通过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约束未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保证诉讼到案。而且，由听取律师意见创造了必要条件。[2]③对于具备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过综合考量，要主动适用非羁押的强制措施，积极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排除因为无人过问就忽略未成年人权益的做法。④从体制上和操作层面上完善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制度。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由专业人员负责办理，同时引入心理辅导人员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向其解释相关法律问题，帮助其还原事情的真相，完整、正确地进行自我表述，这既有利于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也有助于掌握未成年犯罪心理，以便对未成年人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和挽救[3]。
第五，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完善社区矫正体系，能够切实做到帮助社区服刑的未成年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够尽快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完：①应该制定独立的专门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的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制定完善统一社区矫正法。②需要建立专门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司法机构。建立完善的社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建立一个社区型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援助组织。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设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组织机构，社区矫正在具体的实践中遇到很大的障碍。例如，我国在社区基层形成的都是比较基础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是以社区工作人员兼职或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进来的，他们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利，遇到问题时，就显得束手无策。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经济发展得带头者，承担着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关乎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性人才的培养状况。未成年人是社会中一群特殊的犯罪主体，他们的权利应该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特殊保护。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需要在对未成年人当前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并且分析现存少年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不仅是各个国家树立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的具体要求，也是现代法治时代的要求。只有建设一套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的犯罪，保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金华锵，古银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法制博览.，（8）：22
[2]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54.
[3]骆群.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难点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1）.
篇4：完善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建议的论文
珠海市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
结合所搜集文献资料，以及调查走访，文章总结了珠海市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主要存在以下五大问题：
（1）珠海外来工子女未成年人医保参保率低。医疗参保情况不仅关系到该项政策是否深入民心，是否得到民众的关注，也取决于参保人群的参与意愿。这项政策推出以来，珠海市户籍的未成年人基本上都参加了该项保险，参保率达到98%以上。与此相比，非珠海市户籍的未成年人参保率只达40%。外来工子女也是受保障对象之一，但其参保率却与本市户籍的未成年人参保率形成差距。有个别民办学校（尤其是幼儿园）领导对此不重视，为图眼前小利给商业保险大开绿灯。一开学即要求学生购买商业保险，冲击影响了未成年人医疗保险扩面工作的推进。据统计，珠海市有27家民办学校，在这些学校当中，90％以上都是外来工的子女，但绝大部分的孩子还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保障范围。在访谈当中也了解到，大部分家长对这项医保政策非常认同，但也有很多家长并不知情，即使知道这项政策却不知道参保方法。
（2）医疗费用报销仍不能满足医疗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存在着诸多问题,仅医疗费用高和患病率、就诊率高这两个问题，就使得不少家庭因为这两个问题致贫返贫。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未成年人因为处于身心发育阶段，抗病能力差，就医次数多；二是未成年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除了受到疾病的困扰外，意外伤害也是影响其健康的重大隐患；三是某些医院存在着为追求利益不顾患者而盲目收费。而且，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以及人们对子女健康重视程度的提高，子女因病就医所带来的医疗费用开支呈上升趋势，在家庭消费开支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办理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的流程和费用报销手续越简便，缴费年限越长，支付限额越高，都能极大地调动未成年人参保的积极性。
（3）保障覆盖范围未能实现全部未成年人受益。珠海市未成年人医疗保险不含相当大部分从珠海（户籍在珠海）到外地学校（不包括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就读的在册学生。从现状看，这部分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成为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的群体，一旦身患重病也必然给在珠海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形成严重的家庭、社会问题，这是对这部分珠海人的不公平。在全国未成年人医保制度还不能铺开的情况下，希望能给予对这部分群体或是未能纳入保障的其他人员关注与重视。
（4）定点医院分布不均导致未成年人就医不便。定点医院布点不均衡的现象在城区普遍存在，政协委员曹晖调查发现，目前珠海市首批选定的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城区吉大1个，凤凰北路附近3个，前山明珠北路1个，拱北迎宾路附近2个，兰埔1个。但是，从明珠南路向东一直到**山夏美路（约10km）、板樟山以北的柠溪向北至凤凰山（约5km）方圆50km2，居住了近30万人的这一片区却没有布置1个门诊统筹定点机构。曹晖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15min健康圈”，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老百姓有小病，出门步行15min就可以就诊。在社会医疗保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快速又便捷的为民服务宗旨是维持和提高未成年人参保率的重要内容之一。
（5）对医疗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现行的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没有充分建立对医疗服务供给方利用资源情况的监督机制，使得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未能得到有效抑制，医疗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关注焦点并不是未成年人的健康，而是医疗所带来的收人。定点医院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也决定着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的实施质量。医院就是为了广大人民而存在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篇5：完善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建议的论文
（1）为营造良好参保氛围实施针对性宣传。为针对幼儿园参保率偏低的情况，应集全区幼儿园园长，采取政策宣讲、经验交流座谈等形式，发动各园长对幼儿家长进行宣传。在走访珠海市各行政区过程中，虽然都能发现在一些社区或村委社会事务公告栏中张贴着未成年人参保流程图，但了解的人却不多。因此应在全市范围内举办现场政策咨询宣传活动，并在各社区、各村委举办一些有助于宣传的亲子活动，学校、社区居委会等单位也应多做一些宣传、动员以及参保服务的工作，让外来工的子女也能享受到和珠海孩子一样的医疗保障。要切实让家长们认识到参保的好处，形成主动参保、自觉参保的良好氛围，从而大大提高参保率。
