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演说家，诺贝尔奖得主。他出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工人家庭，父母是来自奥匈帝国邻近俄罗斯和波兰一带的移民，到美国后曾在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16岁前完成高中学业，凭奖学金入读罗杰斯大学初修读数学，原打算成为精算师，1932年取得经济学学士，1933年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毕业后曾为罗斯福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划，后辗转到哥伦比亚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返回芝加哥后，被美国计量经济学先驱亨利•舒尔兹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求及计算》论文；1941年-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当时作为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协助推广了预扣所得税制度。1946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颁发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直到1976年，力倡自由主义经济，并与徒子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因“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获得1976年度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8年，他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一生的重要著作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价格理论：初稿》等。
正文：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演讲主题是“我的经济学家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座的各位中，一定有相当比例的人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为经济学者的过程更感兴趣。因此身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决定先从统计的观点，来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奖的颁发是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庆祝成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奖项。到1985年为止，一共有22人获奖，其中没有一个女性获奖者。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是男性。在这里，我要指出，至今没有女性获奖，应该不是因为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有男性沙文主义。我也相信，整个经济学界差不多会毫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期间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获奖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不过，几年前，她已经与世长辞了。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没有授予她桂冠，与性别歧视无关，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莫名的偏见。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意思。
在所有22位获奖者当中，有12位来自美国，4位来自英国，2位来自瑞典，另外4位分别来自4个其他国家。不过，进一步分析，这项推论并不像前面那样明确，因为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3倍以上，但获奖的人数却只是英国的3倍，因此，从平均的基础来看，英国的获奖记录更为乐观。
在12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9位与芝加哥大学，他们不是在此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念书。除了这9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位获奖者——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为期10年的书。但是，在我的归类里，他是奥地利人，而不是美国人。有关经济学奖得主的统计，只能到此为止，这也是我所能给各位未来可能成为获奖者的建议。
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领奖的那一个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觉是，在颁诺贝尔奖的过程中，差不多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或相关的活动，真是让我应接不暇。那个星期整个活动的最高潮是一场晚宴及舞会，每一位获奖者都要向已经微微陶醉的观众发表三分钟以内的致词。我想各位可能会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这项致词。在此，我将删除其中开场白与结束的祝福语，向大家陈述一下中间的正文内容：
“我所专攻的学科，最近才成为科学的一支；为纪念诺贝尔先生所颁发的经济学奖，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才开始设立的奖项。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背景确实带给我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果，我认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佳，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能有稳定的成长率即可。不过，对我个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细选的经济学家同仁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结论没有被采纳——否则，今天就没有瑞典中央银行来捐资设立本人有幸荣获的奖项了。也许从这里可以引申出这样的一个道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经济学者可能会如此。获奖的心情虽然愉快，但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八个星期中，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项。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获奖者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各杂志、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及摄影人员络绎不绝地前来采访。大家对我提问的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治疗普通感冒的办法，到肯尼迪总统亲笔签名信函的市价情况。我能受到如此关注，固然感觉受宠若惊，但也容易心生自满情绪。我认为，以专业之外的事情干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令人反感，但是，我们这些桂冠得主对过度自我膨胀也应具备戒备心理。我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开出的解药是，设立更多这类的奖项。不过，想要取代像诺贝尔奖这么成功的产品，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想，我们这些人的自满情绪，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
现在言归正传！当我回想其我自己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几行著名的诗句：“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我在回想自己的经验与发展历程时，发觉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偶然所连接而成。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出生于喀巴索-卢森尼亚，在他们移民美国时，那个地方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属于捷克，而现在则是苏联的领土。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少男少女；后来，他们在这里相识、相恋、结为连理。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公民，而不是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美国人民身上，他们都是第一、二、三代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样，只身来到美国。
第二项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时候碰到的老师。他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对几何学却极为热爱。他所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让我此后对数学又敬又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证明毕氏定理时，引用基茨的《希腊古瓮咏》的最后几行诗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
第三项事件发生在我大学阶段，也许应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我的母校罗格斯大学如今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不过，1928年，我入学时，她还只是一所小型的私立学院，当然，已经开始了改制为州立大学的程序，具体做法是，由新泽西州政府提供经费来源，设立优厚的奖学金制度。我就是靠争取到其中一项奖学金，才有机会在不用负担学费的情况下进入大学的。
