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作文，本文共16篇，欢迎您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音乐与文学关系管窥
音乐与文学关系管窥
音乐与文学关系管窥四川南溪第一中学校 陈庆庆
文学是艺术，是美，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文学用语言作为表现手段，是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的基础，也是介入多种艺术欣赏的重要途径。离开了文学这一导入艺术欣赏的“药引子”，人们对各类艺术“佳肴”的“品尝”都显得寡淡乏味。一堂成功的音乐课，首先是一篇流淌着诗意的美的善文，对一名音乐老师来说，不但要有专业的知识，还要有良好的文学知识，敏捷的思考能力和语言素养，更应该有多种教学语言唤起学生的情感，充分显示出教学语言“以情激情”的巨大美感作用，让学生真正体会到音乐与其他姊妹学科的联系，体会到音乐与文学紧密联系的美。一堂音乐课，不仅学习体会鉴赏到了音乐的美，带给你的情感美，而且也从中学习了诗歌文学美，丰富音乐课堂。
鲁迅先生说：“音感以美耳”，其实，如果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音乐的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激昂的冲锋号鼓舞百万将士的勇气，庄严的国歌激起我们祖国的赤子之心，神圣的《婚礼进行曲》带去我们对新人的祝福，舒缓的夜曲给了我们无边的遐想，我们把对爱人的眷恋通过浪漫的小夜曲表达出来。
学生进入高中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和想象力得到很大发展，社会经验和感知音乐的能力也得到提高，所接触文学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优于初中生。面对高中音乐欣赏教材中体裁各异、题材繁多、风格特征千姿百态的诸多音乐作品，学生文学修养的积累，往往成为他们在音乐欣赏过程中感受深浅、收获多寡的重要因素。
音乐是一种情感艺术，他比我们仅用华丽的词藻堆砌起来的语言更加具有形象性。如果把合适的文学与之音乐相结合欣赏，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情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能更好地理解音乐，掌握音乐。
在欣赏《二泉映月》时，我结合标题产生由来的讲述使学生知道这首著名作品的精彩标题竟是由杨荫浏、祝世匡等几位先生信手拈来、即兴商定，然后由阿炳写成的。由此让学生认识文学机智在音乐欣赏中的功能。委婉深邃、跌宕起伏的琴声与“泉”、“月”虽无关联，但这雅致柔美的标题，能为欣赏者展现江南的山水夜景，并从“天下第二泉”里凄清的月影之中去感受阿炳饱尝世态炎凉的悲愤心境。我又让学生联系拓展“乐圣”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感受其内心最尖锐的矛盾和各种情绪，把这种心境与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文章相结合，在电脑屏幕上放映文字，与音乐同时欣赏，感受集盲、聋、哑于一身的海伦・凯勒战胜病残的顽强精神，以及她对生活的无限热爱。生活的'磨练使贝多芬越来越坚强，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能让他毁灭我！”于是他与命运英勇搏斗，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体现出顽强乐观的精神，不仅写出气魄恢弘、极为感人的《命运交响曲》，而且还写出带给了别人欢乐的《第九合唱交响曲》，不仅给盲人而且给成千上万的正常人带来了鼓舞，成为精神楷模。这种把相似命运的音乐与文学结合起来欣赏，以及由秀美的泉中月影同凄凉身世的强烈反差所形成的深切体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欣赏学堂乐歌李叔同的《送别》时，我把这首歌与《雨霖铃》诗歌朗诵相结合，将音乐作为背景这一作用作了很好的诠释，通过委婉的歌声勾起学生的思绪，使学生的情感上升到理性阶段，进一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学生受到感染，置身于离愁别绪的氛围之中，课堂的空气凝固了，于是我们又借机演起了情景剧，学生迅速进入角色，在课堂上演绎了一个个离别的场景。此时学生和作者有了情感的共鸣，对于歌曲的欣赏大有裨益。
让学生欣赏《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时，我结合欣赏诗歌《秦风・无衣》。因为诗本身较简单，我让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侧重于读，而且尽量采取齐读的方式，放开声音读，最后让学生品味所学诗歌与所听歌曲的共同之处，学生们在雄壮的歌声的促进下，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的说 “气势都很雄浑”，有的说 “都很讲究节奏”，有的说 “都充满了战斗精神”，还有的说：“这也是一首军歌！”到这儿我才开始讲课总结：“这是秦国人民抗击西戎入侵的军中战歌，表达了奴隶制人民保家卫国，团结对敌，英勇献身的思想感情，所以情感基调是激昂、豪放、悲壮的。”最后，我请班中曾学过音乐的同学当堂即兴发挥，把这首诗演唱了一遍，尽管音调不准，但学生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
有一次我播放钢琴曲《命运》的现场演奏版，演奏者正式演奏前那试音的一按，及音乐高潮时候的演奏。学生不太理解，我就让学生结合白居易的《琵琶行》，学生很容易根据自己的感受在文中找出了相对应的语句“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和“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然后我又播放了李娜的《青藏高原》，那收放自如的声音很容易引领学生体会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变化。尽管我没有播放琵琶曲，但音乐是相通的，所以由音乐入手，让学生自己去体会，给学生讲解诗中的音乐描写就比较容易了。
当然，文学代替不了音乐的全部。音乐贵在“意会”而非“言传”，贵在“悠然心会”，而不是“逐句讲解”。十六七岁的高中学生正值诗意乍现、文采初开之时，在音乐欣赏教育的过程中，当教师引用的文学语言与学生掌握的文学积累相通之时，便能产生极佳的“共鸣”效应，由此而创设了良好的音乐欣赏的预备状态。
篇2：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作文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作文
众所周知，20xx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这说明音乐和文学是有一定关系的。
《理想国》，苏格拉底问：当你谈到音乐时，是否包括文学？那是肯定的。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与音乐有联系。比较音乐史和文学史，两者有对应关系。一般欧洲古代文学都是从史诗开始的。这些古诗词都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都是传唱的诗词。比如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就是盲人音乐家荷马创造的。荷马史诗被口头流传，后来被记录下来。
《尚书》里说诗抒志，歌总言，声总循，法和声。这意味着诗歌是用来表达人们的愿望的。宋是诗歌的延伸语言，音准与长字相匹配。可见中国的文学、音乐、现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体的。音乐和文学同源，最典型的范式是大家熟悉的诗词歌赋。诗经三百首，分为三部：雅颂。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颂是祠堂祭祀的一种音乐。《诗经》所以，楚辞、汉乐府诗、宋词都被认为是古乐的歌词。
由此可见，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音乐和文学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纵观世界，在文明早期，诗歌和音乐是融为一体的。在后来的发展中，他们逐渐独立，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小说，散文，很多纯音乐。但在更高的程度上，他们创作，然后再合成它。这两种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拓展了它们的艺术表现形式，丰富了它们的内涵。
在欧洲音乐史上，几乎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借鉴文学作品，重新创作的。比如肖邦的《叙事曲》，灵感来自波兰诗人成人礼的诗歌和波兰民间传说，德彪西的《前奏曲》，灵感来自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诗集，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邪恶之花》，灵感也来自尼采的同名作品。在文学灵感的帮助下，这些音乐逐渐有了完美的形式和深刻的人文内涵。所有的`诗都讲究押韵，要朗朗上口，押韵优美，有节奏。尤其是古诗词中的对句，给人一种音乐感。这大概就是音乐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发展。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作家都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所以音乐因素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他们的作品中。博尔赫斯说：其实只要有音乐，人生就有意义。可见他对音乐的重视。白居易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听了一段琵琶后写的。可见音乐对这些作家的意义重大，不难推断音乐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有益的影响。
所以文学和音乐相互启发，相互促进，音乐和文学的互动时间越长，艺术感染力越强，让人回味无穷。
一般来说，音乐和文学都属于艺术范畴，可以从审美的角度进行重构。文学与音乐同根同源，相互影响，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完全不可低估的。
篇3：18世纪欧洲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论文
18世纪欧洲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论文
摘要：音乐的创作与文学思潮的变化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本质的转变，整体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反宗教倾向，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与自由，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因此，受文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也大胆突破了原有的陈规。戏剧、交响乐、歌剧等由颂扬宗教神性转向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作品取材多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表达普通民众的情感。其他音乐体裁在创作手法上也逐步自由化、情感化。本文主要探讨了该时期文学思潮变化与音乐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文学;思潮;音乐创作;宗教;社会性
音乐与文学这两种古老的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18世纪的欧洲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启蒙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为了顺应历史要求，在欧洲的文化领域内兴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首先在文学领域内兴起，学者们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倡导“理性社会”的思想，无一不影响西方音乐的发展，并且在古典主义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和音乐风格中获得体现。
