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与行政法的论文，本文共16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论文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论文
浅析北京市交通拥堵治理措施的合法性----从行政法角度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缓解交通压力，近年来北京市陆续出台了治理交通拥堵的各项措施，对此，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关于交通限行措施的合法性更是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争议。本文从行政法角度出发，试图探讨一下关于北京市交通拥堵治理措施的合法性，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认识和理解政府行为，更好地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关键词：限行交通管制行政决策行政法合法性
众所周知，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现在却冠以“首堵”的称号，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交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严重不平衡，针对交通拥堵问题，北京市出台了诸如单双号限行；摇号限购；提高停车费用，缩短计费时间；外地牌照上下班高峰期间不许进入五环等措施。除此之外，《“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表示，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但并非强制性的要求。对于以上措施，我想从行政法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下它的合法性。
首先，出台的一系列交通限行措施作为一项行政决策，要分析它的合法性，必须先从基本的形式合法性分析开始。有人指出单双号限行，其实质是限制私家车主，尤其是相对低端的私家车主，认为这项措施侵犯了公民的出行权利，同时因为它也涉及到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涉及的是首先是个宪法问题，而在这里我主要是从行政法角度来分析它的合法性，既然是从行政法层面来讲，当然是要分析行政主体、程序和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北京市政府作为一个行政主体，是否有权制定这一政策呢？9月27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发布《关于交通管理措施的公告》，通告决定，月11号至4限行范围为五环路以内范围道路（含五环），限行时间为6时至21时，即“1/5限行方案”。通告援引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时北京市人大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一个执行决议。这表明北京市政府可能获得了法律授权。由于该政策的临时性和试验性质，由北京市政府颁布，对于积累城市交通管理的制度经验并为更高级的立法提供参考方面显然是很很有帮助的。当然如果要成为永久的措施，则应寻求人大求法，而不宜由政府做出。因而决策主体合法性基本可以得到支持，但很牵强。形式合法是法治政府行政决策的基本要求，限行措施在性质上属于对公民财产使用权实行限制的行政行为，物权可以限制，关键是要有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的限制通行，是临时性限行措施，而北京市的限行措施是经常性的措施，不能作为限行的依据，所以我认为要想让限行措施有据可依的话至少要经过北京市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规。
形式合法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据，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交通限行措施尽管不是对公民财产的行政征收，但它作为一项限制公民财产权使用的行政措施，自然会对公民的财产权产生影响，那么到底实施交通限行措施的有效法律依据是什么？官方观点认为，限行措施是对公共资源重新配置的行政许可行为，这一论断否定了侵犯《物权法》的论点。限行措施是不同于一般的对财产使用权的限制。就比如说你买了个房子，政府说你只能春秋住，不能夏冬住，很显然，这个规定就损害了公民的财产权，但私家车不同，它的价值发挥必须要通过道路这一公共资源得以实现，而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如果部分人过多占用了公共资源必然会影响其他人的正常使用，《物权法》也规定了物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如果说私车过多占用了道路资源，损害了其他交通工具出行的人的利益时，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有责任也有权力对道路这一公共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限行是一种对私有财产使用权的限制措施，倒不如说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尽管私车车主在机动车登记时被许可全天候行驶，但随着机动车辆的增加和道路的日益拥堵，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由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北京市人民政府以通告形式而不是制定规章发布交通管理措施，而且在实施限行措施半年后又继续限行一年显然超出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由于变更行政许可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而通告本身并没有提到补偿问题。公共资源的分配属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可以实施许可的范围，但既然是公共资源的重新分配，那就应当打破原来的占有份额，将道路在开车人和乘坐交通工具的人之间进行平衡，通过限制20%私车行驶让出来的道路资源理应为乘坐交通工具的人所享用，在减少撕扯的同时增加公共交通工具。而如果限行的目的只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对于私车主来说每周少开一次的代价使其能够得到其余各天行驶畅通，或者为新增加的私车腾出上路的空间，而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来说并没有得到多大实惠，甚至相反，有评估显示，因为限行乘坐公共交通的压力反而加大了，这很难说公共资源得到了更有效合理的配置。再加上限行措施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根本影响不大，利益受损的只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这样的话，根本无公平可言。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能将限行措施定位为行政许可，而是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其实这在通告中就明确了这一性质，通告规定本市各级党政机关继续封存30%的公务用车，封存就表示所有权不变，而使用权受到限制，党政机关的所有车辆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有70%在路上行驶，这种措施的起点是3辆车，而作为私车，绝大部分家庭只有一辆，只能对这辆车按时间封存，每周封存一天。对限制财产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我国目前还没有《行政强制法》，其立法权限没有依据。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一种影响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合法性原则，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这是不争的事实。通告认为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就是依据，从这两个法律文件看，都有授权机关对机动车采取限制甚至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特备是后者更是明确规定了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机动车采取限制时间行驶的的交通管制措施。这样看来，限行措施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符合合法行政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法律文件也规定了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的条件，这就是“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和“大气污染质量状况”，而现在却是全年每一天都限行，不管什么情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机动车管理模式持续，显然与该适用条件的前提不对应了。
次，从形式上合法角度出发，实行长期限行或者连续采取限行措施，应当有新的了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由于交通限行不是对财产权的征收，不属于《立法法》所保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理发的范围，而且是在北京范围内实施，属于地方性事务，可以由北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
其实合法性不仅包括形式上的合法性，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容合理，也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合法合理。形式上合法性的欠缺还可以通过新的立法来修补，予以改正。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形式合法性，我们更加应当追求实质意义上合法合理。作为法治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仅要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而且要合理和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避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这是合理行政的要求，合理行政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是实质合法性的体现。而北京限行措施的实质合法性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北京机动车系男性决策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公众参与和决策民主化程度不足，欠下了“民主之债”。只能在后续执行过程中以不断弱化、弹性化措施来弥补，但这样有可能为了满足民众而导致政策所能依赖的手段可能偏离政策目标。虽然上述这些弥补措施的实施效果尚无实证评估，对于限行措施的合法性判断所占比重也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对限行措施合法性瑕疵的弥补，这些弥补蕴含着在形式上合法基础之上对实质合法的要求，构筑了连贯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之间的桥梁，这是值得肯定的。
结语：合法性的概念正在从“合法律性”走向另一种深层意义上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对于交通限行措施，我们可以从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的复合标准来考虑，从而更好地推进交通限行措施的合法进行，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马啸.《汽车限行措施的合法性研究》.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8)钱卿.《交通限行措施的行政法解读》.行政法学研究.(4)
金国坤.《法治政府视野下行政决策的要件》.法治文明.(5)
王锡锌.《行政决策正当性要素的个案解读----以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为个案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09(1)
张俊娟《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政府解决北京市交通拥堵问题中的作用》..黑河学刊。(7)
篇2：与行政法的论文
与行政法有关的论文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探讨
摘要:众所周知，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作用是判断是否违法宪法，所以它又可以叫做“公法领域范围内的软化剂”。比例原则来源于德国行政法，亦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中也是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由此可见，我们应该掌握了解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主要内容，明白比例原则的主要功能，以及在行政法中运用比例原则的重要性。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分析
一、引言
比例原则最先来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之后因为其自身的功能而被众多国家(地区)不断借鉴并实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借鉴，但是我国行政法对于比例原则的定义始终比较模糊。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由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原则共同构成的。今天，本文就来对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做一个简单分析，首先分析一下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主要内容，再分析一下比例原则受到众多国家欢迎的原因，最后再来分析一下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的必要性，明白比例原则对于我国行政法的建设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主要内容
(一)比例原则的定义以及适用范围
我们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通常的定义是需要满足宪法后，结合多方面的因素(使用方式的合理有效程度、是否对公民的权益有较大的侵害以及利益方面)进行考虑后来实行的一项原则。比例原则又可以叫做“公法领域范围内的软化剂”，是因为它在公法领域范围内中可以进行运用，刑法中的一个叫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就是结合了比例原则来形成的。然而目前我国的行政法中还没有明确运用比例原则，对于比例原则的定义较为模糊。(二)比例原则的主要内容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是国家的权威部门在运用职权展开工作的时候，控制部门在实行行政任务时选择科学合理的手段来减小对公民权益的侵害。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由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原则共同构成的［1］。
1．适当性原则———目的取向
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是指相应的行政部门在使用方式前应该考虑到这些手段方式能否完成行政预期目标，如果行政部门完成了行政预期目标，则称为遵循适当性原则，反之，则称为违反了适当性原则。不过，在开展行政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这次行政的目标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行政预期目标是否清晰以及使用的手段方式是否有效［2］。
2．狭义比例原则———价值取向
比例原则中的狭义原则还可以叫做均衡原则，这个原则是指相应的行政机关在选择达到行政预期目标时的一些手段方式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是否对公民的权益有所侵害，并且要控制在行政预期目标的范围内。这两个方面需要互相均衡，一方过于倾斜都是错误的。
3．必要性原则———法律后果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是指的行政机关在完成行政预期目标的时候选择的手段方式是否是对公民权益伤害最小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行政机关在面临多个手段方式的时候，需要结合考虑对公民权益伤害最小来选择达到行政预期目标的手段方式。
三、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科学合理性以及功能
显而易见的是，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多个国家得到了借鉴和运用，肯定是因为比例原则自身具备科学合理的功能。我们都知道，比例原则首先来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之后通过不断实践后得到广泛运用，通过查询相应的资料可以了解，在《德国行政法》、《普鲁士警察行政法》等众多文献中都有所运用。那么，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科学合理功能有哪些呢?通过资料的收集与实践表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够体现法律法规的公平正义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能够体现法律法规的公平正义，这也就是说比例原则促使行政机关的行政目标、使用的手段方式等等都是比较正义公平的，促使公共利益与公民的个人权益两者之间相互融洽，比例恰当［3］。
