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教育的论文

时间：2023-10-24 08:52:13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论法学教育的论文，本文共12篇，欢迎参阅。

论法学教育的论文

篇1：论法学教育的论文

论法学教育的论文

随着我国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法律人才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可或缺的建设者，如何提高法律人才的质量水准，就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1法学教育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由普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和继续教育等同时并举的多种法律教育构成。

普通高等法律教育，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重要形式;成人法律教育，包括法律类管理干部学院、法律培训中心及普通高校中的成人教育学院等;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主要指政法或公安专科学校，司法职业高中等;各种业余形式的法律教育，主要指广播电大、函授大学、夜大、职业大学、自学考试等;各种非学历教育，指各种专业证书、岗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职业培训。

从法律教育的类型与性质来看，既有学历教育，又有非学历教育;既有学科教育，又有专业教育;既有脱产，又有半脱产和业余教育;既有正规教育又有非正规的教育。法学教育体系的庞杂，使得法学教育产出呈现“低入高出”的状态①。正是这种低门槛的入学条件，使得法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年年亮起“红灯”。

由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为法学专业亮出了本科生就业红牌警告。从就业蓝皮书提供的届至届主要专业门类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来看，法学专业分别为82.3%、86.7%、86.8%，连续三年垫底。近几年来，法学就业难的问题，并没发生实质性的改观。

2我国法学教育职业化的困境分析

2.1过度重视理论教育，忽视职业技能训练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于20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确定的法学教育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受到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务与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同时，其还对法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和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进行罗列。作为主要承担法学教育的高校，其中大部分只是落实了第一步，即要求学生完成对法理学、中国法制史等主干课程的学习，而对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并没有进行强制要求，即使有要求也规定得比较随意，有些学校甚至不要求实习的单位必须是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等与法律实务密切联系的部门或单位，只要有实习证明即可，实习期限也未严格按照规定中的“一般不少于20周”。故此，不难发现，目前一元化的教育模式很难做到法科生毕业即能胜任各种法律职业的既定目标。

2.2“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偏离“法”本位

“术业有专攻”，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体系庞杂，内容繁多，要想将其学好，本应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经历。而在实践中，有很多非政法类院校，特别是一些理工类院校，往往是以学校自身特色为出发点，学校开设的任何专业都要与优势专业挂钩，其它非法学课程挤占法学课时，在总学分学时一定的情况下，这些“特色课程”的大量开设，必然会挤占法学课程的开设，进而使得实践类课程极少，甚至没有②。这种教育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学校抱怨学生不好好学习课程知识，而学生埋怨学校大量开设与本专业无关课程，这些学生毕业后呈现的状态是其它课程没学好，法学专业知识也不扎实，最终在就业时处于劣势地位。为此，在笔者看来，让法学专业的学生，学习一些具有理工科课程，虽然可能利于部分学生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但是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资源“浪费”。法学专业应该有自己的体系完整性与系统性，特色类课程应当纳入选修课范围。否则，复合型人才将会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非正确的方向。

2.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欠缺

传统的法学教育并不注重法律思维、法律技巧的培养，以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为主，强制灌输书本知识，忽视培养学生实际处理案件的能力，学生遇到具体案例时，往往有着无法下手的迷茫和无奈。当前的法学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填鸭式”教育，难逃讲授式教育模式的窠臼，法学教师根据统编教材分课时与章节在规定的学期范围内讲授完毕，其教学任务即算完成，而学生通过以考前突击和死记硬背的方式通过期末考试，即算做该门课程已合格。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大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笔者认为，造成当前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欠缺的主要原因有几点：首先，“应试教育”模式造成学生对职业认同感低，只注重学历的获取。据笔者了解，很大一部分法科生，选择法学专业并非其意愿，其是在未获第一志愿录取的情况下，被调剂到法学专业，这在一些理工类院校的法学专业，尤为常见。其次，高等法律教育的课程设置基本不涉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学生无从接触职业伦理的内容。最后，“唯考试主义”的观点盛行。大多数法科生中存在“考试择业论”的思想，通过几个月的复习，顺利通过司法考试，拿到法律职业资格证之后就相当于拿到就业证，其本身没有对法学深厚的兴趣，进而没有对法律做深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动力，法律思维的养成又从何谈起?

3关于法学教育职业化的完善建议

3.1注重培养法律思维

任何一种思维习惯的养成，都离不开其行为的引导。法律思维也不例外，其养成离不开充分的法律实践。大学法学教育“不仅在于传授法律知识和方法，而且更在于培养法律精神和法治信仰，掌握法律思维方法和运用法律语言等等”③法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应当着眼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而法律思维的养成决然不能与法律实践相分离，法律思维其实是潜藏与法律的职业技能培训之中，比如，当你第一次审查合同的时候，不知从何开始，因为你仅仅是停留在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的层面，没能将抽象性的理念具化为实践，当你有着丰富的审查合同的经验时，你就会觉得审查合同应当注意哪些问题，从而快速完成合同的审查工作。只有不断的接触生动鲜活的生活事例，只有不断的体会新鲜案例，从法律实践中出发，才能形成法律思维。

最理想的法学教育是，一个法律人哪怕毫无理想主义的色彩、满心“名利思想”，但是当他阐发法律问题、解释法律条文时，却可以将法治的精神贯彻在其中。相反，一个法律人如果充满对“法治”的激情，却不懂得如何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它，仍然不是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3.2注重培养法律职业技能

“法律的生命在于运用”。法律职业化着眼于正规学校教育与训练，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的问题，使得法律人才的培养达到法律职业标准，法学教育职业化的进程也正是法律职业化的发展关键点。从宏观上考虑，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主要是公、检、法、司和律师等，这些职业主要从事法律事务，即使是以培养学术型人才法学硕士、博士，但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以从事法律事务为选择。所以法学教育体制的宏观设计还是应该立足于如何使学生具备能更好运用法律的能力，学生最希望的是通过法学教育能够为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正是社会对法学教育的首要要求。建立职业化教育模式是法学教育改革的一条重要思路，它走出传统法学教育只注重知识性培养的误区。法学作为一种应用性学科，其学习目的就是运用于实践，解决生活中的法律争端，而非纸上谈兵。传统的知识性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的研究和学习，这并不符合法律应用性本质要求。

开设实务技能课程，由具有实务经验的老师担任课程指导老师。具有实务经验的老师对课程的教授，将不会局限于法学概念的厘清和法律条文的解读，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亲身办案经历为样本，进行技能、技巧方面的传授，这其实是一个经验输出的过程，通过这种“经验”的输出，可以弥补才进入社会法科毕业生实践经验不足之缺陷。

3.3加大推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力度④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法学院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其是建立在法律诊所基础上的一种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它把学生放在教学的主要地位，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诊所式教育模式变被动性的接受为主动性的实践、变学习他人经验为亲力亲为的参与式学习、变分门别类的知识传授为综合素质培养。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法学院的培养目标直接定位于“培养健全的法律职业者”。9月，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的法学院引进开设了最初的诊所式法律课程。7月28日，由11个所院系发起成立了隶属于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的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但是目前我国开展诊所式法律的院校比例还很低。截至到，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成员单位为134个，在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630多所高校中，只有82个院校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共计开设不同主题诊所课程130个，内容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谈判和调解等领域。

