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困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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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困境与反思，本文共16篇，欢迎阅读!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困境与反思

篇1：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困境与反思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困境与反思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按照各自的目的和要求规定了理性的内容.随着经济和道德问题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其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有弱化的趋势.因此,二者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反思.而调整与反思的过程既是自身完善的过程,也是二者之间相互吸引、相互借鉴、相互统一的过程.二者的统一可以从人性论、制度规范以及研究方法上来进行.

作者：郝云 HAO Yun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上海,33 刊名：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年，卷(期)： 7(2)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经济理性道德理性价值判断 “经济人”

篇2：欲望与理性

示例一：欲望与理性

一位攀登者和他的向导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世界之颠的珠穆朗玛峰，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到达过这样的高度。

世界之颠与他们只有短短的2米，其中一个人只要向前跨几步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第一，而这几步，对于谁来说都易如反掌。这时，这位从新西兰来的攀登者对向导说：“这里是你的家乡，你先上吧。”

这位老实的夏尔巴人并没有听清楚戴着氧气罩的朋友的话，只是从他的表情和恭让的手势中明白了他的意思。丹增向前走了几步，登上了世界之颠，他在那里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攀登者随后跟上，他们在世界之颠紧紧拥抱，他们高呼：“我们成功了。”

攀登者名叫希拉里，向导叫丹增，他们冲顶的时间是1953年5月29日。

希拉里最大的理想甚至是活着的最大希望就是能够第一个就是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然而，就在巅峰前的几步，他战胜了自己的欲望，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的向导，身居此地的夏尔巴人。希拉里及时克制自己的欲望，留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每个人每天都在被利益和名声刺激着。而在众多诱惑面前，有人沉着冷静，有人被欲望冲昏了头。在诱惑面前保持理智，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态度，

当她发现朋友托自己代买的彩票中奖，且奖金高达760万元时，她以一颗平常心态冷静对待，并将奖金送至朋友家中，她拒绝了朋友给她的报酬钱，只收取了买彩票的4元钱。她是一位于就下岗的如今已年过半百的平凡女人，她没有被利益冲昏头，她的真诚感动了亿万人。她就是下岗女工陈小芳。

比尔·盖茨在大学时候就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做起了自己的企业，开创了自己的公司。在他还没有毕业时就已经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且不是一个小数目：4千万美金。而他丝毫没有沾沾自喜，并更努力地研究，学习和工作，直至现在，他以是屈指可数的富翁。如果他当时被利益冲昏了头，不再继续工作，而是尽情享受那些钱那就没有如今的微软，也没有现在的比尔·盖茨了。

乳业巨头“三鹿”竟在奶粉中掺加三聚氰胺。娃娃是中国的未来，如果连娃娃的食品都没办法放心食用，何谈祖国的未来，这是要将未来扼杀在摇蓝中吗？

染色馒头，地沟油被端上餐桌，主食是将发霉大米打磨了的“米心饭”。荤菜一颗颗被苏丹红染红了得鸭蛋，“瘦肉精”，“注水肉”，饭后是被打了膨大剂甜甜的瓜果。就是这些连菜农自己都不吃一口的食品却被运到超市销售，送到千家万户，考验着中国人超常的抵抗力。

曾听到一则笑话，一群人在美国餐馆就餐，结果发生了食品中毒事件，只有中国一位留学生安然无恙。当人们追问原由，中国留学生冷笑一声，说：“我从小就是吃毒食品长大的怎么会中毒？”。稀疏的笑声过后，更多的事中国人自己的反思。近日蒙牛牛奶被查出有毒物质，诺基亚手机发生爆炸，作为商业的龙头企业，如果他们都不能在利益明确保理智，何谈为小企业树立榜样，又任何带动社会发展？

有人把人类比喻“会思考的芦苇”，认为人类有可以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人的心是荡漾的，在“丰富多彩”的诱惑面前必会有波澜掀起在心海，只有保持冷静，理智地面对诱惑，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篇3：“先例”与理性

关于“先例”与理性

“遵循先例” 是法治的普遍要求

一个至今流行而首先需要澄清的观点是，只有英美等普通法国家才实行“遵循先例”（staredecisis）制度，大陆法国家则以议会制定的“成文法”为惟一判案依据。笔者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种观点被“普通法”和“大陆法”之间的表面区别迷惑了。实际上，只要考察一下法治程度比较高的大陆法国家，譬如德国和法国，就不难看出那里也存在着“先例”，有时甚至是十分大胆创新的“先例”，并且法院相当严格地遵循这些先例，只不过它们从来不用这个名称而已。反过来，在议会民主高度发达的今天，英美普通法国家的先例也越来越多地为成文法所覆盖。况且“遵循先例”本身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否则，几百年一脉相传，“先例”就成了一条陈旧的“裹脚布”，或者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或者为发展的社会所抛弃，或沦为名存实亡的摆设。西方法院的实际操作表明，所谓普通法和大陆法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构。不论称谓如何，“先例”超越了传统和国界的隔阂，成为法治国家普遍拥有的制度。这或许说明，先例制度即使不是法治的题中必有之意，也是实现法治所无可回避的手段。

对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某种形式的“遵循先例”制度尤其必要，因为中国的法律被普遍认为用词抽象，关键术语并没有获得准确的定义，因而必须在适用中予以确定，且由于法院至今无权审查抽象立法规范，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即所谓“立法打架”现象）。在这个程度上，司法机构在解释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之余地，而如果我们所说的“法律”不仅是指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获得确定含义的立法规范，那么在个案审判中形成的司法解释必然构成“法律”的一部分。固然，中国宪法把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因为种种原因，人大常委会只是偶尔行使这种权力，并不能满足大多数法律获得准确解释的需要。法律解释的“权力真空”在某种程度上为最高法院下达的众多“司法解释”所弥补，但这类解释也都是抽象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或事，因而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仍可能产生歧义。这样，对于众多在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未能解释或解释之后仍存在疑义的法律条款，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它们最终在个案中所获得的意义仍然取决于审判官的良知、经验、职业素质以及其它一些难以控制的内在或外在因素。类似的案件获得不同的判决，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这是一个理性的法律秩序所不能容许的，因为衡量法治，且不论它是“良法”还是“恶法”之治，第一个指标就是其确定性和统一性。法治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因人而异的任意因素，而缺乏先例的司法制度恰恰不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确定与统一。如果同样的案情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甚至相同）的法院获得不同的判决，试问这样的法律在什么意义上还能被称之为“法”？

