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宋代状元的寿命及地理分布论文，本文共14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与工作有所帮助。
篇1：宋代状元的寿命及地理分布论文
宋代状元的寿命及地理分布论文
一、宋代状元的寿命
宋代共出状元118名。其中，已知其生卒年或虽不知其生卒年却知其寿数的共70人，占总数的59.32％（保留两位小数，下同）。依据这70人的年龄资料所得出的若干统计平均数，也许能接近实际情形。这70人中，80岁及80岁以上的5人，占7.14％：
黄裳（1044－1130），87岁（《全宋词简编》第202页）
郑性之（1172－1255），84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01页）；
阮登炳， 82岁（［洪武］《苏州府志》卷三十五，总页1424页）；
刘章（1100－1179），80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3872页）；
胡旦80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24页）。
70岁至79岁的14人，占20％：
王嗣宗（944－1021），78岁（《宋史・ 王嗣宗传》）；
李迪（971－1047），77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850页）；
留梦炎（1219－1295），77岁（《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929页；沈阳版《中国历代状元录》第170页）；
莫俦（1089－1164），76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70页）；
章衡（1025－1099），75岁（同上，第442页）；
许将（1037－1111），75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2161页）；
王拱辰（1012－1085），74岁（同上，第319页）；
冯京（1021―－1094），74岁（《湖北市县概况》第96、315页）；
邹应龙（1172－1244），7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3292页）；
吴叔告（1193－1265），73岁（同上，第1155页）；
刘蒙叟，73岁（《宋史・刘蒙叟传》）；
柴成务（934－1004），71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1616页）；
宋庠（996－1066），71岁（同上，第737页）；
方逢辰（1221－1291），71岁（同上，第81页）。
60岁至69岁的15人，占21.43％：
杨砺（931－999），69岁（同上，第3147页）；
张去华（938－1006），69岁（同上，第2362页）；
张九成（1092－1159），68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 677页）；
卫泾（1159－1226），68岁（《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202－203页）；
吴潜（1195－1262），68岁（《唐宋词鉴赏辞典》总第2480页）；
吕蒙正（946－ 1011）， 66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545页）；
张观（985－1050），6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2340页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九，总第1556页）；
沈晦（1084－ 1149）， 6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679页）；
王佐（1126－1191），66岁（同上，第124页）；
陈尧咨（970－1034），65岁①
安德裕（940－1002），6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554页）；
王曾（978－1038），61岁（同上，第173页）；
霍端友（1056－1115），60岁（同上，第400页）；
王十朋（1112－1171），60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699页）；
梁克家（1128－1187），60岁（同上，第718页）。
50岁至59岁的12人，占17.11％：
汪应辰（1118－1176），59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727页）；
陈尧叟（961－1017），57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2243页）；
蔡o（1067－1123），57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807页）；
王尧臣（1003－1058），56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49页）；
吕溱（014－1068），55岁（《宋史・吕溱传》）；
彭汝砺（1041―1094），55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450页）；
宋准（938－989），52岁（《宋史・宋准传》）；
蔡齐（988－1039），52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797页）；
李常宁（1037－1088），52岁（同上，第1030页）；
陈亮（1143－1194），52岁（《全宋词简编》第550页）；
郑獬（1022－1072），51岁（同上，第118页）；
徐元杰（1196－1245），50岁（《历代四季风景诗三百首》第52页）。
40岁至49岁的14人，占20％：
张师德（978－1026），49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四，总第925页；《东轩笔录》卷十四，总第159页）；
孙仅（969－1017），49岁（《宋史・孙仅传》）；
黄公度（1109－1156），48岁（《全宋词简编》第446页）；
文天祥（1236―1283），48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69页）；
姚勉（1216－1030），47岁（《宋词四考》第68页）；
徐]，46岁（《东轩笔录》卷十四，总第159页；《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页）；
陈文龙（232－1277），4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545页）；
孙何（961－1004），44岁（《湖北历史人物辞典》第115页）；
贾黯（1022－1065），44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76页）；
张镇孙（1235－1278），44岁（《广东历代状元》第10页；《广州人物传》第216－229页）；
王昂（1090－1232），4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31页；「雍正」《扬州府志》卷二八）；
梁灏（963－100），42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058页）；
赵逵（1117－1151），41岁（《四川古代名人》第158－159页）；
苏易简（958－997），40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 172页）。
30至39岁8人，占11.40％：
何栗（1089－1127），39岁（同上，第215页）；
张孝祥（1132―1169），38岁（《于湖居士文集・前言》）；
许安世（1048－1084），37岁②；
刘辉（1030－1065），3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885页）；
姚颖（1150－1183），34岁（同上，第1716页）；
李肃（940－972），33岁（《宋史・李穆传》附《李肃传》）；
梁固（987－1019），3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050页）；
杨（1014－1044），31岁，（同上，第3125页）。
不足30岁的2人，占2.86％：
王俊民（1036－1063），28岁（《齐东野语》卷六，总第105－107页）
张唐卿③（1010－1037），28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400页）。
以上70人的平均寿命为57.74岁。
分期来看，太祖朝状元15人，已知王嗣宗、刘蒙叟、安德裕、杨砺、李肃、宋准、张去华、柴成务等8人年寿，平均63.50岁。
太宗朝8人，已知吕蒙正、孙何、苏易简、陈尧叟、胡旦、梁灏等6人年寿，平均54.83岁。
真宗朝12人，已知王曾、孙仅、李迪、陈尧咨、张观、张师德、梁固、徐]、蔡齐等9人年寿，平均57.44岁。
仁宗朝13人，已知王尧臣、王拱辰、王俊民、冯京、吕溱、刘辉、宋庠、许将、杨、张唐卿、郑贾黯、章衡等12人年寿，平均为53.69岁。两个不足30岁的都在本朝。
英宗朝仅出彭汝砺1人，他55岁。
神宗朝6人，仅知许安世、黄裳2人寿，平均为62岁。
哲宗朝6人，只知李常宁1人：52岁。
徽宗朝9人，已知王昂、何栗、沈晦、莫俦、蔡o、霍端友6人年寿，平均为56.83岁。
以上北宋8朝，除英、神、哲3朝数据太单薄不足为凭外，其余诸朝的统计平均数应该离实际情形不远。北宋状元平均寿命的总数趋势是：太祖朝最高，以后逐渐向下波动至仁宗朝达于低谷，然后又逐渐上升，但始终未超过太祖朝。整个北宋已知年寿的46名状元平均年龄为57. 04岁，比两宋平均数低0.70岁。
南宋的情形如何呢？
高宗朝出状元11名，已知年寿的9人：
王十朋、王佐、刘章、汪应辰、张九成、张孝样、赵逵、黄公度、梁克家，平均57.78岁。
孝宗朝共9名，仅知卫泾、姚颖2人年寿，平均51岁。
光宗朝共2人，已知陈亮为52岁。
宁宗朝共10人，知吴潜、邹应龙、郑性之3人年寿，平均75岁。
理宗朝13人，知文天祥、方逢辰、吴叔告、徐元杰、姚勉、留梦炎6人年寿，平均61岁。
度宗朝3人：阮登炳、陈文龙、张镇孙，年寿全知，平均57.33岁。
整个南宋，已知年寿的21名状元，平均年龄为59.88岁。比北宋高出2.84岁。不过，上述南宋6朝，除高、度两朝外，其它各朝资料均嫌不足，也许离真实情形较远。然而，考虑南宋已知年寿的状元中，包括文天祥、陈文龙、张镇孙等，他们都死于国事，未尽天年，加之5个80岁以上的状元中便有3个出于南宋，而已知的10个年龄在40岁以下的状元除张孝祥、姚颖外，其余8个又都出在北宋，就状元的平均年龄而言，说南宋高于北宋，大概不至于背离事实。
两宋合起来，年龄在60及60岁以上的共34人， 60岁以下的36人，大体持平。
透过以上资料，笔者有如下两点思考。
其一，状元们的.平均年寿与时代的关系：
就北宋而言，太祖朝，天下刚由纷乱走向统一，还并不很太平，且经济尚处于恢复期，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却最高，而仁宗朝正是北宋较繁荣稳定的时期，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反倒最低，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南北宋相比亦如此。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始终处于金人的压迫之下，且疆土一天比一天缩小，日子一直不太平，而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却高于北宋。也许天下太平了，耽于安乐之风便容易刮起来，且逐步影响及全社会，使国民普遍失去紧迫感、危机感，从而放松了生存竞争，其结果是国民生命力、免疫力下降，进而使平均寿命降低？联想历代封建王朝的那些太平时代的守成之君，他们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而其寿命大多低于开国之君，上述推测当不至谬误。若果真如此，在亦为“太平盛世”的当今，我们的国民当从中悟出一些鉴戒。
其二，状元们的年寿与业绩关系：
寿命最短（即40岁以下）的10人中，除张孝祥力主恢复，成了著名的爱国词人而外，其他人都没有突出的作为。何栗官职虽高，位至宰辅，却在北宋末年国家危亡的情况下，畏敌如虎、措置无方，留下了不少笑柄。若不是最后死得还算壮烈，简直要落个千古骂名（见《宋史・何栗传》及《宋人轶事汇编》总第756页）。寿数最高（80岁及80岁以上）的5人中，郑性之官至参知政事，黄裳官至礼部尚书（《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2866页），刘章官至权礼部尚书（《宋史・刘章传》）。他们在当时的地位虽颇高，却都没有突出的业绩，对后世的影响不大。黄裳甚至在《宋史》中连传记都没有，其生平资料都难以搜集。阮登炳则生于末世，仅官秘书郎，更是无声无息（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082页）。唯一被称为名状元的胡旦，他仅官至秘书监，却有多位执宰都是他的学生，因而影响稍大，不少宋人著作中有关于他的事迹的记载（见《宋人轶事汇编》总第166页），《宋史》将他列入了《儒林传》。
宋代最有影响的状元是文天祥，他是被元蒙统治者杀害的，只活了47岁，属非正常死亡，是特殊情况。其它较有影响的状元多集中在60岁至69岁及70岁至79岁这两个年龄段中。如王十朋、王拱辰、王曾、王嗣宗、冯京、吕蒙正、安德裕、许将、李迪、沈晦、宋庠、杨砺、吴潜、张九成、张去华、张观、陈尧咨、邹应龙、郑獬、柴成务、章衡、梁克家等，占这两个年龄段29名状元的75.86％。这些人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如王曾、吕蒙正、李迪、宋庠、吴潜、王嗣宗、冯京、许将、张观、邹应龙、梁克家等11人都曾官至宰相、副宰相，而王曾、吕蒙正、李迪、吴潜等4人还曾独掌大权多年。这些人《宋史》都有较详的传记，还都被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
另外，这两个年龄段中，有南宋的王佐，官至户部尚书；卫泾，官至参知政事；方逢辰，官至侍郎。这三人在当时的地位都不低，且不事权贵，敢作敢为，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而《宋史》无传是不公平的。他们都被收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方逢辰还被收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留梦炎，也是历史名人，只是他晚节不终，屈身事敌，只能作反面教材。加上这4人，则共26人。可以说60岁至79岁的状元几乎都有较大的影响。 那么，是否可以说，作为状元，要想有所作为，寿命太短固然不行，而寿命太长也不行？寿命太短，回旋余地小，除个别天才而外，多数人当然是做不出象样的业绩的；寿数太高者，也许是无所用心，或过于“保存实力”了？要有所作为，总要多经历一些困苦磨难，不可避免地会耗损掉一部分天年。
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笔者认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不必过于顾惜身体，乃至生命。古今中外的寿星们，碌碌无为的无名之辈太多了。
二、宋代状元的地理分布④
两宋118名状元中，目前尚有李景阳、张拱、刘察、刘寅4人籍贯等考，而王整、李釜两人的籍贯尚存疑。其余112人中，北宋63人，南宋49人。由于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而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且两者的疆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必须有分有合地考查其地理分布情形。
先看北宋。
河南省19名：王尧臣、王拱辰、吕蒙正、安守亮、安德裕、孙仅、孙何、孙暨、刘蒙叟、许安世、李常宁、李肃、宋准、张去华、张师德、时彦、姚晔、贾黯、蔡o。
山东省10名：王俊民、王曾、李迪、苏德祥、张唐卿、胡旦、柴成务、梁固、梁灏、蔡齐。
福建省6名：叶祖洽、许将、徐铎、徐]、章衡、黄裳。
四川省5名：马涓、何栗、苏易简、陈尧咨、陈尧叟。
江西省5名：马适、何昌言、何涣、刘辉、彭汝砺。
江苏省5名：王昂、吕溱、佘中⑤、莫俦、霍瑞友。
湖北省4名：冯京、毕渐、宋庠、郑獬。
浙江省3名：沈晦、贾安宅、程宿。
山西省2名：王嗣宗、张观。
安徽省2名：杨、焦蹈。
陕西省1名：杨砺。
湖南省1名：王世则。
可见，北宋状元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这两省共29名，占63人的46.63％。福建省也较突出。北宋时代，它还算边远地区，状元数亦占近10％。
北宋状元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这首先是地利使然。咸平元年（998）孙仅那一样共取进土50名，便几乎都是河南省的举子，而且其中大多数是京城开封府籍的（见《容斋随笔》第371页）。虽然不排除里面有冒籍应考者，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还有政治因素。太祖开科取土时，建都于杭州的吴越政权和建都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市）的南唐政权尚未归附，而且前者占有今浙江及江苏的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后者占有今江苏大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西全省及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南唐还自行开科取土，所以东南几省的一般读书人是不可能到汴京去应试的。到太宗朝，吴越纳土，南唐被灭，但鉴于南唐君臣的荒淫误国，南唐文人作品的浮艳轻靡，朝中大臣又往往看不起南方读书人。直到真宗大中样符八年（1015），拟在蔡齐（山东人）和萧贯（江西人）两人中挑选状元之时，知枢密院事寇准还对真宗说，萧贯是“南方下国之人，不宜魁多士”（见《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二，总第713页）。这种歧视南方士子的观念，自然有利于河南、山东等地读书人参与科举竞争。
再者，北宋前期的元老重臣及操选政的大臣多为太祖、太宗从北周带过来的北方人，而“糊名考核”的制度至淳化二年采纳莆田人陈靖的建议方才确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总第282页）。即使糊了名，考官在感情上也不能说没有倾向性，何况有22科并未糊名（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二）。这方面也不利于南方士子。
再看南宋。
此时，淮河以北大片国土已为金人所有，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都不在版图之内，这些省份的举子当然不可能到临安来参加考试。由于都城在浙江省内，浙江人又得了地利，乃至人和。据《浙江通志》载，仅鄞县（即今浙江鄞县市）一县考中进士的，嘉定七年（1214）那一榜有17人，十年（1217）那一榜有20人。到宝庆二年（1226）那一榜竟达37人。当时，北方人不能过江南下，南方不少省份又因兵荒马乱，不便到临安，好几次考试时，应试者多为江苏、浙江人（见《宋史・选举志》）。鄞县人读书好学的多，所以每榜考上的进土都比较多。
具体说来，南来状元地理分布如下：
浙江省20人：王十朋、王龙泽、王会龙、王佐、木待问、方山京、方逢辰、毛自知、刘章、刘渭、陈亮、张九成、周坦、徐俨、赵建大、姚颖、袁甫、留梦炎、傅行简、詹j，占南宋状元总人数的40.80％。
福建省13人：吴叔告、余复、陈文龙、陈诚之、邹应龙、郑侨、郑性之、黄公度、黄定、黄朴、梁克家、曾从龙、萧国梁，占26. 50％。
江苏省5人：卫泾、阮登炳、李易、黄由、蒋重珍，占 10.20％。
江西省5人：文天祥、汪应辰、徐元杰、姚勉、张渊微，占10.20％。
安徽省3人：吴潜、张孝祥、周震炎。
四川省1人：赵逵。
湖南省1人：王容。
广东省1人：张镇孙。
这四省共6人，占12.24％。
南宋状元分布情况最特别的省份是福建。它并不占地利，也许还占不到人和，但是状元数大大超过了毗邻浙江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人们说江苏的苏州为“状元之乡”，那是明清时代的情形。它在北宋没出一个状元，到了南宋也只有黄由和阮登炳为苏州籍。两宋合起来，状元最多的省是浙江，共23人，占总数（112人，下同）的20.54％。其次是福建和河南，都是19名，各占16.96％。
