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研究论文，本文共11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研究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研究论文
建立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特别需要正确引导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就是其中一项。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对某一方面的环境问题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在普及相关环境知识的同时，使公众产生积极的环境主人翁意识，营造政府、企业、公众的良性互动氛围，对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环境公益诉讼分类存在的问题
当前学者在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构建和立法设计，而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分析。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环境社会治理的主体中谁具有起诉资格，对此问题的解决应当首先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科学分类。现有环境公益诉讼分类多是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客体为考察重点，流于表层，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背后保护利益的系统考量。现有分类及其存在问题如下：
1.依据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分为环境公民诉讼及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
这种分类依据的是提起诉讼的主体，公民从环境整体利益出发，为维护受侵害或者将要受到侵害的环境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称之为环境公民诉讼。与此相对应，国家机关依其法定职责，为维护环境公益而提起的诉讼称之为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
这种分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公民诉讼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认同性，对于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要素的关注度(如饮用水、空气污染等)高于其他环境(某一原始森林)要素，导致环境公益诉讼过于集中于某些环境要素。同时自然人之间本身的差异，导致对某一环境损害的认识和反应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基于同一环境损害的重复起诉;(3)对于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肩负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的行政执法相比诉讼而言，更加直接、具有效率，如果不加限制地赋予行政机关诉权，是否间接提供主管机关怠于履行行政执法权的合理及合法借口;同时对行政机关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公民是否可以针对此种行为提起诉讼，诉讼性质如何界定，均存在需讨论之处。
2.依据环境公益诉讼被诉主体，分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环境公益行政诉讼
这种分类方法，是按照环境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所做的划分，区分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种分类存在的问题：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必须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同时，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并没有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因此公民只能在自身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与环境公益诉讼“公益”内涵相左。
本文认为，正确理解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是准确界定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的基础，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内涵的理论分析，厘清其保护的利益范围，抛出建立于其表征的一般认识，探寻更深层次应保护利益的类型化，从而得出更加科学分类体系。
二、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顾名思义为旨在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保护环境、保障人类有尊严生存条件的诉讼。正确理解何为环境公益诉讼，才能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合理分类。
(一)环境公益诉讼之“公益”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确定诉讼保护的利益的范围，何为“公益”，决定着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解。
公共利益，为一个集合概念，重点强调“公共”层面的意义，由于“公众”的众多性和非特定性，使其极易脱离个体，而被掌握权力者无限制地扩大利用，成为其侵犯个人利益的借口。基于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依存，其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应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但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观点也并不可取，首先个人利益并非能够做到完全一致而无冲突的集合在一起，其次利益表现方式各异，不同形式的利益如何叠加，相同形式的利益主体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将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利益总和。
公共利益应该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与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利益相区别，不是群体成员利益的概括总和，而是从群体出发群体的共同利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享有公共利益的主体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包括全体人民、特定区域内的全部人或多数人、特殊人群，不特定的多数人、不特定的个人。
(二)环境公益诉讼之“环境公益”界定
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带来公共利益。这种利益被称为环境公益，其主要是指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维系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产品和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的生态产品，按照性质可以分为环境经济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
(1)环境经济利益，主要指森林、矿产、水、土壤等自然资源，为人类的衣食住行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并可用于交换带来经济收益，在我国按照法律规定森林、矿产、水、土壤等这类资源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因而这些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2)环境生态利益，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是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相作用的三种基本形式，构成整体划一的生态系统。各种环境因素为我们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食物，森林将我们生活生产排放的有害气体吸收，同时储蓄水源，这些环境资源使人类和其他动植物能够繁衍生息。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化为环境容量产品(容纳、净化污染物)、人居支持产品(提供空气、美景)、生态调节支持产品(水土保持等)。环境所带来的这种公共利益由世界各地各民族人民无差别的享有，每个人在享受环境利益的同时不能排斥他人对于环境的占有与使用。环境提供的生态产品，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
环境公益诉讼之“环境公益”包括各种自然因素所带来作为人类生活与发展基础的利益，以及以环境要素损害为介质使多数人人身、财产利益受损而形成的环境众益。环境公益是关系到人类维系生命和世代传续的根本利益，在所有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地位，环境公益在时间维度上，不仅为当代人所需要，而且为后代人所需要，需要永久维护下去，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地域性，其利益主体和影响范围远远高于其他公共利益。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公益诉讼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进入20世纪，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人类整体所享有的良好环境生态品质，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的环境利益;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损害事实不仅可能由一般的民事主体引起，还有可能为行政机关公权力行为以及国家行为所致，因而环境公益诉讼中不仅有民事责任、还会产生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对于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所有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三、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化重构
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应当以环境所具有的公共利益的内涵出发，根据环境公益性质—环境经济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将环境公益诉讼分为环境自然资源公共利益诉讼及环境利益公益诉讼。
(一)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
自然资源属于环境的一部分，同环境具有耦合性。在法律文件对何为环境的概括性描述与列举中，大部分环境要素同时也被界定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提供者，同时兼具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不仅可以实现其作为“物”所带来的归于国家也就是全民所属的经济性公益，而且也会保障其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对人类整体带来的生态性公益。
按照我国《宪法》《物权法》规定，自然资源为全民共有即国家所有。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当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受到现实或潜在的损害，其经济性公益受破坏，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保护职能部门，有权依法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人(国家)的代表人身份而提起诉讼。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依据法律授权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针对污染破坏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影响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的公益诉讼。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针对的是经济性环境公益的保护，但也间接保障了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组成部分所发挥的生态性环境利益。
在我国，单位和个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确认、授权、转让、开发利用等方式取得自然资源的用益权，当出现损害这些已经取得使用权和取用权的自然资源的情形时，公民可以针对这些行为提起诉讼，虽可间接促进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实质上维护的为财产私益，因而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
(二)环境利益公益诉讼
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重点保护的是属于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但是仍有许多环境要素，如阳光、风等，不能为人直接支配与控制。同时人居型环境公共利益也不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这种环境公共利益兼具有物质、精神要求，既要能够维持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又要保障人能够自由舒适的生存的尊严。上述除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以外的阳光、风等环境要素及人居型环境公益所提供的环境公益由全体公民享有。
提起环境利益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该主要界定为自然人、社会环保组织(NGO)。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相比，公众对于与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环境变化有着更为直观地感受。在新环保法中讲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仅仅限于环境保护组织，认为如果将公众也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将会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这种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将公众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其目的不在于必然会增加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就如同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在于必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样。将公众和社会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利益公益诉讼的主体，其目的在于通过诉讼主体资格的赋予，唤起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威慑从事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主体，提醒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
环境利益公益诉讼，是指针对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影响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包括政府行为、计划以及政府及其管理机构在环境行政中违反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同时应该合理限定环境利益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
国家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可以扩大公民诉权的范围，允许一般公民针对危害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不限定一定要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实际受害人。但适格主体的扩张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若对起诉者资格不加以限制，反而影响环境保护行动的顺利开展，造成公共资源的另一种浪费。
四、结语
环境公益诉讼，以环境公共利益为基础，以维护公民良好的生存、生产、生活为目的，主要分为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和环境利益公益诉讼两类。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是为维护经济性环境公共利益，主要由政府、国家自然资源行政监督管理机关等提起;环境利益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生态性环境公共利益，由公民、环保组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等基于自身所拥有的享有良好环境利益或法定职责为依据提起。当存在自然资源遭受污染、破坏，而行政主管机关怠于履行行政监管职权或者其他有害公民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公民、环保组织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法定职责，但这种行政诉讼是否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
篇2：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研究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研究论文
一、将诉权扩大至公民
