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本文共8篇，欢迎您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农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
摘要：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于信息服务的强烈需求，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农村信息服务发展成绩斐然，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显现。
通过对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概况以及影响农村信息服务效果的因素即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农村信息服务人才队伍、农民素质等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了提高农村信息服务效果的对策与建议，为更好地发展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篇2：农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推进农村信息化，积极支持农村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是当前指导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方针[1]，这对于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助推农民驶上致富的“高速路”指明了方向。
农村信息化是促使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向信息生产要素转化、带来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革新、为农业发展提供新机遇的重要条件。
21世纪是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沟通成为了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成为建设现代农业、拓展农村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措施，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需要各地、各部门下大力气开展农村信息化服务工作。
信息化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它不仅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消灭贫困、奔向小康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转变农村乡镇基层政权执政理念和“促进主体平等、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方式之一。
信息化的推进和由此带来的现代理念改变了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农村居民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沟通方式与行为方式，从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基础。
虽然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已具备较好的基础，但纵观整个农村信息化建设进程，发现中国的现状是农村地域广阔、地形环境复杂多样、居住相对较分散、农民可支配收入较少、无法承担支出较高的通信消费等，这些因素制约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任重道远。
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农村信息化要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要以农民为主体，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走“低成本信息化”发展之路[2]。
因此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广大从事信息化工作人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以互联网方式构建宽泛的为“农民、农村、农业”提供政务、商务、服务的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不断探讨农村信息服务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5]。
1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概况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是结合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信息服务需求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信息服务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开展农村信息服务工作，要从中国当前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村发展实际出发，依托现有硬件资源，建设发展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6-10]。
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二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1]，中国农村网民达0.846亿人，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率不断提升，互联网正高速向农村地区渗透。
另据统计，中国已有7万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近15万个农村合作及中介组织，近150万农村经营大户，260多万农民经纪人[12];广大农民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市场经营主体，既需要政府的公益性信息服务，又迫切需要商业性信息服务，以更好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13-18]，因此中国农村信息化领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篇3：农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
摘 要:基于对江苏、江西、内蒙、云南、安徽五省(区)756户农户的信息服务调查,运用支付意愿方法,得到上述地区农户的信息服务支付意愿,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的因素除了农户家庭和生产等一些常见的特征变量外,还有农户所在社区信息服务可及性等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应增加投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
关键词: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
一、引言
信息资源已成为农业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而且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体进行经营活动的重要依据。