对“先例”的几点误解

“遵循先例”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案例才能成为“先例”？谁有权决定案例的先例效力？人们似乎对“先例”一词存在着一些误解，因而首先有必要澄清“先例”的意义。

误解之一：“先例”只是特定甚至“钦定”的典型案例，其它判决则不是先例。这并不是普通法国家所采取的观点。在那里，只要没有被后来的判决明确推翻，任何判例都具有先例价值，因而都应被以后的判决遵循。事实上，当事人能找到支持其诉因的先例数量越多，其诉求就越有说服力，因为这些类似的判例在一起增加了它们彼此的分量。事实上，某个“先例”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被众多的“后来者”所支持。固然，某些判例比其它判例的影响更大，因而更为著名，受引用的频率也更高。即使如此，是否采用某个具体先例的结论，主要取决于目前的案件和先例在事实上的相似程度，而不是先例的知名度。这部分是因为“先例”数量很多，因而构成了一个“先例库”，而即使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情形下判决的“先例”很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因此，“遵循先例”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依靠比附：不论某个先例如何有名，如果它和本案的事实距离相当远，那么它对本案的判决也没有约束

篇4：科学与理性

作者：刘华杰刘兵田松苏贤贵 Liu Hua-jie Liu Bing Tian Song Su Xian-gui 作者单位：刘华杰,苏贤贵,Liu Hua-jie,Su Xian-gui(北京大学哲学系)

刘兵,Liu Bing(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田松,Tian Song(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刊名：自然杂志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年，卷(期)：20xx 27(2) 分类号：关键词：

篇5：科学与理性

一、凸显理解的质而非信息的量

从知识教学的角度看，中学生物学教学追求的应是理解的“质”，而非信息的“量”。即教师要遵循“少而精”的教学原则，以学科思想和学科观点统领教学内容，通过问题引领和学生活动等，最终使学生建构核心概念，领悟学科本质。零散的事实与信息不仅容易被淡忘，也缺乏迁移应用的价值，而在诸多事实基础上建构的核心概念，提炼的学科思想和学科观点则具有强大的统摄性和广阔的迁移力。正是学科思想、学科观点和核心概念才使得生物学形散而神聚，它们恰恰也是生物学的灵魂。在生物学中，进化论思想和生态学思想相互交融构成了生物学特有的学科思想。其中，进化是统一生物学的主题，它能够将生物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而“结构决定功能”等生物学科观点则为学科思想提供支持。例如，在教学“探讨细胞呼吸方式的进化历程”时，教师可提出“有氧呼吸过程为什么会含有无氧呼吸的步骤？”这一问题，让学生结合地球早期大气中氧的缺乏以及原核细胞中没有线粒体的事实，进行推测和分析。该问题能够驱动学生以进化的眼光重新审视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并适时渗透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生态学思想，通过描绘细胞呼吸方式进化的图景等思维活动，极大地增进学生的理解力和分析力。

二、培养学生理性的思维方法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应着重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教师在教学中应从以下两点着手：一是充分挖掘生物科学史中的经典实验的教学功能；二是践行“在做中学”的国际理科教育的共识，让学生从事部分或全程的科学探究活动，以训练他们的科学探究技能（11项指标[1]）。经典实验是科学家在探索生命奥妙的历程中所做的富有创新性的工作。生命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发现、每一个新的突破，无不凝聚着科学家辛勤的汗水、智慧的结晶。因此，经典实验具有如下教学功能：追溯生物学概念、原理、规律衍生的轨迹，从而达到深刻理解的目的；领悟科学家如何提出问题，寻找证据，不断深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而理解科学探究的本质；展现科学家求实创新、不畏权威和艰难的探索过程，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因此，经典实验教学能够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例如，在学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假说是如何被证明的？”这一问题时，教师可以把教学目标锁定在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方式上。带领学生走进摩尔根的精神世界，让学生了解他如何经历对孟德尔定律普适性和萨顿假说的怀疑，对果蝇白眼性状如何遗传的好奇，到根据果蝇性别决定的背景知识对伴性遗传现象做出假设，以及设计测交、反交实验进行检验的过程，在过程中让学生领会“科学是格物致知的一种途径，其基本特点是：以怀疑作审视的出发点，以实证为判断的尺度，以逻辑为辩论的武器”[2]的内涵。生物学教师应扪心自问：我能作为生物科学界在课堂上的代表吗？现在很多师范院校偏重师范性，而轻视学术性，所培养的中学生物学教师因而缺乏研究能力[3]。当教师都不具备科学探究的思想和能力时，怎么能保证他教出的学生具有探究精神和创新素质呢？所以提高生物教师的科学素养是刻不容缓之事。

三、培育学生理性的精神气质

理性是自然科学的灵魂，是人性的底蕴[4]。在生物科学教育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其能力，还应发掘生物学科中蕴含的精神资源，培养学生理性的精神气质，使其养成客观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求真、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例如，在教授“探讨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的成功因素”时，教师向学生提出了“你认为孟德尔坚持8年豌豆杂交试验的动力是什么？”“孟德尔是如何摈弃当时盛行的‘融合遗传’观点，提出‘颗粒遗传’理论的？”两个问题，可谓别具特色。前者可以让学生真切感受孟德尔是为追求真理而从事研究，而不是以科学发现以外的其他因素为目的，后者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创新精神，让学生领悟到科学正是在质疑、创新中不断发展的。