（2）扩大未成年人医疗保险保障范围。正在推行的珠海市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的是规定的大病和特殊疾病，其报销的范围有限。像小儿脑瘫这样一些给未成年人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疾病并没有被纳入报销范围。针对未成年人重大疾病，除财政资金支持外，还可以慈善、募捐集资、医疗合作社、医疗基金会等形式筹集资金，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降低财政支付压力。政策运行风险降低了，就能进一步扩大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增加门诊病种种类。这样既能实现珠海市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得到社会医疗保障，又能提高未成年人的医疗保障水平。
（3）扩大未成年人医保的覆盖面。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有着特殊的医疗消费需求。政府应坚持低水平起步，充分考虑各阶层的经济水平，尽可能减少个人缴费数额，降低参保门槛，努力实现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全面覆盖。希望能根据现在的社会状况调整参保政策，让未能参加医保的未成年人早日加入社会医疗保障行列，不断扩大城镇居民医保的参保率和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满足对医疗保险的基本需求，使更多未成年人能够享受到党和政府医保政策的温暖。
（4）增设定点医院数量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现行的'实施办法规定，未成年人参保人员可选医保定傅萍婷，陈丽华：珠海市未成年人社会医疗保险研究点医院中任何一家医院就诊看病，但在全珠海市定点医院只有27家，而且分布不均，很难实现为民服务的便利性。应放宽定点门诊部的硬件门槛，增加更多的定点门诊部，使市民能在就近的社区医疗站或社区服务站就诊，使社区医疗站发挥更大的作用。增设定点医院数量，能为未成年人的医疗消费提供选择，提高各定点医疗机构的竞争，从而提升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
（5）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医疗机构监督管理机制。医院不仅要为病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水平，还要心怀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态度。这样，既可以提高社会效益，使医院深入民心，又促进医院的经济效益。要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医疗机构监督管理机制，就要实现以下几点：一要充实医疗监管的人员力量，提高医疗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同时，应组织医疗监督人员进行专项培训、业务学习等，以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二要制订规范的医疗监管制度及措施，使未成人住院医疗统筹的医疗监管工作真正趋向规范化、制度化；三要增强医疗监管的力度。要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监督检查出来的违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定点医疗机构，都要予以严肃处理[7]。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和关爱，虽然我国现有的状况并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将未成年人纳入免费的医疗保障制度，但应该在政府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建立涵盖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全面医保制度，把医保的福利延伸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国家、社会、家庭共同出力，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篇6：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论文
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论文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显然具有不科学性，缺乏具体操作性。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并与国外的相关做法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提起；公诉；证据；标准；司法；审查
一、引言
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提起公诉的决定一经作出，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这不仅限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的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针对特定公民的刑事追究程序正式启动，使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可以说，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法律能否得到正确地实施，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政府的尊重与保障。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似乎顾虑重重，作法很不统一：一方面，人民检察院极力追求起诉的成功率，强调有罪判决率，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此举极易导致对大量犯罪，特别是重大的犯罪疏于追究，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有时又滥用公诉权，对一些明显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或根本就无望获得有罪判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从而进入了实体审理，既极大地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导致被告xx被羁押，徒增了讼累，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说到底就在于没有确立一个科学而完善的公诉的证据标准。所谓公诉的证据标准，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决定提起公诉时所掌握的证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规定的不科学性并缺乏具体操作性，而且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又缺少很深入的研究，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在此，我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二、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及其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项要件以及定罪量型的各种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的、真实的。而“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确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证据都必须是已查证属实，并且案件事实的各个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锁链。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这种证据标准往往又被人称之为“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
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标准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所适用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这已引起了法学界广泛的争议。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证据标准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坚持而不应当降低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要慎之又慎，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并认为“中国法律对于提起公诉要求较高的证据标准，是与中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和证据规定相适应的。在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没有得到切实充实以前，中国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应与定罪的证据标准相同，决不能轻易降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太高，不切实际，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也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不符合法律适用中的及时性原则；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并不能决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命运，为了兼顾诉讼效率，没有必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主张“只要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已达到定罪标准，有定罪的可能，就应当起诉”。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是一个渐进过程，是有层次性的，在立案、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与判决各个阶级应有不同的程序证明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等同于定罪证据标准。对于第一种观点，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又过于原则性，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不利于全面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从整体而言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此，我认为，要把握与完善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就应当对下面的一些问题予以关注与反思：