再次是山东、江苏、江西，都是10名，各占8.92％。
其余省份都较少。
若以现在的县（市）为单位，那么出状元最多的是4人，这样的县（市）有两个：
福建莆田县：吴叔告、陈文龙⑥、郑侨、黄公度。
浙江衢县市：毛自知、刘章、留梦炎、程宿。
出3个状元的县（市）有7个：
河南汝南县：孙何、孙仅、孙暨（三人为同一家族）；
洛阳市：吕蒙正、安守亮、安德裕（二安为父子）；
睢县：许安世、张去华、张师德（二 张为父子）。
浙江温州市：木待问、周坦、赵建大；
鄞县市：姚颖、袁甫、傅行简。
福建闽候县：许将、陈诚之、黄朴。
山东青州市：王曾、苏德祥、张唐卿。
总之，在宋代，福建省的文化教育是比较突出的，因而除都城所在的两个省份外，它出的状元最多。
注释
①陈尧咨的生卒年各有关记载均未明说，此为笔者据《东轩笔录》卷三十四及《北宋经抚年表》第35页有关记载推算出来的。
②《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175页指出其出卒年为“1058一―1084”，并说他卒于元丰七年（1084），年仅27岁。然而他夺魁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照推则这年仅10岁，显然不合清理。笔者以为“1058”，当为1048”之误，相应的“27岁”亦改为“37岁”。
③《宋史》本传作“孙唐卿”，该处《校刊记》指出，《续长编》卷一一四、《通考》卷三二等作“张唐卿”，疑“孙”为“张”之误。《中国文学大辞典》亦作“张唐卿”，此从《校刊记》与《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④状元们的籍贯主要依据《宋史》、《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诗纪事》、《宋词四考》、《宋人轶事汇编》、《宋朝事实类苑》、《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少数依据地方志，不―一注明，以免繁琐。
⑤《宋史》、《续通鉴》、《续长编》、《泊宅编》、《东轩笔记》等均作“余中”，而《四库全书》本《江南通志》则作“佘中”。事近为实，此从《江南通志》。
⑥笔者在撰写《宋代状元谱》的过程中，福建长乐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陈礼秋先生屡次来信，并寄赠大量资料，称陈文龙、郑性之、姚颖、姚勉皆为长乐人。所寄资料不能说不可靠，然与《宋史》、《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诗纪事》、《宋词四考》、《续通鉴》、《续长编》等书的有关记载全部相左，尚待进一步查考。
篇2：人才地理分布论文
人才地理分布论文
地理教学目标达成是地理课堂教学的永恒追求，是地理有效教学的重要标尺。本研究基于地理教学目标达成的现状，在探明地理教学目标达成的影响因素以及内部机制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一种能够达成地理教学目标的清晰路径，构建能够供一线地理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和课堂评课使用的工具。我们在这里分享一篇地理论文，希望对你有用。
题目：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人才学一直是近来各学科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分国内国外两个部分对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国外和国内目前人才地理学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本文主要侧重于国内的人才地理学研究，具体从时间、地域、主题三个方面阐述了国内研究现状，得出了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的一些不足，供人才地理分布研究借鉴。
【关键词】人才地理；分布趋势；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金融、贸易的发展，如何吸引人才、发挥不同类型人才的效力、制订人才培养机制都将成为城市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紧迫问题，研究古代人才地理分布变得刻不容缓。
人才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学科1986年被提出，它从某一区域，某一时代的人才现象、分布和问题入手，对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地理环境与人才的相互关系，探究人才分布规律与原因，为国家制定人才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人才的地域空间分布，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现象，是自然、社会与人文综合影响的产物。
人才地理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现阶段研究人才地理学的着述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与内容也越来越细致，但要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只有继续不断研究丰富。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人才地理学的研究和国内不太相同，国外学者更侧重于社会经济人才的研究以及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
对于人才的界定也不一样，国外学者研究的人才，更多的是人力资本或创新人才。
对于历史时期的人才地理分布研究少之又少。人才是以人力资源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为主体的复合社会经济要素。
国外地理学和经济学界对人才及人力资本的研究较多，成果颇丰。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Mincer）从收入分配角度对人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个人收入分配研究》
中指出美国有个人收入差别缩小的`变化趋势，缘于人们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即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Jacobs认为城市在吸引、组织、创造人才上具有极高的作用。
人才集聚会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是驱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真正原因；Glaeser等证实了人才与区域经济的增长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Florida界定了人才是人口中拥有较高学历的群体。并提出：“人才空间分布是由城市多样性也就是人力资本融入的低障碍决定的”。
在国外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中，Zelinsky早期对地理学界中的女性学者地位进行系列研究，西方女性地理学界对女性人才地理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而国外学者对于历史人才的地理分布研究并不多见。
二、国内研究现状
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底的中国人才地理学发展历程可知，研究进展不均衡，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绝大多数与时段、区域、主题三要素相契合的。翻看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这一时期中国人才地理分布研究具备如下特征。
（一）以“王朝”为断限分时段研究。
大多数的研究者喜欢以“王朝”为时间段来研究人才地理分布，如《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选取“明朝”为研究对象，分析当时各种人才的地理分布状况。
像这种以朝代为时间限制，研究人才地理的文章还有很多，而又以明清居多。少数文章虽然采用的是公元纪年的方法，但实质上也是以王朝作为时间断限的。如《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才分布的空间变动分析》以1990~这一时段内中国区域人才分析人才变动和原因和影响。
还有一些是以整个中国的朝代更迭为准，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研究人才地理分布。如《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以周秦到清朝为时间脉络，探讨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重心、成因和规律问题。可以说，以王朝体系进行人才地理学研究的断代，是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历史人才地理研究受王朝更迭以及当时政治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二）从“区域”上进行分片区研究。
地理学强调的是空间、地点和区域。对于我国地域的划分，最常见的就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在人才地理研究中，大多数是以行政区为载体的。
我国现有的人才地理学研究，东、南部地区主要对福建、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安徽、江西和山东进行了研究。
其中又以福建、湖南、安徽、江西最为显着。林锡涛等人的《福建明代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福建清代人才地理分布研究》分别以明、清为时间限制，剖析了福建地区在这两个朝代的人才地理分布状况与原因。
郑建明论证了从唐朝到清朝，江西各地进士人数的变化，体现了历史的自然性，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林家虎和徐国利《安徽近代文化人物的地理分布与特征》从区域出发证明了安徽近代文化人物的数量、密度和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
西北地区人才地理研究相对较少，近几年才零星出现，主要有陕西、甘肃和河南地区。
从目前所看到的人才地理学文献上看，在区域分异上总体是研究东、南部的人才地理多，西、北部相对少一些。
这与我国人才分布的地理特征：“①东多西少②南多北少③江浙一带最密集”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我国历史人才地理学的研究，古代中国政区的划分往往没有考虑自然地理区划，而受政治影响较大，但是人文地理往往受到自然地理的影响，所以如果以政治区划进行研究，会破坏人文地理因素的连贯性和完整度。但是一些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人才分布的文章中以现今的政治区划来研究，这样考虑未免欠妥。
（三）从主题上看，对不同的人才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在众多论着和学位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国的人才地理学研究主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举人才。在对状元、进士、举人三者的研究中，对进士的研究最多。
对于状元，梅介人对有籍可考的448名状元进行了地理分布研究。
对于进士的研究，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研究，研究对象大都具有进士功名，可看作是人才地理分布研究中对进士单独进行研究的初期形态，也是人才地理学的萌芽。
到20世纪80年代，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以人才地域分布图的形式直观地阐述了唐代前期、后期进士；明代进士、明代三甲等的地理分布情况；清代进士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从全国的进士分布到各省都有涉及，并且对其时空分布特点和分布原因上有新的认识。
对于举人，姜传松的《清代江西举人的地理分布及特点————明清比较的视角》从府、县两个角度对明清时期江西举人的地域分布进行研究，并勾勒出地理分布的基本特征：由严重不均衡走向相对均衡化。
二是文学人才。对于文学人才的研究主要以诗人、文人、文学家、文化人物等为主。这些主题又与一定的时段和地域范围相结合，在上述两个方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三是女性人才。对于女性人才地理学的研究在国内在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近年才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女性人才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任泉香、朱竑和李鹏做了《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在文章中用数量、籍贯和分布类型对1840~1949年期间的中国著名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女性人才相较同时期男性人才较少，集中分布于东南部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四省。
四是科技人才。徐宝芳《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家分布分析》通过对中国近现代289名地理学家的籍贯、学历、职务等主要研究方向的调查，得出地理学家的分布是自然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是其它人才。郑衡泌《中国历代藏书家籍贯属地的地理分布和变迁》，叶晔《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分别对中国历代藏书家和明代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特征和原因做了探析。
六是混合人才。现在有很多文章中把一个时期的各种人才放在一起，做人才的分布地理研究。
陈国生《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根据《明史》入传人物具体确定籍贯的3263人，包括进士、武将、硕儒、阁臣分别做了地理分布特点研究，对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王恩涌等人的《当前我国文武人才的地理分布与南北差异》选取文才和武才，研究地理分布，并对其分布差异做了深入比较研究。
三、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人才地理学的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国外更加系统和具有前瞻性，当然这与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和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
国内的人才地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研究，对于人才没有确切的定义，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上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系列。
研究者出发点不同，偏重于以文学、史学为出发点去研究，而不是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上，大多数方法简单，数据量较少，不足以支撑其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上，对人才的研究采用“一锅粥”的办法，这对于人才分布原因的解释，笼而统之，很不严谨。
【参考文献】
[1]徐宝芳。人才地理学体系构建[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3：147~151
[2]JacobMincer。AstudyofPersonalIncomeDistribution[R]。Ph。D。dissertation，ColumbiaUniversity，1957
[3]肖昕茹。人才地理学研究综述[J]。人才开发，2008，8：8~9
[4]ZelinskyW。Thestrangecaseofthemissingfemalegeogra—pher[J]。ProfessionalGeographer，1973，25：101~106
[5]陈国生。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J]。学术研究，，1：55~61
篇3：宋代科举制度论文
宋代科举制度论文
【摘 要】宋代科举制度在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浓重的一笔，对宋代的科举制度的研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宋科举制的发展和利弊入手，分析了科举制在宋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宋代;科举制;选官制度
一、科举制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隋炀帝大业三年设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中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二、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代继承并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体制，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作了较大的改革。宋初时基本沿袭了唐的制度，考帖经、墨义：“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1]。但与此同时这也导致学子只强行记忆，大都学而无用。神宗时鉴于这种弊端，在王安石变法时，也对科举的内容进行了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让士子各讯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中的一经研习，兼学《论语》、《孟子》。考试的人必须通晓经典、有文采的才算合格，而不是像明经墨义那样仅简略解释章句即可。又设立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但这些改革内容并没有就此确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改革内容大多被废止。有关科举内容的争辩也一直没有定论，时而考诗赋，时而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其次，科举录取的人数大大增加。唐代每次录取，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而已。到了宋朝，太祖时朝廷取士比较严格，每次录取进士少则几人，多者200多人，平均每次录取近48人。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多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30人。以后录取人数不断增加，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多人。纵观整个宋朝，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二万人数以上，人数之多，是历代所没有的。录取的人数不仅多，对屡次不中的也会进行照顾。“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1]真宗咸平三年时，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落第后，自愿考试武艺及量才录用的，又有五百余人，全部赏赐l装费抚慰并发遣他们，命礼部列为一次科举。“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1]扩大录取名额则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扩大录取名额则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
