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浅谈法论治恶性肿瘤经验的论文，本文共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浅谈法论治恶性肿瘤经验的论文
浅谈法论治恶性肿瘤经验的论文
1“和法”调治肿瘤渊薮
“和法”即中医八法中的和解法，《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又曰:“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在此之谓“和”，指的是调和阴阳之法，也就是要化解机体内的差异和不同，从而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健康状态。狭义的和法一般认为有和解少阳、调和脾胃、调和胃肠的区别，至戴北山《广瘟疫论》，和法则有了更为广泛的涵义，他提出了“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的见解［1］。徐老师在肿瘤治疗全过程中，针对肿瘤的复杂病理特点，通过“和法”，将多种矛盾、对立的症情，利用互相制约、相反相成、性质平和、作用和缓的组药遣方，无明显寒热补泻之偏，把握疾病的总体趋势走向，合理调度，兼顾全面［2］，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自然平衡状态。
2治疗肿瘤和调五法
2.1疏肝理脾，和胃畅中
徐老师在治疗中特别重视疏肝理脾、保护中焦脾胃的健运功能，禁忌一味苦寒攻伐之品，强调补而不腻，补中有运，攻图以缓，攻不伤正［3］。《黄帝内经》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徐老师指出，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化疗、放疗以及长期服用苦寒攻伐的中药，均可造成脾胃损伤，出现面色少华、气短乏力、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腹痛等脾胃气虚之症。如果不及时纠正则后天失养，身体日益虚弱，先天之本失去生化之源，久病及肾，导致脏腑俱虚，放疗与化疗可能被迫中断。在肿瘤治疗的全程中首先当时刻维护患者后天之本，疏肝理脾，使脾胃健运，升降相宜，患者能进水谷，气血得以化生。临证常用八月札、佛手、香橼配白芍，芳香行气，疏肝健脾;用党参、黄芪、白术、山药、砂仁、茯苓等益气健脾之品，又有焦山楂、焦神曲、鸡内金、谷芽、麦芽等消食导滞之品，还有枳实、厚朴、黄连、竹茹等降胃利胆之品，目的在于肝平脾健，开合正常，升降有序，使气归和平。
2.2调补肝肾，精血同补
肝在五行属木，居阴阳之中水火之间，动静相合，阴阳相贯，其性曲直刚柔，体阴而用阳，既藏有形之血，又疏无形之气。肾乃“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主一身之阳气。张介宾曰:“五脏之伤，穷必及肾。”一方面，肿瘤手术、放化疗后导致机体乏力、多汗、脱发、齿松、骨髓抑制及周围神经损伤等肝肾亏虚表现;另一方面，在肿瘤的后期，多发生脏器及全身多部位转移，久病及肾。肝肾同居于下焦，内寄相火，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相互滋生和转化，肝肾亏虚或相火过亢，常相互影响，故常肝肾同治。在治疗上徐老师十分重视从肝肾入手，以补肝益肾贯穿治疗的`始终，临证选用枸杞子、桑椹、墨旱莲、女贞子、制何首乌、黄精、杜仲、菟丝子、补骨脂、狗脊等药，使血充气畅，疏泄条达。
2.3益气养阴，调和阴阳
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癌毒之性属阳易伤阴，且既病之后常接受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在内的多种治疗措施，或为损伤性，或为以毒攻毒，易耗伤气血阴精，表现为疲乏无力、气短、自汗、盗汗、口干、大便溏或干结，故从总体来看，肿瘤患者的体质以气阴两虚者居多。因此，气阴两虚是恶性肿瘤患者的重要病理特点，在治疗过程中，注重益气养阴同时进行，在处方用药时有主有次，选用南沙参、北沙参、天冬、麦冬、白芍、玉竹、石斛、黄芪、太子参、党参、山药、生薏苡仁等，使阴阳气血调和，补而不滞。
2.4温清并用，平调寒热
温清并用者，适用于既有寒象，又有热象，寒热错杂的病证［4］。肿瘤患者临床表现常错综复杂，一是老年患者，本身脏器功能衰退，兼癌肿攻伐损伤，使得机体寒热错杂;二是放疗、化疗后毒副作用导致脾肾阳气受损、上焦、中焦湿热内蕴。邪热内盛与阳气虚衰本为相互影响，阳愈衰则火愈盛，火愈盛则阳愈衰，只有在清热解毒泻火的同时采用温阳补气的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故在辨证用药时适当选用白花蛇舌草、蒲公英、山慈菇等清热解毒之品，同时又配伍杜仲、续断、干姜、肉桂等温脾补肾之品，使寒热协调，气归和平。
2.5扶正祛邪，消补兼施
在癌瘤的发生过程中，正气虚弱是决定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而邪气侵凌是促使肿瘤发生的外部条件。肿瘤的疾病转归与人体的正气强弱亦息息相关。邪气与人体正气的相互交争，偏盛偏衰，将最终导致疾病的消长。《医学入门》中载有“先补虚，使气血旺，则积消”的治疗原则。徐老师抓住“因虚致瘤”这一根本病因，临床一直倡导消补兼施，扶正为先，提倡在不伤正气的前提下消灭癌肿。扶正与祛邪，相辅相承，辨证统一，不可偏废。临证时，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机体不同的病理状态而动态地对扶正与祛邪的孰轻孰重作出调整，使邪正盛衰得以纠正，阴阳失衡得以恢复，最终达到“除瘤存人”或“带瘤生存”的目的。
3验案举例
