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共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一起分享。
篇1：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
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陷、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语言游戏论三个方面,来揭示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的态度及其所引发的`哲学思考.指出维特根斯坦从日常用法的角度对本质进行新的思考,认为对本质只能进行描述而不能进行解释.他将“本质”一词的用法从人们对绝对主义的渴望和冲动中解脱了出来,不仅扬弃了传统的本质观的危险性而且使本质概念获得了新生.
作 者：李瑞青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沈阳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0(4) 分类号：B521 关键词：传统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 家族相似 语言游戏篇2：浅谈西方本质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历程
浅谈西方本质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历程
内容摘要：本质主义作为西方近代及其以前统治西方哲学领域的思维方式，虽经历了不同时期，但本质主义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发展并推动哲学领域的不断向前发展。本文通过西方哲学史纵向和横向的研究，试图将西方本质主义思想体系立体的呈现出来，在分析纵向核心问题演变的同时分析每一段历史时期代表人物和代表思想的特征，掌握内在的发展脉络，从而更系统的展现西方本质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
关键词 本质主义 本质 西方
研究西方哲学史，通过西方哲学家关于一系列突出重大问题的探讨，分析各家之言，以此来整体上把握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本质主义作为西方近代及其以前哲学领域较为一统的思维方式，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学者颇多，有学者专注于研究西方历史上某个或某几个哲学家的本质主义思想，有学者研究其本质主义的发展，我将努力整理本质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本文将以西方哲学史为资料，以历史时间为纵向研究轴，从西方本质主义思想的萌芽到其发展并高潮最终走向没落，探寻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转变原因以及重大突出问题的各家之言等关键性问题；同时将每个历史阶段的横截面作为其横向研究轴，代表人物、代表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和总结，从而更深刻的认识西方本质主义思想的每个历史阶段的横向发展特点。从历史的纵横研究之间，将西方本质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系统的形成立体脉络，整体把握西方本质主义的思想发展规律。
一、本质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古希腊“本质”萌芽与发展
可以说，西方近代及其以前的哲学思想都在基本都在围绕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进行。最早进行探索的是古期古希腊哲学家在探索宇宙论、本体论、实在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寻找解释宇宙最高原则，出现例如物质、精神和存在等一系列命题，并根据这些原则对宇宙做最本质的思考，也正是这样，古希腊哲学率先开始了关于本质的思考。随着泰勒斯第一个提出了“什么是世界本原”这个有意义的哲学问题并且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试图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本原成为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词语，他的问题和思维方式更是表现出了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随着更多的哲学家开始关注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和基础，泰勒斯之后，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命题，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生成万物的本原是“无定”，它是调和各种规定性的中性状态。之后的阿那克西美尼和赫拉克利特在曼德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气本原说”和“火本原说”根据它们思考问题和给予本原的答案，并且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他宣称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 ，人们将这些人称为伊奥尼亚学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承认世界万物具有统一性，是一个变化着的“一”。于此同时，另外一个哲学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将“数”作为本原来解释世界，提出了数字先与事物而存在，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与伊奥尼亚学派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变的众多。于此同时的爱利亚学派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变的“一”，而且认为神使唯一不变的，是无形体的，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之后中世纪本质主义盛行的特征中发现有爱利亚学派神论的影子。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爱利亚学派代表人物巴门尼德，以“是者”代替了“神”的概念，虽然与克塞诺芬尼的“神”概念一样，都表示“不变的一”，但“是者”开创了用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来解释世界的本原的先河，同时将“什么是世界本原”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还有一个学派认为元素是事物最小的单位，并提出了原子说等解释世界本原的理论，元素派以变化的多来解释世界的本原。此时以探寻本源为目的，以时间上的先在为特点。