再次，建立防止徇私舞弊的新制度。唐代的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等，世家豪族可靠其特权在放榜前知其是否录取，考官也从中耍手段，拉拢亲信。北宋时沿袭了这种风气，同时考生“投卷“也很盛行。宋太宗淳化三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后来，根据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糊名法在省试中开始实行。大中祥符八年开始，又设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1]，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此外，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
另外，殿试制度是宋代科举的一大创置。殿试在唐代已有先例，但就其性质而言，犹如后来的省试，也未形成定制。宋太祖时，因有进士指控权知贡举李P徇私用情，取舍不当。宋太祖于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及诸科新选人，此后殿试遂为常式。殿试考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一些关键的环节也由皇帝把持。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的大权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变恩归有司为恩归主上，既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又可以防止考官与考生结党舞弊，防止势家垄断科举，堵塞寒俊仕进之途。“取士之制，与今不同。非务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揽盛权，兼听天下，鉴唐之弊，亲程多士。四圣相继，以为定法，固非群臣所当辄议。”[2]
三、宋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它通过选士的途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宋初对科举制的改革，直接鼓励了世人读书的热望，读书遂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社会上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大量增加，它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和应试勇气，从而也促进了当时教育的空前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印刷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科举考试中的殿试制度，糊名法、誉录法、别头试、复试权贵子第等改革措施在形式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竞争，限制了势家子弟的登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唐代科举请权门、通关节的弊病，扩大了寒士及第仕进的机会;科举制度规模及数量的扩大扩大统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
于此同时，科举制度带来了弊端也不可忽视。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之多，这也是导致宋代冗官冗费的重要原因。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北宋统治者不断的扩大科举取士，使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源源不断的补充道官僚体制中。录取人数之多，历朝历统治者中都非常少有。这一措施直接的后果便是官僚队伍的庞大，其结果必然是官吏的冗滥。而宋代由于官员的待遇非常优厚，这便又导致官员开支庞大，形成冗费的问题。这些严重的问题，加深了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地激化阶级矛盾，造成了尖锐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震撼着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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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唐代以后封建法制发展最为辉煌的宋代，其法制的发展除了借鉴了唐律外还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个性的“自立一王之法”。本文试图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框架下建构一个完整的宋代刑事诉讼制度体系。
关 键 字： 审判机构 追捕 起诉 制勘 复审 死刑复奏
篇5：宋代刑事诉讼制度考论文
《宋刑统》中有捕亡律一章，其条文内容相当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部分和有关逮捕拘留的一些规定，在当时是作为政府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来使用的。 本文只论述其中的与逮捕犯人相关的内容。
宋代的追捕犯人包括将吏追捕犯人和道路行人抓捕逃犯等。依据《捕亡令》中的规定，囚犯以及有贼、盗和杀伤而要加入寇贼的都必须追捕归案，也就是说凡是犯罪败露而逃走的都要被追捕。对符合追捕的人，负有追捕职责的人必须尽职，否则的话将受到处罚。宋代对追捕过程中可实施的措施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规定如果逃犯空手拒捕的不准加害，并对违反者规定了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执杖拒捕的可以将其杀死，对于罪犯逃走的，捕者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可以将其杀死。此外，普通人在一定条件下负有追捕或帮助追捕的义务，如将吏奉命依法追捕犯人以及律准扭送而力不能及的，路人在被告知的情况下若其人持有杖的功能器具有能力控制罪人但是没有帮助的，要承担“杖八十”的后果。
三 宋代的刑事司法机构
两宋的司法机构包括各级审判机构、复核机构以及司法监察机构。宋的审判机构及其职权基本上是承袭了唐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审判体系，按不同审级确定了不同的审判权，根据犯罪对象又设有兼理审判机构和临时审判组织，使宋代的审判体系更加完整。
1）宋代的中央审判机构。宋代初中央设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太宗淳化二年（991）“特置审刑院于禁中” 之后，大理寺的职权改变为“但掌天下奏狱”而“不复听讯”，也就是说大理寺成为只依法决断地方上奏案的慎刑机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7）“复置大理寺”，凡京师百司之狱归于大理，流罪以下案专决，死罪案报御史台“就寺复审” 。为避免大理寺在审判中出现失误，在大理寺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设三案、四司、八房，掌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 。元丰6年（1083）又将左断刑分为断、议两司，凡断公案皆送议司复议。右治狱设左右司、驱磨、检法、知杂四案，掌决京师刑狱，并“专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内外诸司库务侵盗官物” 。元丰改制后，虽然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权，但是奏裁重案和招狱，仍有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的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进行审理，由皇帝直接决断。
宋代的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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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宋代刑事诉讼制度考论文
宋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热中关系的激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带来了各来矛盾冲突的激烈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使宋代的封建文明在众多方面“居于当时世界文明最前列” 。宋代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其法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自己个性的.。虽然在我国法制史理论界，普遍的将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发展甚至是中华法系发展过程的全盛时期，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宋代法律制度的考察 ，轻视了宋代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略的地位。事实上宋代是我国古代唐以后在法制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本文将详细考察宋代 法律制度中有关刑事诉讼的部分，并对一些制度与唐代进行了比较。
宋代的形式诉讼制度中具有突出特点的有两个：一是皇帝直接行使审判权越来越广泛，中央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越来越多，审判中非法刑讯逼供手段更加残酷；二是司法审判中收集证据、月用证据更加广泛。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只能故事对物证的收集、鉴别和运用，而且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检验制度，犯罪现场勘察制度以及在死伤案件中运用法医学的知识，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的司法文明的发展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篇7：宋代散文的人格论文
宋代散文的人格论文
内容摘要:文学史上欣赏宋代散文,常常以散文的体裁知识为突破口.把“形散神聚”作为入门钥匙,其实,若从审美角度对宋代不同体裁的散文做纵深的剖析,会发现它主要具有诗歌的人格美、 哲理美和意境美的艺术特征,但人格美的探究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本文就人格美加以论述。
关键词:宋代散文 审美 人格
文学史上欣赏宋代散文,常常以散文的体裁知识为突破口。把“形散神聚”作为入门钥匙,来步入散文这座艺术殿堂饱览其中的奇珍异宝。其实,若从审美角度对宋代不同体裁的散文做纵深的剖析,会发现它具有诗歌的人性美、哲理美和意境美的艺术特质。 但人格美的探究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本文再次就对宋代散文的人格美加以论述。
宋代古文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散文,它远承先秦,近师唐代,往往熔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于一炉,在模山范水,叙事寓情,咏物述怀,贯穿哲理思辩道德追求等方面,闪烁着人格美的异彩.
先秦诸子中,《庄子》《孟子》尤富文采,这首先取决于它们的哲学基础。儒道两家一主有为,一主无为,一主用也,一主出也,其哲学思想是对立的。然而对于崇高人格、理想道德的追求和培养,却是殊途同归。孔孟主张从伦理关系中来培养理想的道德,造就伟大的人格;而老庄视伦理为枷锁和绳索,主张人类返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去返朴归真,去造就理想的道德,高尚的人格。两者所循道路不同,最终归宿一致。对于理想道德伟大人格的追求是《庄子》《孟子》富于文采,具有人格美的哲学基础。
唐宋散文直接师承先秦散文,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哲学散文表现人格美这一优良传统。韩愈在政论和抒情散文中时时表现一种积极进取、穷达兼济的理想规范,显示出人格美。他的《进学解》《原毁》更是明证。
柳宗元也在《小石潭记》中托山水以抒忧愤,体现了自己的傲慢不屈,洁身自好的崇高人格,在山水游记中亦焕发出人格美的光辉.
宋代是一个忧患的时代,思辩的时代,更是一个内省的时代,程朱理学因此而盛行,与朱程理学血脉相连的宋代散文把人格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成了必然。此时最有代表性体现人格美的散文就是周敦颐的《爱莲说》和范仲淹的《岳阳搂记》。
《爱莲说》表现的是理学家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宋代理学是一种新儒学,它不仅对儒家经典作出了新的解说,而且将佛教道教的思想因素掺杂于其中。可以说,宋代理学实质上是儒家、佛家和道家三教合一的`产物,而且周敦颐正是宋代理学的鼻祖。在《爱莲说》中,周敦颐借助于“爱莲”这一性象,使三教和人的理学道德观念具象化——抽象的道德观念,审美理想只作了具体生动、令人肃然起敬的艺术形象。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许多菩萨,如观世音菩萨的宝座就是莲台。佛教主张逃避尘世,所以佛教徒心中的莲花也是超脱凡尘的,是圣洁的。佛教关于莲花的意念不仅影响了周敦颐的道德观念,而且很可能就是作者构思《爱莲说》的直接诱因之一。但周敦颐毕竟是儒家子弟,奉儒学为上流.所以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完全不等同于佛教徒、道教徒眼里的心里的莲花,更多地融进了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挤进了污浊之中而唯独保持其洁净,其心上,其意念中无欲望杂念窒塞,持静守虚,品性不凡,它既不同于菊花之避世,又不同于牡丹之媚俗,它入世而不拘于世,用世而不媚于世,是君子而不是隐士,更不是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
范仲安在写《岳阳楼》时,他也是“迁客骚人”,可他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迁客骚人。一般迁客骚人无不“以物喜”“以物悲”——为环境的好坏,个人得失,或喜或忧,腾子京亦如此。然范仲淹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不愧为出将入相的栋梁之材。襟怀开阔,大气包举,志向宏伟因而能跳出因袭的圈子,独标高格。在这篇文章里阐发“先忧后乐",积极进取的做人做官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与互勉。体现了作者的高尚人格,真是虎炳千古。因此本文不仅以其模山范水、尽态极妍之气量,大增文采,更以其人性之美,人格之美形成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移人情性,从而使本文具有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本篇的诗性美有特殊的内涵,特殊的分量。
宋人作诗,不仅讲究有情趣,更讲究有理趣,宋人写散文亦然。既讲究有情调,又刻意追求理趣,在写人托物中,托物寄情、托象寓理,使人在鉴赏仪态万方倏然万变的意象与意境时,不仅在情感上激起共鸣。而且在心灵上有所顿悟,这便是所为理趣,所谓哲理美。
唐宋散文大家不仅继承了和发扬了秦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而且善于吸取诗、赋、骈文的艺术营养来丰富散文的表现手法,使唐宋散文在艺术方面臻于完善。特别是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他们在营构意境方面可以说是越来越自觉,他们的文艺性散文,尤其山水游记、亭台名胜记,抒情与写景并重且往往以写景为手段,以事情为宗旨,刻意使情与景、物与我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我与物、意与景,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我们穿越时空遨游于大家描绘的这些图画中,感叹优美的山川名胜之时,作者高尚情感也感染着我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格美是宋代散文也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也是宋代散文的诗意特质。因此,我们鉴赏古典散文,特别是宋代散文,应根据体裁特点分两步:第一步按散文读法来读它,更不可以忽视。第二步以读诗之法来品味,不仅能味出宋代散文的各种滋味,而且还可以逐渐掌握中国古典散文的赏析技能,培养和提高阅读中国古代散文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版。
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3、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1987年版。
篇8：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
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
提要：本文结合笔者十多年的易图学专门研究成果阐述了宋代《河洛》、《先天图》、《太极图》和《卦变图》四大易图的流变情况，解答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指出：为了能准确地阐述宋明理学，就需要汲取宋代易图学的专门研究成果。
先见于北宋的易图主要有：刘牧《易数钩隐图》中的黑白点《河图》、《洛书》；郑《明用书》中邵雍的《伏羲八卦图》（即是《先天图》，经朱震采入《周易图》）；二程所传周敦实《太极图易说》中的周子《太极图》（经朱震采入《周易图》）；朱震《周易图》（后人更名作《汉上易传卦图》）中所列李廷之两幅《卦变图》。这些易图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流变，以至于演变出不少新的易图。本文旨在以笔者多年研究易图学的专题成果阐述一下这四大易图的流变情况，以彰显宋代易图的来龙去脉，此举或许会对阐明宋明理学有所裨益。
一 《河图》、《洛书》的流变