我的父母和当时的大部分移民一样，都是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如果以今天的贫穷标准来看，我家的收入一直低于这项水平。更悲惨的是，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的父亲就去世了。无论如何，在大学期间，我靠着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再加上四处打工，比如在餐厅当服务生、在商店当店员以及暑期工读等等，不但自食其力，还有少许的积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费用。
我数学很有兴趣，我原本计划主修数学。当时，我那时还小，少不更事，我所知道的唯一会用到数学的行业，只有保险业的精算师，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往这一行发展。精算师是一项高度专业的行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精算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会员资格。在大学期间，我参加过好几次相关的考试，有些及格了，有些没有及格——这大概是我记忆中的唯一失败的考试经验。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也可以说，这是幸运之神降临的开始，因为当时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请来了两位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影响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当时是美国驻前西德大使，多年后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理事主席。50多年前，当我初次受业于他门下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此后的接触中，他不断灌输我科学上求真的理念和一丝不苟的信念，对我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是霍默•琼斯，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班修业，来罗格斯大学只是兼差性质。在50年后的今天，这两位导师依然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后来，霍默•琼斯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融情势了解深入，在这项职位上，他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的是，在所有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的出版品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全是琼斯先生的功劳。
如果我当时没有这么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机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项偶然的巧合。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为到底要继续读数学或经济学而犹豫不决。我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30年代的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目前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相比，真是不可相提并论。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这两所大学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为什么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向他的老师奈特先生积极争取的成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差不多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倘若我去了布朗，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诗句——“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罕至的路，但可以说，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我的整个一生的命运。
当年，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先生与琼斯先生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唯一的影响。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少应该一样重要吧！1932年，我大学毕业时，正遇上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当时最受瞩目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如何走出衰退？美国如何降低失业水准？我们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另一方面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解决当前的急迫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影响力吧！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32年的秋天，有一门课的授课老师是威纳先生。从专业领域来看，他的课程为我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让我知道经济理论是一套有头有尾、逻辑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张或命题拼凑而成的感性经验。毫无疑问，这门课程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知性经验。
除此之外，在这门课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同学萝丝•戴瑞克特。威纳喜欢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座位，于是，萝丝和我比邻而坐，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若干年后，我们结婚了，47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共度幸福美满的生活。再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萝丝在奥勒兰州的波特兰市长大，而我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小镇，我们邂逅在芝加哥的经济学课堂上。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宿命。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阵容还包括奈特、西蒙斯、明兹、道格拉斯以及舒兹等名人。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大名可以算是是如雷贯耳，但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却不一定知道他们。他们可谓是一群才华卓越而各有专精的经济学家，经过他们调教的研究生也同样出类拔萃。事实上，今天在座的各位当中，除了萝丝之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学，那就是鲍尔先生。我从那时起就认为，我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还比不上同学之间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自由讨论而已。
再继续谈一谈我的个人经历。当时，舒兹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他是霍特林——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的好友。经由舒兹向霍特林推介，我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在数理统计学方面，霍特林给予我新的启发，正如威纳在经济理论课程上对我的影响。此外，米契尔不但引导我用制度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理论，还介绍给我解决景气循环的不同手段；克拉克则教导我独特的创见，即结合纯理论与社会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式。同样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也是才华出众，有些还成为我一生的好朋友。
我愿意根据个人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在30年代，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者来说，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应该是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上一年的时间，也到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上一年的时间。
在哥伦比亚待上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我的两位研究生同仁恰好是施蒂格勒与沃利斯。
施蒂格勒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应邀参加这一系列讲演。目前，他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无论是在友谊上，还是在知识的影响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风而分外珍惜。大概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者拥有那么活泼而具原创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可以说，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融合幽默的笔触与文学的气息，栩栩如生地说明经济性的内容。鲜有经济学者能像他一样具有这么丰富的创意，又对经济研究的途径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后来，沃利斯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又接掌罗彻斯特大学校长的职位，目前，他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他们两位至今仍然是我们夫妻俩最好的朋友，也一直与我们相互切磋专业问题。