古希腊哲学之后的继承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如果说苏格拉底只是改变古希腊朴素思维方式到之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的表述了关于理念和实体等逻辑上的本质内涵。并且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了本原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它产生出来，最后又归于它” 。这也预示着古希腊从探究事物本原转化为本质主义哲学的研究。
（二）中世纪神权统治下的本质主义发展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开始兴起，其宗教神学开始统治社会，而古希腊时期那种理性的本质主义也开始被中世纪这种宗教神权下的信仰本质主义所取代。从古希腊哲学后期，哲学领域怀疑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力量。这里不得不提出基督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他在《教义手册》中有段话很好的解释了信仰本质主义代替原始理性本质主义是其历史的必然。这段话是“这些哲学家们，虽然具有很多天才，有火热的研究志愿，享受丰富的`闲暇时间，又有人类推测力的资助和历史经验的凭借，却还没有把一切事物都寻求出来，弄个明白。甚至连他们所夸说的各种发现也有许多仍是些推测，不是确定的知识。”在这样的理性本身出现其缺陷的时候，哲学家们将通过自然的理性所证实的成果自然而然的引向超乎理性之上的东西，这便是神学的领域。而哲学也并未推出历史舞台，神学利用哲学的思辨性来发展自身，哲学成为了神学发展自身的工具。奥古斯丁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和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都是利用哲学来使得神学哲学化。基督教统治之下，本质主义以比之前更加明显的方式体现出来，世间一切都是上帝所造，上帝所安排好的，即使是基督教的两重世界也是由上帝所掌握。这样，人们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这种信仰本质主义也深入每个人心。
本质主义发展从古希腊时期进入到中世纪时期，原始理性的本质主义发展进入神权统治的信仰本质主义有着其必然性。正是在古希腊后期理性本质主义逐渐无法解释希腊哲学的核心问题，逐渐导致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对理性的怀疑，对理性本质主义体系的怀疑，最终导致了理性本质主义的暂时下台，信仰本质主义在宗教神权统治下得到巩固。但不得不提出的是理性本质主义在中世纪并非是终结，而是由于时代局限自身出现缺陷导致人们无法更好的解释世界，从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潜伏于人们的思维中，而当这种本质主义遇到适当的时机，又会重新占领统治地位。
（三）近代理性本质主义的回归
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的展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哲学的理性发展重新开辟了道路。由于近代实验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理性的力量得到了人们重新的肯定。科学家们运用公式和定律解释世界，从而新的理性本质主义开始围绕有关普遍必然性的认识、知识的问题。此时，近代哲学就是知识论，费希特就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知识学”。在这样的环境中，哲学家们开始研究什么是绝对性知识存在的基础，洛克说，实体是一切存在与观念的支托和支撑物。“实体”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认为实体是万变不离其宗，变中保持不变的东西。洛克和霍布斯都将物质实体来解释世界。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来论证精神实体的存在，以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来解释世界。而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则否定两个实体的说法，莱布尼茨认为实体只存在一个，并认为这仅此一个应该是精神实体。在这样推崇理性，理性至上的时代，中世纪的上帝万能被理性万能所取代。理性成为发现永恒真理的工具，发现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笛卡尔把理性神圣化为“天赋观念”，康德把某些概念看作“先验范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则把理性发挥到极致。中世纪之后，理性重新回归本质主义，并且将追求“实体”的本质主义带到了理性的巅峰。
（四）近代之后对本质主义的质疑与诘难
近代之后，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反对本质主义的思潮，其中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较为代表，科学主义要求超越追求世界的本质和本原的传统形而上学，要着眼于人的经验所及的真实世界，哲学应该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叔本华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要求哲学要超越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的倾向，突破狭隘的认识论界限，转向人的真实，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尼采猛烈抨击了苏格拉底关于把知识当做人生最高目的和道德行为的最高原则，而将理性摆在万能的位置，忽视人的自身。他认为，形而上学所谓“真实世界”不过是人们为了逃避世俗的痛苦而虚构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是否定生命、敌视生命和衰败生命的表征。 同样的，海德格尔也指出了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所犯的错误，认为其在没有了解存在者究竟怎样存在以前就肯定了其存在，而使其成为绝对的知识，从而来解构理性本质主义的体系。在此之后的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福柯等人也明确的开始打出反本质主义的旗帜，维特根斯坦还用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张扬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的主张。 在近代之后，哲学上都对本质主义持否定和摒弃的态度。总之，反本质主义提出回到具体，，面向现象的主张，重新思考理性和本质，并予以正确合理的理论范畴。
二、本质主义的特征