今见于《道藏》中的《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而《中兴馆阁书目》记作一卷，且曰：“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两仪以下至于河图，凡六十四位，点之成图，于图下各释其义。”俞琰《读易举要》记作二卷，且曰：“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今见三卷本，对于八卦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卷一曰“太极者一气也┄┄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备七八九六之成数，而后能生八卦。”（并且针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谓：“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这就是说，八卦是由太极一气步步生来，此为一说。卷下列《河图》（九宫数图）、《河图四象》、《河图八卦》等图，曰：“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出图，洛出书，在作易之前也┄┄龙图止负四象八纯之卦┄┄河图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尽陈其位┄┄仲尼称‘河出图，洛出书’，于宓牺画易之前。”这就是说，八卦是伏羲准《河图》画出来的，此又为一说。北宋时期有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前者字长民，宋真宗时为太常博士，后者字先之，宋神宗时为尚书屯田郎。如果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为黄黎献之师彭城刘牧撰，则《河图》、《洛书》就未必出于其手（有后人窜入的可能）。至于今见《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作《先儒遗事》，南宋郑樵就已经怀疑非刘牧撰（谓出于陈纯臣）。是书列《太氏龙马负图第一》，图说谓八卦由此图生出曰：“天一起坎，地二生离，天三处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极五行之成数，遂定八卦之象。”而《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则又谓八卦之由来曰：“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数也，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显然，二书如果是同一位刘牧撰，怎么会对八卦的由来有如此不同的多种说法？由此看来，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刘牧，既然说“河出图，洛出书”是“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而且说八卦是由太极一气步步生来，那么，他就不会主张八卦是“圣人则之”什么“图书”画出来的。进一步说，他也不会造出什么黑白点的“河图”与“洛书”（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卷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二图，到了卷三就改名作《河图四象》、《河图八卦》。卷一《两仪得十成变化》图，到了卷三就改名作《十日生五行并相生》，而卷三所列两幅“洛书”图，正是卷一《两仪得十成变化》图的生成数分列图）。这就是说，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不全是彭城刘牧的作品，而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出于彭城刘牧之后。经考察，《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之图说就是《道藏?周易图》中范谔昌的《四象生八卦图》之图说。范谔昌是三衢刘牧之师，活动于宋仁宗年间（非为彭城刘牧之师）。即便是范谔昌亦谓“四象生八卦”，不说八卦为圣人则之黑白点《河图》而画。对此，我们的结论是：黑白点《河图》、《洛书》不出于彭城刘牧，也不出于范谔昌，更谈不上出于陈抟（似乎有可能出于三衢刘牧）。
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之《河图》为“九宫算”变黑白点之图，而“洛书”则有两幅图（一为《洛书五行生数》图，一为《洛书五行成数》图），时至李觏著《删定易图论序》，则将二幅图合而为一称之为《洛书》。
时至朱熹著《易学启蒙》，则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更名作《洛书》，把李觏书中五行生成数《洛书》更名作《河图》。
时至明代章潢结集《图书编》，则出现“古河图”与“古洛书”。原来，元代吴澄对黑白点图书的载体问题“直以为马负一片之图而出于河，龟负一片之书而出于洛”提出了疑问，并以“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点”与“龟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画”之说而重新画出《河图》、《洛书》（今见《易纂言外翼》旋毛《河图》脱，原图全见明初朱升撰《周易旁注前图》）。至章潢《图书编》则于此二图名前各加一“古”字。可知，说“古”而实不古。
今天有人声称“破译《河图》千古之谜”之《河图》，原来就是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中的两幅“洛书”合二为一之图。此等人，对图的根本都没有弄清楚，就在那里大言“破译千古之谜”，结果却是：以自己的“先迷”而误导众人入迷。
二 《先天图》的流变
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列《伏羲八卦图》，图说：“右《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得之。”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说，此图是郑趁王豫病重之际，贿其仆而得，载之于所著《明用书》中。此图方圆各六十四卦，圆图在外象天，方图在内形地。初，邵雍于共城给王豫讲学时，称此图为《伏羲八卦图》，至邵雍至洛阳之后“先天之学”完备，便在给张岷讲学时改称此图作《先天图》。因为这样的`“天圆地方”之图，可以用来说“天地万物生成之理”，所以又有《先天图》的命名。邵伯温《易学辨惑》谓邵雍“止有一图，以寓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之所以邵雍先称此图为《伏羲八卦图》，是因此图“一贞八悔”，“八卦”是指“八贞卦”而言。所谓此图寓“阴阳消长之数”，是指邵雍赋予八贞卦圆图之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见《观物外篇》），是为“时必逆知”之数；赋予八贞卦方图之数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见《观物外篇》），是为“物必顺成”之数。所谓寓“卦之生变”，是指邵雍以独特的卦变方法得到此《伏羲八卦图》（以乾或坤为祖，逆爻序“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有四”的逻辑卦变方法）。邵雍有说无图的是：“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后人衍作《伏羲八卦图》）与“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后人衍作《文王八卦图》）。
朱震在《进周易表》中说《先天图》是由陈抟传下来的，后经李廷之传给了邵雍，而在《伏羲八卦图》图说中却又称“王豫传于邵康节”。《伏羲八卦图》即是《先天图》，其图所寓“卦之生变”方法与李廷之两幅《卦变图》迥然不同，既然不是传自李廷之，更不能遑论陈抟了。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先天图》为邵雍作，不是传自陈抟。
首先对邵雍《先天图》加以改变的人是朱熹。“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语类》）朱熹主张：“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同上）朱熹仅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是有天无地），为的是以“中间虚者”为“太极一理”。接着至宋末元初，学本朱熹的俞琰则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出上标“月窟”、下标“天根”之《先天图》（见《易外别传》），并将此图之内涵与《周易参同契》的丹道挂钩。
朱熹还本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说，在《易学启蒙》中画出《伏羲八卦方位》图（小圆图），并把邵雍说六十四卦方图“物必顺成”之八数标于圆图八卦之上，于是本来是“逆知四时”的六数“○”型模式之图就成了“逆知二时、顺知二时”的八数反“S”型模式之图。于是，朱熹就有了“圆图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终身迷惑（见《文公易说》）。
朱熹不明白《先天图》是由“卦之生变”而得，以为是由六十四卦横图“中间拗转”而围成，于是就用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制作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并以此图起乾至坤为“顺”，待其围成“大圆图”之后，起震至乾为“逆”，起巽至坤为“顺”。同样，朱熹也以为小圆图是由《伏羲八卦次序》图“中间拗转”围成，所以他要给此图标上八个数。为了探讨《先图图》的由来，朱熹教人曰：“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文公易说・答叶永卿》）并直言不讳地承认“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次序》图）“其图亦非古法”，是自己“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文公易说・答袁枢》）。此皆为朱熹针对邵雍《先天图》所作演变之图。时至清代，毛奇龄于《仲氏易》中辨“《先天图》其误有八”，实则皆是针对朱熹演变易图而发。
今人在阐述宋明理学时，大都引用朱熹爻画“一分为二”成卦之说转述邵雍的理学思想。殊不知邵雍主张“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与“八卦相错”说，他根本不以阴阳爻画的“一分为二”法说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叠加生成。程颢所谓邵雍的“加一倍法”另有所指，是言“卦之生变”的“加一倍”，是言给六十四卦赋予易数的“加一倍”。时至今日，尚没有学者能在阐述邵雍的理学思想时，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以此足见借鉴易图学的专题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时至明代之初，赵智于《六书本义》中列一《天地自然河图》（“黑白鱼”形图。章潢《图书编》定名为《古太极图》，也就是今日多数人所称之《太极图》）。实则此图本为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图说或朱震《周易图》所列《纳甲图》或杨甲《大易象数钩深图》所列《伏羲八卦图》的演变图。演变此图者的前提条件，必须先以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具体的演变过程是：先作三个同心圆（三圆半径比例：内圆半径为1，中圆半径为1.5，外圆半径为2），八分之，上以三白为乾，下以三黑为坤，左上外二白内一黑为兑，右上外一黑内二白为巽，左中内外各一白中一黑为离，右中内外各一黑中一白为坎，左下内二黑外一白为震，右下内一白外二黑为艮。然后以弧形曲线对角中分巽“初爻”、接着中分坎“中爻”，接着中分艮“上爻”，接着中分兑“上爻”，接着中分离“中爻”，接着中分震“初爻”。然后以巽“初爻”之外半黑补震“初爻”之内半白，以离“中爻”之外半黑补坎“中爻”之外半白，以兑“上爻”之外半黑补艮“上爻”之外半白。然后抹去内二同心圆之圆周线，把离“上爻”之白色扇形块缩为“水滴状”，坎“上爻”之黑色扇形块缩为“墨滴”状，既成赵仲全所列《古太极图》。（或以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周易采图》中之《心易发微伏羲太极之图》反推至《伏羲八卦图》，可谓分毫不差。）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朱熹开了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先例，就不会演变出这样的“太极图”。其实，卦爻的原本符号，特别是“--”符号是不可“一分为二”的。朱熹为着能“一分为二”，就只好用黑白块替代了。因而袁枢批评说：“黑白之位，尤不可晓”（《文公易说・答袁枢》）。“一阴一阳之谓道”，以独阳或独阴的“一分为二”而成“四象”，乃至“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就是反刘牧、邵雍等人所谓“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之道而行，的确是“尤不可晓”。
南宋四川人张行成作《翼玄》，曰：“易先天图浑天象也，太玄图盖天象也。浑、盖之理无异，唐一行能知之。”清道光五年及光绪七年刻本《翼元》均于“易先天图浑天象也”八字之后插有“先天图”和“太元图”，道光本“太元图”在前，“先天图”居后，而光绪本则反之。所插“先天图”为用黑白块所作六十四卦圆图内置“阴阳鱼”形之“太极图”。至今仍有人以为是书出于南宋人之手，即谓“阴阳鱼”形之“太极图”先见于南宋。殊不知此图是本俞琰《先天图》演变而来，俞氏图“中间虚处”标以“太极”二字，后人即以所谓之“太极图”替代之。为此图者，一本朱熹黑白块替代卦爻符号，二本朱熹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之说，三本朱熹“中间虚处”为“太极”之说，顺手将所谓的“太极图”拿来替换俞琰《先天图》中“太极”二字，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举动。此图的出世时间当在明赵智公布《天地自然河图》及章潢命名此图为“古太极图”之后。书中的这二幅图，是清乾隆年间李调元初刻《函海》因战火而缺《翼元》之后，其弟李朝夔补遗以当时流行的易图而顺手插入的。张行成有曰“先天方图”、“易方圆二图”、“方圆二图合于一者，以圆包方，地在天内，浑天象也”，显然是指邵雍方圆六十四卦的《先天图》而发，而今图有圆图而无方图，有天无地，岂能体现“以圆包方”之义？对此，我们的结论是：“阴阳鱼”形之“太极图”是《伏羲八卦图》的演变图，其出世时间在元末或明初，绝对不是南宋时期就已经流行的易图。
一些演义性质的剧目中，表演汉唐道家人物时多使用这样的“阴阳鱼”形“太极图”，这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学术研究中，是黑是白，确要实事求是。不经过专题研究而轻下结论，似不可取。
三 周子《太极图》的流变
周子《太极图》是为周敦实《太极图易说》中的一幅易图。是继刘牧一○《太极第一》图之后的一幅四层太极图式之图。此图实为周子为了阐明《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段文字而作。其图之内涵与《太极图易说》及《易通》内容相通。上一○为佐“易有太极”之义而画；二○为佐“是生两仪”而画，与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有合（黑白相间半弧图形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之义）；水、火、木、金四象数一、二、三、四连下一○为一层，表达“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义（“乾道成男”与“坤道成女”就是乾坤三索生六子共成八卦），最下一○表达“生大业”以八卦相错生六十四卦说“万物化生”。邵雍曰：“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观物外篇》）《系辞》中的这一段话，就是在叙述“《易》之体”。周子制作易图之模式就是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一为太极”为上一○，“一生二”为二○，“二生三”为五行四象连下一○，“三生万物”为最下一○。
我们从朱震所列《太极图》中可以考察周子《太极图》原图的面貌。是图在“子”位标有“动阳”二字，以汉儒“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之说考之，其上“午”位当是“静阴”二字。此“动阳”与“静阴”正是周子《易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义的缩略语。周子是在说“太极”的动与静，而不是说阴与阳的动与静。邵雍曰：“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同上）周子《易通》曰：“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又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二○“是生两仪”是“神态”，而不是“阳动”与“阴静”的“物态”。由此可见，既然周子《太极图》原图二○之“子”位标有“动阳”二字，则其“午”位就应该标有“静阴”二字。对此，我们的结论是：有四重图式，而且子位标“动阳”、午位标“静阴”的《太极图》，是周敦颐为解释《易传》有关文字而作，不是传自陈抟。
两宋间人杨甲集《六经图》，其卷一《易经》图名曰《大易象数钩深图》。所列《易有太极图》就是经过演变的周子《太极图》。其演变之处有二：一是变“子位”的“动阳”为“阳动”，并外加一椭圆移至五行四象图式的“火”与“水”之间；一是将五行四象图式与三○断开，变四层图式为五层图式。朱震所列图，二○右上方为竖写“阴静”二字，杨甲所列图之所以要改“动阳”作“阳动”，盖出于与“阴静”对应的考虑。殊不知朱震所列图已非周子原图，其“子位”所标“动阳”实出于周子本意，而右上方“阴静”实不当竖写，当把“阴”字移至“静”字之左（古人读横写字自右向左，如下方自右向左“万物化生”例，既然二○之下是“动阳”二字，那么其上就应当是“静阴”二字）。以讹传讹，以己之误而导人之误，杨甲实当之。
朱熹主张“太极一理”，而“理”本身不会“自动静”，他认为“动静”应该是“阴阳”的“动静”（比喻为“人乘马”，太极随阴阳之动静），于是就把“阳动”二字标于二○图式之左，“阴静”二字标于二○图式之右。显然，与周子“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义相悖。周子本当时“分土王四季”之通说，以中“土”四通“水”、“火”、“木”、“金”。而朱熹则不以水、火、木、金为四象，而是以阴阳爻画的“一分为二”叠加组合为四象。于是他就把周子《太极图》五行四象图式的“分土王四季”改为“五行相生”，把“水”绕过中“土”，改为直接与“木”相连。又朱熹不同意“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出于“一分为二”的加一倍考虑，就把原图五行与三○相连的图式断开，反而将五行四象图式连结在二○之下。如此，“两仪”与“四象”为一体，而不是“四象”与“八卦之象”为一体（“二生三”之三）。
周子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是一“质变”模式，而朱熹的“一分为二”则是一纯粹的“量变”模式，真不知从其所谓的“太极一理”，是如何变到“万物化生”的？
显然，这是朱熹出于创建其理学思想的需要，而对周子《太极图》进行了本质上的演变。今人在阐述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时，仍然在使用经朱熹改造过的图式。试想，如此能把周子原本的理学思想说清楚吗？
