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张中行：我的童心，本文共10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张中行：我的童心
张中行：我的童心
碎影多种，也许以这一影为最难写。原因之一是我记忆力很坏，童年更远，“事”还勉强可以抓住一些，“心情”就恍恍惚惚，若有若无。还有原因之二，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童年少拘检，离禽兽更近，心所想，就难得有冠冕的。但躲开又有违以真面目对人之义，所以只好勉为其难，说说现在还有些影像，由翰苑诸公看不值得甚至不宜于写入青史的。分作几项，由没出息起，到有遐想止。
一是无志，至少是无大志。志，当心之所向讲也有歧义，“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是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志是另一种，前者情的成分多，后者情的成分少，我这里说的志指后一种。说无志是由比较来，这比较也是后来的事，即念了些旧的，才知道古人曾经如何。也不敢过于高攀，如刘、项看见秦始皇招摇过市就眼馋，恨不得也如此这般一场，我，也许因为没见过这场面，就连想也没想过。跟谁比呢？可以揪出很多，只说一些形象特别鲜明的。由近及远，先冒出来的一个是南朝宋宗悫，他的叔父宗炳（字少文，就是墙上画山水画，卧游的那一位）。问他有何志愿，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接着来的是东晋祖逖，流传的轶事是闻鸡起舞。据说这鸡是荒鸡，半夜叫，所以与今日离退休老头儿老太太闻鸡鸣就起床去跳迪斯科不同了。再来一个是东汉班超，有个任人皆知的豪举是投笔从戎。破万里浪，早起锻炼，放下笔拿刀枪，都是不甘于居人下碌碌一生。不甘者，总想沿阶梯往上爬也，我是连阶梯也没想过，所以是无志。
二是恶劳。劳与逸对立，逸是也不()避活动，只是不干费力而自己不喜爱的。这样，今日，室内下棋，入卡拉OK 去唱；昔日，刘伶喝酒，阮籍漫游，乃至如张岱之“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就都是逸而不是劳。我幼年没有喜爱什么就从事什么的条件，所以几乎可以说，所有活动都是劳而不是逸，其中最主要的是干多种农活儿。农活儿，由性质、轻重以及惯于由什么人做，可以分为三种，如锄地要由壮年男子去做；用畜力翻地，在前面牵引牲畜，一般是未成年的男子；棉花果实开绽，一般是妇女（包括未成年的）去拾。如此分工，除了重体力劳动之外，像我，男性而未成年，就所有农活儿都要参加。
篇2：张中行简介
张中行
张中行 19出生。河北香河人。著有散文集《负暄琐话》、《留梦集》，论著《顺生论》等。
篇3：张中行简介
近访张中行
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
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
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
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
的尊称），除了编辑的职业敏感外，主要还是他身上那层神秘色彩。
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
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
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
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
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
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
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
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
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
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
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
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
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
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
《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
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需
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
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
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
说没有。我不甘心，“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
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
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
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
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
“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
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
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
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
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
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
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
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
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
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
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
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
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
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
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
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
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
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
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
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
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
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
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
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
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
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
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
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
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
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
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
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88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
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
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
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
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
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
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
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
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
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教徒，这当然是最简单、
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
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
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
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
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
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
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
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
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
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
来。
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
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
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
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
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
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
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
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
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
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
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
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
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
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
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
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
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
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