环保法在其四次草案中，起草者在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立法中几经周折，迫于各方压力终在《环保法》中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相比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此番立法更为严苛。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不乏有前瞻性的规定，如以贵阳为例，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意见》中明确:个人拥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禁止个人借助公益诉讼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他们认为，公民是是因环境问题受害的直接关系人，也是最广泛的群体。因而应当赋予他们诉权，结合公益诉讼的基本属性，因而做了上述限制性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能也不应当限制在仅仅依靠政府的范围之内。环保行政部门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承担各项行政职能、权力，而与之对应的他们也要承担相当的职责与责任，结合现在中国国情，一方面，行政机关在简政放权的把背景下，精简机构，人员本就受到控制，不具备在职责范围之外承担公共利益保护的职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是宪法、各大组织法所赋予，改变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属性必然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直接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职权代价过大。
二、鼓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必要性
首先，在公民不被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背景下，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数量少、且适格的诉讼主体数量相对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污染面积不断扩大的基本现状而言乃是捉襟见肘。其次，现国内社会组织普遍规模小、公益性、募集资金困难、发展规模有限。
(二)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而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必然性与正当性。一方面，检察机关在行政主管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应作为而不作为，不应作为而作为，以及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权依其职责提出司法建议，要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履行职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亦可代表国家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追究环境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在新《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团体予以支持
(一)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环保社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环保社团，占49.9%;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社团，占7.2%;三是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40.3%;四是港澳台及国际环保社团驻大陆机构，占2.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且自身财政、诉讼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污染者对抗。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人的介绍，作为国内环保第一大组织，他们在之前在各地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被驳回诉讼起诉的案件中，除了客观上缺乏法律规定外，很大一部分系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致，其他组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而政府有必要建立鼓励、扶持环境保护组织的专项基金，使得更对的环境公益组织走向保护环境中来。
(二)技术支持
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普遍缺乏保护环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帮助反映情况、协商、提供咨询等方面，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培育一批环境保护团体，特别是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促进环保团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改善政府与环保团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自治性和自主性。在其成员之间普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知识，让这些社会团体从实体上到程序上都能得到确实的提高，从而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进而达成我国法律设置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政策支持
这要体现在设立专门基金支持公益诉讼的提起，避免社会团体望诉讼费用心叹。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政策支持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一方面明确专项基金的用途、申请方式，另一方面明确违法使用专项基金的法律责任，使得专项基金用在刀刃上，真正促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改革与发展。
篇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齐澍晗
公益一词源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公诉。
在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实体法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等等。然而，实体法上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如何去维护，诉讼法上面的空白，导致实体法无所适从。按照“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的原则，在这里，对于诉讼程序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观点及解决之道。
一，诉讼主体
1.主体扩大化。
公益诉讼在古罗马已然形成，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公众的关注。因此，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仅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美国侵权法的新的规定，即“为提起禁止或取缔公益妨害的诉讼，公民必须具有作为一般公民的代表，或公民诉讼中的公民，或集团诉讼中的集团的一个成员所具有的起诉资格。”在日本水俣病损害赔偿系列诉讼案也表明，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范围广，波及的范围有区域化功能化的特点，法院在权衡各方利益之下所做重新分配社会有限资源和利益的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环境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不仅仅是个案的救济。因此，只有把诉讼主体做扩大化解释，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有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而把某些需要国家予以特别保护的情况列为例外。这样也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规定，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
2.鼓励诉讼。
自公众参与原则和公众知情权的确立，公众作为环境行政部门和污染企业的第三者，有最广泛的发言权。因此，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也是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美国在《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主要环境立法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及返还诉讼费等措施。为了鼓励公民环境诉讼，美国《清洁水法》规定，起诉人胜诉后，败诉方承担起诉方花费的全部费用，国家再对其给予奖励；美国《垃圾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人提起诉讼的起诉人可得罚金的一部分。这些鼓励诉讼措施和推行律师和当事人“密切合作”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公众的环境公益保护意识。
二，责任原则
我们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得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得解决，它还肩负着形成社会环境公共政策得神圣使命。它通过具体解决环境公益损害纠纷，隐含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间接社会关系受到调整，为全体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得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得价值，甚至可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得制定和执行。
环境诉讼中，为追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许多国家结合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作出相关的规。根据法国民法典1384条的规定，如果某人控制下的物品或活动造成了损害，原告不需要证明占有者的过错，只需证明该物品或活动的存在以及是在被告的控制之下，则被告应承担责任。1985年7月25日的欧盟指令（EEC85/274）建立了一项严格产品责任制度，规定产品的制造者对使用者所期望的安全负责；据此，法国也规定了一种严格责任制度。例如，对飞机产生的噪声、核事故或向海洋排放碳氢化合物，原告不必证明致害者有过失，而只需证明发生了损害。在法国，有关工作场所的事故的赔偿也实行无过错责任，雇员只需证明其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受到了伤害；一个工厂尽管遵守了所有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规定，但如果对周围地区或邻居造成了烟尘污染或噪声污染，仍要承担责任，一个人可以对其邻近的工厂或邻居提起诉讼（相邻损害诉讼）。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CA），规定了超级基金和有关补救责任，确定了有关当事人的连带责任性的严格责任，其法律效力具有追溯力，是对传统法理观念的一种突破……
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刑事诉讼，往往采取过错责任无罪往往面对的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一，惩罚原则
对于环境诉讼案件得处罚原则，因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得类型不同而不同。
1.刑事案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得刑事处罚措施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遏制犯罪和威慑力作用，然而，对环境来说，并没有得到补偿。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源，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去恢复，负担沉重。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在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经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
因为笔者认为，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对于实体法刑罚上面的规定，和方便实施，应该增加新的处罚程序，让类似于责令恢复环境，集中学习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措施作为程序的补充，以便于既可以制止进一步犯罪，方便调查，又使环境价值可得以恢复，让我国环境刑事处罚措施日益完善。
2.行政案件
我国行政诉讼中，当时人有扩大的趋势，不过在诉讼处罚中，往往力度不够。当地政府基于种种原因的不作为，常常使环境公益诉讼限于执行难的问题之中。()更何况，所谓“地方保护”主义，说是为当地百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乃是政府乃至少数官员的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因为，针对与环境污染牵涉利益广大和损害严重的特点，应该在行政诉讼中，加大处罚的力度，充分考虑执行难的问题，从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把任何拒绝对违法单位处罚行为单位的政府官员和公司管理者追究其个人责任。
3.民事诉讼。
在民事诉讼中，环保局，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提出。在今年5月21日陈法庆以挂号信函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环保总局5个部门各寄出了一封内容相同的建议书，其中提到：“现行的环境法律对污染者惩罚太轻，治理污染的投入比行政罚款高数倍甚至几十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污染制造者宁愿认罚也不守法。一些污染企业在当地是英雄，是政府的红人，在发展经济的口号声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再保护’的弯路。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环境污染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现象了。”笔者认为，应针对环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违法人发出的民事责任裁决加大处罚力度，救济范围扩大，救济方法也包括勒令停产整顿，消除污染，预防污染，禁止生产提供详细信息报告和赔偿损失。以此杜绝因为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而造成的“怪”圈。
综上所述，在完善公益诉讼实体法的基础之上，对于与之配套的程序法作出完善，促进环境保护和公众的环保意识，改变环境法的“软法”，“软指标”和“花瓶”的局面，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道路作出贡献。
篇4：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摘要：传统的诉权理论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呈现出极大的不足，而我国现行的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在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基础理论阐释和对国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环境公益;法律制度;环境公益诉讼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大的公司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不断增多，从而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重视。环境公益诉讼日益增加并不断得到公众的关注。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在三大诉讼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公益诉讼。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传统的诉讼方式，环境公益诉讼具有自身的特点：1、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特殊性。传统诉讼方式的提起者必须是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当事人，而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范围较广，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社会成员，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2、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民事主体，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当其行为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而环境行政机构无力或不能干预时，即可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国家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构成了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不作为时，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
