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下小说女性形象分析论文，本文共11篇，希望大家能够受用!
篇1：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下小说女性形象分析论文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下小说女性形象分析论文
【文章摘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杨映川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式，她的小说刻画了在21世纪中国现代都市大背景下，诸多在物欲与爱情之间痛苦交织的男女形象，特别是打造了一系列游走在都市爱情中的女性形象群。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域观察杨映川小说中的女性，以《淑女学堂》这部长篇小说为例，通过对文中女性形象生命原型的审视和解读，打破男性与女性强弱分明的二元对立，实现女性的文化自觉和性别自觉。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淑女学堂；女性形象；生命原型
杨映川出版的长篇小说《淑女学堂》，以两名艺校毕业的女性宋紫童和龙婷婷单枪匹马在都市奋斗的生命史为主线，揭示了更为鲜明、深刻的两性生存悖论，具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本文尝试寻找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原型，挖掘生存悖论的源头所在，以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共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终极目标，从而求得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的独立和解放。在人类为中心的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渗入人类骨髓，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同时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女性形象作为“他者”处在弱势地位，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的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梳理在“人类-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冲突中的生命原型，发掘女性形象带血带肉的生存经验和审美体现，体现女性个人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从而“改变人们对女性与自然的态度，以期能够改善全人类、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态”。
1家园意识——女性精神家园的缺失
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和传统，在融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提炼出当代女性“她，何以为家？”生命原型。“家园意识”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从中提炼出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寻找到女性她的灵与肉在当代社会纷繁芜杂的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的根源。《淑女学堂》中的女性在都市奔走的的目标正如宋紫童在与龙婷婷吃辣椒酱拌饭时恶狠狠的说：“我们算是投错胎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呀，将来我要穿名牌，我要开小车，我要住别墅！”女性在大都市闯荡，出于人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因而总会不断地迁移或者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家”意象始终不自觉的出现在女性作家以及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身上。鲁枢元在出版的《生态文艺学》（出版）中提到，（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性天生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算是投错胎”，谋求一份职业或创造一番事业异常艰难，因为“这些职业打上了纯粹男性文化劳动的标记。”小说中宋紫童、龙婷婷艺校毕业之后在求职的道路上历经坎坷，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在这由男性掠夺自然创造的现代文明中，虽然女性天然地具有大自然的生态特征，但并没有得到另眼相待。现代文明照耀下的“家园”，并没有给予身处在其中的自然与女性一个美丽的“家”，相反带给女性的是畸形、残缺的身体。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宋紫童，将“嫁得好”作为寻找精神家园的途径。现实中的“家”是残缺的，母亲的早逝，父亲宋承业只是个卖油豆腐的小贩，作为父亲，他鄙俗、自私自利，他所创造的“家园”悬挂在父权、男权制度下。按照传统，孩子读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等，父母责无旁贷。但在这个家庭中，女儿要想上大学必须要和父亲进行谈判，甚至用到威胁不给他养老才说服父亲给出学费。而宋紫童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了，将父母起的名字“宋艳丽”改成“宋紫童”。改名事件象征着男女两性博弈中女性的胜利，宋承业是衰落的父权象征，但同时也是悬挂在宋紫童头上的无形的“包袱”，不断提醒自己的处身和在家中的地位。父权制度营造下的“家园”不适合女性的成长，甚至给女性带来创伤，宋紫童潜意识追求的爱情、事业双丰收恰恰是因为家园的破碎造成的。
2身体意识——女性肉体、情感的发现
在科技文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女性/自然遭到男性/人类的掠夺和占有，重新成为依附性的存在。女性要通过自己的美貌、身体、才华吸引男性，以期男性给予她们爱与希望，给予她们一个家园，本身就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开设的`是琴棋书画、家庭理财、家庭教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传统气质的淑女形象，这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用“女人帮”的话说是将女人推到一个最卑微的境地，教会女性依附家庭，取悦丈夫，而女性自我的发展并没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权文化秩序的规约影响了女性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塑造，使淑女学堂培养的女性成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对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有力的无形束缚。故“淑女学堂”的存在恰恰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并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培养出一个个标准淑女，正是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身体束缚和心理束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我的发现就在于承认、维护女性源于自然的肉体、情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的生态权利，以女性自我的生态主义的价值立场维护两性之爱的合乎自然的精神向度。因而，当这种要求遭到父权制的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的统治时，两性之爱变成了相互对立，自然与女性共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肉机器”，遭到严重的贬抑和无情的控制。恰如小说中“女人帮”理事覃亚敏被出轨的丈夫葛铁山抓到现行的时候说的话，“男人是用橡胶做名声，摔不破打不碎；女人是用玻璃做名声，稍有磕碰便粉身碎骨。”女性被男权社会的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统治而无情边缘化了。小说无情的揭露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为女性敲响警钟。小说中“女人帮”的出现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希望，“女人帮”的姐妹们一方而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另一方而又成为“小三”“二奶”的受害者，她们集结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安慰取暖，共同对付负心男人和情敌。作为家庭主妇的覃亚敏遭遇丈夫的背叛，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帮”。在“女人帮”姐妹们的开导下，覃亚敏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坦然地而对丈夫的背叛，甚至迎来了爱情和婚姻的第二春，嫁给了小自己一轮的男人，女性自我主体得以确立。杨映川在此倡导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女性价值观，呼唤长久以来埋没在家庭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处于弱势处境的女性，强调女性不要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男人身上，要为自己活，而不是为男人活。
3母性意识——母性家园的寻找
现代人对自然总是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度，现代文化是在克服和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逃离地方”，逃离生养之地，去投奔另外一片热望之土：城市。现代人逃离地方的过程也就是逃离自己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的背景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人化自然中重新创造和建构文化自我的过程。小说中的女性们远离故土，奔跑于更大的城市，在逃避自己和逃离家园的同时，也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自己”以及新的“家园”。小说中从故土带来的自卑感一直萦绕在宋紫童的心理，尽管她通过代理名牌服装，跻身中产阶级，从自卑慢慢走向了自信。她倾心于苏璜，为他学习做蛋糕、弹钢琴、学茶道、懂时事经济等，经过不断的修炼，脱胎换骨，举手投足尽显优雅，俨然成为一名真正的淑女。但宋紫童在苏璜的母亲这个真正的大家闺秀面前，无所遁形，苏母一眼就看清了宋紫童的本质，“打她进门的那一眼，我就看出她的出身了，尽管她很漂亮，表面上也很懂事，其实啊，说白了，还是俗气。”“由很多东西是后天学不来的，她再把自己装点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显得她是个功利的女子。”当代女性主义美术评论家岛子在探究女性主义艺术学理中发现，坚持女性的性别差异是以回归母性秩序——女神时代为指趋的，母性秩序亦为家园意象。故以亲历的此在来思考彼此，真正开始触及自身的真实历史和身份，是小说文本在生命知觉的表现中发现并坚持女性本质、寻找母性家园的重要指征。宋紫童骨子里的“家园意识”是她极力想掩饰的，似乎通过“淑女学堂”的学习来达到去掉“家园”带给自己的女性本质，但最后功亏于溃。究其根源，母性家园的丧失促使宋紫童对家园的无感，甚至极力摆脱真实的历史和身份，她妄想通过“淑女学堂”的历练来弥补母性家园的缺失，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杨映川塑造的宋紫童、龙婷婷在进行不断地超越，她认为女性成长不再是纯然的性别对抗，更注重的是对人性悖论的发现，女性的挣扎与奋斗恰恰是生命原型的诉说。女性作为在现实社会中的“他者”，只有重新确立对性别体制的反思，探寻遗失的家园意识、身体意识以及母性家园，找到归属地，才能寻找到“我是谁”以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追问的答案。家应该是天下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女性只有追问到家的人性根源：相爱的两个人的生命、情感、灵魂的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杨映川.淑女学堂：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
[2]王明丽.生态女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女性形象[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3]王红萍.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M].北京：九州出版社，
篇2：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形象研究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形象研究文学论文