患者，女，85岁，因发现胃角巨大溃疡性腺癌1个月，于1月18日初诊。初次就诊时，坐轮椅，消瘦，乏力，胃纳差，食后腹胀、时有恶心，腰以下部位寒冷，如坐冰水中，小腹作胀，小便困难，大便稀溏，夜寐差，烦躁不安，舌质暗红、苔少，脉细。因患者高龄，放弃手术，要求服中药调理。辨证乃上热下寒证。处方:南沙参、北沙参各15g，天冬、麦冬各12g，炙黄芪15g，生地黄10g，白花蛇舌草15g，黄连4g，肉桂5g(后下)，厚朴8g，枳壳10g，枸杞子15g，山药15g，制黄精15g，红景天15g，杜仲10g，续断10g，茯苓15g，酸枣仁15g，五味子6g，山萸肉10g，谷芽、麦芽各12g，甘草3g。水煎服，日1剂。202月1日二诊，主诉腰以下寒冷有所减轻，大便基本成形，但仍日行3～5次，睡眠仍困难，小便痛苦。原方加乌药10g，菟丝子12g。水煎服，日1剂。年3月1日三诊，主诉腰以下寒冷已不明显，大便成形，日行1～2次，胃纳明显增加，精神好转，能下床行走，小便已能自解，睡眠较前好转，每晚睡眠3～4小时。守方化裁继进，2个月后复诊，已能自己走进诊室，精神明显好转，胃纳香，大小便正常，睡眠正常，体重增加3kg。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仍在随诊治疗中。按:本案临床表现上热下寒，虚实兼见，症情错综复杂，辨证治疗棘手，单攻恐伤正，直补恐助邪，独寒恐伤阳，唯温恐助热。此患者高龄，元阳不足、肝脾肾亏虚为其根本，兼平素饮食不节，情志不畅，致使肝郁脾虚，日久气郁湿滞而生热，最终形成寒热虚实夹杂的复杂证侯。治疗宜调和肝脾、寒热并用、升降配合、正邪兼顾。方中以黄连清上热，生地黄清热养阴，用肉桂、杜仲、续断温下寒，黄连、肉桂相伍，可交通心肾、清火安神，配合南沙参、北沙参、天冬、麦冬、黄芪、枸杞子、山药、黄精等益气养阴，补肝益肾，厚朴、枳壳宽中理气，酸枣仁、山萸肉、五味子酸甘收敛，以防理气温阳药的辛散，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抑制肿瘤的生长。诸药配伍，攻补兼施、寒温并调，药性平和，作用和缓，最终使阴阳调和，水火交济，则诸症好转。
篇2：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关键词】妇科治法；医学史
治法是指临床辨明证候之后，在治疗原则的指导下，针对病证的病因病机所拟定的治疗方法，是临证运用成方和创制新方的依据，对选方用药具有指导作用。
1 妇科治法的奠基
治疗经验的积累是妇科治法形成的前提。在治法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治法的形成后于方剂。原始人在用动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便产生了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早期治疗；由于这种医疗活动由偶然逐渐过渡到自觉运用，人们对植物、动物和矿物治疗作用的认识不断扩展。大约在商周时期，相对单味生药来说，更加安全有效的复方“汤液”已然走进先民的生活。现存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估计载方数量原在300个以上，由于缣帛残缺，字迹毁损，今存283首。仅依所存内容统计，涉药247种，涉病103个，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据此足以说明，此时方药知识已颇丰富。但客观审视，它只是西汉以前先民医药经验的一种记载，因为书中不仅没有方名，组方也显得稚朴，更不见治法内容。
从现存文献来看，治则、治法之研究，始于《内经》。《内经》不但提出了适用于指导治疗各种疾病的总则，诸如“治病必求于本”、“无盛盛，无虚虚”、“无致邪，无失正”；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病机的原则性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不过，作为一部中医基本理论专著，该书较少也不可能针对各种具体病证提出具体治法。即便是在《素问·腹中论》中谈到治疗妇女血枯经闭，虽完整地叙述了“四乌贼骨一藘茹丸”的药物组成、合药方法及服法，亦不曾言及治法。
真正融理法方药于一体，体现出因证立法、以法系方精神的著作，首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且不说《金匮要略》中的“下瘀血汤”、“温经汤”、“小建中汤”，其方名本身已暗寓治法；在其治疗妇产科疾病的有关原文里，于方证前后明示治法者亦屡见不鲜。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妊娠）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1]67。“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当以附子汤温其藏。”[1]67《妇人产后病脉证治》云：“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1]71《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1]76书中对瘀阻胞宫之“胎漏”，主张以桂枝茯苓丸“下其癥”；对阴寒内盛之妊娠腹痛，提出“当以附子汤温其脏”；对实质属于妇女癃闭的“转胞”，提出用肾气丸“利小便”，分别开启了后世医家确立“化瘀消癥”、“暖宫散寒”、“温肾化气行水”等治法的思路。因此，我们认为，在妇产科治法发展史上，该书洵为奠基之作。
自晋至唐，内容关乎经带胎产各个方面的`医著日丰。这一阶段的著作基本因袭了仲景模式，即：治则、治法多在病因病机的探讨或方证甚至方名中体现。如，《小品方》用治妊娠腰腹痛之“安胎止痛汤”，系以方名体现“安胎止痛”之法；治妊娠恶阻，主张“宜服半夏茯苓汤，数剂后，将茯苓丸”，指出“淡水（痰水）消除，便欲食也”，实则通过方中半夏、茯苓等主要药物能令“淡水消除”的功用特点，暗示“化痰健胃”的治疗大法。孙思邈于《千金翼方·妇人篇》推介“羊肉生地黄汤”为“主产后三日，补中理藏，强气力，消化血方”[2]，显又昭示出治疗产后病的一个通法：补虚化瘀。考察此阶段医家治疗同一病种的方药不难发现，其治法确已相当繁富。即以治疗妊娠恶阻为例，不但有上述《小品方》半夏茯苓汤与茯苓丸合用所体现的化痰健胃，降逆止呕法；而且有《集验》青竹茹橘皮生姜茯苓汤所体现的清热化痰，降逆止呕法；有橘皮竹茹人参白术生姜厚朴汤所体现的健脾益气，降逆止呕法和《古今录验》柴胡汤所体现的散风疏肝，温中止呕法。以治疗崩漏而言，仅从《小品方》的所载七方中，就可以大致总结出4种治法：活血化瘀法（单味芎藭汤）、收涩止血法（炭类及煅动物骨壳）、清热凉血法（生蓟根汁、生地黄汁）、益气养血法（由大枣、阿胶、黄芪、甘草组成的大枣汤）。用以对付较为复杂病情的通用方，往往更是一方而兼众法。如《千金方》之小牛角鳃散就集清热凉血、温肾壮阳、养血益阴、收敛止血等法于一体。
