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小编为您整理的浅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论文，本文共11篇，供大家阅读。
篇1：浅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对信息文化和信息传播进行了概述，进而论述了信息文化对信息传播有何影响，最后阐述了信息文化影响下信息传播机制的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信息文化 信息传播
篇2：浅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论文
信息文化是处在发展与建构中的现象，因此，关于信息文化的认识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目前有关信息文化涵义界定有多种说法，笔者比较赞同以下说法信息文化是产生和发展在信息时代，是信息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以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为依托和支柱，能同时表达语言、文字、图像的全球性文化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信息文化具有全球性、数字化、虚拟化和交互性等特征。
信息传播就是指信息的发布和扩散，也就是指信息从信息源发出，以物质和能量为媒介，超越空间和时间而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随着信息文化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呈现出时效性更强、传播的途径更加多样、传播的手段更加多元化等特点。
篇3：浅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论文
3．1大众传播仍然是信息文化影响下一般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信息文化的传播和熏陶是需要过程的，而且据目前我国的国情，还存在很多文化方面的弱势群体，要想让全社会都上网接受新的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信息文化，不光是宣传的问题，还有很多历史性的问题有待解决，因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众信息传播为人们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的变化提供了社会化的手段。而且许多娱乐节目都在无意中传递着关于新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甚至是外国顾客和市场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现代人追踪新思想和新风尚、关注环境变化和文化变迁、敏锐感觉竞争压力等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播发挥教科书的作用，为大众提供了公平接受信息传播的机会。
3．2重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在信息文化影响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信息文化影响下，信息传播并未使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失去存在的价值。由于情感上的需要使人际交流仍具有重要意义，聚会、聊天等社交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企业家、专家们的空中旅行更加频繁；不少人在选择信息渠道、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除了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之外，更多地受到周围的人、各领域专家的影响，舆论领袖在信息扩散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由于信息文化发展中的网络信息过载问题的存在，网上获取信息的效率往往因为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而越来越不理想，因而，越来越多的人还是更倾向于通过研讨会、新产品发布会等组织传播形式获取最新信息，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于不少社会成员来讲，其学习和知识更新的过程更多地依赖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
3．3信息传播将依赖于多种信息渠道的相互配合和协同
随着信息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随着人们对于信息文化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对于信息传播的渠道，将不会局限于使用单一的信息传播渠道。例如，人们往往先从大众传媒中观赏到影视作品，再去阅读文学原着；信息文化环境下，经典文学作品和纯艺术需要依靠大众传媒扩大自身的影响；网站也要靠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广告宣传，扩大知名度，吸引用户。
3．4重视信息无国界的传播，注意保护本国的信息主权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由于技术、经济、国际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上是由于信息势能差异性存在，信息无国界传播越来越普遍并成为一些强势信息国家进行信息侵略的一种主要手段。信息无国界传播具有信息无国界传播的不平衡性现象；信息无国界传播的非控制性现象；信息无国界传播的经济掠夺性现象；信息无国界传播对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信息无国界传播形成国家问的信息鸿沟信息无国界传播导致文化霸权的形成。为了消除信息无国界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我国除了在思想上引起重视外，还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如增强国家的综合创新能力，以增强信息的势能；保存民族文化信息资源并促进其有效传播，独特的民族文化信息资源在信息创新中是可供借鉴的宝贵的创新资源；在信息传播活动中，注意独特信息的独占，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信息与数据输出国，保护国家信息主权。
3．5重视代表信息文化的物质商品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物质商品可以作为文化的符号象征，可以纳入到广义的文化符号系统，并且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代物质商品生产与消费是信息文化特性的集中体现，商品中凝结着人类创造的信息文化，而且是密集的信息文化，商品生产是信息文化的再生产，商品交换也是信息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交换。在现代商品生产中，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人类理念、知识和经验日益增加。在现代商品生产中，物质产品中的信息含量增加，增加了现代商品中的知识附加值。现代商品销售，销售的不仅是物品，而且销售的是虚拟理念和知识。物质商品的信息传播功能，是在商品销售、消费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人们在商品消费中直接感知到商品中所凝结的文化符号的意义，并获得心理上的愉悦。可以说，物质商品是现代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其认识价值及对人们的社会化和精神观念的形成所具有的影响力不在大众传播、网络传播之下。
篇4：浅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论文
2．1信息文化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形成了独具优势的网络信息传播空间
信息文化环境下，信息传播向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网络传播将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渠道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统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被整合到因特网中，成为网络传播的一部分。由于传播渠道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加，信息量日益丰富多样受众的选择性越来越高，大众传播逐渐由“广播”转向“窄播”，即专门针对部分受众传播，受众被按兴趣、需要划分成不同的小群体，形成大众传播的非群体化倾向，受众可以从各类信息传播者提供的信息中分门别类地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2．2信息文化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话语信息传播方式，出现了计算机语言、短信息、网络语言等新的信息传播语言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手机等现代化的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伴随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新的信息文化也在日渐形成和不断完善，并被人们所接受。语言作为我们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如今的地位却受到了计算机语言、短信息、网络语言的冲击，成为人们在新的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传播语言之一。
2．3信息文化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改变了以前作为被动信息接受者的局面
由于信息资源日益丰富，加之信息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普通社会成员不再满足于单纯信息接受者的角色，而是不同程度地介入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Web2．0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大众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只要上网就可以开创自己的博客、评论自己感兴趣的热点、与别人针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成为网络百科全书的编写人员，等等。信息文化冲斥的现代社会中，大众的思想不再禁锢在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需要更能体现其个人参与的新的信息传播。
2．4信息文化使传统的信息“把关人”的角色更加强化