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其他流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其鲜明的理论特征独占鳌头。女性主义动摇了长久以来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思想观念，其震撼和冲击不言而喻女性主义强调的是性别意识，这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向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发出了挑战，不仅打破了男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而且为女性批评话语与男性批评话语平等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得以使两性共同发展。女性主义文学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要求重新评价文学发展的历史，重新解读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被埋没或被遗弃的女性作家作品，填补女性文化的缺失，探讨女性主义文学追求美学的权力，倡导一种具有女性自觉性的阅读。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所强调的性别意识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几乎同一时期，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兴起。1929年英国批评家伍尔芙发表的《自己的一间尾》，极大地谴责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并掌控着整个社会，主张女性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应该依赖男人。伍尔芙号召女性一定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不要满足于被控制的命运，要学会独立思考自己的未来。1949年，法国作家波伏娃发表的《第二性》认为整个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女性只是附属于男性起到陪衬的作用，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解构这种男权统治，使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存在。在生活中，女人的地位原本是与男人平等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却和这种意愿完全不同。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男权意识始终普遍存在于社会中，即男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被男性视为“他者”，并完全被男性推到整个文学世界中心之外。这种思想在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女性主义文论主要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和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组成，其中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更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60年代前有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其《自己的一间屋》、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及其《女性的奥秘》；60年代有凯特・米莱特（KateMillett）及其《性政治》、玛丽，艾尔曼（MaryEllmann）及其《思考妇女》，等等，均为一时之选；柯妮隆（SauanKopplelmenCor―nillon）编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角度》汇聚了21位作者的女性批评；70年代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有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及其《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性主义诗学初探》和《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判》、莉莲・罗宾逊（LillinanRob―inson）的《性、阶级和文化》、斯帕克斯（PatriciaMeyerSpacks）及其《妇女的形象》、莫娥斯（EllenMoers）及其《文学妇女》等；80年代及90年代的代表作有巴雷特（MicheleBarrett）的《今日妇女的受压迫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性分析中的几个问题》、安妮特・克洛德妮（AnnetteKolodney）的《跳舞过雷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澳大利亚鲁思文（K。K。Ruthven）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引论》、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被辱的克拉丽莎》，等等；还有大量华裔、亚裔、非裔女性批评家写的女性主义论着，不胜枚举。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点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重视文本批评，具有后现代性。肖瓦尔特曾说：“英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而“美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文本分析的，它强调表达”，美国批评更重视对欧洲文化中心和白人中心的反抗。女性主义批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支持并促进社会政治进步，希望出现比较完善的社会政治，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它承担着为所有妇女说话的责任和义务，肩负着解放妇女命运、思考妇女前途的使命，从事着从女性角度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探索与研究的批评活动。无论是身居贵族的伍尔芙和克丽斯蒂娃，还是为黑人女性文学争取权力与话语权的肖瓦尔特和史密斯；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批判家，在女性主义文化诗学批评面前，都竭尽全力地敞开自己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长期以来，女性始终受到男权制度的排挤、压迫与统治。女性的这种状态确立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是男人的财产，隶属于男人，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和理想。男性控制着整个社会，确立了女性的社会价值，颠覆了女性的形象，而女人只有服从。在这种情形下，男权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让人类相信只有男人才是世界的主宰，她们为了男性而存在，为了男性而服务，为了男性而思考。男性不仅尽情地享受着他们获得的荣耀和喜悦，施展着他们的特殊威力，而且无限制地支配着女性。因此，这种思想状态主要从传统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充分地得以体现。
传统的西方文学的创作模式都是以传统的男权思想为主流，因此，一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关注点与切入点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或者是美丽、可爱、善良的“仙女”，或者是丑陋、邪恶、自私的“恶魔”。男性作家仅仅从女性的外表和道德层面去描绘，不能够全面地从各个角度展示女性的气质与追求。很多男性作家都喜欢刻画女性在天使的外表下面所隐藏起来的阴暗的一面，在美丽的包装下表现其虚伪、丑恶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男性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权力的表现。无论在古典还是基督教的文明里，女性无时无刻不受到男性的压迫与歧视。
从另一方面看，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这种天使般的刻画也表现出了男性对女性的一种依赖。男性完全根据自己内心的需求来对女性形象进行设定，而并不是按照女性自身的生理规律来刻画，这种标准无疑对现实社会中的女性构成了误导。男性为了保护他们精心设计的理想蓝图，为了稳定他们的统治地位，通过各种手段宣称男人是万物之主，女人只能作为其附属品。
篇3：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形象研究
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形象研究
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形象研究赵洋
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其他流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其鲜明的理论特征独占鳌头。女性主义动摇了长久以来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思想观念，其震撼和冲击不言而喻女性主义强调的是性别意识，这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向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发出了挑战，不仅打破了男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而且为女性批评话语与男性批评话语平等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得以使两性共同发展。女性主义文学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要求重新评价文学发展的历史，重新解读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被埋没或被遗弃的女性作家作品，填补女性文化的缺失，探讨女性主义文学追求美学的权力，倡导一种具有女性自觉性的阅读。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所强调的性别意识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几乎同一时期，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兴起。1929年英国批评家伍尔芙发表的《自己的一间尾》，极大地谴责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并掌控着整个社会，主张女性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应该依赖男人。伍尔芙号召女性一定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不要满足于被控制的命运，要学会独立思考自己的未来。1949年，法国作家波伏娃发表的《第二性》认为整个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女性只是附属于男性起到陪衬的作用，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解构这种男权统治，使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存在。在生活中，女人的地位原本是与男人平等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却和这种意愿完全不同。(范文网 )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男权意识始终普遍存在于社会中，即男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被男性视为“他者”，并完全被男性推到整个文学世界中心之外。这种思想在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女性主义文论主要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和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组成，其中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更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60年代前有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其《自己的一间屋》、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及其《女性的奥秘》；60年代有凯特・米莱特（KateMillett）及其《性政治》、玛丽，艾尔曼（MaryEllmann）及其《思考妇女》，等等，均为一时之选；柯妮隆（SauanKopplelmenCor-nillon）编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角度》汇聚了21位作者的女性批评；70年代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有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及其《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性主义诗学初探》和《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判》、莉莲・罗宾逊（LillinanRob-inson）的《性、阶级和文化》、斯帕克斯（PatriciaMeyerSpacks）及其《妇女的形象》、莫娥斯（EllenMoers）及其《文学妇女》等；80年代及90年代的代表作有巴雷特（MicheleBarrett）的《今日妇女的受压迫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性分析中的几个问题》、安妮特・克洛德妮（AnnetteKolodney）的《跳舞过雷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澳大利亚鲁思文（K．K．Ruthven）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引论》、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被辱的克拉丽莎》，等等；还有大量华裔、亚裔、非裔女性批评家写的女性主义论著，不胜枚举。