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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探讨
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探讨
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探讨俞云鹤
201*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和“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何贯彻《决定》的重大原则和创新精神，在《电信法》立法过程中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是值得立法机关、主管部门和电信业内外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
为了探讨如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是伴随着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而逐步进展的。根据电信监管主体和制度的不同变化，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前，国家通过邮电部对全国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这一阶段，我国电信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管理机构“政企合一”，各级邮电管理局既实施行政管理，又经营邮电业务。因此可以说，当时在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二阶段，19，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撤销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组建成立信息产业部。，《电信条例》发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相继成立，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管职能。在这种垂直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与通信管理局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各地通信管理局更类似于信息产业部的派出机构。这一阶段，电信监管机构已基本实现“政企分离”，我国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三阶段，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订了议定书和有关法律文件，其中包括承诺开放电信服务业的文件。为适应这一改革开放形势，我国在加大电信改革的同时，加快了《电信法》的立法进程。目前，《电信法》草案正在国务院进行审议，看来今年年底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已不可能。这一阶段尚未完结，电信监管机制在这个阶段中将依照《电信法》予以重构和创新。目前各方面对于《电信法》草案，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我国究竟应当设定什么样的电信监管体制，也尚未定论。
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弊端
电信监管体制是《电信法》立法的关键问题。《电信法》历次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是一种比现行体制更加强调集中统一的体制。
目前正在国务院审议的《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
电信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依照电信监管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发现《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是比较明显的。
（一）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7亿，居世界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一亿，居世界第二；电信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持产业之一。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电信和信息服务市场，在现行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下，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十分困难。由于信息产业部在各地设立的通信管理局和地方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一地并存，通信管理局又不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因此在各地电信监管上存在着机构重叠、力量分散、妨碍服务、影响效能的体制性弊端。据了解，电信监管机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各个省级通信管理局的人员通常不到20人，加上信息产业部分管电信的人员，全国从事电信监管工作的人员仅仅数百人，根本无力对我国庞大的电信市场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管。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试图坚持并进一步强化这种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将几十项监管任务都法定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承担，使体制性弊端更加突出。以行政复议为例，不采用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体制来做到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疏导压力，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就没有法律依据来分工处理电信领域的争议和纠纷，造成所有案件都要到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去处理的局面，必然形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监管困境，与《决定》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相符合，最终导致无法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电信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广大电信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加强电信监管力度，提高电信服务水平，构建与广大用户的和谐关系，已成为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业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大事。在这种形势下，再延续甚至强化这种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并不能真正加强电信监管，是既不利于电信改革与发展，也不利于更好地为广大电信用户服务的。
（二）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电信具有集中性、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将电信全程全网的技术特点与一统到底的管理体制相混淆，拟推行比现行监管体制更强调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模式。但是它忽视了电信同时具备的其他特点，即电信还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建设配套性强的特点。为适应电信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应当按照《决定》提出的科学发展原则，从促进电信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出发，实行中央与地方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