1、在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时，一定要注意对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全面而慎重地权衡。
刑事诉讼目的是整个刑事诉讼的灵魂，对具体诉讼程序的设计起导向性作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确立了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要求兼顾两者平衡，而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方面。由于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以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无论是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是对于保障公民权益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要正确运用其这一职权，而要正确运用这一权力，又必须设立适当的证据标准：如果这个标准过宽过低，对许多显然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那不仅会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公民的人权，这与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及国际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是相违背的；相反，如果这个标准过高过严，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就会过分谨慎，求全责备，不敢冒任何风险，这会使一些应该打击而且有可能定罪的罪犯逃脱法网，甚至会放纵一些犯罪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这又明显背离了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诉讼目的，也背离了检察机关的职责要求。目前我国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虽然在保障人权，防止将无辜的公民带入审判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过高的标准往往又会束缚检察机关的手脚，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因此，在确定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时，应当做到宽严适度，全面兼顾刑事诉讼两大目的。
2、确立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适应庭审方式的变化并要注意观念的转变。
在过去，法院庭审实行“书证中心主义”，其审判基本依据是检察院提供的案卷，一般情况下，这些案卷中形成的证据足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因此，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法院的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一致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了以法官中立、控辩双方积极对抗为特征的新的庭审模式。这时，由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庭审对抗性的增强，庭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这导致起诉与支持公诉的难度加大，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庭审后，其主张未必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并产生有罪的判决。在这种背景下，抬高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以至于等同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显然是不合时宣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提起公诉也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检察机关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尽力量发挥了职能作用，有理有据地提起了公诉，就不应当有其他过多的顾虑。毕竟，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审判的结果不是衡量起诉质量的唯一标准。因此，只要检察官尽其所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不能根据判决结果予以苛责。
3、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还存在着一个由谁来评价与审查的问题。
公诉权的发动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价值。为防止无故不提起公诉，更为了防止无根据地决定公诉或恶意追诉，要求从立法上明确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仅是控诉机关所自行掌握的“行业标准”，而且应当在进入实体审判前对其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一定的司法审查，确保提起公诉的合法性。因此，对一个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是否达到起诉的证据标准，要引入司法审查，这既可以防止恶意追诉，侵犯人权，又可以使一些明显不能定罪的案件及早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在当前，由于庭审
制度的改变，对公诉案件的审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只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法院就应当开庭审判。这也就是意味着对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法院没有权力在开庭前就其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样，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便成了检察机关自行掌握“行业标准”。公诉权也就成了一种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完全应当在检察机关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判断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
三、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我国应采用怎么样的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有着不同意见，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一下国外的相关经验，从而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完善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成文制定法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英美法系则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单行法规或者是一些行业的规则对此作出规定。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话语表达和具体操作上有诸多的不同之处，然而通过了解与比较，就可以发现，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相关的作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1、提起公诉是件很慎重的事，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起诉决定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
法国法规定，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应以追诉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两方面进行审查，要求检察官有“明显理由”认为发生了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起诉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也就是“有充分的犯罪嫌疑”，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决有罪；日本则要求检察官严格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要求“根据确定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不得决定起诉”；英国的《皇家检察官条例》要求“检察官必须确信对每个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现实的定罪预期”，正如英国总检察长198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地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而在美国，其律师协会制定的《职业责任守则》规定：“在明知或显然没有合理把握支持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或其他政府律师不得提起或导致提起刑事指控。”