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点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重视文本批评，具有后现代性。肖瓦尔特曾说：“英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而“美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文本分析的，它强调表达”，美国批评更重视对欧洲文化中心和白人中心的反抗。女性主义批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支持并促进社会政治进步，希望出现比较完善的社会政治，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它承担着为所有妇女说话的责任和义务，肩负着解放妇女命运、思考妇女前途的使命，从事着从女性角度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探索与研究的批评活动。无论是身居贵族的伍尔芙和克丽斯蒂娃，还是为黑人女性文学争取权力与话语权的肖瓦尔特和史密斯；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批判家，在女性主义文化诗学批评面前，都竭尽全力地敞开自己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长期以来，女性始终受到男权制度的排挤、压迫与统治。女性的这种状态确立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是男人的财产，隶属于男人，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和理想。男性控制着整个社会，确立了女性的社会价值，颠覆了女性的形象，而女人只有服从。在这种情形下，男权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让人类相信只有男人才是世界的主宰，她们为了男性而存在，为了男性而服务，为了男性而思考。男性不仅尽情地享受着他们获得的荣耀和喜悦，施展着他们的特殊威力，而且无限制地支配着女性。因此，这种思想状态主要从传统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充分地得以体现。
传统的西方文学的创作模式都是以传统的男权思想为主流，因此，一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关注点与切入点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或者是美丽、可爱、善良的“仙女”，或者是丑陋、邪恶、自私的“恶魔”。男性作家仅仅从女性的.外表和道德层面去描绘，不能够全面地从各个角度展示女性的气质与追求。很多男性作家都喜欢刻画女性在天使的外表下面所隐藏起来的阴暗的一面，在美丽的包装下表现其虚伪、丑恶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男性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权力的表现。无论在古典还是基督教的文明里，女性无时无刻不受到男性的压迫与歧视。
从另一方面看，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这种天使般的刻画也表现出了男性对女性的一种依赖。男性完全根据自己内心的需求来对女性形象进行设定，而并不是按照女性自身的生理规律来刻画，这种标准无疑对现实社会中的女性构成了误导。男性为了保护他们精心设计的理想蓝图，为了稳定他们的统治地位，通过各种手段宣称男人是万物之主，女人只能作为其附属品。美国作家海明威塑造了许多硬汉形象，但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通过男性形象衬托的。在《永别了，武器》中，凯瑟琳是一个美丽、脆弱、敏感的女人，而且经常被死亡与恐惧困扰。海明威的创作充满了传统的男权色彩，因此他所刻画出的女性都是空虚的、脆弱的、迷失自我的。《红字》中的女主人公海丝特最初被刻画成妖女，但是她通过自己的善良、勤劳、朴实彻底地颠覆了自己的形象，最后转化成人们心目中的圣母。但如果她当时因为这些困难屈服了，不再和压迫她们的权势抗争了，她便会永远地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最终变成真正的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这时，女性意识到了男权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蔓延与传播，从而产生了解构这种势头的冲动，要彻底地颠覆这一切。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为了自由和精神解放而抗争的新女性。她们认为女人不再软弱，不再依赖男人，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她们独立地生活，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大胆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不愿再按照男性所刻画的女性形象生存，她们要书写自己的文学，掌握自己的命运，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力图改变女性受压迫、受排挤的状态，重新建立女性的话语权。《傲慢与偏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完美的、性格独立的新女性形象伊丽莎白，可以说，她是一个挣脱了传统的爱情观念束缚，构建全新的女性形象的典范。她让更多的女性明白她们的幸福不是依靠男人获得的，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她为女性世界开辟了一条追求幸福的道路。在夏洛蒂笔下，《简・爱》焕发出女性特有的光彩，夏洛蒂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思想背道而驰的女性形象，女性不再沉默无语，而是向男权力量发出了呐喊，进行了全面地、彻底地抗争，她们不仅仅为了自由而战，更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战，她们要让所有的女性觉醒，向男权世界发起挑战。
女性主义作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并告诉所有人对于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压迫都会激起她们不同形式的反抗。她们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推翻男性设置的种种障碍，颠覆男性中心的话语表达，重新构建女性特有的话语权，为后人留下一幅幅女性争取自由的动人画面。我们再次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出发，在拆解男权制度的同时，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思想，用女性的角度和意识观察并探索整个文学世界，最终使文学批评产生一种双性的眼光，使我们的文学批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并带动整个人类文化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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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王军．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的西方女性形象解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09）．
［5］赵治．试析西方文学中女性人物形象［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02）．
［6］邓利，论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三足鼎立之势［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07）．
［7］魏天无，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历程及其问题［J］．外国文学研究，2011（06）．
［作者简介］
赵洋（1985-），女，吉林四平人，硕士研究生，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篇4：爱丽丝沃克小说女性主义分析论文
爱丽丝沃克小说女性主义分析论文
摘要：《紫颜色》是爱丽丝沃克的代表作，通过对女性意象和男性暴力的描写来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到的伤害，从而表达出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对小说《紫颜色》中女性主义思想的表现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小说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
爱丽丝沃克的《紫颜色》主要是通过描绘当时生活底层黑人妇女的生活状况来表达妇女在生活、政治上的平等，追求妇女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解放，也就是作者自己所坚持的妇女主义，这种思想在爱丽丝沃克的很多作品中都得到了相应体现，《紫颜色》是其中的代表作。
一、女性主义观文本
从文本上来分析，小说《紫颜色》中女性主义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一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紫颜色》中运用的是美国黑人常用的方言土语，与一般小说中的标准英语语言不同，由于《紫颜色》中主人公是一名黑人女性，因而在选择语言时作者也特意选择方言土语来作为主要的文本语言，一方面是能够通过黑人方言来表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运用方言来表现小说内容和内部故事架构也能够推翻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一种文化现状，而这一点对于女性主义的表现也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在文本结构选择上，小说《紫颜色》采用书信体结构方式来表现小说内容，这种书信体能够将小说要表达的女性声音直接表现出来，并且利用女性之间对于书信的好感来增强女性之间的联系纽带。而且《紫颜色》在书信体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女主角不是与周围人或是小说中其他角色进行通信，而是用黑人土话来向上帝写信，将自己的困惑、愤怒等向上帝情书，而后在主角的女性主义观萌芽之后，她的写信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从上帝变成给普通人写信，从给男人写信变成给女人写信，从给白人写信变成给黑人写信，而最终的写信对象就是黑人妇女，其实就是主角自己，充分表现了女性主义观。
二、生态女性主义观
(一)、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男权等级社会的受害者
这一观点在当时妇女运动中表现的比较明显，生态女性主义观认为女性只有通过将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树立起正确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地位，获得女性权利，将女性和生态自然放在相等的位置上。在小说《紫颜色》中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女主角西丽从麻木到后期觉醒独立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当时那个社会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最为低下的，受到诸多压迫，女主角西丽就是这样一位黑人妇女，从小就肩负着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继父的性压迫和侵犯，这种经历使得西丽变得沉默寡言，而在之后继父更是将她嫁给了一个老男人，而结婚之后的西丽生活并没有发生好转，西丽在遭受虐待和侮辱时，往往要求自己和树木一样不说话、不反抗，和树木一样沉默遭受着来自外界的压迫，西丽和树一样都是当时那个社会的受害者，这一点在西丽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此外，在西丽妹妹奈蒂的叙述中，树木也是大自然遭受人类工业文明伤害的主要象征。男权主导下人西方文明唯利是图，这种高速的发展往往是以破坏大自然和人类原始、质朴的生存方式为代价的。在奥林卡村树木遭到大面积的砍伐，这种经历与主角受到压迫的经历非常相似，因而从这里可以看出爱丽丝沃克有意将女主角和自然生态直接联系起来，让其拥有相似的经历，从而表达自然生态和女性一样都是受害者，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也是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表现。
(二)、女性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观认为女性和自然生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来表达现实中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不公。在小说中，西丽在一开始受到欺凌时常常自我安慰自己是一棵树，以此来获得心灵上的安慰，而当西丽女性主义思想觉醒之后，她决定摆脱当前的这种生活状况，离开黑人丈夫，这时她在信中高喊着“我坚信我就在这里”这句话是西丽对于自己存在的肯定，也表明西丽的内心在发生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自然界的鼓励。西丽在自然界中发现了自然生态的美好，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美好的，自己要努力发现周围的美，并勇敢地认清现实争取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因而西丽在内心思想上也与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表现在外部上则是不再一味自我安慰，而是通过改变衣着和穿戴来改变自己，这也表明西丽对于生活还保留着激情和热爱，而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都是自然给予的，由此可以看出，小说中西丽与自然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是西丽生活的支柱。而在小说其他方面的描写上也表现了这种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像是西丽信中提到的奥林卡村妇女，她们居住的地方、耕种的田地都是来自于大自然，这都显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