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
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
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
运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更能引发读者
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
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
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
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
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
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
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
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
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
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
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
篇4：张中行：晨光
张中行：晨光
习见之景，用自己的心灵之秤衡量，像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量很大，殆等于视而不见，例俯拾即是，近如室内的桌椅，远如版块状的林立高楼，等等，都是；另一类量不大，入目，不只见，而且会随来这样那样的情思，例也可以找到一些，其中排在首位的，专说我的一己之私，是晨光。
晨光指东方发白到太阳浮出地面那一段时间目所见的大景观。这景观有变化。以年为背景，冬夏差别最大，冬，晨光来得晚；夏，晨光来得早。以月为背景，月的有无、圆缺、位置，日日不同。一日，以起床早晚为背景，早，有稀疏的星光闪烁，晚，星就隐去。总之，都是晨光，也就都能引起这样那样的情思。情思，无形，以佛家所说五蕴的“识”来捉，也是恍兮惚兮，何况还有这样那样的杂乱，怎么说呢？不得已，只好用以事系情之法，主要说事。事与晨光的关系，也苦于多而不很清晰，挑挑拣拣，想只说两类，哲理的，家常的；家常的还可以分为两种，总起来就成为三种。
先说哲理的，是由辨析逻辑的归纳法来。我当年未疯学疯，念穆勒，念休姆，念罗素，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也可以提出疑问。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出正确的归纳判断，什么样的事例不能，他就是最聪明的人。这样说，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但至少是理论上，也可能办到。可是到休姆和罗素手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那是：归纳判断的可靠，要以自然齐一（永远如此运行，不变）为条件；何以知自然是齐一的？由于信赖归纳判断（赵大、钱二、孙三、李四都死，所以人都要死，等等，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这就成为连环保，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为例，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并非绝对可靠。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和家常两半。
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家常，如傍晚，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就还要吃牛奶。问题是还有那万分之一，通常是早起，忽然瞥见晨光的时候，哲理就闯进来，像是电光一闪，引来感慨万千。
这感慨，化为疑问是()，难道我们的宇宙真是规规矩矩，可以永远托靠的吗？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感谢吧？感谢谁呢？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就这样，我常是始于怀疑，终慨叹，慨叹存在的神秘，己身的微弱。 《；再说家常的，先前一种。事非一，只说一次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卡《年代后期，在通县念师范的时候，照例于旧腊月中旬放假，回家乡年。其时还未改革升放，过年是大事，也是乐事，闲中忙，要买这个买簿j。个，贴这个贴那个，还要听鞭炮声，“今年元夜时”追花会，看红男绿女蒸’语云，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开学的日期近了，只得准备走。只有京公路上有长途汽车，最近的河西务站离家三十里，要九时以前赶驴代步，起程就必须在六时以前。起程了'照例是借西邻王家的呼之为韩大叔的长工送。天很黑，出村，几乎对面不见人。走出六・到村名大新庄的南侧吧，韩大叔牵着驴在前面走，我步行跟着，名得昏暗的程度稍减。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
由衬，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到脚下，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真是个飘动的I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道明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经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
接着说家常的后一种。想哲理，慨叹人生，都是远水不解近如列子御风而行，虽然“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还是不得不返。
样，虽然也曾心逐白云而飞往天边，但天边是不能起火做饭的，于是不得不敛翅落地，仍然公则阿弥陀佛，私则柴米油盐。而一晃就到了庄子所谓“佚我以老”的时期。佚是好的理想，但能佚要有条件，专说主观方面，低级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高级的是“回坐忘()矣”。这些可意的造诣，我都做不到，于是也就只好安于不佚。佚的反面是忙，忙什么呢？只说一种唯心而最放不下的，是感到枯寂，说具体些是心情有如行沙漠中，渴望遇到绿洲芳草。记得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人是日有所思，不得，夜就有所梦。庄子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我不是真人，多有所思，所以入睡必有梦。遗憾的是，梦经常是杂乱的，远离现实的，也就大多是不可意的。我很希望有个可意的“犹恐相逢是梦中”的梦。而有那么一次，我就真人了这样一个梦，真切，细致，简直是梦的现实，使我惊异。可惜的是，和往常一样，梦断之后，情境就成为像是同样迷离恍惚；只记得当时想诌韵语抒情怀，苦思不得，只好略改贺方回句，默诵云：“凌波一过横塘路，渐目送芳尘去。”就是这次梦断之后，我早起出门，望见几颗疏星闪烁的晨光，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确认，在这样的晨光的映照之下，我的生活还不少温暖，并且，今天之后一定还有明天。有明天，我就期待着看明天的晨光，接受明天的温暖。
篇5：张中行散文
张中行散文精选三篇
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
《义务和善念》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快乐与众乐主义》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
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食毒品)，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
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目的难证》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
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篇6：张中行散文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篇7：张中行散文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
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篇8：张中行散文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
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毒)，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
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篇9：张中行：“我的朋友胡适之”
张中行：“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
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作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作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
二，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
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作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一九二一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本文选自《张中行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篇10：张中行：聚讼礼赞
张中行：聚讼礼赞
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如宿昔之准时，送到面前。照例要翻翻，而一翻就像是嗅到一种气味。什么气味？新时代希有，也就难于找个适当的词语来说明。不得已，到故纸堆里去找，而一找就找到个“聚讼”。娘家是《后汉书・鲁褒传》，原文是：
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
文是旧时代的，且过简，要如昔年之学习宝书，对坐谈体会。我的体会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讨论古礼，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我的理解有问题，我说你的理解有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还是未能定于一尊。“笔不得下”之下没有话，这就如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中之“无”，更值得谈体会。我的体会是，谁也不服谁，到饭时，只好各自回家，吃自己尊夫人做的炸酱面，待有机会再争。聚讼是人人说己之所信，而且敢争，如果先师俞平伯先生仍健在，见此奇事，岂不高呼应“礼赞”哉！俞先生往矣，“有事弟子服其劳”，我写。先说扣紧现在当下的主旨是，《文学自由谈》的这一期，气氛不是说教，而是吵架，我觉得很好。这是如坐在街头的某些闲人，恨不得眼前的行人打起来吗？曰，非也，而是有大道理在，这大道理，恕我不避浮夸()之嫌，是用老而昏的眼看，可以窥见一些“精神文明”。于吵架中见到精神文明，亦有说乎？曰有，而且不只一种。以下依次说说。
其一是，唯物论，如实，唯心论，存诚，就应该这样。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对于同一事物，看法不同，正是意中事。这所谓看法，是偏于评价的，如面对一位二八或三八甚至四八的佳人或“所谓”佳人，身高，有脱掉高跟量的尺寸为证，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至于美不美，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常常来于有所偏重，如甲说美，是由于两眼死盯桃花面，乙说不怎么样，是由于迷时装模特，而这位个儿不高。退一步说，所看为全面，还有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不同有更深的根，概括说是性相近而不尽同，后天的经历，或说教养，差别更大。所以不同是常态，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世间的有些事可以更鲜明地说明这种情况，举《史记》为例，古今推为大手笔，可是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宋苏辙，金王若虚，就说不好。人各有见，不放弃如实和存诚，就只好让张三说张三的，李四说李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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