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是万物之本，反对神主宰一切的观念。人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体，应通过自己的思考，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对于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来说，诸如“原罪”这样的观念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特征。因此启蒙文学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内容较之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作家们以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为武器，对传统教会的批判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从理论深度上根本动摇了封建教会存在的合理性。如孟德斯鸠的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把法制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的首位，并详细论证三权分立学说。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为狂飙突进运动中最具价值的作品，对后世的德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专业音乐家同样已开始挣脱封建宫廷和教会的束缚，走向市民阶层。如莫扎特就是冲破音乐家受教会宫廷束缚的传统，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变化，成为自由音乐家。社会音乐生活空前活跃，城市中兴起各种类型的剧院，音乐厅，建立起各种业余音乐社团，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音乐会的听众也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宫廷贵族为主转而成了以市民大众为主，音乐成了大众化的艺术，这一切都成就音乐家的写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因此整个音乐创作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全新变化。
由于启蒙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较之以往的文学，启蒙文学的'主人公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启蒙文学把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当作主人公甚至英雄人物进行描写，成功地塑造了如鲁宾逊、汤姆?琼斯、费加罗、维特、浮士德等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许多人物既闪耀着富有时代特色的理性光芒，也呈现出人的灵魂的多重矛盾，揭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在文学体裁上，启蒙作家为了宣传启蒙思想，逐渐扬弃古典主义关于体裁高低之分的清规戒律，广泛采用小说、诗歌、戏剧和文艺性的政论等各种文体，打破了自古以来诗体文学独尊的局面，开创了文学史上的散文时代。戏剧方面也随之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市民剧的形成上，它表现市民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打破悲剧和喜剧的严格界限，不遵守“三一律”，运用散文语言创作，开创了后来长足发展的话剧的先河。音乐创作在文学的影响下，诞生了喜歌剧这一新的歌剧题材。它标志着歌剧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普通人、平民的生活成了主要的描写对象。佩格莱西的《管家女仆》、卢梭的《乡村卜师》以及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等歌剧都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平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音乐风格上，也力求朴实、自然、清新，没有人为造作的痕迹，生气勃勃，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它在歌剧的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地突出了歌剧音乐中自然美的特征，对于音乐在歌剧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确立，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启蒙作家的理性崇拜和渴望参加现实斗争的倾向，使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政论性。有的作品以一定的哲学论点作为组织材料、结构情节的中心，集中讨论哲学、政治、宗教、教育、道德等问题;有的作品通过具有作者代言人性质的主人公，发表深刻的理论见解;有的着力塑造富于哲理意蕴的艺术典型，以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具体显现某种哲理。启蒙文学这种哲理性、政论性见长的特点在哲理小说方面体现得最明显。卢梭的教育名著《爱弥儿》站在“自然崇拜”哲学的角度，来反对封建教育制度，批判旧世界，主张用启蒙思想塑造新人。歌德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品之一的诗体小说《浮士德》，反映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生活的精神世界。这些蕴含哲理的思想同样直接影响了音乐艺术的创作和发展，这一点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卢梭、莫扎特、贝多芬的思想和创作中，使这时期的音乐文化显示出丰富的多样性。卢梭不但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文学家和音乐家。卢梭在音乐美学领域，既是继承者，又是创新者。
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对情感的模仿，而音乐和语言共同源自人类表达激情的需要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对后来的音乐思想发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卢梭在音乐美学领域，既是继承者，又是创新者。和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比较，他的美学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对后来的音乐思想发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在莫扎特的歌剧《唐?璜》《费加罗的婚礼》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众多名作中，对信仰、正义、道德的颂扬，人的尊严的主题，在他们的作品中占主要地位。启蒙主义时代的音乐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思想深刻，结构严谨，逻辑性强，音乐语言新颖，有较强的戏剧冲突，能启迪人的智慧，触动人的心弦。音乐家们的作品大多具有社会意义，为维也纳的音乐增添了不朽的光彩，使维也纳成为后世音乐家膜拜的圣地。在情感表达的作用上，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也是历代作曲家所无法替代的，几百年来，仍保持着它动人的魅力，这正是他们审美观、艺术观的深刻之处，对同时代欧洲及后世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18世纪的欧洲，无论从音乐的发展和特点来看，还是从音乐家的选材、创作过程、创作风格来看，都与启蒙运动文学思潮、创作方法、文学作品有密切的联系。文学创作引导着音乐家丰富想象力、大胆创新、开拓新的领域。音乐家通过文学艺术了解人类、认识社会，掌握先进的思想与广博的知识，使音乐创作具有高瞻远瞩的气势与深入灵魂的深度。当今艺术发展的潮流向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种艺术种类相互融合与渗透将形成新的热潮，而文学与音乐这两个缪斯神殿中最动人心弦的艺术，也将在相互渗透中不断繁荣，在相互促进中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德]保罗?贝克.西方音乐的历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叶松荣.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4：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无论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哲学问题,都为文学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文学与哲学关系是统一的.,作为统一体的文学与哲学相互间的融合与影响也是必然的.
作 者：马衡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29) 分类号：B0 关键词：文学 哲学 关系 影响 接受篇5：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关于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大分有以上两类，然而，我国的歌唱中，“文辞”的地位在总体上始终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上面说的我国（至少在历史上）没有“无辞之歌”，又一方面，即使是在“以（确定的唱）腔传辞”的歌唱中，如果乐音旋律与字读语音发生太过于矛盾的时候，唱者往往会对唱腔作一些调整即所谓“润腔”、“小腔”去适应字读语音。更多的一些问题不能在这里多说了。
所以，回过头来想对音乐界同道们进一言：我觉得有两个现象是不能无视和轻视的：一是近百年来，西洋音乐（其思想、概念、观念、理论以至使用的术语）全面覆盖了我国；再一个是我们的音乐界对“我们自家民族韵文与音乐的关系”、“歌唱中之文与乐关系”的关心不够，我们乐界学“文”的热情远不如文界的学“乐”。是不是呢？
篇6：音乐与色彩的关系
如果黑暗是音乐的形体 朋友们约我谈音乐与色彩的关系，有点赶鸭子上架，因为我自忖是个“乐盲”DD此时忽觉这个词格外有趣，为什么不说“乐聋”呢？构造法似乎也暗示着“看”的优先性，更准确地说，是人的生活状态对“看”的更深的依赖感，但我在懒散中忽然读到张爱玲的《谈音乐》，有段文字触动了我： “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既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味。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颜色和气味的愉快也许和这有关系。不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张爱玲在文中漫无边际地扯着洋腔土调，似乎都不如在开篇谈气味谈色彩时那般痴迷，让人可以觉察到肌肤上纤毛的微颤。回顾起来，我对色彩的好感逊于文字，对音乐的好感逊于色彩，这种感官的偏好，本是天生的。但好事者往往喜欢让感官们弥漫一气，探究起色、味、音，眼、鼻，耳的暧昧关系来。而诸多窜来窜去的讨论，大都离不开对“通感”的阐释。 许多时候，我们把“通感”视为一种修辞手法，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被频频引证的一句话：“塘中的月光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理解这种层次的通感，在一个“像”字。