结语：
综上所述，小说《紫颜色》的最后西丽认清了男性对女性压迫、剥削的实质和基督教的麻痹性，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做起了自己生活的主人。奈蒂和其他传教士也回到美国，不再试着以基督教改造信仰大自然的非洲文明，这充分表明了爱丽丝沃克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将精神和命运与大自然相联系是爱丽丝沃克女性主义的主要精髓所在，而小说《紫颜色》则将其充分表达了出来。
参考文献：
[1]雷唯蔚.浅析书信体小说《紫色》的双重性叙事艺术[J].艺术科技,(04).
[2]强萍.爱丽丝沃克小说《紫色》中的女性主义解读[J].芒种(下半月),2015(06).
篇5：《水浒传》女性形象分析语言文学论文
《水浒传》女性形象分析语言文学论文
摘要:《水浒传》不仅塑造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同时也塑造了许多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女性形象。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水浒传》所刻画的女性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女英雄,如扈三娘、孙二娘和顾大嫂;一类是淫 妇,如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还有一类边缘类弱小女子,如林冲娘子金巧莲等。在他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既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女性在男性世界中生活的痛苦,也使我们深刻地了解作者对女性真挚的同情。
一、关键词:《水浒传》中反面丑恶的女性形象。
潘金莲:长得好看，但却被人强迫嫁婚，心里不满，经常还有人挑逗他，最后联合他人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一） 她出身卑微,但本性是善良的。对于潘金莲的出身和与武大郎成亲,书上这样写:“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作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他些房,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这段话中，我们得知。潘金莲出身卑微，从小被卖到大户人家中做使女，是个苦命的女子。但因她的相貌似美如花，主子要纳她为妾。她不愿意，惹怒了主子，主子便将她强迫嫁给武大郎。但如果她贪图荣华富贵，愿意给主子做小妾的话，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但她不想，那说明她的本性其实是善良的，不贪图荣华富贵。
嫁给武大郎之后，她渴望得到一种平静的生活。但是由于她的相貌问题，尝尝有一些浮浪子弟来羞辱她。她不惜与武大郎从清河县移居到阳谷县，早早关好门窗，免得惹是生非。
（二)那这就证明了她和武大郎的感情是不幸福的，她们很不般配，就从下面这几点来说吧！
1、相貌上的`差异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芬芳窈窕玉生香。”（①注释:《金圣叹评水浒传》，施耐庵 ，第二十三回 第261页） 说明潘金莲长得貌美如花
而自己的丈夫武大郎呢？
“身不满五尺,面目生的狰狞,头脑可笑,还被清河县人起了一个很形象的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身高不满五尺，说明武大郎长得很矮。“三寸丁谷树皮”（②注释:《金圣叹评水浒传》，施耐庵， 第二十三回 第260页）说明武大郎的皮肤像树皮一样的粗糙。
2、人品上的差异
俗话说得好“郎才女貌”。但潘金莲有美貌，武大郎却没有才能，所以他们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最后潘金莲联合西门庆毒死了武大郎。
二、《水浒传》中的正面形象
顾大嫂:梁山上的女英雄，会武功。有时心情不好，会打自己的丈夫。
（一）人物简介:梁山第二位女英雄,有一身本领,原来在登州城东门外开酒店。顾大嫂是解珍姑妈的女儿。解珍、解宝被毛太公陷害关入大牢后,顾大嫂请来邹润。邹润叔侄和丈夫孙新、夫哥孙立等劫了大牢。顾大嫂又以孙立女眷的身份打入祝家庄内,和梁山其他好汉一起,里应外合攻破了祝家庄。顾大嫂上梁山后与丈夫孙新开梁山东山酒店,重操旧业,是梁山第一百零一条好汉。受招安后,顾大嫂被封为东源县君。
(二)形象分析:《金圣叹评水浒传》中第二位女英雄是绰号为母大虫的顾大嫂,《金圣叹水浒传》“解珍解宝双越狱”中,解珍请乐和带口信就介绍了顾大嫂:“我有个姐姐……见在东门外十里牌住……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个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③注释:《水浒传》，施耐庵 ，第四十八回 第566页)
对其长相,作者也写了一段描写:“眉眼粗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王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④注释:《金圣叹评水浒传》，施耐庵， 第四十回 )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顾大嫂有些像性格暴躁、凶残的母老虎,如果说孙二娘还有几分女人的姿色,那顾大嫂与她相比,就更少了几分,“胖面肥腰”,可见顾大嫂长得也不漂亮,她比孙二娘还男性化,她的性格相当急噪,她发怒时会提井栏打老公;心焦时,拿石锤敲翻庄客腿;当乐和向顾大嫂介绍完解珍、解宝入狱的情况,顾大嫂便迫不及待地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当孙新表示了劫牢的想法后,顾大嫂便道:“我和你今夜便去。”急噪之态已跃然纸上,连孙新都笑道:“你好粗鲁!”她的这一性格与梁山的另一位好汉黑旋风李逵有着相似之处,她又是极其仗义、有勇有谋的人,如她想到事发肯定要连累丈夫的哥哥,但直接告诉他,恐怕他不会来,于是假装有病,将丈夫的哥哥夫妇都请来,之后使用激将法使之就范。在劫牢过程中贴肉藏了尖刀,扮作送饭的妇人先进去,并且在牢房里见机行事,最后成功救出解珍解宝,一起加入了梁山队伍。顾大嫂在小说中的出场也不多,但她那种急噪、火暴以及有勇有谋的个性令人印象深刻,不愧为母大虫之称。
顾大嫂不会女工,从“从来不会拈针线”可以看得出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能专心于女红,这才是女子应该做的。但是,顾大嫂却不是这样,是“弄棒持枪当女工。”我们看到了她对要求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专心女红”等传统观念的一种背离。
三、《水浒传》中弱女子的形象
1.金翠莲:生性柔弱，被人给骗了，别人还要她还钱。无奈，只能通过唱戏，来还钱。
金翠莲因被屠夫‘镇关西’郑屠用三千贯”虚钱实契”,强行将她那座小妾,后被赶出家门,仍旧要偿还那笔本就没有的债务。
她们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作者对她们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她们通过他人的救助,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鲁智深帮金翠莲报了仇,后来鲁智深还接受过金翠莲的帮助。
从她们的遭遇可以看出:她们各有各的不幸,她们的命运受制于男人,任由他们掌控和摆布。她们无法摆脱各种束缚和折磨,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同时也让我们深刻的了解到,女性的生存是多么的艰辛和痛苦。
总结:
《水浒传》中的女性,无论是淫 妇、弱女还是英雄,她们的命运无疑都是悲剧的。在那个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她们被蔑视、被仇恨,甚至是被扼杀,都没有引起人丝毫的同情,似乎女性天生就是弱者,就是为男性的需要而存在。她们背负着封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包袱,忍受着没有人格、没有尊严的屈辱。她们是那样的柔弱无助,哀怜忧伤。从这个角度来说,《水浒传》中的女性是一个悲剧的群体。（⑤注释:《金圣叹评水浒传》，施耐庵）
参考文献:
1.《金圣叹评水浒传》，施耐庵 ，岳麓书社 月6日
2.百度
篇6：生态批评背景下文学与自然关系论文
生态批评背景下文学与自然关系论文
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在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课题的研究的。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大提升了大批文学研究者的生态自觉，使曾被文学研究界忽视的“环境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态批评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有目共睹。文学应该直面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生态文学家有着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把生态环境问题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命运攸关的社会问题在文学中表现出来。
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生态文学
1.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讲的就是天与人、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形成的基础。《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追求精神自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无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欧阳修在他的《画眉鸟》一诗中，以物咏志，自然呈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回归自然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韩愈在《山石》中则反映了一种把自然当作家园和归宿的情结:“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现出了一种生态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的生态智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栖身的家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音。在西方，产生了支配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统治自然为乐，这种征服与统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类将为此承受长期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西方也有着绵延数千年的生态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学主要是神话、诗歌等口头文学，是由群体创作群体传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态的天然特色，这类原始文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态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一个主要源头的《圣经》，既包含了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同时也有很多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生态思想。《创世纪》第13章记载，亚伯拉罕和罗德各自拥有大量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已经有了生态平衡的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态思想蕴含在西方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示和艺术表现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不以人类的利益和行为准则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含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梭罗是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被评论界认为是“绿色圣徒”。梭罗在《缅因森林》里，批评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呼吁人们诗意地对待自然。他说:“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反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己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这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文学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巨人卡冈都亚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卡冈都亚是格朗古杰国王的`儿子，他生下来就会说话，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要用1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说大肆夸张巨人们的生理需要，肆无忌惮地大谈特谈饮食男女之大欲，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以及对探索自然、开创未来的渴求。