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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兼论现代化的取论文
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兼论现代化的取论文
论文关键词：现代化“命名”现代性取向
论文摘要：现代化是基于科技文明的实现过程而提出来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前提追问和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逐步展示和生成出来。正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有现代性意义的赋予和现代性意蕴的生成。本文就拟从生成性思维来反思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内在关联和反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取向清晰的前提是现代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性意蕴的深度追问，那就是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
一、现代化的“命名”与现代性旨趣的内在关联
现代化一词指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世界范围内以工业化为发端的、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载体的整个社会的变革。
在传统的现代化建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比如“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有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这原因在于我们放弃了必要的前提性追问即“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亨廷顿(SPHuntington)在其《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政治**频发的原因，不在于其社会政治的落后，而在于其想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的企图，对照已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则引起不稳定。
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似乎给予我们一种整体性发展的印象，但在此基础之上的深度追问却被我们放弃，“我们却不愿意进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所以只是用一种不加任何现实问题关照的名称，去定义现实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一种静态的观念把握和毫无实质意义生成的静止取向。必然看不到“现代西方解决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就有必要去关注现代性的旨趣，因为现代性问题的生成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也反映在现代西方国家对自身历史与价值追求的统一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恰恰回应了民族国家和现实世界对真正的现代性旨趣的追寻即“文化政治”。
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是在特定时空中展开自身的问题，也就决定了自身规律的生成。所以套用任何所谓的“主义”或者模式，都不足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再加之“整个世界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各种现成的‘主义’本来就多半跟不上形势”。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科学、技术、经济与信息，但我们却似乎缺少解决“什么是好生活”的真正知识。因此，分析现代化的“命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模式或者范型，也就是说这只是“可选择的项目而不是无可选择的事实”。这其中更包含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所面对的问题的传统接续与未来生成的思想难题。“思想的难题虽然不是在实践中直接威胁人们生活的各种现实危险，但却是生活所‘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思想的可能性蕴涵着一切潜在的创造，也就蕴涵着一切危险”。结合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反映出现代化的“命名”本身缺少意义生成的生活世界的观照。而结合现代性意蕴的本真，不难发现意义的生成是寻找各种可能的展开和呈现的过程，正基于此民族国家的知识界才有意识觉醒的可能。
二、现代化“命名”的指向及其问题
现代化“命名”所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误以为有某种可以预期的结局或者既定的可以完成的目标，必然带来现代化取向与现代化本身的反差。现代化目的本身指向是基于民族国家发展，那么追问现代化的指向或意义，就是追问什么是任何可能的民族国家发展所追求的发展效果。把民族国家的发展效果看作追问的主题，我们就会得出现代化的目标不可能是某种结局，而只能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某种效果。现代化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便谁来规定的，我们谁也没有这样的权利，现代性的追问就是现代化自身的意义生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分析现代化的“命名”，如果从利益与代价的关系的角度，我们获得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但是必然以一定的的代价作为条件，基于这一点，我们说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没有意义生成的可能，而如果我们从幸福与意义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没有所谓利益与代价的悖论，因为“幸福却不是用代价去换来的，而永远是一种加倍收获的行为，即所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乐意做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又往往产生出额外收获”。所以，现代化的取向不应是单纯利益的获得，更应该是幸福的建构或者生成。这也昭示了生活世界是现代性追问的自然源头，“由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和整体发生了关系，并获得了整合和终极的特征”。
在民族国家选择现代化的过程中，似乎在一种已经定型化的框架内展开，这可能会导致离开现代化的命名就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我们的活动、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展开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民族国家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化的标准而不知道自己，这会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因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现代化‘命名’问题最大的紧张和焦虑并不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是价值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现象的解释都落实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解释的框架，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从价值层面上维持和组织好我们的生活世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回不到传统，甚至这个十年和哪个十年都接不上，也就不足为奇”。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展开，现代人很快发现，“社会在一步步走向现代化、文明化，但现代人的‘生存根基’也同时被连根拔起，逐渐陷入了由文化相对性和价值虚无所导致的‘生存迷茫’之中，无方向感地漂泊着”。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主体间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并在其整体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足够了”。所以，现代性意义的生成和现代化问题的彰显是一致的。这也就反映在我们民族和国家在追问现代化问题中，“自身的文化通过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其实还结合在生活世界的整个视界有着相同结构的解释系统中”。