随着新的经济形势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户信息服务需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是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市场化诱发了农户对信息服务的新需求;二是农户信息服务的需求差异日趋明显。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上述变化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清晰地了解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农村信息服务供给难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农户信息服务就其属性而言,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因其服务对象具有天然的弱势性,以及这种服务对公众或社会的发展有利,具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使得提供服务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所以一般将这类服务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徐小青,)。
而政府无疑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承担着主要责任。
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基于“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模式,农户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难以满足农户公共服务的需求(王小林,)。
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只有很好地满足农户的需求,才是有效的供给。
关于农户信息服务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学术界对其供给方面讨论得较多,而很少对农户这一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体的需求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江苏、江西、内蒙、云南、安徽五省(区)农户对信息服务的支付意愿来揭示农户的需求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农村信息服务投入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及模型选择
(一)研究假设
农户也是理性经济人,能够对其所支配的资源进行有效安排。
当农户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他会选择那个能给他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因此,当信息服务给农户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的最大化时,他才愿意为服务支付费用。
应用数学表达式为:D(R)=P{(E-C)>R},其中,E为农户支付信息服务费用的预期收益,C为农户的支付成本,R为农户当前的收益,D(R)为农户愿意支付信息服务的决策函数。
该模型表明,只有当期预期收益扣除支付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目前收益时,农户才会做出支付决定。
该模型中,农户的支付成本和当前收益的确定较为容易,而预期收益则取决于农户自身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前述对农户理性人假设的探讨,本文将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农户个人基本特征。
主要指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是否村干部等情况。
从理论上来说,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支付意愿成正相关,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信息服务的支付意愿越强;而农户的性别、年龄对其信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可正可负。
(2)信息诱导因素。
根据HicksHayamiRuttanBinswanger假说,农户的耕地禀赋和收入会对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产生影响。
在本文中,笔者选用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农户家庭兼业类型以及农户家庭年通讯费用支出额作为影响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诱导因素。
(3)信息服务可及性因素。
信息服务可及性是影响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四个变量来研究信息服务可及性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农户通讯设施拥有情况、农户是否能收看到与农业有关的电视节目、最近二年是否参加过农业信息服务技术的培训、是否参加农民专业协会。
(二)模型选择及解释变量说明
Logistic分析被广泛地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回归分析中,该方法把分类的因变量通过Logit转换成分类变量的概率比,从而成为连续的有区间限制的变量。
而且Logistic函数还具备了收益递减的变化性质。
在本文中,当农户有支付意愿时用1表示,反之用0表示。
为了检验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其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本文建立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选择模型,应用756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影响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各种因素,我们建立了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实证模型。
即:
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f(农户个体特征、信息诱导因素、信息服务可及性因素、其它因素)
由于各地的经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差异,一般来说,东部、南部地区农户比西部、北部地区农户的信息意识要强,经济发达地区农户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息意识要强。
所以在模型中我们设立了省份虚变量,以江西省为对照。
本文中,因变量为“是否”愿意为信息服务有所支出的一个二分变量,因而考虑用非线性概率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最为合适,在本模型中,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数据由表1给出,Z是以上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可表示为:
Z=β0+β1GEN+β2AGE+β3EDU+β4GOV+β5LAN+β6CAR+β7EXP+β8TEL+β9PRO+
β10TRA+β11COR+β12DP+μ
其中,μ为残差项。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笔者在―间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行为进行的若干次调研。
为了使研究更具代表性,选择了东、中、西部各1-2个省份,覆盖8个县,12个乡镇,27个村,756户农户,开展了县、乡、村、户四个层次的实地调研。
调研地点包括东部地区的江苏省灌南县、江阴县,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芜湖县和灵璧县、江西省弋阳县,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省陆良县、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区和清水河县。