首先，本质主义追求事物的“先在”、“本原”和“源头”，不管是从古希腊哲学的水、火、土、气等物质存在作为万物之原，还是把世界归于数、理念、形式等精神性东西，当理性无法解释世界的时候借助于宗教神学的万能的上帝来继续探寻世界，解释世界。可以说，西方哲学界近代之前一直在找寻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以此来解释世界。
其次，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作为西方近代之前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将所有东西都一分为二，并且将此二者置于封闭，独立，对立的体系中。现象和本质，物质和精神，绝对和相对，在这样的二元之分下，追求本质，追求绝对，追求其一，执与理性抽象的无限和绝对。追求完全客观性、绝对性和不变性的东西，因此，本质主义在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强烈追求事物的真实和根本，追求绝对的客观，祛除一切主观性的东西。以此来获得绝对真理，来解释世界，达到真正的理想状态。
最后，本质主义是一元中心论，在一分为二的二元分立之下，一元中心才是本质主义的核心。其中一方必定是另外一方的支配者和统治者，一方是真实、绝对的存在，而其他则是非真实本质的存在，这样，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等表现出本质和存在的关系，最终确立本质主义一元中心的价值体系。
三、总结
古希腊的理性是与宇宙的心灵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信仰的助手，近代的理性则是时代的精神，是自然科学的精神。 西方本质主义在古希腊本体论中本质主义开始萌芽，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万物“本原”的思考带着还原论的色彩，绝对的支配下完成最初的含义从原始到实体或本质的过渡。由于对理性的发觉同时予以肯定，对感性的相对淡化，造成了这种必然的转化。从此，西方本质主义在哲学的舞台上生根发芽并开始不断壮大发展。从古希腊萌芽到中世纪神权下的神性本质主义发展，是古希腊理性存在缺陷而出现的必然结果，是将理性潜伏在神权下的本质主义。随后文艺复兴之后，理性本质主义重新占领哲学舞台，理性的回归，将之前从本体论的讨论转为认识论的讨论。近代的理性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近代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是因为追求自然本质性问题的求知精神、强调观察和实验的实证精神、通过准确的尺度而达到的确定性和理解世界的机械论图式。这是在人们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关于哲学的、理性的、本质主义的进步和发展。直到近代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批反本质主义思潮，本质主义的思想统治在近代之后开始逐渐瓦解。随着克里普克、普特南在现当代对本质主义的维护和发展，本质主义也会随着哲学时代的发展逐渐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过来又会推动哲学上整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上海师大等五所大学选编.欧洲哲学史原著选编[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
[2] 杨适.哲学的童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2
[3] 杨寿堪.实体主义与现象主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05）
[4] 徐岱.反本质主义与美学的现代形态[J].文艺研究.（03）
[5]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版（194）
[6] 张家龙.论本质主义[J].哲学研究，（11）
篇3：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思想
摘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不仅是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而且是至今蜚声世界的哲学家和数理学家，而且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
他的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有《逻辑哲学论》，他受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影响，认为逻辑是认识世界的最简洁便利的方式。
本文将从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以及不可说三个方面来具体解释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思想。
关键词：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不可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奥地利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现代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有《逻辑哲学论》。
在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学思想中，他所阐述的思想不是探讨世界的本质，而是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一、逻辑原子主义
提到逻辑原子主义，我们不得不说到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罗素统称自己的哲学为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其主要观点认为一切真正的哲学问题在借助现代形式逻辑加以分析之后，都可以还原为逻辑问题。
逻辑是哲学的本质，逻辑是原子的，原子命题是最简单的命题，而原子是众多的。
而罗素的这一思想也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一生从未给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以定义，但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确是逻辑原子主义的典型代表作。
它一方面发挥了逻辑原子主义，另一方面又为逻辑实证主义开拓了道路。
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阐述了世界、事物、事实、事态、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
他认为，世界是由一切发生的事情，即事实构成的，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事实由诸事态的结构组成，即事实是由事态构成的，事态也称原子事实，是指不包含其它事实的单个事实，事实就是事态的复杂形式，它既包含了事态，也包含了不同于事态的关系，事态是构成事实的基本单位;事态就是对象(事物)的结合.