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应当把地方政府排斥在电信监管体制以外。近十年来各地信息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加强电信监管、促进电信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促进信息化建设包括电信的发展，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当地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监管协作配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示了电信监管应当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在电信网络建设与规划上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集约化通信管线的建设、移动通信基站的选址等，地方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责任，并根据需要提请地方人大立法或者制定政府规章，促进了各地电信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历来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地方党委和政府承担重要责任。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互联网管理体制要遵循各有分工、加强属地管理的原则。信息安全涉及城市安全和经济安全，是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性问题，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管理。显然，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绝不仅仅是电信监管机构一家能完全管得了的事情。
在电信群体性矛盾的及时处理方面，基本上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协调解决的。近年来，地方政府花费了较多精力解决电信领域频发的各类社会突发事件，如电信用户集体性维权行为、针对设置通信基站的群体性信访、电信公共资源的无序争夺等，与电信监管机构协同工作，妥善处理，保障了电信的稳定发展。
然而《电信法》草案，除规定地方政府具有配合电信建设的义务外，无视地方政府参与电信管理的成功实践，无视地方政府在电信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所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参与，是违背科学发展原则的，是很不合理的。
（三）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改革开放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借鉴了国外电信监管体制和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决定设立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即设立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及根据需要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应当肯定，电信业与银行、证券业在统一性、专业性、技术性强这些方面是相近的，电信监管体制借鉴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来设定，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应当看到，电信业包括电信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电信改革和发展的许多任务与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息息相关，仅仅靠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是无法圆满完成的。例如，电信管道建设与维护、驻地网建设与维护、公共电信配套设施建设与维护以及相关重大矛盾的及时处理等事项，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参与或协作，肯定是做不好的。据此，《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全盘照抄我国银行、证券监管体制，是不适当的。
也应当肯定，鉴于电信业规模经济的共同特性，借鉴发达国家在电信监管体制方面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更应当看到，近十年来在许多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电信法律改革的浪潮，其中包括对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美国，为充分发挥各州的作用，已进一步完善了联邦通信管理局（FCC）和各州之间在电信监管体制上的协调，将本地电话的部分管理职能和开放本地电信业务的部分决策权交给了各州政府。在英国，已从过去单一的政府专职部门的监管体制，改革为增加电信行业的自我管控、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其他政部门的配套监管的混合体制。在澳大利亚，国家通信管理局（ACA）和竞争与消费委员会（ACCC）负责电信监管事务，并在各州设立办事处，与州政府共同处理电信监管事项。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尽管对电信大多实行中央监管机构的直接管理，但同时都十分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对比之下，我国《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
（四）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冶国家”。
《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与我国宪法、法律关于国家机构职权的规定有所相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尽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立法要“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简化行政管理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第六十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对照这些法律规定，《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排除地方政府对于电信及与电信相关建设事项的管理职能，不符合宪法关于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也不符合“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的“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立法法》有关规定，电信并非专属中央管理的领域，应当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出发，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重构和创新电信监管体制。
（五）这种体制与依法行政的权责一致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电信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管职权，也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我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都相应对行政许可机关、行政处罚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规定有法律责任。国务院为推进依法行政，在全国政府部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电信监管机构，作为依法行政的机构之一，应当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贯彻行政执法权责一致的原则。
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没能很好贯彻这一原则。《电信法（征求意见稿）》共143条，直接涉及电信监管职能的条文达79条，其他条文也多与监管的要求相关。可以说，赋予电信监管机构的职权是很多、很大的。但是，对电信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制约的规定却几乎设有。《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法律责任”一章列举了许多法律责任，分别针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及其法定代表人、电信用户、电信监管工作人员和社会其他相关方面，都一一设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唯独对于电信监管机构作为执法机构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整部法律草案没有一条关于电信监管机构法律责任的规定。事实上，个别电信监管机构由于违法行使职权而侵犯电信企业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导致纠纷和诉讼发生，是已经存在的现象，将来也不可能完全堵绝。因此，无论是从针对实际情况需要，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发，《电信法》都应当明确规定电信监管机构的法律责任，不应有丝毫异议。
三、对《电信法》创新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电信法》立法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电信法》的立法进程，自1980年提出立法计划、开始起草工作以来，已历经26年之久。据悉，今年上半年，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了电信法立法论证会，就《电信法（征求意见稿）进行沟通协调。信息产业部前任部长吴基传曾专门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作了电信法热点难点问题的讲解。然而，由于三网融合和由此引发的监管体制等很多问题，需要在有关部门之间协商解决，《电信法》草案至今还在国务院审议中，估计年内《电信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台已不可能。现在，《决定》这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以《决定》创新精神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以有力的指导。