这八个县的经济发展指标分别在东中西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调查涉及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来源、信息服务情况以及对目前信息服务的评价等方面的信息。
调查采用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共计收回问卷810份,经由人工检查剔除有关本研究中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54个,有效样本756个。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统计,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如下:
(1)年龄。
在样本农户中,各年龄段的比例分别为:20~30岁的农户占9.63%;30~40岁的农户占27.78%;40~50岁的农户占26.32%;50~60岁的农户占25.35%;60岁以上的农户占10.92%。
(2)文化程度。
样本农户中,不同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分别为:文盲或不识字的农户占17.30%;小学以下的农户占35.67%;初中占37.25%;高中占8.58%,大专和大学的占1.19%。
在内蒙、云南、安徽以及江西,样本农户中不识字及小学以下农户所占比例均超过50%,江苏此比例仅为23.18%,大多数农户为初中及高中文化(见表2)。
(3)土地面积及家庭人口、劳动力情况。
在样本农户中,户均耕地面积11.64亩;户均饲养牲畜11.82头;户均菜地(果园)面积1.40亩;内蒙古的户均耕地面积和牲畜饲养头数较高,分别为24.58亩和28.68头。
家庭平均人口数为4.43人;家庭平均劳动力数为3.07个;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4.72%。
(4)家庭通讯及信息接收设施拥有情况。
农户家庭已普遍拥有通讯及信息接收设施,例如,样本农户家庭拥有1台彩电的农户占67.99%,拥有两台以上电视机的农户占10.40%,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内蒙古地区还有15.19%的农户家庭没有电视机。
其他通讯设施,如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为28.77%,手机为10.80%,还有1/3强的家庭无电话或手机,这一情况在云南地区接近70%(见表3)。
注:农户兼业类型是根据其生产性纯收入的结构来划分的。
1.农业收入份额在80%以上的农户;2.农业收入份额在50%-80%之间;3.非农收入的份额在50%-80%之间;4.非农收入份额在80%以上;5.收入来源超出上述定义的农户。
(5)职业分布。
样本农户在一年中从事最多的职业是种植业,占样本总量的85.34%;其次是养殖业,占22.23%;到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户占9.47%。
调查发现,各地区农户兼业现象发展不一,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兼业现象较为普遍,江苏省仅有2.85%的农户为纯农业户,而纯非农业户的比重接近60%;西部地区的云南、内蒙古农户兼业比例相对较低,内蒙古自治区的纯农业户比例高达58.33%(见表4)。
(6)家庭收入来源情况。
样本农户的收入来源与农户的职业分布呈现出一致性,但是也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云南、内蒙地区的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收入,均超过80%,其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也较低,而江苏、江西、安徽地区的农户家庭收入中虽然农业收入仍是其主要来源,但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较高,尤其是江苏地区,接近90%。
农户家庭收入中来自打工的收入占30.80%,安徽地区这一比重更是高达44.65%,反映出安徽省是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省(见表5)。
四、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使用Eviews 3.1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易丹辉,),结果见表6。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LR(似然比)统计值=135.3244,McFadden Rsquared(似然比率指标值)=0.1605,说明该模型整体拟和程度较好。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农户是否愿意为信息服务有所支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一)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
由表6的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农户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是否村干部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性别在模型中达到了显著且符号为正,这表明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性别同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即男性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要强于女性农户。
可能的原因是男性通常在农户家庭农业生产中起到决策作用,因此男性相对来说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强。
年龄变量在模型中达到显著且符号为负,这表明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户的年龄大小与农户的信息服务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越弱。
这可能是年龄大的农户,文化程度有限,相比年轻的农户来说,他们对于信息服务这个新生事物,不太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的缘故。
村干部变量在模型中达到了显著且为正值。
这说明村干部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对信息服务需求的意愿较强。
这可能是因为村干部往往充当村里的信息员的角色,农业信息服务部门的信息技术培训往往是先对各村的村干部进行培训,然后再由村干部在村中进行传播和指导,因此村干部对于信息服务需求的意愿较强。
在本研究中教育变量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与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对信息服务支付费用的选择只是农户的一种意愿上的选择而并非实际的选择有关。
(二)信息诱导因素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信息诱导因素中除家庭兼业类型变量外,家庭耕地面积、农户家庭年通讯费用支出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家庭耕地变量达到了显著水平且符号为正(模型估计结果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家庭耕地面积大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接受信息服务,可能是因为家庭耕地多的农户采用信息服务容易产生规模效应所致。
这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家庭耕地面积是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一个诱导因素。