虽然事态中已经不包含其它的事实，但是事态仍然是可以继续分解的，它是由简单对象(或者简单物)组成的，对象与事态的关系就好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象是事态的内容，事态则是对象的存在形式。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逻辑线：
世界――事实――事态(原子事实)――对象(简单对象或者简单物)
通过维特根斯坦对世界、事物、事实、事态、对象之间的关系分析，我可以归纳出，维特根斯坦队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观点――世界是由原子事实构成的。
他认为有一个构成世界的最小的单位，这种单位不是实质的物，也不是心理上的一种感知，而是逻辑的存在方式，即简单对象。
从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原子主义的阐述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对世界或事态的论述并不是对现实世界或实际发生的事实的经验描述，而是对世界或事实的逻辑构造，所以他的出发点不是真实的经验世界，而是用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逻辑世界。
但是最后，对于这种存在方式，对于简单对象，维特根斯坦却举不出实例来加以具体解释和阐述，最终将“找出简单对象”归结到了经验科学的领域。
二、图像论
维特根斯坦的 “图像论”的灵感来自于一本杂志，据说，维特根斯坦早年在东线的一个战壕里读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副描绘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事件的可能次序的略图。
维特根斯坦想到，一张图画可以描绘一个事实，是由于图的各个部分与实在的事物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
略图可以对事物可能的状态进行描述，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语句来陈述一个事实，因为一个命题的各部分与世界之间有类似的关系，一个命题也可以相当于一个图像，一个命题也可以对事物可能的状态进行描述。
维特根斯坦用“逻辑图像论”来改造逻辑原子主义，用“图像论”的观点来看待逻辑形式，特别是刻画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他认为，语言和世界的逻辑对应关系完全可以用图画和描绘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来形象地加以表述。
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现实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设想的现实的模型。”这表明他断一言原子事实是可以被陈述的，而语言具有表达的功能，因而他的“图像论”既要依赖于语言的功能，又要依赖于原子事实。
从原子事实能为语言表达出发，推论出语句与事实之间存在有某种关系，依靠这种关系原子事实才能在语言中得以表现出来，他用图像来代表这种关系。
在他看来，人们用象征符号描述世界上的事情，同画家用线条、颜色构成一幅画是一样的。
用语言进行思考和说话，就是用语言来对事实作逻辑的描写。
这种逻辑的描写，也就是给事实创造它的图像，因此命题或语句就是事态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通过一个交通事故模型来说明一个语句陈述一个事实与一张图画描绘一个事件之间的这种相似性。
该模型由汽车、马路、行人、篱笆等组成，所有相关个体都被安置在特定的位置并以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由此它们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件事实。
通过这个启示，他确信：一个语句表达一件事实与一幅图画表示一件事情不仅可以等同看待，而且两者可以相互转换。
在图画中出现的各种个体可在语句中以相关语词(名称)来代表，在图画中个体之间的特定关联也可在语句中以特定方式把诸名称联系在一起。
在普通图画上出项的各个个体，在命题中用各式各样的词来代表，这些词被视为名词。
在普通图画上，各种不同的个体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而在命题中代替这一点的是在命题中的诸名称处于特定的位置上，并以特定的方式联系起来。
三、可说与不可说
《逻辑哲学论》的第七章只有一句话：“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该书的序言中也说到：“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那么，什么是能够说的?什么是不能谈论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思想的表达式，“所应用所思及的命题符号即是思想。”
“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通过对有意义的命题的分析，可以确立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什么是不可思考的，也就是把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可思的和不可思的、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划分出界限来。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有意义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否则就是不可说的。