3、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是与环境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环境私益诉讼是为了私人利益提起的诉讼，即某种损害环境的行为直接损害到私人利益时，受害人针对加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切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而是因为环境公益受到损害或有遭受损害的威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达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4、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同时兼具补救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件，只要根据有关的情况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即可提起诉讼。这就改变了传统诉讼事后的被动性，可以将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扼杀于萌芽之中。另外，对于已发生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又通过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以补救被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
二、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状况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的涉及环境保护的联邦法律都通过“公民诉讼”条款明文规定公民的诉讼资格。《清洁空气法》首创了著名的 “公民诉讼条款”，以此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根据“公民诉讼”制度，原则上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法定或主管机关核定的污染防治义务的，包括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或其他各级政府机关在内的污染源提起民事诉讼;以环保行政机关对非属其自由裁量范围的行为或义务的不作为为由，对疏于行使其法定职权的行政官员提起行政诉讼。美国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立法的规定，所以环境公益诉讼得到了充分发展。
在意大利，团体诉讼最初仅适用于不正当竞争诉讼，后来被扩大到劳动诉讼中，最后又被扩大至环境法的范围。1986 年7月8日发布的第349号法令规定，如果行政行为的许可、拒绝或者不作为违反了对自然的'保护及对自然景观的维护，那么某些被认可的团体，即便其权利并未受到侵害，也有权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1]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民事诉讼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官可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对某些案件提起民事诉讼。英国在认识到传统法律不足以阻止环境侵害之后，也修改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认可对于公益妨害受害者本人或通过检察官都可提起诉讼。
以上对国外公益诉讼的情况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2、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
3、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诉讼主体的多元化。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现状及不足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江苏省无锡市两级法院相继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和环境保护合议庭，无锡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个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规定——《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引入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程序设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我国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还存在一系列障碍。主要包括：
(一)实体法上的缺陷
《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或集体的财产”。《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涉及到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由于过于概括和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二)诉讼法上的缺陷
1、原告起诉条件的限定。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之一是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原告起诉应当符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侵犯或者与其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除了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
2、举证责任的限制。现行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应进一步明确。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污染者和侵害公益的违法者一般拥有着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而原告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不易收集证据。
3、环境团体作用的限制。国外法律规定凡环保或其他团体或某一集团中的某成员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或生态破坏之害，该团体或集团及其中的其他人都具有了提起团体诉讼的资格，他们都可作为原告出庭。[2]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起诉，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起诉，法律存在欠缺。这样，如果一个得到环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的区域性开发行为可能危及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时，如果所有潜在的受害者不敢起诉，而环境团体由于不具有原告资格又无法起诉，那么该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排除。[3]
4、诉讼费和律师费的减免缺乏规定。国务院发布的《诉讼费交纳办法》没有把公益性的诉讼案件明确纳入其中，这对大额索赔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起诉和提高律师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来说都是不利的。
篇5：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浅析论文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浅析论文
一、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概念和特点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是一定的机关、组织或个人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民事主体致使环境遭到或可能遭到破坏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指面对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将受到侵害害危险时，主体有权利通过民事环境公益司法程序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宗旨在于维护公共环境权益，而不是个别民事主体的私人权利，尽管其诉讼结果存在间接维护个体利益的效能，但仍区别于保护个体本身利益的诉讼。因此它与传统民事诉讼中原告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它的原告资格范围广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第二，不仅民事诉讼法，其他的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域外规定
(一)英美法系
1.美国：
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要由公民诉讼构成。该制度最早在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第304条中得以确定，即任何人(不论是受到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有权自己对任何人提起诉讼。这一诉讼法案并未限制原告资格与该案的利益关系。它的确立体现在1972年的联邦《清洁水法》中。该法采用了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环境保护团体”的概念，首次以“环境保护团体”作为原告主体。同时，在“地球之友诉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一案中，法院对“该行为具体侵害社团成员”的条件适度宽限，原告只要证明特定涉嫌违反联邦环境法律规定的行为对其所关注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法院也可承认该启动要件。美国的公民诉讼模式赋予了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从而监督相关环境法律得以有效实施，有效地维护了公民的环境权。
2.英国：
英国以集团诉讼制度为主，即对于个人受到的侵害较少，使受害当事人难以出庭，可通过此方式将受害者们成立为一个诉讼团体，并记录每个人的受侵害次数。20世纪60年代时集团诉讼制度也被广泛运用到环境公益诉讼中。一般来说，公民起初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能通过检察长的名义就违法行为向检察长请求并提起诉讼，此制度又叫作“检举人诉讼”。此外，经检查长同意，某些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也具有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二)大陆法系
1.法国：
法国1860年的《民事诉讼法典》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领域进行干预的权利，突出表现在涉及国家安全或是公共用地等案件中。除此之外，经政府认可具有诉权的社会团体也能参与到民事诉讼程序中。
2.德国：
德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般是团体诉讼制度，就是使得某一些行业团体有权实施诉讼。为防止诉讼泛滥，立法机构严格限制了团体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一，社会团体必须是合法性组织，并且事先成立;其二，团体应有一定规模;其三，团体须有以维护某种公共利益为目的固定章程。
三、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各种观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及部分省市的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各派学者观点，我国在司法领域中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主要包括检察机关、环保行政部门、环保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这四类原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利弊。
(一)检察机关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物质条件和法律能力上都具备先天性的优势，但国内学者也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出了疑问。其一，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其可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以监督法律在民事领域的实施为目的，若其一旦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在身份上成了实施法律者，具有矛盾性，这将会破坏传统的诉讼结构。其三，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不一定具有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员。因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只能通过行使上诉权、申请再审等权利寻求法院的裁决。
此外，有的学者提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须受一定条件的制约。然而这种观点仍被认为其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环保行政部门
环保行政部门作为环境监管机关，在环境污染类事件中是最具专业化的，但一些学者认为，其一旦拥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则与其本身的职能相矛盾。环保部门本应处于社会公务事务管理者的地位积极行使其法定的公权力，对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干预，发生环境侵权事件后依法处罚环境违法行为，但当其作为原告具有诉讼权利时，就会有利用司法掩盖其应尽行政职责的嫌疑，这不利于社会对行政执法权力效力的影响，也会造成环保部门工作的懈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很可能是自身的确无法行使，并非怠于行使行政职权。
(三)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作为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人们自发组成的组织，在诉讼的积极性上比公民个人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我国过多数量的社会团体以及诉讼的泛滥，环保组织的主体资格应当被制约。除了需具有固定的章程和一定的经费资助外，应当限制其成立年限，且应有完备的高职业化的法律人员。
(四)公民个人
按传统诉权理论的观点，公民个人是环境污染事件中直接的受害者，理应具有合理的诉权。然而现阶段学者却多数反对。其一，从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规定能够看出我国对公民作为适格原告的立法态度是反对的，的《环境保护法》也没有将公民个人纳入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畴内，这可能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公民个人欠缺诉讼能力;二是过高的个人诉讼成本及成本与收益失调;三是可能会导致诉权泛滥。综上，基于目前我国的整体司法环境，该制度的缺乏一定操作性。
四、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完善的提议
(一)对新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解释
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有关原告主体的规定太抽象，有必要进行探讨并在法律条文中罗列出来。“法律规定的机关”应当包括检察机关和专门行政机关，后者如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和环境资源保护部门;“有关组织”应当是环保组织等专门社会团体。
(二)建立有层次性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
参考国内外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环境，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涉及到了原告类型之间起诉的顺位问题，应当以社会组织为第一序列的原告主体，行政机关紧随其后，将检察机关作为最后的门槛，摒弃公民个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1.社会组织：
将社会组织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第一序列适格原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私法自治。相比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在私法领域出现与私法自治所倡导的更为契合。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社会组织以环保组织为主要，因其自身的法定职能与专业性，环保组织在解决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问题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现阶段环保组织的资格应当受到制约否则后果就是社会组织越来越多，诉讼成灾。
2.行政机关：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行政机关主要指环保机关。虽环保机关具有行政权，可以处罚侵害环境的行为，但此行为有时并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应当赋予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去解决行政处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侵害环境行为出现时，若其行政处罚对于环境利益并无益处时，便可将环保组织列为共同原告进行起诉，需要注意的是，环保机关可以自己提起诉讼的唯一情况就是，环保组织迟迟未起诉。
3.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在我国并无太多争议。然而检察机关的原告诉讼资格同样需被制约。我国的检察机关是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的机关，一旦有了侵害环境的行为，检察机关的职责是督促环保组织与相关环保行政机关及时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在二者都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才作为原告适格主体进行诉讼。
4.公民个人：
由前文所述，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表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公民个人并无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民个人想对侵害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唯一办法就是:环保组织、环保机关或检察机关代替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五、结语
