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体系研究论文，本文共3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篇1：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体系研究论文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体系研究论文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引起流动的原因却因人而异,年轻人可能因为学业、就职而流动,中年人可能因为工作调动而迁居,少年、儿童和老人则大多是家属随迁。对一个地区来说,流动人口的规模有多大,是以流出为主还是流入为主,同样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少、社会经济条件的优劣都被看作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地区间人口流动成为学术界关心的话题。张善余(1992)、李树茁(1994)、王桂新(1993、1995、)和严善平都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人口学或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的总体面貌、结构变化和内在机制作了多方面的定量分析。同时,还有很多学者通过样本调查,对人口、劳动力的地区间转移进行微观分析,加深了对人口、劳动力流动的全面理解(杜鹰、白南生,1998;白南生、宋洪远,)。但是,在有关中国人口流动的先行研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多数研究往往只利用了某一次的调查数据,没有很好地把握人口流动机制的动态变化;二是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市场化、就业机会、信息传递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不够。本文利用最近几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动态分析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总量和结构变化,并对省际人口流动水平与经济发展、市场化、信息传递等因素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一、省际人口流动的动向和特征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的人口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结构上的变化。省际迁移人口越来越向主要的输出地和输入地集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倾向。表1是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的结果。其中,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是过去5年中发生省际迁移的全部人口,它包括户口随迁的迁移人口和户口不变的流动人口,但不包括调查期间内死亡的人口,也不包括曾经流动过的回归流动者,调查期间内的多次流动也只算一次;纯迁移人口为流出与流入之差,负数表示流入大于流出;人口迁移率为纯迁移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
从表1可以看出:(1)省际流动的人口总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1000多万人增加到 90年代后期的3400万人,增加了2倍多。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开放时代,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同时也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在增强,整个社会的流动化程度在提高。(2)从纯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输出地、输入地的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沿海地区和西北的几个边疆地区为主要的人口输入地,而中部和西南地区则是主要的人口输出地。但浙江、湖北省是少有的几个例外。(3)人口的纯输出地与纯输入地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主要的人口输出地人口的输出规模加速扩大,而主要的人口输入地则以更快的速度吸引外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离散系数分别只有0.67和0.71,而在90年代后期,该系数迅速上升至1.97和1.05。输入地的集中倾向尤为明显,仅广东省就吸收了全部跨省迁移人口的1/3。
上述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1)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省际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 (2)纯输出地和纯输入地的空间分布基本没有大的变化;(3)省际迁移人口越来越向几个主要的地区集中,两极分化现象日趋显着。
二、省际人口流动水平的机制分析:模型与假说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将参照有关的人口流动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人口迁移模型,提出理论假说,并对人口流动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讨论对人口流动可能发生影响的各种要素。
其一,地区间工资差距对流动的影响。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又进一步扩大。在社会中只要有差距存在,人们就会在地区间流动,以此来消除差距,实现自我的效用最大化。
其二,获取就业机会的几率。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再高,如果失业率也比较高的话,该地区的预期工资就会打折扣。相反,工资水平也许不是很高,但如果能够比较容易的就业,即失业率较低,人口流入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其三,市场化的进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但这并不能说明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完全摆脱行政的干预。例如,在劳动用工方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也并不能完全自由录用户口不在本地的民工。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小,或者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关系可能会更加自由。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以务工为目的的人口流入会比其他地方更多。
其四,伴随流动发生的各种费用和成本。具体包括迁移的交通费、求职过程中的生活费等直接费用,以及失去已有工作的机会成本和适应新生活的心理成本等。当然,这些流动成本有的可以准确地计算,有的只是分析概念,实际上并不容易把握。为了搞清楚流动成本对人口流动的影响,通常把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两地居民的人际交往程度作为代理变量。如果两地间的距离较近,交通条件也较好,则可以节约交通费,因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上或精神上的成本也可以大大减轻;如果两地居民之间存在较多的血缘或同乡关系,各种各样的生活信息、就业信息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传递,特别是在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现阶段,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对降低距离的负面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面的考虑,把迁移率(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因变量,把两地间各因素的相对差距即X[,j]/X[,i]作为自变量,建立指数方程。
结合变量的定义,就迁移模型中各变量和迁移率的关系,提出6个理论假说:(1)假说一 (收入差假说):A地的经济水平越是高于B地,则A地向B地的人口流出率就越低,相反,B地向A地的人口流入率就越高。也就是说,地区间的相对收入差距是产生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2)假说二(增长速度差假说):经济增长、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较慢地区的人口倾向于流向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即流出率较高,而反方向的流入率则较低。笔者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的相对差距也同样影响着人口流动的相对水平。(3)假说三(市场化假说):如果两个地区城镇非国有部门职工的比率不一样,则从低比率地区向高比率地区的人口迁移率较高,而反方向的迁移率较低。(4)假说四(就业几率差假说):如果两个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同,则从失业水平较高地区向较低地区的人口迁移率较高,反之则较低。(5)假说五(流动成本假说):地区间的空间距离对迁移率起负面影响。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的距离越远,人口迁移率就越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同样的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的负面影响将逐渐缩小。(6)假说六(流动链假说):在两个地区之间,有关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流越大,伴随空间流动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本就会相应降低,从而两地间的人口迁移率也会相应上升。