篇3：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宋代妇产科疾病治疗学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此期出现了针对病因病机而提出来的各种治疗法则，包括妇女各个特殊生理时期的总治则，以及妇产科临床多种疾病及其各类证候的具体治法。这种治则治法的提出，标志着中医妇产科疾病治疗学从经验积累走向了理论总结[3]。此期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治法一般以病因病机理论作为基础，且多于总论中明确提出；具体方药则另置于方证各论中。如，《胎产大通论》对月经不调者首先提出：先期而行者，血热故也，法当清之；过期而行者，血寒故也，法当温之。《女科百问》：“或因风冷堕胎者，血冷相搏，气虚逆上，则血结不出，抢上攻心，则烦闷，亦多致死。当温经逐寒，其血自行也[4]”。《妇人大全良方》：“此一卷论中风……今之治法，先宜顺气，然后治风，万不失一”。散布于宋代医著中的妇产科治法还有许多，不仅有对前代医家所创治法进行忠实继承者，更有突破前人理论桎梏，提出不同治疗观点的创新一派。如，关于产后调治，前人基于产时血水俱下的直观认识，大多强调“血气皆损，故阴阳俱虚”（《诸病源候论》），孙思邈为此主张：“产后虚羸，唯得将补。”宋代医家如陈自明、陈无择、杨士瀛等，则意识到败血为患的危害，反对补之太早，力倡祛瘀。《妇人大全良方》云：“疗产后气血俱虚，慎无大补，恐增客热，别致他病，常令恶露快利为佳。”[5]81
金元时代，随着刘、李、张、朱四大医家具有独特见解的学术理论体系形成，妇产科治法亦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刘完素率先提出应视妇女生理阶段特点而分别从肾、肝、脾论治的看法：“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5]495张子和本着人身气血“贵流不贵滞”的观点，主张攻邪不分性别：“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可吐则吐，可下则下，岂问男女乎？”[6]但虑及女性生理特点，多采取先攻后补的步骤。如，治疗妇人月事沉滞不行，他首先以桃仁承气汤加当归下之，继则投服四物汤调补。李东垣于崩漏、带下病不但有论，而且有法有方。如，他认为暴崩属火，久崩则化为寒。前者当除湿祛热，益气升阳，方用升阳除湿汤、凉血地黄汤；后者“宜大补脾胃而升举血气”[7]，方用益胃升阳汤、升阳举经汤。其在“补其中，升其阳”治法思想指导下创制的补中益气汤，更成为后世妇产科临床治疗气虚不摄、气虚下陷等病证的名方。朱丹溪在带下、不孕、闭经、月经不调诸病的治疗中，倡导燥湿化痰，行滞开闭；对妊娠安胎，主张“产前当清热养血”等，皆为妇科奇难病证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无一不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
3 妇科治法的成熟
明清时期，由于脏腑病机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八纲辨证纲领的确立，辨证论治体系走向成熟。前代流传下来纷繁少序的理法方药内容，经过这一时期医家的整理提炼和补充，不仅内容更加完整精当，而且显示了较强的逻辑性与条理性。如，关于调经，张景岳要言不烦：“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9]”。关于崩漏，明代·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提出三步治崩法：“初用止血，以塞其流；中用清热凉血，以澄其源；末用补血，以还其旧。”关于胎产，晚清·单南山《胎产指南》总结其通用治疗大法为：“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盖热清而胎安，脾健则不堕也；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盖产后气血大虚，且有瘀滞，虽有诸症，皆以末治[10]”。至于治疗带下病，明·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疏理出先攻后补及燥、涩、润、补、凉、温、补涩、排脓、消瘀十大方法；清代《傅青主女科》则主张视带下之色分别立法，书云：“夫白带者，乃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治法宜大补脾胃之气，稍佐以舒肝之品……方用完带汤”；“夫黄带，乃任脉之湿热……法宜补任脉之虚，而清肾火之炎……方用易黄汤”；“夫清带，乃肝经之湿热……解肝木之火，利膀胱之水，则青绿之带病均去矣……方用加减逍遥散”；“夫赤带，亦湿热之病也……治法须清肝火而扶脾气……方用清肝止淋汤”；“夫黑带者，乃火热之极也……治法惟以泄火为主，火热退而湿自除矣。方用利火汤[11]”。傅氏辨证详明，理法严谨，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不但立法与遣方用药密切结合，用药灵活机动，而且往往通过在某同一名方基础上进行不同的用药加减变化，变生出多种多样的不同治法来。如清代徐灵胎《女科指要》治疗闭经采用四物汤作为主方，根据血之寒、热、瘀、枯，分别加减药物，展示出不同的治疗方法：血热者，加山栀、丹皮，以示凉血；血寒者，加炮姜、肉桂，以示温经；血瘀者，加桃仁、五灵脂，以示破消；血枯者，加阿胶，以示润补。另外，兼风，加荆芥、防风以驱风；兼湿，加苍术、白芷以除湿；兼暑，加香薷、藿香以祛暑；兼气滞，加香附、木香以行气。不言而喻，这种辨病与辨证结合，以病定方，因证立法，机圆法活的特色，给予了后人不少启迪。
4 妇科治法的创新
