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中的人文因素，本文共9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中的人文因素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中的人文因素
无论是在蒙昧混沌的原始社会,还是在科技、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起着支配作用的,不是简单的自然环境、教育、创新,也不只是道德法制因素,而是人们在自然环境利用、教育、创新、道德法制建设过程中,为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注入的源源不断的活力.
作 者：李艳 LI Yan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四川,内江,611002 刊 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6(6) 分类号：B82 关键词：科技进步 经济增长 人文因素篇2：文化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
文化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可以统称为“文化”的'东西，是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它通过对人的行为选择和激励作用，以及对正式制度安排的制约，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据此着重分析了计划体制下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
作 者：陈立旭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文化学研究所 杭州 310012 刊 名：浙江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2) 分类号：G05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念 主流意识形态 传统文化 经济绩效篇3：对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范畴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范畴若干问题的思考
由于对科技进步范畴认识的含混不清,致使很多关于科技进步贡献测算的`结果差异较大以及基于此测算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没有太大价值.有鉴于此,文章就有关科技进步范畴认识上几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以求对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
作 者：黄建 刘建峰 Huang Jian Liu Jian-feng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南昌,330013 刊 名：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年，卷(期)： 24(5) 分类号：F062.4 关键词：科技进步 制度 规模经济 替代效应篇4：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技术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新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技术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在20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资本、设备以及原材料的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仅占5％～20％。表1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当时经济远远低于1990年的水平。而今，各发达国家多以集约型增长取代了粗放型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作用上升为60％～80％。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革命性改变（见表2）。
表1 二战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1990年为100
附图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
表2 新技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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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宪磊，《全球“新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上半期技术实力情况中，美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最强，相对应的技术实力也最强；60年代下半期西德的技术开发能力排名第二，其技术实力也居第二位；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开发能力位居第三，技术实力分别为第三、第四；日本技术开发能力为第五，技术实力也在第五位。随后日本由于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水平，其技术实力相应得到提高（见表3）。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的技术实力与其技术开发能力相对应，技术开发能力决定了一国的技术实力水平，从而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表3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技术实力与技术开发能力指数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李京文、方汉中主编，《国际技术经济比较》，中国社会出版社。
二、发达国家出口结构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美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方向。根据美国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统计数据，所描绘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增长过程中是吻合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技术通过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日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但实际GDP增长率则在长期中呈下降的趋势（见图2），其经济增长的三个阶段：“高度增长期”，即1956～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10％；“稳定成长期”，即1975～1990年是4％；“低速增长期”，即1992～降为1％。通过将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劳动的投入量对全要素生产力（TFP）的贡献份额，对决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
附图
图1 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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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61-19日本实际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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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影响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来说明，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如：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33.3％，而在稳定成长期为19.2％，在平成不景气期为0。因此，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主要贡献的诸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因素。
对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作类似研究。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4），同样说明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上大致吻合，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附图
图4 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三）英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英国经济增长平缓，1988～GDP年均增长率为2％，
[1] [2] [3]
篇5：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本文阐述了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在生态环境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必须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审视人口、资源、生态问题,并对出现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议.