2、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太高，并不要求必须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根据已经合法调查的证据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于进入正式审判程序的案件，由控方向事实的裁判者举证证明，只有当控方履行证明责任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时，事实的裁判者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认为审查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完全等同于法庭审理时所可能提出的证据，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起诉并不意味着侦查的终结，控方在决定起诉后仍可以继续收集有关的证据。因此，没有必要要求公诉证据标准必须达到最终足以定罪的程度。相比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时一般只要求达到“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有合理的根据”、“有明显的理由”等证据标准，这显然要低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
3、与整个证明标准的体系相联系，建立一个对不同性质的案件和案件的不同事实进行有层次的区分对待。
根据英美法系证据法的规定，将证明标准的程度分为九种；①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将心证划分成四个等级，②针对不同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与其相适应，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言，也往往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证据标准，体现了区分对待的原则：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的犯罪，要求采取更为积极起诉的态度，建立较低的证据标准，只要检察机关尽量搜集的证据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信”或“盖然的心证”，就可以提出公诉；美国的《刑事检控准则》第9条规定：“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案件，即使检察官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陪审团往往对被控犯有这类罪的人宣告无罪，检察了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诉”；而对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则设立较高的证据标准，如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于保障人权并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于案件不同方面的事实也都有不同的证据标准，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证明体系，而不象我国那样要求整齐划一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其规定十分繁琐，在此就不予赘述。
4、普遍要求对提起公诉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据标准进行司法审查。
为了防止检察官或起诉律师无根据地决定起诉或者恶意追诉，对重罪案件在提起公诉后，实体审理之前进行司法审查，由职业法官、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对控诉证据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审判过滤型”，即由法院对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其是否有必要进入实体审理，防止将无需审判的案件交付审判，防止浪费司法资源和保障被告人人权，这大体上为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所采用；另一种为“公诉审查型”，即由中立的第三方——预审法官或大陪审团从证据方面对控方追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着重于保障被告人免受无根据的追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采用这一方式。虽然各国在审查的组织机构、内容、具体程序及审查后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但都竭力防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仅仅成为检察机关自己的“行业标准”，而且是一种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法定标准”，既有利于及时追诉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
四、谈谈个人的几点想法
任何诉讼程序的启动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样也需要有相关的证据。但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即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并以此能够查明所有的案件事实，这显然不合乎诉讼规律，具有某种不现实性和理想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极力探寻案件事实是司法的本能，是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竭立发现的目标，但不能以无所不知的神的标准来要求司法工作者。应打破虚幻的美梦，让客观真实说走下神坛，走出人为编织的迷宫”。那在我国应怎样去确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公诉证据标准呢？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下列谈谈个人的想法：
1、改变目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起诉证据标准，从而建立一个适当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据标准，使之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侵犯人权；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则化，那又不利于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确定这一标准时，一定要把握好适当的原则。那么怎样去衡量“适当”呢？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1）从客观上说，并不要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检察机关应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所谓“足够的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够据以确认一定事实的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并且基本证据之间能相互映证，没的根本的、不能解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②收集的证据能够使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都有相应质量与数量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
（2）从主观上讲，要求根据现有证据，能够使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形成相应的内心确信，有合理的理由应提起公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证据，需要有判断者的主观感受。检察人员通过调查证据与审查证据，依据自己的良心、社会经验与职业道德，能够建立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如果办案人员自己都无把握，似是而非，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拿不准，存在疑虑，这样的案件就不应起诉，因为自己都未真诚确信，又怎能说服法庭确认指控事实呢？”当然，这种内心的确信，只是检察官单方的，是“盖然的确实心证”，与有罪判决时法官经双方辩论后形成的“内心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是有区别的。
2、应当针对具体案件，实行有区别的、多层次的证据标准。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提起公诉的问题，也应当体现区分对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1）对于性质不同的罪行区分对待。根据国外的做法，对性质越严重的案件，在起诉时越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一经验，对于那样严重危害社会、影响十分重大的案件，比如当前十分猖獗的xx犯罪、xxx性质犯罪、杀人抢劫犯罪等，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起诉态度，在尽量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只要求检察机关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证，并有定罪可能，就应疑无迟疑地提起公诉。对于仍没有收集到的证据与尚没查清的事实，可以在提起公诉后继续侦查收集、查明。这尽管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对于震慑犯罪分子，平息民愤，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积极的意义；而对于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如果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则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人权。
（2）对于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行有差别的证据标准。在审查起诉时，对与犯罪构成相关的事实要求达到较高的证据标准，而对于那些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事实，则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而对于程序法上的事实，如当事人申请回避、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等，可以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有利于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进行。