四、领略生物科学的理性美

生物科学教育中可以让学生审视美、鉴赏美。如同艺术追求的是和谐美，生物科学则重在理性美，这种理性美集中表现在它的统一美和严密美。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联合创立细胞学说，揭示了生物体结构的统一性；20世纪60年代著名细胞生物学家H.Ris将种类繁多的细胞划分为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两大类型，庞杂的细胞世界立刻变得那么整洁和统一；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统一了生物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遗传密码的破译，使得缤纷多彩的生命在分子水平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些科学史实无不揭示着生物学的统一美。小小的细胞却能进行如此复杂的生命活动，奥妙全在于它那严整有序的结构；囊泡及囊泡的运输是内膜系统的“无臂延伸”，其过程就像航运一样：在码头上装货，离岸、起锚、远航，在胞质的海洋中把特定的货物运向指定的彼岸，到岸后抛锚停靠，卸货清仓，船体又融回内膜，变回原来的存在形式。科学发现的过程同样充满了严密美。例如，混沌的遗传现象，由于孟德尔的精确―以数学统计为基础，孟德尔的坚韧―历时8年的杂交试验，孟德尔的假设―可见的性状为不可见的遗传因子控制，孟德尔的验证―不可见的因子又变为可见的性状，而真相大白，其思维的精巧，推理的缜密，实证的严谨，充分展示了生物科学的理性美[5]。生物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不仅有着逻辑关系的知识体系，还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探究方法，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和美学价值。中学生物学教师应该努力开启教学智慧，引领学生沐浴生命科学的理性光辉。

篇6：科学与理性

在尝试了近一年的职场生活后，部分职场新人的心已经随着万物复苏的季节的到来，出现了不安分的跳槽念头，“不喜欢、不适合”成了上榜率最高的离职理由，究竟要如何衡量自己是否适合当下这份工作，面对去留应如何选择才足够明智？对此，专家将为你解读职场新人的跳槽现象，指导职场新人理性换岗、科学就业的技巧。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才重要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分析，毕业生易将兴趣与职业兴趣混淆，仅凭一时的兴趣草率选择职位，兴趣感渐失就会考虑更换新职业，但频繁跳槽只能加剧茫然感，使职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兴趣通常是广泛的，是指对任何事物、活动的积极情绪，而职业兴趣是指一个人对待工作的积极态度，有将兴趣作为事业去发展的意愿，相比兴趣更加稳固、持久。因此，择业一定要依据个人的职业兴趣，需要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可以通过专业性实习来确认，也可以通过职业兴趣测评获得参考。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提醒，少数职场新人会采用目盲尝试诸多岗位的方式来探索职业兴趣，结果只能得到自己不喜欢什么的结论，所以，择业不仅要依据职业兴趣，还要结合自身的专业、技能优势和未来的发展目标综合而定，在一定范围内确定自己的喜好，这要比一次次的发现自己不喜欢什么更有意义。

适合与否这样衡量最有效

王帆入职新公司6个月后提出离职，原因是“这儿不适合我”，据王帆的好友介绍，这是他第三次因为人际关系问题而离职，听多了王帆的抱怨让好友觉得很多问题应该出在王帆身上，而不只是“不适合”那么简单。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表示，多数职场新人离职时不会对原单位和工作抱有好评，这反映出新人跳槽时看待问题容易片面、偏激的特点，正因为如此，职场新人跳槽时则应多从客观、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并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计划性。如上述案例中的王帆并没有意识到一次次离职的真实原因是自身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而概括性的归罪于自己与工作不适合，如能从提高自身的人际协调能力着手，离职也并非唯一选择。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表示，自身与岗位是否合适，并不是由几个的挫败理由简单决定，无论对工作还是自身能力都应完成360度全方位的分析，如对工作的分析包括，企业文化、工作地点、岗位要求、薪酬水平等，对自身的分析包括，发展目标、性格特点、职业兴趣、专业优势、岗位胜任力等。如果其中某些条件目前尚不能达到，但足以通过努力来实现，就不应成为抵触、放弃的理由，而应扬长避短来逾越职业发展的困境。

有关跳槽的规则与潜规则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表示，跳槽的规则不外乎要遵守劳动合同、公司规章制度等规范性内容，通常，应按照公司规定提前一个月上交书面报告，按照离职程序做好工作交接，遵守保密协议、竞业协议等，如果冲动离职很可能会因违约造成一定的损失；所谓跳槽潜规则，是需要你遵守一些心理、情感上的规则，如在离职前一定要做好收尾工作，切忌甩手离开，以免给人留下不负责任的职场印象，再如一定要避免不愉快的离职，如争执、纠纷，更不要四处散播对老东家的抱怨和谣言，以免不能顺利通过新公司对你的背景调查。

综上所述，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建议，职场新人有离职意向时若带有负面情绪，可暂时搁置离职这一选择，避免在情绪化状态下冲动离职，理性的分析目前岗位尚可继续发展的积极理由，用发展的希望淡化暂时的困境，同时要提高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能力。因求职者的工作连续性、持久性以及离职原因是任何企业在招聘过程中都很看重的部分，避免让这些原因成为求职的阻碍。

篇7：科学与理性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指出其主要功绩是实现了由古典文人教育向现代平民教育的转型，达成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目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扫盲、推普，初步形成了现代白话文教育规范。主要问题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经验主义、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泛滥，“泛政治化”导致了“话语专制主义”，“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教学规范的本体论错位，语文应试教育与言语应用及人的言语上的自我实现严重悖离，“科学化”沦为“伪科学”，语文学科沦为“伪学科”，语文界狭隘的排外心态等。认为语文教育要走出低谷，成为素质教育的基础学科，迎接21世纪信息时代的挑战，语文界要以开放多元的创学科意识对语文教育作哲学的和学术的探究，语文学科呼唤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关键词语文学科；世纪反思；科学态度；理性精神