经济的迅猛发展加剧了环境侵权问题的发生，与其相关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至关重要。而明确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则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不够的。界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并适度扩大已被更多学者赞同。然而完善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制度只是最基本的步骤，我们更需要对受案范围、审判制度以及执行制度等进行严谨规划。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之路将成为立法者与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
篇6：环境的侵害诉讼特点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了起诉的条件，旨意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诉权理论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提出“多元诉权主体论”，其基本观点为：实体当事人并非民事诉权的唯一主体。在特殊情况下，民事诉权可以由实体
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主体享有。[1]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2]、《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3]以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2条：关于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特定案件中享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实际上也认可了在特殊案件中诉权可由其他主体所享有的事实。就环境侵害诉讼而言，一些国家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如公民可以为了保护环境而向排污者提起诉讼而不要求该公民是环境的所有权人。中国的环境法，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都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这里所谓的控告，应当包括向环境行政机关控告和向人民法院起诉两个内容。
（二）团体诉讼的推广
鉴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4]等特点，及其因果关系证明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受害者个人在资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加害企业或政府公共事业部门；且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使得传统程序难以适应环境侵权诉讼，特别是涉及多数加害人、多数受害人的重大污染损害案件。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程序法上将团体诉讼制度纳入环境侵权救济法。一方面，个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因污染受到伤害或损害时，固然得依据具体情形，由受害人向民事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团体整体或团体中部分成员整体的利益，由团体代替受害的个别人或者多数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任何环保团体在其团体所保护的相关财产或精神受到侵害时，均可向民事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至于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则仅限于依据立法上的许可制度得到认可的团体方得提起，且受到刑事法院法官的严格解释与控制。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规定团体诉讼的情况，可否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或者环保团体作为代表人提起诉讼，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在考虑引入环境团体起诉体制的同时，应该改变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体制，加强其在群体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众提起环境公害之群体诉讼的职权，参与群体诉讼，这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三）共同被告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就被告而言，与单一加害（如单独的某一工厂排放有害烟尘，致使附近农作物减产或绝收；河流上游仅有的一家工厂排放污水造成水污染，导致养渔场的鱼死亡）不同，现代污染往往是多个致害行为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在企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区，因共同污染行为导致在诉讼中充当共同被告的例子并不鲜见，问题在于原告在起诉时如何确定共同被告。多数情况下，原告对共同被告的确定往往是以一定的地域范围为标准的。如欲针对机场对附近地区的噪声公害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就需要将所有航空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诸法院，至于说该所有航空公司是否都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原告在起诉时并不能确定，也的确存在举证上的困难。所以，针对该类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适当放宽认定被告的条件，即只要原告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该污染行为可能为这些被告共同为之，则可以将他们认定为共同被告，至于各被告是否是真正的侵权者，是否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则是在庭审中所要证明的问题。
二、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请求
我国《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立法模式，把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并把因侵权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责任称为“侵权的民事责任”[5]。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其使用于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的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主要是用于环境破坏）、赔偿损失等。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显然，我国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方法多样，运用灵活，堪称独具一格。因此，环境侵害诉讼中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应当比一般侵权诉讼案件的请求范围要广。
（一）基于损害赔偿的请求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损害赔偿因实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对于财产损害，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目前仍存在着争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在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才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而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所侵犯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权。依上述法律规定受害人则无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因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被法院依法驳回的案例。笔者认为，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允许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唯有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才比较适宜。基于我国民法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尚无规定，笔者认为，既然用物质形式作为对死者家属的抚慰金是可以的，那么以物质形式补偿受害者生活上、精神上的痛苦当然也是合理的。在立法上对此已有所突破。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死亡，所应当支付的抚恤费即带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所以，在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中，不应当仅局限于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包括非财产利益的损失。
（二）主张环境权的诉讼请求
由于民法的保护对象主要是传统的、依附于“人”而存在的物权和人身权，所以就环境保护而言，民法对环境的保护是间接的，“民法方法的保护法益并不是环境本身这一点则是民法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重大缺陷”[6]。因此，现在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环境法益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环境作为“公共财”的主体资格的研究，主张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从定量上确定环境自身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既然如此，当环境权受到侵害时（也许受害人并无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受害人能否以此为诉讼标的向法院主张权利，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新问题。在美国提起环境诉讼，法院并不坚持原告要具备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基本条件，只要原告能够提出某一行为将使其在美学性质上受到损害的事实，法院就可以受理案件。[7]笔者认为，环境权应当成为现代环境污染诉讼中的诉讼标的。这是因为，环境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以个人环境权为例，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这些权利内容是传统的财产权、生命健康权及其他经济性、社会性权利所包含不了的。所以，环境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主张排除妨碍的请求
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因污染或破坏而受到损害后，往往无法恢复，以金钱进行损害赔偿仅为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性措施，环境侵害的排除（包括对即将发生的环境侵权的防止和正在发生的继续性、反复性环境侵权的除去）才是积极、主动的根本因应之道。因此，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树立充分预防的思想，保证受害者提出排除妨碍的请求，既可以基于该行为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也可以基于该污染行为虽然尚未产生实际危害结果，但已对环境、人体健康及财产损失构成了威胁的事实，而请求法院判决加害人排除这一威胁。因而，在请求排除妨碍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妨碍事实是否已经导致了危害结果并不是构成该类诉讼的必备条件，只要妨碍事实已对受害人构成了实际威胁，受害人即有权提起排除妨碍的诉讼，法院应当受理并作出判决。
三、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
在传统的民事责任中，过错责任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普遍归责原则，而其面对环境侵权则束手无策了。因为，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决定了其在主观状态上的认定是困难的。同时，就单个排污行为来说，在排放污染物达标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预见的义务显然行不通。然而，环境侵权危害面大，涉及人员众多，对社会的安定有着较大影响，要一味查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似乎是舍本逐末；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快消除危害、恢复环境功能才是环境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过失责任原则应运而生。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造成损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失都应当对已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消除了因无法判明主观状态导致的混乱，及时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各国环境法律广泛采用。为保障无过失责任的适用，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也呈现出相应特征。
（一）因果关系推定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基本要件之一。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损害的发生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多因素复合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其浓度、含量、致被害人发病的'分布和概率，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致病的机理等，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种科学领域，需要做的工作量大、繁杂，而且费用高；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污染案件，限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污染形式的复杂多样性，尚无法科学的确定其因果关系。为此，国外学者先后创立了优势证据说、实施推定说、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仅证说。如优势证据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比另一方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即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因果关系便成立或不成立。事实推定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举证，无须以严格的科学方法，只要达到一定可能性程度即可。[8]我国法律中对因果关系推定尚无明确规定，但在环境纠纷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已有所应用。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传统的证据规则要求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显然如果在环境侵害诉讼中也实行这一举证原则，无疑会使受害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受害人（一般是原告）常常因其财力不济或学识不足等原因，收集涉及污染者（一般是被告）商业秘密或高度专业化技术等方面的证据十分困难，而认定环境污染所须具备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是受害人自身缺乏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者能够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原则，来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定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四、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诉讼时效
规定诉讼时效的意义在于稳定财产关系，以免其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加速资金流转，提高社会经济活力；有利于法院及时解决纠纷，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年代久远的纠纷难以解决。但如果时效规定的过短，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由于环境侵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内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起诉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侵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包括环境资源破坏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根据《民法通则》第141条的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2条将“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规定为三年，而不是二年或者一年。
综上所述，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侵害诉讼在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为此，我国应加强环境侵害诉讼理论与制度建构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环境侵害诉讼内在特征的程序机制，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宋波（1976－），男，湖南岳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学理论研究。
