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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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

篇1：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

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

古希腊哲学是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经验性的`知识与古希腊人崇尚思辨的理性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它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李奋生田建尔 LI Fen-sheng TIAN Jian-er 作者单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晋中030600 刊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ZHO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9(1) 分类号：B12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社会背景文化渊源

篇2：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王文臣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44 刊名：理论界英文刊名：THEORY HORIZON 年，卷(期)： “”(12) 分类号：B502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

篇3：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渊源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渊源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为了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涵,我们尝试从古希腊特有语境和实践哲学的衍生入手,通过对实践哲学产生的土壤--城邦特质分析、实践哲学主体--人的主题化演变、实践哲学目的--善的分类,来破解实践哲学产生的'维度,力求复原亚里士多德实践思想产生的原貌并挖掘其合理内核.

作者：马淑娟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名：大庆社会科学英文刊名：DAQING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7 “”(5) 分类号：B502.233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实践善

篇4：稻盛哲学的文化渊源

稻盛哲学的文化渊源

研究任何哲学思想都要考察其文化渊源.本文用实证的方法驳斥了稻盛和夫经营哲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观点.中国文化对稻盛和夫的影响是有限的,而稻盛哲学是来源于多方面的',是这位大企业家对各国文化博采众长的产物.

作者：钟放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4 刊名：日本学论坛英文刊名：JAPANESE STUDIES FORUM 年，卷(期)： “”(3) 分类号：B313 关键词：经营哲学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佛教

篇5：个人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渊源

个人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渊源

自谓负有“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使命”①的梁漱溟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②没有参照系亦无所谓得失.梁老先生的.这一精当见解即是在比较中西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时至今日,“作为现代西方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乃奠立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论断早已为我们所熟知.

作者：朱庆育作者单位：刊名：社会科学论坛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7) 分类号：B0 关键词：

篇6：TOC产生背景

约束理论(TheoryofConstraints，TOC)是以色列物理学家戈德拉特博士(Dr.EliyahuM.Goldratt)在他的优化生产技术(OptimizedProductionTechnology，OPT)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OPT是Goldratt博士和其他三个以色列籍合作者创立的，他们在1979年下半年在美国成立了CreativeOutput公司。接下去的七年中，OPT有关软件得到发展，同时 OPT管理理念和规则开始成熟起来。CreativeOutput公司的发展几起几落，后关闭。OPT的软件所有权转让给一家名为 SchedulingTechnologyGroup的英国公司。

TOC首先是作为一种制造管理理念出现。《TheGoal》、《TheRace》这两本最初介绍TOC的书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和实施这套理念的热情。TOC最初被人们理解为对制造业进行管理、解决瓶颈问题的方法，后来几经改进，发展出以“产销率、库存、经营成本”为基础的指标体系，逐渐形成为一种面向增加产销率而不是传统的面向减少成本的管理理论和工具，并最终覆盖到企业管理的所有职能方面。

1984年，Goldratt博士在他出版的第一本以小说体写成的TOC专著《目标》中，描述了一位厂长应用约束理论使工厂在短时间内转亏为盈的故事，

Goldratt博士把一个企业比喻作一条链子。链子连结在一起象征一个完整的系统，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就像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科室互相配合、亲密合作，为股东带来巨额利润一般。Goldratt博士认为任何一种体制至少都会有一个约束因素，从而阻碍它充分发挥潜能。以企业为例，它经常为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所阻碍，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系统就如同我们的链条比喻一样，约束因素使它无法承受重荷而很容易断裂。这个简单而形象的比喻深入人心，加上书中描述的问题在很多企业普遍存在，使人读起来有亲切感。一时间，该书在全球畅销，销售200多万册。1986 年后半年，Goldratt博士和RobertE.Fox共同创立Goldratt研究机构。1991年，当更多的人开始知道和了解TOC的时候，TOC 又发展出用来逻辑化、系统化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ThinkingProcess,即TP)。TOC理论就这样经过不断地发展而逐渐成熟。

约束理论在美国企业界得到很多应用，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美国生产及库存管理协会非常关注TOC，称其为“约束管理”，并专门成立了约束管理研究小组。该小组认为：TOC是一套管理理念与管理工具的结合。“约束”即企业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现存的或潜伏的制约因素。约束管理是通过逐个识别和消除这些约束，使得企业的改进方向和改进策略明确化，从而达到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实现其目标的目的。

