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超功利性论文，本文共9篇，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篇1：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超功利性论文
关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超功利性论文
关键词：
超功利性；社会；审美精神
摘要：
本文梳理了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和艺术家日常生活的超功利态度，并探讨了功利的社会生活与超功利的艺术追求的矛盾与统一，以及这种超功利性对当下艺术活动的一些启示。
一、超功利性的由来
“超功利性”是一个开始于18世纪，后来又被许多理论家将之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关于审美态度的西方美学范畴。超功利性作为艺术的一个特性最早被清晰、系统地提出来是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康德把审美无利害性作为审美的第一个契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他认为，审美活动是超越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的纯粹的精神活动。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或不快感对艺术对象和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一个美的判断只要夹杂少许的利害感在里而，就会发生偏爱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后来的学者把康德的这种审美主张称为“surutili-tarianism”，即超功利主义。
康德的超功利理论使美学的研究由对对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审美主体的研究。这正好与中国传统艺术一贯注重主体精神的表达相应相合。从老子美学思想开始。中国文艺不论是从审美创作还是审美态度上就踏上了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万事万物、观照混沌之道的超功利进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怀”，宗炳“澄怀昧象”，禅宗思想的“破执”、“悟”，宋元山水之“无我之境”，明代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清代刘熙载、叶燮关于“人品与画品”论述，到近代王国维“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以及朱光潜的“心理距离”、宗白华的“静照”。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的这种超功利性已经成了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世界的第一道门槛。若要带着功利、世俗的心态去欣赏传统绘画、书法，去阅读诗歌，定将背道而驰。
二、从老子“涤除玄鉴”到宗白华“静照”：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并没有“美学”之名而是附于哲学思想和文论、画论之中。最早、也是对后世艺术最有影响力的美学思想就在老子的哲学思想里。老子哲学的中心在于“道”。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前就有的混沌状态，道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包含着产生万物的无限可能性。道的这种无目的性和无规定性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超功利思想的发源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老子关于的“涤除玄鉴”论述中。“涤除玄鉴”的第一层含义是要把“道”的观照作为认识世界的最高目的。第二层含义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成见，保持虚静的内心。可以说后来的传统文艺的各种关于审美心胸、审美态度以及艺术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庄子的思想把老子的“道”赋予了更多更新的意义，这些观点都对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认为主体必须超脱利害得失的考虑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获得“至美至乐”。庄子在《大宗师》中写了南伯子葵和女的对话，借女之口庄子说明了一个人要想游心于最高的美――道，必须要经历一个修养的过程，第一步是“外天下”即排除对世事的思虑；第二步是“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第三步是“外生”，即把生死置之度外。庄子把这种“无己”、“无功”、“无名”、“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状态称为“心斋”、“坐忘”。“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坐忘”就是要排除一切利害关系，只有这样以空虚的心境彻底摆脱利害观念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才能达到人生的自由。 禅宗思想是老庄美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它发展了老庄思想，并且比之走得更远。禅宗也追求至高的“道”，要得到禅宗之“道”，不能强求外在的力量，必须破除如语言、逻辑、辩论的执著。可见在禅宗思想里任何功利的思想都无法生存，所有目的性的东西都得排斥掉。禅宗强调“悟”强调心灵的感受。“悟”的状态是和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忘”宗炳“澄怀味象”一脉相承的。只有通过这样超功利状态下的“悟”才能体验到“道”，才能得到“一种瞬间体验的永恒存在”。
老庄玄学禅宗思想融为一体，为以后的文人艺术甚至更广的艺术类型拟定了审美的态度和应有的创作状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可以说也是同出于老子的“涤除玄鉴”和庄子的“心斋’、“坐忘”。宋元山水所推崇的“意境”其本质上也是要求审甍意向表现作为宇宙本题和生命的'“道”。并且要体验到“意境”又必须以虚静空明的审美心境为前提。在明代中后期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影响，在文艺理论界掀起对教条主义和复古主义美学的批判。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在于文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但其出发点仍是希望追求自由独创的精神和表达人的自然本真状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汤显祖之“情”中可以看出。
到近代西方美学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文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就受到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学说的启发，他结合传统美学提出了“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美学态度，可以说实现了关于审美“超功利性”问题的东西方对接。梁启超的美学态度也由“功利的”转向了“超功利的”，并提出了“趣味教育”的办学理念。朱光潜先生早期的美学理论里甚至把“超脱现实”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鲁迅先生也认为审美是超功利的，是“无用之用”。宗白华先生关于“意境”的观点与王国维、朱光潜也同属一派。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他引王羲之诗：“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认为中国艺术的美感正来自空灵静照的忘我刹那，“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使心灵处于一种空灵的状态，在人生忘我的那一刹那，静观万象才能体验到中国艺术的“意境”。这里我们仍然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老庄、玄学、禅宗、宗炳等思想的延续。可见，这种以虚静空明的心态观照宇宙体悟自然的超功利审美精神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断裂过。而且在水墨艺术寻找民族性、现代性的当下，虽然对于传统审美精神有过很多的批判和反思，受到大众文化、政治文化的消解和挑战，但这种植根于很多艺术家心底的超功利思想也一直没有断裂。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超功利性对当下艺术活动的启示
从历史发展来看，不论是文人艺术精神起源的老庄时代，人文意识觉醒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禅宗思想盛行的中晚唐……一直到上个世纪初的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所处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文人艺术精神的超功利思想之所以一直延续，正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功利化的色彩一直很浓。而作为要观照宇宙万物、亲近自然、体察内心的文人艺术来说，以超功利的思想从功利的社会生活中超脱出来获得身心的自由是一种必然选择。应该说中国现在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当下混乱和功利心极强的艺术界，重提超功利性是有必要的。首先对于个体来说，超功利精神不失为现代人回归人的本性、摆脱现实社会的虚无感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其次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个体审美体验的超功利精神和公共事务建设的功利精神之间的关系。虽然审美和功利的矛盾是美学上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二者并非一直处于矛盾状态，而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在经济急需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需要不断调整保障体制需要逐渐完善的当下中国社会，让艺术发挥其超越精神给人民的思想以启蒙，让人民积极主动地生活和反思生活、超越生活，这样的艺术将对社会进步形成有效的思想基础。实现个体审美体验的超功利精神和公共事务建设的功利精神之间并非就水火不容。也许目前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市场秩序和机制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但重提艺术地超功利性无疑会加快这一进程，促进艺术事业和整个国民生产的发展。
篇2：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品格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品格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论文摘 要: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又是体验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等多方面因子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因而,由此而孕育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有着它的独特品格,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
中国传统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只能是存在的诗性之思。
一、人生哲学: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正如许复观所指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极为鲜明和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在对于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之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
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已。
禅宗美学也因其具有人生美学的内容而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禅”则体现着禅宗美学的一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禅宗美学是将禅视为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人性的灵光,是生命之美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法性,是万物生机勃勃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美的最高体现。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又是禅宗所讴歌的最高的审美境界。禅宗美学使中国传统美学加深了对于人生、宇宙的诗性领悟,同时也使中国传统美学增添了于现世人生中使人生诗性化的内容与理论。