三、省际人口流动水平的机制分析:数据和模拟结果
笔者将利用人口普查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上述的人口迁移模型进行模拟,并根据模拟的结果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人口普查年的政府统计,以此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城镇非国有部门职工的比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为人口普查年的政府统计;经济增长率取人口普查年之前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率根据两次人口调查(时隔5年)的汇总数据求得,空间距离取省城之间的铁路里程(部分地区为航空里程);把前一个时期流往其他省份的迁移人口数量作为两地之间的流动链指标。具体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后期的移动函数中,X[,7]的数值分别为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间从i省流向其他省份迁移人口的输入地构成比,该数字分别从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汇总结果求得。根据前面的理论假说,如果80年代后期从i地流向j地的人口相对越多,则90年代前期同向的迁移人口也越多。同样,90年代前期从i地流向j地的人口相对较多,则90年代后期同向的迁移人口就更多。为了排除各地区自然、气候等条件对人口迁移率的影响,在迁移模型中导入表示地区特征的虚拟变量。
为了显现迁移率与各因素的关系,选择主要的人口输出地和输入地,在此基础上确定用于计量分析的数据库。具体来说,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选择18个省份(10个主要输入地和11个主要输出地,其中有3个地区分属两方);在人口普查数据中,选择19个省份(11个主要输入地和10个主要输出地,其中有2个分属两方)。这些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在两次调查中,分别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65%和75%。
表2是省际人口迁移模型的模拟结果。为了了解迁移率与有关因素的统计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变化情况,笔者除了对1995年、20的人口迁移模型进行模拟,还把两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更一般性的分析。下面是人口迁移模型的主要计算结果和有关发现。
第一,迁移模型的说明能力。在不含流动链变量的模型中,调整后的重回归系数为0.40~ 0.50,如果在模型中引入流动链变量,重回归系数最高可达0.87。这说明表2的迁移模型有较好的说明能力。换言之,本文给出的社会经济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省际人口流动的相对水平。
第二,经济增长率对迁移率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迁移模型中,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标准化系数)表现出与预期相同的符号,并且有较高的统计有意性。但是,在90年代后半期的模型中,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表现出与预期相反的符号,有的系数统计上没有意义。这说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对地区间人口流动水平发生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人口流动的方向也未必就是从经济增长率低的地区流向高的地区。
第三,人均生产总值几乎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表现了预期的符号和较高的统计有意性。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看,流出模型中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呈扩大趋势,流入模型中的系数绝对值都保持较高的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指标,模拟的结果为本文的假说一提供了统计上的支持,即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是促成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并且这种动力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
第四,城镇登记失业率对迁移率也有显着的作用。回归系数的符号与理论假说四基本一致,即在失业率相对较高的地区,有更多的人口流向失业率较低的地区,而反向的人口流入则少得多。也就是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们在地区间进行流动时,并不是盲目地随便到一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工作、生活信息,在有了充分把握之后才采取实际行动。
第五,城镇非国有部门职工的比率、非农就业人员的增加率与迁移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统计关系,因为有些回归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的不一致,或者因为系数的统计有意性较低,在模拟过程中被排出模型。这个结果意味着,以非国有部门职工所占比率衡量的市场化程度、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对人口的流动水平并不产生统计上的有意影响。
第六,空间距离、流动链与流动水平的关系完全符合本文的理论假说。两个地区相距越远,两地间的人口流动水平就越低,反之则相对较多;但是,如果两地之间以前存在较多的人际关系,则空间距离对人口流量的阻碍作用将大大下降。
从流出率模型1和模型3的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前期,空间距离对迁移率的作用程度在所有的因素中最为强烈,直到90年代后期,其影响力仍大于人均生产总值。这表明,尽管地区之间存有很大的收入差距,但远距离迁移需要很高的成本,以致让很多人打消迁移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间收入差距对人口流动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大,但距离对迁移率的负影响并没有因此而减小。也就是说,假说五的后半部分没有得到模拟结果的支持。
注:这里使用stepwise法推导各模型的回归系数,即最初只选一个与因变量关系最强的因素进行回归,在此基础上,逐次追加新的自变量,贡献率最大的留下,没有意义的自动排出模型。
然而,在包含了流动链变量的所有迁移模型中,可以发现,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水平的影响程度都大大下降了,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从0.4降到0.1左右。这意味着人们在省际是否进行流动,固然会考虑到空间距离的远近,但如果能给自己提供就业信息或其他各种帮助的人际关系在远方,很多人也只能就远不就近了。在邻近地区能找到工作,确实可以节约一些交通费用,还可以避免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精神痛苦,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人们主要凭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人际关系进行就业竞争,否则,远距离的省际流动也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2所示的模拟结果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流动链在省际人口流动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各种各样的就业信息和生活信息通过这条流动链不断地从城市传到农村,从沿海传到内地,由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流动。流动链的存在一方面显现了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的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才可以比较有序地展开。这也许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但无论怎样,流动链的积极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四、小结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跨省区的迁移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人口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地区结构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地区间经济差距对地区间人口流动水平有明显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时间的推移有加大的倾向;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获取工作机会难易程度的代理变量,在迁移模型中显示了预期的结果,人们倾向于流向失业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但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差异似乎没有明显地对迁移率发生作用,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率也同样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有意性。