“像”是一座桥，使听觉与视觉之间得以自然而自如的转化，转化的基础在我们的智力结构。爱伦·坡说，光谱中的橙色光线和蚊蚋的嘈嘈之声，给他的感觉几乎相同，只因我们的感官就是一个共鸣腔。 或许“通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最本然的规律，以至于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 ，且时时做偷机取巧之用。大学时听一位音乐教授讲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上的图画》，他诱导我们动用形象思维，去想象出神灵活现的侏儒、古堡、牛车、基辅大门DD并告诉我们这些形象就是乐曲的内涵。虽然素材与作品之间并非隐喻关系，但我总怀疑那位教授的潜在动机是他的“通感”情结。 在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中，我读到了对通感的创作本体论意义上的阐述：“现在，在心理学领域内“联想”理论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地影响着精神。色彩好比琴键，眼睛好比音槌，心灵仿佛是绷满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它有目的地弹奏各个琴键来使人的精神产生各种波澜和反响。”我想，康定斯基所说失效的“联想”，就是修辞意义上的“通感”；富于意味的是，康定斯基也只能用“好比”来结构。 形式跃居为内容（而成为内容的形式将受到新的瓦解），康定斯基完成了令人振奋的一跳。虽然德拉克洛瓦早就说过：“众所周知，黄色、橙色和红色具有快乐和丰富的含义”，但在跑道上运势滑行和腾出地面的一瞬毕竟不同。这一跳是如何完成的呢？我发现“形式”的色彩是踩着音乐摇摆的荷叶跳上“内容”的宝座的DD这只宝座也是荷叶做的。因为“乐曲声直接作用于心灵并在那里激起回响，因为乐感是人所固有的”，只有和音乐相通，色彩才能“直接”地作用于精神。这里，“像”字那座桥梁从平卧忽而竖了起来，音乐变成了雅各的天梯。 似乎是宿命，在上世纪之交，艺术的各领域都有着“九九归一”的抱负。
任何艺术形式，都希望无限地接近音乐，这一思想似乎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里得以完成。在诗歌领域，比如马拉美对音乐性的追求，远远不是寻个押韵、悦耳了，而是一种在“音”中忘却“义”的诱惑。这种诱惑，会让诗歌消弥于乐音之中，会让生活的脚掌脱离尘土，正所谓“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 马拉美是造梦的高手，但我更信服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词汇的音乐性在文字语言与口头语言中永远不是单纯发声问题。它也不仅仅产生于元音和辅音的和谐上。它产生于语言与它的意义的关系上。所以意义DD即内容DD应当永远占主导地位。”当“音乐性”这个词泛滥成灾，在消费者的狂热中贬值之时，我更愿意保守地坚持，每种感官每种媒介的独立性，因为“像”不是“是”，爬上“梯子”也不意味着你就能望见天堂；都上了天堂，人间岂不寂寞荒凉？
攀上音乐梯子的色彩是什么样的色彩呢？康定斯基举了红色为例，
“这种红色没有任何独立的冷暖过渡；而且我们应该这样设想：红色调里的各种微妙的变化也是如此。为此我才说这种精神视觉是模糊的。但是既然这种内在声音在没有冷暖倾向的情况下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同时也可认为它是明确的。”柏拉图的理想我想在这种奇妙的色彩中实现了。它既为人世所无，又分明存在于我们的内在声音；它既有理性的冰冷明晰，又有感性的温情脉脉，撩人心扉。在我们说“蓝调音乐”时，我想就是康定斯基的蓝。 如果说康定斯基是让色彩向上爬的话，兰波则是让音乐向下滑。因为，对音乐色调的直觉把握并不足以催发我们的想象力，奇妙的是色彩的繁衍能力。“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元音隐秘的身世是什么呢？如果仅停留在寻找色彩的对应上，兰波的发现就会显得空洞而乏味，就像只找到通往家园的路径，而对家园的门廊仍然一无所知。于是兰波接着想象到： “A，苍蝇身上的黑绒胸衣，围绕着腐臭嗡嗡地飞行。” “A” 找到了黑色，黑色在人世上找到了一只苍蝇，有点借尸还魂的意思。找到了尸，黑色才不会空虚，“A”才能有安稳的感觉DD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做一次尼采式的形而上学的颠覆：如果没有繁复的生活经验，没有无意识的沉积，我们是否可能对色彩、对音乐的色彩有起码的感知？那么，什么找到了“A”呢？在康定斯基的论证中，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引述的《威尼斯商人》中的一段词： “灵魂里没有音乐的人，不会为甜蜜和谐的乐声所感动，他们为非作恶，使奸弄诈，他们的灵魂象黑夜一样昏沉，他们的情感与鬼域一样幽暗，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听这音乐！” “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他们的情感与鬼域一样幽暗”，我觉得是这段词里最有“音乐性”的两句。出现这两句时，我忽然预感着琴弓绷紧，第一声乐音将从黑暗中勃然而发。没有这两句，那么再“甜蜜和谐”的乐声也会象吊死的幻影一样。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诗的结构，头三句只是为后两句作铺垫，这是莎士比亚惯用的花招，你会感到，不是“灵魂中没有音乐的人”而恰恰是说话者对音乐一无所知。只有当说话者一步一步走过了“他们的灵魂象黑夜一样昏沉，他们的情感与鬼域一样幽暗”这两句后，他才察觉到自己对黑暗的胆怯，对音乐的胆怯。他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因为开始他在贼喊捉贼。这时，他听到了黑暗中发出的声音：“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听这音乐！” 音乐从黑暗中发出，但我们无法把黑暗理解为色彩，正如黑暗中的无声，我们无法把它理解为音乐。大音虚声，大象希形，我们触到了象与声的极限；太初有道，太初有光，但道人听不见，光人也看不见。我相信，在神的王国里，音与色，本是一体；只有到人的王国，才有音与色的等级。 色彩叫人安心，音乐让人心慌，张爱玲说的是实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是常识，常识是人的本性。但人的本性还有一条，就是他总想超越自己的本性，老歌德一年只敢看一部莎士比亚，不知他听贝多芬时会不会战战兢兢。听音看色，是人的本能；听音有色，看色有音，也是人的心灵的本然构造。那么我们在什么层面上谈论音乐与色彩的问题上才能有些意义呢？我好象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 在此，我想引一段杨小彦在《读图时代》中的话： “长久以来，我总是把莱辛所写的美学著作《拉奥孔》看作是文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个象征性转折......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描写死亡可以尽可能地使用想象力，极力去渲染其中真实的恐怖气氛，人们在阅读当中自己去体会这种气氛并在体会当中去获得审美的升华。可是，如果画家们真的把死亡的景象如实地画出来，人们就会受不了，因为视觉本身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直接性，会导致生理而不是心理的不良反应。所以，莱辛对于“美”的最后规定是在视觉上以不导致生理刺激为底线。的确，从古希腊开始的艺术，为了视觉上的愉悦感，画家们发展出了一种样式，雕塑《拉奥孔》便是这种样式的一个著名的例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拉奥孔和他的三个儿子的垂死挣扎是如何变成了优美的形体展示。” 今天，“图已经成为千变万化的足以和文字抗衡的另一类存在，成了文字真实意义上的异化物”。
而我发现在人们对文字与图像DD当然图像的外延远远要广于色彩DD的争论过程中，音乐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不知它欲当旁观者，还是当大法官。所以，当我们把音乐引入这场注定要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时，无疑是一次冒险，而新的生机和意味将在冒险中被发现。
篇7：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五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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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大分有以上两类，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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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文学与音乐的题材艺术论文
文学与音乐的题材艺术论文
引言
音乐与文学是最动人心弦的艺术，一直伴随着人类从远方进入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两束光芒四射的浪花，时聚时分，跳跃向前，他们在相互促进中不断繁荣，在相互渗透中蓬勃发展。文学可以为音乐提供创作素材，而音乐可以利用比语言的表现力更丰富的声音的多种结合方式来表达其思想内容。
一、西方音乐的题材
文学属于想象的艺术，它塑造形象的手段是语言和文字，但是语言文学不直接形成形象，它靠词义的概括性去描摹形象，描摹的内容是具体的，确定的。而音乐是听觉艺术，它塑造形象的材料是声音，声音是音乐家按一定的审美原则创造出的乐音，听众通过乐音的组合产生一定的“形象”。相对于文学，音乐是抽象的，要依靠听众听觉去感悟。所以说音乐是通过声乐器乐来表达，文学是通过文字笔墨来表达。然而，优秀的音乐家却可以巧妙的把文学艺术和音乐艺术结合在一起，达到珠联璧合的效果。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的文学艺术普遍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新的风格，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浪漫主义。想当然，浪漫主义对欧洲音乐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以其自己的风格特征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浓重的感情色彩，自由的理想抒发，强烈的个性张扬。而浪漫主义音乐崇尚自由与激情，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品富有诗意的表现，在特征上浪漫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浪漫主义音乐的题材大多选材于文学，如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一生创作了六百多首歌曲，几乎都是取自德国的抒情诗，特别是歌德、席勒、海涅、缪勒的诗作为数最多。作品中浪漫的和声处理及抒情的自我表现，丰富的幻想，炽热的感情，使歌曲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境界。门德尔松的管弦乐序曲《仲夏夜之梦》是他最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是他为莎士比亚同名喜剧写的配乐，内容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意的幻想，把听众带到了莎士比亚戏剧梦幻、戏谑的气氛中。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韦伯，他创作的《自由射手》，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此歌剧追求幻想的情趣，表现了善良终究会战胜黑暗的美好理想。柏辽兹是十九世纪标题音乐的倡导者，他赋予标题以动人的力量和音画的表现，他甚至在每一乐章前都冠以详细的'文字说明的标题，以便于听众能按作曲家的原意来理解交响曲的内容，使交响曲成为易被大众理解的体裁，柏辽兹的作品题材多取自文学，如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交响序曲《李尔王》(莎士比亚)，交响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拜伦)，戏剧康塔塔《浮士德的责罚》(歌德)，以及他的唯一声乐套曲《夏夜》，根据法国诗人戈帝埃的诗写成。
二、中国音乐的题材
