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的论文，本文共10篇，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的论文
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的论文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环境伦理学的历史并不悠久，这或许会显得其历史积淀不深厚，但是环境伦理学在有限的历史空间中仍然留下了清晰的理论脉络，通过梳理这种脉络，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蕴涵
一、环境伦理学的“正义”转向
理论界一般把20世纪50年代以前看成是环境伦理学的萌芽时期这主要是指，虽然有一些思想家开始在伦理学的语境下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风头正劲、生态危机还没有充分显示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思想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并不大，这无论对亨利梭罗、约翰。缪尔，还是阿尔贝特。史怀泽、奥尔多。利奥波德来说情形大致都是如此?如作为美国环境伦理学奠基人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20世纪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新道德观，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
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环境保护逐步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对生态灾害和各种公害事故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是需要引导和启示的，对西方社会的民众来说，1962年出版的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
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民众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变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这一阶段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会永载于人类环境保护史册之中，如确定了“地球日”，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纷纷成立了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的主题是“遏制”，即遏制人口的増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中各种破坏环境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一时期也是环境伦理学的快速发展分化时期，由于有了合宜的社会环境，环境伦理学开始在学术论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论基础和价值追求的理论流派，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命平等论、自然价值论、深生态学等等都开始争相确立自己的理论疆域虽然这些理论流派各自所阐述的观点有所差别，但其理论旨趣还是有相同之处的：都注重从某个理论前提出发建构起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都主张扩展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界阈，都强调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更多关注的是理论上的建构，扩大自己的理论影响力，表现出了强烈批判和颠覆传统价值观的激进色彩。
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变化也带动了环境伦理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就是“环境正义”主题的凸现，它表明了环境伦理学的品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它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它与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排斥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伦理学是狭隘的，那么无视人的社会关系、生存境遇和文化传统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环境伦理学则更失之于虚妄因为伦理学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自圆其说的道德理论充其量只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伦理学。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非常具体，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陷入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其次，“环境正义”的凸现表明在环境问题上的各种理论争辩实质上都是各种利益关系的纠缠和冲突再次，“环境正义”问题的提出虽然使得环境伦理学减少了一些浪漫的激情，但是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却拉近了，实践性的指向増强了，即増添了一些笃实凝重的色彩
二、“环境正义”的三个口号
“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由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较早遭遇到生态危机的困扰，所以他们也较早地遭遇了“环境正义”问题的纠缠，而这种纠缠主要涉及的是“在资源逐渐匮乏，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少数民族与弱势团体的土地资源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主流社会的各种废弃物毒害之问题，基于此，在实质上，环境正义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他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利”
西方“环境正义”运动首先是从美国发起的，而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倾向，“NIMBY”实际上就表达的是美国白人居民对环境保护运动的期望，他们希望环境保护能够充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一一使他们能够远离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公害，能够有机会亲近自然，满足自己的审美情趣等等，反对把垃圾焚烧炉和各种有害的工业企业建立在白人社区美国白人的这种利益需要的确通过环境立法和其他途径得到了实现，大部分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放射物堆放仓库以及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都建在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中或相毗邻的区域里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黑人、有色人种和社会低收入者为主体的“环境正义”运动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NIABY’这一口号就表达了他们的期望:与社会所有人平等地享受环境权益，公平地分担环境责任。
然而，环境问题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内部和某个区域的问题，仅仅以协调国家内部利益关系为价值指向的“环境正义”必然是残缺的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迫于国内的压力，开始寻找向国外转嫁生态危机的渠道“在全球每年生产的40亿吨有毒垃圾中，有90%都是由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而每年大约有3亿吨有毒废物都是通过跨越国境的方式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4]“第三世界的环境在发达国家输出污染和本国经济贫困化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迅速退化”[5]这种状况不仅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环保组织和人士的高度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警觉，“NOPE’就反映了这种情绪，表达了对“环境正义”的新的看法从上所述不难看出，“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基本上从这样几个方面规定了“环境正义”的理论向度:第一，国内环境正义，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区域间在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安排上的.公正性;第二，国际环境正义，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环境权益和环境责任上的公平问题;第三，全球环境正义，如果把地球看成是整个人类和所有物种的共同栖息地，那么“环境正义”还理应包括人类和其他物种、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环境利益公平问题
“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给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从实践方面来看，如果环境伦理学要真正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发挥实际的作用，就不能停留在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而必须善于分析造成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并做出有针对性的价值引导;从理论方面来看，环境伦理学必须提出自己的“环境正义”理论，因为现有的诸多正义理论模型，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抑或是社群主义的正义论，都不足以现成照搬来应对环境不正义的问题所以说，“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也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要求或契机
三、我国的“环境正义”问题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环境正义”运动是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的，那么我国是否也受到了“环境正义”问题的困扰?
毫无疑问，我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环境正义”问题，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体现从国际方面来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生态殖民主义的侵害，有毒垃圾和有害工业企业也想方设法寻找各种途径在我国“安家落户”。2月25日，美国两个环保组织一一“巴塞尔行动网络”(BAN)和“硅谷防止有害物质联盟”(SVTC)发表了他们联合撰写的长篇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披露了美国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转移高科技垃圾，这种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在当地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生态灾难报告中描述了我国沿海一些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冶炼和回收“洋垃圾”来作为生财之道的。这表明，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利益己经受到了严重威胁，积极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态权益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国内看，“环境正义”的问题也通过多个层面表现出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城乡不公平。“中国环境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的环境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市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接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环境污染”其次，区域不公平。
“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再次，阶层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6]这就充分说明，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为前提。
既然，“环境正义”也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构成了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关键，那么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是否自觉地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了自己的视野中了?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才有了较快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痕迹，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翻译介绍国外的环境伦理学论著来催动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直到今天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潮和基本理论的辨析仍然是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状况能够使得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及时跟踪国际研究动态，但若长期着眼于此，忽视对我国现实生态问题的关注，也会导致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难以找到介入现实生活的路径。
目前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性的责任和义务是必要的，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转化才能够得到落实。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但是它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基础，也有其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心理背景，所以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也就必然面临着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常态问题