网络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用户可以自由地进入网络，利用多节点的联通访问，绕开信息“把关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不存在了。信息“把关人”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如信息提供者可以把关提供真实、准确的即时动态信息，深度的专题报道和分析，详细的信息咨询，点对点的针对性的个人信息服务等等，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信息服务；为用户网上信息查询和浏览提供向导；规范网络伦理。
2．5名誉、荣誉、商誉等社会评价和无形资产在信息传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企业、团体、个人、大众传播媒介、网络服务商等长期积累形成的名誉、荣誉、商誉等社会评价和无形资产，对于在信息文化环境中信息过载条件下，人们迅速识别可靠的信息来源，节省信息生产、传播及获取的成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名誉、荣誉、商誉，是在长期的生产、研究过程中，依靠优良的研究开发、经营管理、广告宣传、教育培训l等获得和积累的，获得和积累这些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智慧、金钱、时间、劳动等有形的和无形的成本，因而它们凝结着巨大的价值。信息生产与传播中的“马太效应”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此外，地位、声誉、知名度低的组织、企业与个人，可以依靠对知名度高的组织、团体与个人的模仿、联系、结合等手段，迅速获得在信息传播中的知名度，从而在传播中获益。
篇5：高校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机制的建立的论文
高校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机制的建立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机制
【论文摘要】新媒体时代，高校的传播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网络信息发布的隐匿性、迅捷性与话语纷乱给高校管理者正确有效引导校园舆论、化解公共危机带来了新的挑战。以此为背景，本文提出在高校中建立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机制，为有效引导校园舆论提供策略。
新媒体时代，高校管理者如何在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中积极引导舆论，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建立新媒体时代突发事件中高校信息传播机制，对于构建和谐高校有着重要意义。
一、将权威媒体引入校园
具有公信力的权威媒介是大学生获得信息满足的首选途径。在面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高校群体对权威媒体的依赖程度很高，不仅希望从中获得最新最快的信息，更希望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被引人权威媒体的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否获得成功。被引人高校的权威媒体应具有以下特点:
1、已建立应急信息处呈机制
权威媒体应急信息处置机制是指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权威媒体需要迅速做出反应，协调好各方力量以应对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一切负面后果，并遵行“第一时间原则”立即向公众发出权威的声音，控制舆论制高点。已建立起应急信息处置机制的权威媒体，才能在特殊时期和环境下，对高校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正确引导，抢占信息传播机制中的舆论至高点。
2、有重要信息核实机制
突发事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信息核实机制的重要性，遵循两条原则:一是畅通准确无误的信息来源渠道，较多地掌握真实信息。二是严格控制信息输出。保证对高校发布的所有信息都是经过仔细核实，在精心策划安排下，确定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
3、力推“第一时间新闻”
突发事件往往引发大学生对信息的极度饥渴和各类媒体的信息爆炸，权威媒体“第一时间新闻”的发布责无旁贷。“第一时间新闻”要注意高效处置迅速反应、选择专业权威的发言人，恰当引人高校之外的第三方，提供充实的数据和事例，公开诚恳地面对大学生群体的质疑，选择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媒介渠道进行发布。
二、建立人际传播机制
突发事件常常伴随着不可抗力造成的新媒体通讯中断，人际传播由于大量使用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非语言符号在沟通感情，弥合裂痕，建立相互信任上有更为优秀的表现，往往成为突发事件中大学生首选的传播方式。高校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机制的建立，不能缺少合理的人际传播机制。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填密的人际疏导，可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机制。
高校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已经进人了大众视野。10月25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
长期以来，高校的宣传侧重于静态、单向性的，而新闻传播是一种在动态交流中不断变化具有双向性的行为。高校宣传部门习惯于信息的单向输出，信息发布对公众的反应考虑较少，往往言出多门，情况介绍和数据披露不够规范。信息的不对称造成高校和公众双方都受到负面影响，影响了宣传效果和高校良好的社会形象。高校定期定时发布信息.可以加强学校与外部的沟通，尤其是在突发事件面前，更有利于化解矛盾，引导舆论。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高校在突发事件面前应对舆论的必然选择。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较好地实现与媒体沟通，将事件的真相告知学生，得到公众理解，提升学校的公众形象，既可以发挥社会沟通的职能，又能树立形象、引导舆论、控制信息。
三、发挥校园媒体的独特作用
新媒体时代建立高校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机制，还应发挥校园媒体的独特作用，形成危机预警和救助机制，建立起高效率的校园危机预警信息整合和反馈机制。
1、发挥校园新媒体的独特作用
新媒体时代面对突发事件的不可预知性，应该意识到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校园媒体中的独特作用。善用新媒体形式，对校园媒体资源进行忧化重组，优势互补，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更有效地发挥舆论导向、新闻传播和宣传教育作用。
2、管控校园手机媒体
调查显示，83.9%的大学生每天接触手机，并有49.8%的人每天使用手机2小时以上。手机已成为校园突发事件中不容忽视的媒体角色。突发事件中，手机媒体的传统功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和巨大影响，首先体现在第一时间的信息传播上。利用校园手机传递预警信息、利用手机媒体疏通大学生群体恐慌是切实可行的策略。
一是将手机媒体预警机制引人到校园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借助手机短信这一新型传播方式向大学生发布公共事件预警信息，这是塑造高校形象的一种新举措，也是高校人性化管理的必要措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与手段。
如设立校园内权威的突发事件手机信息发布平台。在校园手机信息发布上也应该设立一个易记的、权威的号码，一有突发事件，高校管理者可以通过这个号码发布预警信息。
二是利用手机媒体疏通大学生群体恐慌。“可能引起校园恐慌”的消极作用是手机信息最让人“非议”的最主要原因。鉴于大学生特殊的身份及经历，他们在接收和理解信息的能力上有一定障碍，能否通过手机媒体及时获得真实的危机信息和应对信息，就成为他们能否作出正确判断的关键环节。因此，为了避免由短信谣言带来的校园恐慌，对于危机事件的信息公布上，公开比不公开好，早比晚好，主动比被动好，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比用观念说话的方式好。
3、管控校园网络媒体
校园新闻网具有随时更新、滚动播出、信息丰富、图文并茂、迅速快捷等特点，影响甚广。突发事件中高校网络媒体的应对措施应成为高校网络媒体运营和管理者关注的`重点。
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校网络媒体几乎都是由学校相关部门主办的。通常来讲，主要有党委、学工处、团委等部门。本文所指的高校网络媒体主要是指官方的网络媒体。突发事件发生时，许多不法分子通过博客、论坛等发布不实言论，引发校园恐慌。突发事件中校园网络媒体管控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敏感时期提前做好计划，并安排专人负责专门版块的值班;二是后台关键字过滤技术。往往突发事件主要发在论坛、博客、评论等频道，可在用户上传内容的端口设置关键字过滤，并屏蔽相关敏感词汇;三是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在利用新媒体的同时，高校管理者也应充分警惕它可能造成的“瓦釜效应”。即在缺乏富有意义的重大议程时，由于某些不良趣味的诱因，一些卑微、琐细的议题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突发事件当中，常有一些个体炮制的肤浅、偏执甚至虚假的议题，由于小众追捧，网站失察提供平台甚至造谣并推进传播，最终导致了大学生轻信盲从和广泛传播。这种不良的议程设置会导致高校内流言四散、恐慌弥漫。除了利用各种手段加以应对之外，还应该建立和完善校内网民举报的受理制度、网络新闻信息公众评议制度。
4、善用校园广播媒体
突发事件中的校园信息封闭往往伴随电视、报纸等媒体工具的缺失，广播成为大学生的首选媒介。校园广播具有短、平、快的优势，是校园新闻传播的主体，在高校突发事件这一特殊情况下，校园广播在信息沟通和信息整合中有独特作用。
在突发事件面前，校园广播既是大众传媒、同时又扮演了通讯工具的角色，校园广播所具备的伴随性、即时性、互动性，使其在突发事件中新媒体工具因技术依赖而无法使用时，能迅速形成危机预警和救助机制，在信息传播、组织社会救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安排新闻发言人通过校园广播定期通报即时情况，设置轻松活泼的广播栏目传递观点，讲解对策等。
建立高校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机制，还应运用心理学、舆论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研究突发事件中高校信息传播机制的主体、效能及方式。探析如何在危急时刻加强信息传播的反应能力，通过传播的艺术性引导舆论。.