目前，在我国法学界、法律界和电信业内外，围绕我国电信监管体制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为了创新电信监管体制，笔者吸取有关机构、企业和人士的意见，就《电信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当前电信改革，是应当放松监管，还是应当加强监管？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电信改革当务之急是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减少政府监管，应当采取放松电信监管的措施。笔者认为，我国电信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应当加强电信监管，加大监管力度，保障电信发展与改革。
应当承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是承诺逐步开放电信服务业市场的，相应地政府以行政行为干预电信市场的现象将逐步减少，实现电信服务业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但是，当前我国仍处在入世后过渡期，电信业作为我国新兴支柱产业，刚刚从计划经济运作模式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当前电信市场还存在不少无序竞争、违法经营、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严重问题。加之我国电信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作为电信业的基本法《电信法》尚未出台，电信市场依法运转的法治环境尚不具备。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近些年来不时实施电信市场专项治理措施就证明，我国电信市场还相当不成熟，还存在普遍的违法违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仿照电信发达国家那样，完全由市场经济规律自行调节，实施放松管制的改革战略，要求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将加强监管力度转变为放松监管而鼓励市场竞争，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导致电信市场的无序竞争等问题更加严重，以致损害电信发展与改革的深入开展。
结论是，按照《决定》所指出的：“加强市场监管，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二）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要求“政企分离”，还是另外要求“政监分离”？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电信监管机构要真正成为独立的监管机构，不仅要做到“政企分离”，还应当做到“政监分离”，即电信主管机关与电信监管机构分离。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实现“政企分离”，但是并没有“政监分离”要求。
我国在加入世贸《议定书》附件中承诺：“中国电信主管机关按照《参考文件》第5条原则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运作”。而这里所指的《参考文件》第5条是这样规定的：“第5条独立的管理者管理机构与基础电信服务供应者分离，且不对其负责。管理者使用的决定和程序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应是公正的”。在这些承诺中，确实有电信监管机构必须做到“政企分离”的明确要求，但是并没有“政监分离”的要求。相反地，明确中国电信主管机关在“政企分离”基础上是作为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运作的，从同一组织机构而言，更象是“政监合一”，而没有“政监分离”的含义。因此，认为加入世贸就意味我国电信机构还要实现“政监分离”，并没有任何合法依据。
应当承认，实行既完全独立于企业、又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电信监管体制，即实现“政企分离”和“政监分离”，是许多发达国家电信监管体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未来的大势所趋。但是更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还很低，全国从事基础电信运营的仅六大电信企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电信市场竞争多元化条件尚不具备，因此还难以完全依靠市场自身机制调控电信市场秩序，还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和行政措施进行指导和规范。
结论是，按照《决定》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要求，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但不应当强制要求“政监分离”，《电信法》也不宜对电信监管机构作出“政监分离”的规定。
（三）我国电信监管体制，应当坚持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还是建立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监管体制？
有的观点认为，《电信法》历次草案，都始终坚持构建集中统一的垂直电信监管体制，是正确的，应当坚持。笔者认为，如果从推动电信业实现从“政企不分”改革为“政企分离”，从而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我国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的设立与发展确有其历史意义。那么，在《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电信监管体制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也确实可以发现其存在不少弊端，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
因此，应当从树立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和地域广阔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吸收我国现行有效的无线电监管体制的基本经验，将强调垂直领导、条块分离的电信监管体制，创新改变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主管、其他相关部门分工负责，中央与地方条块给合、两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从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和促进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
结论是，建议将《电信法（征求意见稿）》第六条（监管主体与体制）修改为：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照本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与本部门职责范围有关的电信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电信的机构在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与本部门职责范围有关的电信监督管理工作。”
（四）《电信法》对电信监管体制的规定，是仅用一条原则规定好，还是应当用多条作详细规定？
有的观点认为，《电信法》草案，采用在“第一章总则”中专门用一条规定“监管主体与体制”，简明扼要，留有余地。笔者认为，《电信法》草案，应当在规定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对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及各部门、各地方电信监管机构的设置、职权、组成、监管程序、法律责任等重要事项，分别作出原则规定。
从我国立法和执法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在早期所订法律法规相当原则，条文较少，虽然简明扼要，但是对于法律的实施带来了不少问题，往往出现难以操作的困境，或者出现凭执法者本身的理解随意执法，造成全国各地法制不统一的局面。因此，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步伐，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订立或者修订越来越详尽细致，可操作性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立法机构从统一法制、服务人民的高度，都对相关内容作了详尽确切的规定，法律法规篇幅都较大。因此，《电信法》作为电信基本法律，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依法监管、电信企业依法经营、电信用户依法维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应当对电信监管机构的相关内容作出权威的法律规范，而不宜仅用一条法条原则规定监管主体与体制。