3、建立审前预审法官审查制度。
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后，将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为主改为程序审查为主，这虽然有利于克服原来法院审理中“先判后审”，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的现象，增强了对抗性，体现了程序公正，但也意味着公诉权失去了应有的制约，往往导致检察机滥用起诉权，往往将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不起诉，放纵了犯罪分子，或者将那些根本就不应该起诉的案件又诉诸法庭，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被告人的讼累。因此，建议在法院内部设立一个预审机构，由独立的预审法官行使对提起公诉案件的审查工作，判断其是否达到了法定的证据标准，当然这一标准是低于庭审法官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仅是审查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有定罪的可能性。在这里，预审法官不得参加正式的庭审，以免将其形成的预断带入法庭审理中。对于预审法官认为达到法定起诉标准，不能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院和被害人有异议时或有新的证据时，有权申请要求复审。同时，在预审阶段，还可以由预审法官主持，进行双方的证据展示，并解决一些程序性问题，为庭审作好准备。
4、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改革是一种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保障，要完善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起码要完善下列相关制度：
（1）改变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工作评价标准，不能单纯以有罪判决作为工作质量的指标，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应当承担起追诉犯罪的职责，应树立起慎重而积极的起诉方针，只要其尽心尽力了，即使对一些应当指控的犯罪没有成功地支持公诉，也是无可指责的，以保护检察人员的积极性；
（2）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完善检察官任用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庭审方式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没有高尚的道德修为，没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庭审的要求，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起诉证据标准，更不能有力地支持公诉，提高公诉的质量。
（3）废除检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原有规定，对于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进行赔偿，这使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顾虑重重，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建议将逮捕与羁押的批准权由检察机关转移给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
参考资料：
孙长永：《提起公诉证据标准及其司法审查的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第4期。
黄达亮：《我国刑事证据标准之不足》，载《人民检察》20第3期。
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版第332页。
参见宋世杰：《证据学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版第256-257页。
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版第69页。
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载《法律科学》年第3期。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305页。
参见汪海燕、范培根：《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从证明责任角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
篇7：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惑与完善的论文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惑与完善的论文
自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完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的设置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性因素所导致的立法瑕疵及承载权利义务规范的语言文字涵义的可扩张性，使立法层面的规范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外在障碍和内在缺陷，集中表现在一些规范的制定过于原则，在制度的启动、实施、解除、救济等方面缺乏细致规定，必将使规范在实践层面遭遇适用困境。面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较之体系性的评判与问题性的颠覆，规范内的另途寻法或许更具实效。
一、面临的价值判断：诉讼效益抑或未成年人权益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直接孕育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一开始就注重对犯罪的惩罚方面，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理念始终是刑罚中心主义，刑事诉讼程序更多地追求诉讼效益。但是，纵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确实在人权保障、庭审方式、权利救济等方面有巨大进步。面对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犯罪，面对二元的价值诉求，司法机关该如何体现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如何凸现这些需要特殊保护的权利？是完全遵照传统刑事诉讼的指导理念推进程序运行，还是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适当突破？是否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诉讼权益就可以对法律规范的适用进行调整？在这二元价值冲突中，寻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打击刑事犯罪的诉讼价值的平衡点，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必须正视的冲突：法律规范面临的适用难题
总体来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适用时除了面临一些内部程序上的检视与质疑外，还有诸多刑事司法体系外部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果这“一内一外”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规范与实践的冲突，并最终导致规范的虚置和适用无序。
（一）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法律与事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和谐性是固有的，这是由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决定的。即使是“新出炉”的法律规范也不能保证与当下的社会事实完全符合，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中毫无障碍地适用，这种困境已经开始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显现，必须通过后天的矫正和完善予以解困。
（二）相关制度未进行细致规定是产生冲突的直接诱因
笔者结合实践反馈，主要以以下三个制度的适用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1.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法律规定在“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实践中发现，不同的办案人员及办案风格，对于同样的案件可能出现不同的量刑，从而导致该制度适用上的随意性。同时，法律对所附“条件”、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矫正方式及撤销后程序设计等方面都未加以细化，给制度适用带来困难。
2.情况调查制度。未成年人情况调查制度是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项新举措，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适用困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只是规定了调查主体和调查范围两方面的内容，而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诸多重要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一方面会使情况调查工作存在重复调查和相互推诿等情况，另一方面基于各个调查主体角色本能的不同，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必将引起诉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使情况调查制度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该制度的出现基于“少年权益最大化”理念，但规范设计上的笼统必将给实践带来困惑：在侦查阶段遇到一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或通过鉴定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年龄在18周岁上下的情形时，侦查机关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可见，统一适用标准的缺失将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办”的现象，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力大打折扣。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户籍、学籍、档案等多部门，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犯罪记录封存难以一蹴而就；二是未成年人前科评价体系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甚至社会非规范性评价，但该制度中设有但书条款，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有可能造成犯罪记录的外泄，使该制度无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实质效力。