篇7：环境公益诉讼滥用的规制分析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滥用的规制分析论文
一、基本问题梳理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法律允许我国公民个体、相关团体在具体国家机关、单位或者组织相关权力行使不当，使得公共利益面临损害或有损害之虞时，为了公众之利益而向司法机关中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其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公民宪法中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20xx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首次将环境公益诉讼纳入我国法律，该条明确规定了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组织和法律规定的机关可以提起诉讼，其中就包括环境污染案件。这不仅是我国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司法进步的表现，更多的是体现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积极鼓励公民有效参与到环境公益事务中来，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
二、环境公益诉讼滥用的主要形式
中国人素有“厌讼”心理，遇事不愿“打官司”，习惯私了。但长期以来，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公共利益等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要么得不到法院的立案受理，要么原告只要认为受到了侵害，且此种侵害是因环境污染所引起，即通过司法机关的诉讼途径解决，以致于滥诉情况出现。此类案件中滥用诉讼权利，造成了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亦使得被告合法权益出现被侵害的可能性。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滥用诉权可归纳为故意、放任和过失三种情形。
其一，故意滥用环境诉权。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原告为了使被告利益受损，为了达到私人不良或违法企图，故意借助诉讼形式给被告进行“骚扰”，造成被告利益受侵害或者放任具体侵害结果的出现，致被告于某种困境之中，扰乱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此种情形，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阻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
其二，放任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必须有证据证明环境污染受侵害的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证据不充分就妄然的向法院提起诉讼，势必会给被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给法院带来大量的工作，最终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其三，过失行为导致错误起诉。虽然过失不像故意那样，不是原告所积极追求的效果，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起诉时的过失，给被告造成不必要麻烦的，原告的起诉权就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不确定、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的情形下，分析原告滥用诉权的形式是有必要的，只有明确原告滥用诉讼的形式，方可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环境公益诉讼被滥用，才可以对恶意滥用诉权的相关人员进行法律制裁，维护合理的司法秩序，彰显法律的权威。
三、滥用环境公益诉讼之具体规制
普通公民提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初衷不尽一致，不排除是为了追求单位或者个人的私利，亦不排除为了“出名”或者相关物质奖励，如若是此种情形之下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势必会增加司法机关办案的压力，影响被告的正常生活或生产秩序。同时，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普通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提起诉讼的门槛低，均有可能导致滥诉情况出现。基于此上分析，对环境公益诉讼行为进行合理规制，预防滥诉现象的出现，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挑战。
首先，实行原告资格审查制度。诉讼原告主体的范围较大，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特点之一。在我国虽然历来有“厌讼”的传统，但不排除有人为了追求某种利益，随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了防止“不适格”原告主体的出现，应当对原告资格进行合理审查。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的受理前，应以合理地方式审查原告的身份是否符合起诉的条件，搜集的相关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合法性，亦可尝试通过联合其他环境保护机构或者环保人士，在充分、合理的审查之基础上，确定案件是否立案及进行后续的审理程序。诚然，此类制度设计应当在公正优先的同时，兼顾效率，不得设置过于复杂的程序，而阻碍了正常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程序的提起。
其次，设立行政先置程序。负有监督和保护职能的环保行政部门，在对环境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与环保行政机关的执法不力不无关系。如果原告未经过环保部门的处理，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中的提起诉讼环节，极易导致本应该行政机关发挥的职能无法充分发挥。长此以往，相关行政机关不作为问题难以解决，司法机关的司法秩序也难以得到全面保障。故，可以设立行政先置程序，借鉴美国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做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人在具体解除司法机关之前，可以有权向行政机关寻求合理解决方式，如相关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相关问题，此时，起诉人可以直接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笔者认为，此种先置程序的设置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之滥诉讼情形的出现具有一定预防功能。
最后，建立滥用环境公益诉讼侵权责任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中滥诉侵权责任制度的设置由来已久，实践证明，其有效防止了滥诉情形的出现。我国应当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合理的预防滥诉制度，为我所用。我国应该尝试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原告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后致使被起诉人遭到损害后果，原告应负相应侵权责任。应该在精神、物质双重层面进行合理补偿。对于普通公民滥用公益诉讼的情形，可通过调解或者民事诉讼程序化解。对于司法机关滥用公益诉讼的，应当启动国家赔偿程序解决。此外，学界有人认为，可通过让原告交纳保证金以避免诉权滥用，笔者认为此种做法并非是明智之举。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预防滥诉情形发生。为了鼓励公民积极的行使诉权，保护环境公益，应积极的号召建立奖励机制。同时，为了防止诉权被滥用，法院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在诉讼费用的减免上应有一定的限度，适用调解原则时也要掌握一定的限度。总之，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篇8：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浅析论文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浅析论文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限制
环境公益诉讼所追求的法治价值在于，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进而实现环境法治。环境公益诉讼，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有关民事主体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制度。法定公益诉讼主体被限制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两类。适格原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定义为，对于诉讼标的所享有的特定权利或特定法律关系可以提起诉讼并请求判决的资格。“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适格原告的界定，对消除现行诉讼法律制度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有其深远的法治意义。第一，强化公众的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只有当公众意识到自身享有某项权利时才可能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第二，贯彻执行环境法律，推进环境法治进程。扩张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权利实施，实现环境法治又更进一步。
二、国外有关适格原告理论
( 一) 诉讼实施权理论
诉讼实施权理论认为，作为诉讼当事人既可以与案件具有实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享有诉讼实施权，也可以为保护他人利益而具有诉讼实施权，成为适格当事人。有无诉讼实施权是判断是否是适格当事人的重要标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却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行使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符合诉讼实施理论的正当当事人的要求。
( 二) 公共信托理论
公共信托产生于罗马法，其基本含义是: 空气、河流、海岸等均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为了公共利用之目的而通过“信托”的方式交由国王或政府持有。美国密歇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第一次提出了“环境公共信托”理论。主张国家和政府作为受托人，承担着保全、保存、保护信托财产并使之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而作为受益人的全体公民，对环境资源享有所有权和受益权，一旦国家或政府损害了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公民可主张其权利，从而实现对环境利益的保护。该理论为公民个人主张环境公益诉讼权提供了的有力依据。
( 三) 适格当事人扩张理论
当事人适格又称为正当当事人，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对于作为诉讼标的的民事权利或民事法律关的有实施诉权的权能，即能够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者应诉的资格。这被称为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随着社会环境问题的发展，适格当事人扩张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主张，公益诉讼适格当事人不应该仅局限于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表现出较强的'诉讼对抗能力。环保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更多的表现是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并进行环境维权宣传。赋予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权，对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律建议
( 一) 立法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
“起诉资格的关键是有法可依，而不是侵害本身。”我国现行立法只是对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赋予了原告资格，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未做明确规定。因此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加以明确。根据适格当事人扩张理论，要求我们对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加以补充规范，环境行政职能部门、环保组织、检察机关、公民个人作为正当当事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 二) 防范环境公益诉讼中诉权滥用问题
依据诉权实施理论，由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不要求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公民个人可以作为是个当事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时举证责任倒置，这就必然带来滥用诉权的问题。滥诉的提起不仅浪费了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还会给被告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故而，对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当事人制度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对诉权的最好维护就是切实防止滥诉。
篇9：浅谈环境公益诉讼之适格原告及其争议论文
浅谈环境公益诉讼之适格原告及其争议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上至今缺乏明文规定，这一开放性极强的话题也成为诸多学者争论的对象，尤其是对适格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的争辩更是激烈。从理论上讲，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都可以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把任何一部分主体排除在外就等于剥夺了其关心环境公益的资格，但基于诉讼经济和诉讼秩序的考虑，有必要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予以限制，由此引发了寻求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争议。
一、检察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
1. 赞同观点。几乎所有的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西方国家均允许检察机关直接以当事人的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应该并只能是以原告的身份直接提起诉讼。理由主要是:
1. 1 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多种多样的。对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 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应当做全面的理解，这种法律监督不能仅限于事后监督，也应包括诉前、诉中的监督。对侵犯环境公益无人、无力起诉，公民不敢、不愿起诉的，检察机关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来，可以更好的维护环境公益。
1. 2 检察机关是国家公益的代表人。根据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从法律赋予的职责来看，它实际上承担了维护社会公益的责任。同时，检察机关具有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公共管理秩序的行为提起刑事公诉的职能。在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也可以代表国家利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将这一职责延伸到环境公益诉讼领域，并不违反法律设置的初衷，且我国《检察官法》第六条规定的检察官的职责: 代表国家进行公诉，这里并没有明确必须是刑事公诉，因此还可以解释为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如“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检察院诉李某污染水源”一案，检察官在辩诉中指出，环境污染是社会公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代表国家利益，运用公力救济的方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视为“有直接利害关系”，检方作为原告符合《民诉法》规定。
1. 3 检察机关较之行政机关，更加具有超脱性。环境公益诉讼针对的重要对象是行政行为，无论由政府，还是政府中的环境保护部门作为起诉主体，都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可能，而检察机关则更能摆脱部门利益的局限。
2. 质疑观点: 第一是检察机关的地位问题。
2. 1 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责不相符合。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主要负刑事公诉之责;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是对其他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行为和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往往是一种事后的司法监督。检察机关的确承担了一定的保护国家利益的`角色，但是毕竟这种职能是有限的，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个人、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