(二)能够体现公共利益与行政的有效结合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能够体现公共利益与行政的有效结合，也就是说在法律实行的过程中运用了比例原则可以在确保公共利益的基础下，对公民个人的权益也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三)能够体现程序和效率有一种动态平衡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能够体现程序和效率两者之间有一种动态平衡，也就是说比例原则会促使行政机关在展开工作的时候结合多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不会盲目开展工作。
(四)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主要功能
比例原则得到众多国家的追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比例原则自身还具备一些功能，通过实践证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具备有公平正义功能、规制自由裁量权的功能、秩序功能以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功能。
四、比例原则的适用必要性以及比例原则在我国的主要应用
(一)比例原则的适用必要性
显而易见的是，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是不同的，但是在行政法的角度来看，很多方面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比例原则最早来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后面通过不断的实践，除了德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中国台湾等地方都借鉴应用了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由此可见，比例原则的适用是至关重要的［4］。
(二)比例原则
在我国的主要应用众所周知，比例原则自身是科学合理性的，也具备着几个主要功能，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和运行。我国虽然对比例原则没有明确的定位以及运用，但是通过观察了解，我国的行政立法以及行政执法中都有运用到比例原则。
1．我国行政立法中的比例原则应用
虽然我国对于比例原则没有明确的定位以及应用，但是通过观察发现，其实我国行政立法中的一些法律文献中有比例原则的应用。在《行政复议法》以及《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文献中都有所应用。
2．我国行政执法中的比例原则应用
其实我国行政执法中应用比例原则的范围就比行政立法大许多了，众所周知，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开展工作的时候都具备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促使执法人员更好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滥用会造成严重后果。而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有一个功能就是规制自由裁量权。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行政法中应用比例原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目前我国对于比例原则的运用力度还是比较小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重视起来，从而寻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
五、结语
综上所述，来源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比例原则，由于自身科学合理的功能通过众多国家的不断实践后得到了认可和使用。我们应该明白国家的权威部门在运用职权展开工作的时候，控制部门在实行行政任务时选择科学合理的手段来减小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就是比例原则。然后需要掌握比例原则的科学合理性以及其的几个主要功能。最后了解认识到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及是怎样应用的。
［参考文献］
［1］湛中乐．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的法律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1):69－76．
［2］张熙笛．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制博览，(2):278．
［3］王书成．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质疑［J］．行政法学研究，(2):106－112．
［4］宁华．关于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及司法实践初探［J］．法制与社会，(30):7－8.
篇3：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
一个成熟的行政法学学科应该具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成熟而稳定的方法论等，下面为大家分享了行政法相关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摘 要：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而行政法使得宪法的有关规定得到落实，同时让宪法的基本理念广泛传播。一方面，行政法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作用，回忆了宪法的改善。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带来相关消极影响，阻碍了宪法的实施。宪法与行政法不是单独存在，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一种互动关系。在现今一个法制相对健全的中国来说，正确理解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在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现状分析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合理性方面做一个肯定的同时，提出相关意见，来确定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有效互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目的标。
一、行政法与宪法之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主要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运作及公民基本权利进行规范、确认，行政法则主要是对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进行明确规定。所以，二者在调整对象、范围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宪法与行政法之间仍存在相似性。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②
1.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是行政法产生的前提与基础，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提供基本原则、理念上的指导。并且，行政法对宪法具有依赖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作为行政机关日常行政执法的依据，将宪法中所确立的相关国家基本制度进行具体化规定，国家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通过具体的`行政法进行明确规定。这将有效地解决宪法的具体操作性问题，实现国家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任务。
二、行政法发展给宪法带来的影响
行政法作为宪法的下位法，行政法的实施会对宪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行政法对宪法产生的影响也分为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由于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行政法中必然蕴含某些宪法理念、宪法精神。而行政法的实施不仅仅关系到行政法的发展，更是对宪法理念与宪法精神的宣传。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是法律无法及时进行有效规制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是无法跟上复杂社会现状的变化步伐。这样，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与宪法的稳固性之间便存在激烈的矛盾。而宪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权威性，经常性的宪法修正势必会影响它的权威性。行政法的存在则能迅速反映现实需求，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有效缓解宪法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可见，行政法的实施、发展不仅仅是对宪法表述。相反，行政法具有积极能动的反作用：在以宪法基本理念、精神为指导的前提下，行政法深层次的发展将有利于宪法的创新与完善，是进行宪法修正的基石，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消极影响
当然，行政法的实施、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行政法自然也不例外。行政法具有具体性、灵活性、应急性等优点，能够及时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但是，在行政法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引导。否则会脱离宪法的制约，特别是在缺少常规性宪审制度的环境中。也会影响到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良性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实施、发展也容易对宪法产生消极影响。倘若行政法的实施与发展离开了宪法理念与宪法精神的指导，行政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无法立足于世，也将丧失其民主性、科学性。
三、宪法与行政法关系之良性发展
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③所以，为了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一）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回应行政法发展带来的挑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④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宪法自身的规定也必须做到健全、良好，是一部真正的“良法”。
（二）始终坚持“宪法至上”的基本法律理念
作为法治的最终、最高体现，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倘若宪法不再具有稳定性与权威性，法治社会的建立与宪政的实施也将其最根本的法律依据。所以，“宪法至上”的基本法律理念才是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应当积极追求的价值目标。具体到行政法领域，既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在日常的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做到“依宪行政”。只有做到“依宪行政”，才能以此为基础“依法行政”。
（三）健全、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监督行政法发展
行政法的实施、发展对宪法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与影响。但是，其中又存在着某种与宪法相脱离的可能性。我们又该如何做到在促进行政法发展的同时，实现宪法的发展、完善。由上文我们得知，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推动作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而，宪法发展与完善的实现不能只限于表面文字，应依照宪法理念与宪法精神促进宪法发展。所以，在以宪法理念与宪法精神为指导的前提下，更好的促进行政法的发展、完善。并且，通过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宪法与行政法的协调，促进二者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促进宪政时代的到来。
篇4：行政法相关论文
行政法相关论文分享
摘 要：本文对我国行政法治的现状进行了介绍，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途径，以助于推动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
关键词：行政法治 现状缺陷 实现途径
一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实现行政法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立法程序，实现立法的公开化。
立法不完善、漏洞较多等原因导致了破坏行政法治的现象。因此，政府要健全和完善立法体制、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具体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健全立法公开征求意见制度。一是立法草案应提前公布；二是将立法听证会制度作为立法的必经环节；三是向市民公布对立法意见的处理结果；四是设置专门的立法咨询机关、咨询程序。其次，创新立法起草机制，推行“立法回避”和立法责任承担制度。
2。制定良好的行政法律。
良好的行政法律必须符合以下几点。
（1）行政法律应反映和表达广大人民的意志。只有这样的行政法律才能够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够得到人民的尊重，得以切实履行。
（2）行政法律应符合客观规律。只有行政法律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任何背弃客观规律的法律都会影响人民的权益。一方面，政府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方式的行政法律，改善政府的行政运行机制，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制定的行政法律必须与WTO的规则相符，与国际惯例接轨，在行政法上保障我们在国际往来中应享有的权利。
（3）行政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应完整。法律规范是法律的主要要素，是法的细胞，是指具体规定法律权利和义务及法律后果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较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在制定行政法律时，政府应注重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研究，使每一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都完整地具备这三个部分，尤其是对法律后果部分的制定要明确具体。
（4）行政法律规范应协调统一。制定的行政法律规范必须协调统一，低层次的行政法律文件不得与高层次的行政法律文件相抵触，同层次不同部门的行政法律文件也应协调统一。
3。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中暴露的问题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现行行政体制，特别是执法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和行政执法体制已经成为当前推进依法行政的重大障碍，这个体制上的障碍如果不清除，“依法行政”将只能是一句空话。《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已经提出了前述两个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但如何科学稳妥地推进各项措施，保证改革不流于形式，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另外还要注意立法的保障作用，这样才有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
4。改进政府管理手段。
政府要加快电子政府建设，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依靠公众信息网，实现与公众关系密切的公共行政业务的网上办公，提高政府办公的透明度和对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实施监督。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科学界定部门职能。依法规范政府部门的职能和权限，清理多头行政管理机构，正确处理省级部门与基层政府的关系。要严格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执法等问题。
5。确立执法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意味着行政执法的方式、方法、步骤、空间和时限要遵守法律的规定。现代的行政程序以民主为基础，兼顾行政效率。设计合理的程序为行政执法提供了保障。行政程序为情报公开、听证、咨询等民主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原则、步骤、方式。行政程序的运行过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施过程。设计合理的程序，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控权机制，其中包括相对人的权利对行政权力的控制，程序对权力的控制。通过法定的合理的程序限制行政权的肆意，促使“合理性”的形成，具有“事中防范”的积极意义。
二实现行政法治不仅需要政府主动作为，而且需要强化司法监督。
1。强化司法监督。