所以，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在走过了早期的模仿、移植的阶段后，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挖掘，依赖于对我国现实存在的生态问题的自我关注，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自我关注只有这样，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才能既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篇2：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论文
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论文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理论，它要反思、论证和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问题及道德的应用和实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和回答既形成了伦理学内部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等形态的区分，又指示了考察伦理学形态发展的三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定位于三维向度:其一，厚薄之间，即权威伦理一境遇伦理一程序伦理;其二，群己之外，即义务伦理一权利伦理一责任伦理;其三，由近及远，即族群伦理一全球伦理一生态伦理。
一、厚薄之间:权威伦理一境遇伦理一程序伦理
美国当代伦理学家迈克尔。瓦尔茨在他的《厚和薄：内与外的道德论断》一书中将传统伦理学称为从“薄的伦理学”到“厚的伦理学”的过程，
这就是伦理学研究从简明的公理性的道德原则出发，运用于具体性、特殊性的社会生活中的过程。他认为，从相反的途径来探究或许能提供更真实的人类道德生活的图景。“伦理学的开端是'厚实的’，这一开端有着一种文化上的整体性与深厚的内蕴，当它遇到具体的情境，需要为了特定的目的说出道德判断之际，它通过稀薄化的方式表明自身。”丨1](P126)瓦尔茨意在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层出不穷的道德难题，道德推理方式发生了变化，伦理学的面貌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然，瓦尔茨的表述是粗略的。这种由于道德论证方式的转变所引起的伦理形态的变化过程，我们将其概括为从权威伦理到境遇伦理再到程序伦理的过程。
道德共同体是由共享一套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的人们组成的联合体。在道德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为该社会的人们所共有的并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核心价值和价值秩序，存在着把社会成员凝聚和结合起来的道德纽带(富勒语)存在着维持这一道德纽带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强制力量，由此形成了共同体成员处理道德问题的特有的权威伦理的演绎范式。一般而言，权威伦理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存在一个道德权威。一般人并不具有识别善恶的能力，人性的善恶与否，行为的应当与否，都是由权威说了算。换句话说，判断善恶应当与否的标准是由权威规定的。
第二，存在一个最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概念的定义，它是我们进行道德论证可以诉诸的最终根据。这些命令是不可质疑、无需证明、普遍有效的。
第三，道德判断是律法主义的。律法主义是弗莱彻极力反对的一种道德推理方法，即指每一个道德决策都要去寻求权威规则的做法。其基本路径或者是从一个或多个自明的原则推演出一系列标准和准则，最后说明我们的各种具体的判断。它类似于金字塔，金字塔的顶端屹立着一些非常抽象的、一般的概念和规则，由此出发又可以得出许多具体的和有内容的概念和规则。
可见，权威伦理的道德推理是严格运用先在的、具有基础性和确定性的道德规则，以解决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问题。这是一个由薄而厚的推理结构，其思维形式是演绎的道德推理。
应当承认，自伦理学产生以来，由薄而厚的演绎式的道德推理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主要方法。但在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中，这种道德推理受到了质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伦理问题，这些亟待解决的道德难题各有其特殊性，无法由几个简明的道德公理，通过三段论式的演绎来获得解决。人们只能从具体问题出发，从人的现实境遇出发，从具体的社会生活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和概念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正是为了满足解决各种具体的道德难题的需要，决疑法便在詹森(AlbertJonsen)和图尔明(StephenToulmin)的努力下得以复兴。131(P140)以决疑法为核心的道德推理被称为境遇伦理。境遇伦理具有不同于权威伦理的三个特征：
第一，人们不承认有一个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和至高的善的道德权威。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权威，都存在认知上的限度和价值立场上的偏私，况且，现代社会被视为一个互助合作的联合体每个合作者都是道德自治的主彳体他们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也有能力和别人平安相处。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就阐述过社会公民所具有的这样两种能力，即把握善的能力和正义感的能力。这使得合作者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就能有效地自理、自控和作出选择。
第二，人们质疑是否有一套不证自明的道德公理。如果存在这样的规则，也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经验的产物，并不具有确定无疑的普适性。事实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高度抽象而来的，它舍弃了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不能穷尽千差万别的具体所以，适用一般的道德原则，并不能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提供行为选择的正确导向。同样，那些具有确定性的道德原则总是超越于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但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不断涌现出新的生活领域和新的社会关系，使得确定的道德原则具有某种保守性，总是滞后于生活的需要，从而产生两者的不同步。由此，道德判断和选择的起点不应该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具体的道德情境。
第三，决疑法是人们运用来解决道德困境的最常用的方法。决疑法否认共相的存在，认为现实存在的只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获得知识的方法就必然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中找出共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必然是从解决的具体问题中获得。因此，决疑法无需系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来解释它所得出的特定结果，它有意撇开各种伦理理论的争议，直接从个案的比较入手，去获得个案上的共识。可见，决疑法是一种“从特殊到特殊”、“由个别到个别”的推论，可称其为从厚到厚的伦理学，是一种境遇伦理学。
应该说，正是决疑法的'这种境遇论的特性，使其在现代得以复兴，并为解决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道德个案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问题在于，境遇伦理之决疑法更多地依据人们内心的确信独断，由此获得的结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随意性，且无法解决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深刻的道德分歧。可见，要有效地解决当代社会的道德难题，就需要我们在厚薄之间寻求一种更合理的道德论证方式，这就是程序伦理。恩格尔哈特曾用道德异乡人和道德朋友的概念来描述当代人的道德生活的特征。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既要处理与道德朋友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与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关系，现代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任何人都可能会有这样两个层面上的道德生活。如果说在道德朋友之间，我们尚可通过权威伦理的方法和境遇伦理的方法来进行合理的道德选择的话，那么，在道德异乡人之间，似乎只能另寻出路了。总之，程序伦理是指人们在解决当代社会的冲突性道德难题中，试图通过达成程序共识来解决道德冲突和争议的更高级的思维形式。程序伦理的三个基本特征是：
第一，程序伦理内含了否定价值独断论的主张，认为道德决定只有建立在平等而自由的程序共识的基础上才具有合法性。程序伦理是一种由厚到薄的推理，这意味着，在解决道德难题时，我们总是从具体的道德情境出发，运用我们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道德感来进行道德论证的。在试图使我们的道德感获得道德异乡人的认同并成为一个普遍化规则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试图诉诸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更高原则，甚至最终诉诸“真实的和足够一般的”(罗尔斯语)实在性共识和价值性共识。但在道德异乡人之间(恩格尔哈特语)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共识很难轻易达成，尤其困难的是一般价值共识的达成。这样，一种程序性的共识就势在必行了。可见，程序伦理最终归之于一种平等的论辩，而非权威的压制。该论辩旨在证明这种选择和决定比其他选择和决定更可取，由此来说服对方，令对方信服。这自然内含了否定价值独断论的主张。
第二，程序伦理体现为道德实践中的权宜之计。程序伦理从不期许毕其功于一役，通过提供一个道德普适原则或方法来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它努力去做的是提供一根人们摸索中前进的拐杖和谨慎行动的指南针，或者按照C胡比希的说法，就是临时搭建一个遮风避雨的“伦理帐篷”。这种保守和谨慎的特质，使得并不具有实质道德内容的权宜之计成为伦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专注于具体情境的权宜智慧，最充分地体现在C胡比希提出的七条处理价值冲突的战略中，如个体化处理、平行转移、推迟决策等。概而言之，应用伦理学注重权宜之计，但权宜之计其实也是缓兵之计，它能使我们在伦理的探索中一步一步试探地前进。
第三，程序伦理强调明智、审慎等辅助性德性。汉斯。约纳斯在《技术、医学和伦理》中，就从科学研究、医学进步、器官移植、克隆人、安乐死等方面论述了责任伦理的具体实践，提出节制、审慎等应该成为现代人的美德。节制、审慎是应用伦理学中很重要的德性，但节制、审慎是辅助性的德性，它们在程序伦理中得以强调，体现了当代伦理学的“二线伦理”的特征。
二、群己之外:义务伦理一权利伦理一责任伦理
伦理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给出善恶和应当如否的实质性标准。前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生活或人生。后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如果伦理学的使命不只是宣示规范，而是要追问规范本身的合法性，生活的意义问题就是伦理学的本体论的问题。可见，道德的要求是对人的某一方面本性的自觉表达。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人的潜在而丰富的本性逐渐得以展现的历史，那么，道德的内容就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它体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在历史中展开的辩证法。如果说伦理学史是人类自我道德的确证史的话，那么，伦理学形态就是与人的本质的展开过程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表现为以群体为本位的义务伦理学和以个体为本位的权利伦理学向以人类为本位的责任伦理学的发展。
以群体为本位的义务伦理学是人类早期主流的伦理学形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微小的力量尚不足以对抗恶劣的大自然，人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自然的恩赐，同时，人又只能把个体生命凝结成社群生命以扩大力量，从而获得生活和生产资料。这就必然使得个人完全附属于他所生存的群体决定了个人对共同体的从属性和工具性，个人往往采取自我牺牲的形式来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由于个体是没有独立性的，只能以特定的身份和特定的职能与共同体发生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依赖于血缘和职能而不是依赖于个体需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的活动只能以身份为依据，而不能取决于自己的意志。总之，在这个时期，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人的价值集中于群体人的活动取决于身份，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伦理学必然是也仅仅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义务伦理学。义务伦理学特定的历史内涵表现为：
其一，道德规范的依据主要是身份伦理。在这个阶段，由于独立自主的个体并不存在，个体既没有避免限制的自由，也没有自主选择的自由，更没有创造的自由，因此，他只能顺从地去扮演一个被规定好了的角色。
其二，道德要求只是表现和确证了人的群体性本质。一方面，这个阶段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还处在原始的混同状态，作为社会现实道德要求的人类责任仍未有提出的必要。另一方面，个体自主性的缺乏，也使得个体利益的正当性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道德要求。显而易见，对人类责任缺乏自觉，对身份道德的过分强调和对个体权利的压抑，是这个阶段的道德的基本特征。
其三，崇尚道德权威。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本质体现在对自然关系的依赖上和外在于个体的群体那里，它们会以人格化的实体出现，成为人们道德的权威。道德权威既是现实人格的道德典范，又成为高悬在人们头上的神，故美德伦理学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形态。
近代以来，由于人类不断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通过对物的依赖，逐渐地扩展了人本身的“独立性”，使得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个人不但得以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共同体也被视为满足个人目的和需要的工具。梅因曾把社会发展的进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其中便内涵了从美德伦理到权利伦理的发展线索。权利伦理学有三重规定：