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工作者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创新，促进了妇产科治法的发展。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随着对月经机理、带下机制、“肾主生殖”实质及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等研究的日益深入，许多有关治疗法则的相应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提出并得到确立。近来学者关于妇产科内治法应突出一个“调”字，以调补脏腑、调理气血、调治冲任督带、调养胞宫、调控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为主线[12]的主张，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新型治法体系的一个侧面；而诸如中药人工周期疗法、补肾活血法、补肾排卵法等，更已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中广泛应用。②对妇产科常用治法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整理。如明确界定了“清热调经、理气调经、活血调经；清热安胎、解毒安胎、理气安胎、和血安胎”等不同治法的基本概念，使治法的作用机理、治疗目的、运用指征一一从中得到体现[13]。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对一些治法进行了临床与实验研究，意在明确其治疗效果，探索其作用机理与物质基础。如为了探索补肾活血法防治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的作用机制，通过建立恒河猴PCO模型及采用中药补肾活血方进行干预，观察补肾活血法对恒河猴PCO模型卵巢局部环氧化酶－1（COX-1mRNA）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法有可能通过降低COX-1mRNA表达,促进卵泡的发育和卵巢的排卵，而达到改善PCOS无排卵状况的目的[14]。
总而言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在一定层面更新了人们对于妇产科疾病实质及其机理的认识，而且大大开拓了我们的医疗思路，丰富了妇科治疗领域的方法、措施。显然一个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思维方法的新型中医妇产科治法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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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尤昭玲,付灵梅，冯光荣，等．补肾活血方对恒河猴PCO模型卵巢COX-1mRNA表达的影响[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7（1）：5－8．
篇4：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治法是指临床辨明证候之后，在治疗原则的指导下，针对病证的病因病机所拟定的治疗方法，是临证运用成方和创制新方的依据，对选方用药具有指导作用。
1 妇科治法的奠基
治疗经验的积累是妇科治法形成的前提。在治法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治法的形成后于方剂。原始人在用动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便产生了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早期治疗；由于这种医疗活动由偶然逐渐过渡到自觉运用，人们对植物、动物和矿物治疗作用的认识不断扩展。大约在商周时期，相对单味生药来说，更加安全有效的复方“汤液”已然走进先民的生活。现存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估计载方数量原在300个以上，由于缣帛残缺，字迹毁损，今存283首。仅依所存内容统计，涉药247种，涉病103个，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据此足以说明，此时方药知识已颇丰富。但客观审视，它只是西汉以前先民医药经验的一种记载，因为书中不仅没有方名，组方也显得稚朴，更不见治法内容。
从现存文献来看，治则、治法之研究，始于《内经》。《内经》不但提出了适用于指导治疗各种疾病的总则，诸如“治病必求于本”、“无盛盛，无虚虚”、“无致邪，无失正”；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病机的原则性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不过，作为一部中医基本理论专着，该书较少也不可能针对各种具体病证提出具体治法。即便是在《素问·腹中论》中谈到治疗妇女血枯经闭，虽完整地叙述了“四乌贼骨一藘茹丸”的药物组成、合药方法及服法，亦不曾言及治法。
真正融理法方药于一体，体现出因证立法、以法系方精神的着作，首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且不说《金匮要略》中的“下瘀血汤”、“温经汤”、“小建中汤”，其方名本身已暗寓治法；在其治疗妇产科疾病的有关原文里，于方证前后明示治法者亦屡见不鲜。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妊娠）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当下其症，桂枝茯苓丸主之”[1]67。“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当以附子汤温其藏。”[1]67《妇人产后病脉证治》云：“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1]71《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1]76书中对瘀阻胞宫之“胎漏”，主张以桂枝茯苓丸“下其症”；对阴寒内盛之妊娠腹痛，提出“当以附子汤温其脏”；对实质属于妇女癃闭的“转胞”，提出用肾气丸“利小便”，分别开启了后世医家确立“化瘀消症”、“暖宫散寒”、“温肾化气行水”等治法的思路。因此，我们认为，在妇产科治法发展史上，该书洵为奠基之作。