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审理对象，从而大大缩小了司法监督的范围。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行政机关针对非特定相对人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且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它可以分为三类：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制定规章的行为，制定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按照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从乡镇一级人民政府到国务院都有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法院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在审理具体行政行为案件过程中，对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章可以不予适用，但无撤销的权力。法院对“其他规范性文件”，从目前有关法律的精神看，可以不予考虑而无撤销的权力，因此大大缩小了司法监督的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主要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人大的监督。就目前的情况看，人大的'监督是力不从心的。行政机关的监督有“自己做自己的法官”的局限性。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问题涉及宪法制度，本文不加深入。不过，在保留人大的最终监督权的前提下，赋予法院对部分“其他规范性文件”以“撤销权”，以便与《行政复议法》相衔接，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2。逐渐完善其他监督机制。
从上可以看出，强化司法监督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但强化司法监督并不排除其他监督机制。司法监督也有其缺点，如滞后性、程序繁琐、司法人员对行政业务不熟悉等。因此，逐渐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立法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也是必要的。其一，加强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应充分利用行政复议这个手段，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充分发挥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消除行政活动中因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对公民、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侵害。加大监察机关的监督力度，改变目前监察机关从属于行政系统的状况，使之从属于权力机关系统，使其地位更具权威性，从而使监督更加有效。其二，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加大权力机关的监督力度，关键是使人大的监督不受其他部门的干预，使监督落到实处。一方面加强权力机关对行政行为特别是政府高级官员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加强权力机关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在权力机关内设立专门监督机构，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其三，进一步加强大众传媒对行政权运作的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对行政行为的报道，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保护大众传媒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权利，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舆论监督中的重要和有效的环节。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务印书馆，1961。
[4]郭道晖。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J]。现代法学，，（1）。
[5]余新春。浅议行政违法[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6]陈步雷。治价值普适性之我见[J]。家行政学院学报，，（6）。
[7]许崇德。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8]龚祥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篇5：行政法论文
一、人性预设的基础理论作用
社会学问题都具有各自的人性假设基础，而法律无论是从具体的法律条文还是从法理层面都应该是以它所认定的人性假设作为基础和引导的，人性的预设是它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出发点和逻辑推理的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理论构成了不同的行政管理理论的原点，也构成了不同的行政法理论的基础。
二、不同人性论下的行政法
对于人性这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很多中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论证。而所谓人性论，是指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思想和理论。
第一，性善论下的行政法。
在中国，长久以来，有以孔孟为代表的性善论。孔子重视人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天命成分，孟子虽也有浓厚的天命思想，认为有意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但是他同时又认为人皆有四心，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从而引出了他在政治管理上的仁政思想。孔子和孟子的这种性本善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人是有道德的并且可以接受道德的约束。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孔子提出“自省”“自责”，孟子提出“推恩”“行善”“修德”。从现在的行政法主体的角度来看，对于行政主体，性善论下是要求官员们能够注重修身，内省，道德自律。同时在选任官员上也是将人的道德品行视为第一位的东西，在品行端正的前提下，再考察人的才能。而国家的行政行为，与其说是对国家的管理，不如说是对伦理道德的践行。行政活动的归宿点，对人，在于人格的完善，对社会，则在于保持它的和谐状态。基于性善论的观点，政府也可被假设为一个有道德的善的人，那么它应该是公正无私，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如此一来，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必然是非约束性的。对于行政相对人，则是以人为本，注重教化。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权力寻租与民争利，经济建设中的“政府失灵”和日益增多的政治丑闻等，已经证明性善论也许是值得怀疑的。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行政理论，行政文化也就失去了支撑点。
第二，性恶论下的行政法。
其一，西方。在西方历史上，人性本恶思想是占据主流地位的人性思想。有持幽黯意识的观点认为，人不可能在世界上体现至善，权力到了人的手中非常容易滥用成灾。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美国政治学家麦迪逊也说：“人不是天使，因此需要有政府管理人。而政府也不是天使，因此需要分权制衡。”在这种观点下，在行政法领域就形成了对行政权力行使进行限制的理论。许多学者将行政法界定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行使的法律。行政法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是执行宪法的部门法，它担当着控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任。但是如此一来在人性本恶的假设下，就不但要控制政府的权力，还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和违法行使。行政法的功能应该在于保持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的总体平衡。所以具体来说，为了使政府更有效的为全体人民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法律必须授予其各种必要的职权，使其能够凭借该职权积极的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但是行使这种职权又要严格的限制在法定的授权之内，不能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造成侵害。
其二，中国。在中国，管子对人性的看法虽然也是人性本恶，但是他却同时认为可以对其加以引导。管子曾说过“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认为在自然属性上，人都是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同时管子又承认人是有需要的，一方面人的情感是以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情感也会反过来决定需求的强度。而且，人的需要是否满足和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满足，也会影响政治统治的成败。所以在物质生活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的好利性还是存在。因此顺应人性来制定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性恶论的思想坚持人的道德与自律不能作为行善的保证，必须依靠外在的法律来迫使人们抵制人性上的缺陷。基于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行政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约束。
第三，善恶并存论下的行政法。
有一种新滥用权力理论，其实是对现代行政权力扩张，尤其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的不合理使用的回应。其基础仍然是人性自私，趋恶倾向使权力有可能被滥用，但是它强调的是合法范围内的不合理。这一理论其实是建立在人性善恶并存论的基础上的。对于这样的滥用职权的纠正办法就是去恶存善，既承认人性中本善的一面，又不否认恶的存在。
笔者认为，性善论的观点缺乏足够事实支持，而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前提，无论是人性本恶论，还是善恶并存论，只要有恶，就不能让我们建立起足够的对人性的信任，也不应该让我们去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必须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分权制衡的体系，而制度真的是高于人性，人类社会靠得住还是制度的约束，而不是人性的自律。行政法还是要更多的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去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
篇6：行政法论文
一、 依法行政
在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给出了这样的概念“依法行政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因此，我认为，依法行政原则是是行政法的生命，是行政法的基本，其他原则都可以被理解为这一原则的扩展与延伸，其含义包括：
（一）、 法律保留，指的是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包括：
1、依法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行政机关除非获得授权，否则不得做出任何规定；
2、在没有立法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 。
（二）、 法律优先，指的是所有的行政活动都不得违背现有法律的规定，包括：
1、行政机关制定的任何文件、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符合现有的法律规定，不得与其相抵触；
2、对于法律授予的职权，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程序，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
3、对于法律规定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应当积极有效地履行或执行。
二、 程序正当
在行政法规范中，程序性规范占据了极大比例，因此程序正当也是法律对行政活动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1、信息公开，指的是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其活动的依据、过程以及结果。当然，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在公开之列2、公众参与，指的是行政机关做出重要的规定或决定时，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尤其是应当听取直接相对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3、公务回避：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处理的公务与其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其处理的公务无利害关系时，但由于其他的原因影响客观中立时，也应回避。如行政处罚中已经参与了某一案件调查的人员，由于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时，可能已经对案件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固定的看法，就不适合担任听证程序的主持人。
三，高效便民
高效便民原则是针对行政活动的效率提出的，因为一个好的政府，其行为应当是合法的，也应当是有效的。包括：
1、行政效率，行政机关应当积极，迅速，及时的履行职责、实现其职能，严守时限规定，并不断降低行政成本；
2、便利当事人，行政机关应当尽可能的减少当事人的程序性负担，节约当事人的办事成本。如《行政许可法》第26条规定“一个窗口对外”统一办理、联合办理行政许可，就是贯彻这一原则的典型做法
四，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诚实，即信息真实，行政机关无论面对特定对象，还是普通公众，它所提供的信息都应当是真实有效的，行政机关不能提供虚假信息对当事人或社会公众进行欺骗2、信用，即信赖保护，行政机关的决定或规定一旦做出，就不能轻易更改，如确因法律变动、情势变更、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必须改变它们时，除了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遵循法定程序外，还应当给予权益受损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或采取补救措施。
五，权责统一原则
权责统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享有法定职权时，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论，权责统一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有权必有责。试想一想，如果行政机关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结果只能是权力被滥用，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对于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来讲，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明白权力是人民给的，行使权力是有责任的。
第二，权责必须对称统一。即有多大的权力，就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否则，如果权力过大责任过小，则虽有责任但不足以约束权力，反之责任过大权力过小，则职业风险太大导致人人都不愿涉足行政管理领域，公共利益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前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职责权不对称，存在有职无权、有权无责的普遍现象。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管理，使每个执法人员的职务、职权和职责明确，努力做到职责权对称统一；
第三，用权受监督。杰斐逊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谈论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锁链限制他们，防止他们作出伤害人的事情”。这表明对权力实施监督的重要性。没有监督的权力，即使法律责任设定得尽善尽美，也将导致；第四，违法要追究。违法要追究是保障权利运行规范正确、责任落实到位的最后手段，只有违法行为得到追究，才能确保“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原则落到实处。
六，总结