二、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美学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体验美学。
现实人生包含了生命与生活,人的生命世界与人的存在状态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生命感受,体验、反思之中孕育出来。无论汉字“美”的最始初的文字,还是许慎“羊大为美”之说,都与中国原始生殖崇拜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观念,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气”是生命的本质。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只有具有生命的特征,生气灌注,气韵流转,才有了文学艺术之美,而中国传统美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也都是由生命的生气之美衍生而来的。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并建构起来的,从而又体现出鲜明的体验美学的特征。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美学特征,强调由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的,深入到内部实质的领悟,并最终沉潜于深层生命意蕴的感悟,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主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生命与活力的融合,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把审美体验概括成“味”,并发展出诸如“体味”、“玩味”、“寻味”、“品味”、“研味”等一系列丰富的范畴、理论,它们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性质,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或表明审美体验的不同方式。在审美体验活动中,中国传统美学又十分强调主体的积极参与,内缘已羽,外参群意,随大化氤氲流转,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最终趋于心源与造化的大融合,即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有限的现实时空的超越而获得一种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与高蹈。而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存在方式,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美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与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根与干,艺术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花与果。对人生美与艺术美的研究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特色的人生美论与艺术美论。人生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之中,人是最为宝贵的,“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禅宗,都把对人与人生的探索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
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出追求人的审美极境的审美境界论。认为美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着人在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而审美活动,则通过澄心静虑,通过直观感悟,顿悟人生真谛,获得审美极境。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境界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人生境界论趋于合一。最高的人生境界(审美境界)是心灵的超越与升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儒、道美学,还是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在道家美学中,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庄子美学更有着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向往。佛教禅宗美学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使心与真如合一,来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
由于各自思想的差异性及其宗旨、目标的不同,儒、道、释三家美学各自在对于人生的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中,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儒家美学发展出了“和”的审美思想。强调美与善、情感与理智等方面的和谐统一。道家美学发展出关于“妙”的审美理想。强调审美体验并不仅仅在于对自然万物形式美的把握,而且在于体悟其中所蕴籍的作为美的生命的本体的“道”与“妙”。体现了禅宗美学重视对人的内在生命意义的体验,推崇对人生的一种随缘在运,自然适意,宁静淡远,而又圆满自足的自由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人生审美境界的追求,也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审美价值取向。还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这种追求因其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而使心灵返朴归真,进入生命的澄明之境,而升华为一种审美人格。
四、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美
如果说人生美构成了中国传统人生美学的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根与干,那么,艺术美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绚烂的鲜花与丰硕的果实。这种中国传统美学中向诗性栖居的生成的关注与追求,现实地展开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方面,将个人不幸与家国忧思汇融一体,以诗发愤抒情;或者以诗排解内在心灵焦灼,安顿生命。
从而诗(艺术)成为趋向诗性自下而上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发展、人格的养育与建构历程中,艺术又成为人生现实地超拔为诗性栖居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兴于诗”、“成于乐”(《论语·泰伯》)、“游于艺”(《论语·述而》)。这种诗意栖居的向往与追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性个体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知识群体共同的心声,从晋代的兰亭之会到宋代苏轼及苏门四学士等的西园雅集,都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美学将艺术也看成同人一样的有机生命体,对于艺术美的看法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刘勰说:“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基于人化的、以人拟艺的美学观念,中国传统美学形成、发展出了十分丰富、重要的并且具有独特特性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美学理论。如“形”“神”“气”“韵”“风”“骨”“筋”“血”等等。这些范畴与思想之间相互关联而发展出了关于“形神”、“风骨”、“气韵”等等,而这些丰富、繁多的理论范畴,又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形成一个十分宏大的美学理论体系与美学范畴体系,共同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一个突出方面。
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将艺术看成是一个犹如人一样的有机生命整体,从而以人拟艺,而且也将艺术生命的特征与艺术创造主体的特征相联系,因此,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一类的美学命题与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从而中国传统美学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家的气质、才识、志趣、学养,乃至于情感、心理、生理、艺术创造力等等诸多因素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而言,是为解决、思考诗化人生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并且,艺术也成为超越死亡,走向不朽的途径,如曹丕所言
篇3：大庆精神经典语言的美学特点论文
大庆精神经典语言的美学特点论文
一、感情奔放
石油工人大多性格粗犷豪放，情感外露，这使大庆精神经典语言具有感情奔放的特点。经典语言有对党、祖国的爱：“国内打井要有一股劲，一股不服输的劲；国外打井要有一口气，一口为国家争光的气！”（李新民语）有对人民的爱“：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有对工人兄弟的爱“：多好的工人啊！”（王进喜语）有对工作的爱“：我的梦想是多打井、打好井，多找油、多产油，让国际大公司信服我们。”（李新民语）有对亲人的爱“：我可能看不到妈妈了，母亲这一辈子很苦，你就用这点钱为我尽尽孝道吧。”（王进喜语）强烈的使命感，深沉的爱，使献身石油事业的昂扬激情和母子离别的缠绵之情浑然一体，艺术境界格外雄浑博大。
二、形象美
大庆精神经典语言的主要功能是阐述观点，说明道理。而说理如果采用政治说教、直抒胸臆方式，容易笼统、枯燥、单调，缺少感染力，难以深入人心。大庆精神经典语言大多来源于英模的语录和工作文件，其交际目的主要是教育和引导职工的思想和行为，因此，需要生动、形象，易听易记。基于这一语言交际的需要和形成机制，大庆精神经典语言很少有枯燥的说理和简单的推论，大多借助“形象”来赢得通俗易懂、感染渗透的美学效果。
（一）运用修辞格使语言获得形象的神韵
运用修辞格使语言获得形象的神韵，能给人更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如“肥的瘦的都吃没了就剩骨头了，怎么办？我们就千方百计把它做成排骨，成道好菜。”（王启民语）用“肥的”肉“瘦的”肉和“骨头”，来比喻“石油储量高”“石油储量低”“石油储量更低”，而用“排骨”“好菜”来比喻完成艰巨的任务，打造“精品”。再如“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这里运用了粘连修辞格，用粘连词“填掉”把具象的“井”和抽象的“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用“打”联系起来，表层的“打废一口井”和深层的“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虚实相映，表现了铁人王进喜对打废一口井的深刻认识。
（二）运用托物言志的方法增强语言的形象性
这种方法能够激发读者深入领会“言外之意”。比如“我一定要永远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建设贡献我的一切力量，像一棵松柏树一样，永远青翠刚强。”（王进喜语）“我”为石油工业建设作贡献的决心之虚，是从“松柏树”之实中生成的。“松柏树”“刚强”品格和王进喜“石油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和行动之间具有相似点，王进喜的志向以“松柏树”的特点为核心展开，“松柏树”表达了王进喜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和思想感情。
（三）运用俗语和歇后语
增强语言的生动性比如，“三个叫驴拴不到一个槽子上”是俗语，王进喜用这句俗语表现工作能力强的.人在一个集体中加强配合的道理。“孙猴儿当了弼马温就不知道官儿多大了”是歇后语，王进喜用这句歇后语表现了当了干部以后仍是普通一兵的人生观，具有生动性，富有感染力。
三、简洁美
清人刘大魁在《论文偶记》中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2]意思是写文章时，写作功底深、用词感情真切、阐述的道理正确文字就简约，即文章简约的基础是内涵，内涵决定了文章的简繁。大庆精神经典语言是大庆油田50多年开发建设历程的高度概括，具有丰富的内涵，无论是蕴含在工作文件中，英模的先进事迹中，还是英模的语录，或经过概括，或经过集中提炼，都打造成一颗颗语言珍珠，具有鲜明的简洁美特征。大庆精神经典语言力求以最少的语言符号，实现传递信息的最大值，直接、集中、鲜明地反映石油工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达到了古人倡导的言简意赅语言生成和使用境界。“关键时刻决不离开井场”（李新民语）10个字表现了大庆新铁人李新民深入基层、扎根基层，把每一项具体工作做到扎实牢固的工作目标和态度。“在1205队一天，就是1205的人！”（李新民语）“说一千道一万，只是一个字，还得干。”（王进喜语）这几个句段，都是省略句，或省略了主语，或省略了连接词，最大化地减少音符数量，将丰富的语言信息快速传递出去，高度概括了1205队“干”是硬道理的石油工人的壮美品格。大庆精神经典语言多类型的语言美为大庆精神的深入人心和广泛流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也为现代汉语创立了新的语言风格典范。