第一，自主性个体的确立，使得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成为人生的主要价值追求。人们相信，个人作为公民必须接受法律和公共道德的约束，自由的边界是不妨碍和损害他人的利益。除此之外，个人坚持何种生活信念，追求何种道德价值，完全属于他个人的私人事务，不受国家和他人的干涉。由此，个体权利成为道德要求的基本依据，权利概念被置于伦理学的核心位置。
第二，权利伦理学在凸显了人的自主性价值的同时，却忽略了社群的内在价值，而且仍然缺乏对人类责任的自觉。一方面，人和人的关系被归结为冷冰冰的物的利益关系，以物为对象建立起来的数理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成为把握世间万物价值的尺度，而把无法计算的一切均作为忽略不计的东西予以舍弃;另一方面，随着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逐渐忘记了自己天人一体性的本质，人和自然的原始一体关系被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所取代，那种尚在朦胧状态的天人一体的道德意识也被遗忘了。
当人以新面貌即将登场时，责任伦理学就应运而生了。所谓新面貌，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潜藏着的类本性，逐渐得以展现。所谓类本性，是指通过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而创造的天人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关系不但构成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对象，还是人的自为活动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可见，人的新面貌，必然促成伦理学的新形态，即责任伦理学的诞生。责任伦理学是因应人性的新发展而产生的伦理学新形态，它内涵了传统伦理学所不具有的新的人性维度。
第一，责任伦理学认为人应承担作为类存在的分内之事。这里的“责任”不是指的个体的责任，而是指人类的责任，体现的不是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而是人的类本性。责任有两重含义，即分内应做之事和没做好分内应做的事所应当承担的过失。一般而言，“分内”是针对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而言的。韦伯正是从政治家的角色出发，
建立起了区别于信念伦理的责任伦理。但新责任伦理学认为人之为人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人类整体的责任。在新责任伦理学的视野里，责任主体是人类整体，责任对象是大自然。人类之所以要对自然负责，其根本缘由还在于只有对人类的集体行动具有责任意识，才有可能避免由于现代技术的自我累积和扩张，所可能导致的人类自我毁灭。同时，正是因为人类拥有理性和创造文明的能力，所以应该积极担负起守护与关爱整个自然生态圈的职责。
第二，在责任的认定和承担问题上，责任伦理学强调应由集体承当一种前瞻性的无过错责任。之所以强调由集体而非个体承担责任，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科技活动，往往是涉及诸多主体、诸多环节的集体合作行为，责任的承担只有通过主体间的“普遍连带”的责任承担机制，才可能落到实处。之所以强调责任的前瞻性，是因为责任伦理学是以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为目的，其基本要求是不拿整个人类的生存去冒险。由此，仅有回溯性的事后责任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事前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测的前瞻性责任。之所以强调无过错责任，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科技活动产生的影响或后果具有不可精确预测性，我们即便能断定行动的当下效果，也很难担保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由此，仅仅通过对个体的故意和过错来认定责任，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过错责任通过社会的连带机制，如保险制度来客观地认定责任，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一局限性。
可见，责任伦理学和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不同，它是内涵了传统伦理学所不具有的新的人性维度的伦理学新形态。
篇3：浅析伦理学中的正义观论文
浅析伦理学中的正义观论文
摘 要通俗来讲，正义通常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做应该做的事。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的正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伦理学三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在论述正义时都不约而同的c社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品质。
1亚里士多德论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和正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他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讲了关于正义。他在第一章就对正义的概念作了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品质，可以让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另外，“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在个人的种种德性之中，公正是最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利己而是利他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因此，正义可以说是所有功德的集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基于法律的层面，另一方面，公正是一种伦理德性。他认为伦理德性是可以通过行为来培养的。所以公正是作为一种伦理德性的公正是通过长期的践行公正行为来养成的结果。
2亚当・斯密论正义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可以从个人品德和社会伦理两个视角之下来分析。在个人品德层次，亚当斯密通过将正义与另外一种品德，也就是通过将正义与仁慈的'比较，来说明正义这种品德。在斯密看来，就个人道德来说，是具有层级划分的，可以分为基本美德，一般美德，崇高美德。基本美德作为公民必须具备的底线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基本美德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在斯密看来，从个人品德视角来看， 正义是一种不伤害他人、不干涉他人利益的美德，因此，它属于基本美德。正义这种基本美德其本质是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做任何事都要有所限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准不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层次，还需要追求更高的境界。除了正义美德之外，我们还需要追求仁慈、奉献、牺牲等更高层次的美德。
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以同情心为情感基础的人们与身俱来的一种高级美德，正义是人们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秩序的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正义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仁慈则优化了社会的内部结构，有效缓解了内部矛盾；正义是基石，而仁慈是正义的补充。正义和仁慈在社会法治层面一个是义务，一个是责任，从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就是道德与法的关系，两者共同作用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3功利主义与正义
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功利主义的定义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或者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基础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和利己主义理论。而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却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和正义原则是相互不容的，正义原则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功利主义倾向于保护集体利益，因此，批判者据此认为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是相对的。约翰穆勒在吸收了边沁的部分思想之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中，对于功利主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作了些许补充，并证明了二者的一致性，并且在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补充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使功利主义更加重视个人的权益。
4结语
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三人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体现着他们的超乎常人的智慧，更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他们对于正义的看法有许多异同点。首先，在对正义的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仅仅认为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并且赞美正义是所有德性的集合；亚当斯密更进一步，认为正义是不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肯定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约翰穆勒对于正义的定义基本和亚当斯密一致，但是他认为正义还具有权利和平等的属性，这就在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正义的内容。其次，他们三人在谈论正义的时候，都是建立在考虑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能从局部单独来看他们对正义的分析，而是要从整体去认识他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基于他自己的城邦思想，具体的分析正义对于城邦的实现和发展的重要性，其正义理论实现的载体是城邦公民，而实现的目的和追求就是城邦的实现；在宏观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也是为了探究正义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具体体现正义的价值，他将正义与仁慈相对比，证明了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而仁慈只是锦上添花的修饰品；约翰穆勒为了调和功利主义和正义原则的矛盾，更加细致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提出了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权益实现之间的种种联系。所以说，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都肯定了正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3] （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4：环境美德伦理学刍议论文
环境美德伦理学刍议论文
环境哲学是新天人学。它是当代人类面临由人而起的环境危机——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对天人关系的全面新反思。反思的核心结论是于天人之际，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中心，而只是自然之—部分，人类文明当以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基础，人类应当确立新的依天立人的中道天人观。环境美德建设围绕对象自然与环境自然两个维度展开。面对对象自然时，环境美德是指人类应当尊重、同情和关爱自然；面对环境自然时，环境美德是指人类应当具有感恩之意、依恋之情与敬畏之心。
美德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新领域
天人关系史呈现为一部不断变化的人类自我生命意识史，一幅流动的人类自我肖像。在早期人类自我生命意识自觉时代，人类发现了天人两立，发现了自己直立无毛的怪异形象。古典文明时代，传统宗教以至上神的名义重新统一天人，在至上神的呵护下，人类发现自己与自然界其他动植物一样，以自然之子的身份，心安理得地生存于天地间。在中世纪宗教衰落之后的近代社会，人类发现了一个大写的人，人取代至上神，为所欲为地利用和统治这个世界。今天，在新型天人观指导下，人类画出了新的自我肖像：人在这个世界上，既不是神，也不是奴仆与儿童，而是一个有理性，能充分意识到自身行为能力与后果，因而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环境责任的成熟的地球普通公民，这一新形象必将在人类自我生命意识史上留下久远烙印。
作为新天人学，当代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创获就是为传统天人关系开辟出一种新形态、一个新领域——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天人伦理关系是超越传统天人精神性关系的新品类，它承载着当代人类新的自我生命意识。在天人关系中，当代人类自觉地增加了自己对天地自然的伦理责任，成为人类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和自我超越的现实环节。“在人们具有一种自然观念之前，没见薛富兴《先秦中华大人关系的五种基本形式>,《贵州社会科学〉第1期。有一种教育是完善的；在人们学会尊重动物、植物，对大地景观和生态系统有一种适当的尊重之前，没有一种伦理学是完善的。这涉及到在价值论和教育论意义上的遵从自然。”?
因此，伦理学成了当代环境哲学之核心，当代人类的环境意识最终深化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意识、伦理责任。利奥波德很早就提出“大地伦理”（LandEthic)的观念，但是，直到“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出现之后，环境哲学才真正将对外在环境问题的议论转化为对人类自我生命意识、生活态度的内在考察，使环境哲学成为一种以人与天地自然事物心理“认同”为根本方向，以更高层次上融万物为一体的人类“自我实现”为根本任务的新德性铸造运动?,使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建设真正成为当代环境哲学之主题。
如果说利奥波德提出了奠基性概念——“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对环境哲学的主题作了深化，那么，已然步人伦理学之域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又当如何呢？由于天人关系对人类哲学的基础性规定意义，环境伦理学的出现，并不只是为传统环境学增加了一个新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利用传统伦理学基本概念批判性或建设性地分析当代人类环境问题，绝非仅仅如此。实际上，它为整个伦理学带来一场全局性革命，伦理学的三个层面——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均不得不围绕环境伦理学所提出的问题而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为自己确立新立场、开辟新领域、提供新观念。可以说，环境伦理学为整个伦理学带来一场全方位、实质性的革命。