作 者：李平蓝岂凡 Li Ping Lan Qifan 作者单位：李平,Li Ping(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蓝岂凡,Lan Qifan(西藏民族学院经济系,陕西,咸阳,71)
刊 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2(3) 分类号：F124.5 关键词：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人口压力 资源告急 可持续发展篇6：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理论与实证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理论与实证
作者：黄凯南赵丽娟
学术界 07期
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存在两个著名的事实，即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和库兹涅兹事实(Kuznets Facts)。前者指经济增长是一种平衡增长，即增长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各种变量都按照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增长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结构变迁，在平衡增长路径中，未来经济只是过去经济按比例的扩张。后者则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诸如部门产出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和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部门间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增长理论主要秉承“平衡增长”的思想，采用加总生产函数、运用完全理性模型来描述技术进步以及动态一般均衡来刻画增长现象(例如，Romer，1990[1]；Grossman和Helpman，1991[2]；Aghion和Howitt，1992[3]；Jovanovic和Yatsenko，[4]；Luttmer，2012[5])。无论是在新古典完全竞争框架下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积累的“外部性”而引起的报酬递增(例如，Romer，1986[6]；Lucas，1988[7])，还是抛弃完全竞争的框架，将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垄断结合在一起，将经济持续增长归因为内生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外溢(例如，Aghion和Howitt，1992; Alcouffe和Kuhn，[8])，这些研究的重点是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中如何克服要素报酬递减，而技术进步则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问题(例如，Silva和Teixeira，[9])。一些研究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考察结构变迁。例如，Acemoglu和Guerrieri(2008)[10]假设部门间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比例不同，建立两部门增长模型，从而得出结构变迁和非均衡增长；Desmet和Rossi-Hansberg[11]强调运输成本和技术扩散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变迁的作用。Kim()[12]建立一个两部门技术内生的增长模型，强调部门间知识生产的差异而导致了部门间的结构变迁。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引进消费者偏好或效用函数是非齐序的(nonhomotheticities)，将结构变迁的动力归结为由不同部门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引起的要素重新配置，这具体也体现为“恩格尔法则”(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在产品消费份额比重变化中的作用(例如，Matsuyama，[13]；Buera和Kaboski，[14]；Foellmi和Zweimuller，2008[15])。例如，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16]通过引入非齐序(non-homothetic)偏好(即Stone-Geary偏好)，建立内生的结构变迁模型，其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恩格尔法则，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构建一个包含技术差异和非齐序偏好的综合模型来解释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例如，Buera和Kaboski，2008；Guillo、Papageorgiou和Perez-Sebastian，2011[17])。Ngai和Pissarides()[18]对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的模型中的Stone-Geary偏好假设提出批评，建立了一个不同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部门增长模型，认为只要放松一些假设(例如，最终产品之间的低替代弹性)，在不违背新古典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例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等替代弹性效应函数)，部门间的结构变迁与整体经济的平衡增长并不矛盾。在他们看来，总量的平衡增长可以包含着部门间的结构变迁。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则更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问题。林毅夫所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吸取了传统结构经济学因政府强行扭曲要素价格而导致产业缺乏竞争力的教训，尝试将结构变迁的视角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中，阐释发展中国家如何依据自身禀赋结构构建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将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结构变迁的内在关联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并着重考察政府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中的因势利导作用(例如，Lin，2011[19]；Lin和Rosenblatt，2012[20]；林毅夫，2012[21])。较之于传统结构经济学和忽略结构约束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最大化实现潜在比较优势”的逻辑将“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边界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为发展中国家制订具有动态竞争力的产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尽管许多学者对于如何发现潜在或动态比较优势、禀赋结构内生变迁的机制以及主观能动性(例如，学习)在知识、能力或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这些研究无疑都承认“结构变迁”在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例如，Chang，[22]；Greenwald和Stiglitz，2012[23]；Akio，[24])。
较之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则更为重视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结构变迁(例如，Dopfer和Potts，2008[25]；Foster，2011[26]：Galor和Michalopoulos，2012[27]；黄凯南，ab[28])。根据Silva和Teixeira(2008，)[29]对“结构变迁”和“演化经济学”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从演化经济学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问题正日益增多，许多演化模型(例如，复制者动态模型)都描述了结构变迁过程(例如，Hodgson和Huang，2012[30])。一些学者也强调，较之于发达或成熟的经济体，演化分析可能更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的分析(例如，Hodgson和Huang，2013)。
本文尝试沿着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效应。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分析了加总生产率增长率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并运用中国行业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将理论运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在实证研究的数据上，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的研究(例如，刘伟和张辉，2008，2013[31]；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2011[32])，本文运用行业数据而非通常的产业数据，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考察产业内部行业间的差异和变化，从而更加准确地测算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经济演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增加和减弱的过程(例如，Dopfer和Potts，2008)。创新是多样性的生成机制，为经济演化提供燃料，它是经济演化增长的源动力。而选择则是多样性减弱的机制，它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演化单元的适应度，选择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淘汰适应度低的演化单元，并将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扩散到经济系统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适应度，是经济演化增长重要的驱动力(例如，黄凯南，2010b[33])。因此，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创新动力”和“选择动力”。在选择动力的作用下，那些具有较高相对适应度的经济特征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将上升，经济系统将发生结构变迁，而且互动者之间的经济特征值差异性越大，选择力量越大，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选择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变迁过程，它提高相对适应度高的经济特征在经济系统中份额或比重，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该经济特征的适应度。而且互动者之间的经济特征值差异性越大，选择力量越大，整个经济系统的该经济特征的演化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选择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变迁过程。
在种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下，经济系统可视为由不同产业组成的种群，根据研究的需要，每个产业也可视为子种群，它们分别由更低层级的组织(例如，企业)构成。以此类推，可以将经济体视为多层级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例如，黄凯南，2014a[34])。为了简化分析，这里仅仅考虑两个层级，将经济体视为由各产业(或行业)构成的系统。这里尝试从演化的分析视角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基本假设和主要变量
将(8a)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可得：