篇4：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中女性审美的研究价值论文
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中女性审美的研究价值论文
论文关键词:女性审美 中国美学史 审美研究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女性审美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问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学术空白。中国美学史这种女性意识的淡薄，其实蕴藏着权力的性别密码。女性审美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女性研究与审美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女性学科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更加完善;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审美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促进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自我深化。研究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和气质，因而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女性审美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问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学术空白。这个被美学家所遗忘的学术盲点，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中还潜在着巨大的文化增殖意义。
一、女性研究与审美研究的关系
女性审美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女性研究与审美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女性学科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更加完善。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看，女性研究离不开审美研究。审美作为一种超越功利、超越利害的感性活动，不仅是人类超越有限自我、抵达精神无限性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审美作为一种人类放飞自我、寻求心灵诗意栖居的活动，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正像薛富兴先生所说:“审美是什么?是追求即使性感性精神愉悦的活动;审美精神则是以即时的感性精神生活肯定现实人生，并最终能恋世乐生。①因为他认为:“人生首先是种感性存在，感性事实。审美感性虽以精神性为基本立场，然又以视听感性、生理感性为基础。②薛富兴先生指出了审美的实质，即审美活动的现实亲和性。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审美并不是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神话，而是每天切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通过审美，我们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种种苦难和羁绊，而沉醉到一种莺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境界，去与真实的自我相拥抱，去与真实的大自然相交接，去与最生动的生活相触摸。
审美既然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最基本生存方式，那么对女性研究来说，缺少对审美的研究就是不完善的。从另一个层面讲，在女性与审美之间，具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性别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父权制文化。作为拥有文化霸权的男性，他们在更多时候追求的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而不是把非功利性的美的事物作为追求的极致。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观念领域，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文化对特定历史时期审美意识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在实践领域，男性也由于其自身独特的社会主体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更多的实际的审美实践活动。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所进行的审美创造—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甚至是女性对自我形体美的塑造，同样对一个时期审美意识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许与男性相比，女性与美的感性事物之间具有一种更亲密的内在关系。但是，关于女性和审美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一直处于闽如的状态，人们往往以俯瞰一切的目光来看待中国美学，而缺少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
从美学研究的角度讲，美学研究也离不开女性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是美学展开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但在传统美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以大写的人的概念遮蔽了对小写的有性别的人的分析。这种忽视性别意识的美学研究，貌似客观公正，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描述，因为它以牺牲女性的审美经验为代价。在本质上，这种审美活动是以男性的审美视点作为内在视点展开的，即以一种隐蔽的男性目光来审视一切，包括对女性美的审视。这种抛却了女性审美经验的关于审美活动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残缺的研究。以前，我们曾经在这种审美活动貌似客观公正的真理性书写面前陶醉，如今，这种“真理”却遭到了挑战和质疑。因为，根据“交互性”理论，任何一种“事物本身并不具有本体性，仅仅从事物本身寻求事物的意义是不够的，事物的意义必须到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之中去求致”。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观点来了解观点，借助经验来总结经验，通过言语来阐释言语，立足文本来理解文本”。审美经验也是如此，人类审美经验不应仅仅从男性那里获得，也需要从女性那里获得，男性和女性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解释、相互阐发的关系。所以，理解人类的审美经验，我们不能仅仅立足于男性的立场来做出判断，也要结合女性的审美经验来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人类的整体审美情景做出较完整的描述。因此，女性作为人类生命群体的另一半，应该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和审视。关于女性的问题虽然在社会学领域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在美学领域，女性审美问题还基本是个学术盲点。
二、女性审美研究与中国美学史的关系
女性审美研究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审美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促进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自我深化。
女性与中国美学史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国很多美学范畴的生成，都是女性审美文化直接参与和建构的结果。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美学范畴，如“韵”、“逸”、“玄鉴”、“虚静”、“自然”、“中和”等，都和女性文化和女性审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些范畴的主阴特质和女性文化的内在精神相契合，并受其影响。以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最高范畴的“意境”来说，就是以玄远、虚静为特质的，而玄远、虚静、自然等范畴则更多的是与女性文化而不是男性文化联系在一起。
就中国美学史的整体精神看，它几乎始终崇尚一种阴柔虚静、玄远飘逸的气质，并以此作为美学上的最高追求。换言之，中国美学并不是以阳刚作为最高的美学境界，而是把阴柔作为最终的美学诉求。虽然阳刚和阴柔是中国美学史上两大并行不悖的美学风格，但就它们在美学中的实际位置而言，其实是不平等的。中国美学这种“崇阴”的特点与西方美学“重阳”的特质迥异。
在中国美学中，由于父权制文化的影响，女性在审美活动中更加地以审美对象的姿态出现，她们相对于男性更多地注意自我的外在仪容美、服饰美、体态美等。女性这种具体的审美实践活动，对中国古代审美思想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我们进行中国古代身体美学的研究无疑也具有深刻意义。
女性审美虽然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女性审美的历史性缺席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关于女性审美的研究基本上也是一个学术盲点。事实上，传统美学本身就是一个性隐喻的象征系统，在这里进行言说的，不仅有男性的声音，更有女性的话语;不仅有男性对这个社会的窥望、对美的事物的感触，更有女性对美的.事物的精神抚摸。但在美学史写作和传统美学的研究中，女性审美基本上是整体性的不在场，占据美学话语中心位置的，都是男性的审美话语，而女性独特的审美经验、审美理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书写。正像福柯所说，知识中蕴藏着权力的运作。同样，在美学史写作中，也蕴含着性别的权力密码，这就是以男性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理想为价值中心的审美理念。因此，认为美学史是价值中立的、与性别概念无涉、完全是一种精神的幻觉想象的传统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重建一种女性特殊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美学史，从而改变过去研究局限于古代与现代的区别、中国与外国美学相区别的狭小领域，而代之以女性审美的视域。展现女性审美不同于男性审美的独特品格，挖掘女性审美对男性的重要意义，最终目的是改变以男性审美为历史主体的局面，重建一种新的审美平等关系。
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审美泛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过去传统美学所关注的审美对象基本上已经衰落，而以前处于各种边缘境地的美学现象、美学问题却日益得到重视。在这种情形下，女性审美理应成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中国古代女性的审美活动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当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以专题形式实现自我深化的一种特殊途径。换言之，这也是从审美主体角度、女性审美研究这类特殊专题角度对中国美学史所作的深化研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美学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女性文化、女性审美的重要意义。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味到中国美学所内蕴的基本精神，而离开这一点，对其进行的任何阐释都将是不得要领的。遗憾的是，在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中，我们对此都忽略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西方，女性审美问题已经日益引起女性主义者的重视，她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建立了女性自我的美学。女性主义美学反对传统美学以优美(阴柔)和崇高(阳刚)的二元对立来界定女性美和男性美，它认为，“这种二分法将人体的自然性别特征加以凝固化、本质化，实质上是将人体的社会属性(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男性的控制地位)本质化为人体的自然属性。”因此，“它站在反叛的立场，完全拒绝传统美学对于女性美与男性美的界定”。另外，西方女性主义美学还认为，传统美学追求的完整、统一、和皆、优美、清晰，等等，实际上就是男性霸权在审美上的表现。为了与之相区别，女性主义美学极端张扬非理性因素，推崇断裂、零碎、矛盾、晦暗的审美价值。由此，西方女性主义美学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美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女性审美问题在西方虽已得到研究，但在目前的中国，它还没有真正作为一种学术问题得到重视，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的研究更几乎是一种学术空白。