从规范伦理到美德伦理，是人类主体自身伦理意识渐次深化的途径，代表着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利奥波德超前地提出了“大地伦理”这一极为重要的伦理学概念，虽然深层生态哲学为环境伦理学实现由外向内转化，走向人类主体伦理心性学提出了正确的深化方向；但整体而言，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仍然处于规范伦理学的层面，其工作重心仍然是为环境伦理规范做理论论证或现实应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申明：当代环境伦理学自我深化的正确方向是由规范伦理学向美德伦理学的转化，美德伦理学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尚未正面展开的新领域。以美德伦理学建构的方式深化当代环境伦理学，既符合利奥波德和深层生态学的核心理念，也体现了整个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层生态学从逻辑上为当代环境伦理学铺平了从规范伦理学向美德伦理学转化的道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正面进行环境美德伦理学的建构工作。
环境美德的基本内涵
美德伦理学集中关注理想人格——美好德性的铸造，其核心问题是“应.当成为怎样的人”或“人应当具备怎样的品格”。美德伦理学的恰当主体是个体人类，美德最终要靠个体人类的品德和行为来承担，如果个体人类都不具备美德，谈论人类或某一群体的美德就没有意义。个体德性指个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善待他者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经长期培育最终转化为个体的无意识心理冲动和稳定的行为倾向，成为持久、鲜明的人格特征。在传统美德伦理学范围内，一个个体若能克己奉人，善待同类，即为有美德，即为善人。那么，在新的环境美德伦理学中，新的理想人格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内容，人类传统美德观念如何依此新德性而有所调整呢？环境芙德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铸造新德性。下面，我们就环境美德的内涵展开讨论。
对于野兽而言，做一个野兽并没有什么错，相反，它们自有其荣光。但是，如果人像野兽一样，那便是罪恶——没有文化，没有道德主体，胃口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只是繁殖它们自己③。这便是立足于新天人观、当代环境现实背景而提出的对传统人类德性的反省：人性善恶中应当包括如何对待自然同伴这个参照系，应当在如何对待自然中确定人性之善恶。当然，这里的人性是指文化人性，即后天文化教育中所培养和陶冶的人格，而非自然本能。
但是，个体人类自觉自愿地善待自然何以可能？它仍然根植于人类自觉的理性生命意识。在大地生态体系中，人类是迄今为止惟一有清醒自我意识的生物，其理性自我意识能够指导和控制其个人行为，能清楚意识到自身行为的相应后果。在这一点上，古典和近代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所强调的人猿之别仍然在原则上有效。只不过，这一事实在前人那里，成为宣布人类对自然惟一特权的证据，成为论证人类对自然强权的材料；现在，这一事实则成为突出人类对整体自然环境及其所有非人类成员生存和发展权首要伦理责任的根据。人类应当意识到在地球各类生物中，人类对自然的资源利用与环境破坏最大，应当对自然承担最大的保护责任。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人类应当奉行“大能者有大责”的信条。人类对大多数微观自然对象所具有的强力，不应当成为他主张自己对大自然无限权利的根据，而当成为促使他自觉承担改善和保护全球生态共同体第一责任者的根据。
那么，区别于传统美德的新德性——环境美德当有怎样的内容？环境美德因天人关系而建立。具体地说，我们所面对的自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微观的对象自然，另一类是宏观的环境自然，天人关系据此而分为人与自然对象和人与自然环境两种。环境美德的具体内涵因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类型差异而有所不同。它既要能同时覆盖这两种天人关系，又要能体现出这两种天人关系各自的独特要求。概而言之，这种新德性的基本内涵应当是：当面对对象自然，即大自然各类具体微观对象时，我们对自然要起尊重、同情、关爱之心；当面对环境自然，即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宏观整体自然时，我们对自然要起感激、依恋、敬畏之意。
首先看人与自然对象关系中环境美德的具体内涵。人与对象自然的关系首先是物质利用关系，这是天人关系之第一义、最基本事实。人类对自然对象的物质利用，对被利用的各类自然对象自身而言，往往意味着被损坏，甚至毁灭。人类从物质上利用，亦即损害、甚至毁灭各类自然对象并无道德上的理由，如果立足于自然对象看这一事实，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这种损物利己行为是一种绝对自私的不道德行为。但是，人类作为大地生物之一种，不得不服从大自然为生物所制定的生存法则——必须消费，至少是损害他者才能生存，因为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不消费任何物质能量、不损害任何自然对象就能维持自己生存的新途径。如果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不损人而利己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人与对象自然的关系中，人类绝对地不损物而谋生存却很难。由此可以推出：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类对自然对象的善行美德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伦理之善而彻底禁除自己对自然对象的物质利用（损害）行为。在人与对象自然的关系中，虽然在伦理立场上我们承认绝对地不杀生是一种绝对应当；但实际上我们做不到对自然的绝对善行——绝对地不利用、不消费（损害，甚至毁灭）自然。因此，佛家“不杀生”戒律确实是伦理学上的正确命题，主张动物生存权者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但我们仍然不能彻底禁绝自己对动、植物的“杀生”行为。于是，对自然对象的生存权，我们只能持一种弱版本的道德相对主义，即在满足自身最基本生命需要基础上，人类不应当故意额外地损害各类自然对象。
人类不得不利用自然对象的生物学事实，并不能转而成为人类放肆地消费自然生命的理由，不能听任，甚至鼓励人们毫无顾忌地杀生。由于人类对自然对象的消费，即“必要的”杀戮并无伦理上的理由，客观上损害了自然对象的生存权，在伦理上属于一种不义行为。因此，人类对自己因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对自然对象的损物利己行为，应当有原罪意识。
为减少对各类自然对象之侵害，人类应当自觉克制自己的生理贪欲，因为人类生理欲望的满足，以消费，即杀戮、破坏自然对象为前提，对自然对象而言，人类之小欲给它们带来小侵害，大欲则带来大破坏，人类物质欲望的有效克服乃是减少人类此种不义行为——对各类自然对象破坏的惟一有效途径。正因如此，深层生态学才提倡一种全新的幸福观——克服物质享受，开拓精神需求。这并不是要奉行犬儒主义，并不是要限制个体人类提高生活质量，限制人类的发展性需要，而是要调整人类的幸福观念，谋求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这样的表述可能更好：生物有一种对所有成员都相同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内在价值、其自身价值），如果我们讨论权利和价值方面的不同，那么，我们所讨论者并非我心目中的那种权利和价值。当我们谈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时，议论内在价值的等级差别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人类对自然对象的消费与损害不可避免，人类仍不能以纯消费，即物质利用的态度看待自然。我们需要立足于生态学看待自然、看待自身——人与其他各类自然对象均是大地生态圈中的一分子。要说生存权，地球生态圈内的所有生物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人类确实在消费、利用着各类自然对象，但这并不是各类自然对象存在的根本理由，它们有其自身的存在合法性，有自身之善（goodnessforitself，goodnessforit’sownright)。远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大地生态圈即已形成，人类不消费各类自然对象，它们仍然会生存，而且会生存得更好。因此，环境美德伦理学所依据的第一项原则是：地球上所有物种（个体与群体）应当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并没有更多的权利，此之谓平等权利原则。
将此原则应用于个体自然对象，便发展出“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观念，即各类自然对象除了具有供人类物质利用价值之外，还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独立价值，这便是关于个体自然对象的“内在价值”：“一个对象拥有内在价值则是另一种情形，它自身具有价值，而不简单地只是因其用途。这个对象的价值对它是内在的。说一个对象具有内在价值就是说它具有自身之善，其自身之善并不依赖于其它因素，这样，其价值便是被发现或承认的，而不是被赋予的。”
所谓“内在价值”，就是各类自然对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价值。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我们往往只承认自然对象对人类的可利用价值，只把它们当作实现人类特定物质需求的资源、工具，从未关切到自然对象自身的利益，从未意识到自然对象自身的价值，自然对象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引用康德的道德规范而改编之——“永远不要把自然只当工具对待！”自然的内在价值便是自然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它完全可以独立于人类的利益和评价之外。据此我们可推导出：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利用之外，维持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对象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因此，尊重自然是个体人类面对对象自然时应具有的第一种美德。尊重自然何以可能？正从承认自然对象拥有与人类相同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承认自然对象具有人类物质利用之外自身内在价值开始。与此相反，如果认为自然对象除了为人类所利用外，别无任何意义，放任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暴殄天物行为，尊重自然便是一句空话。从这个角度讲，环境美德首先是指个体人类面对自然对象时的这种平权意识。如何才能切实地尊重自然？个体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必要的，即为满足自身最基本生命需要而利用自然外，要尽可能地约束自己的物质贪欲，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对象不必要的侵害。由于自然对象之正常生存和发展以人类最大限度的不利用、不侵害为前提，所以，对个体人类而言，克己自律便成了尊重自然惟一的现实途径，惟自觉、主动地限制人类自身利用自然的权利，才能切实维护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权。在这里，传统美德——自律获得新内容——克己成物。对这种新的自律精神，我们可借用孔子的经典表述而再行表述之。人类为尊重自然而自律，积极言之曰“己欲立而立物，己欲达而达物”。“立”谓生存，“达”谓发展；消极言之则曰“己所不欲，毋施于物”。
尊重自然是环境美德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其要义在严守物我权利边界，自制勿犯。但是，这种美德又以物我之别为前提。这种区别诚然可以提醒我们意识到自然不可侵犯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但同时也为更深人、更髙层次的物我交流划出鸿沟。因此，环境美德伦理学需要开拓新境界，再上新台阶，需要超越物我区别之境，进人到于物我间弃异求同之境。
在天人关系中，如果人类能够跨越形而下层面科学划定的物我区别和物质功利活动中人与自然所形成的利益冲突，人类就能够以一种笼物我于一端的大存在论、大生命观观照这个世界，就会见出物我之所同：在最根本的生存条件、生命法则上，人类与各类自然对象所面临与必须遵守者其实相同：都以地球为家园，都服从地球生态条件、生物规律之制约。在生命的生存和发展基本条件、规律上，人类并无任何特殊的过物之处。因而物我同理乃天人关系中更高一层的事实。在此意义上，人与地球其他生物共享命运。这就有了环境美德伦理的第二项原则：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个地球物种就其生存、发展能力而言，均为有限存在，其生存与发展均永远面临诸多挑战。所有物种共同生存于地球家园，共享存在之快乐，共体生存之艰难，共循生物之定律，此之谓共享命运原则。
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盛行以来，思想家严于物我之别，以征服自然为人的本质力量，以理性意识为人性之根本。从此，人的世界观被钙化，物我之别成了人观看这个世界的第一副有色眼镜。人明明是自然之子，可他总喜欢将自己特别地择出来，以与其他自然对象相区别。人类进而又以理性能力之有无论断大千世界，最终将自己捧到地球生命金字塔之最高端，成就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anthrepocentrism)，成就了人对自然的傲慢与偏见。从此，人类在心理上不再能与自然认同，不再能与自然对象交流生命经验、生命情感，人将自己弄成一个地球生命共同体中自我放逐的孤独怪兽。人类中心主义是17世纪启蒙理性运动以来所养成的最大心理痼疾，其表现形态是人类之自傲，实质上则是人类的心理自闭与自私。在物我二分、人类中心视野下，人类已然失去了与自然对象进行心理交流的能力，除自身利益外，人类已然失去了对自然的任何兴趣。这正是人类这个地球巨无霸面孔下的小人心态，人类的生命品格、世界观跌人卑微、冷酷之境。时代已然发展到也许需要我们重温古典智慧与情感的时代：“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这是另一种人生景观：人类能够真诚、愉快地与各类自然对象交流生命情感，设身处地地体验它们的顺逆悲欢，发自内心地相信人与自然同命运。这种世界观的形成，以自觉克服人类自我优越感为前提，一旦心存人尊物卑之“我执”，人与自然平等、真诚、愉快的精神交流便不再可能。从共享命运原则，我们可推导出环境美德的第二种内涵——“同情”：人类应当破物我分别之执，对自然怀有同情之心。应当悉心了解各类自然对象的生存状态，体验它们的生存危境。
“同情”之德要求个体人类在处理天人关系时，能以一种求同的眼光看待自然，努力于天人之间，在各类自然对象身上发现一些与自己相似的生命特征、命运际遇，对各类自然对象的艰辛命运能设身处地体验之。此即张载的“物与”情结，此即王守仁的“万物一体”境界。
传统伦理学严守物我之别，将伦理意识严格地限制在人类自身范围之内。用康德的话说，即使善待动物，人类对动物也只有间接的伦理责任，其理由仍然是促进人类自身内部的善的行为。正是这种严格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才促成了利奥波德所说的人类对待大地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眼“植物的存在就是为了动物的降生，其他一些动物又是为了人类而生存，.驯养动物就是为了便于使用和作为人们的食品，野生动物，虽非全部，但其绝大部分都是作为人们的美味，为人们提供衣物以及各类器具而存在。如若自然不造残缺不全之物，作不徒劳无益之事，那么它必然是为着人类而创造了所有动物。”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观点可谓人类中心主义、人对自然功利主义立场的经典表述。倒是边沁（JeremyBentham)这位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经典代表，出人意料地对人类的冷漠提出质疑：“问题并非它们有理性吗？也不是它们能说话吗？而是它们会痛苦吗？”?