自晋至唐，内容关乎经带胎产各个方面的医着日丰。这一阶段的着作基本因袭了仲景模式，即：治则、治法多在病因病机的探讨或方证甚至方名中体现。如，《小品方》用治妊娠腰腹痛之“安胎止痛汤”，系以方名体现“安胎止痛”之法；治妊娠恶阻，主张“宜服半夏茯苓汤，数剂后，将茯苓丸”，指出“淡水（痰水）消除，便欲食也”，实则通过方中半夏、茯苓等主要药物能令“淡水消除”的功用特点，暗示“化痰健胃”的治疗大法。孙思邈于《千金翼方·妇人篇》推介“羊肉生地黄汤”为“主产后三日，补中理藏，强气力，消化血方”[2]，显又昭示出治疗产后病的一个通法：补虚化瘀。考察此阶段医家治疗同一病种的方药不难发现，其治法确已相当繁富。即以治疗妊娠恶阻为例，不但有上述《小品方》半夏茯苓汤与茯苓丸合用所体现的`化痰健胃，降逆止呕法；而且有《集验》青竹茹橘皮生姜茯苓汤所体现的清热化痰，降逆止呕法；有橘皮竹茹人参白术生姜厚朴汤所体现的健脾益气，降逆止呕法和《古今录验》柴胡汤所体现的散风疏肝，温中止呕法。以治疗崩漏而言，仅从《小品方》的所载七方中，就可以大致总结出4种治法：活血化瘀法（单味芎藭汤）、收涩止血法（炭类及煅动物骨壳）、清热凉血法（生蓟根汁、生地黄汁）、益气养血法（由大枣、阿胶、黄芪、甘草组成的大枣汤）。用以对付较为复杂病情的通用方，往往更是一方而兼众法。如《千金方》之小牛角鳃散就集清热凉血、温肾壮阳、养血益阴、收敛止血等法于一体。
篇5：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宋代妇产科疾病治疗学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此期出现了针对病因病机而提出来的各种治疗法则，包括妇女各个特殊生理时期的总治则，以及妇产科临床多种疾病及其各类证候的具体治法。这种治则治法的提出，标志着中医妇产科疾病治疗学从经验积累走向了理论总结[3]。此期着作的一个特点是，治法一般以病因病机理论作为基础，且多于总论中明确提出；具体方药则另置于方证各论中。如，《胎产大通论》对月经不调者首先提出：先期而行者，血热故也，法当清之；过期而行者，血寒故也，法当温之。《女科百问》：“或因风冷堕胎者，血冷相搏，气虚逆上，则血结不出，抢上攻心，则烦闷，亦多致死。当温经逐寒，其血自行也[4]”。《妇人大全良方》：“此一卷论中风……今之治法，先宜顺气，然后治风，万不失一”。散布于宋代医着中的妇产科治法还有许多，不仅有对前代医家所创治法进行忠实继承者，更有突破前人理论桎梏，提出不同治疗观点的创新一派。如，关于产后调治，前人基于产时血水俱下的直观认识，大多强调“血气皆损，故阴阳俱虚”
篇6：传承创新中医治则治法理论论文
传承创新中医治则治法理论论文
传承创新治则治法理论，提高现代中医临床疗效
王玉光 于智敏 赵进喜 姜苗 王亚红 田元祥 刘宁 焦以庆 黄为钧
【摘要】治则与治法理论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在中医理论研究中属相对薄弱环节，应该重视经典名著有关治则、治法理论的挖掘，重视名老中医学术传承，同时注意结合现代临床实际，参考现代医学相关认识，深入领会中医治则与治法理论，并不断创新，促进中医学术进步。
【关键词】治则；治法；名老中医；传承；理论创新
《内经》、《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之基础，其中有关治则与治法论述颇多。其后历代医家基于临床各有所阐发，渐成体系。近代医家结合现代医学认识，更提出了一些新治法。非常值得传承，值得认真总结与整理。如何认真领会中医治则与治法的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提高临床疗效？北京中医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内科与“十二五”名老中医特色治则治法传承研究课题组组织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整理如下：
1 治则治法理论，源远流长
于智敏教授：
若论治则治法，“则”在金文上，是 “鼎”旁立“刀”，有庄重庄严之意。如国家法典，最重要的，不可撼动的东西方需刻于鼎。所谓“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治则就有这样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字在里面已经就奠定了它在中医理论和临床中不可撼动的地位。“法”在金文，土和水旁边是“鹿”。实际上，它是指水时刻保持一种平泽的状态。“则”和“法”结合起来就是告诉我们“则”是不能变的，确定了扶正固本，确定了这个治则以后，是不能变的。但是这个“法”，可以随着“则”适时地变化，随时调整，这就是动和静的结合，走和守的结合。
王玉光教授：
梳理治则治法理论发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了包括“平调阴阳”的治则。在《内经》其他的相关的篇章中，提出了很多根本性的`治则，比如说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三因制宜、标本缓急、治病求本等等。而有关治法，《内经》也多有论述，如“体若燔炭，汗出而散”，还有吐法、下法等等。“内经十三方”里面也有很多体现治法的一些内容。治法真正形成体系，应该是在《医学心悟》，提出了八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然而紧接着，治法的发展好像仅仅是在这八法的内容之下进行了很多的细化。我们在整理治则治法的过程中发现，治法应分很多层次，包括“治疗大法”和针对不同疾病和证候的具体治法。