农户家庭年通讯费用支出变量在模型中都达到了显著水平且符号都为正,但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偏小,这说明虽然农户的家庭通讯支出越多,他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会越强,但是这个强度相对于其他变量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偏弱。
家庭兼业类型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低,其中只有农业兼业户虚拟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其余的兼业类型虚拟变量均不显著。
从相关系数来看,相对于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纯非农业兼业户更倾向于自我服务,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供给质量不高,无法真正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解决农户的实际问题所致。
(三)信息服务可及性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是否参加过农业信息服务部门的培训达到了显著水平且符号为正,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自我吸收能力有限,迫切需要信息服务部门的技术人员通过培训和指导,以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信息技术的使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国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提供了思路,农业信息部门应加强对农民进行信息技术的培训。
可以看出,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即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强。
可能的原因是,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有部分是专业大户,这部分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较高,另一方面,专业合作组织一般都有定期开会讨论的制度,农户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生产经营事宜,相比没有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来说,信息联系和沟通要方便及时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参加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
五、结论与讨论
回归结果表明,农户在做出是否愿意支付信息服务费用的决策时,不仅受到自身个体特征和一些信息诱导因素的影响,还受其信息服务可及性特征的影响,这些因素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农户对于支付信息服务费用的净收益评价。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信息服务建设的投入。
一方面,增加各级财政在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农村信息服务建设的投入,提升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农村信息服务的建设,拓宽农村信息服务筹资渠道,通过税费减免、土地优惠等政策鼓励和吸引各种社会力量投资于农村信息服务建设,降低农户信息使用成本。
(2)加强基层信息服务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基层信息服务机构所承担的任务面广量大,为此要加强培训,不断提高基层信息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服务水平(钟娟 等,2006)。
同时,鼓励服务机构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机制创新,通过市场化运作,形成农民可以承受、服务机构也有相应报酬的利益共同体。
(3)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教育与培训。
重点培训村组干部、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纪人等具有较强信息需求的服务对象,提高他们对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处理分析能力,再依靠他们把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篇4：信息转换的影响因素
摘要：信息转换是战略研究与组织研究的重要主题。
本文基于知识转换的内涵分析了影响信息转换的因素，从信息特点、组织特点及网络特点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阐述，并总结了影响信息转换的因素。
关键词：信息;信息转换
1引言
竞争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使得组织的知识成为公司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公司需要获取新的知识来谋求生存与发展，知识对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它影响到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新产品财务绩效等许多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学习理论、演化理论、网络理论等视角来考察知识转移相关的问题，并取得了丰富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知识转移的层次和影响因素等方面。
但对于影响知识转移因素的文献，还需要区分组织内与组织间的知识转移的异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等。
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影响组织内与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因素，表明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该现象的理解，有助于拓展相关理论。
2 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
2.1 知识转移的内涵
Teece(1977) 从成本转移的角度首次提出了知识转移的概念，认为技术的国际转移能积累大量的跨国界的应用型知识。
此后知识转移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企业发展的重要主题。
在此基础上，后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知识转移的内涵进行了一些深入分析。
Inkpen等在分析网络中社会资本对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时，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网络成员受其他网络成员经验影响的过程;Bou-Liusar等(2006) 在分析战略性知识资产转移问题时，认为知识转移是指公司的单元间(内部转移)或不同公司间(外部转移)的知识交换。
Easterby-Smith等 ()将知识转移定义为一个组织学习其他组织经验的实践(event);Wijk等(2008)认为，组织的知识转移是一个过程，指的是组织的行为者(如团队、单元或组织)交换与接受其他组织的经验和知识，并受之影响，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知识进行吸收和消化。
通常来讲，知识转移是知识从来源方到接收方间转移的过程，目的是有利于知识在组织内或组织间的流动，从而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2.2 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
组织的知识是嵌入在组织的个体、组织、群体和网络中的，以往研究得出了许多影响组织知识转移的因素，包括所转移的知识特点、特定的组织特点、社会关系以及网络特征。