时至明代结集《正统道藏》，其《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列一幅《太极先天之图》。是图本杨甲图与朱熹图演变而出。取杨甲图外包椭圆之“阳动”置于“水”与“火”之间，又本杨甲图分五层图式。又取朱熹图之“五行相生”，“水”绕过中“土”与“木”直接相连。此图特意改动之处有二：一是将“阴静”二字分开，“阴”字标于二○之右，“静”字标于二○之左；一是将原三○左右之“乾道成男”与“坤道成女”提升标至五行四象图式之左右，将四○下方之“万物化生“四字分开，“万物”二字标至三○之右，“化生”二字标至三○之左。演变此图的道士，自以为得计地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合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殊不知周子原图本义本与之有合，而妄加改动者，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今日，有人以此图见于《道藏》并有“唐明皇御制序”为理由而说此图出于唐代，于是就据之而论曰周子《太极图》源于道家，更有人进一步论出周子的理学思想与道教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究其病根，皆在于对宋代易图的流变没进行过专门研究的结果。我们说周子《太极图》的模式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有合，但明确提出《太极图》是周子为了讲明“《易》之体”而作的“佐以文字”之图。须知，北宋五子都不讳言《老子》、《庄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讲的是宇宙生成论，是大自然自组织的学说，是质变化生万物的学说。北宋的邵子、周子可不管谁是什么家，谁说的有理就用谁的学说。今日之人还持“门户之见”，骇可怪也！
四 李廷之《卦变图》的流变
朱震《周易图》列有李廷之《变卦反对图》与《六十四卦相生图》两幅卦变图。《变卦反对图》以乾坤为祖而“变卦”，《六十四卦相生图》则以六辟卦的“直变”或“复变”而得其余卦。
时至南宋，朱熹笃信邵雍《先天图》传于李廷之之说，力图从李氏“卦变图”中推出所谓的“先天卦变”。我们考察《周易本义》卷首《卦变图》可知，其下卦的排列顺序，就是力图遵循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其实，邵雍的《先天图》，虽然以乾或坤为卦变之祖，但是并不以辟卦为“变母”，而是以“加一倍法”自乾或坤的上爻变起。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观物外篇》），就是讲的这种逆爻序的卦变之法。一变乾上爻得，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至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ブ晾ぃ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同样可以坤为祖如此变卦）。邵雍的这种逆爻序卦变方法，属于个人独创，其以乾或坤为变祖的思维，除来自《易传》外，也可以说与李廷之《变卦反对图》以乾坤为变祖的思维有关，仅此而已。而朱熹不明白邵雍这一独特的卦变之法，仅是本李廷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以辟卦为“变母”推敲“先天卦变”，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时至宋末元初，俞琰仍笃信朱熹《卦变图》为“先天卦变”，并作出《先天六十四卦直图》（见《易外别传》）。是图以《否》、《泰》所变得卦之下体之序为：乾兑兑兑离离离震震震巽巽巽坎坎坎艮艮艮坤。如此所谓“先天卦变”与邵雍《先天图》内方图下卦之序还是大有区别的。邵雍《先天图》方图下卦之序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而且赋予了“物必顺成”的八数。试看：“乾兑兑兑离离离震震震巽巽巽坎坎坎艮艮艮坤”之序，将如何赋予八数？
从朱熹、俞琰力图从李廷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推出邵雍“先天卦变”的失败努力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天图》是邵雍独创的，并非传自李廷之，更不能遑论来自陈抟了。
结语
研究宋代易图的流变，是研究宋明理学的前提。如果对宋代易图的流变情况把握不准，就不可能把宋明理学的发展态势阐述明白。我们注意到，之所以一些国学大家在阐述宋明理学时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就是因为对宋代易图的流变情况有所不明。近年来，北京大学陈少峰先生在阐述宋明理学时明确指出：“许多综合研究并没有吸收专题研究的成果┄┄理学整体研究的新进展，必须是在专门领域的深入研究之后，集专门研究之大成。”（见《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可谓慧眼识得问题症结之所在。
诚然，搞易图学专门研究的人似乎不能系统地而且长篇大论地阐述“宋明理学”，但是却能以易图学的专门研究成果去国学大师们的著作中“挑刺儿”。譬如，民国以来有关阐述“宋明理学”的书或论文中，凡涉及宋代易图渊源问题时，皆谓宋代“三大易图”来自道士陈抟，皆把朱熹的爻画“加一倍法”当作邵雍之法。《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的原图面貌如何？“三大易图”果真传自陈抟吗？邵雍真正的易数“加一倍法”究竟是什么内容？等等，笔者阐述宋代易图的流变，就是要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对象明确，有关的易图就没有必要再一一罗列了）。
篇9：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论文
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论文
对于宋代财产法律制度，法史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了解静态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它实际功能的发挥。从近几年的法制史研究来看，学界虽已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却稍嫌薄弱，有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
本文从现有史料入手，对宋代汉族地区的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进行了梳理，力图通过对动态的、微观的法律现象的分析，来考察宋代民间财产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国家、社会对这种矛盾冲突的调整和解决，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众对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处所讲的财产除指私人的物质财富外，还包括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跟个人或团体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纠纷”与“诉讼”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二者所处时间段不同，纠纷是诉讼的前提，它有可能发展为诉讼，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有时将通过这两种途径解决的纠纷合称为“争讼”。
一、宋代田宅纠纷与诉讼。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冲击，田宅所有权的出让与转移更为经常化，这期间也夹杂着许多矛盾冲突。本部分的讨论以田宅界至争讼、亲邻优先权争讼、买卖契约争讼为中心而展开。
与宅院间的界至纷争相比，因土地边界所产生的争讼更为常见。强势一方的恶意包占、田宅的长期闲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动性是这类纷争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频繁发生既与宋代的税收制度关系密切，也与民户生活息息相关。宋代以资产的高低作为国家税收的标准，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产会有所亏折，难免影响到对国家赋税的供输。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产供输原有田亩的税赋，民户自身的生活常常难以维持，所以，为避免欠负国家税赋，许多人是不得不争。为解决此类纠纷，有的官员从防范抓起，重视教化；有的官员则综合运用刑罚威慑与劝谕手法，责令辖下百姓限期改正。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亲邻优先权问题作过细致论述，但其讨论均由静态的制度入手，与其不同，本部分着重探讨宋代社会中围绕亲邻优先权所发生的动态纷争。通过对田宅交易中亲邻购买和收赎的优先权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与亲邻权相关的民事法规的内容日趋详备，法律对“亲邻”概念的界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其目的是尽量减少此类纠纷，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进行提供法律保证。但法律对亲邻范围日趋严格的限定也反映出当时田宅交易的繁荣。由亲邻权所致争讼可以看出，除商品经济因素外，传统的家族观念也是当时田宅交易频繁发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约反映的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彼此作为私有者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在宋代，经官印押的田宅契约是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亦是理断田宅争讼的凭据。然而，为了逃避沉重的契税，许多交易者或伪造文契，或行用白契。为规范契据市场，宋朝廷加强了对伪契和白契的惩处力度。宋代与田宅典卖相关的官方制定法中有关税契的强制性规定本为减少词讼，抑止兼并，但此举反而为兼并广开其门，并未收到应有的积极效果，社会中因伪契和白契所致田宅争讼之多便是对当时境况的真实反映。
二、宋代钱债纠纷与诉讼。
本部分主要讨论与无息信用借贷和有息契约借贷相关的纠纷与诉讼。
宋代社会中的无息借贷多发生在邻里亲戚等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贷，也有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借款额有大有小，借期有长有短。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借贷既不计息，也不立契，属信用担保借贷。由于缺乏制约性机制，无息借贷纠纷时有发生。当时虽有告官追债者，但道德谴责仍是许多出借人追债无望时的无奈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出借方产生了吝贷心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仅要负担有损“亲谊”的风险，还常被告贷方挟嫌报复。
宋代举息借贷一般数目较大，不仅计息，而且要订立书面借贷契约，写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见证人、抵押物。这类借贷的发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数人是在经济压力下借贷，负债人常常难以支付利息与本金，每当此时，纠纷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因“倍称之息”所致。“倍称之息”虽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极度贫困和民众的惧官心理，国家法律的限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债务人身受其害，却不敢告官争理；少数以诉讼维权者，也很难获得公正的裁断。
民间的有息借贷纠纷，多发生在债务清偿过程中。不以本色偿还、私自追理欠负极易导致债务争讼。这类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债权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维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违反国家放贷、还贷法令的债权人予以限制；但由实际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规定并未落到实处，其实际效果与立法目的相差甚远，显示出民众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财产争讼。
这里所说的家庭是一种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间的广义家庭。这种家庭中的特殊财产是根据其用途来划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财产和女性的陪嫁奁产均属这一范围。这类财产本应专款专用，但财利面前是非多，围绕这些财产发生了诸多的侵权之讼。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财产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产、父母的养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财产的产权归属是全体家庭成员，个体成员无权私自处分。然而，社会经济环境对人们观念的作用力，是别籍异财的法禁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所无法抗衡的。两宋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共财纷争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倡导的“敬宗收族”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孤立，它与唐宋变革背景下社会中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
奁产是指女子出嫁时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财产。在宋代，奁产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女性的重要财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奁产权受到侵害时，为人女者，为人妻者，为人子者等与奁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多采用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众多女子为维护奁产权而诉诸官府，寻求法律援助的现象向我们展示出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私有权观念不断深化的宋代社会中，女性权益观念的提高和维权活动的进一步加强。
四、宋代遗产继承中的纠纷与诉讼。
在延续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财产传继以法定继承(含代位继承)为主，户绝继承和遗嘱继承为辅，但围绕家族产业的传继，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却是接连不断。
宋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遗产继承法规，但是，在宗法制父权社会，由于法定继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别宅子、女儿、义子、赘婿等诸多人员，而这些人拥有的对家财的继承权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之间因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对这类纷争的考察，我们发现，亲子间及非直系血亲问的遗产纷争不仅大量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且十分复杂。
与户绝立嗣相关的争讼往往涉及到户绝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亲戚、甚至异姓，为了平衡这些关系出现了双立现象。立嗣之后，会因双方关系恶化、父辈好恶等影响出现遣嗣行为以及围绕户绝之家财产分配的纠纷与诉讼。宋代社会中围绕户绝立嗣所发生的种种纷争表明，国家的立继法令并没有完全对户绝立嗣及其争讼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同处理其他家庭财产争讼一样，宋代官方在处理此类纷争时，注重保护家族利益；而家族势力对此类纠纷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户绝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规定看，遗嘱继产原则上只能在没有男性法定继承人即户绝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宋代的遗嘱继产已不再仅限于户绝之家，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与人们的耻讼心理不无关系。因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再加上与立嗣又有关联，所以宋代围绕遗嘱继产亦产生了不少争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遗嘱继产争讼自有其特征：
1、遗嘱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使得争讼往往与立嗣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使争讼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
2、宋代遗嘱继产法强调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整体性继承”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遗嘱争讼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间财产争讼的调处机制。
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诉讼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民间自行调解解决，但也有一部分财产纠纷以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官府调处息讼。
宋代许多民间财产纠纷在尊长、邻里、陌生人等调解人的参与下获得解决，并未进入诉讼领域。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是民间调解者调解成功的前提条件，民间调解人参与调解与被调解人接受调解的动机亦各不相同。民间调解虽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作，亦不乏妥协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评价直接起作用，法律发挥间接作用。
未能在民间调解阶段解决的纠纷，极有可能进入官方的诉讼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规定诉讼前调解为官方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但不少官员都把调解作为其解决民事财产诉讼的首选方法。为息讼，主张以调解结案的官员们除采用“情”与“理”的教化方法外，多从讼累入手进行劝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国法的存在，与民间调解相比，官方调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对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的讨论，我们发现，宋代的调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并贯穿始终。由国法在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中的作用所决定，调解的非强制性倾向较为明显。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调解不仅受到时限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六、宋代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执行状况