反思现代化的“命名”必须和反思文明本身结合在一起。虽然文明本身是一个存在论事实。但是文明的选择涉及人们生活的价值、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文明的具体状况的健康与否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反映人们生活是否有价值、意义的问题。这也就说明，“既然文明的存在是生活意义的存在论前提，因此，文明的生死对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从文化自身的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来思考，文明必然是一种生命流变的外在过程和追求超越的内在过程的统一，也就是说，文明因为追求超越与自身的过程性而呈现出一种“生命”存在。所以，就不能从外部的价值标准去权衡文明的状况，我们应该而且只能从文明的自身存在的本真去理解。那就是，文明不能单纯从“好／坏”的外在的指标衡量，这是因为“好／坏”往往是由文明白身定义的。因而更应该从生命标准即“健康／病态”来理解文明。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具有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立场的优势，因此明显优于西方的‘进步／落后’的分析框架，显然，‘进步／落后’是以现代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并无普遍说明力”。
现代化的“命名”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基于历史解释所作出的关于文明状况的价值评价小能构成真正有效的价值判断，而只能提供参考性资料”。所以，现代性意义的追寻过程也就是探索文明选择的多重意义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对文明的选择进行态度的价值评判，还更应该从文明存在或选择的目的和意义去考察文明自身的指向。所以现代化的“命名”的反思，必须要结合文明建构的基本功能要求：第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足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动力机制。这意味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创造力，并且为了维护创造力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创造力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第二，“这种文明还必须具有足以进行自身监护的免疫机制。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保证公正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基于这种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现代化的指向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系统的建立，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明选择，同时也是与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找寻人类共同的或者说“整体意义上的正义”，也就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还包含“人类公正关系的保护”。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现代性问题简单化的症结和问题是什么?有学者如此表达了这一代学人应有的立场：“它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不断追问，那就是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晚清以来，关于中国的自我理解开始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困惑和危机。今天，现代性话语的主宰已经渗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潜意识。在这样的处境下，反思现代性如何可能?
三、基于“现代性”追问的现代化取向反思
“现代性”一词出现在19世纪。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2O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很有“现代意识”，很有“现代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距离自身现实很远。现代性应该不只是落在追求形式、语言、手段、样式的新，更不意味着抛弃传统。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向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更是提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现代性的意蕴中，价值判断已经不是一种内在于人的需求，关键在于当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的形成，即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以及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审视，其中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这当然需要民族文化反思的主体或先进人士自身现代性意蕴的明晰即现代性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作为接续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作为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确立方式的生成。
张颐武先生引用HalFosterd：话说“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始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工程，它包括在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全面的理性化建设”。“现代性所追求和展现的，原本就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性预期和无限敞开的价值想象”。
引用袁祖社先生的观点来看现代性观念内在意蕴那就是，“现代性观念被视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生存之根，它所表达的，是现代人对一种新质的生存与生活‘共同体’的创制与拥有的渴望。因此，有关‘现代性’观念的各种主张，均可视之为围绕新的“社会工程学”规划实践，现代思想主体自主选择的观念冒险方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全部领域和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
现代性的意蕴的生成既是一个时问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总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一种标准化的图景；他们总是在问离这个图景还有多远，而不是反思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例如在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一些学者的研究把现代与近代几个阶段相割裂，把“五四”、新中国建立和“文革”都作为历史断裂的标志，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为代价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其实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实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大的错误、弯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体看来，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这也就是说，否定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有一种扬弃精神，即如何在批判和否定自身的过程中肯定自身历史的更大意义的正当性。