历史地看，这部小说具有反抗禁欲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但如果从生态角度审视，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这般疯狂地、毫无限制地满足无尽的欲望，那么，生态系统总崩溃早就到来了。在中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和谐、疏远到对立这样一个过程。从庄子的“与造物者游”到陶渊明的田园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梦游”，文学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亲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与之相应的叙事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鼓词开始兴盛起来，文学艺术的主体遂由田园逐渐转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等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肯定是更加丰富了，但在无意间却渐渐丢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诗词中占据绝对意义的“自然”。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刚刚摆脱战争的灾难，整个中国大地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然而，这时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们把人类的进化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同于人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于是，整个社会在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天换地的操作。这一时期的文学如《红旗歌谣》突出地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
篇7：分析爱默生超验主义中女性形象表达论文
分析爱默生超验主义中女性形象表达论文
鲁尔夫・华多・爱默生( 1803-1882)是美国超验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超验主义的杰出代表,是美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学巨人。他的超验主义从宗教和精神至上的角度,提倡人人平等、自由。在他的超验主义里,每个人的灵魂都无一例外的被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上帝赋予了精神直觉的潜能。因此,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神圣而平等的,财产的多寡并不重要,灵魂的崇高、心灵的完整才是至高无上的。他推崇精神万能,号召人们接近自然,追求真、善、美。在他的作品中,他把自然比作伟大的女性――母亲,他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敬仰,享受着自然的欢愉。“可以肯定,产生这种欢愉的力量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人,或者说,在于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不能不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和谐乃是社会永恒的主题,人人向往之。社会存在的两极和谐,即男人和女人的和谐也是我们当今和谐社会的主题,可是在社会生活中,事物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男人和女人也不例外,一样存在矛盾。最开始体力强悍的男人成为支配世界的主导,女人却沦为了第二性别,这或多或少给女性们带来了伤害,于是出现了无数女权主义者据理力争女性应有的权利。世界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的经典名言正说明了女性受到的损害或表面存在的缺陷:“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人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正因为父权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整个人类文明,男人的文明造就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不让人满意的形象。当然,在现代婚姻家庭中,男人把女人当做妻子和母亲予以尊重,在婚姻生活的具体事务中,女人也以一个自由人的面目出现在男人的眼前,尽管男人和女人是有差别的,但此时,女人看起来好像不是他者,不属于次者的地位,女人自身感觉就好像和男人是平等的,甚至有些时候通过驾驭男人还感觉自己高于男人。所有这种表象使得女性安于现状,觉得自己在家中能受到尊重,在家中照看好家庭、“相夫教子”就很好了,家外的事由男人来处理就行。很多女性是这种认识,尤其在亚洲和中国,这也是现代东方女性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其实现代女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形象是不容乐观的。在大多数男人眼里,女人就喜欢男人的钱包,女人就是一个物,只要有钱就能把女人买到;女人过于感性,几乎不理性地思考问题,成就不了大的事业;女人过于依赖男人;等等。“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赐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几千年来这样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说教和创世说能使女性和男人一样平等重要,一样叱咤风云于世?这样的文化背景能不产生出有依赖性的女人?所以现代有觉悟的女人们发现她这个和大家一样既自由又自主的人,在男人眼里仍然是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同时也发现自己仍然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女性仍然感觉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男人不一样,不是一样的美好存在而人类社会的两极――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是一样平等的存在,除了生理上的差异以外都应该是一样的、同等的、相互的。可是几千年父权制思想文化导致的女人的从属结果是根深蒂固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传统的劣根思想。需要女人自身的努力。除了女人自己的努力外,我们需要有更多像爱默生这样的文化传播者为女性作出真正公正的评价。
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里,就女性问题,爱默生对儒家“夫妇”关系、妇以夫贵、母以子贵的伦理不以为然。他认为尊重女性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并不止一次地引用了《诗经・小雅》中“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一诗来抨击人伦中对女性的歧视。他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是高度和谐的,自然的形象就是女性形象最好的表达,女性即自然,女性的美丽和谐就是自然的美丽和谐。女性的存在就像自然的存在一样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女性的存在包括了女性的全部及方方面面。存在即合理,女性存在的方方面面都是合理的。即使存在一些在男人看来不合理的方面,那也是男人们修改的结果。因为毕竟女人们是按男人的文化塑造她的形象去发展自己的。所以那些否定女性,说女性存在一些劣根性的言词都是不合情理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非常微妙。如果男人和女人是和睦融洽的,男人就不会否定女人,但如果发生了冲突,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男人就会否定女人,说女人一切的不是,传统男人享有的绝对威望就一下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女人作为两性的一极存在,她有自己的天赋能力和思想情感,很多人把女人比作自然:原始,纯洁,美丽。可以说,真、善、美集于女人一身。在爱默生笔下的女人形象是:“美在女性身上臻于巅峰。一位美妇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她能驯服她那粗野的丈夫,能将亲切、希望与口才倾注在她所接近的人身上。妇女同我们身边的大自然息息相通。痴情的年轻人将她们的倩影比作星月、森林、江河与艳丽的夏日。她们以自己的辞令与芳容,治愈了我们的笨拙与难堪……她们在智力上甚至影响了那些最为严肃认真的学者,使他们的心灵变得优雅纯净,并引导他们用一种快乐的方法去从事那枯燥而艰辛的工作。我们同她们交谈,希望她们侧耳倾听,生怕她们乏味,于是就学会了一种咳珠吐玉的功夫,这种功夫已由谈话艺术演变成了一种风度与习惯。”毋庸置疑,男人是女人的杰作,正因为有了女人,才有了风度翩翩、坚忍不拔、威武的男人;正因为有了女人,整个世界才充满了爱,人类才有了真、善、美。只可惜受传统的以男性文化为主导教育的人们是不容易认识到这些女性潜在的德行和作用的。相反,女人也是男人们的杰作和作品,为什么男人们却对自己的作品不以为然呢?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男性抱怨自己的妻子不怎么怎么的,其实是他自己不怎么怎么的,因为妻子是他的作品。
为了能使更多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达到人们理想的女性形象,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改变传统对女性的看法,加强对女性和男性同等意识的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教育等,都要体现出男女的相互性、平等性。爱默生所说即是“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培养同情心与交际能力。那些见多识广与品位脱俗的人培养出来的男孩女孩,其风度举止自有一种高贵的优雅……”由此可见,教育对女性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的进步文明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其实男人和女人正好是刚柔相济、阴阳平衡、相互依存的社会两极,没有女人就不会有男人,相反亦然,所以不能说哪一极比哪一极更重要、哪一极应该处于社会的.支配地位。两极正好像天平,都同等重要。尊重自然的超验主义先驱爱默生说的是公道话,他说:“人是他自己的侏儒。他曾经被精神所渗透和融化。自然间充沛着他满溢出来的热流。从他身上升腾起太阳和月亮,从男人那儿升起的是太阳,从女人那儿升起的是月亮……男人是太阳的追随者,女人则追随月亮。”我们的生活既不可以没有太阳,也不可以没有月亮,没有了月亮,没有了太阳,也就没有了我们生活的源泉,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所以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否定和不接纳是站不住脚的,应该通过教育对传统的偏见思想予以修正并恪守平等的要义。但是在当下男女平等实际上是强调两性关系即社会两极――男人和女人的同一性。通俗的说法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可对女人来说,此时的平等其实就是等同,等同于男人,是以牺牲自己的自由、差异和自我为代价的。那些职业女性尤其感觉自己等同于男人,她们最能体会出“花木兰式的境遇”,她们要成功,在现行条件下必须付出男人双倍的努力。职业女性既要兼顾工作又要兼顾家庭,像在中国这样传统思想比较浓厚的国度,好女人在家里应该既是好妻子也是好母亲,“相夫教子”仍然是人们评判女人的标准。可是,哪个女人不想争取当个好女人呢?所以职业女性要在人们眼里成为好女人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是爱默生说得好:“让我们公平地评价她吧。我不想对我们美丽的母亲投掷石块,也不想弄脏我们舒服的巢穴。我只是想指出,自然和人的真正位置,从而建立正确的教育。”我们应努力摒弃传统有糟粕的思想,我们也应拥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像爱默生那样尊重自然,尊重女性,并为女性的全面发展提供和男人一样多的机会。
爱默生在他的超验主义作品中几乎都把自然比作女性,他对女性的尊重和赞美以及对女性不偏不倚的看法和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理想殊途同归。根植于女性世界,我们比男性更关心自己,更了解自己,我们希望能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尊严,一样的权利,一样多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很多时候打上女性的烙印,尤其是在就业和事业发展方面,我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们会为两极存在的和谐以及两极与自然的平衡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史志康,主编。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81.
[2][美]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M].姚暨荣,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3][法]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美]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M].丁放鸣,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李孝英(1974-),女,四川泸县人,硕士,四川泸州医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事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和西方哲学研究。