文学属于想象的艺术，它塑造形象的手段是语言和文字，语言文学不只接形成形象，它靠词义的概括性去描摹形象，描摹的内容是具体的，确定的。而音乐是听觉艺术，它塑造形象的材料是声音，声音是音乐家按一定的审美原则创造出的乐音，听众通过乐音的组合产生一定的“形象”。相对于文学，音乐是抽象的，要依靠听众听觉去感悟。所以说音乐是通过声乐器乐来表达，文学是通过文字笔墨来表达。在文学和音乐两方面，中国文人墨客和音乐家把=者也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经典之作不乏之例。在乐曲和歌曲两方面，举不胜举。在乐曲方面，乐曲《春江花月夜》那甜美、安适、恬静的曲调，表现了在江南月夜泛舟于景色如画的春江之上的感受，同时它取材于初唐张若虚的诗《春江花月夜》，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春花春月，流水悠悠。此外，中国民乐家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月夜》、《空间鸟语》、《竹影摇江》等都吸取中国古诗词中的精华，充分表达中国弦乐和古诗词的清虚淡远的境界。另外，在歌曲方面，歌曲《在水一方》，音律婉转悠扬，歌词取自于《秦风，蒹葭》《虞美人》歌词是唐朝李煜同名词的原版：歌曲《相见难》为李商隐同名词的原版：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元力百花残……再者，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新鸳鸯蝴蝶梦》中歌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可在盛唐时期诗人李白的诗中发现。歌曲《寂寞沙洲冷》来源于苏轼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大胆借鉴，用现代手法创作出了大量的音乐佳作，它们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古文学的精髓，音乐与文学取得了珠联壁合的艺术效果，更说明了音乐和文学有不解的渊源。
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外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和音乐的分析，通过对中国文学与音乐的阐释，我们得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许多音乐取材于文学，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回顾相关的文学韵味，在文学作品中体会抑扬顿挫的音乐情。音乐与文学在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们开始起于同一渊源，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又体现出自己的独特特征，但是他们彼此联系互相促进，用不同的方式丰富着人们的生活。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相信它们会被更好的发展和创新，从而丰富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身心更加愉悦。
篇10：新英语900句 音乐与文学
Music and literature 音乐与文学
886. We'll go to a concert tomorrow evening to hear the symphony orchestra. 明天晚上我们去参加音乐会，听交响乐队的演奏。
887.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pianist? 你曾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吗？
888. Who would you name as the greatest musician of our times? 你认为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是谁？
889.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ke best? Do you like serenade? 你最喜欢听哪种音乐？你喜欢听小夜曲吗？
890. He's a composer of serious music. I like his music a lot. 他是个庄严音乐的作曲家，我非常喜欢他创作的曲子。
891. My sister took lessons on the flute for nearly five years. 我妹妹学吹长笛已将近5年了。
892. I've never heard that piece before. Who wrote it?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个曲子，它是谁谱写的？
893. You play the guitar beautifully. How much do you practice every day? 你的吉他弹得很好，你每天练多长时间？
894. This poem is realistic. I don't care for it very much. 这首诗是写实的，我不太喜欢。
895. Who is the author of Romeo and Juliet? 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
896. Many great writers were not appreciated fully while they were alive. 许多大作家在世时，他们的作品往往得不到人们的充分赞赏。
897. It is the most stirring story I've ever read. 这是我读过的所有故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篇。
898. This writer used vivid descriptions in his writings. 这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描绘手法。
899. This is a novel about frontier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一部描写美国边界居民生活的小说。
900.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romanticism? 关于浪漫主义，你知道多少？
篇11：文学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关系
文学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关系
原始文艺的产生离不开原始人物质生产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在那个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不得不为抵御和战胜自然而把获得生存的劳动当作第一需要，由此派生出来的人类的思想、情感、意识、欲望，乃至早期的雕刻、绘画、歌舞等文艺活动，不但须臾离不开劳动生活，而且还与实际的劳动融为一体。原始文艺对劳动的这种从属关系，反映了人类在还不能真正支配自然的历史条件下，造成了原始文艺具有物质功利的普遍特质。包括神话在内的史前艺术，虽从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初始的想象和情感体验，但这种想象和情感体验始终以对实际生产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为目的，还不具备独立的审美观照与创造的性质。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远古时代岩画和其他艺术遗迹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那些艺术品都是以当时人类的'劳动活动或生产对象为基本内容的，所反映的范围及表现形式，也是受当时生产方式及工具制造的水平所制约的。
随着人类从野蛮人向文明人的漫长的历史演化，特别是伴随着人类劳动范围的不断扩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史前艺术在得到充分发展之后，终于过渡到真正的艺术的时代。人化自然的劳动既改造了自然界，又改造和发展了人本身，使人获得了物质机能的发展和精神世界的形成和丰富；从而使人的需要由生理的走向心理的，由个人的走向社会的，由实用功利的走向精神的、审美的；同时，也使人的本质力量从单纯的物质创造力发展成为包括审美创造力在内的具有复合结构的实践主体。于是，人的精神世界随着人类劳动实践的发展而终于从混沌的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建立在审美观照基础上的想象和美感也开始获得了审美的属性；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形态的文艺活动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独立地位。总之，以审美为目的的文艺活动，就是在以功利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
在这里，人们还认识到了生产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所达到的程度，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文艺起源及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具体说来，工具及技术对文艺发生的作用具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其直接的作用，表现在史前艺术如雕刻、绘画和制陶、器乐的制作等，都是以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为直接前提的。
工具和技术的进步对文艺发生的间接作用，则是它对人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想象能力的影响。即使像近代以来巫术说所主张的那样，最早的绘画是狩猎巫术的一种工具，而它在粗糙的岩壁上创造出了虚幻的空间，这个空间代表了人类的创造，它有着真实的自然空间所没有的特殊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幅岩画都是在以非语言的语言去解释自然并控制自然。同时，岩画一经画成，它就是一种体现人类艺术想象力的“虚构世界”。随着人类艺术感觉能力的不断丰富和展开，文艺便从隶属于劳动的实用功利性质逐渐走向独立的审美创造的性质。
篇12：老舍小说与中外文学的关系
老舍小说与中外文学的关系
老舍在英国期间，他开始创作生涯，并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
一、老舍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
老舍读过像《儒林外史》这样的中国古典小说，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格和语言并未引起他的兴趣，因此，他创作小说的时候，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经验并不看重，也很少借鉴。
可以说，老舍的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不是很密切。
但是，他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尤其自小深受满族生活习惯的影响，有意无意的还是在作品中流露出他的民族归属意识。例如，名作《四世同堂》中的小文即具有典型的满族的特质，他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降生在一座有花园亭榭的大宅子中的。”“假若他早生三二十年，他一定会承袭上一等侯爵，而坐着八人大轿去见皇上。”“不幸，他生在民国建国的第一天。”“他极聪明，除了因与书籍不十分接近而识字不多外对什么游戏玩耍他都一看就成了专家。在八岁的时候，他已会唱好几出整本的老生戏，而且腔调韵味极像谭叫天的。十岁时他已经会弹琵琶，拉胡琴――胡琴拉得特别的好。”小文的身世经历和多才多艺都很像当时的满族人。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老舍有意识的隐瞒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仔细观察完全可以发现他的笔下其实有不少“隐性满族人”――人物虽未明言族属，但我们从其籍贯、言行、气质等多个角度都能发现他们具有极其典型的满族人特征。《离婚》中，丁二爷就很像满族人，在张大嫂眼里他是“废物”，当时满族人失去政权以后不能自食其力，被称为“废物”;其次，他酷爱“遛鸟”，这在满族人中十分流行。
还有他小说中的“京味”，也是北京文化影响的结果。