方程(8a)表明，只有当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时，产业i就业份额才等于产出份额。如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产业的就业份额就低于产出份额，反之，产业的就业份额则高于产出份额；方程(8b)表明，当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时，产业i就业份额增长率才等于产出份额增长率。同样地，如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率增长率，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则低于产出份额的增长率，反之，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则高于产出份额的增长率。将方程(8b)两边乘以并相加，可得如下方程：
三、实证研究：基于1990-的行业数据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基础数据来自1990-20《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这里采用行业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各统计年鉴有关行业数据极为缺乏，而且在统计期间进行了两次行业分类调整，我们首先根据统计年鉴各门类下的二位数编码行业分类进行调整，将经济活动单位分为15个大行业门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技术、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教育、文体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社会管理和其他等)。其中，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的确定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每年增加值折算到1990年，历史增加值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由于各行业的发展规模、投资数据、资本折旧差距较大，考虑到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估计资本存量可能会使资本存量估计存在误差，我们分别估计各行业的资本存量，然后进行加总得到总体资本存量数据。为了尽可能的体现劳动流动对行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采用全社会就业数据。后者由城镇单位就业数据、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数据、乡镇企业数据加总获得。
(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变迁效应
如图1所示，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根据方程(5)，对1991年至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分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并测算结构变迁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比重。如表1所示，除了到2001期间以及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表明劳动力要素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19到期间就业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意味着行业间存在要素的错配和无效利用，从总体上看高于平均生产率的行业的就业比重没有增加[37]。这个结果也符合OECD(2002，)和一些学者的研究(例如，Yueh，2013[38])。
图1 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三)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结构变迁效应
根据方程(10c)，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分别表示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分别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为扰动项，是回归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此，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根据方程(11b)算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绝对值(见表3)和相对比例(见表4)。通过测算可知，1991年至2011年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45.10%由资本增长引起、23.37%由劳动力增长引起、24.40%由行业自身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起、7.14%由行业间就业结构变迁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起。因此，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7.14%源于结构变迁[39]。从方程(11)可知，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是0.297735，而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是0.647794。因此，尽管资本累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与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相似，年至20期间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
图2可知，1991年至2011年，资本增长率的贡献总体上呈现上升的事态，这表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显著作用。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2001年之前呈现上升的趋势，2001年后则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1991年至，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2.87%，而2001年至2011年，该值为16.79%，前后平均值下降近一半。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从2001年就出现拐点。结构变迁的贡献在1997年达到最低值-25.12%，随后呈现上升的趋势，到达到最高值24.31%，随后呈现震荡上升趋势。1991年至20期间，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仅为2.14%，而2001年至2011年期间，结构变迁的平均贡献为10.31%，是前面均值的5倍左右。自2001年以来，尽管劳动增长率的贡献总体上在下降，但是劳动力结构变迁产生的贡献总体上上升。因此，过去10年，“人口红利”在降低，但是“结构红利”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
图2 各因素贡献份额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经济演化动力机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创新动力”和“选择动力”，选择机制是促进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2)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经济增长率受到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3)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由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除了1997年到2001期间以及20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4)中国经济增长平均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7.14%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5)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除了源自要素累积和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重新配置而对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变迁效应。尽管这种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还不大，但是，从总体上讲，它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促使要素在各个行业间的自由流动，进而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结构沿着更有效率方向变迁的资源配置机制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结构变迁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将得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呈现更多的“结构红利”。
作者介绍：黄凯南，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山东 济南 250100；赵丽娟，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篇7：中国外汇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论文
中国外汇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汇率，是使商品和劳务等在国与国之间交易顺利实现时的交换比率。人民币汇率，是我国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1994-，是中国经济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渐进推进的时期，其中，外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尤为突出，与我国的经济长期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外汇制度;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外商投资
1994年以前，我国实施以计划为主的外汇直接管理制度，对现实的经济并不适应。为了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和改革开放，我国外汇体制向着市场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推行间接管理的外汇宏观调控模式，国家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方法进行外汇管理，汇率在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得到了大幅增长。
一、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汇率，主要承担着跨国经济交易间商品和劳务兑换比例的任务，其变动不仅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短期影响，而且会在长期内导致生产要素等经济资源在国与国之间、国内不同贸易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只要一个国家实行了对外开放，就必然面临使用不同货币进行交易的问题，也就必然使国际贸易对本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外汇制度变迁的'初期，贸易拉动效应特别明显。如1994年我过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减轻了企业负担，鼓励了公平竞争;取消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和审批，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企业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大大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当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366.2亿美元，列世界第11位，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5%，并一举扭转了我国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猛的被动局面，使我国对外贸易由上年逆差122亿美元，变为顺差54亿美元。1994-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平均为3.1%，贸易顺差的增减直接影响着当年经济增长。