结论是，按照《决定》所指出的：“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笔者作为一名关心我国电信立法的律师，希望本文作为一家之言，如能引来权威人士提出高见，并进而能使有关立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电信企业对创新电信监管体制作出一定考虑，也就达到本文的目的了。在此，让我们关心《电信法》立法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以《决定》的要求共勉：“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创新实践，完善创新机制，宽容创新挫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篇2：我国证券业监管体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证券业监管体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证券业监管体制的历史沿革 一、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状况来，中国证券市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区性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全国性市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上市公司数量增加、结构有所改善。截至20底，中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088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3家增加到955家，B股上市公司114家。年，经过科技部和科学院认证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类企业发行上市，开始改变传统产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上市公司结构也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境外上市公司52家，其中38家单独在香港上市，8家在香港和纽约同时上市，3家在香港和伦敦同时上市，1家在香港、纽约、伦敦同时上市，2家在纽约和新加坡上市。
2、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截止2000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3791.70亿股，市价总值达48090.9亿元，相当于GDP的57％。10年中，通过境内外证券市场累计筹资近10000亿元。其中，2000年境内筹资1541亿元，加上境外上市公司和红筹股筹资,我国上市公司当年筹资金额32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0.3%。宝钢等特大型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顺利发行上市, 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承受大盘股的能力明显增强。中石化、中石油等特大国有企业海外路演、和发行上市成功，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已经消除。
3、投资者开户数大量增加，机构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截止2000年底，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801.1万户。其中机构投资者28万户，比上年末增长40％。尽管散户投资者仍占到开户数的99.5％，但机构投资者队伍在证券市场的影响正在稳步扩大。一是证券投资基金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已设立基金管理公司10家，另有4家获准筹建，发行封闭式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33只，总规模达560亿元。去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试点工作将在今年展开。二是证券公司的增资扩股工作稳健推进。在清理整理证券公司的基础上，26家证券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其中13家成为我国首批综合类证券公司。现有101家证券公司的资产总额5753亿元，比的3081亿元增长87％；净资本236.4亿元，比19的24.6亿元增长8.6倍。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情况看，2000年底，余额总计3037亿元，比上年末的1642亿元增长127％。三是证券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融资渠道得到解决。经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商定，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回购市场，一部分证券公司还允许以股票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进行质押贷款。四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获准有条件进入股票市场。五是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
4、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初步建立。到2000年底，我国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主要有：2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多件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150多件部门规章。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之同时，根据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定和年 4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中国证监会在全国中心城市设有9个证券监管办公室，2个直属于中国证监会的办事处，25个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并直接管理2家证券交易所和3家期货交易所。
5、证券市场风险进一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中。从1998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市场开展了五项清理整顿工作，即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清理规范原有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期货交易所由14家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35个压缩到12个，179家期货经纪公司完成增资和重组，69家证券公司完全归还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由于各项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证券市场的风险与隐患得到了有效化解和消除。与之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中。2000年4月，中国证监会允许转配股在2年内分期分批上市流通。目前，已有128家公司的29.85亿转配股上市流通，没有对市场造成大的冲击。为我国进一步解决其他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从多头到统一、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到1992年5月，在国务院的部署下，主要由上海、深圳市两地地方政府管理的阶段。
1981年7月，财政部重新发行国债，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起步。接着，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企业开始以股票、债券的形式集资，如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1986年，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窗口交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营业部开始证券柜台交易，有价证券转让市场恢复。1988年，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深圳等七个城市进行国库存券上市交易试点，国库券交易市场的形成。1990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分散的柜台交易迅速转变为场内集中竞价交易。
在这一阶段，我国对证券市场没有集中统一的管理，而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决策下，主要由上海、深圳市两地地方政府管理。首先，证券发行与交易限于上海和深圳两市试点，是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共同决策的。其次，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上海、深圳地方政府充当了主要管理者的角色，两地人民银行分行相继出台了一些有关法规，对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进行规范。