总结起来，TOC就是关于进行改进和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些改进的一套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制约因素，并进一步指出如何实施必要的改进以消除这些约束，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企业目标。

篇7：古希腊哲学的崇高精神

古希腊哲学的崇高精神

在古希腊早期哲学那里,就已经透视出哲学的终极关怀,即哲学的崇高性.这种崇高在哲学家身上具体体现为追求崇高的理想、献身崇高的事业、完善崇高的人格、臻于崇高的境界.他们以早期哲学素朴的、直观的`方式表达着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他们以发人深省的思想和崇高的哲学精神孕育了后世哲学,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作者：韩秋红陈爱梅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刊名：哈尔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年，卷(期)： 23(5) 分类号：B502 关键词：古希腊早期哲学崇高精神

篇8：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一、城邦――政治哲学的摇篮

城邦，一个城市连接周围的一小片乡村区域而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城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它孕育了与众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希腊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狭小和独立，无论是在版图还是人口，即使与现代最小的民族国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国寡民。

而希腊城邦的内部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脱胎而出，最初实行的是贵族奴隶制，从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后，最终确立了奴隶民主共和国。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此间，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雅典在此期间自由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诸多的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学、艺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与辉煌的成就均达到了与其人口和规模极不相称的高峰。当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希腊霸主的地位时，希腊城邦制度也从此走向衰落，但它却留给思想家们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与对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随着城邦的衰落，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

(一)柏拉图关于城邦国家。在描述城邦国家形成过程时，柏拉图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因为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就产上了城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是合作的产物”。只要城邦具有统治性，且人应是城邦人，柏拉图就不得不放弃无统治的无政府注意观念，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兴趣不是无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们从柏拉图理论上的从政治与道德关系中理解城邦国家的特征时，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争议，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最后，我们再来对柏拉图关于政体的划分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五种政体形式：“贵族政体、财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我们更多地应当看到它的现实性。在他的《政治学》中，他认为城邦的性质和作用完全是为了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而人是不能离开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国家和国家下定义时，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参数为依据的，他所说的国家，只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结晶和希腊人结合的最高形式;国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所以，在他的观点上也很符合他的逻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国家(一种政治的结合)中，人的这一政治本性则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其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在国家里，能够实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结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体有机体的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希腊政治生活――政治与哲学的结合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根据传统观点，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后者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那种政治哲学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一)柏拉图――城邦主义政治哲学。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两个极其坚定的信念是与政治哲学分不开的。

第一，城邦国家至上。关于这点在第一段中已有说明，就不过多的叙述。

第二，以道释政，道德治国。“柏拉图是在人类学与伦理学论证的结合中探寻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与道德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个人与国家一体，家庭与国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导致了思想家们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他们往往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体系。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化，国家的目的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

(二)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们常常将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追至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建，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始终占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应该探讨理想的政府形式，也应该研究治理和改进现实中任何种类国家的方略。并且，亚里士多德从学科分类上将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而自立于学科门庭之外。所以，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愧为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之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力是国家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的标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理想国家的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合理性的问题;研究政体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运行方式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探讨政治艺术，属于统治术，即权术。由此看来，包括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未出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贡献――原始契约和自然理性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各个城邦已是风雨摇摆了。亚历山大继位时，希腊各城已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马其顿统治下的一个行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希腊人作为对现实消极的逃避，政治思想家们无可奈何地对个人思考替代了对城邦国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希腊的学术研究已经由政治学转向了伦理学，下面笔者将粗浅的对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两学派进行简单介绍。

(一)伊壁鸠鲁――“原始契约”。对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在对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和幸福观旨在告诉人们，要从毫无益处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隐退下来，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一样探讨人生的目的，认为人生目的是“义务”和“美德”。所谓美德就是尽量减少个人的欲望，求的内心的平静，而实现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顺应自然而生活。

从“顺应自然”的观点出发，斯多葛学派认为国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为国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局部、有限的，而应该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已经不是城邦的动物，而是天生就应该过一种世界国家的生活。

参考资料：

[1]宝成关.《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版.