边沁提出的这一问题是对传统伦理学的巨大挑战，自此，语言与理性不再是人类施善对象的边界。功利主义以快乐为幸福，自然也就以痛苦为不幸。正是功利主义伦理学这一从常识，亦即以感性经验为出发点的伦理学，以推己及物的方式，成功地拓展了人类善行的边界。一旦施善的边界以生理感受，而非语言与理性为标准，动物也就合法地进人了伦理学的视野。边沁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先声，而当代动物权利保护者的学术与实践努力则是对边沁环境美德的发扬光大。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哲学家彼特?辛格系统调查了人类科学实验、狩猎、动物饲养等领域中所发生的大量令人发指的虐待动物行为，人类在各领域给动物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正是出于对动物自然对象的巨大同情心，他才有力地指出：当代世界，仍然存在着野蛮的奴隶制，那就是人类对动物的无情奴役。因此有必要再发动一场像废奴和妇女解放运动那样的动物解放运动，向长期以来被人们熟视无睹的各种虐待动物的行为发起进攻，积极地为保护动物应有的权利而斗争。可以说，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心理、伦理基础就是人对自然对象怀有同情体察之心的环境美德，是同情这一环境美德最典型的表现。
但是，如果动物因其对外在行为有灵敏的生理感受性而值得我们关注，需要我们善待，那么，我们又当如何对待植物？是否因为它们比动物“低级”，因此人类就可以对它们任意处置诚然，与动物相比，植物不能自主性地做空间位移，如果我们随意撕折植物之枝叶、根茎，它们确实不会像动物那样大声地叫喊，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但是，这乂能说明什么呢？植物学家告诉我们：植物的感受性其实也很强，它们对于温度、阳光、水分的变化十分敏感，因此，人类不能以自己的感受方式作为植物感受性强度的标准。生态学家会告诉我们：其实，对大地生态圈而言，植物比动物更重要，植物是将大地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最重要环节，没有植物，任何动物都无法生存。没有了动物，大地仍然一片生机，但没有了植物，动物甚至都无法在地球上出现。植物难道真的比动物低级，因此而更不重要吗？
因此，如果人类需要同情动物的话，也应当具有惜花怜草之心，这只是同一份同情心的不同应用而已。如果说，人们关照自己所养的宠物是一种仁心美德，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份善心施之于花草树木呢？也许正因如此，当代环境伦理学家才将人类伦理行为的边界从动物界拓展到植物界，持一种生物中心主义（biocenlrism)的立场。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如果说我们应当善待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对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就可以肆意妄为吗？一个人如果一方面善待有生之物，另一方面却任意毁损无机物，我们当如何对他做出恰当的道德人格评价，难道不认为他有较严重的人格分裂症吗？人为什么虐待无生命之物，难道仅仅因为它是无机物吗？道德的标准似乎仍然应当在这里切不必要的损害它者的行为都是不义的，不管施害的对象是什么。换言之，从理论上说，若无充分、恰当的理由，对无生命之物的损害行为也是不应当的，肆意损毁无机物者不能视为美德善心。
看来，从传统伦理学到当代环境伦理学，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误区——根据对象性质确定人类道德行为边界。具体地说，迄今以来的伦理学，都是以人类自身为最高标准，根据对象与人类自身在生命形态上的相似度，确定人类伦理行为的边界和施善行为的程度。传统伦理学严于物我之别，将人类伦理责任明确限定在人类自身范围内。当代环境伦理学拓宽了人类伦理责任的边界，自然对象也进人人类伦理视野；环境伦理学家们极为认真地在自然对象中作等级划分，他们即使在总体原则上承认人类应当善待自然，但在可操作方案上仍然努力划分人类善待自然量的恰当边界：我到底应当对自然付出多少爱？对各类不同的自然对象，人类到底当如何准确地何给予不同量的爱？比如，我们应当对灵长类动物给予最多的爱，因为它们最像人类，爬行类则次之，昆虫类则又次之，至于面对那些没有感受性的无机物，我们便可以收回我们的爱，对它们可以毫无爱惜，为所欲为了。这种看似严肃的理论思考实际上很是荒唐。
严格说来，我们可以将这种施善行为量的斤斤计较理解为人类道德上的堕落。人类在施善时，精心算计自己是否给了自然对象太多的爱，自然对象是否值得得到来自人类这种最高等动物的高贵之爱，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德性究竟能高尚、纯粹到什么地步呢？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人类对自然对象伦理责任边界的精心论证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等差的爱。儒家坚持不对称伦理善行的合法性——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爱是有等差的，臣子不应当期望自己可以从君主那里得到自己所给予君主的同质、同量的爱，就像叔伯兄弟也不应当期望能得到亲兄弟间那样的爱一样。当代环境伦理学家做着极为相似的工作，只不过，传统儒家的社会关系等差在这里被换成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等差——自然对象与人类生命的相似程度。他们要将人类对自然对象的伦理责任根据自然对象自身的特点，即根据特定自然对象在生物特征上与人类的亲疏等差来确定人类到底是否应当施予爱，以及到底应当爱多少。
于是他们“科学地”排出了人类对自然施爱的次序——从动物，到植物，再到无机物，人类对自然的同情心因其在生命进化序列的高低程度而递减、衰变。这种人类对自然有等差的爱，乃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科学版本”，是传统物我之别在环境伦理学中“科学量化”形式，是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情结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的历史余响，它根本地与环境伦理同情美德所倡导的在物我间求同存异思想相左。
历史早已证明：人类从来未犯过施爱过量、过宽的错误，恰恰相反，人类文明程度之所以有限，正由于人类有私爱而无公爱，有小爱而无大爱，人类施爱的边界太狭，力度太轻。人类文明的悲剧从来不因为爱得太多，而因为爱得太斤斤计较，爱得太少。
正确的方向应当是：凡依人类基本道德规范所应施行者，当尽力践覆之，唯恐不足，无虑有余。人类已然认识到自己是惟一理性的伦理主体，已然认识到人类对地球环境的伦理责任，以及履行这种责任的重大意义。我们应当自省的是：在善待自然这一环境伦理事业中，人类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凡在原则上人类应当做，在可行性上人类也能够做的，就应当努力去做。人类应当将自己的美德发扬于尽可能广大的领域，尽可能多的自然对象，而无须追问自然对象与人类的相似性如何，无需根据自然对象与人类的相似程度确定自己施善的边界与程度。即使自然对象与人类有最少的相似性，在生命进化形态上最低级，它们仍然拥有与人类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自然对象与人类最少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人类漠视，甚至损害其生存、发展权的.理由。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对象特性，对象与人类的相似程度确定人类对自然施爱的边界与程度，只能理解为人类道德的堕落，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不应当成为指导人类伦理行为的形而上原则，不管对等差之爱的论证是社会的，还是科学的；发生在人类社会内部，还是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传统伦理学中的“博爱”（“民胞”）思想，拓展、应用于所有自然对象，努力做到厚德爱物，无所捡择，成就一种“阳光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物与”境界。
在宏观哲学层面，与整体自然相比，个体人类与个体自然均是一种有限存在，其生存与发展均要时时应对各种严峻挑战，故大不易。然而在形而下微观层面，与大多数自然对象相比，无论在物种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人类均明显处于优势，人类的生存能力更强，同时伤害自然对象的能力也更强。人类迄今为止的自我中心主义行为已然给众多自然对象、物种带来很大破坏。面对此情景，一方面是万物平等之信仰，另一方面是人强于自然的事实，人类个体成员应将强权掠夺之心转化为扶危济弱之德，更加地自我克制。在与物同情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便是对自然对象的关爱之情。在与自然事物同气相求、同病相怜的基础上，个体人类成员应当利用自己在地球生物圈中的优势，尽可能对处于弱势的各类自然对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动物保护者所做的正是此类工作。
比之于同情自然，关爱自然是更高级的环境美德，同情还只是一种静观式态度，关爱则是保护、造福自然的现实行为。关爱意识同样是道义伦理学所强调的责任意识。尊重自然强调的是避免损害自然的消极伦理责任；关爱自然强调的则是积极地保护、造福自然的积极伦理责任。
“从生命中心论的视野看，我们有首要的道德责任，将野生植物和动物视为地球生物共同体中的成员。我们有伦理上的义务平等地保护和促进这些野生植物和动物自身的权益。”作为道义伦理学的代表，康德一再强调责任的绝对性，谓之“绝对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意谓人作为理性存在，既然在道理上已然认识到某种责任是自己应当履行的，那么，对这一责任的承担便应当是无条件的，不能讨价还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对自然对象的责任更应当是一种“绝对命令”，这当然并不是神的命令，也不是自然的命令，而是人类给自己下的命令，是人类自己的理性意志和道德良知给自己下的绝对命令。因为在地球生态圈居民中，惟人类有自觉的自我生命意识，最强的理性自控能力。他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他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利用率、破坏程度最高，其补偿的能力也最大。因此，他对自然对象的关爱责任是不可推御的。
现在再看人与环境自然关系中环境美德的具体内涵。地球上的各类对象，包括人类在内，形成一个互依共存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各类对象是互为食物的相互依赖关系，人类则处于此食物链的顶端。这一生态学事实意味着：一方面，所有非人类自然对象都对人类的生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贡献，都有益于人，从无机物到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另一方面，处于食物链下端的对象对其上面的捕食者有绝大贡献，而处于食物链上端的一方对其所捕食者的贡献则相对较小。处于地球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对地球生态阐其他成员而言，他只是单向度地利用各类自然对象，自身则并没有反馈性行为，对地球生态圈的其他成员并无贡献，因为它太强大了，不能成为其他生物的食物。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生产者。如果说他也生产，他也只是为自己生产而已。其他成员所生产的能量于人类有益，人类自身所生产的特殊产品——文化，对地球生态共同体其他成员则毫无意义。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与地球其他个体物种相较而言，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如果就人类与整体自然的关系而言，则需指出：天人之际并不平等，无需平等，也不可能平等。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有限，自然亦有限，然而若具体讨论人与环境自然各自的有限性程度，则必须承认：环境自然乃相对有限，人类的有限性则是绝对的。由地球生态圈所组成的整体自然永远大于人类，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环境与资源。
就环境自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规定而言，人类需要始终明确意识到：人类依赖于自然，而不是相反，整体自然的外在力量与内在运动法则是人类永远必须承认与遵从的客观必然，此之谓自然大于人原则。依据自然大于人这一宏观天人关系原则，人类面对环境自然所应有的美德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整体自然及其成员既为人类提供了宏观的生存、发展环境，也为人类提供了具体的生存、发展资源，地球生态圈没有了人类，仍是生命功能完善的生态圈；但是，如果没有了地球整体环境及其他成员，人类便一刻也不能生存。因此，地球生态圈及其他所有非人类成员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巨大贡献，人类对地球生态圈及其他成员则贡献绝少。
这是我们对天人关系深入反省后所发现的又一最基本事实，人类对此应当有清醒意识。人类应当意识到整体自然与微观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意识到自己对地球生态圈其他成员有取无施，刻薄少恩的现状。因此，面对整体自然，人类如果只是一心无限索取，无任何反思与歉意，无任何感恩式回馈，那么，人类便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冷酷、自私和丑陋的物种，是最不道德的生物。果真如此，传统伦理学所建立的道德原则也值得深刻怀疑。
环境自然对人类有创造、养育、庇护之德，人类对自然应当有感恩之意。
感恩自然就是意识到天人关系中的巨大反差：自然对人类有巨大恩惠，人类对自然则贡献殊少，因此它首先是一种忏悔与歉意，进而这种感恩之心又会转化为一种更积极的关爱自然的意识与行为，以关爱自然来回馈自然。
人是大地之子，地球则是人类永恒的唯一家园，是人类迄今为止可以想象到的最理想的安居之所，人类对自然应当生依恋之情。
地球不只是人类物质生存意义上的家园，它同时也应当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依恋自然是人类对自然的精神性关系，是彰显自然对人类所具有的精神关怀性质的宗教价值。人类一旦意识到地球对人类不可替代的生存意义，就当对大地起形而上的精神依恋之心，对大地产生恋母情结。人类对大地的这种精神依恋最终会转化对自然的爱惜与关怀。
就自然对人类的创生、养育、庇护之德而言，大自然是仁慈的；但整体自然对人类而言，同时又是一种对比悬殊的无限力量。其有序性表现为自然界之必然律，人类必须认知之、掌握之。人类若能谨守而依从之，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秩序，会生存得安然自在，有安全感；人类若违逆了这些规律，便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无法顺利地生存与发展。其无序性则表现为偶然爆发的重大自然事件，往往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认识自然规律是人类永恒的生活主题，承受重大的无序性自然事件则是人类不得不忍受的命运。
整体自然的外在力量与内在法则是人类不可超越、违背的，人类只有严格遵循这些法则才能顺利地生存、发展，否则就会得到严惩。因此人类生存于世需有所顾忌，有所敬畏，若肆无忌惮就会酿成悲剧，于是便有了环境美德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
人类面对自然应当起敬畏之心，不可妄自尊大、肆意妄为。
敬畏自然首先是指人类面对宏观自然需要的一种自我警戒心，人类要端正态度，摆正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不可妄自尊大。当然，当代人类面对自然时无需像祖先那样，整天战战兢兢，对自然顶礼膜拜，而需要在对整体自然有所尊敬、有所顾忌的基础上，持一种真诚、严肃的师事自然、学习自然的态度。人类需要悉心体察天地自然的运行之道，继而以之规范自己的行为，把它作为人类自身文化创造的首要基础，此之谓“依天立人”。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平等原则、人与自然共享命运原则和自然大于人原则，是环境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立足于此三项原则，我们阐释了环境美德的具体内涵。’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当代社会公民具有怎样的品格与行为，才能算是一个有德性的人呢？概而言之则曰：面对对象自然时，人应当尊重、同情和关爱自然；面对环境自然时，人应当感恩、依恋和敬畏自然。