在此，我们将影响组织知识转移的因素划分为：知识本身的特点、组织的`特点及其网络特点三类。
(1)知识特点。
知识本身的特点是知识转移的一个重要前因，主要包括：
第一：隐性知识。
它通常难以清晰的表达，是扎根于特定情景的行动、参与和使命，一般只能通过观察理解其涵义并通过实践获得。
隐性知识很难模仿，对组织会产生很大的潜在收益，Simonin() 认为，复杂和隐性的知识更难转移。
第二：复杂性知识。
它影响了知识转移的能力和所吸收的速度。
知识越是复杂，组织越是难以理解它的全部内涵，其完整的转移就愈加困难，也难以被接收方理解。
第三：因果模糊性。
它使得竞争对手很难理解公司是如何创造竞争优势的，缺少理解造成了难以模仿。
虽然因果模糊性不能保证公司保持竞争优势，但它至少创造了模仿的障碍。
Simonin()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的模糊性与知识转移是直接负相关的。
Wijk等(2008)的分析显示，知识的模糊性是影响组织知识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
(2)组织特点。
主要包括组织的吸收能力、转移动机、学习意图或动机等。
第一：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
它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识别新知识的价值并吸收和应用这种知识的能力。
来源方需要吸收能力评价传递给接受方的知识价值;而接受方的吸收能力受到它过去的经验、文化和知识保持能力的影响。
Lane等(2001)的研究表明吸收能力有利于公司间的知识转移;而Gupta 等()的实证研究说明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的数量 (amount) 有很大贡献，它对组织间和组织内的知识转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转移能力。
来源方需要组织内的转移能力，使其能把知识以有效的方式传递给接受方;而接受方需要依靠组织内的转移能力在组织内传播知识，使得它能消化和应用。
第三：学习动机或意图。
来源方的转移动机和接受方的学习意图决定了知识转移的程度，Pérez-Nordtvedt等(2008)的跨边界的知识转移实证研究表明，来源公司的转移动机和接受公司的学习意图对知识转移有正的影响;Gupta等(2000) 的研究表明了学习动机(意图)对转移的知识量有正的影响;缺少获取知识的动机导致转移过程中的“粘性”或困难。
(3)网络特点。
Nahapiet等()在分析网络中的社会情景作用时，区分了组织网络层面的三个主要维度：结构的、关系的和认知的维度。
从网络视角看，企业处于一个与外部相关组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络组织环境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竞争，同时也存在很多的合作，表现出企业之间的竞合的动态性关系，这比组织内的知识转移涉及更多的因素，也更复杂。
影响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因素主要包括权力关系、信任和风险、结构和机理，以及社会联结四个方面。
2.3 影响组织内与组织间知识转移因素的对比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组织内与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存在一些不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比组织内的知识转移更加困难、复杂，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关联。
组织内的知识流动主要是垂直式的，从母公司到各单元，更多受到转移的组织情景的影响;而组织间的知识流动主要是水平式的，涉及不同组织，且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 (如表现的权力关系)影响了该组织获取与接受新知识的便利程度。
Wijk等(2008) 的研究表明，组织内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关系量(如表现的社会联结)和公司在网络中地位的中心性(如同时表明了权力关系、结构及机制的属性)，这些因素对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更重要。
3 结论与总结
根据以上的分析，组织内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存在异同点。
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是信息理论，都涉及知识的特性、来源方、接收方和具体的情景方面;两者也存在差异。
比如，组织内的信息流动主要是垂直的，而组织间的信息流动主要是水平的。
而且，公司的层级结构既影响了组织内的，也影响了组织间的信息流动。
组织内的知识转移，是基于组织内部联系而发生在知识的各个主体之间的转移;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涉及不同的企业文化、民族文化，权力分配、信任等问题，因而更加复杂和困难。
一般而言，组织内与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是不同的，影响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也有所区别。
即使对同一种知识，影响其在组织内转移和在组织间转移的阻碍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组织内部，员工交流比较频繁，转移的知识大部分是以经验等为载体的隐性知识，知识的粘性程度比较高，复杂性较强;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企业会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知识搜索，接收方的主观意愿比较强。
可以看出，对组织内而言，知识的来源方中的主要阻碍因素是知识来源方的主观意愿，而不是知识接收方的主观意愿。
参考文献：
[1] Pérez-Nordtvedt， L.， Kedia， B. L.， Datta， D. K. and Rasheed， A. A. (2008).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cross-border knowledge transfe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5， 699-729
[2] Gupta， A. K. and Govindarajan， V. (2000). 'Knowledge flow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473-96.
篇5：内控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摘 要：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直接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业绩、财务报告质量和法律法规遵循情况，本文以X年深交所上市公司563家的年报为样本，通过对年报中关于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状况总结，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受到财务报告质量以及财务状况是否异常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萨班斯法案;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多元回归
一、导论
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在披露内控信息时都是笼统带过、只说好话， 信息含量较低，总体披露质量不尽如人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编制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实评价意见更是没有，我国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披露重视程度比较低。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的披露状况如此不尽如人意?带着这个疑问作者研究了深圳上市的563家公司年报中内控信息披露情况。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X年563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强制性披露要求下我国上市公司的执行和内控披露质量情况。