与案例教学、模拟审判、法律援助等教学方式不同，诊所式法律强调的是“真实性”与“亲力亲为”，其处理的是客观真实存在的矛盾纠纷，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在老师的指导下提供法律服务，从而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把自己在课堂上学习的法律知识运用到真实的案件处理中。首先，法律诊所的活动是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真实的面对当事人，当事人来咨询案件主要采取的是口头表述的方式，这就要求学生具备速记的能力，能够在当事人口述完毕之后，理清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其次，法律诊所的教学方法是学生直面当事人的，与虚拟的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学生在给予当事人意见的时候必须要谨小慎微，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不能以主观的自我评判直接告知当事人，只要言之有理，学生的主观论述都是被认可的。法律诊所教育是最接近法律实践的教学方式之一，不仅有法律知识的应用、法律技巧的磨练还有法律职业道德的考验，是最为全面的检测法律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情况的手段。经过法律诊所教育的培养，可以完善法律知识的漏洞，熟练法律技巧的运用，感受法律职业伦理的力量，是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精英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

篇2：浅谈哈佛大学法学教育论文

浅谈哈佛大学法学教育论文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近年来，也日渐出现一些问题。法科招生的数量过多，以至于就业率堪忧;法科学生能力不足，以至于很多单位表示不满; 还有，法学课堂效果不佳、教授结构不均，以至于难以应对法学教育市场的需要等等。以上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的重视，并自2 0 1 1 年年底下文，决定实施“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简称：“卓法计划”)，希望借此提升我国法学院的教学质量、增加法科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关于“ 卓法计划”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不过在这个重大计划的实施背景下，如何深入法学改革，使前述计划的目的真正得以实现，确实是一个值得深人研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希望借助对哈佛法学教育的经验总结，对我国相关改革的推进有所启示

一、哈佛法学教育的经验

(一) 追求卓越：以运动员的目标定位法学院

在美国有很少版本的法学院排名。不过不论何种排名，位列前三的法学院地位几乎无可撼动，他们是耶鲁、哈佛和斯坦福。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美国，如果没有像运动员一样不懈追求“ 更高、更远、更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要达到或保持这一地位，自然没有任何可能。在多种排名系统中，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所做的排名影响最大。其排名依据主要包括下列指标; 申请难度( 包括录取率、对LAST 成绩、GPA 绩点的要求等); 教学资源( 包括图书资源、课程资源、师资力量等); 律考通过率; 毕业后9 个月内的就业率以及律师、法官和同行评价等。在上述所有的指标体系中，哈佛法学院均为个中翘楚，接近满分。上述信息早已广为公众所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近2 0 0年前，这所法学院曾一度面临关门的风险。哈佛法学院建立于1 8 1 7 年，是美国持续提供法律教育年代最久的法学院。但其建院最初十年其实非常困难：不仅学生不予认同，连聘任的教授也纷纷出走，一度仅剩一名教授苦苦支撑直到1 8 2 7 年，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斯托里受聘法学院院长，才逐步扭转了颓势。斯托里力主哈佛法学院要培养法律精英，并鼓励学生毕业后服务社会公众。从此，“ 精英教育、服务公众” 成为了哈佛法学院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

因为其定位于精英教育，因此哈佛对学生录取标准极高。以2 0 1 3 年入学的J D 学生为例，其LSAT平均成绩为1 7 3 分( 满分为1 8 0 分) ， GP A平均绩点为3 . 8 9 分(满分为4分) ，均接近满分，与耶鲁并驾齐驱，为所有法学院中要求最高的。因此很多人称哈佛法学院为世界上最难申请的法学院，此言不虚。要吸引最精英的学生，自然还需要最好的服务和最优的教授。在这一方面，哈佛法学院也从不含糊。尽管其刚开张时条件一般，但目前已经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很大的校园。该院共有1 9 栋楼( 其中用于教学办公的9 幢，校外1幢，另有1 个会议中心) ，其主要用途包括法律图书馆、教室、模拟法庭、教师办公室，还有独立的餐厅和相当数量的学生宿舍。其图书馆为美国甚至世界上最大的法律图书馆，拥有超过1 1 1 万册的藏书和几乎所有与法律研究相关的电子数据库，并有6 8 名员工提供全天候的高效服务，为学生在这个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提供帮助。法学院还设立了一个拥有6 2 名员工的庞大的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可以及时解决电脑软硬件各类问题，以方便学生和教师髙效打理各项事务。法学院技术团队的高效和人性化服务在哈佛校内也颇有名气。前不久，其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的主管也因其卓越的管理被提拔为全校的技术主管。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 哈佛法学院享誉全球，与其一流的教师团队密切相关。在哈佛法学院不仅产生了案例教学法的鼻祖朗代尔教授、社会法学派奠基人庞德教授等巨擘，在每个时期也在几乎所有法学领域拥有在相关学科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在美国很流行以论文引用率评价学术成果，稍加关注，你便会发现每个法科领域的排行榜上都少不了哈佛法学院教授的身影。当然，崇尚价值多元的哈佛法学院也没有把科研作为评价教授水平的唯一标准。法学院中不乏文章不多，但教材颇受欢迎，一版再版的教学型教授; 学术经验不多，但曾在实务领域有骄人履历的实践型教授; 或是论著不丰，但对政策或司法实践可以产生重大作用的影响型教授;可谓不拘一格选人才。尽管标准多元，但殊途同归，这些教授都非常优秀，而且大都很受学生欢迎。正是上述卓越的环境培养出了一批批的精英学生。历史上不计其数名人暂且略过，仅就当前而言，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正占据着美国最高法院9 名大法官中的5 席，当然更有美国总统的宝座。其影响力可见一斑。由于其“ 精英教育、服务公众” 的定位扎实精准，因此从招生到培养均有其全盘考虑。与耶鲁法学院相比，哈佛的招生规模更大，其J D、LLM的招生规每均在耶鲁的3 倍左右。

这样一来，尽管哈佛法学院的教授数量和藏书量均为耶鲁的2 倍左右，课程的选择面也更大，但生均资源便输于耶鲁，从而在排行榜上通常为耶鲁以全项满分蝉联第一，哈佛则居次席。不过，哈佛对此也并不在意，从未因此减小招生规模，因为只有培养足够数量的学生才能实现服务公众的目标。这保证了其学生在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校友资源可用，更加容易进人社会，拓展事业。与耶鲁浓厚的学术气息相比，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更加务实，参加各州的司法考试几乎一试即过，通过率明显高于耶鲁。以2 0 1 3 年的数据为例，哈佛法学院学生司法考试一次通过率为9 8 % ，而耶鲁仅为9 4 % 。可见，何谓“一流”，重点在于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实际的把握，而不在于某些排行榜的标准。“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才是法学院定位的最高境界。当然，定位明确之后，还需要很多代人秉着“更高、更远、更强” 的运动员精神，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方能有所成就。