首先，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具有公共性质，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如果行政活动可以随意实施而无需承担责任，就会引导整个社会进入无秩序状态。 其次，行政活动是以行政权力作用于公民、社会团体为特征。公共权力的运用就是以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产生某种影响力为特点。如果这种活动可以不负责任，任意影响而无需负责，那就将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威胁，从而危及到整个社会。 再次，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基于我国特定的国情。我国有着较长期的历史，封建传统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彻底根除。官贵民贱、官本位、官管民等封建意识很强烈。相反，责任意识却很淡漠。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依法行政未得到提倡和重视，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官员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观念并未成为普遍的意识。因此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的基本原则，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树立起责任行政的意识，实现依法治国，将会起到积极的巨大的作用。
篇7：行政法论文
行政法论文
摘要：
行政法的适用规则是诸如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其他相关制度不能包容的，而应当与其他行政法制度相并列。在理论上构设行政法适用标准时，应贯穿以下规则，即现时考虑优于立法背景考虑、缩小解释优于扩大解释、一致性优于多样性、社会认同优于利益体现等。
一、浅析行政法中合理原则的适用
如何正确的适用合理性原则是我们追求公平与正义的重中之重。首先合理性原则包含有如下的含义。第一，必要性，是指在实施行政行为已达到所欲追求的行政目标时，该行政行为必须是必要的，也即不得不采取行政行为。第二，最小损害性，即所要采取行政行为必须是在各种可行的行政手段中对相对人损害最轻的一种。在合理性原则的适用中，首先我们应该以合法性原则为第一要则，在合法的框架内，综合考虑多种相关的因素，排除不合理的因素，正确的实施行政行为。合法与合理并不是当然冲突的，法律条文的制定当然应以合理性为原则，不合理的法律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适用条件的变更而逐渐被废止，剩下的就是相对合理的部分，但是又因为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很多合理的部分由于情势变更慢慢便得不合理，但这些都是暂时性的问题，并不必然引起矛盾。
行使行政权力，尤其是在对以老百姓为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中，贯彻好合理行政的原则要求，有助于减少社会的摩擦和冲突，缓和社会矛盾，软化公权力，保护好私权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目前，在行政权的实施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合理，怎样才算合理。合理性适用中，最难把握的就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也就是最小损害原则，是指行政实施者在选择所要采取的多种手段以达到行政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应是最小的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那种。合理性的第一要义是利益的权衡，当公权与私权的利益相悖时，我们所考虑的具体因素是哪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样的境遇，不一样的情况，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研究分析，注意个案的差异性，不可一概而论，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来适用所用的问题。在社会中，由于人们的价值观，民族，风俗传统，生活方式等等的差异，合理在不同的人群中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我们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求最大限度的追求个案的公平正义；
第二，以人为本。在权衡利弊时，我们要以人的利益为本位，人的权利和利益是首要的，在行政自由裁量中，我们始终要把握好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可取可不取的条件下，要考虑是否符合这一要求，宁可牺牲一些公权，限制一些公权，以达到以人为本的立法中所应有的意旨与精神，这样也有助于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第三，以一般理智健全人认为合理为标准。关于合理标准的问题，关乎行为合理的程度，合理可以是轻度合理，一般合理，非常合理，那这就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形态和不同人群的世界观价值观，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找到一个大多数人的标准来作为合理的尺度，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公平。
第四，事前和事后的合理性评价。事前的合理性评价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有所涉及，具体体现为在决定行政行为时，当事人及有关参与人的陈述权和建议权，该权利可视为是一种事前的合理性评价。事后的合理性评价是对事前合理性的一种约束和监督，当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作出时，该行为是否合理并不是行政行为实施者的个人感受，行政法律行为是相互性的法律行为，当行政行为实施后，来自于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反馈，也是评价该行为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当事后的反馈多为负面时，行政实施者就应该主动的考虑该行政行为是否真正合理，并可以自觉做出变更，这种做法有助于减少行政相对人因为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而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时间和成本，也节约了行政受议和受诉机关的办案资源，使整个行政行为更加的合理，形成一套自我监督完善的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合理行政原则的有效实现。
合理行政原则以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最具代表性，以此例具体分析，当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时，应注意以下的原则：第一，合宪合法原则。在进行自由裁量时，我们首先要遵守的是合法性原则，只有在守宪守法的前提下，才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依法行政是合理行政的必要前提。第二，必要性。例如，在有必要进行行政处罚时，才能谈得上在行政处罚时进行自由裁量，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采取时，或者并不一定要进行行政处罚时，不需要实施行政处罚行为，也就更谈不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第三，平衡原则。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衡平公权力和私权利，力求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求相对的公平正义。第四，正当的目的和动机原则，行政实施者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出于正当的目的，动机要合理，不得违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公序良俗。第五，相关联系原则。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我们要考虑合理的相关因素，对于与该行政行为无关的其他因素应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的依据。第五，公正正义的精神。每个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特有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和评价体系，当行政机关在进行裁决时，要以人们心中的良知与正义为最根基的衡量标准，在这个最根基的标准的基础上再考虑其他的因素进行自由裁量。
二、结束语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管理职能的不断完善，行政权已经日益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人们的权利进行着限制和制约，行政实施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注意衡量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合理行政，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篇8：行政法论文
行政法论文4500字论文
1 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不明确
行政复议的性质关系到行政复议立法的价值取向，也关系到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构架，以及行政复议工作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行政复议正确定性非常重要。一直以来，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层级监督和纠错机制，称为监督说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申请复查及纠正的救济制度，属于通常所说的民告官的范围，称为救济说。虽然二者并不对立，但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在性质上以行政手段为主导;而救济是外部行为，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在性质上以司法手段为主导，理论上二者不能共存。
1.2 行政复议范围还需完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界限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有些热点、难点问题。如:《行政复议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因而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与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样，两者都应该有充分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手段。国家公务员虽然可以通过行政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申诉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救济更加有效。《行政复议法》将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救济排除于复议之外，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缺陷。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司法行政方面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完善《行政复议法》，与国际接轨。
1.3 行政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工作机制不顺畅，且缺乏独立性
按照复议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是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从表面上看，法制工作机构不同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其他执法机构，较之其他业务机构相对独立，从而在复议审查过程中主持人与执法者身份相分离，从而体现法律审查中的自然公证法则。但从行政组织结构上看，它在组织关系上与其他内设机构并无太大区别，因而在承办具体复议事项时难免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领导关系而受部门利益或偏私的影响，其复议活动实际上无法独立进行，从而无法保证在复议审查中的公证、中立的立场。而这种设置上的缺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复议工作机制的不顺畅。
1.4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不畅，增加累诉
《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是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法律制度，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完整的行政及救济的程序，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选择先申请行政复议，寻求行政救济;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再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法律规定复议前置的以外。但在实际情况中，两者并没有衔接好，主要体现在：①行政复议申请范围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没有衔接好;②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该不该提起诉讼问题没有衔接好;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上相互矛盾。
2 对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寄寓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法律规范，在社会全面进步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总结过去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成功典范，结合我过的国情，顺应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必要的改革，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建设，以此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维护法律公正统一。
2.1 在性质上，要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准确和明确的定性
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准确且明确的定性是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看，首先，行政复议从性质上分析，政复议都是作为法院司法救济以外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存在;其次，行政复议的启动应以申请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不告不理,是被动的监督;再次,从行政复议表现形式看,它是一种居中裁决行为,是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两个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居中裁决的司法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单向监督行为。从实践看,行政复议实行全面审查原则,通过对案件的审理,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复议的职责所在。将行政复议定性为行政救济制度,也并非一定走全盘司法化道路,行政复议不必通过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来体现救济性质,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坚持机构的独立并有严格的程序。
2.2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实体上适当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和审查范围
行政复议法通过概括、列举、排除三者结合的方式确定行政复议的范围并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复议的范围之中,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大创新与进步,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的范围仍然较窄,需要进一步扩展。行政复议领域的拓宽可能会涉及两个比较大的方面,一是申请人资格的标准需要大大放宽,只要是受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企业或其他团体、组织,都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二是行政行为的范围也要放宽，不但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抽象行政行为也应当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同时我国行政复议法把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行政复议的救济,也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平等精神相背驰。因此,有必要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2.3 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和听证制度
为了加强对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实行有效的监督，首先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如果行政复议人员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或有其他的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或其应当自行回避。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听证制度，对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利益面广影响力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必须适用听证程序。听证一般应公开进行，但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但听证内容必须以笔录的形式保存下来。