宋代的民事执行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两种。前者是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判决实施的行为。宋代的两部法典《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一些散见的关于民间私力救济(主要是民间私债的追偿问题)方面的法律条文，但结合具体史实来看，这些法规与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差距：债务人违契不偿时，不少债权人自行违法追偿。强牵财物过本契、限制债务人及其族属人身自由等违法收贷现象禁而不止。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对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其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财产诉讼案件为例，其执行条件有二：生效的给付之判和败诉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的特点所决定，宋代在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上实行的是混一制的执行主体。其执行方式有：当厅执行、案后执行、限期执行和协同执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财产案件的执行标的物包含物质和禁令两方面。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永久性的中止执行程序——执行终结。
不可否认，宋代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环节亦不乏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民事执行行为却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它也是当时民事执行难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为附属于行政行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这类现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决案件的执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弊病、频繁的大赦、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淡薄、民事执行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则使宋代民事执行呈现出非规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众在财产争讼中展现的法律观念。
通过对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由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宋代民众的法律价值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法制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具体而言：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务实精神者已将无法实现的传统的“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并以多种方法付诸实施，这一变化是对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兴讼的合理性的承认。但由于传统“无讼观”的作用，官方息讼思想的消极作用不仅存在，且对民众的法律观念与法律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法律传统密不可分，自有其社会、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法制系统的支持程度。宋代民众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是参差不齐的，其法律观也因人而异。虽有不少人放弃了通过诉讼解决财产纷争的意愿。然而，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宋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亦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心理变得越来越重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表现出对财产问题的重视：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诉诸司法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结语：
宋代社会中财产纷争的多发性与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与前代相比，宋代财产诉讼当事人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民众渐渐苏醒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紧张关系。它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经济利益多元化趋势有很大关系。
宋代社会中，传统的畏讼心理与新兴的“好讼”之风并存，成为中国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传统厌讼、贱讼文化的积淀，宋代司法运行中的不公正现象，确实让不少宋人畏讼；然而宋代又是一个有着无穷之变的社会，其政治结构、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社会变革影响和改铸着宋代的司法传统，商品经济的功利思想也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士大夫群体中的许多人所接受，所有这些都为民众提供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动力。
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支持，是实现和发挥社会法制系统效能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宋人的法观念、法心理、法意识和法行为都有了改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宋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息讼”“厌讼”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条件，司法体制始终受到行政权威的干预。在敬畏讼累的宋代民众心中，法律神圣且难以触及，具有这一心态的宋代民众对法律的认知状况是参差不齐的，当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为上对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够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论述以南宋为切入点。这一结论虽得自《名公书判清明集》，仅限于南宋这一较短时段内，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宋代民事判决执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认北宋不存在这类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续性，我们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时期民事判决执行的状况。
篇10：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路线图及其意义论文
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路线图及其意义论文
在古丝绸之路上，茶是其重要商贸物资之一。 因此，丝绸之路又被称之为“ 丝茶之路”. 由茶而生的茶文化也被公认为是“ 一带一路”文化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在英国学者麦克法兰看来，茶叶改变了一切，茶饮成为世界潜在的征服者。 甚至有学者认为茶叶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而在中国茶叶与茶文化史上，大家公认的是“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两宋时期（ 960~1279 年）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的都具有重要地位。 充分挖掘宋代茶文化是如何通过“ 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 以茶为媒”,更好参与到“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去，而且还有利于推进宋代茶文化的复兴， 实现让中国茶文化振兴的茶届“ 中国梦”.
一、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的基础和条件。
（一） 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的物质基础。 宋代立国之后，经济文化逐步繁荣发展，茶叶区域日益扩大，并形成了四川和东南两大产区。
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和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地区。虽然宋代茶业重心开始向南移， 但因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种茶造茶经验丰富， 加之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而川茶则听民自卖，所以，茶农大力开发山区，广种茶树，生产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熙宁七年还开设了茶马贸易，则更进一步拓宽了市场，促使了川茶发展。
宋时，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 福建建州因产区集中、产量较多和品质优异，而引起了宋廷关注。 宋廷设置了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 北苑龙焙”,代替了顾渚贡茶院。 同时，北宋在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的基础上继续向岭南开发，在两广地区开辟了很多新茶园。 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佑四年（ 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
（二） 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 入宋，茶及茶文化较唐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从茶道思想上看，理学思想的兴盛使得儒家的内省观念进一步渗透到茗事之中。 从茶艺来看，一是把唐代的穿饼改良为精制的团茶，且在唐茶饼七步制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制茶工艺较唐更为精细化和艺术化。 在团茶盛行的同时，散茶和泡茶法开始出现，为以后饮茶简易化开辟了道路。 二是民间点茶和斗茶之风盛行，把茶艺推广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 三是宫廷贡茶和茶仪、茶宴的举办又使茶文化的地位抬升。 从文化内容来看，宋人使茶与相关艺术文化真正融为一体。 由于宋代文人是茗事的主要参与者，更是加速了这种融合过程。 如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贴，画家有茶画。 此外，关于茶的着作颇丰。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历史上出现茶学专着最多的时期，从采茶到制茶，从茶的功用到烹茶之法，及茶礼、分茶、斗茶、点茶、试茶、茶百戏等都有描述。
（三）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茶叶需求为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市场条件。 两宋时期，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多数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主业，以肉，乳为上，而“ 茶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擅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 ”（ 唐朝诗人顾况语）。 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 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 ,下至庶民 ,无不饮者 . 如 ,辽国“ 非团茶不纳也 ,非小团不贵也 ”,甚至“ 以大团为常供 ,密云为好茶”.[3]
金国则是“ 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4]. 夏国以羊马毡交换宋朝的'茶彩百货，一旦两国互市受阻，夏国老百姓就以“ 饮无茶”进行抗议。 青藏的蕃部更是嗜茶如命。 北部、西北以及西南国家和地区的茶叶需求直接刺激了与宋的茶马互市贸易，并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 位于亚洲东部的日本和朝鲜实际上与中国文化同源，就茶文化而言，日本和朝鲜早在唐代就开始向中国学习，至宋时日本和朝鲜国内已开始有饮茶之习。 此外，南亚、东南亚诸国由于商贸来往和华侨的不断迁入，也有一定的茶饮需求。
（四） 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繁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为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 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盛直接促成了宋代茶叶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东南茶叶产区大量茶叶通过漕运运往北方和西北地区。 此外，宋政府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弥补国库亏空，高度重视海外贸易，茶叶及其茶文化也随着宋代海外贸易路线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发展直接了推动海外贸易的兴盛。 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海船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宋代的航海技术也较为先进， 海员不仅可以根据信风规律出海或返航，还会编制了海道图，并对罗盘导航、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等运用自如。
二、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路线图。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往往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经济来往、政治交流相伴生的。 宋代茶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一方面通过对外贸易，即经贸领域的合作来传播茶以及茶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宋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的交流和往来传播茶文化。 从地理版图上看，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是向北、西和西南方向的陆路通道；一条是向东、南和东南方向的海上通道。
（一） 陆上通道。
1.蜀道。 宋朝时期，茶马交易较唐代更为兴盛和繁荣 .
由于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是茶的发源地，也是茶马贸易的主要茶源地，蜀道就成为茶传播的主要运输渠道。 也正是通过蜀道，宋茶文化也随之传到了西北边疆，进而传播到更远的中亚、西亚，甚或对更远的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茶文化走向世界的浩荡历史进程中，千里蜀道联接起南丝绸之路与北丝绸之路，成为传播茶文化的关键环节。[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蜀道（ 茶马古道）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2.运河。 通过运河漕运，宋代茶叶贸易形成了市场层次更分明，市场容量更大的茶叶产销体系。 通过这个体系，形成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茶叶传播渠道。 产区初级市场上交易的茶，通过强大的中转集散市场，实现了更大范围的集散。 如东南市场上的茶主要输往北方，在汴京销售很大部分外，还大量销往京东、河北、河东及辽国。 宋代茶叶市场不仅在宋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市场网络，而且市场已经扩展到西夏、辽、吐蕃、西域的广大地区，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把茶叶传播到更远的中亚等地。[6]
3.沿边榷场。 宋朝在与辽、夏、金的沿边地区设置了一些榷场， 以便于双方进行正常的茶马互市及其他贸易，这些榷场是宋茶及其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 一是宋辽贸易。
宋初，太平兴国二年至太平兴国四年，北宋在镇州、易州、雄州等地设置榷场，在太祖时，契丹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 太平兴国二年，规定在宋境的“ 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以后时禁时开。[7]
二是宋夏贸易。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北宋在保安军置榷场，与夏恢复互市。 但由于宋夏之间战争频发以及宋对夏政策的不稳定性，宋夏之间的贸易市场规模较小，交易量少。 三是宋金贸易。 在通“ 南北之货”的商业发展的趋势下，南宋于 1135 年在濠州、泗州、庐州、楚州、寿春府等处置市易务，以通商货，这是因为当时“ 淮南残破，常赋无所入，州县经费不充，故有是旨”.[8]茶在宋金贸易中数量很大。
（二） 海上通道。