总体上说，老舍受到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较少，他主要受载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多。
二、老舍小说与外国文学
老舍在英国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对老舍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有：但丁、契诃夫、狄更斯以及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总结起来，老舍主要在以下四方面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一)取材的特点
老舍的小说主要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达到批判现实世界的目的。这与老舍青睐契诃夫，倾心于狄更斯是分不开的。
狄更斯嘲笑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他的小说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形态各异、生动逼真的人物。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是遵循了狄更斯的“大变形”原则：外表丑陋、言行滑稽、心灵卑鄙。
狄更斯这样描写《匹克威克外传》中的瘦绅士：“机灵的小黑眼睛不断地在好事的小鼻子两边溜着，像是跟鼻子在玩着永久的。捉迷藏’的游戏。”老舍有意摹仿，在《老张的哲学》中，这样描写老张的相貌：“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粒黑痣，按《麻衣相法》主多才多艺。两道眉毛连成一气黑丛丛遮着两个小猪眼睛。一只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名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向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烧饼。”这样的描写在老舍多部小说中均有体现，可见老舍深受狄更斯的影响。
另一位对老舍产生深刻影响的擅长写形形色色小人物契科夫。老舍不喜欢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公贵族，倾向于描写普通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响。如《离婚》中老张、老李，在这两人身上，我们能体味到契诃夫所描写的小市民的庸人气。
(二)温和的人生态度
老舍深受母亲的影响，养成了温和的人生态度，他有两条做人的道理：一是大难中挺身而出;一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叫别人为难。这样的人生态度必然影响其小说创作。他没有鲁迅深刻，不像郭沫若那样激烈，也不像茅盾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也迥异于巴金的热情，他批判他的人物，但“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这也与其所受的狄更斯等人的人道主义的温情态度有关。
狄更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作品体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同情，但是常常一方面揭露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进行调和，以“善”与“恶”的道德说教来解决阶级斗争的矛盾。如《尼古拉斯・尼克贝尔》和《奥列佛・退斯特》，就是如此。小说前半写统治者与流浪儿的矛盾，结尾却让这本难调和的矛盾，在所谓有正义感的绅士的帮助下解决了，甚至，法庭、警察也站在了流浪儿一边，于是，来了一个大团圆。
老舍同样坚持了这一创作倾向。他一方面在小说中无畏地直面社会的病态，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对立的上层人与下层人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纳入“善”与“恶”的抽象的道德范畴之中;他一方面真实地揭示了旧制度必然灭亡的事实，一方面又开出改良的药方。
在《老张的哲学》中，被卖身的姑娘李静和被捆绑的青年王尔德最后被德高望重的孙守备救下，从而解决了矛盾;《四世同堂》中的恶棍、汉奸大赤包等的灭亡，也不是人民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应验了“恶有恶报”的无形的道德戒律，最后被他们投靠的主子日本人处决。
这些都是外国小说家的人生态度影响老舍及其小说的证据。
(三)批判的倾向性
老舍从但丁、契诃夫、狄更斯的作品中，获得了一个信念：批判。但丁、契诃夫、狄更斯的作品都猛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欧洲中世纪资本主义的黑暗。老舍也一脉相承，在自己的小说中崭露了批判的锋芒。
老舍批判的对象是封建主义，批判的方式是通过对市民心态的讽刺来实现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日》揭示的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相互撞击下，国民性弱点的严重性与复杂性;《猫城记》表面写猫人的丑恶行径，其实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揭露;《二马》的创作动机更明确，旨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老马所代表的老一辈中国人，其特点就是“出窝老”、“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老舍在这些作品中，对市民心态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揭露，达到了批判的目的。
(四)讽刺、幽默的风格
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其幽默的`笔调，批判讽刺的主题而著称。他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受到的英国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他的早期小说创作，更是受益颇深。老舍始终认为幽默是一种心态，“一种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一种并不只笑别人，也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从而笑自己的心态，基于此才能做到“和颜悦色、心宽气朗”。
首先，影响老舍小说讽刺、幽默风格的是古希腊的喜剧，尤其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老舍读古希腊的喜剧，“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形式与内容的调谐”。老舍此后的创作，多有阿里斯托芬的影子，正如他自己所说“像阿比累(即阿里斯托芬)那样要笑就笑个痛快，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之后，老舍读了契科夫和狄更斯的小说，这些作品，大大地强化了老舍作品现实主义的力度和老舍的艺术趣味：注目下层人生，笑就笑个痛快。
将《老张的哲学》与《匹克威克外传》进行简单地比较，就不难发现，首先，两者人物均很滑稽，老张卑琐、可恶的德行、心态与《匹克威克外传》中的匹克威克一脉相承，都具有既可意会，又可言说的滑稽味;其次，语言十分幽默，“为笑而笑”。正如老舍所说的“在谈笑中。道出深刻的道理，叫幽默的语言发出智慧与真理的火花来。”
当然，老舍先生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这些，老舍接受外国文学的基本路向是：从“单一”地接受某一位外国作家的影响，走向综合地汲取众多外国作家，包括威尔斯、康拉德、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营养。
总之，老舍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自觉并且直接的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且他的小说也融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获得了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的审美。
篇13：梦、幻觉、灵感与文学的关系
一、梦与文学
梦与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已为许多文学现象所证实。这不仅由于文学本身具有梦的性质，而且因为有些作品本身就是梦中创作的。
《忽必烈汗》(又名《一个梦中的幻觉》)写于17夏天。作者柯勒律治说这首著名的长诗是在梦中完成。他服了鸦片后沉沉入睡，在梦中写成一首有二、三百行的长诗，醒后记忆犹新，立即将它记在纸上，可惜只记下50多行，就因客人来访而中断。等送走客人后，梦中呼之欲出的百余行诗句全部遗忘。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在梦中或梦后写成的。梦中瑰丽变幻的奇景，更刺激了读者的想象，使这首诗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诗人在梦中穿上东晋诗人谢灵运特制的登山木屐，在半空中望见海日初升，听见天鸡鸣叫，正在曙色初开、山花迷离的小径上休息，刹那间又觉暮色降临，耳畔但闻熊咆龙吟，惊魂甫定，忽然霹雳一声，山岳崩颓，天门大开，一个神仙世界呈现眼前：“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群兮纷纷而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若不是在梦中，恐诗人无论如何驰聘想象，也难以捕捉如此壮丽、如此缥渺的画面。李贺的《梦天》也是捕捉梦中的幻觉写成的。诗中写梦中登上月宫、路逢仙女、与仙女对话;下望人间，觉世界无比渺小。那种大胆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怪谲的风格，本身就具有梦的特色。仔细品味以上两首二李名篇，可以看出梦作为特殊的精神现象，参与作品的创作过程：提供创作的原型、常常“柳暗花明”的扭转创作危机、展开创作的想象，由于梦的作用，为创作蒙上浓厚的神秘色彩，平添了更大的艺术魅力。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受压抑的欲望往往在梦中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出来。这一点，不难从许多诗人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南宋诗人陆游因奸臣当道、报国无门，空怀收复河山的壮志而不能实现，这受压抑的愿望便在那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表现出来。南宋辛弃疾也经常在梦中抒发其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英国作家史蒂文生做过一个梦，梦中史蒂文生是一个脾气很坏的富商的儿子，经常住在国外，以逃避自己的父亲。一次回国，发现父亲已重新结婚。继而在一次争吵中，儿子受到父亲的侮辱，把父亲打死。继母与儿子后来同住在一间屋子里，她手中握有他杀死父亲的证据，但她不仅没有揭发他，而且还对他哭诉，说她爱上了他。
史蒂文生生于爱丁堡一个富有的、笃信宗教的工程师家庭，年轻时爱上了比他大11岁已有两孩子的美国妇女芳妮，全家坚决反对。后来，史蒂文生历经痛苦，终于与芳妮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史蒂文生的创作生涯进入高峰。以后芳妮的前夫再娶，史蒂文生父亲去世。在这个时期，史蒂文生做了上面说的那个梦。
梦中的父亲，实际上是芳妮的前夫和史蒂文生父亲的化身。他们是史蒂文生婚姻的障碍。只有去掉这些障碍，史蒂文生才能与芳妮结婚。梦中的父亲再娶，现实生活中芳妮丈夫也再娶;梦中的父亲脾气很坏，现实在活中史蒂文生的父脾气也很坏。他一直反对儿子的自由选择：先是反对他的无神论倾向，反对他对于事业和前途的选择，后来则反对他的恋爱和婚姻。虽然史蒂文生后来与父亲和解，但父亲当初的激烈反对，无疑对史蒂文生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无意识中，史蒂文生很可能将父亲视为自己幸福的障碍，这样，在梦中出现杀父的场面也就不足为奇。同样，梦中的继母，实际上是芳妮的化身，芳妮是已婚女人，且年龄比史蒂文生大11岁，在梦中变成继母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有趣的是：这样变化的结果，却恰好证明了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芳妮是史蒂文生的恋人，在梦中却处在母亲的位置;芳妮的前夫是史蒂文生与芳妮结婚的最大障碍，在梦中却处在父亲的位置。于是人们便难以断定，史蒂文生与芳妮的爱情，究竟是俄狄浦斯结的升华，还是杀父娶母愿望的间接实现。