因此，我们必须展开对女性审美的研究，以期使传统美学研究对女性审美经验遮蔽的情形得到些许修正，从而使人类的整体审美经验都得以真正的书写，使美学学科的建设更加趋于完善。
三、传统美学中女性审美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研究传统美学中的女胜审美，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和气质，因而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传统社会中女性“德色结合”的审美取向对现代女性审美的现实意义
由于受儒家伦理型文化的长期影响，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女性一般持“重德轻色”的审美取向。这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而且也内化为女性对白我的审美认知。女性这种“重德轻色”的审美价值观念，虽然在总体上是以“德”作为审美的重心，但就人体美本身来说，依然是仅仅把美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因为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外，人们对男性美的要求基本上是“重德默色”的，虽然在重视德行上人们对男性的要求和女性一样，但实际上，人们在审美方面却把对形式美的审美期望与女性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的确，在传统社会的审美活动中，女性是作为审美客体、被男性欲望窥视的对象而出现的，而女性自身的审美诉求却长期遭到忽视，这种对女性美的特殊要求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当今社会，人们对美的要求虽然越来越多元化，但就女性自身来说，在价值观念上，受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依然很深。实际，当今女性的唯美倾向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为了美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极端个案譬如“”现象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了符合男性制造出来的美的法则，女性可以削足适履，改变上帝赐予的天然面目。当然，按照刘成纪先生的说法，“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昭示了人的异化的根本层面—身体的异化，当身体也可以按照人的自由意志去生产，人就彻底沦为技术时代的奴隶”;但另一方面也昭示了“美学层面的合法性”，“它的合法性源于现代社会的人权观念”。
在德与色的路途上，女性的跋涉充满了艰辛。但现在，是到了改变男性中心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时候了。在审美的王国中，男性的霸权地位也理应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得到改变。因为人类和谐社会的建立，真正的美的理念实现，不仅仅需是男性的努力，更需要女性的积极参与。只有这样，美的理想图景才有可能实现，女性自身也才能从美的侄桔中解放出来，实现美的真正的自由。
2.传统社会中的女性“阴柔美”对现代女性审美的重要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不仅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受道家文化的制约。而道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阴性文化，它推崇玄虚、静柔、无为，这种受母系制影响深刻的文化对中国艺术和中国的女性审美都产生很深的影响。正是这两种文化因素的双重合力，才最终造就了中国古代女性“阴柔婉约”的含蓄美，这种“阴柔”美的风格与男性的“阳刚”之美形成了极大反差。“阴柔”的女性美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审美，而且与中国基本的艺术精神相契合，甚至对传统社会中“中和”之美的审美观念的形成也有很大的作用。
时至今日，人们对女性审美的基本观念仍然是以“阴柔”为主体，这种对女性阴柔气质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女性自然鲜活的生命力。因为人们刘女比阴柔气质的张扬，实质上是将人的社会属性本质化为人的自然属性，也是审美领域专制化的表现。在这个后现代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的时代，二元化的分类法日益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已经对它的合理性提出挑战。因为这种二分法在本质上，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都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男性与女性只能局限在这种美的法则之内，而不能对自己蓬勃的生命力进行自由的表达和书写。
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原女性和男性本来的自然美，重新给子他们一个关于美的自由法则，让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有选择美的权利。
篇5：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教育技术的人文导向论文
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教育技术的人文导向论文
论文关键词：美学 教育技术 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人学，其中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当代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出现了偏重技术开发而轻人文理论研究的倾向，这带来的后果是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内的人文精神淡化。本文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角度出发，对教育技术人文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针对教育技术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引言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颇受西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导致技术至上主义盛行。技术至上主义崇拜技术，认为技术手段可以战胜一切，改造一切，无法辩证地看待技术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理论，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有可能导致教育技术发展的危机。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目前技术至上主义还很有市场。笔者从我国传统美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教育技术人文发展的现状及传统美学对教育技术的人文导向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针对如何科学地看待技术对教育的支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当代教育技术的人文发展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的内涵被无限扩大，从而导致科学万能论和科学主义盛行，这在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随着科学主义教育技术观深入人心，及其对技术、工具手段的追捧，使得人们无法正确对待技术和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客观上造成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内技术凸显、人文凹陷的局面，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科学主义过分夸大技术的决定性，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人的教育主体地位，导致教育对人的琉离
无论教发展到何种程度，教育的主体永远都是人，如果人的主体地位被技术掩盖的话，其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科学主义教育技术观崇拜技术、工具手段的运用，忽视教育技术应用中的人文关怀，其误区在于忽视人的教育活动主体地位。何抗教授指出:“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是‘借助技术的教育’。”川即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以人为主体的教育，而不是技术的具体实现手段。
2.2重科技教育而轻人文教育，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内的功利主义倾向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教育技术提高教育成为可能，但人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容易犯迷信技术、模式化、功利主义等错误。目前，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并且都有比较系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这些课程体系大都“体现了对学生技能性和应用性的重视，这大致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应看到办学思想的‘急功性’和‘应急性’，这就造成了培养的教育术价值规律目前只能限于熟练操作，使用技术手段这一层次上难以在教育教过程中综合性、开拓性地应用技术手段。”这种重技而轻人文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倾向于从技术哲学的单维角度去考虑如何使用教育技术来提高教学效率，使学习者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以适应知识增长的压力。这就相当于把充满个性化的教育对象当成教技术的“原料”，只关注其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对其内心的完善则漠不关心，这样培养出来的教育技术人才只能称得上是“工匠”，而不能称之为教育家。
2.3教育中“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倾向使得教育不似原来充满人文关怀，不利于师生人格的相互渗透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扩张，既便利了师生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容易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交流的机械化。传统教育中的师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非常注重彼此间情感和人格的互染，而当代推崇的“人一机”交往模式使教育中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倾向，无法满足学生交往的`需要、爱的需要、情感的需要。
3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教育技术人文缺失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美学关注人的存在，重视提高人的学一贯强调社会关怀和道德义务的境界，道家美学则推崇内心平静与自我超越的境界，两者之间虽然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又相辅相成，共同标举一种人文精神的善美境界。在科学主义教育技术观盛行的今天，我国传统美学中关于“人”的学说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健康成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3.1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人本思想对教育技术的人文导向