篇6：媒介融合背景下气象信息的传播-论文
媒介融合背景下气象信息的传播-论文
[摘要]当今气象信息的传播方式和渠道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本文对比分析了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各自传播中的特点、效果和不足之处，以及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焕发出来的传播特点、效果和优势，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对气象信息的传播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观点。同时，对媒介融合下气象信息传播的互动性以及两面提示等传播方式和技巧也做出了相应的阐释。
[关键词]传统媒体 新媒体 媒介融合 气象信息 意见领袖
一、媒介融合下传统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不足
传统的四大媒体主要包括了报刊、户外、广播和电视。这其中经常作为气象信息传播媒介的主要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当它们单独作为媒介传播气象信息时，共同特点是被时空所限。例如报纸依靠纸为媒介传播信息，属于空间性媒体，受到了空间的限制。广播和电视属于时间性媒体，在时间上稍纵即逝，一旦错过节目的播出时间，不能再接收到希望了解的信息。
例如，美国唯一的彩色版全国性对开日报《今日美国》，开创了采用整版刊登气象信息的先河。目前中国的《新京报》等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其优点是信息在空间上得以保留，可以反复阅读，并在人际间传播，但是其缺陷也是受到了空间的限制。一旦受众和报纸在空间上分离，信息的传播也就无法实现了。广播和电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便19点36分打开电视，比《天气预报》节目开播时间晚了5分钟，也会错过，无法接收到气象信息。
二、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和不足
除了在传播过程中，信息受到了时空的限制。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也存在不足。在传统媒体中，气象信息的传播都是单向的――符合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模式。例如《天气预报》的主持人作为传播者，把从中央气象台得到的气象信息，通过电视图形和语言，传递给受众――广大的电视观众，让他们了解天气情况。
但是随着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表明，信息的传播并非是单向、线性的。1954年，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受到了美国心理学家C.E.奥斯古德的观点启发，提出了传播的双向“循环模式”。该模式更贴近现实生活，我们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的角色定位，而且体现出了人类传播的互动性质。
但是反观传统媒体的气象信息传播，传者和受者角色分明，并不能发生转换，反馈和互动难以实现。这就使得传播的效果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传播效果的经典理论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的概念。大众传播的信息和影响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作为中介才能实现。
按照传播学理论，意见领袖是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 传递的两级传播。意见领袖是人群中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具有影响他人态度的能力，他们介入大众传播，加快了传播速度并扩大了影响。
成为意见领袖，应该具有以下特征:意见领袖社交范围广，拥有较多的信息渠道，对大众传播的接触频度高、接触量大;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一般分为“单一型”和“综合型”。在现代都市社会中，意见领袖以“单一型”为主，即一个人只要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很精通或在周围人中享有一定的声望，他们在这个领域便可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而在其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则可能是一般的被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一般处于平等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换句话说，意见领袖未必是大人物，相反，他们是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人，比如亲友、邻居、同事等。正因为他们是人们所了解和信赖的人，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也就更具有说服力;意见领袖并不集中于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而是均匀分布在深会上任何群体和阶层中。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他们与被影响着保持着横向传播的关系。
结合目前中国的情况，电视和广播当中播报气象信息的主持人和编导，以及报社负责采写气象信息的编辑、记者，他们是否能成为“意见领袖”呢?目前的气象新闻相关的编辑记者，大多是新闻院校毕业的人员，缺乏气象知识，其气象信息的来源大多源自对气象台人员的采访，或者气象部门的新闻稿。目前中央电视台的气象节目中，主持人和编导也大多无气象专业背景。如中央电视台晚间19点31分《天气预报》节目中的6位主持人，只有宋英杰是气象院校毕业，其他5位主持人都毕业于非气象院校。他们中的多数人并非都对气象这个特定领域很精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大多无法成为意见领袖，因此也无法完成“两级传播”。
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受众的需求和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并不匹配。在气象信息的传播中，缺少了意见领袖。使得有些生涩难懂的气象术语，没有被意见领袖转化为受众喜闻乐见的信息，就直接出现在大众传播中，影响了传播的效果。
三、媒介融合时代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不足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是相比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出现得晚的媒体，例如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状态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气象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利用网络，在天气论坛上发帖传播气象信息。在开心网等社交网站上记录天气，或者预报天气，让自己的好友看到，再通过好友的，让好友的朋友了解到气象信息。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实现了传者和受者角色的互换，信息实现了双向的互动。
但是仅仅依靠新媒体传播气象信息，尽管可以知道谁接收到了信息，但是信息传播面相对较窄，受者人数少于传统媒体。例如本人在开心网上的好友221人，仅通过这个社交网站，能看到本人发布的气象信息也局限在200多人。例如10月31日本人在开心网上写日记，预报北京次日可能下雪，当时转帖的人只有2人。由于预报准确，当本人再次在开心网上写日记，预报北京11月10日有暴雪的时候，转帖的人数增加到10人。而转帖的10人中，好友数也不超过300人，加上还有这10人中的好友有半数左右的重叠，实际看到这条信息的人大约不超过1500人。目前中国讨论天气人气最高的网站论坛为台风论坛，截止到1月1日，会员28266人，每日发帖量约1300贴，折算一下大约5-10%的网友参与天气的讨论，每天的气象信息大多在1000多人当中传播。相比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万人以上的覆盖面，新媒体的传播范围要逊色很多。
此外，通过网络或者手机等新媒体获取气象信息，通常花费要高于广播、电视。以北京为例，20使用北京联通宽带，1M带宽的包月费是138元。一份报纸的价格也大多不超过2元，一个月不超过60元。北京地区歌华有线电视的收视费每月只要18元。收听广播，完全是免费。因此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比，使用的费用要低廉很多。
四、媒介融合时代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和不足
尽管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比，互动性强，但这如同一把双刃剑，带来的弊端就是缺少权威性。因为在网络上，特别是论坛上发表和气象信息相关的言论很容易，门槛低，即使不是专业的气象人员，也可以发表传播自己的观点。例如，台风论坛日最高发帖量可达3262帖。这样庞杂的信息量，造成的结果就是信息过载，并缺少权威性。对于没有气象专业知识的普通百姓，看到大量意见相左的气象信息，无法判断哪一方的预测结论是正确的。
而手机短信传播气象信息时，通常受限于字数较少，不利于将天气变化表达清楚。而且因为可以对短信进行编辑，修改或加入自己的观点，之后再转发给其他人，这样就难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此外，当今的手机屏幕大多较小，使用手机观看天气预报的视频，很难看清楚天气预报的图形。而且在3G大规模应用前，网络速率较慢，手机电视无论是声音还是图像效果都无法和普通电视相比拟，可以说更像是“手机幻灯”。这样的传播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五、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传播特点、效果和优势