2.4 理顺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
这需要把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联系在一起,通盘考虑。①不要把行政复议行为作为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对待。行政复议机关因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原因作出撤销下级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的,人民法院应当不受理或不做实质审查。②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作被告。无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还是撤销的行政复议决定,都不得以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样做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打消顾虑，更好地发挥作用。③为提高效率,避免烦琐程序,行政复议机关对因罚款,涉及财产关系的裁决,补偿决定,收费通知等类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引起的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直接变更,而不得作出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
篇9：行政法论文
一．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缺陷
(一)受案范围方面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仅限于：申请许可证或执照类，申请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申请发放抚恤类，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不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不作为。总体上来说，这种关于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局限性主要在于：
(1)可诉的行政不作为仅限于侵害到行政相对人个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不作为和行政复议不作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不作为诉讼的救济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无法对所有的行政不作为给予应有的补救，这不仅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障，更严重的是，行政不作为严重地降低了行政效能，同时影响了政府形象，是官场腐败的另一种形态。
(2)行政不作为的诉讼标的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其他权益则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过，在一些单行行政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之中，行政不作为的诉讼标的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如受教育权。
(3)行政不作为的诉讼主体资格受到严格限制。起诉主体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内，则不能算作适格的起诉主体(被诉主体也有限制)。不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起诉资格做出了一些扩大，如竞争权人、相邻权人的起诉资格得到确认，但仍然否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
(二)起诉期限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上述规定内蕴以下学理：
(1)包括明确拒绝的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在内；
(2)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亦当然包括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作为，不可能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形。换句话讲，也就是在所谓不作为的案件中，起诉人直接等同于并享受“未告知”的相关诉权保护条款。
(3)原告方的范围既包括行政行为相对人，也可以包括相关人、相邻人等“关系方”。从以上三种不争事实说起，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起诉时，特别是“关系方”，即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方，肯定因不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理所当然享有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的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之中，对于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做出积极的、明示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做出之日就是相对人起诉期限的起算之日，对此，行政相对人可以很轻松地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的规定，在特定的起诉期限内行使诉权。而不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消极地不作为，即对相对人的请求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或者无限期地拖延时日，对此，不能确定相对人是否知道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也就无法套用对明示拒绝申请行为起诉期限的确定方式。
(三)侵权赔偿方面
对行政不作为提起国家赔偿的问题，国外已经有一系列相对比较完备的理论和法律。而反观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行政不作为侵害相对人权益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何确定损失和查明证据，如何确定赔偿责任的范围和条件、采取何种具体方式承担赔偿责任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国家赔偿法》中已规定对因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导致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形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该法对行政不作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是否可申请国家赔偿的问题，却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一大遗憾。另一方面，对受害人的赔偿中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如赔偿范围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赔偿内容限定于实际损失及赔偿形态限定于违法行为等。
二、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制度的重构
(一)适当拓展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审查范围
1．被告的职权范围。被告应向法庭提交该机关法定职责的法律规范，包括法律、法规、规章乃至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该机关职权范围的规定。有的被告认为只须提供规章或地方规范性文件，而法律、法规俯拾皆是、众所周知，可以不必提供，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原告同样可以提供对被告所提供文件效力予以否定的规范性文件。法院综合这些法律规范来判断被告是否具备相对应的法定职责。
2．审查的期限。被告应向法庭提供对相关申请事项办理期限的法律依据，法庭据此来确定被告是否按时办理，如果确认逾期，被告行为则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如果法律规范对相关申请事项的办理期限未予以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该机关通常的办理期限来确定，法官也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按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合理期限来推定。
3．审查法定条件。被告应向法庭提供审批原告申请事项所需要的条件和作出各种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并列举出原告申请不符合法律规范或不具备审批条件的证据，原告当然也可以举证反驳。如果确认被告拒绝申请的理由是成立的，法院应认定其行为合法，没有必要再进行审查，相反，可以进一步审查被告和原告提供的证据；如果确认原告申请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且被告也不持异议的，可以判决被告批准申请事项；如果法庭认为原告申请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但被告持有异议的，则不宜替代行政权，应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审查。
(二)完善我国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措施
1．完善救济范围。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主要局限于具体行政不作为，即行政主体未履行作为义务以至于侵害到相对人个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事实上，行政不作为不仅包括侵犯个人权益不作为，还包括侵犯公共利益的不作为；不仅包括具体行政不作为，还包括抽象行政不作为；不仅包括完全的不作为；还包括不完全的不作为。将救济范围仅局限于侵犯个人利益的具体的行政不作为，不但不能对受侵犯的利益给予相应的补救，而且与行政法治的要求相背离。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将抽象行政不作为、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作为与不完全的不作为一并纳入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范围。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增加了维护公益诉讼，比如，在英国，法院从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布莱克和麦克沃特等判例，确立了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之司法救济，即只要某公民是该公共利益的享受者，在对该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手段已经穷尽时，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颁发执行令。
2．完善救济方式。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一般有确认违法、责令履行、责令赔偿三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前两种方式经常被使用，责令赔偿的方式则往往不受重视。在国外，对违法的行政不作为负赔偿责任，这种情况早已有之，如美国的《联邦侵权赔偿法》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既包括政府官员的违法作为行为，也包括其不作为行为。在我国，根据法律规定，责令赔偿的适用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
(1)必须是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而非假想的，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
(2)行政不作为与行政相对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只要行政主体的法定作为义务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而行政主体没有积极实施法定义务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损害结果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
(3)行政相对人的损害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如果已经得到赔偿的，国家就不再承担赔偿义务了。行政赔偿是一种国家赔偿，但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一度存在争议，在此争议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最终规定：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该司法解释虽然只是针对公安机关，但同样适用于各种行政主体。国家对因行政不作为而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情形承担赔偿责任，此种做法不但适应了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促进了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关于行政不作为的赔偿，应参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其中对于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明显偏低，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篇10：行政法论文
[摘要]一方面，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 宪法 互动辩证关系 法治
当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在宪政国家，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从此意义上讲，宪法是一切部门法的渊源，指导着各个部门法的运行。但是，处于对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力的共同关切，二者在内容、功能上又颇多相同之处，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剖析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还对于自身权益，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二 、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发展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宪法缺乏权威，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回顾现行宪法来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9
[4]杨海坤 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篇11：行政程序与行政法论文
行政程序与行政法论文
一、正当行政程序在两大法系传统行政法中的重要性分析
一般认为，英美法系主要关注行政程序，而大陆法系则较为关注行政组织与行政行为，这是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正当程序主要来源于英国自然公正的原则，其主要包含了两方面内容，其一，为了避免出现偏私，任何人都不能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其二，任何人都可以享有在自己可能受到权力不利影响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自然公正原则最初只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后扩大至行政权。
1791年，美国将正当程序上升至宪法原则，正式写入《美国宪法》，后来美国法院为了确保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的公平合理性，又将其解释为实体性正当程序与程序性正当程序。行政法是与国家活动和政府行为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部门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资本主义法系。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来源于英美国家，但是正当程序观念在大陆法系中的诞生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时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为了保护公民的权益就已经存在了“向公民申诉制度”，这种向民众申诉的制度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通过对执法官权力的限制确保其不能随意判处市民死刑，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产生表明了当时的罗马市民已经有权要求获得公开审判，并可以在审判中提出自己的意见。相关学者指出，民众申诉制度的确立已经构成了罗马法刑事诉讼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可以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