也就是说,人们是否在地区间流动,在于地区间有多大的绝对经济差距,以及获取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是两者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3)以空间距离为代理变量的流动成本对地区间的人口迁移率有非常强的负影响,其影响程度甚至要大大高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且它的影响力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在中国省际的大范围流动,不仅意味着需要较多的交通费用,也意味着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需要付出较多的物质、精神费用。(4)在劳动力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90年代,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流动链为迁移人口提供了就业和生活方面的信息,大大降低了流动费用,克服了距离对流动的不利影响。其结果是,从一个地区迁居另一个地区的人口存量越大,此后便有更多的人口在同方向加速流动。(5)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迁移率的影响似乎不是很明显,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只是诱发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扣除流动成本之后的净收益才是影响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流动成本与空间距离有正的相关关系,但流动链的存在却可以大大降低流动成本,提高迁移水平,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内在机制
篇2：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论文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倍受学者的关注。早在几百年前，中国著名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汪士铎等人便根据当时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状，从不同角度上探讨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为代表学者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角度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控制人口的现实必要性，这是建国以后学术界最早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遗憾地是，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学术研究便就此中断了20余年。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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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国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与优化研究论文
中国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与优化研究论文
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快速城镇化带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进行综述:国外学者Berry首次应用生态因子法来分析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作用及机制，Grossman揭示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呈倒”U”字型内在规律。 Rork构建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双对数模型。 Shen, Kwon等对国家、区域等不同尺度地域进行了实证研究;目前国外对城市与生态环境关系探讨涉及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而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提出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开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关系初步探讨。目前主要运用数理定量统计的因子分析法、模糊物元模型、物理耦合模型及3S空间分析技术等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规律、演变机制及模式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研究尺度上主要有省域、流域等宏观尺度，并逐渐向中微观尺度(市域、县域)深化。探讨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揭示系统间相互作用及影响，总结二者耦合演化规律及机制，成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的重要范式，可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基于此，从耦合分析视角，以31个省域单元为研究区，首先构建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PCA模型测度2000 ~2012年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值;其次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省际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展开探讨，基于GIS平台对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别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得分排序，划分4种基本类型，提出未来我国省际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优化对策，为推进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与规划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都是较复杂概念，科学地构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是研究其耦合协调关系基本前提。参考前人关于耦合协调研究文献，基于数据的真实性、可获得性、可比较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将城镇化系统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4大子系统，在4大子系统上共选择16项指标来说明省际城镇化综合得分值;另外，城镇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人类也具备一定主观能动性，会积极地对破坏的城市生态环境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因此文中将生态环境系统划分为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治理两大子系统，在两大子系统上选取10项指标来说明我国省际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值。
文中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2001~2013年)，空间尺度为中国31个省域单元，省域边界图主要在《中国地图册》(2013)的基础上进行高精度配准并跟踪矢量化获取(未涉港、澳、台地区)。
2结果与分析
2. 1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测度及评价