清末禁八股(19)、废科举(19)、兴新学，标志着我国科举语文教育的终结，和古典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转型。由此发端的现代语文教育迄今已经历了将近百年。历史何其相似，世纪初学界先进讨伐“八股”教育祸国殃民的呼声犹在，而今国人谴责“新八股”教育“误尽苍生”的声浪又起。世事沧桑，而“八股”阴魂不散，且“新八股”比“老八股”影响更广、为害更烈。――语文界已到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世纪回眸：现代语文教育的最大功绩是教育目的从为“功名”转向为“实用”，以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性地位，“将文字交给大众”；最大弊病是教育目的从为“实用”又回到了为“应试”，基本理论研究的滞后，与步入“伪语文”“伪科学”的歧途。

从20世纪初以来，语文教育带根本性的变革与存在的误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语文教育的目的从为“功名”转向为“生活”、为“实用”。世纪初一批文化精英对“八股”教育的弊害作了否定和批判，倡言实用、应用、求真、立诚，语文教育开始从旧式文人教育向新式平民教育转变。诚如鲁迅所言：“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①]但由于政治、教育机制上的种种负面因素的惯性与导向作用，与语文教育本身的认知上的偏颇，使这一变革“名至而实末归”，并未真正达成向为生活，为实用、应用的转变。

二、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地位。追求“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以言语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使语文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了现代性。“国文”界着力于白话文教育的学科建设，编制了注音字母，尝试建立“国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编辑了多种形式的“国语”“国文”文选类教材，为实用、应用之需，1920、1930年代，独立的白话文写作教材的编写曾盛极一时，“国语”教学法和“国语”的作文教学法研究也随之兴起。但汉语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三、“以阅读为本位”取代科举教育“为写择读”的教学范式。清末民初的语文教学，一反“八股文”教学写什么模仿什么的“为写择读”法，对从“揣摩依仿”到“穿凿附会”的急功近利的教学观作了批判，对“阅读”的重要性重新加以确认，这对于增加学生的学养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矫枉过正”，把阅读的重要性强调得过分，末能辩证地认识读、写关系和语文教育的主要矛盾，未能正确认识阅读与写作各自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将写作教学放在阅读教学附庸的地位，放在事实上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处于无序、放任的状态，致使语文教育成效不彰，长期在低谷徘徊。

四、试图以“科学化”改变“神而明之”的蒙昧主义。语文学科的科学化，从现代语文教育开创以来，语文界几代人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陈望道、梁启超、黎锦熙、叶圣陶、阮真、吕叔湘、张志公等均积极倡导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对学科基本理沦的研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致思方法盛行，对汉语文教育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体认，往往这种求索就变得十分的盲目。例如教学体系和方法的全盘苏(前苏联)化，语法系统的西化，文章解读的统一化，测评的标准化等等，均被视为“科学化”，而实际上并无科学性可言，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给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变革，真正达到目的、取得实效的，只有第二条，即以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性地位，语文教育因而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时代性和全民性。“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而其他三条，这些变革在不同时期也曾发挥过较大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均不尽如人意：从科举语文教育中走出来，倡言实用、应用，又陷入实用主义，重蹈“应试”教育的复辙；打破科举教育急功近利的“为写择读”的范式，又走进“重读轻写”的死胡同；力求摆脱语文教育的混沌状态，倡导科学化，却误入“盲目化”、经验主义、唯心论的歧途。

分期考察：转型奠基期：白话文教育开端基本面尚好，却以“没有成绩”告终；曲折前进期：重“道”轻文，“道”盛则文衰，走上“泛政治化”一途；困顿倒退期：有“道”无文，背离了语文规律，道、文俱败；发展迷失期：教改有所进展，“应试”教育导致前功尽弃。

一、转型奠基期(1901―1949)

这一时期始于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转型期，其后社会环境始终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战事不断。现代语文教育规范处在艰难创构之中，“以阅读为本位”的教学范式逐渐形成；所作的教研和教改，大多是或直接或间接引进国外教育观念和方法。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立足于对汉语文教育规律和特点进行较为深入地理论探讨的成果尚不多见。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认知方法初见端倪

我国语文教育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语言文字载体形式的改变。从清末民初开始，就已经有了面向大众的白话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一些领风气之先的学校在19代就率先尝试白话文教育。及至19，教育部令初等小学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初等小学四年均为语体文教学。而中等教育，仍是文言、白话并存。阅读教材，随着年级的增高，白话文递减，文言文递增；写作教学先是文言、白话两种体式的写作训练并重，直至1940年代，文言写作训练才不再作统一的要求。在1930年代，经历了一场“文言、白话、大众化论战”，改革派驳斥了守旧派的回潮，白话文教育逐渐占据了主导性地位。

在四个时期中，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研究质量较高、成果较显著的一个时期，这方面情况将在下文“问题之二”部分详述。

这一时期的主流教学范式是“以阅读为本位”、“以读带写”。这一范式的基本体制，一以贯之，至今仍为主流教学范式。

在这一教学范式下，这一时期语文教育质量不高，学生语文程度低落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国文界。早在1920年代，夏D尊就谈到：“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的现象，不但现在如此。”[②]王森然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③]到了1930年代，此类抱怨和非议更是有增无已。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学生》杂志上开展了一场历时8个月之久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认为中学生“国文”程度“行”的，与‘不行”的，各执已见，未能达成共识。作为这场讨论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叶圣陶，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到了1940年代，“国文”教育的问题益发受到各界的关注。1941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中等学校“改进国文教学方法”，改两周作文一次为每周作文一次。也于同年9月手令教育部通饬各校：“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连一直认为持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观点是守旧派的偏见的叶圣陶，也终于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修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④]

叶圣陶在半个世纪前说的这一番话，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评述当今语文教育的状况。时过境迁，而语文教育居然面貌依旧，这偶然的巧合中是否在昭示着必然呢?