2. 2 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代表环境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并非检察机关。《宪法》第11 条规定: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第26 - 28 条明确规定国家环境保护的代表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资源管理的代表是法律授权的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机关。因而，对于侵害公众或国家环境资源权益的行为，环境保护机关应当以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这也是其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形式之一。
2. 3 如果由检察机关包揽公益损害时的保护之责，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还会造成权力体系的混乱，一方面可能会公权力在早期阶段过分干涉私法领域，造成环境公益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不符合公平原则;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检察机关大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会分散其本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而影响其他检察职能的履行。
第二个问题是有不少学者论证了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介入方式。但是检察建议作为缺乏规范性的手段，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也不具有强制的效力。第三个问题是环境纠纷解决的专业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并非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题。环境纠纷中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需要采用专门的证据收集方法和技术手段，而这正是检察机关较环保部门相比所欠缺的。
3. 学者建议。有学者认为，既不能只构建通过修改诉讼法才能实现的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也不应仅仅以现阶段无法律依据为由拒绝检察机关的介入。检察机关应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之一，且要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进行适当限制，因为独占的权利便可能会走向极端。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非基于实体权利的享有和实体义务的承担，并不是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其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代表人的特定身份而由法律特别授予的。故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处于准原告的地位，应当进行适当的限制和调整。
一是范围限制: 应当合理限定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使其既保护环境公益，又不超越检察职能。检察机关应主要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害的环境事件提起诉讼，这类案件目前主要是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环境保护案件和环境犯罪案件。二是处分权限制:检察机关一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能随意撤诉，也不能与被告自愿和解，在庭审中也不能适用调解原则，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撤诉与和解的，必须经法院批准。三是检察机关依然要承担一定的败诉责任。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方在胜诉后或其合法权益受到检察机关侵害后，有就其损失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检察机关虽不能承担案件本身败诉的法律后果，但如果存在检察机关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损害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四是方式的多样化。四是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调整: 西方的检察机关被视为国家的“公诉人”，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在承担公诉职能的同时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就介入方式而言，美国主要就是直接起诉，而中国的介入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起诉与抗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持起诉等均可作为介入环境诉讼的方式。
二、环境NGO 的原告主体资格
1. 赞同观点。09 年7 月6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公益诉讼人身份，状告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案被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为我国环保NGO 公益诉讼“破冰”第一案。环境NGO 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优越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展现开来: 一是环保NGO 因其非官方性和独立性特征，当政府不作为或不依法履行职责损害了环境公共利益时，由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行不通，环保NGO 更适合在此情况下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二是与检察机关相比，尽管在环保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可谓不少，但在理论上，学者们对检察机关能否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环保NGO 的原告资格是一致认同的。三是弥补个人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环境私益诉讼面临诉讼证据取证困难和专业技术鉴定困难这两个诉讼瓶颈。而环保NGO 是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1、环保NGO 关心社会公益，志愿加入环保NGO 的成员对环境事业具有强烈使命感，愿为伸张环境正义锲而不舍。2、环保NGO 的很多成员具有环境科学和法律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还可通过与政府、企业等沟通、协作获取更多资源，扭转信息不对称的劣势。3、公益诉讼的着眼点在“维护公益”，环保NGO 的宗旨就是保护环境，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性质相符。
2. 质疑观点。虽然前述的环保NGO 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功立案，但是，环保NGO 环境公益诉讼仍然面临许多障碍: 第一个问题是不具有原告资格。传统的诉权理论认为，实体法没有明确赋予的权益，在诉讼法上就无法为其设立救济的诉权。按照这一理论，环保NGO 要成为原告必须享有一定的环境实体权利，这个权利被学者们称为环境权，当自己的这一权利受侵害或威胁时即可获得诉权，成为适格的原告。而环境权在我国尚处于理论研究之中，而且其关注的对象仅是个体公民或部分群体受损的利益，救济的权益主要是私益，不符合环境公益诉讼对“公益”关注的要求。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起诉，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起诉，法律存在欠缺。第二个问题就是现阶段我国公益组织的发达程度。从环保NGO 的设立来看，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占绝大多数，本应作为环保NGO 中坚力量的草根环保组织数量极其有限，且都依附于政府，本身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这些公益组织更多的是用于协调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往往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在当前我国环保公益体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众的自觉性与环保意识、法律意识来推动公益诉是远远不够的。
3. 学者建议。在欧洲，环保团体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力量，允许符合一定标准的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些标准主要是一些限制性条件: 被政府认可、成立有一定年限、有法律人格、所提起的案件与其组织目标相关、有良好的信用和以往表现等。对此我国可以结合国内环保团体的发展状况，采取国家认可的方式，赋予少数经过注册，成立已有一定年限，有一定活动范围、人员和资源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以环境公益诉权，在环保组织普遍发展得更为完善后，再将起诉权放宽。
三、环境行政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宪法》第11 条和《环境保护法》第26 - 28 条的规定，环境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日常的环境监管权，对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行使相应的行政处罚权。《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 条进一步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他资源管理部门如土地、森林、草原、水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对破坏自然资源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由此不难看出环境保护部门也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之一。因此，有学者建议应当赋予环境行政机关环境公益诉讼权，作为原告对侵害公众或国家环境资源权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维护公共的环境利益。但是，( 1) 环保行政部门一般都隶属于地方政府，很难不受政府干预。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遏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引起的。( 2) 大部分的环境专业鉴定和检测机构均隶属于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他们本身可能是当事人，对于他们做出的结论，法院应当如何审查和认定也是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公民个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就个人而言，只要是年满18 周岁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我国公民应该都可以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是学界通行的观点。但是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难以克服:
在环境公益诉讼当中，当事人双方的地位和力量是极不平衡的。其一，是法律与鉴定技术明显失衡。环境污染和损害往往需要专业的技术和装备才能进行检测、鉴定和举证，普通公民很少具备这样的举证和鉴定的诉讼能力; 其二，公平与经济利益明显失衡。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和利益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这就有可能产生诉讼中的“搭便车”现象，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仅要付出金钱和精力，甚至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而一旦赢得诉讼，本人又并非唯一的受益主体，个人就会因此缺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如果大家都不愿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环境公益又该怎么样维护? 由谁维护? 其三，诉讼费用负担沉重。由于环境问题的潜在性、长期性使得损害难以计算，环境的整体性、关联性使得损害的数额如果能计算也是庞大的。原告提起诉讼要预先交纳诉讼费，败诉还要全部承担诉讼费，负担沉重，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公益诉讼的推进。
五、自然物种的原告资格
自然物种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其他公益诉讼更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环境伦理观和现代法理学的发展，有关自然权利及其法律化的讨论己日益深化，并且在一些国家开始了自然物种诉讼的实践。意大利、美国、挪威、德国、菲律宾等国于20 世纪60 年代后纷纷制定了《动物福利法》; 印度也在法律中规定了动物的诉讼权利。日本通过一个行政公益诉讼判例承认了野生鸟类的诉讼资格。我国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北京大学法学院几位教授和学生因为松花江污染提起的以自然物( 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 作为共同原告的诉讼，也成为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 自然物种诉讼的理论基石: 蔡守秋教授认为，承认自然体的权利，对于保护环境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有积极意义，法律可以从只保护人的权利向同时保护人和自然的权利发展。高利红教授也倾向于承认动物的法律权利。她认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当我们认识到人与动物都是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法律完全可以重新约定动物的法律地位，赋予动物法律权利，这种约定不是仅仅出于人类自身狭隘的私利，而是出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种际公平”和“自然物种权利”的讨论必然要反映在对诉讼法的冲击上，即是否考虑其他生命体对其所享有的权利而具有诉讼资格以及如何实现他们的诉权等。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根据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和规定，承认其他物种的诉讼资格还有些困难。但人类权利发展的历史也表明，权利体系是不断充实完善的。在当今社会，生态主义、环境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已得到广泛认同，在福利国家迈向环境国家的过程中，自然的权利主体地位的承认也成为可能。所以，虽然由于自然权利理论的不严谨性而遭到很多批评，但自然的价值仍得到广泛的赞同。
2. 国外实践: 从20 世纪70 年代起，美国就有以动植物为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记载。自然物种诉讼要获得法院的承认，需有两个条件: 一是法律对动植物的法律地位有明确的规定; 二是被告对自然物种的当事人地位不产生异议并同意人类作为原告，而人类原告提起的是公民诉讼。总体看来，即使在美国，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的影响，自然权利理论也还未成为司法判决的主流法理依据，美国的自然权利诉讼仍处在探索和相持阶段。
篇10：环保论文：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权说的拒绝
环保论文：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权说的拒绝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权是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吗？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有学人认为：“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的、正在发展的法律权利理论，是环境立法和执法、环境管理和诉讼的基础，也是环境法制建设的基本保证。”［1］相同观点的人还有很多。这从一些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如《论环境权的司法救济途径———兼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2］《环境权的司法救济———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3］《环境权与环境公益诉讼内在关系初探》［4］等。这些论文对环境权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关系的认识基本一致。更有人明确提出：“环境权是环境诉讼的理论基础，环境权理论包含环境权受到侵害时公民或公众可以提起诉讼的内容。环境权理论与环境公益诉讼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环境权与环境公益诉讼是互动的关系，环境权理论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权的制度保障，实施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权的内在要求。”［5］
付健先生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之系列论文之一的文章中也认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标志”。他对这个判断的更完整的表达是：“当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或有受到侵害之虞时，一般认为，在诸多的救济途径中，获得环境诉讼资格，有权提起环境诉讼，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从依法保障到法律实施的基本标志。”［2］同样也是把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放在环境权论之上。