( 二) 市场导向：以企业家的理念建设法学院

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哈佛法学院还有着企业家的精明。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家理念不仅表现在前文论及的“不计排名计实效"上，更表现在其培养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如果把法学院比喻成一家企业的话，那么她的“ 产品“ 便是输送给社会的法律人才。这些人才从对法律一无所知的“ 毛坯”，到各个用人单位争相抢购的“精品”，自然需要经过精雕细琢才可以。作为生产企业的法学院，不仅要有一流的生产线，一流的设计师与工匠，还需要有对市场的精准把握。法学院要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设计产品，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工艺，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也是哈佛法学院成功的“ 法宝” 之一。

哈佛法学院历史上曾有过两次重大的教学改革。第一次是在朗代尔院长主政时期( 1 8 7 0—1 8 9 5 ) 。在此之前，美国乃至欧洲通行的是学徒式法律教育。法律学徒获得职业知识的'训练的地方并非是在法学院，而是在律所跟随执业律师在具体案件中经年累月地学习。这样，法学院提供的课堂教育自然便显得无足轻重，法学院并不被市场看好和重视。为改变这种状况，朗代尔院长大胆突破，开创了案例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以经过分门别类编辑的法官判决为教材，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实际案例，并通过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对案件做系统和深人地分析。经过这种模式培养出的学生，不但熟知法院的判决及理由，更可以举一反三，系统把握相关学科的要点。这一模式比脱离实践的理论讲授更加务实，比学徒式的训练则更加体系，因此颇受市场认可。案例教学法迅速引领了美国法学教育的潮流。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美国法学院一年级的课程，与朗代尔创设的课程仍极为相似。事实上，在美国商学院中广泛使用的案例教学法其实也源自于此。因应市场需求，调整教学模式，奠定了哈佛法学院在美国法学院中的领导地位。哈佛法学院的企业家精神还表现在其对“ 守成”和“ 创新”的妥善处理上。尽管近百年来，哈佛法学院一直稳居三甲之列，但其对自身培养方案的反思和调整却从没有间断过。2 0 0 6 年，哈佛法学院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本次改革旨在“ 让学生处理复杂和事件密集型的问题… …形成和评估解决办法、反思整个法律事业和法律研究与当代美国法律的前提和方法假设”，充分利用“其他学科所提供的视角，以及开发同设计高效和公正的法律制度有关的共同的理念与方法。” 3 5 改革后的培养计划更加强调学生对真实疑难何题解决方法的直接运用、从零散的规则学习转向系统全面的法律知识与制度规范的学习再到实际操作能力层面的培训。

为了论证本次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哈佛法学院投入了长达3 年的时间对很多问题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1 ) 法律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在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进一步转变; ( 2 ) 在法律职业或者毕业生将进人的其他职业领域，需要哪些思想品质和实践技能来提高他们的领导才干; ( 3 ) 哪些思想品质和实践技能有助于人们实现在不同职业领域之间的转换(例如从私人领域进入政府部门) ; ( 4 ) 哪些思想品质和实践技能能够培养对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创造性思维，以及对于公共利益、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强烈意识;( 5 ) 与其他国家的法律教育、其他学科( 诸如医学、商学和公共政策) 相比，现有的标准和实践操作有什么异同。在这一过程中，哈佛法学院召开了为数众多的大大小小会议，与会者包括教职工、校友以及学生，同时还有学校以外的各界人士，诸如法律界及政府部门的领导、法官、法律服务的用户以及其他学科中职业学校的改革者和国内外教育界的革新者。

篇3：论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转型论文

论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转型论文

自民办高校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以来，独立学院近些年在招生规模，就业升学、评奖评优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但是，鉴于其发展经费、教学模式、师资力量、学生素质等方面与公办高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且很多的独立学院目前正在积极地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由此，独立学院未来的转型和发展就成了民办高校迫切需要剞劂的生存问题，特别是传统的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往往脱节，这种情况在民办高校尤为显著。

一、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现状及反思

(一)教学方法方式有待改进

在教学方法上，大多数教师还限于传统的课堂讲授方法理论性过多，忽视了实践性和应用性。而法学教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必须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让学生掌握司法实践的能力，因此，必须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老师只教，学生只听只背不应用的传统方式，要促进教学相长，教学互动，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鼓励学生，激励学生，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能够自主、自发、自动、积极的去学习法律知识。

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独立学院法学院师资队伍在结构上、稳定性上、工作方式上等都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高。首先，独立学院法学院教师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独立学院法学院老师里面：女老师偏多，男老师偏少;中低级职称的老师偏多，高级职称的老师偏少;青年教师偏多，老教师偏少等，需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才能使教学质量得到根本性的提升。其次，独立学院法学院教师流动性非常强，师资力量极不稳定。独立学院老师收入普遍较低，而且对独立学院的发展前景不乐观，难以使教师真正以学校为家，没有归属感和使命感。

学生质量和能力有待提高

从学生生源来看，独立学院学生高考成绩普遍不是很高，生源也不是很充足，偶尔能够涌现出个别佼佼者，但是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学生条件看，独立学院学生家庭条件普遍较好，虽然独立学院学费远远高于普通本科院校，但是很多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没有吃苦和进取精神，得过且过，严重影响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从能力上看，独立学院学生都非常有个性，喜欢标新立异，法学院学生更是喜欢彰显个性，形成了一种虽然能力很强，但是不努力学习，不要求进取的“高能歪用”的格局，需要对学生加强引导，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加强和掌握知识的能力加强[1]。

学校对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学校对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是很高，学校将过多的经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后勤保障方面，对教学方面的投入非常少。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科研为中心，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后勤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只是教学工作的保障，不应该本末倒置。

二、独立学院法学教育转型的必要性

独立学院法学教育转型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突出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特色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环境的变化，法律的作用日趋重要，法学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这种社会变化，独立学院应当以培养具有法律基本精神、法律基础知识、逻辑思考能力、协调判断能力、其思维能够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学生作为目标，设置法律练习、法律英语、计算机讲座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并且，积极开展实务性教学，开展司法考试论坛，公务员考试题型讲解等活动，使法学教育学与时俱进并彰显特色。第二个方面是培养高素质、有特色的法律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的需要。首先，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法律思想，知道用法律思想或者思维去思考社会问题。法学专业学生就是需要正确有效的法律思想的指引，才能使自己具有独到的见解。第三个方面是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特色求发展是独立学院学科建设乃至整个学院建设的立足点。独立学院必须进一步强化“特色意识”，继续坚持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之路。

三、独立学院法学教育转型的方向--------以劳动法学为切入点

(一)必须培养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积极开展“院所合作”。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积极与律师事务所、公检法机关等保持紧密地联系，定期请律师、法官、检察官来学校做讲座[2]，带着学生一起讨论、分析社会上比较热的法律案例，培养学生