篇8：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
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
作者/胡洁雯
“生态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深刻改造着世界。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类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客观现实催生出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思想。
一、“宠儿”的污染与净化
亚里士多德曾说：“植物的存在就是为了动物的降生，其他一些动物又是为了人类而生存。”这种思维惯性深刻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们认识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造着文学世界的面貌以及人类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
（一）神话的消亡与生态批评的崛起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人类中心主义是文学主流。在中西方文学的源头，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人类按照自我形象塑造的神灵，还可以在人类创作的神的身上见到自己的影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人类渴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得以释放。在过去的200多年中，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以威廉·卢埃克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使我们获得了解读文学作品的全新方式。
托妮·莫里森作为美国当代文坛的巨擘，她的小说永远关注着黑人的心灵世界，呼唤着他们热切向往的故土。我们往往能在她的作品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自然气息，看到她本人渴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望。她描绘的自然界不是被人类征服的世界，或者是展露人类伟大力量的对照物；而是与人类同生共荣的整体，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它们和人类处于和谐共处的融洽状态中。阅读她的作品，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作者将生态思想引入到文学创作中，并以明晰的生态意识向读者阐述着自己对世界、自然、人类的思考与认知。
（二）被扭曲的灵魂
透过她的作品，笔者认识到外在世界的生态危机是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相伴而生的。当孕育人类的.物质世界遭受污染后，人类的精神领域也面临着污染的命运。在莫里森的笔下，游离于美国主流价值体系之外的黑人表现出多样的精神状态。他们认识世界、对待世界的方式往往走人到褊狭的误区中，不仅价值观被扭曲，灵魂也渐趋凋零。
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是对那段美国人都不愿意提及的历史的讲述。在莫里森的笔下，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黑人历史被阐发为众多的象征物和审美意象，为读者讲述着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我们不仅能从小说中看到作者描绘的主人公肉体上遭受的苦难，更能感受到其精神上面临的巨大痛苦。在原始的自然世界中，人与人本应是平等的，但奴隶制度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污染，具体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塞丝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行为。(论文范文 )塞丝是一个普通的女黑奴，她深爱着自己的女儿。正是由于母爱，使得她意识到自己的女儿不能再过奴隶的生活；而现实中她又无法改变奴隶制的控制，最终她选择了杀死自己一岁多的女儿。这绝不是简单的人伦悲剧，深蕴其后的动力来自于塞丝渴望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强烈愿望。
当自然世界在人类毫无敬畏之心的改造下日渐变得千疮百孔之时，生活于其中的全体人类也遭受了心灵与精神世界的严重打击。在莫里森的小说里，无论是塞丝还是其他人物形象，都被严重扭曲和侵蚀。作者试图通过小说告诉我们，在拯救自然世界危机的同时，救赎人类那颗被扭曲、被改造的心同样刻不容缓。
（三）象征的“树”
在小说《宠儿》中，莫里森大量使用了象征手法，借助于对特定物象的描述向读者展示她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理解，也启迪着读者去拯救人类的心灵世界。
是棵树，露。一棵苦樱桃。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还有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棵树。正开花呢。
这棵树在小说中反复出现，那棵塞丝从未见过的树，是逃亡旅途中白人女孩告诉她的树。如此美丽的树勾起了塞丝美好的遐想，美丽的樱桃树下却发生了悲惨的故事。当塞丝试图倾诉自己的屈辱时，却遭到“学校老师”的毒打。打在塞丝身上的鞭子不仅在她肉体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更在她的心灵世界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美丽的樱桃树没有带给塞丝丝毫安慰，却留下了深深的伤害。留在塞丝肉体上的伤痕正是黑人与白人社会激烈冲突的结果，也是黑人为获得自己权益付出的惨重代价。在美国黑人奴隶时代，脱离了自己文化根基的黑人群体被迫生活在异质的文明体系中，不断遭受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蚀。孕育黑人的传统文化日渐消亡，为了肉体的存继，黑人必须付出精神的代价，这种牺牲造成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莫里森对树的描绘就是对黑人精神上所受伤害的描写，她试图通过“树”向读者展示奴隶制度给黑人造成的创伤，启示着人们奴隶制度终将被消灭的美好前景，奴隶制度最终被摧毁之际正是被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得到净化之时。
二、回归生命之源的努力
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作者对于人类遭受的精神污染的描绘十分明显。小说的主人公佩科拉以及波琳、杰拉尔丁时刻处于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下。在主流社会话语权被白人掌握的时代，杰拉尔丁对自己的肤色深以为耻，而佩科拉的反应则更为明显，她时刻都在追逐“蓝色的眼睛”。这并非是渴望融入到白人占主导的社会中，而是渴望改变自己的现状，去尝试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冲击着她的心灵，使她迷失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向最终的毁灭。在此，莫里森告诫人类，只有回归真实的生命之源，才能化解自然带给人们的痛苦。
（一）医治心灵的创伤
在被物质欲望无限扭曲的社会中，白人不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同时掌控社会物质资源，又通过这种掌控将白人的意识形态升级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得黑人对于自身感到无限羞耻，沉浸在黑人特征的耻辱感中。这种价值体系的建构违背了自然界本有的和谐状态，使得黑人群体在美国社会失去了自我。莫里森的小说对这种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试图为医治黑人的心灵创伤而努力。
诚如鲁枢元先生所说：“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人类以摧毁、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也摧毁了自身。这种伤害在莫里森看来并非不可拯救。小说反复出现的“树”再一次被作者赋予伟大的象征意义，当逃脱奴隶制度枷锁的黑人来到旷野时，“树”成为他们的栖息之所，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对于被白人掳掠而来的黑人而言，白人社会的一切都是异于黑人文化传统的客观存在，二者天然存在着隔阂与距离感。在小说中，我们先后看到贝比、艾拉等黑人妇女将自己的孩子抛弃，并非她们不疼爱自己的孩子，而是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做奴隶。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黑人拒绝讲英语，表象是他们认为英语没有前途，根本在于反映异质文明的英语直接剥离了黑人与自我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
“在反抗、排斥白人文化影响的同时，黑人也在寻找滋养自己的精神之源，这个精神之源就在森林之中。”
奶奶白天闻起来像树皮，晚上闻起来像树叶。
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她什么都不剩了，只能靠心灵谋生。
小说中丹芙对奶奶有特殊的感觉，时而像树皮，时而像树叶。这是一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在她身上我们可以洞见奴隶制对黑人的摧残。她曾经生育八个孩子，不是夭折，就是被奴隶主卖掉。最后，只有一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当她获得形式上的自由后，却未能摆脱精神的枷锁，她一次又一次遭受心灵的折磨。作为一名曾经的奴隶，那些曾有过的羞辱与痛苦令黑人们失去自尊，逐渐产生了自轻、自贱的思想负担。
贝比将“奶奶”的住所变成了“爱、告诫、供养、惩罚和安慰他人”的地方。作者将此处设置为医治黑人精神创伤的处所绝非偶然。这是一片茂盛的森林，处于和谐、未受到污染的自然状态，在这里没有白人的文化霸权，没有歧视，他们能够从自然中感受到自己的可贵。“树”与“森林”成为小说中极为重要的符号，代表着作者热切向往的和谐自然。
（二）回归的努力
生态批评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去讨论人类社会和文学作品，“同时它还带着一种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试图打破人类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坚实壁垒”。笔者认为，生态批评的最终指向在于回归的努力，在于警醒世人，帮助人类回到那个没有精神污染的世界。但无法规避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早已从蛮荒的动物时代进入到文明社会。在反恩人类中心主义时，我们不能矫枉过正。生态批评正是要通过对小说文本的解读，释放客观世界在文学作品中是如何被讲述与压制的事实，对曾经的人类中心主义展开彻底的反思。
在《宠儿》中，莫里森再次借助对“树”的描写讲述着黑人渴望回归的努力。保罗·D逃跑被捉回后，奴隶主将他卖掉。在新奴隶主手下，他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在他的信中，保持对生的渴望，一切的追求寄托在“一棵白杨，小得连树苗都称不上。只是一条不及他腰高的嫩枝”。凋零的“树”正是自然界饱受人类摧残的体现，因此，在一个奴隶制度盛行的地区无法见到茂盛的“树”。莫里森的描写告诉我们，活在保罗·D心中的树虽然是如此脆弱，却体现着黑人渴望回归自然、摆脱奴隶制的愿望，这棵生长于心中的树必将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 - 15.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7.
[3][美]托妮·莫里森，宠儿[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101 - 281.
[4]王润娟，解读托妮·莫里森《宠儿》中的树[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09）。
[5]苗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80.
[作者简介]
胡洁雯（1979-），女，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英语教育研究。
篇9：《弗兰肯斯坦》中的生态批评分析论文
《弗兰肯斯坦》中的生态批评分析论文
1 概述
19 至 20 世纪期间，科学的迅速发展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却带来了生态灾难，这也让人类开始思考人与自然间的关系。
西方生态文学在 19 世纪上半叶处于蓬勃时期， 年 Glotfel-ty 和 Fromm 编写了了 The Ecocriticism Reader。玛丽雪莱(MaryShelley)受当时生态文学思潮影响，创造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弗兰肯斯坦》讲述的是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着迷并利用科学，从停尸房等地找到不同器官和组织，创造了一个人造人。人造人渴望感情，但因面目丑陋，被视为怪物。他因为外貌被弗嫌弃最终抛弃，提出的要一个女性配偶的要求也被拒绝。怪物疯狂复仇，杀死弗的未婚妻等数个亲人。弗打算毁掉自己的作品，追寻怪物到北极，受尽折磨后病逝，而怪物也死了。
玛丽描绘的是一个悲剧，人类试图利用科学技术发明统治自然，但反而被自己创作的技术怪物所束缚。她揭示了问题的根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失衡。因为维克多违反自然法则造出怪物，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毁掉了人类社会当时的和谐，受尽折磨，最终走向精神疏离。
2 自然生态的失衡