21世纪以来，各种媒体趋于融合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媒体之间的融合需要关注的主要有两方面: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以及新媒体之间的融合。比如网络媒体和广播、电视相融合，这样就可以在网上点播节目。网络和广播、电视的结合可以弥补传统媒体受到时间限制的缺陷。即时错过了原节目播出时间，或者节目播出时没有听清楚、看清楚的地方，也可以通过网络反复收听、观看。使用手机收听广播目前也轻松实现。
此外，通讯技术和终端技术的发展，使得报刊等空间性传统媒体也可以焕发活力。具备无线上网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可以使人们摆脱空间的束缚，在能找到无线网络的地方读书看报，不再需要纸质的报纸。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也使得信息的传播可以实现实时互动。常见的有电视或网络直播中，受众利用网络或手机发来评论。
新媒体之间的结合，比如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结合，也有利于气象信息的传播。通过手机上网，特别是3G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使得手机上网变得方便快捷，真正实现摆脱时空的束缚，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满足对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当人们在户外，遇到了糟糕的天气，或者出差旅行，需要了解气象信息时，手机上网的优势会凸显出来。因此不难理解，美国手机用户上网访问最多的网站排名第一，就是美国的天气频道(The Weather Channel)。而且手机媒体整合其他媒体，会凸显其互动性和便携性，是未来媒介融合的大趋势。真正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候”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因此如何将气象信息通过手机整合其他媒体形成的新媒体进行传播，也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六、媒介融合下气象信息的传播技巧
气象信息的传者应该努力成为意见领袖。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媒体资源，了解大众的需求，并对大众的关注点适度引导，关注阴晴冷暖以外的气象信息。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论坛，从中发现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契合热点给出专业的分析。但是要求分析尽量深入浅出，充满趣味性，并且能引起思考，形成信息的反馈和互动。因此，气象信息的传者需要具备专业的气象学和传播学背景。这样才能将专业的气象信息，转换为大众通俗易懂的生活信息传递给百姓，实现两级传播。同时了解大众的需求，发现并解答大众关注的气象问题，实现信息传播的双向互动。
除此以外，传播的表达方式也应该高度关注。传播过程当中，即便是同一个传播者，运用同一种方式传达同一内容的信息，在不同对象那里引起的反应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传播效果的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比如，在预报天气时，采用“一面提示”还是“两面提示”?当天气形势明朗的时候，最好选择一面提示。通常一面提示能够对某个观点做集中阐述，简洁明快、易懂。但不宜过分强势和肯定，以免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受者心理产生不快。当天气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应该选用两面提示。比如下雪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时候，可以分别给出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让受者充分了解背景信息，这样无论天气的实际结果如何，都不会出现严重的错误。但是两面提示，会使得结论比较复杂，受者理解的难度增加。
此外，在传播气象信息的时候，以什么方式“打动”受者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因为信息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往往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零下20℃这样的气象信息对于大多数人属于无用信息，没有概念。如果转化为滴水成冰、感觉耳朵、鼻子被冻掉这样的直观感受，就会给人深刻印象。而且针对冷空气引发的剧烈降温等信息，使用含有人情味的提示，比直接命令式、向下传达的口气好，更容易令人接受。例如，提醒老人在使用取暖设备的时候小心被烫伤，室内烧煤取暖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提醒在外地的儿女给年老的父母打电话问候一下，还有对于独居的老人，邻里之间也多加关照，以免冷空气带来的天气剧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因无人关注，出现意外。
七、总结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气象信息的传播有着不同的特点，也有着不同的缺陷。但是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气象信息的传播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需要气象信息的传者努力成为传播过程中的意见领袖，传播过程中注意互动性、妥善选择“一面提示”或“两面提示”，传播的信息带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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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医药文化下的信息素养教育改革着力点论文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不断发展，大量的信息不断充斥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但同时也让身处信息社会中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复杂而且更难解决，尤其是对于医学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循证医学的嵌入式教学要求医生对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加工、利用、评述”，这对新时期医学专业的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本文基于对现阶段医学专业的学生信息素养存在的问题，提出大数据背景下医学信息素养教育的创新发展策略。
［关键词］医药文化；医学信息素养教育；循证医学；大数据；信息问题
1信息素养与临床医学
在现阶段，人类对事物的控制、使用必须首先通过对信息的获取、处理方能间接实现。信息行为成了人类实践的先导乃至主导部分：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人—信息—事物”的间接关系甚至是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在医学临床诊治中，获取医学诊治的证据并不是循证医学的最终目的，还需要对证据的可靠性、客观性、契合性进行分析与评价，直到获取能够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最佳证据”。新时期的医学信息素养教育要强化引入循证医学教学理念，实际教学中要注重将医学信息素养教育的“信息查找”与循证医学的“信息求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在信息开发与利用中的高层次批判性思维和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能力，这样才能为临床诊治决策提供具有高度准确、极具应用价值的“最佳证据”，也极大地提高了新时期医学专业学生的综合信息素养。
2医药文化视角下的信息问题探索
随着大数据时代对于医药卫生信息领域的不断洗礼，笔者对当下信息社会暴露出的主要医药信息问题进行了分类归纳，医学信息素养教育也应对此进行发展和完善，主要包括医药文化领域中的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两个方面的问题。
2．1医药信息超载问题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医药卫生信息超载问题的产生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首先，从“人”本身出发，人的信息加工能力从认知心理学角度上来看是有限的，而信息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量急速增加和快速流动，这使得人本身有限的信息加工处理能力无法与信息的增速相匹配，造成信息超载的高频率发生。其次，从客观环境来看，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得信息搜索和信息获得的渠道得到有效的支持，大量信息可以无成本、快速度地进行传播，但互联网发展的模式较为自由，缺乏有效的管制和约束，使得无效、低价值的信息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因此，信息超载现象所导致的工作效率低下、信息迷航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改善。
2．2医药信息污染问题
随着医药卫生信息空间的不断扩展，信息资源中混入了具有欺骗性、误导性的大量信息。信息污染主要表现为信息过载、信息失真、信息垃圾、信息文化侵蚀、信息误导、信息干扰、信息恐慌、信息病毒等。信息污染现象的存在会降低医药信息资源利用的效率，长期存在会使搜寻信息的成本大于获得信息的价值，造成临床实践中的证据有失公允和准确，不利于循证医学信息资源科学性和公信度，阻碍临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网络普及性的加大，信息极大地影响了大众的价值观，网络具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功能，大量不良信息的长期充斥和散播会造成价值观的扭曲和社会导向的不适宜。
篇8：医药文化下的信息素养教育改革着力点论文