由于西南、西北及北部边疆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加之财政亟需填补，宋代不得不高度重视海外贸易。 两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繁荣起来，并且远远超过前代。 宋代的主要航线有：
一是日本航线。 两宋时期对日航线都是从明州出发经过东海，大约七天到达日本。 南宋时期，日本的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权后，直接了控制掌管对外贸易的大宰府，加强了与宋的双边海上贸易， 改变了北宋时期华船独往的局面，使宋朝和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更为兴盛。 南宋时期，日本名僧荣西曾于公元 1168 年、 公元 1187 年两次来到中国，在把禅宗传到日本的同时，也随之把茶种以及宋茶文化带回了日本。
二是高丽航线。 我国的宋朝时期正是朝鲜半岛的高丽时期，对高丽主要有北线和南线两条航线。 北线是从莱州出发，横渡黄海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航程需要两天时间。南线是从明州出发， 经 15 天左右到达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 宋和高丽两国来往较为频繁，据统计，宋代高丽遣宋使 57 次，宋使往高丽 30 次。[9]官方交流的频繁也带动了民间贸易的兴盛。 而茶是其中重要的商品之一。 此外，两宋时期，很多高丽僧人到中国留学求法，茶以及宋茶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朝鲜半岛。
三是南亚航线。 宋代在广州、泉州、杭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征榷贸易，广州、泉州通南洋。 据《 宋史本纪》记载，赵炅淳化三年，印度尼西亚遣使来华，两国发生贸易关系。 中国主要输出丝织品、茶叶和瓷器等。 当时的福建茶叶已大量销往海外尤其是南安莲花峰名茶是向南亚出口的重要物资。
四是西洋航线。 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 北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仅严格控制与夏的双边贸易，而且对朝贡也严格控制。 除朝廷特别恩准之外，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朝贡只能“ 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1[10]
因此，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往来也只能通过海路通道了。 据《 岭外代答》和《 诸蕃志》等书记载，亚非航路沿线的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宋都有贸易往来。 由此可见，宋代航船已横渡印度洋，开辟并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三、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
（一） 对以游牧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茶文化的影响。 自宋代开始，文化意义上的饮茶活动才开始扩展并传播到周边以畜牧为主的国家和地区。 宋朝的朝廷茶仪就是通过使者传入北方国家。 比如，在辽朝朝仪中，” 行茶“是重要内容。
与宋朝茶仪不同的是，辽朝是未进酒食而先行茶。 宋朝饮茶礼仪和风俗也传播到金国，影响到了女真人，女真人又影响到夏朝的党夏人。 如女真人婚礼中极重茶，当男方请客到来时，女方合族稳坐炕上接受男方的大参礼拜，成为” 下茶礼“,这或许是由宋朝诸王纳妃所行” 敲门礼“的送茶由来。[11]
此外，宋茶文化通过这些边疆国家和地区为中介地向更远的西亚、北亚、东北亚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辽朝的北境早已达苏联亚洲部分的许多地区，辽亡后耶律大石率军西行， 在前苏联贝加尔湖附近建西辽长达二百余年，并越西夏而与南宋联系。 可以推断西北亚这些乳饮地区已经有了茶叶以及文化的传播。
（二） 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 宋代茶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 一是促成了日本第一部茶书---《 吃茶养身记》 的诞生。 此书的作者荣西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被称为日本的” 茶祖“. 南宋时期，荣西曾两次到中国学禅求法，彼时的南宋茶文化本就” 禅茶一体“,因此，荣西学禅求法同时还研究总结了宋茶功效及其文化，并写成《 吃茶养身记》 一书。
在此书中，他详细记叙了宋末茶点饮法。 此书的问世和传播为 300 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是民间逐渐普及饮茶之风。 在镰仓时代，日本的饮茶活动以寺院为中心的，并以茶为药。 随着寺院饮茶活动的推广和兴盛，饮茶活动和茶文化逐渐由寺院普及到民间。 三是形成” 斗茶“.受宋代” 斗茶“习俗的影响，镰仓末期，在日本上层武士阶层中兴起了” 斗茶“. 与宋时斗茶相比，日本室町时期的斗茶更有游艺性，摆弄进口货，模仿宋人饮茶，成为日本人的一件风雅之事。 除了模仿宋人进行娱乐外，室町时期日本的斗茶还含有推动、宣传日本种茶、制茶技艺的因素，日本茶文化由完全模仿中国，向本民族独创的方向发展。
（三） 对朝鲜高丽时期茶文化的影响。 高丽时期，宋代茶叶、茶具甚至饮茶习俗随着两国贸易和文化往来不断传入朝鲜，促进了朝鲜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推动其以茶礼为中心的特色茶文化的形成。 高丽时期，朝鲜已把茶礼贯穿于朝廷、官府、僧俗等各个社会阶层。 点茶法、茶器的使用一如中国，只是较宋代简易。 如宋人的《 苑林清规》流传到高丽后，文献中的佛教茶礼的规定，朝鲜要择要效仿。 此外，高丽时期，宋朝的朱子家礼流传到朝鲜后，儒家主张的茶礼茶规在 14 到 15 世纪开始在民众中推行。 民间的冠婚丧祭皆用茶礼。 总之，高丽时期，朝鲜全面学习了中国宋茶文化的内容，但在学习过程中并非照抄照搬，而是重点吸取茶礼、茶规。
（四） 对南亚诸国茶文化的影响。 南亚诸国大体与我国南方饮茶习俗相类， 宋茶文化思想大都从中国直接移植。
此外，由宋代海上茶贸易而引发的南亚诸国饮茶风俗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些国家饮茶之风兴起即是中国茶文化的延伸，又是中国茶由海上通往亚非欧国家的中介地。 如果没有这一地区，中国茶走向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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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水浒传中的宋代文官研究论文
水浒传中的宋代文官研究论文
[摘 要]宋代官制是宋史研究中的重点，也是多数文史读者兴趣所在。《水浒传》亦是与宋史有关的历史小说，目前，对于小说中宋代文官与正史记载吻合的程度的研究，学界成果尚微。本文将以此为主题做一探究。
[关键词]《水浒传》;宋代文官;奸臣
宋官僚系统承于唐，但是基于其建立的历史背景，虽然在神宗朝和高宗朝有过短暂的变异――武将狄青和岳飞分别官至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纵观两宋，文官治军是主流。因此，对宋代文官的定义不能简单的定为非军职官员，而是非武将官员。本文所要探究的文官除了职官志中所说的一品以下文官，还包括一品非武将官员。
一、中央文官考究
（一）州、府级文官
书中所提到的州、府和县最多。《宋史?职官志》云“府、州、军、监：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之兵，州谓之民政焉。
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某府、州、军、监。”小说第三十三回提到的青州知府慕容彦钊，在职能上既升厅坐公座审理案件，管理民政，也能掌兵事征讨叛贼，官职名称和职能都符合职官志所书。
小说第三十七回出现的江州知府蔡德章（蔡京的第九子）也与上类同。除此之外，高唐州知府高廉（太尉高俅的的侄子）也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之职，更能证明小说所言语职官志所记相契合。
以上三人，慕容彦钊（小说中言为慕容贵妃之兄）、蔡德章和高廉皆属京官中有背景之人，又是文官，因此从京官空降，为各州知府也符合历史背景。
对于知州，小说仅在第七十二回提到泰安州知州，且所书不详，但是根据小说故事情节探知，其官职名称和职能亦符合《宋史》职官志。
第六十九回和第七十五回分别提到“东平太守程万里”和“济州太守张叔夜”等官职似为虚构之言。根据职官志，宋代不设太守，只有知州或知府，下设通判，职官志载“通判：宋代惩五代之蔽，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由此可见所设的判某州事具有监察官职能。
（二）县级文官
小说提到的县官中，让人印象最深的，莫过郓城县知县时文彬与清河县知县，《宋史》职官志言“县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根据小说故事情节（宋江怒杀阎婆惜获罪，以及武松杀潘金莲和斗杀西门庆获罪）及其知县扮演的角色可断定其名称和职能都符合《宋史》职官志所书。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央的.文官系统中官职名称和职能基本跟《宋史》职官志相契合，而小说中所引的几位北宋名臣出现的时间、背景纯属虚构，对于小说中的四大奸臣的信息包括官职、官职的职能，所在的时间和其它背景都基本与史实相合。地方的文官系统中，小说所书基本符合宋代路、府（州、监、军）和县的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的称为与职能也与职官志相符合，研究宋代官制史，《水浒传》不容忽略。
篇12：世俗性的宋代肖生玉器论文
世俗性的宋代肖生玉器论文
[摘要]肖生玉泛指一般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宋代肖生玉器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关键词]宋代 肖生玉器 世俗性
肖生玉器泛指一般的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表现手法也从简单的反映动物的特征、习性，到对动物的整体刻画，以及赋予其吉祥的寓意，由简到繁，自浅至深，生动传神。宋代肖生玉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是受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气氛和时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制约的，同是肖生玉器，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它不同的社会功能，表现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商代肖生玉饰中大量出现，主要以写实动物玉器为主，商代玉器，赋予礼仪功能，象征着王令。造型极写实，刻虎似虎，雕象似象，琢人似人，但是，再造型表面，则刻上一些由卜兆纹组合而成的怪兽、图腾图案，大多用的是人兽复合纹，用上了臣字眼纹，大部分是扁平状线雕或浮雕，圆雕较少。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出现，玉制生产工具消失，所以春秋玉器特征主要为：礼器减少，佩饰增加。唐代肖生玉器气韵生动、形象夸张，玉器完全在雕塑绘画艺术的气氛与法理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艺坛上。器皿呈现高贵气，肖生玉发出神韵和体量，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大众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欢玉器，于是玉器向细巧、世俗方向演变。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中后期，社会上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和享受，对世俗生活的兴趣日益浓厚。宋初结束了五代战乱局面，社会趋于稳定，文化艺术十分发达。这一时期宗教艺术日益世俗化，同样，肖生玉的最突出的特点也体现在它的世俗化特点。宋代处于政治弱势，文化繁荣的环境，其玉雕作品更为清矍，含蓄，端庄，更加世俗化、平民化，肖生玉成为普通大众所非常喜爱的一门艺术形式。
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代艺术总体上是趋于世俗性的特征
宋代文化艺术趋于世俗性，无论在宗教、绘画、雕刻、文学、戏剧等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每一时期的艺术作品都体现了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下的艺术面貌和精神面貌。肖生玉器雕刻必定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呈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风采，宋代肖生玉器开启了雕刻艺术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二)中国审美文化具有世俗化的特征
与西方美学比，东方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关注人的生命和生存方式，东方美学的终极追求就是达到人与大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即使连一些祭祀器物都呈现出比较实用的世俗倾向，体现了美在生活的世俗审美观念。“世俗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准宗教性似乎是作为东方美学一部分的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基本特征。因为，东方美学在以人的生命为出发点方面，表现了强烈的功利感。世俗性是以儒家政治伦理实践理性为基础，它可以概括出中国古典艺术史上历史久远的政治伦理教化传统，或者以艺术审美为教化工具的功利主义美学传统。”
(三)宋代艺术的实用性思维方式
中国人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思维特征，在中国世俗性和艺术性的思维方式影响下，肖生玉器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
宋代人们在雕刻肖生玉器时总是愿趋福避祸，把人间难寻的美好愿望寄托于其中，所以按人的意志塑造的雕像被形象化后，其外形就成为最完美的动物形象了，羊表示“吉祥”；鱼表示“有余”；雀鹿喻为“爵禄”；蝠鹿表示“福禄”；等等。宋玉“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生动的形象毕竟胜过抽象的教义。运用活生生的形象感人之情，使远在虚空的神灵近在咫尺，使玄奥的教义如悟常理。同时，从雕刻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世俗性与艺术性是同步进行的，造型的世俗化进程，同样也是艺术化的再阐释。
(四)艺术家本身是世俗的人
人是美和审美的主体，是美的创造者，也是美的欣赏者。每一个创作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对象，雕刻创作过程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转化为精神的食粮，再把它们转译为具体的形象。人们在欣赏和创造美的时候，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心理，所以作品中无疑会展露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世俗社会的情景。凭借精湛的手工技艺，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观念形态的'美的作品。
玉雕艺术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宋代的雕刻艺人，大多是来自民间的艺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最普通也最平凡的审美主体，他们又都有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他们的审美理想，不是来自宗教世界，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或世俗社会，即使是进行宗教艺术创作，即使是应官府、寺院乃至民间富豪之所需而从事手工制作的审美创造，他们创作的也只能是他们所神往的、所梦想而又很难实现的世俗社会的美好生活。
(五)宋代玉雕受绘画的影响
宋玉如同宋画，是写生作品，玉器以绘画为基础，因此必然与其有着同样的时代风格，宋代年画(如苏汉臣等人的风俗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深入农村，成为最有群众性的一种绘画样式。制作年画的地点也普遍于各地，这许多出产年画的中心各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形成了年画艺术风格上的地方色彩，年画的内容，除了格式固定而有强烈的装饰风的神像以外，主要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1)戏文故事；(2)美人、娃娃和吉庆寓意；(3)耕织生产、春牛等；(4)风景、花卉；(5)时事。
受世俗化的宋代绘画影响宋代玉器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宋代玉雕本身形体又趋向图案化，形象生动。宋代宫廷玉器多重画理和三远法，比例适当，出现了形神兼备的玉雕艺术。同时宋代肖生玉在崇尚写实主义的院画与风俗画的影响下追求形体及运动的准确表现，以显示其内心世界。通常画面构图复杂，多层次，形神兼备，有浓厚绘画趣味，完成了由唐玉偏重工艺性、雕塑性向宋玉偏重绘画性、艺术性的转变。
总的来说，宋代的肖生玉器玩味大增，礼性大减。宋代肖生玉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在玉器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市民成为玉器的玩赏者、拥有者。佩带玉器受到广大的市民阶层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同时宋代出现了玉雕市场和专门贩卖玉器的商铺，这也促进宋代玉雕业的进一步繁荣。
篇13：浅析宋代城市世俗音乐的发展论文
浅析宋代城市世俗音乐的发展论文
【摘 要】宋代是我国历史发展中传承盛唐繁荣文化的重要时期，也是城市世俗音乐从兴起走向顶峰的重要时期。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通过对北宋汴梁地区的世俗音乐状况及南宋临安的宫廷音乐机构和城市音乐的繁荣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论述宋代世俗音乐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宋代 世俗音乐 发展
一、宋代城市世俗音乐发展的特征
1。宫廷转向世俗
公元960年，后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而起，建都汴京（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汴梁），结束了唐代以来长期混乱的局面。在北宋统治的160多年间，虽然边境战事不息，但国内相对承平，生产迅速恢复，经济得到发展，工商业空前繁荣，城市随之而兴盛。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阶层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音乐文化的重心，从隋唐的宫廷音乐转向了世俗的民间的市民音乐。