2.1 违背自然法则而生的怪物
维克多受当时人类本位说影响，认为自然可统治也可控制。他对科技的狂热驱使他违背自然法则创造处人造人这个怪物。
自然界一切生物都来自母体。但是维克多打破自然法则，利用死尸，屠宰场的鲜肉甚至无辜的动物来创造一个新物种，对这些生物无尊敬可言。在他看来，所有物体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
2.2 抛弃怪物
弗抛弃自己创造的怪物，违背自然规律。怪物象征着人类欺压自然，但是他却又能威胁和毁灭人类。怪物失去了对人类的信心，开始复仇。他将怨怒倾泻在弗的无辜朋友和家人身上。弗的哥哥，仆人，最好的朋友，和未婚妻伊丽莎白以及父亲都死了。弗发誓要猎杀毁掉怪物，一路追到北极。但由于身心备受煎熬，疾病袭来，他死在北极。
正如社会心理学家 Erich Fromm 说过，人类的悲剧在于“他们本是自然的一部分却试图超越自然”。所以维克多最终的结局是自我毁灭。也反映了玛丽关注自然，强烈谴责技术发展对自然造成的危害。
3 社会生态的失衡
3.1 弗兰肯斯坦因为沉迷科学与世界疏离
弗在狂热追求自然之迷时与世界疏离，忽略了家人和朋友，也对世俗戒律和禁忌嗤之以鼻。他将自己锁在实验室，从停尸房取材埋头实验，拒绝家人和社会的干预，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
他将自己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忽略与社会的联系。人本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对科学的.狂热却让他与社会隔绝，失去了本来原有社会和谐关系。
3.2 与社会疏离带来的折磨
原有的和谐关系不复存在，弗失去了最亲爱的人。在制造新物种的过程中，弗每晚都精神高度紧张，长期做噩梦。违反社会禁忌的心理压力让他把伙伴当成罪犯一般抛弃。即便实验完成后，他的紧张依然持续了数月。
后来他逐渐恢复健康，却最终还是因为他与人造怪物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而彻底崩溃。作为怪物的创造者，他是父亲，但是怪物的诞生并不能像人类出生能继承血缘。他们之间缺乏必要的血缘关系去维护“父母子女关系”。他担当了创造者的角色，却意识不到父亲的角色。在怪物一系列复仇之后，他才开始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不为过往的发生承担责任，急切的想要忘记一切，但怪物的存在让他无法忘记。
4 社会生态的失衡
4.1 弗兰肯斯坦沉迷技术的孤独和痛苦
弗因为对自然的好奇和轻蔑，醉心于科技，却导致与社会疏离。他远离社会，失去了与别人的社会纽带，孤独，精神饱受折磨。人造人的诞生本就是维克多心灵生态失衡的产物。他利用科学理论实验创造生物，却每晚又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他抛弃人造人也是舒缓自己违背社会禁忌造成的心理压力。
怪物复仇的行为让他精神上的疏离更加严重。他看着亲爱的人一个个死去，只能怪自己。他害怕别人知道他创造了这个可怕的怪物，害怕人们认为他心理扭曲，因此他只能藏于心中，无法倾吐。
4.2 怪物加重了弗兰肯斯坦的精神疏离
维克多在隐藏真相时，每一分钟都十分后悔，“内心的折磨让我深思我这受了诅咒的双手带来的深深无声的痛苦”(Shelly 1994.:161)。在他的好朋友死后，他的情况愈加严重。他认为自己是杀死这些无辜的人的凶手。但他没有勇气讲出真相。他不停的重复“But I，the true murderer，felt the never-dying worm alive in my bosom，which allowed of no hope or consolation.”(Ibid.：159)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悲伤。他全面武装自己试图杀死怪物复仇。他的妻子遇害后他的疯狂达到了顶峰，将一切归结于怪物。但事实确是他内心的恶魔才是罪魁祸首。
5 结论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析了玛丽在《弗兰肯斯坦》中的生态思维。科技的跨素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的失衡以及社会和精神生态失衡，扭曲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了精神疏离，失去自我。
篇10：《紫色》中家庭视角下的女性他者形象分析
《紫色》中家庭视角下的女性他者形象分析
摘 要：通过对《紫色》中女性人物在家庭中的他者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女性是家庭中的他者，他者的形象体现在两性关系中，而两性关系不仅包含黑人的两性关系也包含白人的两性关系，两性关系的不平衡使男性把自己的欲望放置在主导地位，作为他者的黑人女性被父权的语言所压迫，丧失了主体地位，没有权力、没有话语权，然而作为他者的女性主体在不断的抗争中颠覆了父权制霸权，使得两性在不断的抗衡中走向和谐。
关键词：家庭;黑人女性;他者
“他者”是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1]。他者的形成必须发生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而且对立的双方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
他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他者概念首先被女性主义运用到对父权社会的批判中，即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如今用他者概念来分析女性地位和两性关系的做法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常规。在文学批评中，“他者”旨在分析和揭露他者化过程中形成的霸权和压迫，揭露同者在身体、性别、语言、意识形态方面对他者实施的暴力，分析他者的属下地位，分析他者对霸权的反抗，以及这种反抗所采用的各种各样的策略。通过揭露和分析“他者”旨在对压迫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颠覆，实现他者的解放。
大多数社会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血缘结构：是通过血缘、遗传或感情结合而连接在一起的，有着关爱的环境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地方。然而本该充满爱的家庭中却也存在着对女性的压迫和异性统治。哲学家约翰·霍奇(John Hodge)说道：“在家庭中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成年人统治孩子，男性统治女性――都是群体压迫的形式，它很容易被转化成那些被“种族”“国家”“宗教”或“其他手段”所定义的人群的“合理的”压迫”。家庭内部女性主体在男权至上的权力体系中扮演着服从的家庭主妇形象，父权制的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引发了两性之间的战争。
艾丽丝·沃克是当代美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为黑人女性作家，深受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她尖锐地指出它们各自的霸权思维，并用独特的“妇女主义”表达了对黑人女性作为他者的感悟。社会对待黑人的不公正使得沃克深入的思考黑人妇女作为他者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根源――社会权力塑造着主体的思维，并决定主体的行为，作为他者的'黑人妇女应该通过颠覆各种霸权思维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紫色》(The Color Purple)讲述了黑人女性打破枷锁，由被压迫的他者成长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白人女性同样被视为他者，在小说中不仅体现出白人与黑人不同种族、阶级间的压迫，详细地阐释了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压迫，更微妙地展示出了白人社会中潜在的白人男性对白人女性的轻视。
一、黑人家庭中的女性他者地位
(一)X先生家的女性他者形象
《哥多林前书》说：“女人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她们没有获准说话。正如法律所说，她们总要服从。她们若要问什么，应该在家里问她们的丈夫，因为女人在教会说话是可耻的。”上帝把人类确定为世界主宰的同时，也把男人确定为女人的主宰。
X先生喜欢西丽的妹妹聂蒂，可是西丽的继父却拒绝把聂蒂嫁出去，而用一头牛作为陪嫁把西丽嫁了出去，西丽没有反对的权利，就这样她到了一个新的家庭，成了三个孩子的继母。
作为他者的黑人妇女所受的压迫首先表现在家庭中的两性关系上，男性将女性视为他者，使女性从属于自己;性压迫扭曲了家庭的积极作用，如果家庭中强迫性的权威统治和对统治的残酷维持形成了家庭生活，那这样的家庭是产生极度灾难和痛苦的地方。伊里格瑞认为他者是从反面来阐发男性主体，它造成的结果是女性这一性无法得到再现――也就是说在这个意指经济里，这是一个不算数的性别[2]。
在一方压迫另一方的两性关系中，受压迫者因为自身被物化而根本无法体味人的快乐。如果说在家时，西丽是继父泄欲的对象，因为西丽对自己身体的无知以及对继父的惧怕而忍受着对她的性压迫，而嫁给X先生之后，她甚至连恐惧和悲哀都不复存在了，她把自己当作一颗毫无感觉的树。西丽此时的沉默暗示着她在生活中默默地接受了很多东西而没有明显的质疑、反抗。
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论文《走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被认为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宣言。此文指出了黑人妇女因遭受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而感受到的特殊异化感和压迫，而黑人妇女的这种特殊生活体验和感受是“不为人所知”“看不见的”[3]。家庭中的男性主体凌驾于女性之上，无所不在，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让家中的女性无法逃脱也无法反抗，必须接受还不得不依靠。
(二)哈泼家中的女性他者形象
哈泼是X先生的儿子，他的第一个妻子――未婚先孕的索菲娅去哈泼家的时候，西丽这样描述她“她站起来，是个高大/强壮又健康的姑娘。”[4]32而结婚后的索菲娅则被看成是“好像矮了半截，可她还是个强壮的姑娘。”[4]35，同为黑人女性的西丽在书写给上帝的信中如此描述索菲娅，这意味着西丽被内化的女性在家庭中的他者形象已经根深蒂固。作为黑人男性的哈泼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让索菲娅服服帖帖的，并且想象他父亲一样做家庭中说了算的人，他认为索菲娅对自己考虑的太多了，他得给她杀杀威风。西丽说“老婆像孩子，你得让她知道谁厉害。除了狠狠揍她一顿，没别的办法。”[4]36这引发了哈泼与索菲娅的家庭矛盾，他们打起来了，索菲娅在家中与父亲斗，结婚后为了与丈夫哈泼获得平等的地位而进行抗争。哈泼与索菲娅是恩爱的，但面对哈泼想要驾驭自己老婆的想法，她敢于反抗，她说“我爱哈泼，上帝知道我爱他。但是，在我让他打我之前我就先打死他!”[4]40即使作为抗争者，索菲娅从不屈服，毫不示弱。但是身为黑人女性，索菲娅仍然是家庭中的他者，家庭战争爆发后，她不得不选择带着孩子回到自己姐姐家居住。
哈泼的第二个妻子被人们叫作“斯贵克”(squeak，意为老鼠类的东西发出的吱吱叫声)，“她像我一样，哈泼怎么说，她就怎么做”[4]81，但在为入狱的索菲娅求情的时候，斯贵克被侮辱，也许这激发了她内心的自主意识，面对斯贵克的欺辱，哈泼对她表示爱意的时候说：“我爱你，斯贵克。”她却说：“我的名字叫玛丽·阿格尼斯(Mary Agnis)。”自主意识的萌发，使得斯贵克开始在哈泼的酒吧唱歌，并且开始自己编歌，姓名也许只是一个代号，但它却有着特殊的文化意蕴，沃克多次提到斯贵克对自己姓名的坚持，是从细微处体现妇女在父权中心文化中的由他者到主体的变化过程。
二、白人家庭中的女性他者地位
所谓“个人”其实仅指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男性，女性及印第安人、黑人等少数族裔都被视作“个人”的对立面――“他者”，从而没有其位置。白人妇女有着优于黑人的社会地位，作为女性主体，种族歧视可以让她们成为黑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而在两性关系中白人妇女却和黑人妇女一样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是他者，屈从于权力、屈从于男性。
索菲娅因对白人市长老婆对她孩子的夸赞以及白人想要让索菲娅做他们的佣人时的否定回答而锒铛入狱，身心备受摧残，进入监狱后的她也变得和西丽一样逆来顺受“每日他们要我做事的时候，西丽小姐，我就像你那样办。我马上跳起来，照他们说的去干”[4]88。索菲亚的经历表明黑人妇女没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去歧视、剥削或者压迫，她们就会直接向主流的阶级主义、种族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挑战。
像索菲娅这样的黑人妇女也许可以靠个人的反抗暂时在家庭这样的小范围内摆脱“第二性”的某些烦恼，但只要种族歧视还存在，她们的种族命运决定着她最终不能摆脱做奴隶的生活：不是男人的他者，就是白人的他者。她们没有选择的自由。
那位白人市长给他的老婆――米丽买了辆新车，就因为黑人都有了汽车，那么米丽的车就过时了，但却拒绝教她怎么开车。她一个朋友也没有，当然也就没有人教她开车，所以米丽求助于索菲娅教她开车。开车的时候因为习惯使然，索菲娅坐到了她旁边的位置，米丽却提醒她“这是南方，你可曾见过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并肩坐在一部汽车里，而其中一个并没有教另一个开车和洗车的么?”[4]103索菲娅本是帮助白人，但还要顾及种族、阶级间的差异。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同样作为他者“第二性”生存在家庭中，白人女性却是种族和阶级的剥削者，拥有着大于黑人的话语权。
三、结语
作为一个群体，他者的黑人妇女在家庭处于一个不寻常的位置，因为她们不仅都处于职业阶梯的底端，而且其总的社会地位比其他任何群体都低。女性主义就是要揭露这种不平等关系，改变女性的他者地位，女性的他者形象不可能被限制在菲勒斯中心的思维模式中，它可以超越和打破父权制的逻辑，从而在女性中树立解放意识。
我们希望能建立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因为家庭纽带对于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来说是唯一永久的支持体系。作为他者的黑人女性主体应该在不断的抗争中颠覆父权制霸权，使得两性在不断的抗衡中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
[1]张剑.他者[J].外国文学，(1).