3．1对于医药信息用户来说，应进一步提升临床信息处理的能力和医学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系统越来越多元，如何识别信息、获取实用有效的信息成为信息超载问题解决的根本手段。因此，应不断获取信息技术发展程度的相关信息，积极学习信息获取的最新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查询、信息处理、信息鉴别以及信息管理的能力，善于运用信息处理的方式，明确需求信息的`方向和类别，并且从心理上正视、重视信息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避免面对信息过于多元情况下的心理问题，才能使信息问题影响最小化，进一步避免信息危害的扩散。
3．2对于医药信息承载方来说，应进一步优化医药信息搜索引擎，净化医药文化素养教育环境
比如信息过滤技术的研发和发展，就可以有效缓解信息负荷的问题，从信息传递源头上尽最大限度杜绝不良信息、垃圾信息的传播和扩散。技术的进步开始追求对信息搜索的效率和准确性，因此从网络技术研发的角度来说，应紧跟信息快速增加的现状要求，推动可操作、可兼容的搜索引擎，避免无效、不良信息的随意散播，有效减少可能会造就污染的信息随有效信息通过传播途径进行扩散和相互传递。同时，信息犯罪的手段和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备，应对这一系列信息危害也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不断创新发展。
3．3对于医药信息监控方来说，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宏观管制
医药卫生环境下信息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信息市场秩序的相对混乱和信息交易的缺乏统一规范，因此，一方面应规范、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为信息素养教育的有序运行保驾护航；同时应在网络管理制度上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工作和运营信息交易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在规章法律制定的基础上，应加强信息安全和信息伦理的思想教育，普及大众信息伦理的意识。可以进一步从知识产权、避免歧视、诚实可靠等几个角度给计算机用户制定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从而在硬性规定的基础上培养对信息规范的意识。
4结语
大数据背景下，循证医学的深入发展为现代医学信息素养教育的提升与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21世纪是医学与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已成为科技领域发展进步最迅速的学科，医学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医学知识“老化”进程和更新周期不断加快，信息技术在医学领域日趋广泛应用，临床医疗和医学相关科研工作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未来医生及研究人员面临着不断扩大的工作领域和日益复杂的临床诊疗和科研等工作。以医学信息获取、评价和利用等处理能力为核心的信息素养是大数据时代医学人才综合素养的核心，信息素养能力将成为今后临床医疗及医学相关科研工作的重要条件和必备素养。立足当下，面对医药文化环境中的信息问题，要不断提高信息素养教育水平，培养学生在信息开发与利用中的高层次批判性思维和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能力，这样才能为临床诊治决策提供具有高度准确、极具应用价值的“最佳证据”，从而推动大数据时代医学信息素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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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云秋，冀惠玲．医学本科生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策略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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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基于搜寻匹配视角的代言人负面信息影响机制研究的论文
基于搜寻匹配视角的代言人负面信息影响机制研究的论文
基于搜寻匹配理论，本研究提出：消费者对代言人负面信息的感知可诊断性，以及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的可匹配性，是影响消费者对代言人及所代言品牌态度改变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通过一系列的预实验与主实验，采用3×2组间因子设计，验证了主要假说。实验结果表明，当代言人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相匹配时，消费者对代言人及代言品牌的态度改变最大。
关键词：代言人；负面信息；搜寻匹配视角
一、引言
名人代言是许多行业普遍采用的一种营销策略。现实中关于名人代言人的各类负面信息经常出现于媒体中。比如韩寒“代笔门”、李阳家暴事件、北京奥运会前夕刘翔退赛、“艳照门”丑闻等。当面对代言人负面信息时，企业采取的决策差异很大：有些企业中断代言关系，有些企业延缓与代言人的合作，还有一些企业则仍继续保持与代言人的关系。企业采取哪种策略取决于这些负面信息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如何感知和评价负面信息。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代言人负面信息的相关影响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且指出这种影响受到一些因素的调节作用。其中，大多数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道德型负面信息及其对代言人与合作企业的影响，而鲜有对能力型负面信息影响的研究。此外，还未有研究结合代言人的形象定位对其负面信息影响进行考证。本研究基于搜寻匹配视角，深入探析代言人形象与负面信息类型的不同组合对代言品牌的影响，以期为企业代言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二、理论基础
关于态度改变的一些研究表明，当负面信息对已有态度构成挑战时，人们会将已有的态度与新信息一起并入修正后的态度中。这些理论的共有假定是之前态度的信息基础很少有影响。例如，在修正的锚点驳魇阅P椭校这种假定涉及之前的态度是作为与负面信息的刻度值综合考量的锚点。他们的观点是修正的幅度只是负面信息的刻度值相对于之前态度的一个函数。类似的假定也隐含着社会印象的评价蔡崛∧P屠砺壑小
pham和muthukrishnan认为，相比上述这些模型所假定的，之前态度的信息基础对之后态度会有更大的影响[1](p18)。他们提出的搜寻匹配理论表明，当接收到对之前态度构成挑战的负面信息时，消费者首先会在记忆中积极搜索支持之前态度的信息。在支持态度的信息被提取时，它们不仅用于保护之前的立场，而且也被用于评估负面信息的可诊断性。有关比较与选择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在心智上对目标之间的比较涉及三种类型的关系：共通点；在同一维度上可匹配的（或可比的）差异；持有独特属性的不可匹配的（或不可比的）差异。markman和medin也认为，相比共通点与不可匹配的差异，可匹配的差异在判断与选择中占据更大的影响权重[2](p117)。muthukrishnan、pham和mungale也发现，消费者将可匹配的挑战信息感知为更多的可诊断性及对目标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继而做出更大的态度改变[3](p228)。fabrigar和petty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由情感或认知方面的新信息所导致的态度改变的幅度是由之前态度的信息基础决定的。即情感基础的态度对于情感方面的新信息更为敏感，而认知基础的态度对认知方面的新信息更为敏感[4](p363)。总之，搜寻匹配理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原有态度基础相匹配的新信息，可能导致更多与新信息相关的精细加工及更大的态度改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7月第12卷第4期吴秋琴，等：基于搜寻匹配视角的代言人负面信息影响机制研究
三、假说形成
rindova、pollock和hayward认为，名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品牌，因为他们受到专业化管理而且他们拥有与品牌类似的额外联想与特征[5](p50)。作为一种品牌，作为经常出入于公众视野内的媒体人物，代言人往往有不同的形象定位。biswas、biswas以及das将代言人分为专家型与名人型，并且比较了这两种类型代言人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不同作用机制[6](p17)。但他们对这两种类型代言人的划分界限并不清晰，因为有些名人型代言人也被认为是其工作领域中的专家，而且因其工作表现出色而成为名人[7](p39)。
结合本研究的相关情境，我们将代言人形象划分为三种类型：能力型、道德型、能力兼道德型。能力型代言人是指公众对其形象的认知是基于该代言人的能力相关的行为信息。道德型代言人是指公众对其形象的认知是基于该代言人的道德相关的行为信息。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是指公众对其形象的认知是基于该代言人的'能力相关与道德相关的行为信息。此外，基于以往的研究[8](p196)，我们将代言人负面信息划分为两种类型：能力型与道德型。