法学理论

篇4：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论文

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论文

专业相比，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在师资队伍、教学管理经验、学术底蕴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再加上理工院校固有的专业环境和办学传统的影响，使得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理工院校的多学科优势为其法学专业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创新空间。如何充分利用理工类高校的特殊背景和条件，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实现法学教育的机制创新，对理工类高校办好法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思路的创新

（一）培养目标的定位

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应成为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最基本的目标定位。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学科和专业的改革，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综合发展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间的界线逐渐淡化。理工类高校的法学教育应强调法学学科与理工类学科的相互交叉与融合以传统法学专业教学模式为基础，以理工类高校专业为依托，立足市场，培养应用复合型人才。

“如果只设有工科专业……不利于培养高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人才与复合型人才。”应逐步实现法学与工、理、经、管、文等领域学科的结合，尤其是法学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领域的结合。在法学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的培养上，不仅要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对特定领域法律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各行各业用人单位的需要。

（二）办学思路的更新

结合本校特点，实现特色办学。理工类高校的法学教育的发展，要从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凭借所在学校重点优势学科，依靠现有资源，于学科间交汇点上将一个或数个优势学科作为主攻方向，不断探索法学发展的新兴领域和研究方向，形成合理的学科结构和布局，创设既符合自身条件，又体现学校特色的法学专业，有侧重地培养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与不可替代性的法律人才。

二、教育模式的创新

纵观全球法学教育的模式，一种是通识教育，另一种是职业教育。从目前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的思路和做法来看，中国的法学教育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法学理论知识的课堂传授为主的通识教育，而是更加注重以案例教学和法庭教学等实务教学方式为主的职业教育。大多数理工类高校的法学教育也是以之为效仿对象。但问题在于，理工类高校，特别是地方理工类高校在法学专业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学术影响、社会资源等各方面，与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职业教育上存在短板，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而通识教育如果在课程设置上不体现差异化，则无法显现出竞争力。鉴于理工类高校法学本科生毕业后进入公检法系统的比例较低，绝大部分是进入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与法律相关的事务。因此，本文认为，基于理工类高校的特殊情况，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不应只是针对纯法律职业而进行知识储备，而应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学校特色探索一条有竞争力和广泛发展空间的道路。在通识教育方面，除了向学生讲授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培养其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法律思维之外，可根据各校理工科背景专业的特长，确定一到两个特别法专业方向进行教学。这样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为毕业后从事法官、律师之外的非传统法律职业作好知识储备。

在职业教育方面，可以说案例分析、法庭旁听等普遍采用的职业教育方法仍然只是针对传统法律职业进行的技能培训，虽然目前很多理工类高校职业教育都是以司法考试为核心进行课程安排和教法更新，但这并不是理工类高校法学职业教育的全部。基于其毕业生的就业分布特点，我们认为理工类高校法学职业教育还应着眼于法律专才的培养，不仅要强调传统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还要关注法律职业技能在其他职业领域中的运用。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设计教学环节，尤其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理工学科相关职业的特点、内容、工作程序等，为学生毕业进入非公检法单位工作打下基础。

三、课程体系的创新

理工类高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在传统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基于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定位，理工类高校院校法学专业教育适宜实行“3+1”人才培养模式，即前三年进行法学专业基础教育，后一年进行法律职业实践教育。理论课程体系方面，分为两大部分，法学基础课程和法学特色课程。课程设置应以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14门核心基础课为主干，既要保持课程设置的相对稳定性，又要结合本校的优势专业，体现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度。

此外专业方向课程的设置要体现特色，重点是结合理工类课程，体现出层次性和方向性，可以部分设为选修课程，由学生依兴趣自主选择。实践课程体系方面，应设置一套以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提高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和以目标就业岗位为指针的实践课程体系。规范的实践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学年论文（阶段论文）、毕业论文、实习三种。教师通过指导和评判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从而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实习则是法学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又可分为专业见习和毕业实习。专业见习是组织学生到法律实务部门见习，了解法律工作的方法和程序的学习活动。毕业实习则是对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综合考察。实习应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值得注意的，理工类高校法学专业的实习基地建设应该更加多元化，不能仅限于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政府部门，还应当向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拓展，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习空间。

四、教学方法的创新

由于教学方法是当前法学教育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在理工类高校法律教育的机制创新中，教学方法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理工类高校法律人才培养以应用复合型为基本目标定位，故而实践型的现代教学方法应贯穿于法学教学的全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教学环节。具体而言，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把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思维，形成分析和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力争专业知识同步转化为职业能力。

同时，倡导互动式教学，以可采用案例教学法和疑案辩论教学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克服学生因被动接受灌输形成的学习惰性。通过案例教学，增强学生运用基础理论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辩论教学，锻炼学生的口才和应变能力。在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其一，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使学生深入基层、认识社会，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培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以及运用法律思维观察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二，观摩法庭庭审。庭审观摩教学可以增加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识，特别是使学生对庭审程序有直观的了解。其三，模拟法庭教学。通过模拟庭审，可以增强学生对诉讼参与人的了解和认知，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融会于实践，对提高其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大有益处。

其四，诊所式法律教育。该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让学生亲身参与真正的法律实务，真切感悟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深刻内涵，发现自己的不足，并由此掌握基本的法律实践操作技能和法律职业精神。

五、师资建设的创新

为适应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师资队伍建设也要实施机制创新，其核心在于：加强理论型师资的引进和培养的同时，要重视实践型师资的队伍建设。理工类高校，尤其是地方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学历和职称偏低的现象。缺乏具有深厚法学理论素养的教师，会直接影响法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同时也影响专业科研水平的提高，从而无法进一步促进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这成为制约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上层次、入主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加强理论性师资的引进和培养。一是要引进高端法学人才。

我国部分重点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近些年得以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国内著名法学教授等学科领军人物的引进。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名校。因此理工科高校应将的法学人才的引进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鉴于普通理工类高校相对于名校在学校级别和声望上存在差距，且国内高端法律人才稀缺，因此在人才引进上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经费支持和配套政策等方面要高于其他学科，这样才能吸引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加盟。二是鼓励现有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理工科高校的理工专业教师的学历和职称结构已趋于合理，而法学专业教师的学历层次仍有提高的空间。

因此理工类高校在教师的培养政策上同样也需区别对待，法学专业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工资、福利，以及职称评定都应享受与理工专业攻博人员不同的差别待遇。建设实践型师资队伍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加大实践型人才的引进。第二，教师应亲身参与法律实务，主动获得法律实践经验。有律师资格的教师可以通过代理案件提高实践能力。还可以参与媒体、政府部门组织的咨询和培训和活动以获得实践经验。第三，深化与法律实务部门的交流和协作。可以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双向岗位交流机制，使教师在实务部门的工作中获得实践经验。第四，建立法律实务人员兼职教师的机制。法律实务人员相比专职教师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让他们走上讲台，对于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大有裨益。但对聘任兼职教师的经费来源、教学管理等问题需要认真考量。