中医理法方药体系中，治则治法上承着“理”，下承方药，方从法立，法从证出，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桥梁。我们在临床带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丢失了很多重要的理念和中医思维，包括我们的教材，几乎所有的疾病的治则治法都是扶正祛邪、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调整阴阳。对于一个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教材上往往都是，什么样的病机，大致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的证候，然后确定总的治则，再确定各个阶段的治法。实际疗效不能尽如人意。真正有意义的治则治法是什么？一个名老中医的常用治则治法往往是凝练了的、代表其一生的、代表着其最重要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实际是理解和传承了很多原创的中医传统思维，同时结合了很多其他的，比如家传、师承等。更关键的是，这些治则治法是能够解决临床问题，而且解决的都是所处时代的疾病重大疑难问题。因为这个治则治法的产生和应用是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出发的。如秦伯未老师提出来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道溃疡，廖家桢应用益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在当时都引起广泛关注。而治法不是一方一药，应是个治疗体系，治则治法下统方药，并不限于几个方剂，应该是治法统领之下的真正的圆机活法。比如李士懋教授强调的汗法，不光治疗表证，也治疗里证，也治疗虚证，甚至能解决现代疾病里边的将近六七十种的疾病。再如夏桂成教授的“调周法”，也是一整套体系，不仅是几十首方剂，而是一系列的方剂。
刘宁大夫：
治则是治疗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治疗的根本大法。谈治则治法离不开病证。治疗原则也就是治疗的思路，是解决临床疾病的一个基本思路。《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提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所以从方证对应来讲，最开始的应该是症状、是病，然后确立治疗的基本原则，再从治疗的原则引出各种治疗方法，关于“法”就可以圆机活法，针灸有针灸的思路，推拿有推拿的思路，中药有中药的思路，这个“法”在临床中地位和价值是非常高的。如果临床基本指导原则错了，那么临床上不管具体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2 治则治法理论传承，意义重大
田元祥教授：
中医看病，讲究“方随法立，药从方出”，讲究有法、有方、有药，其中治法尤为关键。有些人开的方，就是一堆药，毫无层次感。或与自身水平有关，但更有可能是组方思想混乱，当然会影响疗效。观察发现，凡是在临床上能够站在中医的角度，用中医的思维去考虑，去分析病情，去遣方用药的，疗效都比较好。相反，凡是按照西医的思路去开方，多效果较差。临床上，在多数情况下，尤
篇7：浅论沿海道路二灰碎石路拌法施工经验工学论文
1 施工程序及方法
1.1 清底测量放线 即对底基层进行质量检查，清除表面浮土及其它杂物，放出路中线、路边线和施工标高控制桩。①恢复线路中心控制点（中线）。②测设中心桩，按每20―25m整桩号的暗桩和曲线起止点等控制路基中心的各点测设，暗桩面用红漆写明里程桩号。③测量出各桩左、中、右三点的高程，做好记录，计算出各桩号左右两侧的路基填筑高度。④按路基设计顶标面宽度加余宽30-50cm（以保证路面设计宽度和压路机械的碾压质量而增加的宽度），放边线点，再用白灰沿边线撒形成两条白色的边线作为填土范围的明显标记。⑤分层计算路基的设计宽度。以备在施工中根据施工进度随时放出填土边线，满足施工需要。
1.2 准备下承层 二灰碎石施工前，应对路槽进行严格验收，验收内容除包括压实度、弯沉、宽度、标高、横坡度、平整度等项目外，还必须进行碾压检验，即在各项指标都合格的路槽上，用18―21t压路机连续碾压2遍，碾压过程中，若发现土过干、表层松散，应适当洒水继续碾压；如土过湿、发生翻浆、软弹现象，应采用挖开晾晒、换土、外掺剂等措施处理。路基必须达到表面平整、坚实，没有松散和软弱点，边沿顺直，路肩平整、整齐。
1.3 材料回填
1.3.1 布土 ①布土时应根据所需土料的`松散系数和基层厚度来确定土的压实厚度（规范规定或经监理工程师同意的厚度）计算卸车数量。自卸汽车从取土场把土运到铺筑现场，从一端开始，前后成行等距离布土。只要把布土的位置和密度掌握好，可提高摊铺速度。②按规定厚度进行摊铺。一般情况如果用推土机进行摊铺虚铺系数一般1.2～1.3，若用平地机进行摊铺虚铺系数一般为1.1～1.2。由于土质不同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虚铺系数。③基层碾压。对基层备好土料进行碾压，使它能承受运料机械重力即可。
1.3.2 碎石 根据测定碎石的松铺系数，在经过监理验收合格的已经整平稳压的土料上摊铺上碎石（碎石标准按设计要求定），摊铺宽度按拌和宽度定，摊铺厚度要符合设计要求、摊铺均匀。
1.3.3 备灰 ①在经过监理验收合格的已经整平碎石上打出摊灰边线和灰条宽度线。②石灰使用前必须过筛（筛孔3～5M），以剔除未消解石块。③石灰运到现场后立即按计算数量（路拌法施工时计算石灰数量应考虑1%的损耗）码成三角形灰条。制作灰条卡尺，施工员随时控制备灰数量。④灰条码成后由施工人员自检合格后，填报资料向监理报验。⑤经监理验收合格的石灰必须尽快（24小时内）采用扣掀摊灰方式将石灰均匀地摊铺在碎石层上，摊铺完成后施工人员和监理按照计算的石灰虚铺厚度进行检测，发现不均匀处及时处理。⑥摊灰现场不允许出现石灰中的石块和未消解的石灰。
1.3.4 布水泥 布水泥是一般采用人工装、卸、布水泥的方法，把运输到位的袋装水泥用人工均匀的卸到以打好的网格内，用镰刀割开水泥袋，用人工布水泥时，应均匀的把网格中的袋装水泥布开，布完水泥后应使刮板刮匀以便拌和。
1.4 原材料拌和 即根据测定的松铺系数，将碎石和石灰的原材料摊铺在土料上。使用中制式拌和机将碎石、石灰拌和一遍。在拌和过程中，要及时检查拌和深度，使全深度拌和均匀。撒水车起撒处和调头处应超出拌和段2米以上，防止局部水量过大。
混合料要色泽一致，无灰条、灰团和“花脸”，并且含水量适当。拌和时应注意杜绝夹层及接头处漏拌。
1.4.1 整形 混合料拌和均匀后，立即稳压，使用履带机械快速表面稳压两遍，或用压路机轻碾两遍。通过稳压使混合料相互间不易滑动，并且将不平整的地方暴露出来，再重复以上步骤用平地机初步整平和整形。
1.4.2 碾压成活 整平符合要求后，用12t以上振动压路机按“先轻后重、先慢后快、先低后高、先稳后振”的原则碾压数遍，至表面无明显轮迹，干密度符合要求为止。