所谓可说的东西，“就是作为图象并符合逻辑语法的经验事实命题，它包括日常经验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学命题。”那么，“神秘的”、“可显示的”一切东西，只要不是自然科学的命题的东西，是不表达关于世界的事实的东西，在世界之外，也就在语言之外，在逻辑之外，都是不可说的。
但是不可说并不代表无意义，它们可以显示自身的意义，而我们只有在领会了不可说之后，他们才会显示自身。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学，是以现代形式逻辑为手段去论证哲学观点，其中，逻辑原子主义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思想的立足点，它是“图像论”的前提和基础理论;“图像论”贯穿《逻辑哲学论》，其它论题都是围绕“图像论”展开的;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也以“图像论”为基础。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已不仅仅是手段，也成了他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从逻辑出发，通过语言来讨论哲学问题，最后又将哲学回归到逻辑。
逻辑是哲学的本质，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句话包含了几层意思，哲学的方向是逻辑;哲学的手段是逻辑;哲学思路的出发点是逻辑;哲学的归宿是逻辑。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版
[2]陈嘉映主编：《维特根斯坦读本》，新世界出版社，版
[3]刘放桐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版
[4]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篇4：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
一
围绕“反本质主义”，学界近几年展开过激烈争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因承袭苏式教材较多，被当成了本质主义的代表。但在回应中，他断然否定自己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经由尼采、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努力，所谓本质与反本质之战早已偃旗息鼓，毫无悬念了。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恰恰是一个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者。
反本质并不意味着事物没有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这一表述与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竟然有着惊人的近似。两者的趋同通过福柯“事件化”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知识的“地方性”与“历史性”。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福柯的“事件化”观念。在福柯那里，“事件化”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对于“自明性”的决裂，它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学的“非事件化”，“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分析对象归于最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正是从“事件化”的观念出发，陶东风对已有文艺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并力图将其还原为事件性的知识论。童庆炳明显不全然排斥这一建构主义思想，甚至认为《文学理论教程》的产生过程就是“事件化”的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特定的事件：这本教材不仅是邓小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也是一代学人在“_”结束后提出的新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兼顾到文学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基本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这里暂且不究童庆炳相关言论是否有牵强之处，但它起码暗示我们：在当下，即便是苏联文论模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对本质主义避之唯恐不及。至少在经验层面，本质主义似乎是盲目守旧、思维僵化、信守教条的同义词。有谁愿意与这样一种保守、落后的观念形态结为学术上的盟友呢?