篇5：考试论文司法考试论文：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关系

考试论文司法考试论文：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关系

摘要：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关系是培养法律职业人才必须理清的一个重要关系。随着司考政策的改革，司法考试大有取代法学本科教育之势。因此，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局面，促进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关键词:司法考试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教育自从司法部公布的司法考试政策规定................全文阅读地址：www.59168.net/cn/newsshow.asp?id=419279

篇6：高校法学教育机制创新论文

高校法学教育机制创新论文

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要实现机制创新，一是要在总的发展思路上寻求创新和突破，集中在培养目标的定位和办学思路的更新，二是教育模式的创新，三是课程体系的创新，四是在教学方法的创新，五是师资建设的创新。

当前，我国近一半的理工院校开设了法学专业，增强了该类高校学科设置的综合性。但不可否认，与专门的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法学专业相比，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在师资队伍、教学管理经验、学术底蕴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再加上理工院校固有的专业环境和办学传统的影响，使得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理工院校的多学科优势为其法学专业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创新空间。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理工类高校的特殊背景和条件，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实现法学教育的机制创新，对理工类高校办好法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思路的创新

(一)培养目标的定位

(二)办学思路的更新

二、教育模式的创新

纵观全球法学教育的模式，一种是通识教育，另一种是职业教育。从目前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的思路和做法来看，中国的法学教育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法学理论知识的课堂传授为主的通识教育，而是更加注重以案例教学和法庭教学等实务教学方式为主的职业教育。

大多数理工类高校的法学教育也是以之为效仿对象。但问题在于，理工类高校，特别是地方理工类高校在法学专业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学术影响、社会资源等各方面，与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职业教育上存在短板，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通识教育如果在课程设置上不体现差异化，则无法显现出竞争力。

鉴于理工类高校法学本科生毕业后进入公检法系统的比例较低，绝大部分是进入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与法律相关的事务。因此，本文认为，基于理工类高校的特殊情况，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不应只是针对纯法律职业而进行知识储备，而应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学校特色探索一条有竞争力和广泛发展空间的道路。在通识教育方面，除了向学生讲授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培养其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法律思维之外，可根据各校理工科背景专业的特长，确定一到两个特别法专业方向进行教学。

这样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为毕业后从事法官、律师之外的非传统法律职业作好知识储备。在职业教育方面，可以说案例分析、法庭旁听等普遍采用的职业教育方法仍然只是针对传统法律职业进行的技能培训，虽然目前很多理工类高校职业教育都是以司法考试为核心进行课程安排和教法更新，但这并不是理工类高校法学职业教育的全部。基于其毕业生的就业分布特点，我们认为理工类高校法学职业教育还应着眼于法律专才的培养，不仅要强调传统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还要关注法律职业技能在其他职业领域中的运用。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设计教学环节，尤其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理工学科相关职业的特点、内容、工作程序等，为学生毕业进入非公检法单位工作打下基础。

三、课程体系的创新

实践课程体系方面，应设置一套以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提高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和以目标就业岗位为指针的实践课程体系。规范的实践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学年论文(阶段论文)、毕业论文、实习三种。教师通过指导和评判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从而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实习则是法学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又可分为专业见习和毕业实习。专业见习是组织学生到法律实务部门见习，了解法律工作的方法和程序的学习活动。毕业实习则是对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综合考察。实习应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值得注意的，理工类高校法学专业的实习基地建设应该更加多元化，不能仅限于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政府部门，还应当向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拓展，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习空间。

四、教学方法的创新

通过案例教学，增强学生运用基础理论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辩论教学，锻炼学生的口才和应变能力。在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其一，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使学生深入基层、认识社会，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培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以及运用法律思维观察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二，观摩法庭庭审。庭审观摩教学可以增加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识，特别是使学生对庭审程序有直观的了解。其三，模拟法庭教学。通过模拟庭审，可以增强学生对诉讼参与人的了解和认知，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融会于实践，对提高其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大有益处。其四，诊所式法律教育。该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让学生亲身参与真正的法律实务，真切感悟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深刻内涵，发现自己的不足，并由此掌握基本的法律实践操作技能和法律职业精神。

五、师资建设的创新

为适应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师资队伍建设也要实施机制创新，其核心在于：加强理论型师资的`引进和培养的同时，要重视实践型师资的队伍建设。理工类高校，尤其是地方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学历和职称偏低的现象。缺乏具有深厚法学理论素养的教师，会直接影响法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同时也影响专业科研水平的提高，从而无法进一步促进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这成为制约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上层次、入主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加强理论性师资的引进和培养。一是要引进高端法学人才。我国部分重点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近些年得以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国内著名法学教授等学科领军人物的引进。

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名校。因此理工科高校应将的法学人才的引进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鉴于普通理工类高校相对于名校在学校级别和声望上存在差距，且国内高端法律人才稀缺，因此在人才引进上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经费支持和配套政策等方面要高于其他学科，这样才能吸引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加盟。二是鼓励现有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理工科高校的理工专业教师的学历和职称结构已趋于合理，而法学专业教师的学历层次仍有提高的空间。因此理工类高校在教师的培养政策上同样也需区别对待，法学专业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工资、福利，以及职称评定都应享受与理工专业攻博人员不同的差别待遇。

建设实践型师资队伍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加大实践型人才的引进。第二，教师应亲身参与法律实务，主动获得法律实践经验。有律师资格的教师可以通过代理案件提高实践能力。还可以参与媒体、政府部门组织的咨询和培训和活动以获得实践经验。第三，深化与法律实务部门的交流和协作。可以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双向岗位交流机制，使教师在实务部门的工作中获得实践经验。第四，建立法律实务人员兼职教师的机制。法律实务人员相比专职教师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让他们走上讲台，对于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大有裨益。但对聘任兼职教师的经费来源、教学管理等问题需要认真考量。

篇7：法学教育的走向研究的论文

摘要我国法学专业最早开始于“五院”、“四系”时代，自此，法学教育走上借鉴和探索的道路，理论上通过主动学习和尝试借鉴的模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实践中也在摸索着各种培养方式，但依然难以避免的出现了法学人才走入社会后的水土不服问题。

究其原因，不仅存在法学教育理念和指引方向的问题，而且存在教学方法上与社会的脱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适当的改革我国现存教学体系的必然之路。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实践教学决定因素

一、当前民族院校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的脱节

首先，我们需要慎重的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培养更多的法学家，还是合法合格的公民?或者能够拥有法律技能而服务人群的职业者?众所周知，市场的选择人才的最终炼金炉，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法律人才，最终都将走向市场，由市场来做最后的选择。

一般来讲，法学专业毕业生走上社会面临的两大挑战：第一种，是司法资格考试已经成为走入特殊法律职业门槛的准入证明，比如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群体;第二种，可选择的职业较多(除公检法司等公务员类别，还包括企业、银行、风险评估机构等)，但对职业技能和经验的要求颇高。

针对第一点，可以说，国家于将法官任职资格考试、检察官任职资格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这三大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融合为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删选人才的一种标准，它不仅提高了进入特定职业的门槛，实现了真正职业化的要求，而且印证了国家对法律职业的重视和迫切心情，以及对法治建设的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但是，反观大学“圈地式”的法学教育模式，仍然重视传统理论法学的讲解和深化，将法学知识的传授圈禁在校园内，而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和应用;其次，大学在重视培养学生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同时，多传授由学者所编写的各种法学教材，而很少介绍法条的理解和应用。