篇5：行政伦理学图景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的论文
行政伦理学图景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的论文
行政人的伦理道德问题是行政伦理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而“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方式是理解行政伦理学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理论，它从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发展等多个角度为理解行政领域中的人提供了新的路径。以人学为向度的行政伦理学研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行政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的人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从历时态来看，行政伦理可以理解为凝聚在过程诸环节中的伦理，即有行政之处即存在伦理；从共时态来看，行政伦理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所具有的行政道德理念、行政制度规范以及行政道德行为的总称。伦理的社会基础是利益，但作为公私利益观念体系的行政伦理则更加关注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义务关系的施动者是行政主体即行政人员个体及各种行政组织，且行政组织伦理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如何才能防止本组织的成员从事不道德行为?”因此，无论是动态上还是静态上，行政人员伦理是行政伦理的关键性要素。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行对自身的行政行为以及完整意义上的行政组织行为都影响深远，行政伦理的落实最终必须以“现实的人”的视角来推进并以人的特征及其“类本质”来考量。因此，“现实的人”构成了行政伦理学的出发点；另外，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人学历史上新的哲学范式，它也为理解行政伦理中的“人”提供了新的方式和理路。
一、行政伦理学的起点：现实的人
作为行政人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伦理体现，行政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行政学意义上的人在行使公共权力和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时自身行为所凝炼的道德价值。从“现实的人”来看，也即在处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时，它所体现的对“现实的人”的个体存在形态、群体存在形态以及类存在形态的伦理关照。
(一)作为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的“现实的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行政伦理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行政实践中突出的伦理问题，且单纯从实践或理论领域都无法达成现实的目标，因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必然。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来看，其先后经历了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和管理科学时期等阶段。二战后，公共行政领域内的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分析模式一直是主流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突出，那种在行政研究中忽视“价值”的模式在挽救危机和解决矛盾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于是，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基督教神学、民族主义、绿色运动、女权运动逐渐发展，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人权等概念与思潮再度引起关注，公共行政领域从最初推崇事实上的“效率至上”逐步过渡到不再拒绝“价值”讨论；“水门事件”的发生，撬动了行政伦理学在美国兴起的契机，此后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改革则使改善行政伦理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这样一来，伦理价值开始重新作为行政活动的普遍理念和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准。因此，从人学的视角来看，尊重人的人格与价值并体现公共行政与公共服务组织的价值，将伦理目标作为行政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的价值导向等实际上都是人们对自身的现实生存环境反思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现实的人”的现代性症候与生存境遇转化开启了行政伦理学的前行航向。
从整体发展历程来看，行政现象与行政活动可谓错综复杂、光怪陆离，而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则为理解行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钥匙；以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将“现实的人”确定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前提，并强调社会政治过程产生于“现实的人”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而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里的人并“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主义人学将人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了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现实关系，给“人为何成人”这个重要论题提供行动指南，并从生论的角度为理解行政伦理学开辟了新的人学范式。
(二)“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革命，并返归人类自身寻求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之现实存在。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具有三个层次的存在形态：人作为人的“类存在”；人作为群体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人作为个人的个体存在。其中，人的社会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人的三种存在形态中起着中介的作用。这是由于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而且还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然而，当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时，人们必须以相互协作与建立联系的形式才能在大自然面前体现主体性并实现人的“类存在”。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必须通过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中介并在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中才能历史地实现作为“类存在”的人。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个发展的活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物质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处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国家的组织活动”即构成了行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活动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与贯彻。然而，“每一个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准则是以利益关系为根源的，而公共行政作为脱胎于国家和社会并对社会有机体中的行政领域进行的管理活动，在提供稳定而公平的秩序供给的同时，它同样必须解决利益问题――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问题，抑或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问题。由于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国家意志大都由行政人员执行，因此，行政人员及行政体系在社会有机体中的道德实践使得道德准则不断内化并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逐渐强化，而且这一过程贯穿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历史发展之始终；由于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处理即对于“国家的组织活动”并不能单纯地作为工具性、自发性秩序存在――公共行政牵涉到稳定而有序的秩序供给，牵涉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群体的主体性，牵涉到作为“类存在”的人之整体的自由、平等与幸福道德追求与伦理需要，所以诸如正义、公平、审慎、责任等行政领域的道德观念与伦理关怀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即作为行政管理活动而存在的人，行政管理的存在方式即“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而“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也决定了行政伦理的存在。
二、人学基础上的行政伦理学
主义人学的“出场”实现了传统入学的感性生存本体论的价值转向，它更加强调人的现实本质、人的主体性与价值、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这样一条实践人学的道路为理解行政伦理学的生成方式与内容开拓了新的视域。
(一)“人的本质”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根本前提
与马克思对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的论述相对应，人的本质也是人类的“类本质”、社会群体本质以及个体的本质三者的统一。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地自觉地活动”；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个体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的“理性、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逻辑思路，以人的方式生存是以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的，因此，从物质动因上来看，“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然而，“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作为实践之集中表现的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也是人类的本质活动；而且社会化的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基本形式，社会出现在劳动过程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生产和交往的过程中，人与社会之间存有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存在，人把活动的对象变成客体，同时自己成为主体的存在。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与个体本质。由此观之，个人的个性本质是在社会本质与“类本质”的基础上形成的，孤立的个人在转化成现实的人的过程中必须采用社会关系这一特殊组织形式才能成为现实的人。
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处的社会关系是包含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在内的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伦理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组成部分，是蕴藏于社会生活并受社会关系制约的一种社会秩序。公共生活的规则与秩序以及共同的道德要求反映在行政领域，即体现为行政个体对行政领域人际关系的道德内化和社会整体对行政人员的道德确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的本质更多地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属性，体现的是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在这一类“虚幻的共同体”中“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在这种导致人的本质异化与劳动异化的社会形态中，站在人的社会本质基础上来反对资本主义“实然状态”的观点俨然成为行政伦理生成的根本前提。
(二)“人的价值”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价值准则
人的本质存在于现实性的社会交往之中，这种特殊的存在和本质决定了人的价值与意义。而在人的价值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对人自身而言是辩证统一的；每一个人既是目的又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做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因此，从人类整体而言，人通过自身对自然存在物的能动性创造活动使得物具有了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属性，这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的人通过创造价值的活动满足自己需要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即“大写的人”，人既是社会的工具又是人自身的工具，社会是目的而人自身也是目的。就人类个体而言，个人既有自身的需要，也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个人同时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体。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萌发了人类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狂热崇拜，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治理结构之典型形式，现代官僚制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合理类型”，“官僚制的挺进也摧毁了并不具备这里所指的理性意义上的支配结构。”用而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官僚体制同样是理性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实际上，这种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要求相契合的形式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理性相背离的，它在否定价值理性的同时将手段变为目的，使人变为工具继而丧失了人自身的价值，因此，“人的价值”理应复归为行政伦理的价值准则。