[2]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4]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1月版.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7]欧阳英.《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1月.

篇9：古希腊哲学与我们

李猛/文

提要：西方哲学研究一直是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长期以来，古希腊哲学并非其中最具影响的力量。古希腊哲学近来日益受到关注，是现代中国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而对古希腊哲学理解的加深，关键在于现代中国思想如何能够在哲学上建立与希腊古代哲学的关联，并形成自身理解古希腊哲学的研究

传统。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传统，中国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1.2 文献标识码：A

虽然早在明末，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就已经耶稣会士之手传入中国，但古希腊哲学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直接影响。这方面，古希腊哲学，不仅无法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甚至比起进化论、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影响，都要小得多。中国思想从未象德

国哲学那样把希腊等于哲学本身。

中国思想引介西方哲学，并非出于单纯知识上的博学和好奇，而是面对现代西方的形势逼迫，不得已才“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中国思想慢慢意识到，“夷之长技”不仅在于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甚至不只是各种典章制度，还在于背后的哲学。理解西方哲学，正是中国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挑战所做出的根本回应。这样看，我们首先对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古希腊哲学，感兴趣，就不难理解了。研究西方哲学，其实是现代中国思想成长的一部分。而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的器物制度相比，和中国自身传统的差异更加巨大。这种巨大的差异，构成了智识上的真正挑战，甚至因此具有一种危险的魅力，吸引了一代代的中国学者投身其中。而随着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现代西方哲学这一随“坚船利炮”而来的“他者”，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以夷攻夷”的利器，或者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对立面，而早已成为一种“异己的传统”。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一“异己的传统”，比起“自身的传统”，不仅在智识上更有吸引力，甚至在情感上都更加亲切。以致在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这一“异己的传统”，才能回到“自身的传统”：仿佛要借助康德才能理解孔孟程朱，通过海德格尔才能进

入老庄。

然而古希腊哲学却似乎一直很难在这个“异己的传统”中真正获得定位。一方面，古希腊哲学经常被看作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本原，它是西方与我们不同的根源。对于那些赞叹西方现代性的人来说，西方的力量来自现代的“新方式”和“新秩序”，即使我们可以在西方的本原中发现这种“新”权力的潜能，本原的唯一意义也只是用来证明现实力量的合理性。希腊不过是强大西方的遥远回声而已；然而对于那些怀疑甚至敌视西方现代性的人来说，古希腊哲学是一个比它的现代后继者更加隐蔽，但也更加危险的敌人。西方现代性摧毁所有其他传统的力量，正发韧于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本身。古希腊哲学锐利的目光，似乎不仅能直观一切隐藏的真理，也能把一切看到的东西变成僵硬的石头。然而另一方面，颇为悖谬的是，正是这个“最异己”的古希腊哲学，恰恰又在许多时候被看作是中国传统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同盟军。中国学者意识到，现代西方哲学不仅削弱了中国传统，同样也在某种意义背叛了西方自己的传统。古希腊哲学的“古代性”与西方

哲学的“现代性”构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级，从而向中国思想提供了一条对抗西方现代性的路径。而且，以古希腊哲学为标尺，可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到古希腊哲学隐秘的追随者，从而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内战”为复兴中国思想传统开辟空间。古希腊哲学，作为“他者的他者”，似乎反而成了我们面对自己历史命运最可信赖的朋友。晚近的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哲学第一次在专业学

者之外赢得了广泛的兴趣。

可是，“他者的他者”就是我们自己吗？即使古希腊哲学的“古代性”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对抗现代性的挑战，古希腊哲学的意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我们是透过海德格尔或斯特劳斯的透镜才以为读懂了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直接影响我们思想的，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关心的问题。古希腊哲学这个所谓“他者的他者”，其实还是要通过现代西方哲学这个“异己的传统”才能进入中国思想。古希腊哲学本身对我们的意义仍然是不清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困难妨碍我们真正进入古希腊哲学呢？如果回到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会发现，之所以我们说，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的传统，就在于在康德、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著作，不仅仅能够把握西方的解释脉络，而且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解释传统，从我们自身的现代处境出发面对这些经典的根本问题和内在张力。我们说在这些地方，我们的传统正在形成，正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与经典文本的关系，不再是敌意的排斥或被动的拿来，而是将我们自身的经验带入经典文本与解释传统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中，让这些经典文本在我们的世界中以新的方式传承，并通过这些文本的传承和解释重建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这些经典文本与我们自身习俗和制度的巨大差异，恰恰成为这些经典参与构成我们自己传统的动力。现代中国思想能够从异己的传统中汲取进入自身传统的力量，不是其弱点