当然，课堂中虽融入一些案例教学和毕业实习项目，但是这样的过程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和拔高，也并未将专业知识与实际案例衔接起来，容易造成学生面对具体工作时手足无措，正如王晨光教授所言：尽管在中国法学教育的科学化和学院化已成为主流，但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其主要目的将不复存在。

反观世界两大法系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共性，如高起点、高层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向，无疑不是对我国法律从业人员从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三个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更高的新要求，而这些都是目前的大学教育所不具备的环节。

(二)学究式治学与实践教学脱节

目前的大学教师在职称评选的压力之下，多趋向于追求学术上的造诣，所以法学论文与专著在理论上越来越深化和玄化，这样的结果导致法学教育走上自我办学、自我完善和自成一体的发展道路，使中国法学教育的学科化、知识化和学院化现象成为主流，但却使法学无法发挥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和矫正作用;其次，大学讲堂的授课内容则多倾向于对国家学者著名观点介绍，却难以说明这样的观点与实际案例的关系。

再次，虽然已经有15所院校建立了法律诊所式课堂，并成为正式的资助性项目长期设立下来，但这相比全国近200所的法学院校而言仍然属于“稀有物种”，并且由于诊所教师多为学究式专家，而难以真正实现诊所教学的案例真实化和经验化。

反观美国的法学教育，则更倾向于对现实案例的关照和对学生的引导。

首先，上课之前，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或案例资料，上课的环节则主要由学生来讨论，各自发表意见，之后才由教师做总结，而这种总结不是给出一个绝对的结论，而是对学生的各种结论作出分析，这就是引导式教学法。

这种教育方式改变了教学的次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后，教授会告诉学生应该用什么样最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这种做法适宜判例法国家，未必适合我国法学教育，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方法中看到，这种教学更倾向于学生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不仅可以质疑学术的权威，而且可以寻求案例最真实的解决方案，从而检验学习的过程与结果。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大体是从单纯的法律制度的培养，过渡到法律理念的培养，但是缺乏对法律方法的训练和培养，这正是亟待弥补的实践教学环节。

二、法学教育走向的决定因素

(一)法律的性格决定法学教育的走向

什么是法律的性格?法律的性格就是服从法律，不能任意变通它，变通它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

在这种性格的指引下，教师们教授学生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而且多以记忆的方式为之，辅之以个别案例的理解，而这样的案例也多以对理论的思索演变而来，当然就权变不足了。

而当下，法律的学习不仅应当记忆法律制度和规则，还应当学会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仅应当知道法律制度的理念，而且应当融会贯通法律的基本精神。

(二) 时代特征决定法学教育的走向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管理国家的时代，法学教育承担起适应司法体制改革、适应工业、农业、财税、金融、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需要、适应社会服务需要三大时代任务，这就需要大批经受过职业化教育和培训的高素质人才。

可以说，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法治精英，是不仅能够制定规则，而且可以建构秩序和按规则办事的满足法律人才的基本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精英。

大量优秀法律人才逐步进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势将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人才需要决定法学教育的走向

法学教育关注人才的三个方面。

第一，做人。

即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树立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其次是现代理性精神的教育，即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塑造;再次是独立法律人格的培养，而不仅仅是培养工具型的人才。

第二，思维方法。

即就是思想的解放、求索的自由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一种多维度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方法、学习方法和学术研究方法。

第三，做事。

也就是使学生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的基本知识、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不仅熟知法律的规则，而且精深特殊领域的技艺;不仅包括基本的职业道德，还包括对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慎重反思和批判精深;不仅包括法律文书的起草能力，还包括沟通协商的技能、谈判妥协的技能、起草合同的能力、证据审核和有效运用的能力等。

综上所言，法学教育就是实现做人、做事与方法的统一，这三个方面的培养仅依传统教学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创新思维，改变传统教学的被动模式，扩大实践教学的方式和途径，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引导学生理性思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实现法学教育的三大目标。

三、结语

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扩大对法律人职业技能的培养，学习法律语言的表述及法律文书的写作等技能，从而达到对法律人坚定信念的培养和塑造，培养那些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勇于献身的优秀法律人才。

(作者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晨光.法律教育的宗旨[J].法制与社会发展，(6).

[2]朱苏力.追问法学教育承担的历史使命[J].法制资讯，(5).

[3]江平.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与际遇[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

[4]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J].法学研究，(4).

[5]霍宪丹.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不解之缘———二十年法学教育之见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篇8：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讲述了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法律职业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1】

【摘要】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提高其实践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法学教育中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缺失或偏差，不利于法律方法教育与实践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为此需要通过法律方法类课程的增设，以及教学方法和考试内容及方式的改革来促进法律方法的教育。

【关键词】法律方法;法学教育;法律思维;法律实践

一、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1、培养法律职业思维

所谓法律方法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

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1]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法律职业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中外的许多法学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2]林立先生也高度评价法律方法对于培养法律人的重要意义：“法学方法论及法律哲学若是对一位只想追求当一名目光如豆的‘法匠’而不想当法学家的法律人而言，必定会被他人认为是没有必要重视的学问;而他也永远不可能知道，这种基础法学的涵养对培养一个风骨卓然的法律人及伟大而有深度的法律文化有何等的重要性。”[3]

随着法律的日益形式化和理性化，法律方法也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职业方法，法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养成“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是他们在未来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因此法律方法的传授和培养当然地成为了法学教育的核心。

法律方法的传授及其素养的形成制约着整个法学教育过程，对评估和衡量法律教育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4]西方各国普遍重视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在英国，法律方法很多年来一直构成英国法学院法律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法律教育一方面继受了英国的教育传统，二战以后又经历了一个法律方法教学由分散化到集中化，由重视判例推理、法律写作到关注律师技能培养的发展历程。

而在大陆法系，自德国的萨维尼开创了法律方法之近代传统以来，又涌现了拉伦茨、恩吉施等大批以研究法律方法著称的现代法学家，法律方法也逐渐扩展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阵营，法学教育也把培养学生“像法官一样思考”作为重要的目标。

2、提高法律实践能力

法律的适用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从规范到事实到结论的三段论过程，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及法律规范自身的局限性，“这种缺陷有时表现为由于立法者无法预见法律适用中的各种可能性，导致个案中的‘正义’无法实现;有时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法律规范日渐陈腐，从而导致‘正义’落空。

有时表现为由于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法律规范在适用中歧义丛生，无法实现立法者所预期的‘正义’，等等。”[5]法律职业者在法律适用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证据的收集和梳理，以及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过程，通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多次的目光的流连往返，最后给出一个相对公正和妥当的结论。

法律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沿着正确的方向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较为准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认定事实，从而在成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在法律与个案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

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任意设置了“思维方式”的藩篱。

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

第四，法律方法是保障法律自治的手段。[6]