弗洛伊德认为：梦虽然往往取材于最近的事件，但梦的意义却往往要到童年时代去寻找。“通过其他一系列的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激发梦的愿望和梦中证实的愿望满足，都来源于童年。因此人们会吃惊地发现：儿童和他所有的冲动都残存于梦中”。
当然，杀父娶母的愿望很可能并非来自童年时期(这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而是像后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所作的修正那样，来自远古的部落生活;而且，它很可能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中的一种(这样，个人即无须为此负任何道德责任，而且也符合俄狄浦斯神话的本意)。
史蒂文生大约是一个多梦的作家，其著名小说《化身博士》也是在梦中受到启发写出来的。他在写这部故事之前，曾梦见一个奇妙的故事，《化身博士》一出版，立即轰动英美，大获成功。此后史蒂文生收到许多怪信，尤其是那些灵学家和神秘感悟派写来的信。他们相信作者在写这小说时必然得到过超自然力的引导。史蒂文生夫人和继子洛伊德·奥斯本写的回忆录，详细回忆了《化身博士》的创作过程。从中不难看出，《化身博士》确系梦中构思，具有自发性和突然性，这正是梦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处。
此外，《化身博士》的写作速度也是惊人的，我们不妨说它是灵感的产物。
二、灵感与无意识
对创作心理过程的考察，使灵感问题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我们讳言灵感，总觉得一谈灵感就是神秘主义、唯心主义，但逃避问题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讳言灵感，只会使灵感问题更加神秘。
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曾谈论过创作中的灵感。这当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歌德创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在22岁时曾钟情于夏绿蒂，因夏绿蒂已经嫁人而无法与之结合。歌德精神痛苦，无计排解，正打算自杀，偶然从报上读到一个名叫耶路萨冷的青年因失恋而自杀的消息，顿时，心中仿佛有一道闪电，迸发出《少年维特》的构思。他匆匆回家，关起门来，埋头两个星期，终于写出这篇不朽的名著，自杀的念头也不翼而飞。
据歌德自己说，以往他写东西，虽经反复修改、再三斟酌，但后来仍不满意，而《维特》却是一气呵成，也没有什么改动。事后他对朋友说：“这部书好像是一个患睡行症的人在无意识之中写成的。”
灵感具有自发性和突然性，有时苦心搜索而无所得，有时无意之间却蓦地涌上心头。法国音乐家柏辽兹给一位诗人的诗谱曲，谱到收尾的叠句时猛然顿住，虽再三思索，也想不出一句乐调来传达这一叠句的韵味。两年后他游罗马，口中哼出的一段乐调，就是两年前他再三思索也写不出来的那句。
灵感有时在梦中出现，杜甫《梦李白》中写梦的名句“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历来为诗家所称道。名篇固然出自诗圣大手笔，但若非梦中感应之深，恐也难得此神来之句。
再如苏东坡的名篇《永遇乐》：“明月如霜，好风似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沉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无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苏东坡自述此词的写作过程是：“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相传唐朝尚书张建封有爱妓名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尚书既没，彭城有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白居易《燕子楼诗序》)苏东坡于元丰元年在彭城(今徐州)燕子楼梦得诗，佳句流传至今，并成为诗人因梦兴感，写成好诗的佳例。
苏东坡本人是相信灵感的。他在《腊日游孤山记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中说：“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意思是写诗需要灵感，灵感稍纵即逝，必须手疾眼快，抓住灵感，才能写出好诗。他自述其创作过程，似在一种灵感状态中的下意识操作：“吾文如万斛泉涌，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
几次说到创作过程的“不可知”、“不能知”，这不正是一种无意识创作冲动吗?我们不妨拿它与荣格论灵感的名言比较：“他(指诗人)的手被捉住了，他的笔写的是他惊奇地沉浸于其中的事情;这些作品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形式，他想要增加的任何一点东西都遭到拒绝，而他自己想要拒绝的东西再次被强加给他。在他的自觉精神面对这一现象处于惊奇和闲置状态的同时，他被洪水一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他只能服从他自己这种显然异已的冲动，任凭它把他引向哪里。”(《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
然而这种创作冲动并非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所以诗人们常以种种办法激发灵感。
李白在酒后最能获得灵感。相传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即为酒后所作。据说当时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观赏牡丹，突然召李白进宫谱写新曲，李白进宫后酒后获得灵感，一气呵成。
李贺常骑驴外出，背上背一古破锦囊。一有灵感涌现，即写于纸上放入囊中。每次回家，李贺的母亲都要检查锦囊，见写得多，就总是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这也是随时捕捉灵感的表现。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美国小说家爱伦·坡常借助于鸦片获得灵感;法国的伏尔泰和巴尔扎克则借助咖啡;弥尔顿作诗喜欢躺在床上;卢梭有所思索，则露顶让太阳晒脑门。德国诗人席勒只有在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他还有一个怪习惯，必须闻烂苹果的气味，才能激发想象和灵感。
获得灵感的方式各有不同，相同的是作家创作过程中无不借助灵感创作出令他们自己都吃惊的 篇章。诗人、作家虽然渴望获得灵感，自己却并不能科学地解释灵感。屠格涅夫把灵感说成是“神的昵近”、柏拉图认为灵感是“神灵附体”，普希金则相信它是缪斯的“恩宠”。
灵感只有在无意识心理学基础上，才能获得比较科学的说明。弗洛伊德、荣格的理论，为理解灵感这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提供了论据。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灵感这种“异己的”、不受自觉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仿佛是得力于神灵的现象在无意识心理过程中得到了解释。无意识仿佛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作家艺术家的一切印象和经验都在这里储存、积累并获得加工;无意识被认为是人的智慧，人的创造性想象的不竭源泉(荣格特别强调这一点)、材料和形式都来自无意识：灵感本身不过是来自无意识的一种创作激情、创作冲动和创造性想象。
让我们首先考察灵感的三大特征，然后再从无意识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灵感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自发性，即陆机《文赋》中所说的“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作家苦思经年不得要领，有时却突然文思泉涌，一挥而就。这种不由自主的特点，正是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典型特征。任何一种无意识冲动，无论是梦、幻觉、强迫行为、突如其来的幻想或直觉、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和创作冲动，都具有不受自觉意识和支配，不期而来、不辞而去的特点。
人不能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做梦，做什么样的梦;同样，诗人也不知道能否邀来灵感。精神分析学家借助催眠、解除压抑、给以刺激、自由联想等方式来诱导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无意识冲动，而这也是诗人们召唤灵感的方式。象酒、咖啡、致幻剂等，都具有催眠、刺激、解除压抑的功用;此外，灵感之所以常常在梦中出现，也正因为睡眠中意识的压抑作用有所松懈，无意识心理内容常常活跃于梦中的缘故。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灵感与无意识的关系。
灵感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亢奋性，即柏拉图所说“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此时作家往往精力充沛、高度兴奋、才思敏捷、浮想联翩，正所谓“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陆机《文赋》)这种亢奋性，也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典型特征。任何时候，只要人摆脱了意识的羁绊，他就可能在特定的场合陷入这种高度亢奋的迷狂状态。酒神仪式、狂欢节、宗教游行，甚至精神病，所有与此类似的迷狂，都是解除压抑或丧失理智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事实表明：迷狂状态是一种来自无意识的冲动;它可能是正常的，也可能是不正常的：关键在于它的表现形式，以及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无意识心理学认为：无意识是心理能量的巨大仓库;一种心理过程，如果能从无意识中获得大量能量，则往往可以事倍功半;反之，则无论人怎样殚精竭虑，其结果只能是神疲气伤、无济于事。诗人和作家在灵感过程中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旺盛精力，这恰好说明他们从无意识中获得了巨大的心理能量。
灵感的第三个特征是富于创造性。诗人仿佛得到了某种神异力量的帮助，能够毫不困难地赋予作品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诗人们在灵感中写成的作品，事后往往无须多加修改。正像荣格所说：“它们好像是完全打扮好了才来到这世界，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中跳出来那样。”这说明完美的艺术形式常常并非来源于外在的技巧，而是直接来源于灵感，许多诗人往往在技巧并不成熟的时候就创作出惊天动地的作品，而到了老年，技巧日臻圆熟，却再也创作不出那种天然浑成、不假雕饰的好作品来。
问题在于：这种天然的艺术造型能力究竟来自何处?难道无意识不仅能给艺术创作提供动力材料，而且还能提供现成的形式吗?在荣格等心理学家看来，情形正是这样。荣格认为：来自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限制、影响和帮助了诗人的想象，它使诗人的想象沿着人心中某些固定的方向发展，并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未能从原始意象中获得力量的想象难免流于肤浅，而那些从灵感中产生的想象，由于打上了无意识原型的烙印，则具有不可思议的艺术魅力，能够从人们心中唤起强烈的共鸣。
荣格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把无意识看作是受压抑的不道德的心理内容的集合场所，相反，他认为人的拯救性的力量都潜伏在无意识中。集体无意识是人的灵感、智慧和力量的不竭源泉。人在返回无意识的过程中，通过激活原始意象，激活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往往能找到新的灵感，并凭借它重返意识，解决那些似乎不能解决的难题。这有些类似柏拉图的思想：通过灵魂回忆而从理念世界中获得真理的光芒。