企业所选择的代言人往往是其目标顾客持有正面态度的代言人[9](p433)。根据搜寻匹配理论，当消费者接收到代言人负面信息时，他们会积极搜索其记忆中支持其正面态度的信息，比如代言人形象相关的信息。检索到这些信息后，他们会在心智中对已有的支持信息与新信息进行比较。因此，本研究认为，消费者对代言人态度改变的幅度取决于其负面信息的感知可诊断性，继而取决于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之间的可匹配性。当消费者接收到代言人负面信息时，他们会提取有关代言人的形象定位信息，并将它们作为信息基础用于评价负面信息。当负面信息类型与代言人形象不匹配时，即能力（道德）型负面信息出现在道德（能力）型代言人身上，则该负面信息更可能被感知为不可诊断，消费者从记忆中提取的有关代言人的形象信息就被用于保护之前的态度。然而，当负面信息类型与代言人的形象相匹配时，即能力（道德）型负面信息出现在能力（道德）型代言人身上，则该负面信息更可能被感知为可诊断，态度会被按照匹配阶段所确定的改变幅度被修正。而且根据平衡理论，对代言人态度的改变会导致对代言品牌态度的相应改变。white、goddard和wilbur的研究也发现，当受试暴露于名人代言人负面信息时，代言关系中情感的负面转移会发生[10](p32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型代言人，相比对于道德型代言人，消费者做出更大的代言人态度改变（a）与品牌态度改变（b）。
h2:当接收到道德型负面信息时，对于道德型代言人，相比对于能力型代言人，消费者做出更大的代言人态度改变（a）与品牌态度改变（b）。
在现实情境中，许多代言人的形象不仅仅是单一的能力型或是单一的道德型，还涉及双重的形象定位，即能力兼道德型。对于这种双重形象的代言人，不论是出现能力型负面信息还是道德型信息，消费者对其认知的态度中总有一部分未受到质疑。因此，虽然负面信息会瓦解代言人态度的某一部分，但另一部分认知仍然可用于支持对代言人的正面态度。比如，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消费者对双重形象的代言人的认知中仍保留着对其道德形象的正面态度。这种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部分匹配的情况，相比完全匹配的情况，由于消费者持有的部分认知未改变，他们对新的信息会做出更多平衡性的加工处理。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相比对于能力型代言人，消费者做出更小的代言人态度改变（a）与品牌态度改变（b）。
h4:当接收到道德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相比对于道德型代言人，消费者做出更小的代言人态度改变（a）与品牌态度改变（b）。
四、研究设计
（一）预实验
为了避免已有经验知识对受试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的是虚拟的代言人及代言品牌。代言人形象与负面信息类型皆是通过实验操控来实现。我们通过两轮预实验确保对代言人形象设计与负面信息设计的合理性。在预实验1中，让75名受试在阅读三种代言人宣传册中的一种之后，对代言人的相关看法及态度评价做出回答。结果表明，受试的想法与对代言人形象的操控预期一致（f=094，p>010）。在预实验2中，让42名受试对两种代言人负面信息中的一种进行评价，之后列出相关想法并对代言人态度量表做出回答。结果表明，这两种负面信息的不利程度无显著差异（f=033，p>010），受试对代言人的负面评价无显著差异（f=107，p>010）。
（二）主实验
受试。受试来自成都几所大学的在读大学生。尽管我们采用的是学生便利样本，他们被认为对于本研究是合适的，因为他们可以代表本研究中使用的产品类别的目标细分市场。研究中采用的虚构品牌lafika是一种运动服装品牌，其目标市场就是这些经常消费这类产品的年轻人。
测量量表。综合以往研究，我们对代言人及代言品牌的态度测量采用4个题项的7级量表，包括非常不喜欢/非常喜欢、非常负面/非常正面、让人讨厌/讨人喜欢、印象很差/印象很好。
鉴ahluwalia、unnava、burnkrant的成果，我们对负面信息不利程度的测量采用11级利克特量表形式，从非常不利（-5）到非常有利（+5）[11](p203)。
程序。主实验采用3（代言人形象：能力型、道德型、能力兼道德型）×2（负面信息：能力型、道德型）的组间因子设计。代言人形象与负面信息类型皆是通过实验操控来实现。我们将187位受试随机分配到6组中的任意一组。具体步骤如下：第一，告知受试相关的实验流程。第二，让受试观看体育明星的宣传图片及个人介绍等相关资料，并写下对该明星的相关想法，完成测量对其态度的测量量表。第三，让受试观看其代言品牌的平面广告，并完成代言品牌态度的测量量表。第四，为了减少天花板效应，让受试参与一次约8分钟的填充任务，主要涉及他们对现实中某些明星及品牌的认知。第五，在填充任务完成之前，主持人中途打断受试，告知有条该明星的额外信息被遗漏。第六，让受试再次写下对该明星的更多想法，并完成测量代言人态度、品牌态度的量表。第七，让受试继续未完成的填充任务。第八，为筛选受试是否有需求意识，让他们写下本实验的可能目的。第九，让受试评价负面信息的不利程度，填写个人信息。
五、实证检验
（一）实验操控检验
对于代言人形象的操控检验，首先对受试在看完代言人介绍后的相关想法进行分类统计，结果与预期操控一致；其次对不同形象组中受试对代言人的之前态度进行anova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受试对不同形象组代言人的之前态度没有显著差异（f=084，p>010）。
对于代言人负面信息类型的操控，首先对负面信息的性质进行检验，除了1名受试，其他受试对该报道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其次对不同信息组中受试对负面报道的不利程度的评价进行anova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两种负面信息类型条件下的均值没有显著差异（f=041，p>010）。另外，有2名受试的回答中涉及实验的部分目的。他们的回答数据也被删去，因此，纳入后期分析的样本量一共是184份。
（二）假设检验
首先，我们分别将代言人态度的改变、代言品牌态度的改变作为因变量，以代言人形象与负面信息类型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值均大于010）。
其次，我们以代言人态度的改变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型代言人（m=251），相比对于道德型代言人（m=141），消费者做出更大的代言人态度改变（f=1197，p<005）；当接收到道德型负面信息时，对于道德型代言人（m=270），相比对于能力型代言人（m=166），消费者做出更大的代言人态度改变（f=927，p<005）。而且，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m=171），相比对于能力型代言人（m=251），消费者做出更小的代言人态度改变（f=742，p<005）；当接收到道德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m=185），相比对于道德型代言人（m=270），消费者做出更小的代言人态度改变（f=622，p<005）。可见，假设h1a、h2a、h3a和h4a得到验证。，我们以品牌态度的改变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型代言人（m=133），相比对于道德型代言人（m=064），消费者做出更大的品牌态度改变（f=444，p<005）；当接收到道德型负面信息时，对于道德型代言人（m=152），相比对于能力型代言人（m=067），消费者做出更大的品牌态度改变（f=1058，p<005）。而且，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m=077），相比对于能力型代言人（m=133），消费者做出更小的品牌态度改变（f=351，p<010）；当接收到道德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m=096），相比对于道德型代言人（m=152），消费者做出更小的品牌态度改变（f=362，p<010）。因此，尽管部分结果仅是边际显著，但假设h1b、h2b、h3b和h4b也得到验证。
最后，我们对受试在看完负面信息后相关想法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接收到负面信息后，匹配组的受试（m=306）比不匹配组的受试（m=238）提及的相关想法更多，f(1,121)=1421，p<005；比不完全匹配组的受试（m=252）提及的相关想法更多，f(1,121)=9777，p<005。可见，当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相匹配时，相比不匹配或不完全匹配时，受试在心智中进行了更多的精细加工，继而导致了更多的态度改变。这也呼应了pham和muthukrishnan[1]的研究结论。因此，这些结果揭示了消费者在接触负面信息后的心理过程，进一步证实了假设h1h4。
六、总结与启示
我们基于以往文献对于代言人负面信息影响研究的不足，提出应将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的匹配性纳入研究框架之中。根据现实的观察与理论的推演，我们将代言人形象划分为能力型、道德型与能力兼道德型三种类型，并以此为基础探析了代言人形象对不同类型负面信息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代言人的选择及管理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讨论
名人代言已成为众多企业普遍采用的营销策略。然而，名人代言人出现的各类负面信息也成为困扰合作企业的难点问题。名人代言人负面信息影响研究为企业完善代言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以往文献从不同视角考察了代言人负面信息的影响。till与shimp基于联想学习视角，提出名人负面信息对代言品牌评价的影响受到一些因素的调节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品牌的联系集大小、代言人的联系集大小、负面信息的公布时间、品牌与代言人的联系强度等[12](p67)。louie与obermiller基于责任归属视角进行的研究表明，负面信息中代言人的责任水平会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与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而且不同责任水平会受到企业与名人代言人关系阶段的调节作用，继而影响企业代言决策[13](p41)。money等基于国家文化视角，提出集体主义文化相比个人主义文化会扩大名人负面信息对其代言产品的影响[14](p113)。johnson基于情感认知视角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代言人的认同强度亦会对负面信息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15](p100)。本研究基于搜寻匹配视角，提出消费者对代言人及代言品牌态度的改变取决于代言人负面信息的感知可诊断性，继而取决于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的可匹配性。因而本研究为名人代言人负面信息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对于代言人负面信息影响研究与企业代言人管理决策具有一定的贡献。首先，名人代言涉及负面信息影响的文献大多局限于对道德型负面信息的影响研究，但对于能力型负面信息的影响却较少关注。我们通过理论推演与实验验证，结果表明当接收到能力型负面信息时，对于能力型代言人，相比对于道德型代言人，消费者做出更大的代言人态度改变及与品牌态度改变。其次，本研究首次将搜寻匹配理论的成果引入代言人相关的研究领域，提出当代言人负面信息与代言人形象相匹配时，消费者对代言人及代言品牌的态度改变更大。第三，本研究对企业代言决策有相应的启示作用。在评估代言人负面信息的风险时，企业决策者应先界定负面信息的类型，然后结合代言人的形象综合分析它们的影响。在选择代言人决策中，为平衡各种负面信息的综合风险，可考虑采用双重形象的代言人，即能力兼道德型代言人。此外，由于代言人各类信息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企业可考虑事先与代言人签订行为约束合同或购买“耻辱保险”等策略。