（三）机构专门化的不同步将减弱规范的适用效果
为有效解决原有司法机构设置和工作模式制约未成年人工作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修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中，在机构模式上都要求设置专门工作机构或工作小组，条件不具备的也应指定专人负责。虽然“两高”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了机构专门化或人员专业化的规定，但从全国情况来看，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区的法院至今没有单独设置少年刑事审判庭，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还有些地区虽然设立了机构但并无独立的工作地位，如目前有些地区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只有公诉权而没有审查逮捕权，不能独立地行使其专属工作职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建设步伐的不同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在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羁押服刑和矫正帮教等阶段，不同参与方在工作理念、适用标准、执法方式上的差别很大，各部门各单位间缺乏统一规范的沟通平台，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
三、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四大指导原则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并保证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在社会观念中得到认可，这是各级司法机关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价值冲突，应以下基本原则为指导：
（一）严格依法原则
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严格依法原则，是指各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既是司法机关贯彻程序法定原则、落实程序制裁理念、确立刑事诉讼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也在根本上迎合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单列为篇的根本动因。
（二）细化区分原则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实行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不仅可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对他们处理的公正合法性，同时也有助于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实行“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政策、有限的定罪范围、不完全的刑事责任、减弱的刑罚制裁、刑罚为辅的干预手段以及专门化的处理机制和程序。
（三）适度扩张原则
适度扩张的对象专指未成年人的权益。无论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规定，均有一定可扩充的空间。例如，在未成年人出庭作证问题上，针对启动程序、出庭范围、询问方式、保证机制等方面并无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作适当的制度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权利的扩张及探索必须以严格依法原则为基础，在不损害法律规范权威的前提下进行。
（四）最佳效益原则
一般地讲，一定效益的'产生或获得总是以一定成本的支出作为前提和代价，在规范与实践之间产生冲突时，有必要对各种选择进行成本权衡，选择最佳效益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也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解，至少应当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当关注未成年人本身的愿望或要求，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理解，而不是作为家庭或者学校的附属部分；二是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其他个体利益甚至局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生存、学习需要。如关于未成年人作证问题，既不能片面考虑未成年人利益而拒绝全部作证要求，也不能为实现一个具体案件的公平正义而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应在两者间寻找平衡点，尽可能在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参与庭审质证（该原则已经在“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
四、对接体系的构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策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应是对抗性的，而应该是合作性的；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应是擅断性的，而应该是合法性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对接是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事务的必要途径。
（一）以司法解释为路径
相较于法律规范严格且需时日的过程性操作，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灵活、务实、针对性强的特点，运用得当可以巧妙地化解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例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及情况调查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曾引来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热烈探讨。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针上述三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对其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在推动制度规范顺利实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开了一个好头，但完整、完善、高效的制度的建立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对接，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功能，寻求正义实现的科学路径。
（二）以改革探索为方向
通常来讲，规范与实践的关系是先由立法机关出台法律规范，再由司法机关去适用法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务部门调研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始主动进行一些改革探索，然后再推动成果的政策化、制度化。因此，可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工作新途径，大胆地进行改革试验，是司法机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不断进步的努力方向。
（三）以辅助制度为补充
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情况调查、暂缓判决、法律后果二元化、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污点消除、社会观护及社区矫正等，其中一些制度已经被纳入到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当适时将另外一些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充分吸收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去，如法庭教育、圆桌审判、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和简案快审等，通过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障措施，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及教育惩治的实践需要，推动我国建立更加完善、系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四）以循序渐进为要求
任何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急不躁，使每一项改革之举都于法有据，使每一项完善之策都稳妥务实。因此，在建立健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进程中，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稳妥务实的工作要求，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引下，不断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审判、帮教工作长远发展。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