(三)“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应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人类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祥地”而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非但如此，作为历史的“剧中人物”与“剧作者”之辩证统一的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在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过程必须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因此，人以能动的、自觉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来表现自身的同时，人也在不断地对生产活动的加工和改造中，使得自身在人和世界、社会的关系中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像任何社会活动一样，行政活动也以“现实的人”为承担者。作为社会存在物，行政体制、行政机构、行政发展等客观存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对于行政人员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也是主体规定性的存在物，行政人同时又可以从创造价值活动的自为性出发，运用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去创造与开发新的行政环境。尤其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生产力的发展迫切地要求突破“官僚制”并恢复“服务”这一价值理性；至此，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开始生成，并进一步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提出要求，而作为“剧作者”与“剧中人物”之辩证统一的行政人员的主体性则必须得到高扬。
(四)“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理想导向
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即人的发展，而且由人的活动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历史也是通过实践不断地实现人的价值与自由的过程。作为追求自由的存在物，人类在实践中努力地掌握必然并争取自由，而这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全体人类的解放。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它包括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思想上得到解放等等；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是在消除了物对人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基础上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在追求自由和争取解放的过程中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作为对行政过程中行政人行为的伦理价值关照，行政伦理学中必然涉及行政行为的归宿与目的问题：对依附型及工具型行政人格的摆脱、行政伦理观的正确定位、实现社会理想与行政理想的有机统一等问题都必将会涉及到人的问题。因此，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形式来实现行政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导向。
三、行政伦理学的人学使命
“人类对于道德确定性的本能欲望不可避免地将与那些穿越时空且具有多重现实性的道德群体相冲突。只有一种断然且有成效的运动――它不仅把一组独有的普世道德准则施加于全球居民而且使任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化的道德信仰都被迫消融，才能最终调和冲突双方的关系。”从“现实的人”来理解行政伦理的生成使得行政伦理学被赋予了新的人学意蕴并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运动”，对人的本质、价值及地位的理解为道德实践中冲突的调和提供了普世标准。
从本质上来看，作为意识形态的行政伦理是对后工业社会“现实的人”之生存境遇转化的回应，也是行政人员道德实践的“应当”。由于现实社会中行政人员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即社会人，另一方面他又作为一种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而存在即行政人；这样，在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生活中。社会整体对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以一种社会理性的方式内化为行政人员的行为准则，而行政人员在遵循这一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形成了对道德实践的独特理解并渗透了自身的非理性因素进而外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在这一主客体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行政伦理关系的具体性使得行政人员可以达到与公共利益的完整融合――在服务公益的同时展现人的本质与生存意义并确认了自身价值。行政管理的目标就是使“现实的人”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使社会运作体制与方式从控制人与奴役人转化为解放人与开发人，使得“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所以，在行政伦理的道德实践中必须始终围绕着保障人的权利与平等、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展开，必须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并为人的发展需要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篇6：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论文
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论文
环境伦理学虽然己经成为当今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一股引人瞩目的思想之流，但是其合法性危机并未解除，这主要是因为环境伦理学界似乎一直都没有给出关于“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质疑以明确与有力的说明或辩护，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做出的有力的辩护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危机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它无助于环境保护的实践所造成的，因为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伦理或道德的力量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可或缺的，这主要在于：
生态危机的解除至少需要三个层面的工作：(1)制定技术标准或借助于科技的力量是基础性的工作。尽管生态危机的产生与科技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在生态危机面前，技术至上主义的魅力正在衰减，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技术如今己经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己经深深地介入、渗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行为、态度和生活方式等。现代人类的生存是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条件的。”(陈敏豪：《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63页)很显然，在生态问题上，完全放弃科技的做法所换来的只能是回复到人与自然之间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而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人向自然的回归毫无疑问是文明的倒退，而且对此除了抒发一种极端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之外，是无法将其变为现实的，对于当代人来说惟一的选择就是合理地利用科技的力量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之发展到一种新的境界。
(2)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来给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提供一种硬性的或客观的尺度，使人们在行为选择上有一种较为确定的界域虽然说生态危机的影响己经越来越直接、明显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人们的生态意识水平己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客观地说，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社会民众基本上仍然处于“他律”的意识水平上，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现阶段诉诸法律制度的调控对于环保实践是非常必要而且也往往是现实中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3)通过环境伦理道德的渗透推动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拯救生态危机最终而且也是必然的选择。生态危机宄竟给当代人带来了什么?除了严峻的生存危机之外还在深层次上透现出了人类以往自然观和道德观上的一些缺失，这主要就体现在将人的需要或利益绝对化，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需要的承载是有限的;同时利己主义道德观念的流行既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不无关系，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发生总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建制的。所以要解决生态危机必然就要求人类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和道德观。
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以正确的道德观或价值观作为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导向因素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正如汤因比所说:“迄今为止，人的伦理行为的水准一直很低，丝毫没有提高。但是，技术成就的水准却急剧上升，其发展速度比有记录可查的任何时代都快。结果是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这不仅是可耻的，甚至是致命的。”(〔英〕汤因比、〔曰〕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3卜432页)另外，将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理结合起来，解决好环境法制建设的根据问题，或者说为环境法制建设和法律的运用提供有利的辩护越来越显得迫切和重要，因而这都使得环境伦理具有十分突出的应用性或实践性品格。所以从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的角度来看，环境伦理学是具有合法性根据的，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那么环境伦理学合法性危机又是如何产生呢?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合法性问题时指出，合法性基础即是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基础，合法性的类型主要可分为神授的、传统的和法理的三大类型，因而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三种合法性辩护体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个事物的合法性危机常常就是由于它或是失去了宗教的、或是传统的、或是法律的价值或意义系统的支撑所导致的。
就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危机而言，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于失去了伦理传统的支持所造成的，这是因为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总是试图站在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伦理传统的对立面来设立命题和概念，来拓展理论空间，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成立的根据就是要对传统的主体际(人与人)伦理予以否定，因而它总是习惯于将建立在人的利益和需要基础上的伦理传统斥之为“人类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要取消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或者是要求将所有自然物都看成是道德主体。
这种自觉地与传统决裂的致思理路导致了人们接受或维持环境伦理学理念的困难，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合法性危机，致使环境伦理学在近百年的理论建构演变过程中始终要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回答“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上，但是直至今日有人还在不断地指责，环境伦理学常常把事实与价值、自然和人文、哲学与科学、事物自身的属性与人们对它的评价混为一团，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自然主义的谬误”的困境中;(参见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还有人认为，环境伦理学大谈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进而得出人应当伦理地保护自然的结论，这至少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参见靳连营：《生态伦理学是可能的吗?》,《哲学动态》，1995年第1期)这种状况也就必然导致环境伦理学理论建构的努力“大都是学术性的，且陷入狭小的圏子，……大多数哲学家的著作都没有引起广大公众的注意。”
由于失落了传统而造成合法性危机，那么只有接续上传统才能够解除合法性危机，所以环境伦理学合法性的辩护无疑就应转化为一种立足于伦理传统的辩护了，但是这种辩护如何才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呢?