篇8：科学与理性

一：希腊先哲的精神觉醒

1、希腊最早的哲学：自然哲学，“哲学之父”泰勒斯，创立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万物皆由水生成，又复归于水，大地漂浮在水上。――人具有自主意识的体现，标志西方人的精神觉醒。

2、智者学派(诡辩学派)：从认识自然转移到认识社会，提倡怀疑精神，反对迷信，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决定作用。代表：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但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感受，忽视人们认识的共同性，给主观随意性、个人自由主义打开方便之门。

3、苏格拉底：认识人自己，知识即美德――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方向，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4、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学着者，“吾爱吾师，吾有爱真理”；最大的哲学贡献石川立了逻辑学，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文艺复兴巨匠的人文风采(14-16世纪)

1、背景：14世纪以来意大利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人生享乐，但自身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借助被教会视为异端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来表达自己的反封建思想；黑死病的蔓延。

2、实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用“人本”对抗“神本”，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肯定世俗生活的享受和乐趣，崇尚理性和科学，关注对人、社会和自然的研究。

3、文艺复兴前三杰：薄伽丘(《十日谈》)、但丁(《神曲》)、彼特拉克。

4、文艺复兴后三杰：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米开朗琪罗(《大卫》《摩西》“市民英雄的创造者”)、拉斐尔(《西斯廷圣母》“画圣”)。

5、16世纪，英国诞生杰出的人文主义戏剧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三：挑战教皇的权威――宗教改革(15-16世纪)

1、罗马教会：“因行称义”――依靠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和复杂的圣礼才能得救。

2、马丁.路德：“因信称义”――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不能靠善功、圣礼和神职人员，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具有鲜明人文主义色彩。

3、加尔文：“信仰得救”“先定论”，《基督教原理》。

4、宗教改革的导火线：《关于赎罪券的功效》(《九十五条论纲》)。

5、宗教改革的影响：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形成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6、宗教改革的实质：资产阶级反对天主教会、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四：理性之光――启蒙运动(17-19世纪)

1、背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2、实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思想解放运动。

3、含义：启迪和开启人们的反封建意识，给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用理性而不是外界的权威来判断一切事物，只敬畏真实，尊重科学，不再信奉传统的偶像与教条。

4、特点：比文艺复兴更为彻底，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

5、意义见p57。

6、代表人物：领袖人物伏尔泰(法)――自由与平等，政府的作用，开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

孟德斯鸠(法)――《论法的精神》，三权分立。

卢梭(法)――《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暴力革命。

康德(德)――《纯粹理性批判》，人非工具。

五：近代科学技术革命

1、哥白尼(波兰)：太阳中心说――改变了那个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2、(意)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颗卫星，为日心说找到证据；开创以实验事实为依据的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之父”；创制天文望远镜；为牛顿力学创立了基础。

3、牛顿(英)：建立经典力学的基本体系，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物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海王星的发现；微积分的创立者。

4、达尔文(英)：1859年《物种起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71年《人类的起源》――人猿同祖；1863年赫胥黎(英)《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5、瓦特(英)改良纽可门的蒸汽机，摆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蒸汽时代――18富尔顿(美)，轮船――18史蒂芬孙(英)，汽轮。

6、1870年格拉姆(比)依据电磁学理论设计出发电机――电力时代。

7、美发明大王爱迪生，1000多项发明。

篇9：政治与理性

政治与理性

本演讲最初用英文发表在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Sterling M. McMurrin 编，第二卷（Raymond Aron，Brian Barry，Jonathan Bennett，Robert Coles，George T. Stigler, Wallace Stegner and Michel Foucault），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nd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1。法文版于1986年秋面世，载Le Débat。

一

我知道，“政治与理性”这样的题目听上去有点自命不凡。但是，它自命不凡的原因正是它自命不凡的籍口。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政治结构中理性的作用或理性的匮乏。因此，我再一次捡起这个庞大的话题就显得极不恰当。然而，这么多先前的尝试也是一个保证，它保证任何新的冒险比先前的也差不到哪儿去，而且不管怎样大约也和以前的一样幸运。

在这样一个旗号下，我的困窘之处在于我只能提供一个梗概和不能完成的草图。哲学很早以前就不再致力于弥补科学理性的无能，哲学也不想再完成它的宏伟大厦了。

启蒙的任务之一是大大扩展理性本身的政治权力。但是十九世纪的人们很快就开始疑惑，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是不是已变得过于强大。他们开始担心，在一个倾向理性化的社会和针对个人及其自由权利、种族及其延续的某些威胁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们搞不清是不是存在这种关系。

换句话说，自康德以降，哲学的作用就是防止理性越出经验给定物的界限；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DD即从现代国家、从对社会的政治管理发展之日起DD哲学的任务也同时是对政治理性的过度权力保持警觉，这样一种未来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希望。

这种平凡的`事实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平凡并不意味着这些事实不存在。对平凡的事实，我们要发现DD或者竭力去发现DD什么特别的、或者原初的问题跟这些事实联系在一起。

理性化和政治权力的过度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我们无需等到出现了科层制和集中营才认识到存在这种关系。但问题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要“审判”理性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么干更劳而无功的了。第一，这一领域和有罪或无罪无关。第二，把“理性”当作无理性（non-reason）的对立面毫无意义。第三，这样一种审判会使我们掉进一个陷阱：扮演理性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武断且乏味的角色。

我们要考察这种现代文化所特有的、源自启蒙的理性主义吗？我想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的做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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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浅谈理性的反思与断想

关于浅谈理性的反思与断想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秉性各异，人各有志。然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党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宪法、法律、公约、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的那个“体”。

篇11：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论文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论文

关键词：新启蒙理性意识哲学范式现代性主体间性交往理性范式

摘要：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现代性面I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亦即弱化了标准的选择存在主义的焦虑。现代性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启蒙理性，因为启蒙在破除了神圣权威的同时造成了现代性的分裂，因此现代性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确立一个统一性的规范，弥合分裂。但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即怎么对待启蒙，因为启蒙一方面使现代性陷入了困境，我们本应该抛弃它；但是另一方面，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自身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条道路是否合理呢？