第二阶段：从1992年5月到19底，是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予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
199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证券管理办公室，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中央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管理，是证券发行与交易规模日益扩大，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必然结果，但这种由中央银行代管证券市场的格局没有持续多久。8月10日，百万人拥至深圳争购1992年新股认购表，
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8.10**”。这一“**”，反映了广大投资者对股票的狂热心理，也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到了需要按国际惯例设立专门的机构的时候了。为此，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同时将发行股票的试点由上海、深圳等少数地方推广到全国。这种制度按排，事实上是将国务院证券委代替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将中国证监会替代了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
与之同时，国务院赋予 中央有关部门部分证券监管的职责，形成了各部门共管的局面。国家计委根据证券委的计划建议编制证券发行计划；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报证券委备案；财政部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从事与证券业有关的会计事务的资格由证监会审定；国家体改委负责拟订股份制试点的法规，组织协调有关试点工作，同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中央企业的试点。
另外，地方政府仍在证券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归口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地方企业的股份制试点，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审批。为了把对证券和期货市场监管工作落到实处，中国证监会向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授权，让它们行使部分监管职责。获授权的地区有: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云南省、陕西省、江苏省、四川省、吉林省、湖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江西省、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青岛市、武汉市、深圳市、成都市、广州市、西安市、长春市。
第三阶段：从年底到现在，初步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
1997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形势，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这次会议决定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监管体系，实行垂直领导，加强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统一监管。年7月1日生效的《证券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从而以证券市场基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总体上看，这项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将证券交易所由地方政府转为中国证监会管理。证券交易所肩负着一线监管的重任，对交易所的监管是政府证券监管体制中的重要环节。我国证券交易所是由地方政府建立起来并管理的`，因此，初期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总经理由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理事会聘任，报证券委备案”，随着沪、深证券市场由地方性市场发展为全国性的市场，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主对交易所管理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国务院就此作过调整。1995年7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在《1995年证券期货工作安排意见》中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正副理事长和正副总经理人选，由中国证监会提名，商所在地人民政府后推荐给交易所会员大或理事会任免”。 1997年8月15日，国务院正式作出决定，沪深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经修改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同时“证券交易所设立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接受证监会的监督管理”，交易所“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证券交易所中层干部的任免报证监会备案，财务、人事部门负责人的任免报证监会批准”;同时增加了“对会员的监管”、“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内容，对其它内容也进行了修改。《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朝着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其次，将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证券业监管职能划入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市场初期，法律曾确定了双重管理的证券监管体制，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为“全国证券市场的主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证券委的监督管理执行机构”，并规定“证券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业务活动接受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 1998年4月，随着机构改革的逐步到位，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正部级直属事业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国务院证券委被撤销，其职能归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经营机构的归口管理也划转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得到了加强。
再次，1998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中国证监会作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可根据各地区证券、期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部分中心城市设立证监会派出机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由证监会和派出机构――证券监管办公室组成。中国证监会接收全国各省市的证管办，并在全国中心城市设有9个证券监管办公室（天津、沈阳、上海、济南、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2个直属于中国证监会的办事处（北京、重庆），在25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设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1999年7月1日，证监会36个派出机构统一挂牌，从而逐步建立了由中国证监会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模式。
最后，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证券业协会的自律功能。《证券法》第8条规定，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以法律的形式肯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要求证券公司应当加入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履行下列职责：（一）协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教育和组织会员执行证券法律、行政法规；（二）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三）收集整理证券信息，为会员提供服务；（四）制定会员应遵守的规则，组织会员单位的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开展会员间的业务交流；（五）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六）组织会员就证券业的发展、运作及有关内容进行研究；（七）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的其他职责。