本研究将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完整性分为8个指标值进行分析，分别为企业内部控制机构设置、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和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承诺、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企业内部控制风险评估、企业内部控制措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沟通、企业内部控制监督检查。
内控信息披露指标包含4个以上的作者认为披露质量较高。
采用深市X年上市公司所有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563家信息资料，按公司性质将它们分为22个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0家;建筑业10家;电子业24家;批发和零售贸易业29家;信息技术业和计算机应用服务业32家;医药产业36家;食品饮料业22家;综合行业29家;机械设备业93家;文化传播业3家;农林牧业11家;印刷造纸业12家;社会服务业22家;家具制造业2家;交通运输、仓储业17家;房地产行业24家;纺织业27家;采掘业7家;金融、保险业6家;金属非金属业55家;石化塑胶业73家;其他制造业9家。
本文中所用的财务数据均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上市公司年报，相关数据的处理和检验都是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的。
(二)研究假设
在非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根据信息经济学的信号传递理论，高质量或者有好消息的公司通过传递信号(披露信息)可将其与其他公司区别开来;市场也会对此作出积极反映，通常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上升，而那些不披露信息的公司则被认为是低质量的或不好的消息，其股价预期会下降。
此作者选用ROE(权益报酬率)作为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
因此，提出假设1：ROE越高的上市公司，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越完善，披露的动机越强。
根据我国相关证券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如果财务状况出现异常，其股票交易将被特别处理(即ST)，以提醒投资者注意。
为了证实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是否可靠、公允，以向外界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如果一家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可能间接地反映出该公司内部控制存有某种不足。
因此，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
提出假设2：财务状况异常致使其股票交易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自觉性较差。
本人对X年深市563家公司年报中内控信息披露的整理，内控披露标准采用各个公司上述八项披露指标值个数的平均数整理，总资产自然对数按照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的平均值整理。
基于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内控信息披露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相关性较小。
这也与方红星()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的结论相同。
所以提出假设3：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方法
根据蔡吉甫(2005)建立的回归方程，因为我国有试点地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X年好多公司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着此项改革，所以对于非流通股和国有股对内控的`影响予以剔除。
将蔡吉甫建立的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ROA用ROE替换来反应公司的盈利能力。
作者依据上述的研究假设，建立下列回归方程进行实证检验。
NKPL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变量，根据披露规范，根据上述内控信息披露八个指标设计的设计，当上市公司披露了其中4个及以上的指标时，内部控制信息时取1，否则取0。
ROE为净资产净利率，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
ST为特别处理变量，虚拟变量，当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特别处理时取1，否则取0。
sjyj为审计意见变量，虚拟变量，当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1，其它取0。
Lnasset为公司的规模变量。
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从上表2中可以发现，ROE比较好的上市公司会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二者明显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然这类公司内控信息的披露质量也与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的意见是正相关的。
相反，被中国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通常会与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二者是负相关的，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积极性明显不高。
上述结论与前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相符的。
三、实证检验的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结果如下：
表3列出了模型Logistic的回归结果。
从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变量ROE的系数为1.118，Wald值为6.51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盈利能力越强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变量sjyj的系数0.013为正，显著性有些差。
仍可以说明年度财务报告不存在质量问题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有很高的积极性。
ST变量系数-2.141为负，且统计系数Wald值显著，这一结果意味着，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缺乏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力。
此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相符。
表3Logistic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
从以上研究可知：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能披露自己的内控信息，但是披露质量并不高。