中国传统美学立足于人，始终关注人的精神发展和人的生活意义，其中贯穿着一条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人文主义主旋律。无论是儒家美学，还是道家美学，都非常重视人的问题，体现了强烈怀，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紧张关系，但二者在以人为本这一方面是一致的。孔子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强调以人为目的，表现出对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创造的尊重。老子则把人和道、天、地共同看作宇宙中的四大，把人作为根本关怀的对象，表现出对人主体地位的尊重。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人本思想，对于教育技术中人的主体地位被技术掩盖的倾向，无疑可以起到一种纠的作用。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的教育，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才是教育技术追求的终极标。站在人文的高度去认识教育技术的本质，用先进的教育技术为受教育者营造人性化的教育环境，不让技术取代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这样才能使教育技术上升到人本化的高度。
3.2擂家的“乐教”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教育技术的人文导向
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都主张通过审美和艺术来促进人的精神发展，而不追求某种欲望的单纯满足，即以一种朴素、平淡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事物，对物欲的扩张持克制的态度。古人认为的“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乐记・乐情》)，就是说音乐是不能单靠技术来完成的，其中传达的情感和意境才是音乐的精华。老子认为的“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也就是说要给人充分的自由，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无为”的方式实现“有为”。
教育技术已经上长升到由技术、教育、美学等多维构成的复合形态，单靠技术显然无法实现其教育功能。教育工作者应该更加重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正如演奏音乐一样，教育技术教育功能的实现，不仅靠技术手段，而且要靠先进的教育想和对充满个性化的学生的人文关怀。同时，教育工作者也应该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将教师的主导力量化为一种“无为”的方式，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看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提高学习的自主性，使其个性得到更和谐的发展。教工作者应该从多维的角度去审视教育技术的学科性质，纠正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等错误倾向，实现教育技术的艺术化。教育技术只有实现了艺术化，才能真正体现教育的以人为本，其功能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3.3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教学思想对教育技术的人文导向
我国传统美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教学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已经认识到教育是在一种对话、民主、平等、自由的教育情境中进行的价值引导和自主构建的过程。《学记》中有“教学半”“教学相长”的论述，认为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启发。道家崇尚自然无为之美，其育人思想主张重视学生的自然性，认为外物的过多干涉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他们主张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增强人的健康素质，即把人作为最终目的，强调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教育技术对技术的过多使用容易导致教育的机械化、模式化，不利于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教育技术应该努力为师生营造一个更为平等、宽松的教育情境，使教师能够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做到因材施教，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感受和体验，使其能够在一种和谐的情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受到人格魅力的感染。另一方面，教师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自身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4结语
我国传统美学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注，在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领域受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影响颇深的情况下，未尝不是一种启发。要实现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恢复其中失落的人文品格和人文精神，而我国传统美学中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品格和人文精神。西方教育家的“启发式教学”和“建构主义”，《学记》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理论，并且其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注意汲取我国传统美学中的丰富营养，以实现教育技术中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的和谐发展。
篇6：浅谈海德格尔美学之思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再发现论文
浅谈海德格尔美学之思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再发现论文
论文关键词:海德格尔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解读 构建
论文摘要: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不仅对西方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民族审美精神的理解。以海德格尔的精神实质为指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美学、为传统美学“去蔽”，实现当代中国美学在回归中超越，将会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1.引言:哲学的转向―存在之思
海德格尔的思想博大精深，融会东西。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海德格尔关注科技时代中人类总体的生存状况，他的思想充满了浓郁的危机意识和现实的人文关怀精神。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精神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宣告了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终结，堪称对西方两千年哲学思想的总体性反思。
“存在”(Sein)无疑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标志性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德格尔思想的重心就在于重新阐释“存在”的意义，“‘存在’毋宁说是最晦暗的概念”。传统哲学将“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将“存在”定义成为“存在是什么”，而“……是……”正是形而上学对表象世界进行说明的“根据律”。由于作出这一判断的主体是人，世界因此便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主体“人”和被认识的客体―“世界”，主体与客体二元分裂的格局由此产生。西方传统哲学自柏拉图开端，无一不是把追问普遍最高的本质作为目的。这一普遍本质在柏拉图那里是“理念”。他通过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确立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笛卡尔正式确立了“我思故我在”这个第一哲学原则，人成了一切事物的中心，主体性原则被正式确立起来。在海德格尔看来，主客二元对立的错误是由于首先人为地设定一个孤立的主体，这完全是对实际存在状态的虚构。由于这种传统在哲学史上是自柏拉图开始的，因此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终极任务就是要承续前苏格拉底之宗，通过追问“存在”，化解主客二元对立，为哲学开辟新的道路。
这条新的哲学道路的开辟以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存在”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是以一个活跃的动词形式出现的，即以“怎样”的方式来追问而不是规定它是“什么”。存在总是某个存在者的存在，绝没有超越于存在者之上的彼岸的存在”。至此，一个关键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是哪一个存在者领会着“存在”并向‘。存在”发问?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发问的存在者，只能是我们自己。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这一术语来标识这种发问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是“此在”最根本的存在状态。“此在”与世界浑然一体，呈现一种不分主客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此在”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所有在者的意义都是通过“此在”来展现的。“此在”领会着“存在”。“此在”自身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生存规定着“此在”，因而对“此在”的分析就转变为对“此在”的生存论上的分析，“此在”所有存在方式都可以归人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各种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此在的存在论是“基础存在论”。至此，海德格尔以“此在”的生存论即“存在一元论”取代了“主客二元论”，为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2.基础存在论之美学意义
海德格尔后期以“存在”为依据，将其哲学思想延伸至美、美学、美学史、诗、语言与艺术等基本概念。海德格尔开创的新的哲学道路对西方美学的深刻影响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建立在基础存在论基础上的存在主义美学把美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恢复了美的本体论地位，为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阈。
近代西方美学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美学。它撇开了美的现象探索美的“本质”，探寻美的事物之所以为美的根据，并把美的'规定性当作美的实体。西方现代美学正是以反对这种知识本质论为开端的。这种反对的呼声由叔本华、尼采，等人发起，经由弗洛伊德、狄尔泰、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现代美学的首要任务。但是无论是反对理性主体、强调“生命意志”的叔本华还是强调“非理性本体”的尼采都未能最终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畴。狄尔泰虽欲以“生命体验”为基点取消主客二元对立，却始终站立在一种虚设根基状态上。真正意味着对近代美学彻底革命、标志着西方现代美学的完成和后现代美学开始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