在现代性意蕴的生成中我们来考量现代化的基点其实也就是反思文明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总的说来，我们不是要否定现代化的取向，而是要追问文明的衡量是以什么为取向的问题，也就是指向了现代化的取向中应该明确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如果从人们的偏好中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然把现代性的意蕴当做找寻文化冲突(现代与古代之争)的结论或者说找寻哪种类型的文化(东方与西方之争)，这本身会带来一个本身无意义的文化争论的怪圈。我们必须结合自身的过程和整个文化的交融的过程来思考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文化选择的标准是价值选择，同时，真正有意义的文明的生成是基于包含足够丰富的文化类型的文明的建构，而且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这样，“任何文明成就都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创造性的提出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实实在在地扩大了人类的精神领地”。
按照马丁·阿尔布劳的理解，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机巧理性的帮助下，以探求财富开始的活动发展成了对于社会秩序原理的探求。理性被从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应用于社会。就第一方面而言，它变成了现代国家技术，其表现形式有军队、行政管理、教育和稍晚一些的福利国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它被用于拟订一些原理和观念，这些原理和观念可被用于理解任何民族的人际关系，即可以像被用于掌管民族成员之间或甚至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一样被用于掌管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交往。由此发生出来的普世主义，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把西方的方式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法的合法化”。
结语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和推进，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与关注，“已由早期的泛文化、泛价值层面等外在性审视和批判，逻辑地进到了现代性的内核——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运用自己的集体性智慧，建构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另类现代性——实际上是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因为，中国从北宋开始现代性要素已经注入自身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明代中叶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文化探索自身现代性的发端。而“19世纪末叶之前，不止是一个帝国，也是一个文明体，具有一独立的文明秩序，但这个文明体在西方冲击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来，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现代化运动，就目的而言，无非在建构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
篇2：中西方文化差异与道德文化自觉――兼论德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12-0006-03
一、多元文化共生中的中西方传统文化差异
1．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对比
中国封闭性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古代人用包容的态度对待异族、异域的文化，吸收和发展自我，各民族独立存在，互不侵犯。人类是以群居的方式出现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氏族内部进行的，如“通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首领征服他族的愿望打破了多民族共生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专制的统治也是封闭思想的源泉。单一民族统治天下后，其都城均不临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大陆，这种封闭的形态使单一民族的发展达到顶峰，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生活惬意，伴随着本民族的强大而产生的文化优越感越来越排斥外来的事物。从此，种下了封闭的种子，使得中国人无法与时俱进，无法正视自己的真正实力。不与外界交流和联系，不能感受异样文化，无法完善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也就无法使民族愈加强盛。
与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文化的开放性。开放，就是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接纳，并善于吸收其精华。就个人而言，由于受到开放性文化的渲染，通过接受外来的事物，能使自己保持一种豁达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允许差异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审视不同事物的特性。欧洲国家的迅速发展无一不与其所持的开放的文化态度有关，借鉴已有的成果为己所用，使自己能够不重复前人或他人已走的道路，利用开发、创造新成果换取经济利益，这可谓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整个西方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成就了今天西方的先进性，并使其一直延续至今。
2．统一性与个体性的对比
中国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原始人的河流文化到古代人的城邦文化，再到近代人的氏族文化，形成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同时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政治文化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以及语言汉字统一，无不渗透着统一的思想。国家政权的统一是帝王的首要职责，他们不惜一切维护政治的统一，不惜用连年的战争保卫国家的疆土，以确保政权统一。秦朝，这个短命而影响巨大的王朝，创造了统一的辉煌，从此再不受种族分离的滋扰，国家安定，百姓生活安康。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让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有了一种很强的“根”情结，种族的延续、居住区域都围绕着最起初的地方――祖辈生活的地方，保持氏族延续的完整性，这也使中国人有了较强的国家意识、较强的集体意识和较强的'氏族意识。近代西方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了国家部分领土被分割，但中华民族收复领土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实现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化统一性的熏染下，文化的个体性很难有立足之地，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剥夺了个体的权利空间。
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法国哲学家昂利・贝尔曾指出，“评价古希腊的哲学成就，与其说是总结了集体的努力，倒不如说是肯定了个体性”。在“禁欲主义”被解除后，人们开始大声疾呼“人性解放”，致力于征服自然，唯我独尊，西方文化的个体性油然而生。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强调个体的人格，强调自由、平等、尊重以及对“人”的关切。个体性的宣扬，关注人的现世生活，让人们摆脱神权的束缚，使得西方文化的个体性真正的得到了体现。从文艺复兴至今，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在思想上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的传统上，在行动上主要体现在自由竞争上，在文学的表达上主要体现在个人情感抒发和对个人主义的人格价值的肯定上‘]542。人与人之间默契地存在一种共识，社会是共有的，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各自释放。虽然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性，但在社会这个大的框架中也是有共同联系的，不是个体与社会的脱离。过度强调文化的个体性，忽视文化的统一性，也会使文化的发展产生偏颇，个体性与统一性的融合才是文化均衡发展的基石。