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来源于资产阶级革命，而并非溯源于罗马法。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普遍都认为法的唯一来源是国家，其传统行政法学主要是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公共利益较之私人利益而言处于更重要地位。在这种法律行政体系之中，行政机关是权衡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权益的唯一主体，私人介入被认为会损害公共利益，影响行政效率，因而这种行政行为的方式主要是单方行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完全赋予随后的司法审查。此外，在典型的自由主义时期，行政与社会严重脱离，私人利益被排除在行政机关的考虑范围之内。处于发展中的全球行政法正塑造着全球治理的新模式，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及法律实施等领域的全球化是全球行政法出现的基础和前提，正当行政程序在全球行政法中担任着决策和规制程序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充分保障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二、影响正当行政程序与行政法全球趋同的因素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各国行政法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都发生了极大改变，而且不同国家之间的行政法相互模仿、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最终使得行政法的发展呈现出全球趋同的趋势。比如，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中都存在一些类似的制度规定，一些国家都设立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管制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或者区域自治;其中正当行政程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其作为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在国家宪法中被明确规定。
首先，正当行政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快速发展受代议制民主危机和参与式民主的影响。在代议制民主下，往往不能选举出真正能代表选民利益的代表，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代议制民主产生的选民代表一般由少数政治精英统治，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支配，使得社会公民难以与国家机关进行有效沟通，不能满足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需要。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政府与市民社会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立法者想要以唯一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优先的意愿显然已不可能达成，因而参议制民主形式开始出现。政府不再单独作出决策，而是与社会和公民共同协商，从而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在这一社会背景影响下，正当行政程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
其次，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正当程序与法治国理念的密切联系，进而加强了正当程序在国家宪法中的地位。法治国的基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和尊重，如果国家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有实定法的规定，尤其应该有明确的宪法规定，而行政程序可以保证这种限制不被超越。在法治国中，决定程序必须经由程序原则而法治化，具体包括程序公开化、法定听证权的保障以及平等原则。随着近代人权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各国也显得后加大的对人权的保护力度，比如在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国家宪法中都有对人权保*的明确规定。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与人权保*密切相关，不少国家纷纷将人权列入司法保护的范围，作为人权保障的正当程序也被当作基本原则列入国家宪法体系之中。
三、正当行政程序与全球行政法的逐步形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法律全球化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全球行政法的概念，与传统行政法存在很大差别，而且由于其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全球行政法的确立没有统一的宪法基础，进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当行政程序是体现全球行政法形成的重要方面。
首先，正当行政程序是约束国家遵守全球性规则的工具，由于正当行政程序是同样适用于国家与私人的全球行政规制规则，保护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约束行政权力两方面是行政法的实质所在。
全球行政规制规则对私人的保护也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干预国内公权力制定规则，二是对制定全球行政规则的超国家规制机构进行约束，这两个方面都集中体现了正当行政权力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虽然很多国家的内部行政规则在法律效力上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已经超过了国家范围，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很多人会因为不同国家质检行政规制的不同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其次，正当行政程序是处于形成状态的全球行政法出现的主要原则。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行政法的概念还仅仅只是处于描述性阶段。全球行政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内容是正当行政程序的应用和发展，该程序的应用有利于全球规制机构合法性的有效加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际方面对全球行政法本身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构建一个统一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也正是如此，才更加体现了正当行政程序的重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行政法方面逐渐表现出来趋同的发展趋势，而且就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的全球性行政法来看，正当行政程序在其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构成行政法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此，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全球化，并实施有效措施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
篇12：行政法小论文
行政法小论文
近几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起诉到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也逐年增多。但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却没有随之健全，还只是停留在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上，而《民法通则》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只作原则性的规定。《处理办法》虽作了较具体的规定，但又存在许多界定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无法准确把握尺度，使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做法不一，产生分岐。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确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诉讼主体
诉讼主体应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
原告就是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执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告，就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使其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人的权利继受人以及死者生前、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对于根据根根据根据把受害人列为原告，这不会产生异议。但对权利继人以及被抚养人作为原告的，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只把权利继受人被抚养人中的一人作为代表，列为原告，而有的地方则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全部列为共同原告。由于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的权利是各个人享有的，其权利范围也不一样，如同一顺序的财产继承人中，只有16岁或者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才享有请求赔偿扶养费的权利，因此，应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扶养人列为共同原告，而不能只列其中的一人为原告，而又对全案的权利人的权利都做出处理。
在审判实践中，权利继受人的范围不难确定，但对于被扶养人的范围的确定，却争议很大。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九项的规定，被扶养人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从文字上看，似乎已规定得很明确，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好把握，如非婚生子女、外生肓的子女，非法收养的子女，以及虽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所实际抚养的人，这些人是否属于被抚养人呢？笔者认为，被抚养人应是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有抚养义务并实际抚养的人，即扶养人与被抚养人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因此死者生前或残者残前对非婚生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因而未满16周岁或者因残疾而不能独立生活的非婚生子女应属于被抚养人。
2、计划外生育的子女，虽然计划外生育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以及我国政策的规定，但违法者不是该子女，而是其父母，政府应对其父母按照规定作出处罚。而超生子女本身并无过错，其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如果不把未满16周岁外生育的子女列为被抚养人，实质上是剥夺了该子女的被抚养的权利。
3、对于非法收养的子女则应视不同情况做出处理，如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还健在并有抚养能力的，应由其生父母领回抚养而不属于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如该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已去世，或者下落不明，或者已无抚养能力的，则应视为被抚养人。
4、而对于那些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人，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与被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不能作为被抚养人参加诉讼，他们的生活问题应通过民政部门解决。
被告，被告就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对赔偿主体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确定赔偿主体的被告上很不一致。有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都只列驾驶员为被告，有的只把车主作为被告，有的把驾驶员，车辆所有人列为共同被告，有的把与肇事车有一定关系的人全部列为共同被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定应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宜统一定论。
笔者认为，要正确确定赔偿主体，首先应弄清何为机动车所有人。所有人就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即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四项权能的人。而这四种权能又是可以分离的，对于汽车在承包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于承包人只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不具有处分权，而发包人因发包而暂时让渡占有、使用权，也不完全具备四项权能，因而只有承包人与发包人相结合才能构成完全所有权，因此应把承包人与发包人都视为机动车的所有人。
机动车已转让他人，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根据规定，汽车买卖必须办理过户手续，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视为买卖尚未成立。但实际又已交付他人使用经营，这种情况则应把买卖双方视为共同所有人。挂户车主是否是车辆所有人，争议最大。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为了便于汽车的管理和各种规费的收取，都要求把个体运输户组成车队，在交警的车管档案里，车辆的所有人都登记在车队的名下，而实际上汽车又全部由个人出资购买，也是由个人单独经营，而车队只是代办保险、代缴养路费等，也只收取少量的代办费或管理费，而且这些车队本身没有经营车辆，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具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象这种情况，是车队为车辆所有人还是个人呢？从所有权的四项权能看，车辆挂户后，车队仍然不参与经营，不享受收益，这种车队的实质是个体运输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而个人仍然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至于对车辆的处分权，只要不欠缴法定的各种规费，也仍然由该个人享有，并不因挂户而受限制。因此，如把这种车队做为车辆所有人而列为被告显然是不妥的，而应以实际所有者的个人为所有人。如是车队与个人合资购买的汽车，挂在车队名下，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车队和个人作为车辆的共同所有人。
在弄清车辆所有人后，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认就容易多了。
1、如果驾驶员同时又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肇事驾驶员理所当然就是被告。
2、如果驾驶员是在接受所有人或所在单位的指派，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作为被告，而应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驾驶员所在单位或机动 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因此案件的处理结果与驾驶员是有利害关系的，这样既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又有利于案件的处理。
3、如机动车在租用或借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出租人租用人或者出借人借用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汽车是在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列盗窃犯，抢劫犯为被告，而车辆所有人不作为被告，因为此时的车辆所有人对车辆已失去控制，无法支配车辆的运行。