这些论文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环境权当成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说明这种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目前学界的这种“共识”是否真的“正确”，环境公益诉讼真的可以建立在环境权理论基础之上吗？笔者深感疑问！
二、两种“公益”：
必须辨明的理论前提 随着研究的加深，人们已经注意到，学界和实务界所为之倾心的公益的界限其实一直没有划清。在笼统的公益概念下，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利益，一种是分属于多个人的利益，一种是不可为个人分割的公共利益。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公益，前者的本质是私益，即使其权利主体可能数量巨大。中华环保联合会设立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调研项目”取得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把人们话语中笼统的公益区分为公益和私益。这在吕霞博士的论文里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公益从主体的构成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集体利益（简称集体公益），一类是多个人的利益（简称多人公益）。前者是一种整体利益，它之所以称为公益，是因为它是多数人组成的集体的利益，是这个集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利益，是参与到这个整体中的人们的共享利益。这种公益的主体是享有某种利益的那个集体。它之所以叫做公，是相对于组成这个集体（也可以叫做共同体）的成员的私而言的。……多人公益是多个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分属于多个人中的各个人。它之所以称为公益，是因为它是多个人的利益。这里的公是“一人为私两人为公”意义上的概念，是多的概念。这种公益的主体是多个人，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集体公益和多人公益都存在“多”，独立的多个人和构成集体的多个成员。但这两种公益在利益与主体的联系上却有明显的不同。集体公益是不可在多个人之间分割的真正的共享利益。国家利益对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说是公益，这种利益不可以在公民之间分割，只能由公民们共享，就像海外华侨享受中国强大给他们带来的荣耀那样。如果分割了，这种公益就不存在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割了强大的苏联这份公益，苏联便不复存在，苏联对于各加盟共和国来说所具有的公益也就消灭了。作为多个人利益的公益是多个人的利益，是分属于多个人中的个人的利益。它，准确地说是它们，本来就是多个主体的个人利益，它们只能由这个多数人中的个体来享有。如果把它们合并起来，不允许各个个体享有，那就是对这个人权利的侵犯，从而也就是对这种“公益”的侵犯。［6］
非常清楚，人们过去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热情大多来自对环境和其他涉及众多受害者的环境侵权事件的紧迫性的认识。所谓“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说法就是对这种热情所反映的认识对象的准确概括。因为有多个人的利益受到同一行为的侵害，或者受到来自同样原因的侵害，而这多个人又不是典型的民事诉讼主体，至少司法机关不把他们当成典型的民事诉讼主体，所以便出现了这些个体（常常也表现为群体）告状无门的状况，所以这类受害者中的成员便挺身而出，或其他主持公道的学者仗义执言，要求建立便利不特定多数人通过诉讼实现或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
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它对推动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环节中，尤其是在法律实施这个环节上确实存在对处理等不利的情况。但这种要求所欲维护的那分属于多个人的利益与公益毕竟有所不同。在人们未能对多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区分的情况下，所谓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问题实际上是以公益为基础的论说和以私益为依据的论说的杂糅，或者在以公益为基础的论说和以私益为依据的论说之间游移。所谓环境权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遭受环境侵害的多个人中的个体为依据而萌生的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权利解说。前引付建先生的论文所使用的“环境权益”的概念就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当明确了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之间的区别之后，人们发现，其实环境权这一属于个人权利的假说，无法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无法给环境公益诉讼提供理论支持；人们也会注意到西方环境公益诉讼发达国家的法官们拒绝采纳环境权理论是有理由的。
三、私权不等于公益：
公益诉讼拒绝环境权论的根本原因，环境公益诉讼是为环境公益而为的诉讼，这种诉讼所欲实现或维护的利益是一定集体（或称“人类”）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与学者所阐述的作为私权利的环境权之间无法形成理论基础与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环境公益诉讼无法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一种私权利的基础上。以下面两个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案例一：吉林石化双苯厂松花江苯污染案。11月13日，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01厂）的苯胺车间发生剧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导致含有苯和硝基苯的大量污水绕过专用污水处理通道直接进入松花江。大量含苯和硝基苯的污水排入松花江，形成长达8公里的污染带，造成江水中硝基苯和苯严重超标。月7日，一份以鲟鳇鱼、松花江等原告的名义出具的起诉书递交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例二：美国“塞拉俱乐部”诉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西部通道项目环境影响案。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等拟沿纽约市曼哈顿西边的哈德逊河建设一条长4.2英里的高速公路，工程称为西部通道（westway）。该工程需要填平哈德逊河沿岸约200英亩的水面。按照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规定，实施该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按照美国《清洁水法》的规定，对将会导致或促成水域明显恶化的项目不得授予土地填筑许可。在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发现，拟填筑河道的水中生活着条文石斑鱼及其他水生生物。按照一些专家的看法以及环评报告的最初结论，悲观的估计是，“westway”项目的实施将对条文石斑鱼产生严重影响，包括导致该种群数量明显减少，甚至威胁到该种群的繁衍；乐观的估计是，土地填筑很可能会导致条文石斑鱼未来种群发生“不可测量的退化”。但负责审批这个项目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无视该工程将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强行授予“westway”项目土地填筑许可证。哈德逊渔民协会、清洁空气组织等为阻止该工程而对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和纽约州交通局等提起诉讼。最终，被告放弃了“westway”项目。
这两个案例，一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发生在美国；一个主要以自然物为原告，一个以社会团体为原告；一个有胜诉判决，一个未越过立案程序进入审理阶段，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诉讼所欲实现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诉讼行为实际上维护的利益，都是公共利益。鲟鳇鱼、条文石斑鱼也好，松花江、太阳岛也罢，都是公共利益。鲟鳇鱼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所列野生动物物种，1993年被我国林业部核准为我国国家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物种，是黑龙江省特有保护品种，入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行动计划”中国优先保护物种名录。流入松花江的'含苯和硝基苯的污染物导致了鲟鳇鱼的大量死亡，沉淀在江底的硝基苯会对鲟鳇鱼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蓄积在鲟鳇鱼所捕食的其他生物体内的苯和硝基苯会因鲟鳇鱼的捕食而富集在鲟鳇鱼体内，最终造成鲟鳇鱼死亡，这种状态的持续将导致鲟鳇鱼灭绝。这是一种什么利益？这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利益，是全人类的利益，但却不是可以在具体的中国人如哈尔滨的某个市民、北京大学的某个硕士生或博士生、同意受理或拒绝受理该案的张姓或李姓法官之间进行分割的利益。不管是条文石斑鱼种群数量明显减少、种群繁衍受威胁，还是该物种发生“不可测量的退化”，都不是具体的美国公民的利益损失所能与之同日而语的。
在这两个案例中，以及其他许多成功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都没有使用什么环境权作为起诉的理由，没有以实现自己的所谓环境权为诉讼的目的。在吉林石化双苯厂松花江苯污染案中，起诉书列举了作为自然人的原告四到原告九的所谓“损害”。然而，那些所谓损害即使在起诉书的撰写者自己内心深处也不是借以构成争讼的主要起诉理由。首先，起诉书所列的主要原告第一是鲟鳇鱼、第二是松花江，第三是太阳岛，所有的自然人原告都被置于末尾（也就是无关紧要）。其次，起诉书所列的表现在第一到第三原告身上的“损害”都是具体的、明确的，甚至是有科学根据的。再次，起诉书所列诉讼请求都是针对表现在非自然人原告身上的损害的，它们都不以原告四到原告九的所谓“损害”及其所谓权利为成立的条件。在这则起诉书中，原告四到原告九的所谓“损害”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作用，那就是证明原告四到原告九这几个自然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起诉书对这一作用作了明确的表达：“毫无疑问，我们的观赏利益受到了侵害。观赏利益毫无疑问是一种合法权益，属于民事权益的一种。既然我们的合法民事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当然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7］
篇11：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规则的差异化配置论文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规则的差异化配置论文
海洋环境侵权造成海洋生态及环境日益恶化，灾难深重。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以公益诉讼救济因海洋环境侵权造成的公益损害，但鉴于“海洋环境公益”因其内容不同而类型各异，对公益诉讼制度规则设计要求不同。本文以海洋环境公益类型化为视角，对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适用规则的差异化配置进行探究，以期裨益于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厘定
(一)海洋环境侵权的特征
海洋环境侵权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导致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破坏，从而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以及环境权益或者公共财产损害的行为。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海洋环境侵权有迥异于一般环境侵权的特征。
首先，海洋环境侵权行为主体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主体。造成海洋环境损害的原因包括油污污染、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倾污污染、船舶污染等。所有这些行为的主要实施者都是商人，包括商事组织和商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环境污染方面的行动力相对较弱，影响亦不广泛，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主体的营利性和职业性不仅造成其侵害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也使侵害方式更具有隐蔽性，导致诉讼中的取证困难。其次，海洋环境侵权损害后果更为严重和复杂。海洋环境侵权的发生与工业社会人类对海洋不当利用密切相关，科技进步催生并扩大了事故风险。由于海洋污染自身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潜伏性，人类对海洋开发和利用一旦失控，其损害后果往往跨越地区和代际，威胁着当代和后世子孙的生存环境。
最后， 海洋环境侵权对象兼具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海洋环境侵权中，除造成海洋生态及环境损害，还会对相当地区不特定多数人的相关权益在一定时间内造成直接或者间接损害， 前者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后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本质上仍为个体相关的私人利益。此外，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均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因此，一旦对海洋生态及环境造成破坏，不仅会导致国家财产损失，还可能侵害国家利益。
(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界定
公益诉讼通常是指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审理，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由此可见，要界定公益诉讼的范围，首先应弄清楚公益的概念，对海洋环境公益的理解和把握是厘清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范畴的前提。
社会生活本源上是由私人领域、国家领域以及介于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所构成，不同领域内的主体享有不同的利益。在国家领域，海域是一种国有财产， 国家基于《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规定对海域享有所有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海域在我国属于公有之物，是在国家主权之下抽象的资源，而非具体特定的物， 因海洋环境污染会造成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所以应将其纳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还存在不特定的多数人基于私人权利的聚合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海洋与大气、土壤、森林一样，除却经济价值，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海洋环境侵权会对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造成损害，因此与海洋环境及生态相关的利益，即表现为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属公益诉讼的范畴。
此外，在海洋资源具体利用上，个人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海洋资源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用以满足私人人身和财产上的利益，而海洋环境污染通常也伴随着私益损害。这类私益损害通常涉及人数众多，原告除了提起私益的损害赔偿外，还有包括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等有助于公益的诉求， 不仅对债权人自身利益进行救济，也救济了与债权人处于同样处境的不特定之案外人，因此有上升为公益诉讼的可能。学者称此类诉讼为“非纯粹的民事公益诉讼”。这类诉讼通常需借助于私益损害提起，诉讼目的上虽有维护海洋环境公益的成分，但诉讼根本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公益，属于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综上，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应有三种类型， 即涉及国家环境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各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对象不尽相同，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也应有各自的特点。
二、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国家利益辨析
从概念上分析，“国家利益” 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集团利益、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二是指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指的是政府利益或政府代表的全国性利益。笔者所探讨的国家利益是指后者，是与整个国家秩序有关的利益，是国家整体上的利益。国家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并存在的，其本身无特殊的利益，公共利益即是其利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应等同于公共利益，但国家是由国家机器组成、由政府作为代表的，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又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种独立的利益往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出现，因而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分离的。我国海域归国家所有， 国家依照宪法和民法对海域享有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表现为“全民所有”。按照民法理论的内在逻辑，“全民所有”只是一个经济或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能成为特定个体权利上的法律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全民所有”的国家利益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应属公益的范畴，对国家享有的海洋权益的侵犯，应由公益诉讼制度加以救济。