首先，此在的基础生存论从生存论的非现成性识度消解了美的现成存在。形而上学的“本质”式追问引诱我们发问:“美是什么?”而从基础存在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发问是建立在“存在的遗忘状态”之上的。当我们问“美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领会了美的存在。而“此在”的“在世界之中”的思想方法迫使我们认为: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绝不是现成存在，它们只能在某种活动中生成。从对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研究转人审美活动的研究，并且从审美活动中形成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美的问题由“美是什么”转向“美如何存在”，美的间题在“在之中”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其次，基础存在论强调“此在”的“在世界之中”。欲实现人与人、世界、自然的和谐统一，海德格尔强调通过艺术“召唤”这样一个“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世界，从而获致人的“诗意地栖居”之所。通达此境界的途径并非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张的“静观”，而是“诗”，或者说本真的无“遮蔽”的语言。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从“此在”出发，以处于生活与自然之中的人为对象，通过“诗”的途径让“存在”“去蔽”敞亮起来。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说，存在者之存在的“显现”就是他的审美状态，即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就是基于其自身的审美状态。美即无蔽之真理的显现。西方传统美学中始终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美，以及美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在海德格尔所构建的本体论中得到了解决。海氏对“美”作了这样的界定:“美是真理作为无蔽而发生的方式之一。”美与真理是统一的，美是真理得以显现的一种方式，真作为美而显现。
中国传统美学自老子美学开始一向祟尚自然，其中蕴含着古人普遍的人类关怀和价值取向。数千年以来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形成了玄机独具、博大精深，有别于现代西方美学体系的独特的美学体系。如何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思想中找到解读中国传统美学的新道路并为当代中国美学的构建找到方法论的根基，这将是一个非常有启示意义的研究课题。
3.通向“大道”―中国传统美学的“去蔽”
前面说过，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美学思想对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更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借鉴海氏的美学思想为中国传统美学“去蔽”?如何重新解读中国古代艺术典籍?如何使当代中国美学在回归中超越，并建立起真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
自鲍姆嘉登以来，西方现代美学就是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其基本方法因而也是一种直逼“本质”的追问方式。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这种对艺术和美进行概念逻辑式的本质性追问。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有大量关于美的论述，却并没有从学科的高度对“美”和“艺术”进行总体反思。中国古人对美的认识是多元的，从来都不是以“学科”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当现代美学在“西方语境”中被引人中国，我们开始以西方的逻辑思辨方法来研究和分析美，这种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的传统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遮蔽”。中国重直觉、非逻辑的、非科学的、非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被斥之以“落后”、“神秘主义”之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艺术之思产生了一种遮蔽，致使一些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概念来表述的命题，如“神韵”、“风骨”、“妙悟”、“味”、“远”等被排除在了美学体系之外。 首先，当代中国美学的构建与发展必须突破西方现代美学所持有的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从海德格尔研究中，我们找到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惊喜。他所开辟的新的道路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学界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与深人理解。华夏文明本身是没有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中国的先哲们总是从人的现实生存与具体的生存体验来把握、感受与评价事与物。它是一种不能用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来衡量的另一种哲学思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始终围绕着社会和人生展开，具备有别于西方美学的三大特征:“致中和、虚守静、尚神韵。“美”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世界中是一个建构的、开放的话语范畴，涉及个体生命存在的方方面面。一些著名的美学命题，如“气韵生动”、“妙悟”、“风骨”等只有从生存论的角度体J晤，才能把握其中的精义。审美者必须进人具体的审美境域、在当下的审美活动中构成对这些范畴的体认，用全部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境界去领悟与感受。这种美学思维方式正是在生存中、在与诸存在者的共在中领悟美的真谛。没有主客二分就难以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点曾被视为华夏文明在近代落伍的主要思想根源。海德格尔提出从此在的生存为出发点来把握诸存在者的存在对中国学界极有启发。建立在基础存在论基础上的海氏美学思想为我们重新阐释与评价中国美学的元典籍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其次，借助海德格尔的“大道”之思可以对中国传统美学中“道”的范畴重新解读，并为其找到方法论根基。中国古‘代美学具有鲜明的以“道”为体的特点。“道”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有神秘色彩的字眼，“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传统美学以“道”总揽万物、统领众美。“道”作为一种审美模式昭示了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中国古代对于“道”的探寻大体循着以老庄为代表的“天道”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人道”展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偏重于人道的探究，将“道”作为社会人伦的最高准则。而老庄的“天道”思想对民族审美心理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道家将“道”作为自然无为的宇宙规律，“道”是对无限的宇宙生命最诚敬的慨叹和最真切的感悟。道家之“道”具有“朴素、变易和博大等审美特征”。fah它无所不备，无所不有，无所不长，无所不用，，老子称之“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25章)，庄子称其为“大全”(《庄子・田子方》。老庄推崇的大美既像“道”一样具有独立自足性和普遍适用性，“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25章)，又像“道”一样天然素朴，不加雕凿。
在后期的思想中，海德格尔用“大道”(Ereignis)代替“存在”一词，这种转向表现出其研究的视角已拓展到与东方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的对话与交流中。“大道”比“存在”更具有原发性，更具活力。我们不能按形而上学赋予我们的思维方式问:“大道是什么?”因为“我们既不可把大道表象为一个事件，又不可把它表象为一种发生，而只能在道说之显示中把它经验为允诺者。我们不可能把大道归结为其它什么东西，不可能根据其它什么东西来解释大道”。如果把人与存在的问题看作海德格尔思想的起点，那么“大道”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最终指向。“大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既有澄明，又有隐匿，还有由隐到显和由显到隐的运作。“大道”与“道”产生的根源不同，却具有相似的精神气质。海德格尔对“大道”的阐释都包含着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如果以海德格尔的批判反思的精神实质为指引来解读东方的“道”，将有可能使我们对中国哲学与美学的一些特质和中国美学的追求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大道”解读“道”更不失为传统美学与当代中国美学相互对接的一条捷径。
4.结语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化解标志着人类思想史的又一座里程碑。海德格尔的哲学因而常常被看作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和二十世纪哲学转向的一个标志。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不仅对西方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能加深我们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审美精神的理解、促进中华艺术精神明晰化，进而为民族审美精神找到方法论上的根源。海德格尔直逼“存在”的现象学追问导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终极世界，他的“大道”之思则为我们传统“道体论”的美学传统找到了一条方法论途径。以“大道”的精神解读东方的“道”，借鉴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构建和发展当代中国美学无疑将是一个非常有启示意义和价值的研究课题。
篇7：运用格式塔心理美学分析中国传统篆刻的艺术性探讨论文
运用格式塔心理美学分析中国传统篆刻的艺术性探讨论文
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过“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合起来,就成为现在所谓的艺术科学。”如果把这一说法具体到研究我国篆刻艺术上来,前者就是发现和整理古代篆刻的文献,材料;后者就是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探求其表象背后的意义。时代的进步促使研究方法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各种新近的美学或艺术成果来解释艺术。本文所要致力的,就是运用试图格式塔心理美学来阐释中国篆刻的艺术现象。
篆刻是我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它与书、画紧密联系,相互交叉,是我国古代艺术成就之一。作为艺术的篆刻,最初只是古代实用印章的衍生物,即这种艺术形式是以古代实用印章为母体的。叶一苇认为“印章艺术与篆刻艺术的分界线,当以赵孟頫、吾丘衍和王冕三人作为标志”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本质原因就是,前者是实用艺术,而后者是欣赏艺术。
明、清两时期是篆刻艺术的集大成时期。在此时期,一方面,篆刻艺术语言发展,使篆刻艺术由刀法到篆法再到章法不断地、全面的成熟,并形成一系列指导篆刻创作的理论;另一方面,篆刻艺术的主体——篆刻家们,与当时绘画状况一样,开始竭力标榜风格并形成流派,使篆刻呈现出风格迭出,流派更替的局面。明代文人篆刻兴起,理论家们相继探索,逐步把“字法”“章法”“篆法”“刀法”列为篆刻艺术形式的四大要素,奠定了篆刻艺术形式论的基础。“字法”和“刀法”虽涉及到营造形式审美的层面,但它们主要还是从技艺的角度来谈篆刻艺术,所以笔者暂且将之退为次要的探讨部分,而将“章法”和“篆法”作为本文的重点研究部分。“章法”和“篆法”涉及的是文字的布局以及篆书书写的艺术方法的问题,它们给予篆刻艺术的形式原则,有助[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于直接研究关于创作者是如何通过形式来达到与观赏者心灵契合的过程。
一、“异质同构”——艺术家、欣赏者感情互通的原因
明代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谈到对于文字的布局说:凡在印内字,便要浑如一家人,共派同流,相亲相助,无方圆之不合,有行列之可观。神到处,但得其元而精已,即擅场者,不能自为主张。知此而后可以语章法。字而有正、有侧、有俯、有仰。惟正面,则左右皆可照应;若侧面,则向左者背右矣;向右者背左矣。窃以为字字相集于一印,即如人之相聚于一堂,居左者须令顾右;顾右者须令顾左;顾中者须令左右相顾;至于居上者须令俯下;居下者亦须令仰上;是谓有情。得其情,则生气勃勃;失其情,则徒得委形而已。虽居间字有有定字,不能如说,也须明得此理,庶知设法安顿,但能见得有意,亦为少愈。或问:“字是死的,为何能用情意?”笑答曰:“人却是活的。”
他在这里说明的是:文字的安排能传达出情意,能使观者深刻感受之,而这种感情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
徐上达的观点已经涉及到观者与创作者的互动心理了,他认为是文字的排列可以向观者传达感情。从格式塔心理美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用阿恩海姆提出的“异质同构”来解释。