一、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与现代性的困境。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对现代性进行哲学反思的第一人，“现代必须在自身内部发生分裂的前提下巩固自己的地位”m，也就是说，现代性之所以有高度敏感的“自我意识”并且努力地进行“自我确证”，是因为自身发生了分裂。那么现代性是如何发生分裂，为什么发生分裂就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呢？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性的标准的自我阐释，即现代性的本质精神就是启蒙理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始于笛卡尔，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进一步促进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确定了主体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他没有意识到理性内部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和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就意味着分裂。康德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从而拒绝把分离的主体性统一起来。

主体的分离就是现代性的分裂，而弥合分裂就需要现代性为自己创制新的规范。问题在于，如何创制规范？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它谋求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因此，现代精神必须要贬低直接与之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一旦现代性有了这个要求，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主体性原则和内在于主体性自我意识的结构能不能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很明确，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不能产生这样的标准，因为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能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这一问题彰显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主体性一方面能够塑造自由的主体并进行反思，能够削弱宗教发挥的一体化的绝对力量，但它却不能运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

现代性由于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造成了分裂，而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说到底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统治性，“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社会状况蒙上主体哲学的概念阴影，那样做是不恰当的。无论是社会集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都不能被想象为一个大主体。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在个体经验外运用‘解放’这一表达时非常谨慎”，这就充分说明了主体性原则的控制和统治本性，这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一种意识哲学范式。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这种主体认识论哲学，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把主体作为世界上一切存在者的根据和尺度，除了主体――人之外，其他的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就在于主体，主体是他们存在的惟一理由。在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中，人挺立出来了，成为优于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力量的发现。

在认识论哲学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奠基于意识哲学范式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是现代性不可逃避的命运，也正是这种不可逃避的命运使之陷入了窘境。这种意识哲学范式实质上是―种脱离了人的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反思哲学”，它片面地立足于主客体关系，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这就使得理性单一化，仅仅成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主体如何利用启蒙理性压制客体、控制客体，而不考虑理性的其他多种表现及其各种形式所应有的位置，这种理性成了存在于所有存在者当中的逻各斯，因此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启蒙理性。

二、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困境。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以及“在一切事物上都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且必须保证永远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的宗旨就在于要求人不屈服于权威和传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评判一切，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彻底的启蒙。

启蒙的理想就是获得永恒的真理和人类的解放，但是，启蒙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依靠的只能是作为主体的人。康德哲学延续了整个笛卡尔哲学的主观主义倾向，他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精致地概括了康德的思想：“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所以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是具体的；其次，这种本身具体的思维被他理解为某种主观的东西。”Hs0在康德哲学中，理性成了最高的法庭和审判官，其逻辑的结论是启蒙的价值理念。黑格尔说：“康德哲学的最后结果是启蒙思想。”

在启蒙哲学中，只有认识主体才能掌握真理：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掌握“真理话语”，可以为知识提供真理的合法性基础等等。如果启蒙要实现的是普遍解放的理想，那么它依靠的是作为自由英雄的实践主体。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一切法则都是上帝制定的；启蒙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用康德的话说，人为自然界立法。

现代性以主体性的名义展现了启蒙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以人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展和展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就是“个人主体性”的生成，这种主体性原则最早由笛卡尔奠定，在康德、费希特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黑格尔第一个明确地把“主体性”原则概括为“现代性”的原则，在黑格尔看来，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三是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四是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

“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作为中世纪宗教和神学的替代物出现的。在中世纪，神、上帝是确定一切的权威，是人们生活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现代社会则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确立了启蒙运动，支撑了宗教改革。这种个人主体性原则内蕴的致思取向是“对象化逻辑”，也即“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这种逻辑把自我确立为“主体”，同时总是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规定为“客体”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讲，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一种把个体性“我”视为第一性的实体的原则，它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也就是说，主体被认为是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即真实的在场者。立足于这种自我，一切自我之外的“非我”都是与我相对立，并由我所规定和覆盖的。海德格尔概括说：“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个自为地现存的物都被看作‘主体’；但现在，‘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对此，黑格尔也曾做过专门的探讨，他指出，“个体性原则”在实质上是一种“知性”的原则，这种知性的原则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他人的关系上，将把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每个人不仅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把他人当作只具有工具价值。同自我有着关联的主体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付出的代价是把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体化。由于无论是在认知还是在行为中，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主体都必须与客体建立起永久的联系。因此，应当能够确保自我认识和自主性的主体行为变得既模糊不清，又不能独立。自我关系结构中所具有的这种局限性，在意识形成过程中一直都了无痕迹。由此在反思和解放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自我神圣化和幻想化的趋势，亦即自我绝对化的趋势。德国学者韦尔默说：“所谓‘现代话语’指的是人类制定规范并被规范所约束的组织形式，而此处的人是某种社会动物。自有统一性自我开始，暴力便存在了，而不是自律自我在确定过程中的某种新行为。” 毫无疑问，现代性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是现代性作出的贡献，但是在这一笔结构性的财产之后，还有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解放必然会变成不自由”，这里的解放主要指的是主体的解放，主体的解放使反思力量获得了独立，人的思维开始不淳朴了，这样便通过反思力量的暴力建立起了普遍性、必然性，而有了暴力，必然就变得不自由了。启蒙理性作茧自缚，这构成了现代性自身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狭隘的启蒙理性，人们开始怀疑理性自身的可靠性、绝对性。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宣称启蒙理性的死亡和现代性的终结之际，摆在我们面前的真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启蒙理性，怎么合理地摆脱现代性的困境。

三、现代性的.困境与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现代性的困境，不能别样地思考，就像德里达所说的，“它不能别样地存在，也不能被别样地思考”。要使思考有意义，就必须有许多不容置疑的东西，这就是不能放弃启蒙理性，只能深化理性，不能终结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缺乏、非理性的盛行。退隐治不了这种病，只有通过理性的激进化以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