有意思的是，被视为反本质主义代表的陶东风也作出了相应的辩解。他认为：“‘本质主义’的对应词是‘建构主义’，而不是‘反本质主义’。因为反本质主义给人感觉是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建构主义则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反对对本质进行僵化的、非历史的理解。”在论战中，南帆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反本质主义者。但他明显谦逊地表示过：“在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因此，关系主义不过是“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他更认可的是具体事物本质的多元化，而不是彻底的去本质化。文学本质的这种多元取决于关系的网络：“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显而易见，南帆否弃的是固守某一种关系，或者认领有关事物的某一种永叵本质。而且，这种否弃并不意味着取消对事物“特征”与“本质”的认知。
从双方的理论抗辩不难看出，在知识论层面两者并没有水火不容的观念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多热衷“站队”、“戴帽子”的论文有虚张声势之嫌。不过，这并不表明论争毫无意义。换一个角度可以发现，这场理论论争的烽火主要不是燃烧在知识论层面，而是燃烧在学科理论体系层面。不难看出，在处理一些知识、概念问题时，学界都能较为有效地规避本质主义的禁锢，并防范反本质主义以免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但在处理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理论教材)时，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就分外鲜明了。
二
理论体系上的僵化主要表现在对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区分的盲目固守上。童庆炳主编的理论教材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对其教材，他作过如是评价：“我们没有吸收当时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纯语言的文学观，也拒绝回到单一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僵硬的文学观，我们的时代意识也是很清楚的。从教材体系的构架上，我们用文学活动论加以展开，这里我们不但吸收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论，更重要的是运用了马克思的人的活动论，运用了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思想。”该教材体系包罗甚广，主要有“五大板块”，在结构上显然承袭自苏联模式。有论者指出，这一典型的辐辏式结构有明显的弊端：“较为稳固的结构和思维容易转化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和思维。”结构封闭性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对外部研究的拒斥。尽管在后来的论文中，童庆炳流露出对多元的宽容情绪，但在总体上依旧坚守内部与外部研究的分隔。他认为学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应当兵分两路：一部分人致力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另一部分人则去研究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蔓延。两路人马可以交锋，但不要相互指摘。经此区分，文化研究的一些主题如阶级、性别、民族等，自然难以进入他所主编的理论教材了。陶东风则特别强调要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尽管这一诉求尚未完全成熟。有论者如是批评这一诉求：“强调好政治带给文艺学的自主性，不能推导出好政治也能给文艺学的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从而丰富对于文学性质的认识。从好政治之‘好’中，推导不出文艺学所需要的研究创新，除非硬性地将好政治的‘好’等同于文艺学的创新，可二者根本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处理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准确地抓住了陶东风理论资源(如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存在的弊病。以伊格尔顿为例，他确实曾关注过修辞学与话语分析，但在谈到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时，却又无意中遗忘了形式的理论价值。他认为，形式主义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的共谋犯，已经伴随传统文学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令人困惑的是，陶东风同时还对文化研究颇有微辞，认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它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同时，又有消解‘文学自身’的危险”。
从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政治维度的诉求中可以看出，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涉及“美学立场”与功能问题。或者说，内部、外部之区分，并不纯粹是形式、结构问题，而是关系到文学理论的价值立场。不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价值诉求将沦为空头口号。关系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了理论活力，它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僵化的内部、外部二分法。早在《文学的维度》一书中，南帆就提出了“话语光谱”这一理论范畴，其意图正在于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现实之中。这一做法是对形式主义的一个反动，因为侧重“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诸学派的弊病在于其“理论锋刀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要舍弃形式主义(内部研
究)的理论成果。南帆重新启用了“美学立场”这一在左翼思想界很具实践效能的传统概念。他认为，“如果将美学视为一个实践性问题，同时将美学的洞察方式同文学话语的性质联系起来，那么，美学仍然是文学的前提。”
那么，文学究竟是如何依凭美学立场产生实践性效能的呢?这需要考察文学话语的社会位置。在索绪尔那里，语言“共时态”考察的对象是同一时间层面上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南帆受此启发，认为“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必将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社会话语的光谱由众多的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的社会场合、主题与事件，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商业话语、礼仪话语，等等。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则可以说主体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在众多话语维度中，文学话语是不同寻常的，它作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常常可以最敏锐地察觉到日常语言蕴涵的深刻危机。