二、法律方法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缺失

1、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缺位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对于确保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有序和能力的全面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把法律概念、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等知识的灌输视为教学的主要活动和任务，司法伦理学、法律方法论这样一些职业必修课至今在绝大多数法学院中还没有一席之地，法律诊所的课程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普遍展开。

在教学内容上，知识和原理的传授构成了法学教育的主干内容，存在对于法律方法的诸多忽略，如“忽视如何发现、证明和重构事实，忽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和现象的相互关系，忽视法律思维的训练，忽视宏观正义与微观或个案正义的关系，等等。

法律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

从抽象的正义到个案的具体正义，从普适性的法律规范到具体事实中的行为规范和法律结论都需要艰巨的创造性努力。

这正是法律职业活动中最具有挑战性和最令人陶醉的工作。

但是，法学院培养方案中并没有多少课程致力于这种能力的训练和培育。”[7]这种状况与法学本身的实践品格和法律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是不相适应的。

2、教学方式的单一化、教条化

与教学内容中过于注重对抽象理论及法条知识的传授相对应，法学教学中普遍采用“填鸭式”的讲授方式，或者注重于对抽象理论的阐述和议论，或者注重对于法律条文的概念和内容注释讲解，虽然有时为加深对概念、原理、规范的理解，也会参考一些案例，但远不足以适应对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方法运用能力培养的需要。

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会被动地记住一些法条或教条化的理论观点，但没有真正领悟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精深的法律原理，不了解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没有真正培养其创造性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难以产生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精神和法律职业的崇尚。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片面化

无论是平时的校内考试还是司法考试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产生重大的导向作用。

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中的校内考试和国家的司法考试，都把学生对法条知识的记忆、背诵和一定程度的理解作为考查的重点，追求的都是答案的客观性和唯一性正确性，而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运用法律能力的考查，同时也忽视了实际生活中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法律处理结论的可争议性，出现了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

在这种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导向下，法学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和培养法律人才职业化能力的要求更加背道而驰，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也更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上述这些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只能训练出‘谨愿之士’(即墨守成规、不知活用)、‘偏倚之士’(即除条文外不知有其他学问)、‘保守之士’(即对现行法令，不解善恶、唯知遵守)、‘凝结之士’(头脑中充满了现行条文，对于新发生的事实、思潮，格格不入，毫无汲取进步的可能)。”[8]这对于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

三、法律方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展开

1、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专门的法律方法论的课程，或者扩展法理学课程中法律方法部分的内容，进行重点讲授。

同时，增加疑难案例分析课、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类课程的比例，在夯实学生法学理论和知识基础的同时，以培养法律思维为中心，增强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分析和梳理真实的案件事实，创造性地处理复杂法律纠纷的能力。

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方法技能的训练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正如孙晓楼所言：“研究法律，一定要学与术并重，太偏重理论，那固不免于空泛;太偏重运用，亦不免于迂腐，必也有法律之术，法理之学，互相为用，而后可以渐臻于美备。”[9]

2、教学方法的合理运用

法学的教学应改变传统单一的灌输式的、教条化的讲授方式，尽量贴近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的形成和运用的流程，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及诊所式训练的方法，形成合理的教学方法体系。

理论讲授中应减少自上而下的灌输，尽量使用启发式的讲授方法，引导学生在一个包容、理性的氛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以培养其形成问题意识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而案例分析和法律诊所的训练则应注重培养学生获取案件信息、梳理案件的法律关系、将抽象的原则和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思维和推理的技巧，以及与当事人及其他案件参与人沟通、交流、陈述、辩论、论证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提高其实践技能。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

为减少由于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的片面化对于法学教育造成的误导和冲击，加强其正面引导作用，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也应适当增加对于法律方法进行考核的内容。

校内考试在保留期末或期中的卷面考试形式的同时，应丰富考核的方式，以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训练的考核成绩等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重要参考。

司法考试应该在考察考生对法条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同时，注重考察考生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例，应允许考生给出不同于标准答案但又能自圆其说的答案。

这些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会对法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得教师和学生把更多的精力运用于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对法条知识的机械理解和记忆，形成一种法学中的应试教育。

【参考文献】

[1]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98.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507.

[3]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序言.

[4]黄小英.论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意义—兼评我国法学实践教学改革[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6)185.

[5]王瑞君.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6.

[6]杨春福.法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336-337.

[7]王晨光.中国法学教育面面观[A]//霍宪丹.法律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390.

[8]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44-345.

[9]孙晓楼.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7-38.

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意义【2】

[摘要]法律方法是法律适用中所要应用到的各种方法，它是法学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因此，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决定意义。

同时，法律方法的培养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知识的传授，而必须借助法律实践经验地习得。

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实践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法律方法;法学;法学教育;实践教学

一、方法、法律方法与法学

“方法”这一语词，在各种论著中经常出现。

根据学者们考察，“方法”源于希腊语言，意味着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下，人们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手段或方式。

方法是与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相联系的。

一般而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由目的和前提来确定，正如地上的路有千百条，但是在目的和前提给定的情况下，能够根据这些前提条件并最终达致行为者目的的最佳道路则可能只有一条。

而对这一最佳道路的探寻和说明也就构成了所谓方法论问题，它是对实现特定目的的方法的系统反思，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和实践目的，应该使用哪些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和解决实践问题。

就法学的方法体系而言，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两个方面。

法学方法是法学研究中所要运用到的各种方法，而法律方法主要指法律适用中所要应用到的各种方法。

“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形成一定的法律观;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法学方法解决的主要是法的本体论问题，追求法学的真理，具有法学认识论的工具性作用;法律方法则是一种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向的范畴，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①法律思维方式;②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③一般的法律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洞补充以及法律论证方法等”。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和法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

从西方历史看，法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个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这种法学“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

“该法学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我们权且称之为‘应用的法学’或‘法学内的法学’，德文名曰Jurisprudenz(‘狭义的法学’)或Rechtsdogkatik(‘法律教义学’)。另一个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学，也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的法学(简称法学外的法学)。”这种“法学外的法学”和“法学内的法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广义的法学。

联系上文不难看出，法律方法归属于狭义的法学，法学方法归属于广义的法学。

篇9：法学教育的走向研究的论文

[摘要]从1949年到，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革，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化法学教育模式，但中国法学教育依然面临着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审视和挑战。

文章通过对两广部分高校法学教育现状的调研，提出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盲目扩张与质量下降并存、大众化教育与精英化教育相矛盾、理论教学与法律实务相脱节、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矛盾等问题，并深入探讨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出改革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学制体系，加强法律实务培训等措施。

[关键词]法学教育现状发展趋势

中国法学教育有着6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当前，法学院系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法科学生如何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当前法学教育的现状分析

1.盲目扩张与质量下降并存。

篇10：法学近代化论考论文

法学近代化论考论文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1628至1644年，科克（E.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总论》（全四卷）面世。在这部被西方学者誉为英国法百科全书的著作中，科克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16世纪的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整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⑶1689至1690年，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洛克对保皇党人鼓吹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以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对议会制度、自然法、立法权以及权力的分立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建立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创造了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王室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