与其他类似研究一样，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验中采用的样本是大学生群体，尚未对非学生样本进行实验。而且，实验材料中涉及的代言人及代言品牌均是虚构的，可能会影响到生态效度。在现实中，对代言人的能力型形象与道德型形象是难以完全区分的，故而本研究采用虚构的代言人，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之一。此外，我们虽然已经将代言人形象与负面信息类型纳入研究框架，但并未涉及消费者对代言人的态度认知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不足也将作为未来研究继续开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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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建立网络信息传播系统的保障机制论文
建立网络信息传播系统的保障机制论文
如今，世界各国正在面临着一个紧迫的课题，就是如何改善网络信息传播现有的各种系统隐患，如何使得先进、积极的信息占领网络传播阵地。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所以，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研究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且艰巨的任务。
1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1.1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是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将此体系运用到实践中去。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实际情况，分析网络传播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
1.2多样、协调性原则
完全保护措施不可能是绝对完全的，任何安全保护措施都有可能被攻破的，因此我们的网络信息传播体系也不能只依赖于单一的安全体制，我们应该建立更多的防御体系、建立更多的安全体制，各个防御体系还需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以最大可能地达到安全的目的。在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中解决网络信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息的保密与披露之间矛盾，这一点上，要做到坚持网络信息保密与开放共享相互协调的原则。网络信息保障体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个工程中就企业和个人必须要协调配合、协同作战。
1.3综合性、总体性原则
任何保障体系应该从其整体的角度去分析他们在网络信息传播安全中的影响作用，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工作程序的综合协调。在实现网络信息传播全方位保障这一目的时，也应该考虑到技术保障、法律保障、人才保障、管理保障等的综合作用，才能达成可行、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2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结构流程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有检测体系、安全防护体系以及管理体系三部分。在构建安全保障系统过程中，要以法律为保证、技术为基础、管理为生命线。
1）检测体系。检测体系是用来储存病毒以及网络攻击者入侵的记录和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策略。
2）安全防护技术体系。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主要是在网络出现异常信息的时候进行拦截，使用信息安全技术对网络信息进行安全防护。
3）管理体系。有的通过技术不能够发现的网络信息是需要有人为的方法以及手段进行防护的，这时就需要人参与的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的体系的管理体系了。管理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接受者与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研发者的互动平台，根据信息接受者的反馈我们可以实时地完善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
3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流程的分析
下面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结构流程分别进行分析。
3.1检测体系
1）对病毒和网络攻击者的入侵进行记录。对网络信息传播做风险分析是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基础部分，把所有出现过的网络攻击者和病毒记录储存在相应的检测数据中心，在网络信息进入保障体系的时候，通过检测体系可以检测得到该信息是否与数据库中原有的信息相匹配，如果是匹配的话，需要进行拦截；在数据库中没有检测到类似的记录的话，就需要由安全防护体系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测防护。
2）安全策略的规划。网络信息保障体系安全策略不可能永远完全适合信息系统和网络环境的需求，而网络信息传播又是一个循环的动态过程，因此安全策略的制定必须要做到不断完善、循序渐进，在规划策略的时候还要对其可操作性和动态性有充分的研究和考虑。
3.2安全防护技术体系
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防火墙。防火墙是一个迫使所有连接都接受检查，控制进入网络权限的一个系统。
2）病毒、网络攻击者入侵检测系统。在防火墙检查的过程中，系统对信息攻击防火墙的检测并做出的相关的反应。
3）安全审计系统。网络安全审计系统是根据用户设定的安全控制策略，实时地统计网络的数据流，对网络使用对象的活动进行审计的软件。
4）网络病毒防治体系。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不断地进步发展，但是由现状得知网络上的各种病毒、木马、蠕虫及恶意代码的传播速度和危害性也越来越强了，因此安全防护体系也得随之不断的更新，而且安全防护体系是网络信息进入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最重要的一个门槛。
3。3管理体系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管理体系有以下两种：
1）网络把关体系。据我们所知任何网络信息传播活动都离不开人工的活动过程，在传播活动中只要有人的参与，就需要有网络把关体系。在网络中，把关体系主要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微观的把关主要是网站的把关和用户自己的把关。宏观层面的把关，则实际上是获得了政府的网络管理部分授予的把关权利，属于政府直接把关。
2）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为了达到创建良好的法制信息环境的目的，必须通过监督和立法，打击和处分违规的网络信息传播者，做到依法行事才能够使得网络信息传播有更好、更稳定的发展。
总而言之，现如今，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和深入，本文结合了国内外相关的标准和原则，以网络信息作为实践，运用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学、管理学等科学理论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综合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信息保障体系的构建结构的结论，这为以后的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研究工作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篇11：论文：企业离职信息传播涟漪效应及消极影响分析
摘要：近年来,企业员工离职问题人力资源领域研究的焦点。本文以人员关系网络理论为基础, 运用信息传播理论,分析离职信息传播的涟漪效应,并且初步分析和探讨了离职人员对在职人员影响。
关键词：关系网络 离职信息传播 涟漪效应
一、导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加速资本市场的活跃和劳动力市场的紧缩,逐渐打破了企业高信任度的传统劳资关系。高居不下的员工离职率不仅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成本,而且可能带来重要客户流失、商业技术泄密、企业竞争力下降等负面影响,从而加大企业经营的风险。因此,企业员工离职问题成为了近年来人力资源领域研究的焦点。但目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引起个体离职的影响因素和模型分析上,很少人涉及离职人员对在职人员的影响作用。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中出现这样的现象:一、当一个或几个员工离职后,紧接着迎来更多的员工提出离职申请;二、当一名或几名员工离职后,在职员工将出现工作懈怠现象,情绪波动较大。本文以员工关系网络为基础,运用信息传播理论,分析研究离职人员对在职人员的影响。