作者：不详
篇3：我国广告监管体制革新论文
我国广告监管体制革新论文
摘要:受历史遗留因素影响,我国的广告管理一直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徘徊不定,于两种体制的狭窄罅隙之间艰难生存。随着世贸约定期限的逐渐逼近以及受众心智的成熟,“广告生态环境”也受到剧烈震荡,“生态链”的断链让广告市场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广告管理体制面临转折点。
关键词:广告管理;体制
1“内忧外患,拔剑茫然”――我国广告管理体制的艰难生态环境
(1)具体的可执行性法律细则缺乏,大多为原则性条款,法律体系亟待完善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自1995年2月1日实施起,为新中国新时期广告业的发展起到了理性法律保障的作用,规范了行业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随着完全市场经济的深入以及推进,新型媒体的普及以及广告传播方式的革新,在以往广告实践基础上制定的《广告法》部分条款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司法审判的需要,其它专门法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老龄化”趋向。大多数条款为原则性的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执行性细则,这对司法审判也提出了一个难题。法官的自由操纵性变大,不少主观臆断的案件时有发生,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同时,《广告法》与专门法以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内容不统一的交叉重叠现象,到底是依据哪部法规来判罚具体的案件?这种多层次多维度体系造成了广告监管法律层面的繁杂庞冗,缺乏逻辑同一性。
(2)“令难行禁不止”――行政管理的执行力缺失,处理效率有待提升。
我国广告行政管理的执行力偏弱。这一现象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培养人才乃至人才渊薮的封闭限制性。“多层批准”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某一个环节的延误可能导致整个流程的瘫痪。政策更新的.滞后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人员专业广告素养的缺乏导致实践处事效率递减。这种现象是典型的“令难行禁不止”,受损公司与群众叫苦连天,执法人员有苦难言,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交流两者意见。
(3)“政出多头,多面监管”――谁的管理谁做主。
其一,我国广告行政主管部门为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以及地方各级工商管理局。但在行政体制的改革前,广告行政管理部门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委员会”。职责的移交、权限的流转将不可避免存在“后遗症”;其二,广告内容必须符合“交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局”等部门的行业政策限制;其三,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传播事业必须符合“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超女”“快男”的受限乃至部分明星的封杀即是明证;其四,网络传媒、手机等新媒体的广告刊载也必须符合“信息产业部”的限制。各部门的协调机制在“政出多头,多面监管”机制下出现运转障碍,“政令多出”成为中国广告监管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也是区别于国外广告监管体制的最大中国体制产物。
(4)陷入沉默的螺旋漩涡――民间声音难以“抵达圣听”,社会监管收效甚微。
舆论监督是完整广告监管机制的重要补充部分。我国大部分受众维权意识不高,在遭到虚假广告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时,若损害不大,往往采取“自认倒霉,小事化了”的态度;仅有部分消费者向消协提出维权申诉。但这种措施往往是事后“亡羊补牢”的补救措施,没有很好的“事前防范”机制将事故消弭在萌芽状态;况且,部分受众的个体自发行为缺乏群体的“联合力”,无法集结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中国审判实例中尚未有“集团诉讼”制,一个消费者的成功获赔无法推及到其他消费者利益共享。社会监督的“缺位’往往会导致商家行为的“越位”,无法有效挟制商家不法行为。
(5)先天残疾与因果循环怪圈――完善的广告行业自律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独立经费的缺乏、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留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过于浓厚的行政色彩抑制了广告行业自律体制的完善发展,造成其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自主性的缺位、对政府部门迟迟未能“断奶”又使得政府加强对其约束。这样往复循环的因果怪圈,让我国广告自律行业体制迟迟未能独立发挥应有的作用。
2危险机遇并存的双刃剑――归去来兮,鼓角铮鸣,我国广告监管何去何从
(1)经济危机扩散蔓延,游戏规则重新定义,行业即将面临洗牌。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与经济关联紧密的广告行业势必无法免灾。众多大型广告代理公司营业额锐减,仅靠大客户的订单勉强支撑度日;中小型广告公司即使惨淡经营也难以摆脱行业洗牌的结局。游戏规则的重新定义使得广告市场更为规整洁净,体制性的重整使得广告管理也可能因此“减负”不少,从而为整体制度的革新缔造新机遇。 (2)广告管理的社会压力渐重――消费者利益受损,虚假违法广告难辞其咎。
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使得人们对个人空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强烈,广告媒体由于交互性和纵深性的属性,对人类的影响也因此日渐深远。但虚假违法广告也更加猖獗,尤其是在食品和药品等关乎人身生命安全的产品上,问题频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良性运行。
(3)是机遇还是重重伪装的危险――世贸组织开放压力下的势在必行。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之一,应当按照签订协议的要求在一定期限之内开放相关领域。作为最有潜力的市场,众多国外广告公司势必纷纷涌入中国市场“攻城拔寨”,瓜分市场。在新势力的冲击下,传统的广告主、代理商、发布媒体之间的关系即将面临重新定义。中国广告管理体制应该在短暂的阵痛之后快速适应变幻莫测的市场风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应国际规则轨道,书写管理新篇章。
(4)传播媒体与传播技术新变革,编制广告监管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竞争的加剧使得媒体盈利由“暴利”进入“薄利”世代,报纸、电视、杂志、广播四大传统更是在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强烈冲击下,面临市场衰退以及产品退化等问题。网络杂志的出现更是吞噬着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新型媒介以及新传播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广告市场更加复杂多元,新概念层出不穷,让广告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多维环境,驾驭难度大大提升。
(5)消费者广告素养的提高,为管理改革带来整体环境的资源优化。
随着我国向完全市场经济方向的深入发展,我国广告从业人员的整体职业素质不断提升;但消费者的广告素养教育曾一度落后。随着电视购物的发展以及网络购物的兴起,广告专业知识不再是那么阳春白雪遥不可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广告越来越普罗大众,与受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进而成为一种“通识义务教育”。广告传播的民主化使得消费者的自主性得以日益发挥,消费者不再依赖于政府与业界的“传道授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大监督”统一战线为广告管理的环境优化整合了资源。
参考文献
[1]张金海.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周茂君.关于我国广告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2,(5).
[3]周茂君.广告管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4]刘凡,南平.中国广告的规范与创新[J].现代广告,,(12).
[5]Rajeev Batra,John G.Myers.广告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6]吕志诚.广告监管环境的新变化与创新[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5,(5).