3．道德工具性与道德生命性的对比
泛道德化，是指道德制约、道德管理超出了它所应处的范围，越俎代庖，抢占或取代了本不属于其管理的职权、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当做塑造人的工具。个体的道德发展在传统的泛道德化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用道德束缚、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达到政治的效用，是道德工具性的体现。人们以道德规范为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法律”也是道德规范的化身，非如西塞罗所言，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规则”的主观表达和客观载体。在强调完善个人道德的传统道德文化中，虽强调塑造德性良好的个体，却不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样造就的人只具有道德的意识却没有生命的情怀。道德工具性忽视了人的生命的存在，过于理性地对待人，视道德为管制人的手段是道德工具性的本质所在。
西方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是由人的生命意识所主导的，而不是受控于社会的。和谐社会是用道德与法来维系的。萨特认为，道德是一种意识，都有一个向度，这种向度可解释为广延性。道德的广延性体现为时间的延续，时间是生命和有生命之物的根本特征。只有有生命之物才具备时间上的延展性，而死的物质无所谓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们以空间为特征。道德具有生命性，因此在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被其他事物吸收和同化。生命是物质的一种形态，社会的发展不应完全依附于物质，生命才是社会的主导。道德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精神使它始终是适世的，不会被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淘汰。道德的生命性，是指道德会随着人生命的运动而自我更新，而人是社会的主导者，这是道德生命性的本质意义。
二、文化自觉：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主题
1．文化自觉：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理性视角
文化自觉是一种理念。一方面，审视中西文化要从比较的视角，一味地讨论文化的优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悖论，失去了原有的比较之意义；另一方面，文化的延伸、文化的影响不是在短时间内或用只字片言就能完全概括的。文化自觉，应成为一种先导，以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比较为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在不同的文化渲染下，必会出现不同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文化比较应成为一种自觉意识，以便对以文化为基础的诸事物更好地进行反思，扬长避短，促进事物不断发展与完善。
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诸百年中，通过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产生的事物随处可见，也使某些人产生了一种“崇洋媚外”的自然之情。完全放弃了自身的优异文化，在竭力为西方喝彩的同时，无疑也是在为中国传统默哀。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愚钝的体现，也是非理性的体现。对待文化差异要在感知的基础上，经过思考和分析，对其加以整理和改造，这才是真正的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理性视角。归根结底，文化比较应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并解决问题。文化比较应将文化自觉意识深深地根植其中，使受文化影响的诸事物在改革与发展中成为一种“自觉”，而非“自为”。
2．道德文化自觉：思考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起点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有其存在的必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深受文化影响的道德教育改革，也需要秉承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被称之为“道德文化自觉”，是思考我国德育改革的起点。道德教育不是独存的，是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活中继承下来的。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积累和总结出来的，生产和生活的形式和内容不同，形成的文化便存在差别‘引。文化自觉是对其产生根源、形成过程及其特色、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梳理，道德文化自觉亦是如此。在现代社会，道德教育改革既要植根于社会现代化的实践，也要重新审视传统道德文化，两者皆不可偏废。对待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是错误的、片面的。李岚清同志在为《中国传统道德》多卷本和简编本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美德，无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放弃传统的道德文化，“道德文化自觉”就失去了基础；离开传统的道德文化，中国现代的道德教育改革就无从谈起。道德教育的改革要有“道德文化自觉”意识，要反思传统的道德文化对现代德育的影响，抛弃不属于道德教育的附加功能。道德教育改革，在意识上应自觉地从道德教育的自身思考，排除道德工具的束缚；在形式上应自觉地从道德教育的实施角度进行思考，倡导道德教育的自生。
3．德育自生：审视道德教育改革的应有立场
德育自生，是从道德教育促进人的德性成长的本质出发，在道德教育的空间中发挥遒德和教育的双重作用，让道德教育能够自主、自由的存在。正如蒙田所说：“人类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81德育是一种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的活动，它的任务是培养具有良好德性的人。德育自生要求德育能够自主、自由的存在，自主、自由并不是要让德育独立并脱离完整的教育系统，也不是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而是要让其在适应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保持原有的本质。
按照鲁洁教授的观点，从文化运行角度看，“德育”有文化维系功能和文化变异性功能之别‘9]。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批判，应由德育自身来判断，并在其适应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如此说来，德育的改革要求德育要有自生的意识和权利，只有不受外在舆论的压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德育的功能。德育自生要坚持“道德文化自觉”，破旧立新，不安故守常，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的转化。中国的道德教育在反思后应如何改革现状，已成为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就是“道德自生”理念在道德教育改革中应如何体现的问题。德育自生，要落到实处，回归道德教育的本质，要能够在多元的氛围中保持自身存在的价值，不被同化，只有坚持德育自生的理念，能更好地推动道德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三、德育现代化：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德育改革思考
1．德育场域的新解：开放性的德育理念