阿恩海姆借用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分析艺术现象和美学,提出了“异质同构”的美学概念。他认为一切艺术形象统统都是“力的结构”的东西,这种“力的结构”是人类心灵之间共同所共有的。这是一种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共同的`力。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视觉感知外物的方式与外部事物的存在方式是一致的,都服从着同一基本的组织规律。所以这种“力的结构”能够被艺术家所获,不仅能使艺术家在所要描绘的事物上产生灵感,使之富有表现力,更重要的是还能在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建立桥梁,使艺术家的审美或情感体验可以传达给欣赏者,产生相应的体验关系。而作为视觉体验的艺术作品,是通过形式而获得表现力的,这种形式是艺术家有意识的试图达到某种理想的构形,创作出的某种“力的结构”。
对于篆刻作品的审美活动,不妨从“力的结构”这点上去把握。
欣赏一块篆刻作品,并不是无条件的一种简单的认知活动,而是一个特殊的精神活动。要想使审美的效果达到最佳,必须要求审美主体的审美力的全面调动起来,并与篆刻审美对象所提供的信息相沟通,然后在审美主体的大脑里加工创造,这样才是有价值的审美活动。所以,篆刻审美是审美主体与审美个体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是篆刻书写文字显示的物理的“力”与审美主体心理生理的“力”的结构相契合的结果。这种“力的结构”正是通过章法和篆法来产生的。具体来说,篆刻通过点画的运动、结构的变化来引起观者情绪和感情上的波动,从而产生“共鸣”。
黄牧甫创作的“千万树梅花主人”一印,文字的线条使观者体会到婀娜多姿的刚健之态,用刀造成的文字线条的残断,则使观者仿佛置身“千万树梅花”纷飞的烂漫意境中。又如邓石如创作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用文字线条的疏密给人产生了“江流有声”的意象,特别是后面三个字都是疏,给人以空阔之感,于是产生了“断案千尺”的联想。在篆刻艺术的欣赏中,知觉对于力的感知最重要的是对于力的样式和结构的感知,也即对于线条的力的样式和字形结构的感知。
二、完形——艺术家、欣赏者感情互通的基石
完形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关于视知觉的能力,完形使人们能够有选择的感知到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单位。这种完形倾向,是创造和欣赏艺术品的基石。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的引言中着力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或统一结构,就永远不能创造和欣赏艺术品。”换句话说,就是正是由于事物的整体或统一结构,使得艺术作品诞生,并在艺术家和欣赏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印章文字的整体观所追求的高度统一结构,不仅在中国古代看来是篆刻家们“传达感情”的契机,更是欣赏者获得“情意”的形式来源。
作为篆刻艺术的章法,它是欣赏者的第一印象。在一方印章中,大多数是由二个以上的文字组成,集合在一个印章中的字,要加以变化,才能配合一致,才能成为一个整体。章法就是在研究一方印章文字的整体观。有人把篆刻作品的章法比喻成营造房屋的总设计图,它根据印石的形状和面积以及文字的结构,设计出一个完整的图案来。
高度统一的整体性在篆刻艺术中是可以找到它的创作模式的,过去的篆刻家们都是在创作体验中不断对其进行理解和说明。但是印章变化多端,显然要解释清楚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还是可以得以总结。邓散木在《篆刻学》中归纳出了十个具体章法原则:(1)虚实(2)轻重(3)增损(4)屈伸(5)挪让(6)承应(7)巧拙(8)变化(9)盘错(10)离合;在章法指导下的篆法同样也具有与章法相关相似的形式原则。根据古人的经验之谈可以总结出一下几点:(1)卷舒(2)方圆(3)疏密(4)动静(5)巧拙(6)肥瘦(7)让体(8)增减等等。无论是章法还是篆法,它们所遵循的基本或者可以说是根本前提就是印章的整体统一性。将整体统一性更加具体的加以概括就是一方印章要以整体和谐的形式呈现出来。和谐能够给予观者是充满享受的审美感受。格式塔中最简单的形式就是秩序、规则和对称,篆刻艺术所体现出来的格式塔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了,而是在秩序、规则、对称中构造和谐的程式。这是格式塔的最高级——复杂而又统一的格式塔。
完形是一种结构或者组织,从客体方面讲是结构,从主体方面讲是组织。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那些给人极为愉悦的完形,是在特定条件下视觉刺激物被组织得最好、最规则和具有最大限度简单明了的完形,称为简约合宜的完形,它遵循的是视觉组织得简化原则。简化的实质,是以尽量少的结构特征把复杂的材料组织成有秩序的整体。与之相呼应,一个视觉对象的形状并不是由它的轮廓线决定的,而是由它的骨架结构决定的。篆刻艺术中要求的虚实、增损、屈伸、挪让、离合、承应、肥瘦等原则要求是根据篆字的形式来组织安排形成一个有序的合理化排列,这种排列有主次,有等级。
白文印“老手齐白石”,因出于章法刀法的需要,把中间的格线用一刀横斜,这样做是既助气势,又增情趣。有时为了表现刀趣,又把文字的笔画刻断,如吴昌硕刻的“竹楣先生”(图四),其中:“楣”、“先”二字都有断笔。有时为了章法的需要,又把文字笔画加以屈伸,以增其繁,如吴昌硕刻的“吴氏”,“吴”字下右边的拖笔,“氏”字左边的曲笔,都是加长的。观者之所以仍然能够辨别出这些变形的字,原因在于它们仍保持着与原形相类似的骨架结构。再如吴昌硕刻的六方内容相同而形式风格完全不同的印,印上都是“松石园洒扫男丁”七个字。他从不同的字法、章法、篆法、刀法来创造了形式迥异的同一内容,在观赏者那里,这些形式不会因为反复变化而变得混乱和难以识别,每个印章都创造出了完美合宜的结构,在“万变”的过程中都不离开基本的骨架结构,正是我们心中的格式塔使我们有能力去对待形式进行自我调节,根据需要,最大限度的追求内在的组织形式。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篆刻艺术,特别是篆刻艺术发展成熟的明清两代,仅仅是一方印章的形式,却给欣赏者有包罗万象的情感体验。其原因正是阿恩海姆所提出的“异质同构”的美学思想。在篆刻艺术中,通过章法、篆法等表现手法,使“力”具体通过具象的形式展现出来。于是,这种物理上的“力”和生理心理上的“力”的契合,使艺术接受者在欣赏的过程中,能够与之进行情感的互动和交流,获得各种独特的心理感受。
【参考文献】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叶一苇.中国篆刻的艺术与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4]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篇8：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现代设计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之比较论文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现代设计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之比较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现代设计人与自然形式与内容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二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入手，从视觉美学的角度总览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从而解决现代设计与中国传统设计的关系。
人体感知是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代设计的主要内容仍是视觉艺术，相对而言，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理论思想首当其冲是美学思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史博大精深，其中当然也蕴含着深厚的美学思想。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思想杂蹂一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美学思想。所谓中国传统美学体系只是后人的总结和发展。而对于西方设计思想而言，自产业革命后便逐步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设计体系和完备的设计理论。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并使之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一直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正确把握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等问题，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总结出适合中国的设计形式和前进方向的重要内容。而借鉴西方设计思想与完备的设计理论，并比较其特征的关联性，是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手段。
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
中国的美学思想主要基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其后又受儒、道两家的影响产生了楚骚美学和禅学的美学思想。究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做以简要阐述。
中国的传统美学主要基于先秦的美学思想。而先秦的美学又尤指儒、道。此时的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己经形成。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思想主要倾向于社会学领域，对于美学的研究没有专门系统的著作。但也正是从这些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完备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体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美学观。孔子的美学主张建立在他的“仁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所谓“仁学”的核心思想是“爱人”。在此基础上，又要求人的审美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即所谓“道”和“德”。“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八情》)，都体现了这种观点。在儒家美学思想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形式与内涵的关系问题，即“质”和“文”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有文无质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同样的有质无文也是不正确的，而应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这在子贡批驳棘子城“君子质而己矣，何以文为”的思想中可见一斑。
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这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其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道”的重要概念。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老、庄，在其著作中把自然与自由的境界视为审美的最高层次。《庄子。缮性》中就提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这正体现了道家的基本美学观。体现在具体的审美标准中，就是把所谓朴素、无为、澹然无极作为审美的至高境界。
其后的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各自在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儒、道两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自身的美学思想。简言之，楚骚美学以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支奇葩。其中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上的美学观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禅宗的美学思想兴起于中唐时期。在继承儒、道及楚骚美学思想的同时，其最大贡献即是将美的产生归为“物与心”的统一之中。这在世界美学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
二、西方现代设计思想形成过程