我受到了芝加哥以及哥伦比亚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前者强调理论，后者重视统计与实证研究，我的科学工作也大都兼顾理论与实务，也就是包括理论以及对理论内涵的验证。我之所以用“科学工作”一词，就是要刻意将其与萝丝和我合著的通俗读物有所差异，这些读物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选择的自由》与《现状的桎梏》。
我的博士论文是根据顾志耐所指导的一项研究而写成，顾志耐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我所参与的专案计划，用到了有关专门职业所得的资料，乃是当时他为商务部初次构建国民所得的过程中搜集而来。顾志耐和我根据研究结果合著了《独立专业之所得》一书。该书的核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所得的资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但到战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尚有争议。这项发现涉及美国医学协会的独占地位对医师所得发生的影响，在后来的40多年里，一直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我后来的另一本著作《消费函数理论》以及一些我个人或与施瓦兹合著的货币方面书籍，也都同样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特性。
另一项对我的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二战的前两年——即1941年至1943年，我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妻子萝丝对我当年参与设计及发展所得税的就源扣缴理论，一直不能释怀。毫无疑问，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从就源扣缴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样多的租税。然而，因为有了扣缴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在战后还能够征得更高金额的税收，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尽管为了战时的目的，实施扣缴有其必要，但这项制度在战后却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中，我在华府决策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值得庆幸的是，在染上政治狂热症之前，我就已经及早脱身，否则，对于志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病症是一种不治之症。
二战的后两年，也即1943年—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令人诧异的是，在解释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更加高效。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乱七八糟；自然科学家所处理的往往是实验控制下的精确资料，面对实地搜集来的杂乱资料，他们真是一头雾水。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使我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做的计量经济预测——深表怀疑。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衬里和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等地方进行过。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多数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瑕。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出断裂的时间。当时，最好的合金大概在10～20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以维持200小时左右。这是多么惊人的成就啊！
我们可能要花上10年的时间去进行经济预测，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它们，但我还没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我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在三个小时左右断裂。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所做的经济预测，都深表质疑。
在我演讲的最后时刻，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上来。在座的各位当中可能有人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其中，批评最力的就是缪达尔，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哈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
我相信，缪达尔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当中的一员。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从根本上说，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受到控制的实验——尽管有些实验具备可能性，也已经在做了——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受到控制的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哪一个控制实验会比东德与西德的经验更加优越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自由经济体制，在另一边，是集体主义社会。
所谓受到控制的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的道理，无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轾的。我们务必要清楚地区别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做法对经济学家也适用。
再回头来谈一谈我的人生经历。我曾经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做更好的判断。但是，我在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受到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的影响。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插曲，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应当天到密歇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节约开支的法案修正做巡回讲演，因此必须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我表达了很自然地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阶段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50年工作的评价，比起那7位瑞典人如何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兴趣盎然。”
当我在密歇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进行演说，而是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来做这件事。同样的道理，我投入平衡预算及节约支出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相关活动时，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执行。
普通的大众都有一个印象，经济学者之间永远意见不一致，甚至还说，假如房间里面有3位经济学者，那么至少会跑出4种意见。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无论经济学者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们之间都有相当广泛的共同见解。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组成的团体，我也曾反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10分钟左右的时候，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无论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派。
从总体来看，诺贝尔奖是否有正面效果，我个人一直深表质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质疑也同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已经聊了很多方面，却不知道是否已经清楚说明了“我如何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的主题。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位经济学者，这是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寥寥无几。
《世界名校励志演讲——机遇是成功的试金石.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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