W.Blackstone，1723-1780）则在《英国法释义》（全四卷，1765-1769）这部不朽的作品中，进一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英国的普通法作了全方位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初步完成了英国中世纪封建法学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过渡。以后，经过边沁、奥斯汀、梅因、戴雪（A.V.Dicey，1835-1922）、梅特兰（F.W.Maitland，1850-1906）等学者的努力，近代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史学等也都先后形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体系。此外，1758年和18，英国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英国法课程（在此之前，只讲授罗马法）。这种大学法学院教育，连同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法律学院”（Inns

of Court，也译为“律师公会”）教育，在英国培养起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使英国法学近代化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也在18至19世纪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

就法国而言，早在君主专制时期，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法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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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论法学三形态论文

论法学三形态论文

引言法学的知识形态的有机联系，构成一定的法学体系。我国目前的法学体系是以法律体系为参照的，除法学基础理论（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法理学）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以外，往往是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学科确立的根据，从部门法中引申出部门法学。例如，法被划分为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不同部门，与之相应就有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部门法学。我国法学理论虽然也论及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法学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与上述部门法学的关系并论及。我认为，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首先应当确定其自身的层次，这就是法哲学、法理学与法社会学。各个部门法学，例如刑法学，又可以分为刑法哲学、规范刑法学和刑法社会学。因此，在一般意义上确立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对于所谓部门法学的理论层次划分具有指导意义。

一、法哲学

法哲学是以法的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价值法学。法不仅表现为一种规范，而且表现为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规范存在的根据，是一种实质合理性。因此，它是法上之法，即法之为法的本原。法的这种价值，在历史上曾经以各种方式存在，例如自然法中的自然，理性法中理性等，这里的自然与理性包含了正义、自由、平等这样一些人之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尤其随着价值哲学的兴起，出现了博登海默所称的价值取向的法理学（value oriented jurisprudence）。例如，德国学者鲁道夫施塔姆勒把法律观念分解为两个组成部门：法律概念和法律理念（the concept to law and the idea of law）。这里的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正义要求所有的法律努力都应当指向这样一个目标，即实现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所可能实现的有关社会生活的最完美的和谐。（1）价值法学通过揭示法的价值内容。为法的规范设置提供了根据，是对合法性的一种合理性拷问。正如黑格尔指出：在法中人必然会碰到他的理性，所以他也必然要考察法的合理性。这就是我们这门科学的.事业，它与仅仅处理矛盾的实定法学殊属不同。（2）黑格尔在此所说的我们这门科学，指的就是法哲学。法哲学将法规范围于理性的法庭上进行审问，对法进行价值的审视。例如美国学者罗尔斯将正义规定为首要价值，并以正义作为衡量法的合理性的一般根据，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3）因此，法哲学所确定的价值标准，具有对实在法的批判性。在这种意义上说，法哲学是对法的一种反思性考察。这也正是法哲学对于价值研究与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对于价值研究有所不同的地方。哲学，这里主要是指价值哲学包括政治哲学，是以一般价值为研究对象的，确立价值的一般概念。而法哲学是在价值哲学的基础上，以法为出发点，对法所应当体现的价值内容的揭示。因此，法哲学就成为哲学与法学之间传递人文蕴涵的一种中介，一座桥梁。正是通过法哲学，使法学内涵一种人文精神，从而融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也是法哲学研究的主要功用，一种没有法哲学思考的法学知识体系，必定是一种封闭的、自足的、因而是墨守规范而缺乏人文性的知识体系，体现不出法学的批判精神，难以与社会发展的脉搏相合拍。在这种意义上的法学家，就难以担当得起知识分子的使命，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法律工匠。

法哲学是对法的一种反思，因而它具有思辩性。法哲学的这种思辩性，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黑格尔法哲学研究采用的是辩证法。黑格尔指出：概念的运用原则不仅消溶而且产生普遍的特殊化，我把这个原则叫做辩证法。（1）这里的消溶，是指法的外在性状的消解，这里的普遍物是指从法的存在形式中抽象出其内在特性。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内在特性就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2）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所采用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典型的思辩。这种思辩，是一种法思辩，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所谓法思辩一方面是指主体在对于法与法律现象观察的基础上，即在法与法律经验的基础上，对法与法律现象的本质性和终极性思考；另一方面是指主体探折法与法律之本质问题与终极问题的方法。（3）谢晖认为，法思辩是法哲学的本质精神，也是法哲学与其他法学知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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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法学论文开题报告论总结

法学论文开题报告论总结

论文题目：论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从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角度

论文语种：中文

您的研究方向：经济法

是否有数据处理要求：是

您的国家：上海

您的学校背景：四点要求

要求字数：2500

论文用途：本科毕业论文 Bachelor Degree

是否需要盲审(博士或硕士生有这个需要)：否

补充要求和说明：

从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论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法律论文开题报告)

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派是受到哈耶克的自由经济主张影响的自由放任主义，另一派则是国家干预主义。从现实状况看，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尽管程度不同，国家队经济的适度干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国家干预机制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经济法上。经济法的实质，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保障经济活动有序进行的前提保障。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从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而产生和逐步完善的。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崇尚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资源的配置是按照供需关系的原理进行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各个产业部门的有序生产，政府应当尽量减少甚至停止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但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给社会带来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弊端，包括垄断、缺少计划的盲目生产带来的产品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等。这说明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经济的有序发展的。从20世纪开始，不少国家开始接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要求国家全面广泛地参与经济生活，有效运用财政手段影响经济发展以克服“市场失灵”。这就是国家干预制度的起源。特别是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国家干预制度对于全民族有效利用资源，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体现了国家对于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对经济秩序的规范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渐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了以市场调节和政府适度干预的综合发展的道路。突出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这一干预政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经济法的职能上。在我国，经济法的职能是调整经济关系，规范经济领域的一切活动。但是，经济法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活动是有限度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并不拘于主导地位。因此，那种认为经济法的实施就是政企不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我国目前推行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让市场资源配置在良性化的经济运行中有序健康地进行。国家增强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并不是干预具体的生产过程和微观企业管理，而是规范企业外部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因。本文从经济法的反垄断的法律责任和职能出发，探讨了适度的国家干预对于防止市场垄断和恶性竞争的重要意义，对于完善我国经济法和企业管理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2. 研究现状

3. 论文提纲

4.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虹，吕忠梅：经济法原理新说之一：国家干预[J] 法学论坛，2003-18(4)。

[2] 胡元聪，国家干预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基于经济法的认知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08(2)。

[3] 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4] 曹天玷.现代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5] 王晓晔.竞争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

[6] 阮方民.欧盟竞争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1998.

[7] 王卓.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法律责任的比较及其借鉴[J].当代法学， 2002， (9).

[8] 郑鹏程.论垄断罪的依据、构成与刑事责任[ J].河北法学2003， 21(2).

[9] 张天虹，刘荣.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归责原则[J].生产力研究， 200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