所谓西方现代设计思想是指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后的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空前提高，其巨大生产力使得设计产品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享用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受众数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以往精致美观的.手工艺品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成为相对粗糙、简陋的机器产品。根本矛盾是艺术与技术的不同步产生的矛盾。受众的审美发生混乱和与现实的不协调。以威廉·莫里(WilliamMorris)斯等人为首的进步艺术家领导了新艺术运动，提出了从纯艺术到物质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但这仅仅是现代设计运动的第一步。工艺美术运动并没有真正解决工业化大生产同大众审美之间的矛盾。其后又经历了弗兰克赖特、泽姆佩尔等人的设计思想和实践、德意志制造联盟直至包豪斯设计学校等一系列设计理论与实践活动，但这些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设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现代设计。直至国际主义设计、后现代主义设计等设计思潮的发展和完善，使现代设计理论逐步完善，加之设计师的设计实践活动，才逐渐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现代设计。
三、二者比较分析
首先，二者的产生和发展在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但主要可归纳为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中国传统美学是基于社会形态的变革而产生发展的;西方设计思想的基于科技水平的提升而应运而生。中国的美学思想产生之时正值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儒家思想虽产生于春秋时期，但其仍根基于周代的思想理论)。这时，新的社会形态已经产生，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存在。这也是产生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礼”文化的基础。这使得人们在肯定了阶级、等级等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产生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的观念。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而源自西方的现代设计的产生则是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产物。其根基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从而导致的受众审美倾向的混乱和偏差。其根本目的是使受众的审美与大工业的背景相符合。这是二者产生条件的本质不同。
但是，二者也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一是二者都是为解决人与自然产生的矛盾而做出的人为的努力。中国美学思想的产生是为解决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产生的血缘关系与奴隶制的建立之间的矛盾;现代设计是为解决过快的生产力发展同大众审美之间的矛盾。二是二者关注的核心内容都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明确提出过“文”与“质”的关系问题，“物”与“心”的关系也是其后的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而现代设计的奠基人A}格罗庇乌斯(WalterGropius)的《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一文也旨在解决艺术(“文”或“形式”)与技术(“质”或“内容”)的关系问题。从这一角度说，无论是现代的设计审美特征的产生还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产生，其目的都是一致的。
结语:从审美意义上讲，古今中外的各个流派、各种思想观念，本质上并没有分歧与冲突。正如生物学中的胚胎学一样，在其形成原因上找出二者的异同，对于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设计中的美学元素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学习和借鉴更多对于现代设计有利的元素，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和设计产品。
篇9：阴柔与阳刚之美学博弈对中国传统艺术风论文
阴柔与阳刚之美学博弈对中国传统艺术风论文
关键词：风格；阳刚之美；阴柔之美；民族意识主流；现代性
摘要：作为美学范畴的“阴柔”与“阳刚”，对立而又相辅相生。“阴柔”给人纤秀之感，阳刚给人大气之感。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艺术风格都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着美学层面上的博弈。艺术风格作为民族思维意识主流的体现，随现代性情境而转换，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艺术风格更需要大气、阳刚之美。
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道德代替法制的社会，道德主宰其方方面面。至于道德与艺术的关系，前人有诸多论述，始终不能在儒一道范畴中有所“出一越”。在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进程中，鲁迅对此关系的判断一一“美术可以辅翌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之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一一颇具代表性。当中所阐明的要点可归纳如下：其一，突出美术之于人性完善的重要意义，尽管美术“辅翌”道德；其二，美术与道德尽管目的各异，但趋向于人性的完善。换一句话说，现代人在寻求现代性的进程中绝不能放弃“道德”之主流地位，这也是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关钥，进而道德与艺术可以在人性完善的意义上趋同，皆朝向人的理想生活，只不过一为道德之“善好”生活，一为艺术之“美好”生活。在一般情况下，“道德”的呈现很隐性，难以彰显，所谓“一道贯之”而“中德于心”，处在“化”的境地一一融汇于人而不显明，尽管它是作为一个民族思维意识的主流形态。艺术则不同，虽然它是文化这个概念的下延之一，却是一种集中的表现，其呈现更趋于显性，更易于把握。要不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金怎么会说“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辞之书和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的两部书，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如此言论呢？西哲曾有言，“书籍自有命运”，那么，作为“最后一部书”的“艺术之书”当有其生命历程，如若不从历史的视野来理解，我们很难获得恰切的理解。在“原一史”（这也是“历史”一词的真正意涵）的情境中，结合当下“文化消费主义”社会趋势而言，文化的走向，文化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最终需从艺术的角度得以全面的呈现。
谈及艺术文化的话题，“风格”一词历来举足轻重。任何艺术必谈风格，无风格不成其为艺术，也就是说，艺术尽管是一种集中呈现，但风格是其示人的“面具”。就艺术风格而言，一方面，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艺术难免不受西方现代艺术因素的影响，艺术风格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中国传统艺术，其风格并不是纷繁复杂，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稳定性，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一一“程式化”能很好的表达这一点。结合上文，我们大致可以说，艺术风格之主流是一个民族思维意识主流的体现，同时也可以影响民族意识；从历史演变看，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主流都在阳刚大气和阴柔纤秀之间相交替。无论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层面，还是从艺术风格的两种呈现方式看，它们都进行着一种美学层面意义上的博弈，皆是为了朝向人之“善好”、“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阴柔纤秀之美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表述：首先是偏向于宁静或静态；其次是柔美宜人，含蓄委婉；最后是格局小巧，无论景物都并非阔大。而阳刚大气之美则首先是富有动感和张力，体现出急剧的变动；其次，大都粗犷有力，富有震撼力，所选意象大多宏大开阔，非同凡俗。
秦代，以力健而闻名。不管是秦代的政治还是文化抑或是军事斗争，都能以强健刚硬来加以形容。秦的艺术一一秦碑，诏版，兵马俑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力健之美。秦一统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从任何一个角度来审视，都是一件恢弘磅礴的壮举。如果说秦朝的强盛完全不影响其力健的艺术风格，这当然称不上严谨的表述。
汉代，则以气厚著称。汉代艺术，以霍去病墓前石刻、石雕为例，虽说都是粗犷有加，精致不足，但也都是深沉雄大的而又朝气蓬勃的，这也符合了西汉的时代背景和国家状况。汉武帝年轻气盛，以其雄才大略，驾驭着大汉王朝扫除内乱、平定匈奴，国势强盛无比，这种气势要在艺术中反映出来，其必然是磅礴大气而非谨慎小心的。 唐以前的绘画都把具有阳刚美和力度气势的作品作为正宗和主流。吴道子被称为“百代画圣”，他的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是气势磅礴的艺术。唐代之前对阴柔的`艺术并不是很欣赏，王维在唐代画坛的地位一直不算高，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因为其艺术风格的阴柔、柔软。而到了宋代，社会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人们一致推祟具有纤秀、阴柔之质素的美，把阴柔立为正宗，反而视大气磅礴的阳刚艺术为粗野和俗气。欧阳修提倡“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程伊川提倡“温润含蓄气象”，苏东坡更提倡“萧散简远”，“平淡”、“空且静”，他看了吴道子颇具气势的画后认为“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反而极力推祟王维的画，于是，王维在宋代具有惊人的地位。在以阴柔为美的审美观占主流意识的宋代，宋王朝也再不复汉唐时代的雄大气势了，连战场上也先后败于西夏、辽以及金国，最终灭亡于文明程度远不及自己的蒙古人。
到了明清，文人提出绘画艺术风格的最高境界一一“静”、“净”。四王所提出的“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雄浑”都被列为明确的反对范畴，他们更喋喋不休地去除带有力感的壮气。董其昌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家，似乎是因为其“宁见不足，毋使有余”。在这一片“柔和”与“静”、“净”的氛围中，中国“柔软”了，成为西方列强所欺凌的对象。而中国绘画在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后，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导致少阳刚之气，多阴柔之美。作为艺术形态之一的中国画，其风格应该是多样化的，时代呼唤具有阳刚之气的中国画。
此时，一批有识之士认为要振兴民族就必须先改变民族意识，改变审美观，于是产生了昊昌硕、黄宾虹这样气势磅礴，苍劲有力的艺术家。他们不像以前的画家那样，用墨讲究细润，古人作画特别忌讳用“宿墨”，而昊昌硕、黄宾虹二人却都以宿墨为其艺术的特色之一。他们的画给人的感觉就是苍劲雄浑和气势磅礴的，而并非再是阴柔细润的了。到了傅抱石，更变成了奋跃、飞动，给人以惊雷闪电一般激烈的感觉。于是，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潘天寿等人的艺术，雄壮而大气，甚至有狂气的艺术成为了这一时代艺术风格的主流，成为了支撑民族意识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从以上“原一史”情境所看，“阴柔”与“阳刚”之美学博弈，并不是单纯选择有利的一端，而是在中外艺术情境的关照中，关注艺术风格的传承性，以及外来的、造成艺术风格激变的刺激因素，是一种传统艺术风格寻求现代性的“综合演出”。它既没有断裂与自身传统的关联，亦考虑了外来之精华因素。艺术只有在风格上作出如是选择，人性的丰满才得以澄明，才能直抵“善好”、“美好”生活想象之彼岸。
《论语》有言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君子”，乃具“善好”一“美好”之德性之人。有言云：“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阴阳相辅相生，从未曾真正分离决裂。“阳胜阴则刚，阴胜阳则柔，阴阳结合，则刚柔并济”。就好像男人是阳刚的代名词，而阴柔的代名词则是女人，这个世界，阳刚、阴柔缺一不可。单就艺术形式来说，不论阴柔纤秀，抑或是阳刚大气，都是艺术风格种类的构成元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从某种角度说，每种艺术风格都能符合一部分人的审美品位。只要是画的好，阴柔细润的作品价值也并不一定就在阳刚大气的作品之下。但就当下现代性情境而言，笔者认为，阴柔画风自然不可少，但我们更需要阳刚、大气的艺术风格，以此来影响国人的意识思维，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民族的需要。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最值得信赖的书”是“艺术之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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