哈贝马斯从启蒙理性的根基入手，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由于启蒙导致的现代性的困境只是启蒙的缺陷，是狭隘的启蒙理性，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缺陷就抛弃它，启蒙的缺陷只能靠进一步的启蒙来弥补。哈贝马斯把由于启蒙的“对象化的逻辑”导致的狭隘的启蒙理性归结为“意识哲学范式”，这种“意识哲学范式”是对启蒙主体性的一种误用，因此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关键就是重建启蒙理性、更新范式。

哈贝马斯认为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意识哲学范式，尤其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更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黑格尔虽然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困境，但是他不过是对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完成。“主体性是近代哲学的本质规定”，康德和黑格尔对主体性的强调是和他们对启蒙以及现代性的理解相关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主体性和现代性具有同一性。在意识哲学范式中，意识哲学等同于主体性，而主体性又是现代性的等价物，意识哲学坚持的是一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推行全球资本霸权、技术霸权，欲以资本、技术统治全世界，现代性是一种资本的形而上学、技术的形而上学，他认为，现代资本、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技术、资本的本质中隐藏的是人的关系。海德格尔相信，尽管形而上学的“遮蔽”是“存在的天命”，但是这种关系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海德格尔论述的是形而上学的命运，也是现代性的命运，即现代性和主体性是合二而一、内在结合在一起的。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现代性的困境的惟一出路就在于重建启蒙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哲学范式只是启蒙的一种误用，启蒙自身具有解放的潜能，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是而且只能是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要突破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窠臼，必然要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换言之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交往理性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走出主体哲学的惟一一条出路，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存在主义的焦虑。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范式中，认知主体针对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实体所采取的客观立场就不再拥有特权。相反，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从传统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客观立场”转变为“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这是因为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交往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这就形成了3种不同的视角：第一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行为者的视角；第二人称的视角，也就是参与者的视角；第三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观察者的视角。这3种视角相互约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以言语为中介的互动的生活世界，交往主体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来接受第一、二、三人称的视角，并使这些视角相互转换。

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摆脱意识哲学范式，是一种从深层拒斥“对象化逻辑”的思维范式。交往行为理论祛除了一种俗命所具有的难以揣度的因果性，这种俗命由于具有一种无情的内在性而同存在的天命区别了开来。不同于存在事件或权力事件的“不可预测性”，遭到损害的交往生活关系所具有的伪自然动力保留着自我负责的天命的某种性质，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主体问性意义上的“责任”，也就是说，交往行为者不管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如何，都必然要卷入一种集体责任，从而不自觉地造成了后果。交往行为理论包含着3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性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对自己的交往理性、主体问性很自信，他说：“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应当能够摆脱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和平庸。”在交往过程中，语言所建立起来的共识取决于交往参与者对待可以批判的有效性要求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立场。有了语言建立起来的共识，时空才能形成广泛的互动”。

这种共识的有效性标准是主体间的真诚性，而真诚性的东西是情感的东西，是“非理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的理性是开放的理性，只有让理性自身让我们看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恋权力，把周围的一切都作为征服的对象，仅仅具有表面上的普遍性，坚持的是自我捍卫和特殊的自我膨胀，理性的他者自身才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它奠定了存在的基础，既充满活力，又识别不透，不再被理性的火花所照亮。只有当理性自身所产生出来的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利时，这种自我毁灭的动力才会发生作用。其实，理性本身是想把它所产生出来的权力作为一种达到更好认识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性”充分地发挥了启蒙理性的潜能，弥合了现代性的分裂，重建了统一性的规范，“如果以这种共识为基础，那么关于规范问题的合理论证就必定是可能的”。商谈共识在后现代的反理性、反启蒙的高呼声中坚守了启蒙理性与现代性。

篇12：理性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理性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理性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王文章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政府和大的企事业机构的行政管理中得到广泛采用，这个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改变。但是随着时代的巨变，尤其是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理性官僚制在应对时局的变化方面显得缺乏灵活性，曾经值得称道的“效率”也大大下降。如何改革现有的官僚制， “建立和维持一个顺乎民意而负责的官僚机构，是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或落后社会－的难题之一”【1】。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事业机构为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努力，国外学者也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有益的新探索，总结了改革的经验和价值取向，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以及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提高政府部门和企事业机构的行政工作效率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特点

要理解当前西方所进行的官僚制改革，就必须首先要了解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特点。现代理性官僚制通常指以相对专业化的官僚为主体，所构成的政府和企事业的一系列制度和原则的总和；它实质上是一种官僚体系，是近代尤其是产业革命后发明与创造出来的主要用来指导政府和企事业活动的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有效、最流行和最成功的组织形式。它意味着理性和效率，是极权主义统治滥用权力的取代物【2】。在现代政治制度里，由于官僚几乎包办了政治制度的输出，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过程，起着大部分裁决和传达信息的功能作用，充当着利益表达者和聚合者的角色，所以，官僚制机构的作用不可或缺，人们不可能发明一种方法在没有官僚机构提供的组织、分工和专业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工作。【3】历史上抛弃和砸碎官僚制的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就是明证。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对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系统化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他所说的理性官僚制是建立在合法型统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任何统治或权威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做基础，历史上能被社会接受的合法统治大致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即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是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而合法型统治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是合法受命进行统治的，这种统治服从有合法章程的、事务的、非个人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司。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都属于非理性的统治，不宜作为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而合法型统治属于理性的统治，因为它建立在下述法制观念基础之上的，即“通过协议的或强加的任何法都可能以理性为取向，即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并制订成章程”，因此它可以作为现代官僚行政管理组织的基础, 同时后者也是合法型统治的最纯粹类型。【4】

历史上任何制度的产生都需要特定的环境，理性官僚制的产生也概莫能外，它的产生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和经济前提：1，货币经济的发展；2，行政管理的范围和数量的扩大；3，行政管理强度的深化和现代交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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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感性与理性作文

感性与理性作文

在暗黑的河床里摸索向前，理性像是两岸伫立的路标，而感性却像是照亮河床的一盏灯。因着这盏灯的存在，暗黑的河床便会有金子般的波光。

我们时常会想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忽略了我们想要做什么。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写下《归去来兮辞》，彰显了自身高尚清正的节操，不愿为功名利禄所累；苏格拉底宁愿饮下毒鸩，屈死狱中，也要坚持自身的真理；鲁迅于社会的动荡中，毅然弃医从文。