或病症，而正是其活力所在。

因此，我们面对古希腊哲学的真正困难，首先不是技术上的。尽管语言、版本、注疏等等技术上的困难，在古希腊哲学这里，较其它西方哲学领域而言，要远为复杂。或许除了阿拉伯哲学以外，在这方面，古希腊哲学对中国学者设置了最高的门槛。但是，最根本的困难仍然来自我们所面对的古希腊哲学的巨大解释传统。尽管我们口头上都象怀特海一样承认，古希腊哲学的解释史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本身，但我们却很少真正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去研究古希腊哲学。就狭义而言，政治意义上的希腊城邦世界瓦解之后，古希腊哲学仍然以某种方式活在从古代晚期直到现代早期的漫长注疏传统中，而这一注疏传统，又经过古典语文学家三、四百年的努力，纳入到对古希腊哲学的现代批评研究和解释传统中。注疏的传统，正如近来的研究者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和哲学史上许多哲学根本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围绕这些问题，拉丁思想在对古希腊哲学的翻译和改写中建立自己言说哲学和政治的方式，教父们借助对古希腊哲学的辩驳和吸纳建立了“基督教哲学”，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则通过对经院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遗产的批判以及柏拉图遗产的复兴为新科学奠立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而现代晚期的西方哲学家则通过重新检讨所谓自古希腊哲学以降的“存在论-神学宪章”试图给西方哲学重新打开通向思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演变的每一个关节点上，对古希腊哲学遗产的重新检视都是决定其转向的关键因素。无论罗马政治家们对现实政治技艺的.探索，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关注，现代哲学家对自然秩序的重新定义，甚至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诊断，古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哲学真正的焦点。现代西方哲学当然有新的东西，但即使那

些看上去全新的东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思想，特别是犹太-基督教-阿拉伯的一神论传统及其现代反动，与古希腊哲学辩证的结果。这些所谓的“新”是相对于古希腊哲学始终一贯的根本问题而言的。因此，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不仅要面对卷帙浩繁的历代研究文献，还不得不面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而古希腊哲学的奥义似乎被藏匿在由古典注疏、现代批评以及这些古今解释涉及的种种哲学讨论建筑的围墙之后，中国思想似乎很难找到门径，更不用说登堂入室，见其“宗庙

之美,百官之富”了。

这样看来，古希腊哲学研究面临的困难，并不是哲学研究的某个专门领域的技术困难，而是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整体困难。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哲学研究第一个阶段的绝对中心，那么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将会是第二个阶段不可或缺的主题，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否在更根本和更完整的意义上将西方哲学构成一个参与现代中国思想的传统。对古希腊哲学真正深刻的理解，不仅要求我们读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阿提卡地方的希腊方言表述的西方原初经验，而且要求我们领会这一经验在波埃修和托马斯的拉丁语、阿维森纳和迈蒙尼德的阿拉伯语，以及施莱尔马赫和海德格尔的德语中的翻译、注疏和诠释。这既要我们完成日益专门的专业训练，又要具有超出具体专业问题的哲学眼光。只有通过这一艰苦的努力，我们才能在古希腊哲学中逐渐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建立我

们自己的解释传统，使古希腊哲学真正和我们自己发生关联。

如果我们在自身的传统之外，真的还有一个异己的传统，而且如果在这个异己的传统中，某种与中国人的人世经验和圣贤境界不同的东西能够在现代中国的土壤上成为活生生的东西，那么古希腊哲学势必要在这个异己的传统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正是古希腊哲学使这一“异己的传统”自身成为一个对世界历史具有深刻影响，同时又具有巨大内在张力的传统。而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挑战恐怕是，我们是否有能古希腊哲学与我们力让古希腊哲学本身的内在生命在我们这里成为我们传统的

一部分，甚至在我们的手中更有活力，并能够激活我们自己的传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责任编辑：孟繁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