二、财产损坏的赔偿标准及范围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因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物品、设施等，应当修复，不能修复的，折价赔偿。牲畜因伤失去使用价值或者死亡的，折价赔偿。但是赔偿恢复到这些物品损害前的价值，还是简单地赔偿维修费；折价赔偿是赔偿重置价，还是赔偿损坏前的价值，对造成车辆报废的是否还应包括车辆挂牌、保险等损失，各地的做法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但是物品损坏后经过修理，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其价值都会发生变化。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由于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过错责任人在主观上都是出于过失，而且间接损失又难于认定和计算，因此在赔偿损失时应就直接损失进行赔偿。直接损失的计算应是有关部门评估的物品，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价值差。因此，1、对于物品，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和修理前与修理后的差价，不能修复的，应按损害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对于车辆损坏，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施救费、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差价，以及车辆在修理期间原已缴纳但不能退回的保险费等各种规费。2、不能修复的，应按车辆损坏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包括车辆的本身的价值，车辆的购置费、挂牌费，以及已缴纳但尚未到期又不能退回的保险费、养路费等各种规费，而不能只简单地赔偿修理费或汽车本身的价值。
三、赔偿责任的承担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怎么承担，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仅承担连带责任；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任何责任；有的只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不承担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它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承担10%的经济损失。这体现的是无过错责任。因此，《处理办法》采取的是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我们在审判实践中也应根据这种归责原则来确定赔偿责任的承担。发生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主要在于驾驶员，除非该驾驶员可以证明是车子所有人或者其所在单位，强令其违章驾驶，或者可以证明由于车辆的机械问题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按谁过错谁承担的原则承担。
驾驶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如因驾驶员违章驾驶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根据民法的转承责任原则，驾驶员的过错责任先转由雇主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但车辆所有人及驾驶员所在单位仍可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主张追偿。因此，对于驾驶员没有履行能力的，可先由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驾驶员有履行能力的，而且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又有主张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可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直接判由驾驶员承担责任。这样既不影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又可减轻追偿的讼累。如果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强令驾驶员违章驾驶或者车辆的机械问题而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责任。如果机动车方无过错，但根据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就只能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
受雇驾驶员擅自将车借给他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无论是因过错责任还是因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都只能由肇事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擅自出借车辆的受雇驾驶员承担连带责任。
机动车辆在出租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有过错责任的，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驾驶员没有过错的，由承租人和出租人按一定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车辆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盗窃抢劫者承担赔偿责任，车辆所有人因已对该车失去监控，其对发生交通事故无任何过错，因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篇13：行政法基本原则探讨论文
行政法基本原则探讨论文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行政法学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变，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兴起以及晚近“软法”现象的萌芽，便是理论对现实的呼应。在二者兴起至僵化的变迁中，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
（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
（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DD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宪政的统摄，但“宪政”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宪政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宪政”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DD软法与法的关系。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5]（P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
（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发布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
（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否认软法机制的存在，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会主动将软法机制作为其链接实践的缓冲方法，这里我们选取行政均衡原则之子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为例加以说明，“禁止过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我们所说的软法缓冲亦是在此二者中发生：
（1）、就“必要性原则”而言，其要求如果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但使公民负担更轻的手段的话，则现行手段即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对此以软法视角加以理解，即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时，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为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采用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之软法方式，即软法手段可以作为“禁止过度原则”链接实践的考虑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个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当地工商局并没有依照传统做法加以取缔，而是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要求停业整顿。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续，恢复了营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
（2）、就比例性原则而言，其要求行政主体“若有必要采取行动，其行动手段应该尽可能柔弱，其严厉程度应与其要达到的目的相称或成比例，而不能轻易而随意地动用严格法手段”。[10]（P138）应当尽量运用“合作”、“协商”等软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软法手段固有的灵活性、协商性等特点，可以使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比例达到最优，如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强拆1241个报刊亭，导致市民无法买报”，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①三、精神指导的限度与缓冲方法的扩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才真正属于公法的视野，而“软法”仅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关注宪政与类宪政的价值、等级秩序、正当程序、规则与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制度实践的方式与稳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则关注灵活性，它假定国家太大、花费太高。”[11]（P142）罗豪才先生在总结软法存在非理性状态时也这样说道：“软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实只是潜在的、微弱的”[12]（P79）这提醒我们：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追求的价值存在明显的紧张，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将软法纳入社主义法治轨道；同时也要察觉软法与传统公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尊重软法本身的属性空间，软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可以无孔不入。相反，我们要尊重软法灵活、协商、主动纠错等方面的价值，只有在软法违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时才予以干涉。如果我们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过于苛刻，会直接影响到软法本身之灵性，那么互动的实质便成为对软法的否定了。[论文网]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1.软法对“行政法定原则”的扩大诠释。随着二战德国形式主义的法治国走向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法治国的工具主义思想早已融入了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思想之中，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已是行政法定原则的必然趋势。然而，“实质主义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实质”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惯例？是否包括专业标准等等？如果说否定这些软法渊源，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而依照上述软法渊源所作行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则”呢？从传统理论上来说，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三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简称《奖励办法》），文件规定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可以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从传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一规定和行政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章必须扣分，《奖励办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实上该行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这便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点，从软法角度扩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则的内涵。笔者认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则”，其行为依据不仅包括“硬法渊源”，在软法渊源完全具备基本的理性要素时，应当将“软法渊源”纳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实践对“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解。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义在于“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未有明确、具体规定情况下，应受行政惯例的约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实践路径并不涉及“硬法”内容，更多是依靠软法渊源中的“行政惯例”。故而，在软法话语未出现时，学者对此慎言道：“在公众将行政机关视为自由的威胁而非权益的保护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非信赖的对象的情况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6]（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17]（P228-231）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与道德之间存有密切联系，对其实践操作的终极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体的道德感悟（如诚信政府）。尽管有学者提出以“民主机制”、“法制化”、“司法审查”三位一体模式，从外部环境上建构诚信政府，落实信赖保护原则。[18]（P276-285）但却难以在“行政主体主动性”上有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与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这一不足在软法机制中却是可以避免的，软法规范是自我实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认可、讥讽、信誉等来执行”，它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出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软法机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体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动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1，49―53.
摘要：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领域“规则之治”转而“原则之治”的时代课题，与正被学界广泛关注的“软法”概念，二者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以“无须司法作为保障”为优势，成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参考文献：
[1][3][15][17]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魏武译。冗余的软法[J].行政法学研究，2008，（2）：124.
[4]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J].外国法译评，1995，（3）：23.
[5][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J].中国法学，，（2）：27.
[7]宋功德。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A].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德]伯阳（BjornAhl）。德国公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莫于川。行政管理革新与法治政府建设――应以法治和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下的行政管理新举措[M].南都学刊，2008，（4）：41.
[10][13]瞿小波。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公共治理之关系和软法概念之证立的初步理论[A].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韦德・麦克兰奇兰。公共服务法与新公共管理[A].迈克尔・塔格特主编。行政法的范围[C].金自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A].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依据[J].法商研究，，（1）：69.