[2]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35.
[3]程锡麟.黑人美学[J].外国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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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分析现代环境主义视野下的生态的印第安人论文
分析现代环境主义视野下的生态的印第安人论文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主义运动(environmentalism)的兴起和对西方近现代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环境伦理的反思，“生态的印第安人”一说流行于欧美社会，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快乐、无忧无虑、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印第安人形象，与西方社会那种悠意破坏自然、贪婪追求个人财富的白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假说最具代表性的象征莫过于广为流传的西雅图酋长《神圣的大地母亲》(Saint Mother Land)的演说和好莱坞演员克迪(Iron EyesCody)所扮演的“哭泣的印第安人”形象:前者堪称一部令人震撼的生态保护宣言，后者则成了倡导环境保护的标志性图片。
学界对“生态的印第安人”是否属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文化人类学解释印第安人环境伦理的学者大多持肯定意见，如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卡罗琳·默乾特和印第安史专家威尔伯·雅各布斯等。①从考古学入手探讨印第安人对环境、生态产生影响的学者则持否定意见。如戈登·戴伊、奥摩尔·斯图尔特、罗伯特·黑泽、保罗·马丁等学者指出:在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对北美洲自然环境的变化施加了重要影响。
一、环境伦理视野下的“生态的印第安人”
与当前社会所流行的以满足个人贪欲为目的、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同，“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所寓意的是一种全新的环境伦理和生态智慧。但是否为当时印第安人所秉持，尚需仔细辨析。北美印第安人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周围环境以及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深入的了解，这是他们对环境进行观察和利用的结果，也是“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能够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文化基础。
印第安人在朴素的万物有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万物平等的观念。万物有灵论是人类历史早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雷德菲尔德的研究，所有的原始民族都倾向于与自然相融合而不是分离，人与其他万物保持着“参与性维持”( participant maintenance)关系，即与身边的世界存在着伦理关系。①在许多印第安部落中都流传着伟大神灵与动物合作创造世界、人与动物交合或人与动物相互转化的故事。②印第安人并不把自己视为优越于其他事物的一个特殊物种，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员，动物是带着皮毛的人类亲戚。③这一点可以从18世纪60年代著名的毛皮商人亚历山大·亨利(A. Henry)的记述中得到印证:当奥吉布瓦人杀死一只熊以后，“把它的头拿到手中，抚摸和亲吻数次，因拿走了它的生命而数以千次地乞求原谅，称其是亲人和祖母。”
印第安人眼中的大地是神圣的，他们对大地及其上而的万物怀着深深的崇敬和感激，这一点与白人的财产观念截然不同。19世纪后期著名的纳兹皮尔斯印第安人(Nez Perce)的首领约瑟夫酋长说:“我们满足于让事物保持圣灵创造时的样子，而他们(指白人)则不，如果大山、河流不适合他们，就改变它。”③ 许多印第安部落在从事捕猎和采集活动时都有一些特殊的仪式，并流传着关于节制捕杀和采集以及不准浪费食物的禁忌。早期的耶稣会士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处理猎物仪式方而的记载。
二、白人到来前北美印第安人对环境的影响
殖民地时期的众多记载和传说把白人刚刚到来时的美洲描述为一个人类未曾破坏的处女地和伊甸园，而近些年来伴随着环境主义的兴起，欧美社会对荒野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贬低和恐惧变成了推崇和赞扬，人们越来越愿意把白人到来前的.美洲看作是一片人类未曾开拓的荒野。①如果说保护主义的环境伦理是“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那么处女地理论就是支撑这一假说的实践基础。根据“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在白人到达以前，印第安人所居住的北美洲是一片没有被破坏的处女地和伊甸园;而白人到来后，征服印第安人，破坏美洲的环境，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印第安人社会活动家德洛利亚就曾断言:“印第安人与其土地一起生活，而白人破坏土地，他们破坏地球。”
任何物种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对其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人类更是如此。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与其居住周期、人口密度、技术水平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紧密相关。根据德尔科特的研究，当人类某一群体在一个地区定居时间达到两个世纪、人口密度超过50人/平方公里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环境退化。③而墨西哥以北地区在白人到来前，土著人口最保守的估计也有100万以上。①数百万人口上千年来在北美大地上繁衍生息，对这里的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印第安人通过用火，大大改变了北美洲的生态和地貌。印第安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使它成为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北美早期文献中，关于印第安人用火的记载不胜枚举。1632年，托马斯·莫顿在《新英格兰的迎南》一书中就有关于土著人用火的描述。③1656年，一位丹麦人唐克(Adriaen Van de Donck)也曾经写道:“印第安人具有每年焚烧丛林、平原和草地的传统。”
三、从“高贵的野蛮人”到“生态的印第安人”
无论是从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还是从他们对北美环境的影响来看，“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受到社会舆论的青睐而风靡全球呢?其实，这一神话与其说是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反映，还不如说是白人社会对北美土著人的传统偏见与当代环境危机相结合的产物。
欧美白人主流文化长期形成的对印第安社会的片而化和刻板化的认识偏见，是“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产生的文化和历史基础。白人社会在认识和考察美洲土著人时充满基督教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和简单化、定型化的倾向，虽然几经历史变迁，这种倾向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众所周知，美洲土著人至少可以分成上千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群体，各种文化与社群之间的差异很大。早在白人与土著人接触不久，欧洲人就认识到了各个部落之间的差别，但他们宁愿使用哥伦布所发明的“印第安人”这一错误的词汇来称呼他们。其实，欧洲人所注重的是异己的土著文化与自己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别，至于北美土著部落之间的差别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无论是以野蛮人、异教徒，还是以印第安人来称呼，都仅仅是与欧洲文化区别开来的一个抽象符号。小罗伯特·伯克胡佛在研究了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认识观念的演变后指出:“白人主要根据那个时代他们自己所推崇的一些信仰、价值和体制而把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类别。
四、土著民族权力运动与“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的重构
“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虽然是白人文化强加给北美土著社会的不正确观念，但与北美边疆开发时期广泛流传的嗜血的、令人恐怖的野蛮人形象相比，它毕竟树立了一种正而形象，有利于扭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印第安人的否定认识，提高印第安文化在北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对于北美土著部落及其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来说，这一形象既是一个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一方而，一些印第安部落把这一形象当作了争取民族权力的工具，他们通过宣传与大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塑造大地守护者的形象来谋求对本民族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从而促进了这一形象在现代社会的传播。而另一方而，在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中，北美印第安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开发活动又不可避免地与“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产生冲突，这削弱了“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自19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印第安人被赶入保留地和美国、加拿大政府文化同化政策的推行，许多印第安领袖就开始有意识地宣传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伦理和大地崇拜观念，以此来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生存，激发印第安人的民族自豪感。随着武装抵抗的失败和主流社会的歧视与偏见，北美印第安人而临着既丧失土地、又丧失本族文化的双重风险，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成为土著领袖们而临的当务之急。目睹北美现代化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许多印第安人把弘扬与白人不同的环境伦理和大地崇拜观念当作了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通过倡导大地母亲崇拜，不仅使印第安各部落找到了对抗白人文化的共同点，更可以使他们在而对白人文化的压迫和排斥时“保持其独特性、骄傲和尊严”。
余论
印第安人是北美洲最早的居民，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缤纷各异的文化，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变着周围的世界。长期以来，他们的文化遭到白人种族主义的歧视和低毁，他们的权利不断被剥夺。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其在当今环境主义时代对过去不公正现象的反击。
印第安人环境伦理中的一些优秀成分值得现代社会予以借鉴和吸收，但不宜盲目夸大。近代以来，在机械自然观指导下，人类社会虽然在现代化方而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却盲目乐观地认为“人定胜天”，走上了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的发展道路。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智慧可以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某些弊端和狂妄做出一些纠正，使人类更清楚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自身的贪欲进行必要的节制。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环境伦理，但这种伦理的基础是现代生态意识而不是土著人的传统生态智慧，后者只能从中发挥补充和借鉴的作用，如果指望通过重新神化自然来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那将是徒劳的。 附识:感谢北京大学王立新、王希、李剑鸣，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南开大学赵学功、丁见民等先生以及匿名评阅人对本文所提出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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