(二) 原告资格———对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评析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认可了海洋环保行政机关在国家作为主体所享有的海洋利益受损时(如清污费用、生态治理费用以及国家水产资源的损失等)， 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我国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分管部门是国家和社会环境事务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有资格代表国家维护海洋环境利益。当海洋生态及环境受到破坏，损害国家利益时，具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能的海洋环保行政机关， 也有义务采取措施保护国家海洋资源，救济受损的国家利益。此外，在救济国家海洋利益过程中，海洋环保行政机关由于工作职责与环境事务密切相关，资源丰富，搜集证据能力较强，在承担国家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职责上有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由海洋环保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既可以更好地发挥环保行政机关对环境质量的监管职能，表明国家和政府对环保公益诉讼的态度，还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滥诉”的出现，将环保公益诉讼的效率和公正相统一。相比之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环保组织，由于其所代表的利益都各有偏向，并不适合代表国家提起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⒈举证责任。如前所述，海洋环境公益的损害大多发生在商主体的营业过程中，案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侵害方式也较为隐蔽，使得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被告双方处于一个相对不平等的地位，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等方式，减轻原告举证责任，加重被告证明责任。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鉴于原告是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可以利用公权力进行调查取证， 甚至对原告施以行政处罚，如果采纳与环境私益诉讼或者其他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会造成双方地位的失衡及公权力的滥用。所以，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应采用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以平衡各方利益。
⒉处分原则的特殊性。与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国家对海域的所有权中兼具私法权能和公法权能。具体而言，包含三层结构：第一层结构是私法权能。在这一层面上，它与物权法上的所有权无异。第二层结构是公法权能。其主要包括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立法权、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第三层结构是宪法义务。国家应当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使其私法权能和公法权能。基于此，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既是其作为海域所有人的权利，也应是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所承担的宪法义务。因此，原告在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上，应不同于一般私益诉讼。具体而言，在此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对实体权利的处分不应仅依意思自治原则，更应以公法上对海洋的管理保护等义务为依据。对于诉讼程序的启动与退出，不能完全交由原告自主决定，必要时法院可强化职权主义模式。
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之一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但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理论和实践中未能统一。然而，在公益诉讼制度中所论证的公共利益，必须是明确的、客观的和可以描述的，否则便无法进行法的适用， 以致诉讼中权力的滥用， 可能给社会公共领域带来另一种伤害。因此， 需要对社会公共利益内涵做出合理的界定。基于罗尔斯《正义论》中对公共利益的论述，社会公共利益应具有两个特点， 即公共性和不可分性。所谓公共性是指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数量上难以精确量化，也无需量化，利益主体不能是封闭在某个小圈子中的，而是开放的。因此，区别于由特定多数人享有的集体利益，也区别于全民所有制下由全体国民共同享有的利益，以上两者受益人数虽多，但利益主体特定，不符合公共性的特征。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可分性是指公共利益享有主体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但其本质是整体上的利益，为多数人共同所有，而非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作为公共物品，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和行使并且对其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但也无法改变其无法分割的事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应指海洋生态及环境利益， 鉴于海洋环境污染的长期性和潜伏性，这类生态及环境利益的主体不局限于当代人，还应涉及后世子孙。因此，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共利益的诉求应有预期性，不仅针对过去还应指向未来。
(二)原告资格—对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评析
我国现行法律只赋予环保组织对侵犯海洋生态及环境的行为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将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有关组织”做了具体界定，基本认可环保组织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环保组织作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当事人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多数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家中环保组织都是最普遍的原告。与普通公民相比，环保组织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标而设立，具有组织性和专业性，可以弥补公民在资金和知识上的欠缺。此外，由于环保组织自身的非营利性，在维护海洋环境公益时并无自身特定的利益追求， 可以作为海洋环境公益的代表，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标，而普通公民的利益太过分散复杂，在海洋生态及环境代表性方面有所欠缺。与国家机关相比，作为具有独立性的非政府组织更具中立性， 与污染者并无利益上的牵连，通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还可监督和弥补政府在海洋环境公益维护方面的不足。
鉴于海洋生态及环境涉及社会公益，而我国环保组织的能力和素质良莠不齐，需要对环保组织的公信力加以审查，以防诉权滥用伤害社会公共利益。曾有学者提出：我国可以借鉴欧洲国家的一些经验，采取国家认可的方式，由国家认可少数经过注册，成立已经有一定年限，有一定社会影响，有一定人员和资源的环保团体具有公益诉讼权，在环保团体发展更为完善后，再将起诉权放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审查环保组织获得原告资格的正当性及合法性，虽略为机械，但不失为一种良策。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⒈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仅规定环保组织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但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总体而言，海洋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系商行为所引发的消极后果，被告经济实力强大，掌握着大量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证据，原被告地位悬殊，原告举证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后果受各种偶然性、时间性影响较大，需建立一套合理的举证责任规则，以实现维护海洋环境社会公益的目的。
一方面， 如果证据为国家相关机关所掌握，相关机关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5条所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予以必要的协助，促进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目标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组织举证能力相对加害方较弱、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手段匮乏等因素，可参照《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针对环境私益侵权的标准，由被告承担因果关系证明、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等事由的证明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原告不需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原告仍需对被告实施了侵害海洋生态环境行为及该行为造成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⒉处分原则的限制。处分原则是我国民诉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实现民事实体法的立法宗旨， 民事诉讼法中的处分原则是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和延伸。但此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并非为民事实体法中原告可随意处分的“私益”，与普通私益诉讼不同，应对原告处分权加以积极限制，不能像私益诉讼一样，任由原告随意处分，以防止海洋环境公益由于原告不适当行为而无法得到维护。具体而言， 在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中，在不违背司法中立的情况下，法院应适当强化职权主义模式， 对涉及海洋环境公益等重大事项，即便当事人并未主张，法院也应依法查明，最终判决并不局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受到一定限制，原则上并不适用自认制度，原告在诉讼请求放弃和对方诉讼请求的承认以及调解等方面的权利也应加以限制甚至排除。
⒊裁判效力的扩张。民事诉讼涉及当事人私权处分， 裁判效力原则上只能约束当事双方，对第三人并无约束力。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直接受海洋环境污染影响的人也并非均有机会及能力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因此应允许其既判力扩张至案外人。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海洋环境公益及受海洋环境污染影响的其他主体的权利，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既判力扩张上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按照既判力扩张理论，无论其判决对第三人有利还是不利，只要符合既判力扩张的条件，既判力均得扩张至第三人。但在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中，由于其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及原被告双方在证据搜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其判决仅有单向扩张的效力。即只有在原告胜诉的情况下，既判力才可扩张至相关案外人，如果原告败诉，其他享有起诉资格的主体仍有权针对被告的行为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四、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特征分析
通常情况下，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在诉讼请求和目标上有严格的区分，但由于海洋环境兼具公益和私益，在维护私人利益的海洋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除却私益上的损害赔偿请求外，还会提出诸如停止排污、恢复原状等与海洋生态及环境相关的诉讼请求。从本质上讲，此类诉讼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益诉讼，是私益诉讼，但发起人的诉讼目的有指向公共利益的成分(虽诉讼请求表现为追求私益)，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其可能间接产生一定的公共利益的影响，故诉讼已带有一定公益色彩。严格来说，这类诉讼是兼顾公益和私益的混合性诉讼，①因此称其为“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二)原告资格—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理解
鉴于这类诉讼本质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益诉讼， 在诉讼目的上有指向维护公益的因素，私人利益首当其冲受到损害，为保证受害者的处分权，原告应限定在直接受海洋环境侵权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允许其他组织或者国家机关等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介入，可能会侵害到受害者的处分权。如前所述，海洋环境侵权具有商事责任的属性， 受害方在证据收集等方面较为弱势，如果受害方无力起诉，国家机关或者环保团体可用支持起诉的方式提供必要的援助，但无权代替受害方起诉。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中，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将公民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第55条是对公益诉讼赋权性规定，其目的在于突破传统民事诉讼中“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同时，该条并非排除性规定，没有剥夺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只是在起诉条件及效果上与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不尽相同。
如前所述，海洋环境兼具“公益”和“私益”双重价值，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既会造成海洋生态及环境的损害，也会造成因此遭受损失的债权人的私人利益的损害，在此种情况下，遭受私益损害的债权人可提起兼顾保护私益和公共利益诉求的民事诉讼。具体而言，原告并未突破传统诉讼法上“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在私益请求上，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起诉条件，只是在诉讼请求中除却私人损害赔偿等要求，还涉及海洋环境公益的内容，如要求停止某些危害海洋生态及环境的行为、将污染恢复原状等，旨在实现当今或未来海洋生态及环境利益救济。这种诉讼是借助维护私益目标提起的，应符合私益诉讼的条件，即起诉主体应是直接遭受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相关权利人，如沿岸受损渔民等。在诉讼请求上，除去因海洋环境污染而遭受的人身及财产损害外， 还应兼顾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的诉求。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兼顾公益和私益的混合诉讼与纯粹为了维护海洋环境及生态利益的公益诉讼不同，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私人利益，海洋环境公益的诉求被包裹于私益之中，以私益诉求成立为前提条件。这就要求在审理和判决效力上，应针对私益和公益做二元化区分。换言之，在审理过程中，涉及海洋环境侵权私益诉求的部分，与传统民事诉讼一样，严格适用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调查，但涉及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求部分，应与纯粹意义上的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适用同样法理，限制原告处分权利，贯彻职权主义模式。
在裁判效力扩张上也应一分为二看待，私人利益的诉讼请求与其他民事诉讼判决一样并无扩张效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的公益诉求效力是否扩张，应视情况而定。海洋环境侵权行为主体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商主体，而受害方基于知识和精力上的限制，难免会出现公益保护不彻底的情况。当个人不能彻底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时，如果仍然赋予该判决以对外扩张的效力是不合理的，有违程序正义的原理。海洋环境及生态利益不仅涉及当代人， 还与后世子孙相关，为保障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程序正义，涉及海洋环境公益部分判决，仅在有利于原告的情况下才具有对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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