毋庸置疑，封闭使得几千年强大的中国在近两百年中落后于世界，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近三十年中，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中国秉承开放的理念，用世界的眼光来追赶世界，无疑已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的道德教育改革反反复复进行，每一次都重蹈覆辙，都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正如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一样，对德育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也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进行。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开放性的，封闭的文化已渐渐被人们所排斥，道德教育改革要真正地落到实处，关键在于要具有开放的德育理念。传统德育中的精华有必要珍存，但对于那些早已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德育理念要适时进行舍弃。道德是社会的共识，一个人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出任何关于道德的观念。社会中的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德育思想，不同的时代也会对德育提出不同的要求，不能将传统德育生搬硬套在现代社会中，应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传统德育加以批判继承，并对西方先进的德育理念加以借鉴，促进道德教育的现代化。
2．道德教育的转型：私德教育与公德教育的融合
中西方道德教育都包含私德与公德的内容，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的道德教育注重私德，强调个体道德规范的养成，以促使道德社会的形成，是一种道德自觉。私德教育在中国历经几千年，其结果却事与愿违。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重视私德教育的中国人怎么会偏离了“私德”的真正含义呢？这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来思考。古往今来，统一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重重一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狭隘。从最初的边疆统一、国家统一、村落统一到家族统一，形成了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统一体。边疆的统一狭隘为国家，国家的统一狭隘为帝王，村落的统一狭隘为村长，家族的统一狭隘为长老。以个体为中心的思想应运而生，个体道德规范的塑造成为道德教育的中心，过度的追求私德容易使个体脱离社会，与社会公德相背离，使得道德社会的形成始终是一种愿望。西方社会则更加注重公德教育，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并不只是强调独往独来。这种个体间的联系靠的是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再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这个架子是由团体的公共关系所搭架的，与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架子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靠公共的道德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道德教育不应只注重私德教育，公德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在开展德育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私德教育与公德的融合应成为德育改革的方向，任何一方的失衡都会使道德教育的改革停滞不前；培养兼具公德教育与私德的现代人，正是德育现代化真正要实现的目标。
3．道德教育的拯救：道德生命的回归
道德生命的回归，就是道德教育要关注人的本质所在――生命，并回到生命之中。“回到生命之中”是道德教育回到人与人、社会、自然彼此相通、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赖的生态性存在的生命世界中，以生命教育为元基点，从生命出发，关注生命，热爱生命，为了生命。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使道德教育产生了“空场”，君主、帝王都把道德作为“不治”的工具，通过压制人的自然本性和个性，从而形成道德自觉，以此来维系社会的稳定。但这些美好的德育愿望却违背了人们最初的理想，逐渐演变成专制的手段，成为“无人”的德育。传统道德的工具性忽视了道德的生命价值，把人视为规训的对象，强调服从，使人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生命具有强大的活力，是人生存的本能，传统道德压抑了人的生命性释放，使人具有了“奴性”人格。道德生命的回归，就是要使道德成为人的生命的良好延续以及和谐发展的助力器，而不是指挥人发展的方向标，就是要摈弃“道德工具性”的思想。道德是人创造的、人是道德存在的目的和人是道德的载体这三点是道德生命回归的核心内容。道德是人与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是为人的生命的长久存在而创造的，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有了生命的存在，道德才有了存在的意义；道德的延传是由人类来完成的，是通过人的思想、行为来表现的，人是道德的载体。要实现道德教育的现代化，生命的缺失无疑是改革徒劳无功的根源。正如萨特所说：“我们要坚持的道德是促使人们禁止自己利用人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东西或者工具的原则。”道德生命的回归必然要使道德真正内化为自身素质，道德之外的工具主义、政治目的等不属于道德范畴，必然要遭到抛弃，道德教育的拯救要靠道德生命的回归来实现，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道德教育改革的召唤，更是人类生命本能的呐喊。
篇3：中国现代化创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兼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责任
中国现代化创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兼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责任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但传统现代化在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使人类文明面临新的危机.传统现代文明陷入历史误区的根本特征是人在现代化中的错位.要实现现代化的全面创新,就必须从人本发展观出发,促进人自身的现代化和人类精神世界的进化和升华,实现由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物本现代化向以人的'幸福的增进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人本现代化的转向.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具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作 者：梁桂全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州,510610 刊 名：广东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年，卷(期)： “”(2) 分类号：C3 关键词：物本现代化 人本现代化 人文社会科学 创新 责任篇4：普世伦理与中国道德教育的现代化--兼论文化中心主义的道德教育观
普世伦理与中国道德教育的现代化--兼论文化中心主义的道德教育观
普世伦理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追求,为我们站在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剖析传统道德教育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学上的视角.我们需要对文化中心主义的道德教育观进行正确定位.当代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现代化的出路乃是在普遍化与特殊性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
作 者：宋学红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刊 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47(2) 分类号：B40-02 关键词：普世伦理 文化中心主义 道德教育观 普遍化 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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