感性是人类情感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之所以为人，是因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感情，同情心，价值观，生命力诸如此类。正是如此，我们便是我们自己，不会成为人工智能亦或是其它生灵。《语言的魅力》中有一个乞丐，在木牌上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人愿意驻足停留。一位诗人路过，改写为“春天到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人们便容易为之触动。“我什么也看不见”就如同一杯白开水，是理性的阐述。我们明白应该多喝开水，却会因为喝到一杯糖水而拥有一整天的甜蜜心情，这正源于语言中包含着真挚而又热切的情感，触动了人们心中感性的那一面，人们才会愿意留在萧瑟的冷风中，俯下身，用他们的温柔去温暖他人。

而正是因为感性，生命才会显得绚丽多姿。感性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可以将理性的不具生命力的生命赋予鲜活。张岱言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仿佛带我们走进静谧的林子下，看森林的月光，像残雪一样温柔，语言就这样鲜活起来；荒木经惟在东京日和里说“风吹过的时候，我看见你哭了，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快乐”，这是他写给逝去的`妻子的一句话，在绿叶浮动的日本扳道上，在樱花飞舞的狭小视线中，这份温情让他的摄影也愈加鲜活；或者是牵牛班的春天里耐心而拥有爱的老师与孩子们，即使存在着残缺，可拥有了感性的伟大，音乐也变得鲜活，变得可以拯救。

人们说要收余恨，免痴嗔。我要问为什么。当我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时，我们便失去了为人的资格。人生需要路标，更不能失去那盏灯。那是一盏河床旁的灯，更是一盏心上的灯。就如同织田信长对阿江所说的话“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

感性和理性同蝴蝶的破蛹，我们以理性作茧，让自己自律地活在世上。而我们以感性破茧成蝶，给生命以色彩，给世界以绚丽。

篇14：感性与理性散文随笔

感性与理性散文随笔

与红尘相识，我不是故意为之，茫茫人海，时空宽阔无边，彼此并无交集，何谈目的？只是跟着感觉走罢了，而近日读傅佩荣《完整人生》，突然开窍，原来人的发展有身、心、灵三个层次的，更是把我前半生苦思冥想、解不开的迷惑彻底消除，原来我永不满足和那么多疑问，通通是因为我已接触到“灵”的问题和层次，但我并不自知，今日读到此书，起到了点化之作用。红尘经历很多，藏书很多，古董文玩应该也不少，说话随和，心胸宽广而细腻，由我任性，胡言乱语。当我信口雌黄要炖了他时，他竟然乐呵呵的表示愿意，说：距离远了，否则真愿意一同去郊游，游后，炖焖随你！当我觉得写作这条路难走，自己未必能走好时，他说：不怕。当我傻乎乎讲真话，别人都多少有些排斥时，他却夸我：继续保持，你的心态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心态，正直，诚恳，有个性，有思想。在我由感而发，随性写作佛珠时，他却真的给我穿了一串佛珠；在我解读佛珠时，他为我慎重选择了一百零八颗星月菩提。

皆出自红尘之手

红尘的文字不多，但是强烈触动了我的内心，当我读到这些文字，真的.非常感动，因为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人考虑过我的真正喜好，因为我总是太多的考虑别人，把自己放在最后，自己都常常感觉到内心受了委屈和正在忍让，而这诸多的忍让，似乎并没有换来对等的、甚至是丝毫的他人为我的一点点考虑和赞美，也许是身边的人不善于表达，或者是因为我太容易忘却。当红尘给我选定从陈圆圆莲花寺购得的星月菩提，我因此而完成习作《陈圆圆的优雅》，赞颂英雄美女的完美爱情，是圆圆的转身和隐退，成全了她一生最美好的情感和优雅的一生。红尘给予评价：分析理性，行文优雅从容。是的，我的确开始了理性的思考，尽管我很想感性的生活。红尘最擅长的是给母亲剪脚趾甲和掏耳朵，他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有责任和担当，他有好的厨艺，他有艺术品位，他常常与大自然的对话……都颇打动人心，但必须理性面对，就像陈圆圆的优雅转身。有这样一个不曾见面、不为聊天，经历和见识都很丰富的老师、朋友，应该也是很惬意的事情，人生不必完全感性，理性更显从容优雅，“灵性修养”方能超越身心的障碍，我想他是懂的。

沙洲

生活中有很多琐事与不快活，但是我却不想对灵性朋友诉说，感觉这样做很无聊，也是对对方的不尊重，现实的鸡飞狗跳总会将灵魂的交往世俗化，直至泯灭，感性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况且时空的障碍也只有靠灵的力量才能消除。理性做事与思考，才是久远和绵延不绝的吧！我突然就理解了一些靠灵魂缔结的婚姻，鲁迅与许广平，杨振宁和翁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布丽吉特等等的结合，全是一个“灵”字在运作，真不是世俗之人理解的那个样子，从世俗角度出发根本无法理解。越是针对心灵的朋友，越应该慎言现实，只要空谈理想、精神、灵魂，只谈柏拉图就好，与现实没什么事的，与红尘，只要有一串珠子可以匹配就好。

篇15：古希腊神话与理性浅析

古希腊神话与理性浅析

神话和哲学是古希腊文明的灵魂,神话以诗性直感表征世界,哲学以理性追问万物,二者协调并进使古希腊文明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张力,构筑起诗与思相互融通的精神家园.但是,由于理性的过渡扩张,现代人类陷入了理性机制化的魔圈,使人的.思维趋于程式化,精神面临物化,日益失去诗性的美感.人类幸福的终极关怀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诗性直感和哲学理性的关系,重新构筑诗与思繁荣并茂的精神家园.

作者：史洪飞张爱林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 年，卷(期)： 21(6) 分类号：B502 关键词：古希腊神话理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