篇14：行政法的论文
关于行政法的论文
主题：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
摘要：电力企业传统管理模式中，人力资源因相对狭隘的定位和有局限的管理形式等难以充分激发出应有的潜在价值，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之一。电力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在应对市场竞争压力等方面的巨大潜能，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降耗增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电力企业；竞争力
作为能源行业的核心，电力企业长期以来承担着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支柱职能。作为企业最具能动性的资源，人力资源正在成为新时期电力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的决定性因素。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已不止于企业管理手段的优化内容之一，且已成为增强电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传统模式下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常见问题
（一）亟待修正的管理定位制约人力资源发挥潜藏价值
作为能源支柱型产业，电力企业投入巨大、效益显著，通常拥有一支庞大的职工队伍承担着纷繁复杂的生产经营职能。然而传统管理模式下，电力企业人员管理却仅属于行政管理下辖的重要环节之一，并未纳入企业决策规划范畴。这不仅易使管理层相对忽略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力，也易出现行政管理相对僵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员工一旦进入某一工作岗位往往一岗定终身而以有变化。这不仅会使企业员工岗位晋升出现论资排辈现象，也易制约员工积极性甚至产生职业倦怠问题。不仅如此，刻板的人力资源管理还会使企业无法切实执行有效的退出机制，无法让绩效考核与提高人员素质的管理目标间建立起对等关系。一些企业员工甚至抱着在企业养老的态度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不仅造成企业人浮于事的冗员问题得不到解决，更严重影响了其他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
（二）对良好企业文化构建形成阻碍
作为形成文化的主导因素，人的行为模式、精神状态等是决定发展方向和路径的主因。新时期电力企业构建良好企业文化离不开卓有成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论资排辈、人浮于事显然无益于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且工作中责任不清、打太极、踢皮球等不良工作作风和工作成效低下更是影响企业文化建设的负面因素。
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增强电力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给予人力资源管理正确定位且在顶层设计上作好规划
将传统归属于行政管理的人力资源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决策部门，增强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决策活动中的参与度。企业高层应当主动采纳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在经营战略规划方面更多考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实条件与切实要求等。同时，顶层设计上还需进一步落实岗位责任制，尤其是岗位职责界限，使岗位责任边界更加清楚明确、责权对等并最大限度规避推诿责任情况的出现。
要着力在核心、关键岗位的人才选拔上落实定岗定编，严格按照核心岗位的职责要求选人用人。特别需要畅通高端技术岗位的人才晋升机制，改变传统管理忽视技术岗位的不良现象，让高端技术岗位人才始终保有足够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
（二）建立梯型结构的人才队伍，做好人才贮备工作
作为战略行业的重要组成，电力企业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能力强且有足够发展潜力和延续性的员工队伍。这就要求企业建立梯型结构的人才队伍，做好人才贮备工作。也就是说，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应当满足高、中、低端各阶段都有足够的人员贮备，无论是因员工年龄还是知识结构等的变化出现人员流动或变化，各阶段都不会出现人才真空或断层问题。要实现这样的管理目标，企业需要在人才教育和培训方面加大投入。这不仅是针对高中端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也需要涵盖广大基层一线的普通员工。
经过教育和培训，基层员工在学历、能力、实力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就自然能够进入中端乃至高端人才队伍行列。对企业来说，这样的员工素质提升不仅有利于员工整体水平的提高，也是对既有的中、高端人才的推动和促进，使其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贮备，而是始终保持自觉学习的态度与意识。而对员工来说，这样的'良性发展显然能够对个体职业生涯的拓展大有帮助。
（三）落实退出机制，优化奖惩激励措施
“能者上，庸者下”应当成为电力企业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又一重心。具体来说就是要落实退出机制，优化奖惩激励措施。对经过考核评比与教育培训后依然无法满足岗位要求的员工，企业需要坚决清退。只有在整个企业中形成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良好氛围，才能切实挖掘出人力资源潜在的产业价值。这不仅是让企业生产和管理更加适应新时期市场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员工个体、群体的提高与促进。而这不仅有助于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也是为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结束语作为老牌国企的龙头之一，电力企业的发展制约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而在转型升级的新时期里，物质资源相对有限的产出已经无法满足电力企业实现超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惟有具备无尽潜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企业实现突破的关键因素。故企业需要从战略规划方面做好顶层设计，不断修正既有的管理缺陷，借助更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手段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从而使经营管理提升到更高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江堃。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J]。人力资源，（10）：203
作者：董嘉清 单位：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篇15：行政法本科论文
行政法本科论文
一、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行政立法时，行政机关向群众公开征求意见的具体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有些行政机关对于某些必须向群众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隐瞒不公开，使得公众等外部力量的运作对于行政立法的制约十分有限，行政立法内容不能体现群众感受。第二，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的开放程度不平衡，对群体的结构组成分析不全面实践中，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在网络上的公布率基本达到100%，但在报纸等媒体上的公布率则相对较低。以年轻人、知识市民、专家学者等为主的上网主体较易参与到立法征求意见的程序中来;而老年人、农村人口等群体比较难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的代表性、广泛性、真实性因此受到影响。
二、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诸如执法等严重伤害了群众感受。究其原因在于:
(一)行政执法队伍素质不高，行政手段既不合法亦不合理有些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专业知识和法律素养欠缺。在执法过程中，以强势威胁态度打压群众的逆反情绪，激化了矛盾。第一，不符合合法行政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海某区城管部门采用诱使手段，是相对人违法，并以此为证据，取证方式违法。第二，不符合合理行政的要求。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平正义等理性，符合法律的精神。该城管部门的不择手段，使无辜公民陷入圈套，背离了合理行政的宗旨。
(二)行政执法方式合法却不合理实践中，还大量存在虽然行政执法是有法可依，但手段简单粗暴，将法的温情置之不理。例如在扣押无照商贩用于经营的'商品和工具时，采用驱赶、谩骂等粗暴方式。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出现了商贩围攻城管、城管殴打商贩的现象。
三、完善措施———行政立法体现群众感受
(一)程序: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序
1．明确公开征求意见的具体范围在行政立法时，行政机应向群众明确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以限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起草单位因私利而隐瞒立法事项。
2．以法律形式将征求意见的程序加以固定以法律的形式将如听证会等征求意见的形式加以确定，包括启动方式、时间、地点等，使群众在表达意见时渠道畅通。
3．提高非网络媒体对于行政立法意见公开征求的公布率考虑到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的开放程度不平衡、对群体的结构组成分析不全面的现状，应大力发展以报纸等媒体为平台的行政立法意见征求途径，把尽可能多的群众意见纳入行政立法的考量范围。
(二)内容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纳入立法。例如，在国务院最近修改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感受，将之前的强制改革群众的非法殡葬行为改为以说服教育为主，做到以人为本，将群众最关心的殡葬问题以法律的形式，用温情的手段加以确定，充分顾及群众的感受。
四、完善措施———行政执法体现群众感受
鉴于目前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予以改善。
(一)提高招募条件，加强专业培训针对当前行政执法队伍专业素养不高的现状，首先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招募条件。例如规定报名参考执法人员的考生，有本科以上学历，以法学专业为首选等。通过专业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加强行政执法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的培训，避免因方式不当而伤害群众感情。
(二)引入民意考核引入定期民意考核，让群众给行政执法人员打分，将此纳入考核成绩。以此促进执法人员考虑群众感受，杜绝粗暴执法。
(三)改变执法方式如上所述，在国务院最近修改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对于群众违反规定的乱买乱葬行为，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说服教育。同时以人性化方式引导群众自觉积极参与殡葬改革，不得已时才能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强制手段。这就是行政执法机关探索“柔性执法”、“文明执法”的典型代表。〔3〕
五、结语
只有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着手，切实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追求合理性，探索更加温情、人性化的执法途径，才能有效杜绝暴力性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篇16：行政法公法论文
关于行政法公法论文
【摘要】本文对行政法中公法权利的残缺及紧张、构建及实施方法具体探析。
【关键词】行政法；公法权利；体系构建；行政单位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一、行政法不完善的表现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1]王本存.论行政法上的公法权利[J].现代法学,2015.03.57-67.
[2]张雅琳.论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区别和联系—以行政法和民法为视角的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2.06.143.
[3]雷虹,张弘.公民在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较研究—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4-38.
[4]董兴佩.行政法域的法益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0.
[5]刘新少.公法视域内行政监管范围研究[D].中南大学,2012.[6]陈太清.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界限研究[D].东南大学,2010.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