1994-20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当年GDP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单位：%)从表中不难看出，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较大。1997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87个百分点，贡献度为21.3个百分点，即当年超过五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是对外贸易顺差拉动的。而在，尽管对外贸易依然保持较大顺差，但由于顺差总额减少，从而使净出口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为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全球总需求下降所致，同时也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相关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但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顺差减少。
二、汇率制度改革的经济影响
1981-1984年间实行的是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年人民币又引进了一种外汇调剂价格;1994-20，这10年的变迁，中国外汇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计划与市场共同配置外汇资源，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对外汇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官方定价和市场调剂价并存的双重汇率制，转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分散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为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从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逐步过渡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下部分可兑换。这有利地配合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改善了外商投资的环境，维护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
1994年至2004年，我国的外汇制度改革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2004年与1993年相比，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国际收支总额、外汇储备分别增长了4.9倍、1.2倍、5.8倍和27.7倍;1994-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了6.7%和31.5%。
实行人民币经常性项目可兑换以来，外汇管理极大地推进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切实满足了微观经济活动合理的用汇需求。
具体表现在：企业出口积极性的明显提高，用汇需求的充分满足，促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国，有利于保持外商对华投资的大幅增长，有效地弥补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缺口;个人购汇数额标准不断提高，使我国居民处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境内居民个人参与B股交易，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稳步增加，改善了资本市场股票持有者的结构，增强了市场流动性等等。
三、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发展
汇率制度是一个对汇率决定、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的制度安排。汇率制度的目的是要与经济主体的最大化行为和预期目标相一致，同时也符合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要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推进金融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市场化，进一步完善经常项目的人民币可兑换，才能更好地发展总体经济。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
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随着美元地位下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更加复杂、更具竞争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对接和互动加深，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和地位逐步提高，承担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增加。在全球重心逐步转向人口和资源强度较高地区，以及中国经济规模扩展效应日益释放的新背景下，人民币在未来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实质性变化。
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中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也就是说，今后人民币会以一定幅度循序渐进升值，维持中国以低价输入资源、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有着深远的宏观经济影响，会逐渐改变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财富从出口商向消费者转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吕进中.中国外汇制度变迁,2006,7.
[2]晓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金融论坛,2005(08).
[3]刘迎秋,韩强.利率、债务率、汇率与经济增长,2010.
[4]刘巍.汇率与利率.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篇8：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消费投资增长较弱；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效应不够明显，金融调控任务艰巨；我国在未来仍可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本文选取了一些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结合国际比较分析，进一步认识 今日焦点：・ 专家:振兴东北力戒再造万能政府和思想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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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 今日焦点：
・ 专家:振兴东北力戒再造万能政府和思想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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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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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消费投资增长较弱；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效应不够明显，金融调控任务艰巨；我国在未来仍可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本文选取了一些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结合国际比较分析，进一步认识 今日焦点：・ 专家:振兴东北力戒再造万能政府和思想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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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1997年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03年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 今日焦点：
・ 专家:振兴东北力戒再造万能政府和思想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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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意参与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子公司拍...
广?告
・ 今年哪些项目最赚钱 ・ 要赚就赚有车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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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鉴。
投资过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业(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低估投资成本。
长期以来，“唯经济增长”的考核标准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往往给予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例如，受高额利润的驱动，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继续高位增长。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对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费，因此往往低估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就谈不上良好的传导机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证券市场仍不够规范，企业融资主要源自国有银行，使我国企业融资形成了“居民储蓄―银行信用―信贷投资”的模式。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投资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称，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尚未普遍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大大滞后，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信贷资金效率低下，借贷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呆坏帐率高，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需大量新增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较高。这点与日本比较相似，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应大力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使居民的金融性投资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使商业银行成为更有效率的中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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