歌德曾说：“人不能长久地停留在意识之中，他必须再次沉入无意识，因为他把自己的根扎在那里。”这对许多诗人说来，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之所以不可战胜，就因为他永远不离开大地，永远从大地中吸取新的力量。大地是安泰的母亲，是他生命由以发源的地方，正像浩瀚广袤的无意识是人的意识发源的地方一样。
三、非自觉构思
在创作过程中，某些先前的设想往往受到另一种力量的纠正，这时候，按照作家们的话说，作品中的人物变得不听使唤，他们仿佛服从自身内在的逻辑，仅仅按照自身的意志去行动或生活，其结果，作品的结局往往与作家先前的构思大相径庭，或至少是受到某些出乎意料的修正。这种情形，使我们考虑到与自觉的构思平行，还有一种潜在的、不自觉的构思。
普希金没有想到《欧根·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会嫁给一个年龄比她大得多的贵族，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一个大的玩笑。她居然结婚了。我可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
托尔斯泰最初想把安娜·卡列尼娜简单地写成一个放荡下贱的淫妇，结果却把她写成了一个不能忍受庸俗生活，渴望追求真挚爱情的女性。贝奇柯夫在《托尔斯泰评传》中写道：“安娜在初稿中……跟小说最后定稿中所创造的那个形象很少共同之处。她的外表和行动中充满感官的成分，在她的整个精神气质上也含有某种品行不端因素。这是个趣味恶劣的女人，智力非常低下，毫无心肝、卖弄风情、在宗教问题上假仁假义是她一贯的特性。相反，她的丈夫卡列宁在开头的几次初稿中却是用比在最后定稿中较为柔和一些的色彩来描绘的。……初稿中的安娜、卡列宁和渥伦斯奇都具有他们在后来的定稿中所没有的一些特点。以后托尔斯泰在阐明这些形象时又加进了许多新的东西。女主角开始具有了非凡的魔力，成为高尚动人的、诚实的、真挚的人，而渥伦斯奇和卡列宁则在安娜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美的鲜明耀眼的光芒之下，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卡列宁成为一个麻木不仁的'部里的机器'、冷酷无情的官僚，渥伦斯奇则成了彼得堡'花花公子'的典型，无论在精神上智力上都显得比安娜贫乏。这样，在创作过程中，《安娜·卡列尼娜》里一些主要人物性格刻划上的思想和心理重点都有了变化。”
法捷耶夫在写作《毁灭》的过程中一直想安排美谛克自杀，但最终却意识到美谛克甚至缺乏自杀这种意志力量：“在写作《毁灭》时，我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从前思考过的东西有许多无论怎样也放不进作品去。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我从前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新情况。比方，照我最初的构思，美谛克应当自杀：可是当我开始写这个形象的时候，我逐渐相信：他不能而且也不应自杀……。在作者用最初几笔勾画出主人公们的行动、心理、外表、态度之后，这个或那个主人公就仿佛开始自己来修正原来的构思……结果是：如果作品的主人公为艺术家所正确地了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就会带领艺术家向前走。”
在创作过程中，常有作品中人物不听使唤，后来的结局与原先的构思相去甚远的事例。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把这称之为“人物的叛变”，我以为不如说是作家非自觉构思的干预。
巴尔扎克对他心爱的贵族阶级充满了同情，然而却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托尔斯泰的小说一方面进行了反动的说教，一方面却成了俄国革命的镜子。这种情形，过去被说成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但从心理学的角度，仍不妨说成是自觉构思与非自觉构思的矛盾。把这种矛盾作为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现象来考察，我们便不能不首先考虑到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的矛盾和互补。
这种互补是通过暗示、刺激、角色反映等心理作用完成的。当意识-自觉构思的目标确定之后，作者在展开叙述的过程中，受到非自觉构思的作用，会产生不能确定的冲突、反映，因为他不知道同目标相敌对的有哪些因素，他只知道顺应目标的因素，直到促成目标的实现而展开叙述时，他才知道这一切有多么重要，正是这一点构成小说无穷的艺术魅力。比如《尤利西斯》开端部份和所有行动几乎都互无联系。在许多叙述性艺术作品(包括小说)中，当作者展示艺术构思，并使读者看到主角在按部就班地受叙述目标驱使，小说的情境往往就陷入危局。这时读者将感受不到叙述性意象所带来的快感。
自觉构思集中地表现了非自觉构思，非自觉构思则以某种方式制约、影响、补充和修正自觉构思。自觉构思既服从现实的要求又听命于作家内心的要求，但有时却不免流于肤浅或被种种表面现象所眩惑。非自觉构思主要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声音，但却可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与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相和谐一致。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充满着种种复杂矛盾(并不仅限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作家的创作努力，不妨看作是作家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一场拚搏。
易卜生说：“生存就是与灵魂中的魔鬼作战，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显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自觉意识要发挥巨大的作用，非自觉的艺术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
篇14：简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简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学术界或突出政治立场，主张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或着力倡导回归文学本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对于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是不利的。 文学与政治虽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但作为意识形态，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政治诉求和文学的情感诉求构成文学发展的两极。周作人曾认为文学变迁是两种潮流：“(甲)诗言志DD言志派；(乙)文以载道DD载道派”。“文学方面的兴衰，总是和政治形式的好坏相反背的”。在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强烈融合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的核心思想“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是一种政治思想。“经世就是‘治世’和‘理事’，或者治理天下的意思。这一字面的意思反映出儒家一种特殊的入世人生观；一个理想的人生是从政以领导社会。换言之，就是儒家所谓的以天下治平为己任的人生理想”，①而“儒学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它总是不知不觉地，经常无意识地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反传统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使他们在行为、态度、信仰、献身方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中国知识分子毫无例外地都与儒家文化纠缠在一起”。②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作品中大量反映民生疾苦，民族危机的内容使文学政治化倾向强烈；而文人做官以后，因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在书写公文时就有相当的文采，这亦是政治文学化的表现。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和国内政治策略的影响，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走向了极端。 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涉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从“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认为艺术在本质上是腐败的，对政治尤其具有破坏性。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仅能给人娱乐，而且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古希腊、古罗马后来的批评家基本上都赞同亚里士多德对艺术作用的积极评价。同时，在古代“既不把诗人视作政治的敌人，也不把他看成政治的财富”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前。之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作家应该承担政治使命，要用艺术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大批专门而明确地探讨文学与政治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出现。“为政治而文学”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文学与政治关系中最具争论性的内容。 虽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略有差别，但是在实践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上。(一)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首先，政治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过程。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构成。政治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DD社会生活，作者和读者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就作者而言他的作品要反映生活必然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息；对读者而言一方面他接受了作品，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读者对政治内容的需求也激发了作者去创作与政治生活氛围一致的作品，从而迎合读者的需求。其次，政治影响了文学批评。特定的政治环境会影响文学的思想取向和审美风格，文学批评适应了这一潮流形成了政治形态文艺学、政治诗学等理论形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二)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文学的精神陶冶作用感化了人们的心灵，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接受作品中所蕴涵的政治思想，这是一个复杂的接受过程，况且有些作品中的某些政治思想有时并非作家有意要表现的，对读者和评论者而言更需要深入挖掘，所以文学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 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二者的结合上，二者的结合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③中详细论述了中国20世纪各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不同结缘方式。