根据2000~2012年31个省域单元的样本数据，分别对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的各项分析指标标准化处理，基于SPSS17. 0软件平台，采用主轴分解法计算相关系数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及因子碎石图，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初步地判断出所选年份各系统前3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基本接近85 %，因此提取前3个主成分基本能反映各系统的原始数据大部分信息，最后通过测度公式测算出2000~2012年省域单元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值。从城镇化系统看，2000年沪的城镇化程度最高，数值达到0. 488，其次分别京、苏、浙、津，到2012年城镇化系统发展得分排名前5位省份为沪、京、苏、浙、粤;2000~2012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最高，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而中原、西北、西南等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2)从生态环境系统看，2000年的.生态环境得分排名靠前省份有:苏、沪、京、藏、川等，而晋、徽、豫、陕排名靠后;而到2012年晋、陕、豫等生态环境综合得分仍位于低水平状态，这些省份主要以粗放型工业为主，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程度破坏，因此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差。
2. 2耦合协调总体格局特征
基于耦合协调计算公式，测算31个省域耦合度C和协调度D。2000~2012年省际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C E[0.50.8]，说明我国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磨合阶段水平;而2000 ~ 2012年中国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DE[0.3 0.5]，总体上低于耦合度C且协调度D整体上以中度耦合协调为主要趋势;综合来看，2000~2012年我国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C及D均值呈现出上升态势，也说明了研究期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提高。
绘制出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雷达图，着重分析2000 ~ 20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总体空间格局。1)耦合度上，2000年沪的耦合度C最大，数值为0.823，说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在高度耦合阶段，而青的耦合度C最小，仅为0. 202，表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处于低度耦合水平;2012年沪的耦合度C仍得分第一(0. 696)，且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以高度系统耦合为主，而系统耦合度C最小的是藏，数值仅为0.126，说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仍以低度耦合为主;2)协调度上，2000年系统协调度D最大为沪(0.863)，说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位于极度耦合协调水平，而2012年系统协调度D最大值仍为沪( 0. 745 )，不同的是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演化为高度系统耦合协调状态;另外，20002012年我国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度D值最小的都为藏(0.203,0.154)，表明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一直位于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 3耦合协调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GIS分析平台，根据协调度D值区间划分标准，进行空间化显示处理，从而揭示2000~ 2012年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空间分异演化特征。:1)低度耦合协调区:2000年该类型区单元包括:宁、晋、甘、青、藏、疆、蒙，到2012年该区单元主要有:甘、青、藏、疆、蒙，期间宁、晋演变为中度耦合协调。2000~2012年该区主要集聚在藏疆蒙甘青地区，这些地区以粗放型的城镇发展为主要模式，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2)中度耦合协调区:2000年该类型区单元主要有:川、云、贵、渝、陕、豫、琼，到2012年该区单元包括:川、云、贵、渝、晋、陕、徽、豫、黑、吉，其中琼等演化成高度耦合协调。2000 } 2012年该区主要分布在西南、中原及东北地区;3)高度耦合协调区:2000年该类型区单元主要有:辽、冀、鲁、苏、浙、鄂、湘、闽、桂、粤;而到2012年该区单元主要为辽、冀、鲁、苏、浙、鄂、湘、闽、桂、粤。2000~2012年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己形成了良性循环格局;4)极度耦合协调区:2000年该类型区单元主要有:沪、京;到2012年该区单元包括:沪、京、津。研究期间总体上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整体
3讨论
(1)以31个省域单元作为研究区，构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PCA模型测算出2000 } 2012年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系统得分值;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及空间分异探讨。研究发现:2000~ 20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C及D均值呈现出上升态势，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提高，但是东中西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显著。从耦合协调视角出发，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关系及空间分异演化特征，总结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既可以丰富城市地理学研究视角，也可为区域协调优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划分成多个子系统，通过PCA定量模型客观赋权重，避免人为的主观性，并运用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和谐程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可借鉴性，下一步还需细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分析指标选取;与此同时，短时间尺度的探讨能否揭示系统耦合协调规律?哪些因素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格局演化?它们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如何?面临这样的问题，下一步深化长时间尺度系统耦合协调格局演化、机制及模式探讨将是文中重点研究领域，这将为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目标的实现提供更科学依据。
(3)基于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得分排名，以城镇化得分排名为横坐标，生态环境得分排名为纵坐标，将其划分4种基本类型，并提出协调优化建议:1)区域I城镇化高生态环境高，未来在良好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技术人才投入，加快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也需加强区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及改善;2)区域II城镇化高生态环境低，未来应重点关注生态环境改善，突出区域资源优势，转变城市增长方式，走高效生态城镇化道路;3)区域IQ城镇化低生态环境低，未来应通过合理规划及项目引进，改善区域基础设施，修复区域生态质量;不断改变区域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调整区域产业结构;4)区域IV城镇化低生态环境高，未来应努力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变化为区域发展优势，围绕生态环境优势吸引项目，发展区域循环型经济，走高效益低污染区域可持续发展之路。
4结论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2000 ~ 2012年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耦合度c值[0.5 0.8]，整体位于磨合阶段;而协调度D值[0.3 0.5]，低于系统耦合度，整体属于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基于GIS分析平台，将耦合协调度按照区间划分标准空间化显示处理，得到2000 ~2012年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分异，总体上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最后提出未来我国东中部地区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区域发展环境;而西部地区等需要进一步强化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各种要素的投入，并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从而实现未来我国区域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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