1.5 接缝和调头处的处理 两工作段的衔接处，应采用搭接。前一段拌和整形后，留5～8m不进行碾压，后一段施工时，前段留下未压部分，应再加部分生石灰重新拌和，并与后一段一起碾压。
1.6 检验 试验员应盯在施工现场，碾压遍数完成后，立即取样检验压实度，及时拿出试验结果，压实不足要立即补压，直到满足压实要求为止。碾压成型后的2日内完成平整度、标高、横坡度、宽度检验，检验不合格的必须采取措施预以处理。
2 施工控制要点
2.1 材料是基层质量最基本的影响要素 严格控制原材料的质量，不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在选材上应做到质量经济比较，在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力求经济。
2.1.1 碎石 碎石应采用多棱角块体，表面清洁无土，具有较高强度、韧性和抗磨耗能力。
2.1.2 水泥 二灰碎石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泥的用量。过多的水泥用量虽可使二灰碎石强度增加，不仅增加造价，而且加大二灰碎石的收缩裂缝产生。因此，在保证基层材料强度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应采用尽可能低的水泥用量。
2.1.3 石灰 石灰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采用消解后的石灰，石灰要分批进料，做到既不影响施工进度，又不过多存放，尽量缩短堆放时间，如存放时间稍长应予覆盖，并采取封存措施，妥善保管。
2.1.4 水 凡符合设计要求的水皆可使用，遇有可疑水源，委托有关部门化验鉴定。
2.1.5 拌合 在路拌时，应派专人跟随拌合机，随时检查拌合情况，及时调整拌合深度，既能满足拌合深度，又不破坏底基层上表面。
2.1.6 碾压基层 如发现翻浆、轮迹明显、表面松散、砂粒径超标等有外观缺陷应彻底处理。标高不合适的，高出部分用平地机刮除，低下的部分不准贴补，标高合格率不低于85%，实行左中右三条线控制标高。压实度、强度必须全部满足要求，否则应返工处理。
2.2 养生 碾压成活后的水泥稳定碎石的形成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层的湿度和养护温度。养生过程对水泥稳定碎石的强度增长，防止早期开裂，板体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但往往被忽视，因此，应做好保湿养生工作，养生期宜不少于7d。养生应及时，在碾压结束压实度检验合格后，立即开始养生。
3 结语
在沿海堤防道路施工中，加强二灰碎石路拌法施工工艺科学管理，能有效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工程强度，延长工程寿命，为保护沿海交通线发挥作用，打下良好基础。
篇8：论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论文
论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深层缺陷，也使得全球金融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尽管对于“全球金融治理”的确切内涵尚无普遍接受的严格定义，但总体而言都将之理解为全球治理理论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体现和运用。“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广泛使用，成为理解当代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根据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定义，全球治理大体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为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主要包含五个要素，即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客体或对象，以及全球治理的效果。循着这一逻辑，国内有学者将全球金融治理定义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通过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变革和世界经济问题挑战的一种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其“核心要素包括主体、客体、价值和效果”。这一定义大体能够传达全球金融治理的基本内涵。
二、全球金融治理对软法的客观需求
迄今为止，《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是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公认最权威的阐述:“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1)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4)在第59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据此，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构成国际“硬法”的基本来源。
由于缺乏超国家的中央立法和执法机构，主要依赖国家之间的合意来制定和实施，因此国际法在“硬度”———强制性、制裁性和约束力上总体而言逊色于国内法。换言之，硬法与软法的实质区别，在国际法领域可能不像在国内法领域那么判然分明。这或许也正是“软法”概念首先诞生于国际公法领域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关于条约和习惯的认定标准，国际法上已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例如条约的缔结和生效必须具备严格的程序性要件、习惯的成立必须满足“国家实践+法律确信”的主客观统一要求等。以此观之，目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大量国际规则，均不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或者说国际硬法。