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受到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财务状况的显著影响。
可以认为经营业绩越好及财务报告质量越高的上市公司越有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力;而因财务状况异常致使其股票交易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较低。
本文研究结论基本上可以证明研究的假设。
因此从披露的内容上看应该规范上市公司详细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形式。
本文仅仅选用了X年深交所一年的面板数据，深指引规定下上市公司的年报已经披露完毕，对于指引实施前后深交所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情况和质量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为我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篇6：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影响因素及防范
【 摘 要 】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成为社会进步助力的同时，网络信息安全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本文简要分析了影响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主要因素，并就这些问题对网络信息的安全防范进行了探讨。
篇7：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影响因素及防范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是一个综合性多元化问题，安全防范策略要以“积极防御”和“预防为主”为原则，技术上要针对网络特点从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和应用层等多方面加强安全保护。
3.1 防火墙技术
防火墙技术是结合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对两个网络之间的数据流加以控制的系统防护技术。
防火墙配置示意如图1所示，它具有几项基本特性：(1)所有进出被保护网络的数据流必须都经过防火墙;(2)只有授权的数据流才允许通过防火墙;(3)防火墙自身对攻击、渗透是免疫的。
所有防火墙技术均依赖于对OSI模型中各层协议所产生的数据流进行检查。
检查的数据包越靠近OSI模型上层，该防火墙所提供的安全防护等级越高。
按照进行过滤的层次不同，可分为网络层的包过滤、会话层的电路级网关、应用层的应用层网关等三类防火墙。
虽然防火墙能提供网络的安全性，但其自身存在一定的技术缺陷，如对于防御内部的攻击、防范绕过防火墙的连接带来的威胁、阻止被病毒感染文件的传输、抵御数据驱动式攻击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目前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了相应的进展，如能大幅提高处理性能的自适应代理防火墙，可控制内部网络攻击的分布式防火墙等。
3.2 防病毒软件
防病毒技术是通过在系统中驻留程序实时监控内存、磁盘等关键点，通过病毒预防技术、检测技术和清除技术来实施系统安全保护。
常用的病毒检测方法有特征代码法、校验和法、行为检测法、软件模拟法等。
从功能上可以分为单机版和网络版两类防病毒软件。
目前随着防病毒软件的广泛应用，大部分病毒都可以被隔离或清除，但是病毒防范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对新型病毒的防范始终滞后于病毒出现、木马病毒的传播多样化等。
今后随着一些新技术融入到防病毒软件中将大大提高病毒防范水平。
如采用云技术的云查杀，可以利用功能强大的分散服务器组成的云系统迅速更新病毒样本库，查杀病毒快而准;利用动态仿真系统的主动防御技术可以自动监视、自动分析、自动判定病毒，并在其危害行为发生之前就对其进行拦截，达到主动防御的目的。
3.3 VPN技术
VPN即虚拟专用网，是利用公网网络构建成的虚拟专用子网，使得数据在安全的“管道”内通过公网传输。
从目前应用来看VPN主要有远程访问/移动用户的VPN连接和网关—网关的VPN连接两种类型。
VPN的安全关键技术包括隧道协议、访问控制、加解密技术、用户与设备身份认证及密钥管理技术等。
VPN典型网络拓扑如图2所示。
VPN技术实现了在隧道中传输加密的数据信息，因此安全性得到保证。
3.4 数字签名技术
数字签名是通过一个单向函数对要传输的信息进行处理得到的用以认证信息来源且核，信息是否发生变化的一个字母数字串。
其有两种方式：对整体消息的签名和对压缩消息的签名。
目前常用的签名体制有RSA、DSS、Hash、GOST、离散对数以及不可否认、盲签名和群签名等。
一个签名体制一般包含有签名算法和验证算法两个部分，当信息发出时数字签名也会同时发出，这样只要发生信息变化，就可在验证用户的数字签名时检测出来，从而确保了网络的安全性。
数字签名技术是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保障。
3.5 数据加密技术
数据加密是指采用数学算法变换数据的方法(密钥)对需要传输的信息进行加密，在接收端采用相应的解密算法(解密密钥)还原原来信息的技术。
加密策略有在网络链路层和物理层实现的链路加密、在传输层进行的结点加密、在应用层实施的端到端加密等。
密钥是数据加密的关键，常用的算法有DES、AES、RSA、IDEA、SAFERK64等，一般归为对称数据加密和非对称数据加密两种。
对称数据加密技术是指通信双方的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采用相同的密码体制，其算法简单且传输效率高，常应用在金融领域。
非对称数据加密技术是采取不同的密钥(公钥和私钥)对信息进行加密和解密，公钥用于加密，而私钥用于解密，这种算法较为复杂且传输效率低，一般应用于数字签名、身份认证和信息交换等领域。
3.6 入侵检测技术
入侵检测技术是通过对网络系统的关键点进行信息收集、分析，从中发现是否有违反安全策略的行为或攻击，以及时作出安全响应。
按照功能可以分为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和分布式入侵检测。
入侵检测是一种主动的安全防范，目前采用的关键技术有IP碎片重组、TCP状态检测、协议分析、HTTP解码、蜜罐和蜜网、文件和注册表保护、IIS保护、文件完整性分析等等。
如蜜罐技术，是故意设置诱人攻击的目标或故意留下一些安全后门吸引攻击者，以对其各种攻击行为进行收集、分析来找到有效的安全防护方法。
3.7 安全漏洞扫描
漏洞扫描是对网络或系统的安全脆弱性进行检测，以发现可利用漏洞的安全检测技术。
其通过漏洞扫描能提前获得可被攻击的薄弱环节，以便能有针对性的对漏洞进行补丁修复，实现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
按照扫描执行方式主要分为基于网络的扫描和基于主机的扫描。
其测试方法一般是扫描和模拟攻击。
扫描是通过与目标主机端口建立连接并请求如TELNET、FTP等服务，记录主机应答而收集安全漏洞信息。
模拟攻击是通过使用欺骗、DDOS等模拟方法对目标系统可能存在的已知安全漏洞进行检测以发现问题所在。
4 结束语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几项防护技术的综合运用，还涉及使用、安全管理等很多方面，因此需要根据实际网络情况建设相应的网络信息安全防范策略，提高网络的安全防护能力，打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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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常青.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安全及防范对策研究[J].信息安全与技术，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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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德祥.数码代密模块的软件设计与实现[J].信息网络安全，2012，(05)：15-16.