作品根据政治文化学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在我国整合模式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完成，正处于“前整合模式”阶段。在非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20、30年代)中，文学发展形成了总体上的政治化倾向。代，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30年代，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总体的政治化倾向浓厚。表现为文学群体对统治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的对立或游离状态；为适应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体裁出现了新形式。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倾向主要是一种非官方的观念。在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出现了“山药蛋派”，至此开始有了迎合政策需要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走到了极端。政府制定文化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文学组织，文学必须体现官方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空前一致。到80年代末90年代，进入前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中，文学开始出现自足性发展。人们面对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可以自由选择意识形态，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出现缓解。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时，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学，政治不是评价文学现象和文学的标准或依据，但以政治角度研究文学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注释： ①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版。 ②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③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版。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张红玲
篇15：试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试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传统文学 融合
[论文摘要]文学进驻网络空间并且成为一个活跃的臣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因为网络文学的出现,传统文学正在或者即将发生哪些深刻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网络文学之现状及其特点,进而分析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资深作家陈村慷慨地赠言网络文学:“前途无量”。他在“网络之星”丛书的序言之中说:“有人一口派定网上的文学作品都是垃圾,那是精神错乱,我们应该怜悯他。有人说网上的作品才是文学,那是理想,我们要努力。”可见,网络文学在当今文坛上其势头已经不可抵挡,有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热背后的传统文学,二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现状比较
网络的介入使得文学写作不再是创作者一个人的事了,而变成一种集体智慧的凝聚,走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新路。但是,与传统文学一样,网络文学的本质还是文学,它与传统文学有着解不开,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一)存在方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较之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有文本载体、文本形式和文类界限的易位。
(1)文本载体的不同
传统文学作品主要以书本、杂志、报纸等“硬载体”文本出现的,它们陈列在书架上,摆放在案桌前,构成一种广延性的物质性存在。网络文学则以电子符号的软载体形式存在于电脑中,传输在互联网上。在这里,文学创作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随意性,也可随时更改。
(2)文本形式的不同
传统文学是线形平面的文本构造形式。尽管其也可以运用插叙、倒叙等手法或多线索结构,但由于媒介的三维物理空间的限制,其文本的空间是凝固的,容量是有限的。网络文学显示的是超文本链接的立体构成形式。它的特征是阅读的多线性或超线性,即由线性结构转向链接性结构,由刚性结构转向弹性结构,由封闭结构转向开放结构。
(3)文类界限的不同
在传统文学类型中,有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的“四分法”,同时,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文学创作和生活实录、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都非常明确。当我们在欣赏某一传统文学作品前,我们都会事先知道它属于那一种体裁或在阅读的过程中轻易地分辨出来。但在网络文学中,文类界限已变得模糊或被淡化。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分清它们属于哪一类文体,因为这些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是模棱两可,传统的文学分类法对它们无从归类。
(二)创作模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创作模式的不同主要包括构思方式和创作手段两个方面。
(1)构思方式的比较
传统的文学构思是个人化的艺术思维,它要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悟,不断为内容而寻找形式,以整体的艺术观照来施展自我潜在的艺术创造力,为作品的生成打造审美原创的艺术胚胎。而网络文学则不同,它的写作是随意的,无需完整的艺术构思。如一位文学网友所说:“文字在我是生活状态,只喜欢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不会为文而文,没话找话。我只是坦坦然然地写下我的歌、哭、欲、求,我对人生的思考,我对社会的解说。你有你的体验和实证,我也有我的,我们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2)创作手段的变异
网络作者首先需要以机换笔,让一笔一划的“爬格子码字儿”变成轻松的键盘输入,也可以运用万通笔或无线压感笔作手写输入,或是在交互语音平台上进行语音输入。这种创作手段使文学创作者写作时不再低头,而是抬起了头,十个指尖在键盘上飞舞。
(三)传播模式的比较
(1)传统文学以书面材料为载体。
传统文学,属于单向传播,其信息传播模式是传播者→媒介→接收者。对此,有学者评价说;“在这里,作者是一个绝对核心因素,是文本全知全能的主宰角色,一切都是已知的,既定的读者只是等候智者训导的角色。”
(2)网络文学有双向交流的特征。
网络文学信息传播模式是传播者→媒介→接受者→传播者(或其他接收者)。在一般情况下,读者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才更容易产生阅读作品与参与交流的渴望。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因为交互活动本身常常将欣赏变成了创作,或将创作变成欣赏。
(四)语言的比较
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创作模式以及传播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语言的变化。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它的语言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藩篱,表现出了差异性。
(1)传统文学讲究文学语言的情感性,特别注重文学的表情达意,通过气氛的渲染,景色的烘托,传达出人物的情感体验。有时,为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精神感情表达的需要,作者会对某些情节进行铺陈叙述。但由于网络文学受制于网络阅读和传播所需要的明了通俗等因素,其语言往往追求简约、形象和直观,词组缩写和符号表意成为网络文学中比较典型的语言形式。
(2)传统文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通常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体现出来。通过阅读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你的脑海中就会勾勒出人物的形象。但网络文学语言抹杀了语言的个人色彩,而取之以格式化、程序化的语言模块,阅读起来更加生动自然。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是适应时代而产生的,它虽然没有传统文学根深蒂固的地位,但它也有传统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应该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妥善处理好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同时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精神粮食。
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必将共争日月,网络文学因为其自身的优势比传统文学更为普及,影响力更大,并且形成压倒之势。然而,它们毕竟是同根同源的,只有相互补充和完善才能真正共荣,促进文学的长足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二者的关系正走向融合,具体变现在:
篇16：语言与文学的接面关系研究
语言与文学的接面关系研究
本文探讨语言与文学之间的接面关系.首先,文学语体与非文学语体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形式的前景化,即语言的语法结构、音位结构、词汇语义结构、语相特征等方面突出的或者说是前景化的用法.其次,非文学语体与文学语体的`差别还在于本义的语言用法与比喻的语言用法.根据语篇体裁和分析目的的不同,分析文学语体可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词义结构方式、语境因素、比喻用法、原文改写等角度入手,这些方法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非文学语体中的文学特点.
作 者：刘世生 LIU Shi-sheng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刊 名：外语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年，卷(期)：2005 “”(1) 分类号：H0-05 关键词：文学语体 非文学语体 语言形式前景化 比喻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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