三、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双重价值
大体可以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国际金融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价值:一是作为制定或形成硬法的前奏，或者说通往硬法途中的中转站，亦即扮演一种依附于硬法的临时性、过渡性、补充性的角色;二是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长期稳定存在和发展，独立发挥作用，与国际金融硬法相辅相成乃至分庭抗礼。
(一)软法的“中转”价值
国际法学者韦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软法大致会向以下四个方向发展:一是被吸收进条约规定之中，二是作为国内法被通过，三是成为后续合作的框架和制定更具体规则的过程，四是成为习惯法。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过渡视角。基于此，软法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演进为条约或习惯，二是转化为国内法的一部分。软法演进为国际条约的典型例子是《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本身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性文件，但却为人权领域硬法条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法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条约，均是由《世界人权宣言》演进而来。
(二)软法的独立价值
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意义和作用并非仅限于作为硬法的前奏或中转，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正如斯奈德所指出的，决定采用软法而非硬法，可能是因为实际上无法采用硬法(例如条约禁止在某个领域制定硬法)，在此情况下软法就不会转变为硬法;也可能是基于软法自身的优点，在此情况下软法也许最终会被硬法取代，但却并非必然结果。[20]德国前驻爱尔兰大使哈特穆特·希尔根贝格总结了回避条约而选择软法的十点原因。尽管其使用的是自创的“非条约协议”(non-treatyagreement)一词，但所要传达的含义与软法无异。这些原因包括:(1)需要相互建立信任;(2)需要推动情形有所进展;(3)创造一个初步的弹性体制;(4)为协调各国立法提供动力;(5)担心“硬法”条约给国际关系造成过重负担，一旦缔约失败导致关系恶化;(6)软法所需程序更为简易，从而制定更为快捷(例如经由协商一致而不是条约会议);(7)避免修订条约所需的.复杂低效的国内批准程序;(8)更为机密;(9)在国际法上无权缔结条约的主体可以借此达成协议，例如关于北爱尔兰前途的1998年多方协议;(10)当事方可以借此与其不愿正式承认的其他当事方达成协议。[21]另有论者概括了软法文件在国际治理中的六大优势:(1)更易于谈判，谈判成本更低;(2)在敏感领域给各国施加的“主权成本”(即对一国主权造成的限制和影响)更低;(3)给各国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来应对不确定性和逐渐学习;(4)使各国因不必担心强制实施问题而能更具雄心，进行更深入的合作;(5)更能适应多样性;(6)能够直接为非国家主体所用，包括国际秘书处、国家行政部门、次国家公职人员(sub-statepublicofficials)、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
四、全球金融治理:软法之治
如果说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全球治理时代，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社会始终缺乏一套有效的硬法规则来塑造一个足以取而代之的体系。前文已述及，《基金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有限，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所制定和发布的各类软法规则。这些软法规则适应了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有其毋庸置疑的存在价值和独特优势。尽管如此，相较于硬法规则如条约，国际金融软法存在两个亟待克服的固有问题，即有效性和正当性问题。
所谓有效性问题，是指国际金融软法缺乏有效的监督执行机制。国际硬法，如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和复边协定，使成员国能够监督贸易伙伴及其他成员国遵守条约义务，从而可以充分利用成员国的能力和动力来执行其决定，使其决定及其背后的条约义务直接适用于成员国。而国际金融领域则缺乏这样的设计，对遵守国际金融标准的监督往往并不得力。尽管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委以监督成员国遵守国际监管标准的主要职责，但实践中只有从这两个机构处接受贷款的国家才真正面临监督。即便如此，向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也是由国内当局自行报告，并且可能往往要靠作为监管对象的金融机构来提供信息。此外，监督所获信息往往需要征得被检查国同意后才能公布。这些都使得国际金融软法的有效性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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