教坊――本是唐朝宫廷最重要的音乐机构。在宋初的时候继续沿用了这一制度。北宋时期，宫廷把南方的优秀乐工集中到汴京，使教坊成为音乐人才荟萃之地，艺人云集。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的教坊隶属于宣徽院，由教纺使管辖。教纺使以下，还设有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及都知等。教坊乐工的主要职责，是在宫廷宴飨时表演音乐歌舞，特别是逢年过节，音乐歌舞的场面就更为壮观。宋初的大型宴会有19个段落，各个段落都有不同的表演。但到北宋的末年，随着民间音乐的勃兴，教坊与钧容直已逐渐衰落，在宋徽宗的生日当天，宫廷里开始有了民间“勾栏”里艺人表演的杂剧的节目。以此表明，北宋后期音乐已经由宫廷转向世俗。
“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的覆灭。公元1127年，赵构即位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后在临安（北宋时的杭州）建都，史称南宋。随着宋王室的南迁，也造成了科学文化的大规模南移，促进了南方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更加兴盛，工商业更加繁荣，音乐文化循着向世俗音乐的新方向得到更大的发展。因而南宋时期世俗音乐发展更加迅速繁盛。
南宋宫廷虽然仍旧保留了教坊的旧名，但实际机构是不存在了，需要时由修内司教乐所临时召集一批乐工进行短期的练习，临时客串一下。这些应召来的乐工，有的是在德寿宫充“使臣”的旧教坊的乐工，有的是调在临安府衙前乐的酒教坊乐工，有的是钧容直的乐工，其余的就是包括“路歧人”（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他们在失去土地后不得不靠卖艺来维持最低的生活。）在内的民间艺人，总称“和顾”。
2。贵族转向平民
唐代市民的文化娱乐场所主要在寺院内，到了宋代，则因商业城市的发展，在大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独立游艺活动场所，由于市民音乐迅速发展，使宋代音乐文化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为市民的文化娱乐消遣提供了经济来源，另一方面繁忙的商品活动如果没有文化娱乐的精神调剂也是不可想象的。为了适应这种形式，一种新型的固定娱乐场所――“瓦子”和“勾栏”便应用而生了。“瓦子”――宋代城市中的商品交易。亦称作“瓦市”或“瓦舍”。瓦舍是集商业与娱乐为一体的商业场所。
瓦子中设有专门从事各种民间技艺表演的场所“勾栏”和“乐棚”。北宋都朝汴梁的几个“瓦子”中，有“勾栏”50余座，其中最大的可容纳数千观众。勾栏主要用演出或者说唱，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戏院。因为其建筑的栏杆上刻有花纹，相互勾连，所以称“勾栏”。它们大多以“棚”为单位，有“牡丹棚”“象棚”等名称，起规模大小不一，大的可容纳几千观众，在“勾栏”中表演的艺人，地位较高。而且另一方面“瓦子”“勾栏”和宫廷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受宫廷管辖，“瓦子”“勾栏”的艺人常到宫廷演出，另一方面宫廷艺人也经常到“瓦子”“勾栏”中现艺。 作为一种影响极为广泛的大众娱乐场所，“瓦子”吸引了市民、文人士大夫、富豪子弟以及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等多方面的观众。瓦子中的市民阶层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们组成的，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有较为固定的经济收入，也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更有精神娱乐的需求。因为，市民阶层是瓦子中最有力，最基础的观众。“瓦子”“勾栏”是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决定了瓦子音乐艺术的职业化特点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同时也使艺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密，并逐步趋向专业化。不管刮风下雨，不论寒冬酷暑，“瓦子”“勾栏”每天都进行演出活动，丰富多彩的演出节目和精湛的表演技艺吸引着众多的观众。
宋代市民音乐活动场所除“瓦子”“勾栏”外，茶坊、酒肆、酒歌以及寺庙中的音乐活动也很活跃。茶坊和酒肆并非专为音乐活动而设，但为了招揽顾客，其中均有经常性的音乐表演活动。尤其是汴梁城内，“新声巧笑与柳陌花蘅，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当时茶坊酒肆中的音乐活动在城镇的娱乐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于市民音乐的繁荣发展，自南宋起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民间艺人的专门行会组织“书会”“社会”。“书会”是指专为说话人，戏剧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的行会组织。参加“书会”的文人，有的是因科场失意，怀才不遇，有的是医生，商人，在业余从事脚本的写作。书会成员称“先生”或称“才人”。南宋著名的“书会”有武林（即临安）书会。“社会”是专门从事表演艺术的职业艺人组成的行会组织。每个社会起码有一百多个艺人，最多的竟达三百多人。社会里的艺人除了节期及其他的临时性演出以外，主要在“瓦子”“勾栏”里进行定期的表演，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平常只能在酒楼，茶肆卖艺的“赶趁人”（江湖流浪艺人）来说都要高一些。
南宋末期，由于市民音乐的繁荣崛起，宫廷音乐已经黯然失色，在加上当时的社会政治，使得南宋统治者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发展教坊，所以宫廷教坊时置时废，在宫廷需要大型演出或者举办宴会时，就由宫廷出资招募“勾栏”艺人为宫廷表演。同时，宫廷乐工也经常到“瓦子”中进行表演。“勾栏”艺人与宫廷乐工之间的交流表演对“瓦舍”技艺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二、宋代城市世俗音乐的影响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城市世俗音乐的发展，城镇中繁荣的瓦舍、勾栏、茶坊、酒肆等固定的演出场所，以及艺人们的专业化表演，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市民音乐的发展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音乐生活更加普及，音乐的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并为以后音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光影响了两宋时期音乐的创新与发展，而且由于世俗音乐的繁荣，使宋元音乐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就音乐形式来说――我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由歌舞转向了戏曲。戏曲艺术的确立与发展，标志着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宋代世俗的音乐发展始终标志着我国古代音乐的进步与发展，就音乐形式而言，宋代音乐文化的重心从了唐代的宫廷音乐转向了世俗的，民间的市民音乐。就音乐的性质而言，我国音乐的主流由宫廷转向民间，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这是我国历史上文化艺术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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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宋代工笔花鸟画与当代工笔花鸟画比较的论文
宋代工笔花鸟画与当代工笔花鸟画比较的论文
当代工笔花鸟画作为我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于工笔花鸟画有着不同的审视观念。工笔花鸟画作为中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绘画艺术的核心精神。南齐画家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应物象形，骨法用笔，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是所有的工笔花鸟画应当遵循的绘画框架准则。在宋代时期，由于皇室对于工笔花鸟画的重视程度较高，因此成就了工笔花鸟画的巅峰式发展，这一阶段的巅峰艺术气息对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代的工笔花鸟画传承了宋代的绘画艺术精髓，但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将绘画语言加以创新，笔者希望通过将宋代与当代工笔花鸟画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推动我国工笔花鸟画艺术理论的前进。
一、宋代工笔花鸟画的辉煌发展
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我国的绘画艺术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更是经历了萌芽、发展、辉煌、衰落这四个历史阶段。在宋代，由于皇室对于工笔花鸟画的特殊重视，一度将这一画种推至一个发展的巅峰并对后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宋代工笔花鸟画的发展背景
宋代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是在丰富的色彩基础上对外形的肖似加以完善，它力求通过形似而达到神似，加之宋皇室作为主要赞助人，其技法得以更加完善，同时在宋代也产生了大批优秀的工笔花鸟画画家和珍贵作品。北宋时期，翰林书画院的成立标志着工笔花鸟画从此开始了繁荣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画家要数黄荃父子，他们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深受宋太祖、宋太宗的喜爱，其作品线条细腻、色彩饱满，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声名大振。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平婆山鸟图》，画幅中鸟儿在枝头探头仰望，微微颤动，仿佛看到了不远处的果实，其构图合理，色彩丰盈，开粉细腻。画幅内容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绘画技法与绘画格调对后世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宋代工笔花鸟画的风格特点
由于宋代的工笔花鸟画尤其受到皇室的推崇，其画风也颇显富贵艳丽。尤其是宋徽宗时期，虽然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在书法、绘画上颇有造诣。以其为代表的宋代工笔花鸟画家的作品风格多以精巧秀丽为主，其作品《瑞鹤图》中一群白鹤在端午门上空飞旋，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和的吉兆，黑白相间的白鹤色彩分明，其姿态优雅却不损整幅画的庄严与恢弘，其沉稳的色彩精巧感，给观看者留有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在宋徽宗的推动下，宋代的工笔花鸟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成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工笔花鸟画风格也为推动后世的艺术层次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宋代工笔花鸟画对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影响
当代的工笔花鸟画随着岁月的变迁，逐步突破了传统的桎梏而不断创新。当代工笔花鸟画比较注重对视觉冲击感的追求，但同时没有忽视对宋代技法的继承，其写实性仍然是当代作品追求的主基调。骨法和气韵一直是中国绘画的主基调，大部分绘画者会认为在画幅中较多地体现写意性，能够使所表现的物象更加具灵魂感。因此，当代的工笔花鸟画在继承传统绘画技法的同时，也更多地融入了写意色彩，做到了具象与抽象的结合。
二、当代工笔花鸟画在传统技法上的突破与创新
当代的工笔花鸟画作家大多继承了传统的绘画技法，但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写实，他们更加关注画面的表现力和视觉的冲击性。当代许多个性十足的工笔花鸟画作家的作品或豪放或温婉，随着当代工笔花鸟画各派别的涌现与绘画技法的突破与创新，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正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
(一)形式上的创新
当代的工笔花鸟画作家力求在意志与精神层面的改进，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新的构图方式和绘画表现形式的作品，较为典型的是当代的工笔花鸟画画家蒋彩萍的作品《筛月图》。虽然这幅作品应用了传统的方式进行轮廓勾勒，但画幅中荷叶的叶脉却以白描的方式用灰色来映衬荷叶的枯败。画家在忽略了荷叶原有颜色的情况下，大胆地以蓝色作为荷叶的颜色给观者一反常规的绘画视觉冲击，颠覆了传统的表现形式。
(二)着色技法上的创新
当代的工笔花鸟画作家大多突破了传统绘画理念的桎梏，在着色观念、色彩语言、创作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创新。不得不提的是，我国的工笔花鸟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色彩应用体系，但由于绘画者对固有的着色观念的突破，很多作品的着色更加个性化、自由化，促使当代的绘画领域出现了崭新的格局。较为典型的作品有当代画家胡明哲的《秋色》，画幅中金属铂和红色为整个画面的主基色，弱化了线条与框架的桎梏，用饱满的颜色诠释了整篇画幅的色彩意境。其让观者眼前一亮的同时，呈现出了大气朴实的.艺术感。
(三)材料方面的创新
当代工笔花鸟画作品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如今多样的创作手法也被赋予了材料方面的创造性，随着艺术全球化的渗透，我国工笔花鸟画在材料方面的应用略显匮乏，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艺术家与材料生产商针对于绘画材料的研发被提上日程。时至今日，市面上的绘画颜料和品种样式大量增加，工笔花鸟画的作家有了更多的选择，特别是人造新岩的推出也催生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当代画家张导曦用不同的矿物质材料和金属铂金创作了作品《荷韵》，就鲜明地体现了不同状态下荷叶漂浮的状态，画幅中悠闲的鲤鱼、柔软的花瓣仿佛触手可得。
三、当代与宋代工笔花鸟画语言技法的比较研究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人们对艺术的审美也有了不同的要求，工笔花鸟画也应随之创新与改良。当下的工笔花鸟画作家要在宋代的基础上，对比并吸取前人的创作精华，寻找出一种适合当下时代潮流发展的技法，进而推动工笔花鸟画的新提升。
(一)选题方向上的比较研究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与艺术语言。因为宋代的工笔花鸟画是在皇室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其选题不可避免的趋向赞助人偏好的富丽堂皇、华丽吉祥。与此同时，其创作追求的意境美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工笔花鸟画的选题。而当代的工笔花鸟画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其选题范围更加广泛，类别更加趋向多样化，但是由于时代与传统观念的转变，传统的比兴等手法不再像以前那般受到重视。宋代会将牡丹寓意富贵为题，但当代的工笔花鸟画中的牡丹也许会用以表达轻松愉快之感。在当代的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中，线条与色彩更受重视。这些变化寓意当代创作者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开。生活在都市里的当代工笔花鸟画作者也许更加注重对盆花、雕塑的取材，当代作品《走过四季》就着重体现了创作者生活的某个角落，时代气息浓郁。
(二)构图方式上的比较研究
所谓构图，在古代的绘画中称之为“章法”。随着人们对于工笔花鸟画重视水平的提升，构图的地位也逐渐有了提高。宋代对于工笔花鸟画的描绘要求较为严格和周密，当时工笔花鸟画的构图主要有三个特点，即圆、小、空，此外还要于背景处留白。宋代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多以立轴或长卷的框架为构图方式。随着画卷的打开，观众的视点会随之移动。这种构图能够更好地发挥空间艺术的特征，如南宋画家林椿的作品《梅竹寒禽图》，画幅中的背景多为留白，画幅前景有两三朵梅花，一只鸟儿栖息在树干上，整个画面给人以意境萧条之感。而现代的工笔花鸟画的特点多是大、方、满，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当代的工笔花鸟画的构图方式越来越多，但多数仍是遵循了宋代构图的散点透视原则，只是使用更加灵活。如现代工笔花鸟画作品《昂首浑欲学飞仙》，其画幅的构图就突破了传统的透视方法，使观众的视线更加集中。与宋代的工笔花鸟画的总体构图特征相比较，当代的工笔花鸟画构图融入了西方的构图理念，并在观念上更加大胆地创新，对于传统的构图方式而言有了极大的丰富和补充。
(三)造型类别上的比较研究
宋代工笔花鸟画的造型类别应当综合唐朝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来分析。唐朝的工笔花鸟画讲究精致，而宋代前期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则讲究严谨。直到南宋时期，出现了大量在造型精致、严谨的基础上的传神作品，较为典型的作品如当时的画家韩若拙笔下的动物形象。相比于宋代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当代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更加注重写意造型，而且在逐渐淡化线条的作用，随着西方造型艺术思想的不断融入，当代的工笔花鸟画更注重对写实绘画作用的强调，这样有时会造成线条的失真。笔者认为，西方的硬笔是永远无法代替毛笔所创造的优雅线条的，但是当代的工笔花鸟画在融入西方素描的表现方法的同时，也强化了画幅体与面的表现力，进一步的丰富了画幅物象的表现力。
结语
创新式的工笔花鸟画发展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艺术层次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在选题、构图、造型三方面较之宋代更加多样。不同的时代对于艺术形式有着不同的要求，人们既应对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创新予以肯定，又应看到存在着的弊端，如对意境化的理解逐渐减退。因此，时人应在集成传统工笔花鸟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文化的互动与沟通。作品在面对快速发展的时代时，应积极融入时代的特征，不断更新，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我国工笔花鸟画艺术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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