文学的美学立场正产生于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的对撞与冲突之中。南帆的理论受到马尔库塞巨大的启发，甚至“美学立场”一词也来自马氏。马尔库塞敏锐地意识到，发达工业社会凭借资本与技术的力量，已经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统治系统。意识形态循规蹈矩地遵循着固有模式运行，单向度的语言阉割了人们所有的否定意向与逃逸冲动。这时，美学，包括作为感性形态的文学，恰恰大有作为，其感性学的特征与僵化的现实构成了尖锐对立——“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马氏甚至认为：“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旧的意识形态凭借僵化的形式禁锢人，而张扬感性的美学正可以无情地打破这种习以为常性——“这种习以为常性作用于每一实践领域，包括政治实践，它表现为一种直接意识的自发性，但却是一种反对感性解放的社会操纵的经验。艺术感受，正是要打碎这种直接性。”在南帆看来，这种习以为常性显然已经被铭刻在了日常话语之中，只有借助文学话语才能有效打破实践领域的统制与操控。在特定的时代，文学话语的革新确实可以改写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比如在五四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话语的能量就曾声势浩荡地席卷过人文场域，向社会展示出不同寻常的美学效能。
篇5：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
三
关系主义并没有因美学立场而放弃文学性质的研究。通过话语分析这一方法，它有效地将美学形式与立场结合了起来。在南帆看来，话语分析“是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交汇之地”。可见，关系主义所强调的美学立场以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前提。借此，内部与外部研究之间的硬性区隔得以被有效地穿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纯粹的内部研究，因为任何语言形式本身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政治替代物，只有依托于语言形式本身，才能产生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美学能量。针对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南帆指出，“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也仍然要坚持对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陶东风在理论上做了一些修正。他着力于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学性和文学研究模式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运用的情况。显然，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沟通内部与外部研究，找到两者汇通、契合的一面。不过，审美的感性功用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使得文学形式与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努力之间依旧处于割裂状态。
在此，我们暂且撇下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谈。值得反思的是，当下的文学异常冷清，其美学能量似乎无从张扬。作为关系主义“美学立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尔库塞学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有没有局限性呢?在后现代语境当中，美学立场的宣示与坚守是不是有可能滑入另一种“本质主义”?对此，詹姆逊的一些探讨无疑至关紧要。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学说认定感性具有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能量。但詹姆逊认为，马氏生活的时代依旧沉浸在一种理想的政治话语实践中，即“昔日对于文化空间、文化功能与文化领域的讨论(最著名的莫如马尔库塞的经典文章《文化的正面性格》)，一向肯定文化领域的所谓‘半自主性’，强调文化产品既诡秘幽幻而又富乌托邦色彩的存在”。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半自主性”显然已被
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所摧毁。因此，这些激进的观点，到今天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詹姆逊认为，“从否定性、对立性、反抗性、批判性的到内省性——这种.种口号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一个本质上以空间观念为本的假设：一言以蔽之，那正是人所共称(却已不合时宜)的所谓‘批评距离’的确立。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所有左翼理论里，凡是有关文化政治的分析皆无法不借助于至少一种最基本的美感距离论，务求将文化行动本身置于资本的偌大存在以外。一旦有了适当的批判距离，文化实践才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立足点上攻击资本的存在。”在后现代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与之伴随的是新空间的形成，它“涉及对距离(本雅明所说的辉光)的压制，和对仅存的空无和空地的无情渗透。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重组，最终导致了批评距离的撤销：“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我们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理论上更不消说)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同时，我们也已经察觉到，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控制了这些据点，也就是操纵了发挥批判效能的最佳立足点。”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无孔不入，连我们曾经作为抵抗据点的无意识都被有效操控和征用了。詹姆逊意识到了主体的尴尬处境，所谓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使得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这种情形下，思维能力无所作为，个人主体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实际生活经验中，“这个过程表现为所谓的主体之死，或更确切说，是这种主体破碎的和分裂的解中心和消散(它们甚至不能发挥詹姆斯式的反射器或‘观点’的功能)。”
国内理论教材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文化研究的接纳，表明其对后现代语境的威压有着足够的敏感。但它们倡议的现代性美学立场无疑与当下语境形成了深刻错位。詹姆逊曾力图通过“认知绘图”将理论直接与政治实践相关联，以求发展出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任何理论实践形式，要预防其成为纯粹的话语能指，都必须确定其在社会以及文化政治实践中的方位。不过，詹姆逊一直没有就此给出一个形而下的“作战指南”。即便是对鸿运大饭店的“绘图”也不具有普适性，最多提供了一个话语分析的典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詹姆逊的理论困境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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