二、员工的关系网络
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社会网络结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疏的差序原则来构建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国人在社会行为取向上是一种关系的取向。这种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就像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在企业中,每个员工都有着跟自己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而这些人都成为了员工主体关系网络上的“点”。这些“点”可根据与主体感情或信息来往关系亲疏程度依次排列为:亲戚、好友、邻居、师徒、同学、同事及同乡,与主体关系越亲密的点越靠近主体中心,反之亦然。在关系网络上,通过“边”来连接这些“点”,“边”可以表示可代表各种社会关系。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发生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某些特定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方式,常常代表的是具有某些具体内容或者实质性的现实发生的联系。
三、涟漪效应
涟漪效应亦称连锁效应或者多米诺效应,是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杰考白库宁提出的,指若干个相关事物的有套路的大联动和连锁反应,即只要一个发生变化,其他都跟着发生连锁反应。就像在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一块石头,形成的涟漪会逐渐波及很远的地方。导致涟漪效应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保护性反应和模仿效应。保护性反应就是别人做了,我没做,我就会损失,于是我也做。模仿效应就是一群人看到有人破坏规则,而未见对这种不良行为的及时处理,就会模仿破坏规则的行为。
涟漪效应实际上包含以下两种情况:对内效应就是行为人实施的破坏规则行为对行为人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对外效应就是行为人实施的破坏规则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影响。这里主要讲的是对外效应,即通过破坏规则行为所蕴含的各种信息和引起破坏规则行为的其他破坏规则行为的信息来对群体产生影响的。员工的离职行为这种破坏规则行为所包含的离职信息主要有:
1.离职行为主体信息
它包括离职人员和受其影响的在职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性格嗜好、职业、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家庭成员情况、经济基础、关系网、工作环境等情况。
2.离职行为原因信息
至今对员工离职的原因研究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三层: 社会层次(劳动力市场活跃状况、经济因素)、组织层次(组织变革、组织特性、组织公正、工作态度、工作性质、人际关系、培训等)、个人层次(人口统计学因素、心理与家庭因素)。离职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不同,可以反映不同员工的行为趋向、心理状态等。
3.离职行为方式信息
员工离职的方式主要有:自动离职、擅自离职、公司解雇;员工离职引发在职人员其他行为的信息主要有:离职意向扩散信息、离职后续反馈信息。
四、离职信息激发“涟漪效应”的过程分析
在复杂互动的员工关系网络之中,每个“点”可视为信息传播主体,“关系”表示信息传播主体之间的某些特定的联系,所以“边”则表示信息传播的途径或路径。“主体”与“关系”共同构成信息传播的`“场域”,从而形成中心主体与其他主体的信息传播的关系网络。
1.传播网络
从一名离职人员A的关系网络的开始分析:主体A旁边连接着三个主体B、C、D,通过图中可清楚地看到A处于核心信息源的位置优势把紧连的B、C、D三个关系网络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网。一旦主体A产生离职意愿或者直接发生离职行为,她就成为了心智信息的核心扩散者,引起的离职信息将会通过跟其他三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把离职信息扩散到他们意识中。信息传播效应不断扩大,其他主体B、C、D的附属关系网络(个人的或组织层面的)继续将离职信息扩散出去,进一步推演,则极有可能形成离职信息传播的庞大网络,明显的具备了信息扩散的“涟漪效应”。中心主体A的离职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投下的一块石头,激起的水波会向四处扩散,会泛起圈圈涟漪,由里向外发散,逐渐减弱。
2.离职信息运动模式
员工关系网络的基本结构、各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及其关系决定了离职信息运动模式。
在员工信息传播网络中,信息运动模式主要表现有“辐聚型”和“随机型”两种形式。辐射型模式即强关系“连接”,在高度不确定性情境下,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个人倾向于通过建立强关系获得保护,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公司里,强关系连接的人群主要是指社会特征较为相似、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的员工,他们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在某些存在的互动关系形态上较亲密。离职信息在这种关系中的运动模式特点主要表现为各主体之间的来往较为密切,离职信息交流较为充分,所以相对各接收主体来说信息的可靠性高,而离职的信息传播范围来说相对较小,只在这个团体中形成相对封闭的系统。而“弱关系”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具有较高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员工。由于人员之间关系疏远,因此信息沟通很不充分,所以离职信息在这种关系中传播相对各接收主体中信息的可靠性较低,但是弱关系连接比较容易在不同的团体间传递非重复性的信息,这样就使得接收主体获得的离职信息更加丰富,离职信息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一点。
五、离职信息传播对在职人员影响研究
离职信息传播作为一种特殊信息传播形态存在于复杂互动的关系网络中,所以它在传播中受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如不同主体的意识形态、利益背景、心理因素的变化、媒体之间以及媒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影响、不同主体间意见的交换与
态度的改变等等直接影响各个“主体”的行为;同时,通过影响其他“主体”的态度和认识使其在中心主体出现离职情境下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离职信息对在职人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
1.离职信息对在职人员工工作表现影响
在企业中随着离职人员的增加,离职信息传播的越广,对员工工作表现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随着离职者的离开,在职人员将会更加关注有关他的工作方面的后续信息,在获得信息后,他们会把自己的工作条件与离职者的新工作条件进行比较。当比较的程度越高,且在职人员的自尊相对较低时,在职人员会报告了较低的工作满意。第二对组织承诺的影响。随着离职人员数量的增加,离职信息传播越广,使得他们对于公司的忠诚度产生质疑,从而影响到组织整体士气和效能。总之,离职信息给在职人员的心理影响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反应,从而会影响他们的离职意向,处理不好,将会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对组织整体士气和效能产生影响。
2.集体离职
在关系网络中,离职主体在团体中处于“领导者”角色,与其他主体之间以信任为基础,以友谊或工作为纽带,在团队中建立起的关键地位。当他离职时,由于在这个特定组织中其他在职人员受他离职的涟漪效应更加强烈也产生了想要离开组织的意愿或想法。在许多大型公司中出现最多的是“跟随主管”现象:由于企业某管理人员的主动离职,在他/她的影响下,其手下人员也同时或陆续离开了企业。这种集体跳槽的现象一般发生在公司高层管理者、市场营销以及技术研发等核心人群当中。
六、结语
上述离职员工对在职人员影响分析表明,离职人员是以社会网络结构为基础,通过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强弱来实现离职信息传播,从而对其他公司成员产生离职的“涟漪效应”。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员工流失所带来巨大的显性和隐形损失,也积极的采取一些措施来保留自己的核心人员,但很多企业忽略了在发生离职后的及时控制。当有员工发生离职的时候,企业应该根据他所在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角色,来设置不同级别的离职信息处理措施,尽量避免离职“涟漪效应”的发生,或者是即使发生效应时,也可以控制信息传播的方向、速度和范围,不会严重影响在职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甚至是集体离职。
企业领导对人员离职的后续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助于他们针对本行业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把握、控制员工离职的行为和离职信息。从而使企业能更有效地吸引、留住和激励人才,稳定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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