篇4：我国财税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财税体制创新研究
关键词：财政收支体系;财税制度;税收体系;网络贸易税收
论文摘要：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对科研开发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实行税收政策倾斜，对新经济给予税收支持，以适应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1 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在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中，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同时并存。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约为3∶2.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约为17000亿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冲击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收费收入缺乏约束，导致****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增加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NP增长速度;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行政周转金、工交商贸企业周转金、支农周转金等各项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需要。
建立政府补贴基金。美、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其用途主要有两个：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分担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在这里，政府补贴不是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是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应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专门用于风险投资补助，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国家采购政策。利用国内市场，扶持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美、英、法等国惯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为了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国家采购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策。同时，还需要规定对违反国家采购政策责任人的处罚条例。
2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制度创新
国外企业界认为，R&D经费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鉴于我国企业投入R&D经费比例较小，并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有关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力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财政支持。在计划经济时期，部分企业由于政策性经营所承担的债务，国家财政应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同时，政府应开辟多种融资、投资渠道，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加大对进行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建立一套以企业投入为基础、技术创新基金为补充、银行贷款为保证的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税收扶持。可以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将税收作为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通过制定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负，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将企业引进和应用高新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所得税抵免;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企业为提升技术水平而产生的R&D费用，按照10%的比例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准予所得税税前抵扣;对企业外购无形资产按一定的比例予以减税，并可按受益年限折旧，加快无形资产周转速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对企业技术转让所得、技术服务报酬，可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提高企业、科研单位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允许企业税前按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基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3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财税制度创新
增加财政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国政府必须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加大人力资本财政投资力度，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制定财税政策，促进民间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鼓励单位或个人对教育捐赠，在所得税前作较大比例的扣除;对家庭支付的子女教育费用准许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鼓励增加教育支出;对企业为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的投入，允许企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开征教育税，确保对教育的稳定支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个人和企业都是收益者，政府应该以税收形式征集，然后以财政支出形式投入。应适时将目前的教育费附加改为征收教育税，确保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投入。
制定激励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人才的工薪收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适当提高扣除额;对高科技人才在转让其成果或提供科技咨询、培训服务时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高科技人才获得国家、部门或企业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
4 完善环境税收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也逐渐加大，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及时采取对策，建立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体系，以税收的刚性来维持知识经济的持续性发展：(1)改排污收费为征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根本达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必须改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将排放、遗弃污染物或制造其他社会公害的企业和个人列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在税率设计上，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及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度来确定差别税率。如果排放量不易确定，则按照企业的产量或者某种关键生产要素的消耗量来确定。在设计税率时要体现效率与公平，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对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企业可实施环保退税。在税收征管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对全国环保治理的需要。(2)扩大现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现实极不相称。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林业保护管理费、林地补偿费等并入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3)在税收优惠上向环保型的企业倾斜，特别是要对生产环境保护产品的环保工业及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篇5：我国广告监管体制革新的初探论文
我国广告监管体制革新的初探论文