篇8：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影响因素及防范
网络信息安全一直是全球性的重要问题，既面临计算机病毒、木马、黑客攻击等等外部因素造成的数据破坏、假冒、窃取，又面临网络漏洞、软件缺陷等内部因素造成的信息泄露和丢失。
2.1 网络攻击
网络攻击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存在的漏洞或者安全缺陷对信息、数据进行窃闻、获取、修改、破环等，从而影响网络的正常使用。
目前网络攻击的对象不仅有个人计算机、企业网络、金融机构、政府的网站等，有的还涉及军事网络系统。
口令窃取、欺骗技术、后门攻击、指数攻击、端口扫描、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网络攻击的常见形式。
近两年随着网络安全防范技术的提高，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有了新的变化，如APT(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是对特定目标进行长期持续性的网络攻击形式。
2010年的Google 极光攻击中，攻击者持续数月监听并成功渗入Google内部邮件服务器，获得了特定Gmail账户的邮件内容信息及系统数据。
2.2 病毒入侵
计算机病毒是指对系统软硬件具有破环性的程序代码。
由于网络开放性特点使其成为目前最常见的网络安全威胁因素，具有寄生性、潜在性、可激发性、破环性和自我复制等特点。
病毒常利用电子邮件、附件和非法网站等方式实现入侵。
近几年，随着防病毒软件和云查杀技术的推广使用，像冲击波、熊猫烧香、机器狗等动辄感染量过百万的超级病毒已几乎绝迹。
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统计，木马病毒成为目前流行度最高的恶意程序，其利用游戏外挂、恶意网站、盗版软件和视频等诱惑性网络资源伪装欺骗用户来实现入侵，造成严重威胁。
如BMW 木马，全球首例可刷写主板BIOS芯片，能感染硬盘主引导区，控制系统文件加载恶意代码，使重装系统、格式化硬盘，甚至更换硬盘都无法将其彻底清除。
如替身偷号木马，它能替换常用软件中的正常文件，在这些软件运行的同时激活木马，从而对一些网络游戏实施偷号。
2.3 系统安全漏洞
系统安全漏洞是指计算机网络自身存在可威胁网络安全的软、硬件设计缺陷或错误。
包括网络协议不完善、安全防护设计缺陷、编程人员故意留有的“后门”等。
这些漏洞的存在如不及时进行更新或补丁处理，将成为不安全的潜在隐患，会被非法利用。
如2011 年11 月大量MSN 用户反映遭遇偷号，12 月CSDN(中国软件开发联盟) 的600 多万个账号密码在网上公开，都是网络系统漏洞被黑客利用，入侵数据服务器后“拖库”造成的。
2.4 信息传输安全问题
信息传输安全问题是指传送网络数据的有线或无线通信信道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如传输信道上设备老化导致抗干扰能力下降，电磁屏蔽措施不完善导致信息传输过程中向外产生电磁辐射等。
常见的安全威胁有窃闻、通信阻断、数据注入或篡改、客户端伪装等。
2012年曾发生侵入银行的通信传输网络，假冒银行终端的金融犯罪事件。
2.5 钓鱼网站欺骗
钓鱼网站是指仿冒真实网站链接地址及页面内容，或者在真实网站程序中插入危险代码，以此非法获取用户信息数据。
由于钓鱼网站只是仿冒、套用正常网站模板，一般不携带恶意代码，难以被传统杀毒引擎识别、清除。
钓鱼网站的传播主要通过聊天工具、广告投放、微博、论坛、仿冒邮件、恶意网站下载等，目前虚假购物、虚假中奖、仿冒银行网站、仿冒电子商务网站是其常见表现形式，危害用户的银行账号、密码、个人身份等私密信息。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两年钓鱼网站成为仅次于木马的`第二大网络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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