受历史遗留因素影响，我国的广告管理一直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徘徊不定，于两种体制的狭窄罅隙之间艰难生存。随着世贸约定期限的逐渐逼近以及受众心智的成熟，“广告生态环境”也受到剧烈震荡，“生态链”的断链让广告市场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广告管理体制面临转折点。
关键词：广告管理；体制
1“内忧外患，拔剑茫然”――我国广告管理体制的艰难生态环境
（1）具体的可执行性法律细则缺乏，大多为原则性条款，法律体系亟待完善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自1995年2月1日实施起，为新中国新时期广告业的发展起到了理性法律保障的作用，规范了行业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随着完全市场经济的深入以及推进，新型媒体的普及以及广告传播方式的革新，在以往广告实践基础上制定的《广告法》部分条款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司法审判的需要，其它专门法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老龄化”趋向。大多数条款为原则性的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执行性细则，这对司法审判也提出了一个难题。法官的自由操纵性变大，不少主观臆断的案件时有发生，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同时，《广告法》与专门法以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内容不统一的交叉重叠现象，到底是依据哪部法规来判罚具体的案件？这种多层次多维度体系造成了广告监管法律层面的繁杂庞冗，缺乏逻辑同一性。
（2）“令难行禁不止”――行政管理的执行力缺失，处理效率有待提升。
我国广告行政管理的执行力偏弱。这一现象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培养人才乃至人才渊薮的封闭限制性。“多层批准”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某一个环节的延误可能导致整个流程的瘫痪。政策更新的滞后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人员专业广告素养的缺乏导致实践处事效率递减。这种现象是典型的“令难行禁不止”，受损公司与群众叫苦连天，执法人员有苦难言，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交流两者意见。
（3）“政出多头，多面监管”――谁的管理谁做主。
其一，我国广告行政主管部门为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以及地方各级工商管理局。但在行*体制改革前，广告行政管理部门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委员会”。职责的移交、权限的流转将不可避免存在“后遗症”；
其二，广告内容必须符合“交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局”等部门的行业政策限制；
其三，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传播事业必须符合“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超女”“快男”的受限乃至部分明星的封杀即是明证；
其四，网络传媒、手机等新媒体的广告刊载也必须符合“信息产业部”的限制。各部门的协调机制在“政出多头，多面监管”机制下出现运转障碍，“政令多出”成为中国广告监管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也是区别于国外广告监管体制的最大中国体制产物。
（4）陷入沉默的螺旋漩涡――民间声音难以“抵达圣听”，社会监管收效甚微。
舆论监督是完整广告监管机制的重要补充部分。我国大部分受众维权意识不高，在遭到虚假广告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时，若损害不大，往往采取“自认倒霉，小事化了”的态度；仅有部分消费者向消协提出维权申诉。但这种措施往往是事后“亡羊补牢”的补救措施，没有很好的“事前防范”机制将事故消弭在萌芽状态；况且，部分受众的.个体自发行为缺乏群体的“联合力”，无法集结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中国审判实例中尚未有“集团诉讼”制，一个消费者的成功获赔无法推及到其他消费者利益共享。社会监督的“缺位’往往会导致商家行为的“越位”，无法有效挟制商家不法行为。
（5）先天残疾与因果循环怪圈――完善的广告行业自律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独立经费的缺乏、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留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过于浓厚的行政色彩抑制了广告行业自律体制的完善发展，造成其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自主性的缺位、对政府部门迟迟未能“断奶”又使得政府加强对其约束。这样往复循环的因果怪圈，让我国广告自律行业体制迟迟未能独立发挥应有的作用。
2危险机遇并存的双刃剑――归去来兮，鼓角铮鸣，我国广告监管何去何从
（1）经济危机扩散蔓延，游戏规则重新定义，行业即将面临洗牌。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与经济关联紧密的广告行业势必无法免灾。众多大型广告代理公司营业额锐减，仅靠大客户的订单勉强支撑度日；中小型广告公司即使惨淡经营也难以摆脱行业洗牌的结局。游戏规则的重新定义使得广告市场更为规整洁净，体制性的重整使得广告管理也可能因此“减负”不少，从而为整体制度的革新缔造新机遇。
（2）广告管理的社会压力渐重――消费者利益受损，虚假违法广告难辞其咎。
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使得人们对个人空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强烈，广告媒体由于交互性和纵深性的属性，对人类的影响也因此日渐深远。但虚假违法广告也更加猖獗，尤其是在食品和药品等关乎人身生命安全的产品上，问题频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良性运行。
（3）是机遇还是重重伪装的危险――世贸组织开放压力下的势在必行。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之一，应当按照签订协议的要求在一定期限之内开放相关领域。作为最有潜力的市场，众多国外广告公司势必纷纷涌入中国市场“攻城拔寨”，瓜分市场。在新势力的冲击下，传统的广告主、代理商、发布媒体之间的关系即将面临重新定义。中国广告管理体制应该在短暂的阵痛之后快速适应变幻莫测的市场风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应国际规则轨道，书写管理新篇章。
（4）传播媒体与传播技术新变革，编制广告监管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竞争的加剧使得媒体盈利由“暴利”进入“薄利”世代，报纸、电视、杂志、广播四大传统更是在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强烈冲击下，面临市场衰退以及产品退化等问题。网络杂志的出现更是吞噬着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新型媒介以及新传播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广告市场更加复杂多元，新概念层出不穷，让广告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多维环境，驾驭难度大大提升。
（5）消费者广告素养的提高，为管理改革带来整体环境的资源优化。
随着我国向完全市场经济方向的深入发展，我国广告从业人员的整体职业素质不断提升；但消费者的广告素养教育曾一度落后。随着电视购物的发展以及网络购物的兴起，广告专业知识不再是那么阳春白雪遥不可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广告越来越普罗大众，与受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进而成为一种“通识义务教育”。广告传播的民主化使得消费者的自主性得以日益发挥，消费者不再依赖于政府与业界的“传道授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大监督”统一战线为广告管理的环境优化整合了资源。
篇6：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建议
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建议
基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状和问题,根据巴塞尔协议和借鉴市场发达国家经验,提出我国完善其监管体制的`建议.
作 者：宋玮 作者单位：郑州热电厂明远公司,河南,郑州,450007 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年，卷(期)： 21(4) 分类号：F832.1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分业经营 混业经营 金融监管 内部控制篇7：完善我国当前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研析
【论文摘要】 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跨国银行 法律监管 自律管理
前言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 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
第三，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定核.英国金融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金融参考，2000，7.
[2]张长弓，李庆文.从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看全球银行体制的变迁.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2).
[3]王伟东.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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