将环境伦理思维与伦理传统连接起来并不是要费尽心机到历史深处去打捞环境伦理思维的颗粒，从而经过文献考古而将环境伦理思维产生的历史上溯若干年，我们以为这种联系传统的方式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实际上，任何问题被发现而得到提问都是有条件的，有背景的,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伦理关系而提出来也是如此，将环境伦理学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同于原始混沌未分的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关系是不恰当的，以此来应对环境危机除了伤感和叹息，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和举措。
我们认为，将环境伦理思维与伦理传统连接起来并不是要将两者硬性地缝合起来，而主要是通过对伦理文化的历史考察，分析环境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是否体现了伦理传统自身嬗变的一种必然趋势，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的出现不仅没有导致伦理传统的中断，反而是伦理传统在新的思想纬度上延伸，而这种考察的前提之一是，我们必须承认伦理传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从过去传递到今天的观念、制度、行为规范它经历较长时间的完善、积淀而获得了牢固性;它支配了多数的社会成员而获得了广泛性;它超越了个人性格具有了社会性;它在制度化和不断宣传的过程中又具有了神圣性;但同时它仍保留着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一可塑性。’(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前提之二就是，伦理传统是具体的而不是模糊的，环境伦理首先是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土壤中萌芽生长起来的，因而我们的考察也主要是立足于西方伦理传统的变迀来展开理论分析的。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是西方选择和确定自己的伦理系统的历史时期，到现代基本上形成了由理性主义伦理、经验主义伦理和宗教伦理三大组成部分所构成的一个伦理文化传统，但是迄今为止这一文化传统己经发生了两次明显的转变。近代西方伦理文化发展所服从的主题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理性证明和确定的价值导向，营造一种有序的世俗化生活格局，所以尽管近代西方伦理文化系统中学派和思潮林林总总，但是都带有道德绝对主义的理论倾向，即都着力于寻求普遍的道德规则或终极的价值标准，道德绝对主义的流行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对于形成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生活秩序是有益的，同时对整体利益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也形成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文机制。
然而“一切美德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满足日常生活的要求这样美德才崇高、永恒和持久，走出一般人水平的、哪怕是最崇高的美德，也只不过是充满诱惑力的和危险的东西。”(〔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个人和民族力量的源泉》，参见《新华文摘》，第11期)当西方近代道德绝对主义的流行使伦理文化更多地关注形而上的价值思维和理论建构而开始疏离日常生活和个人品格时，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自身就开始积聚起自我嬗变的力量。
现代西方伦理文化的发展首先是以道德相对主义来取代近代的道德绝对主义，也就是说现代西方伦理理论的建构不再把思维中心放在去寻找普遍的道德规范上，不再醉心于道德形而上的预设，而是将个人的孤独、自由、心理和情感体验、非理性的自我看成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这种对理性主义或道德绝对主义的理论反动己经远远地超出了近代西方伦理学阵营中经验的个人主义伦理和理性整体主义伦理之间相抗衡的格局，而具有全新的理论转变的性质，即是说现代西方伦理主题变奏所反映出的是彻底变换道德本体并同时要求改变伦理学方法的一种根本性和原则性的改变。
然而,道德相对主义固然可以成为消解普遍性、统一性的利刃，割除生活中在价值评判上所存在的僵化和呆板，但是这把利刃也可以伤及道德和生活自身，因为道德相对主义的流行首先即会造成对道德价值的解构而走向非道德主义，同时也会导致生活中意义世界的失落而使生命遭遇荒诞，这就像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等人所谈到的，当人类头顶上的道德星空和生活中的权能完全失落后，生存的意义就无法安顿了，人虽然有了“绝对自由'但他除了荒诞和虚无之外也一无所有了。“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页)所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规范伦理学的复归可以既看做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纠偏，也可以看做是西方现代伦理文化的一次新的转折。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发展一是体现为政治伦理的兴起，一是表现为各种应用伦理思潮的`勃兴。虽然说伦理思想舞台上更加五彩缤纷，但是作为对西方伦理传统的一种发展和延续，或者说作为西方伦理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现代伦理变奏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伦理思维不再服从某种抽象普遍的法则，也不再强调对个人生活的无限放纵和宽容，伦理思考着力于解决人的现实安顿问题一一如何在社会共同体中生活，如何与自然界相处，如何应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困惑。这使得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在总体上既放弃了某种宏大叙述的手法，但同时也反对回避崇高,而着力于思考伦理道德的现实应用，思考建立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内在道德机制，这也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向生活世界回归”、“向人自身回归”的理论趋向。
因此，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环境伦理思潮蓬勃兴起并迅速得以传播，除了由于生态危机的愈益严重并引起了普遍关注的现实原因以外，当代西方伦理理论的发展或伦理文化的转折也构成了环境伦理思潮兴起、发展不可缺少的理论背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对主体性的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等等，可以说正是这种转折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分析工具和话语表达方式。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问题时，失去了对西方伦理文化传统的演变的宏观把握是难以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辩护的。
四
实际上，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既然要以一定的伦理文化传统为背景，体现这一传统的新的发展演变，那么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就不能改变伦理学的本质，而只能是通过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更清晰地透现出伦理学的本质。
环境伦理学主张将人与自然关系也作为一种道德关系来思考,这突破了只将人际关系作为道德关系的理论界域，而这种突破也就将“什么是伦理学”这样一个伦理学的元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如果做一种文献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关于伦理学的概念和界定是存在着许多描述上或表达上的差别的，但是不同伦理学理论体系成立的一种基本条件就是它要符合或体现伦理学的本质，这就如同麦金太尔所主张的,尽管在伦理思想史上存在着彼此不同的甚至互不相容的德性理论，但是它们总要维护统一的、核心的德性概念。
那么伦理学的本质应当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不管哪一种伦理学在理论表达上如何新颖奇特，都不能违背或遮蔽伦理学在本质上总表现为一种关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或学说的一般规定，这样也就决定了，任何伦理学都需要一种人学本体论的论证，即回答人是什么或人是如何存在的问题，当这种思考或追问纳入到一种历史性的叙述框架中后，自然就蕴涵着关于人应该是什么或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的思索，所以对人存在的本体考察就构成了伦理思维的元点，这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人是一个惟一能够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提供答案的存在物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做出(response)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responsible)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每一种伦理思潮或流派都依据自己对人的思考刻画出了不同的人的影像，也据此展开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评判或提出不同的道德律令，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风格和价值导向。孔子之所以能够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际关系协调的道德准则，是由于存在着一个前提的设定，即人性是善的，彼此之间能够贯彻着一种“类我思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人性的预设，上述准则的道德性是难以保障的。同样，萨特之所以将绝对自由作为主体伦理学的价值基础是由于他认为“人，不外乎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而且人的现实存在只能是以个我的方式存在着，个体的我构成了“价值赖以存在的存在'正是这种将寻求对一切人都一样的主体性的普遍规律看成是天生的偏见的人学本体论的思考使萨特的主体伦理思想与康德的主体伦理思想具有了明显的差别
基于上述思考，那么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问题也就取决于它是否也给出了一种人学本体论的思考，并在这种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论证我们以为，环境伦理学是提供了自己的答案的。这就是，环境伦理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看成是一种道德关系，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人学本体论论证的基础上的：人既是社会之子，也是自然之子，因此人既要承担对社会的义务，也应该承担对自然界的义务。而且由此来思考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界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的伙伴和朋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必然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这样，环境伦理学就在推进和提升对人的认识的基础上体现出了伦理学的本质和价值要求。
五
今天环境伦理学的流派和学说很多，有所谓的生态中心论，生命中心论，动物权利论，自然价值论等等，那么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是为哪一种学说和观点进行辩护呢?
我们以为，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并不是立足于当今哪一种具体的学说和观点，而是对环境伦理学发展趋向的一种思考。当今的环境伦理学在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对人类未来生存的忧患意识，不断地指责人类征服自然在实践上所制造的祸端和在观念上所造成的虚妄，不断地强调回归自然的必然性。但是许多学说和流派在阐述这些观点时并不是在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上，也没有体现出伦理学的本质和理论品格，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背离了对人的本体的思考和价值关怀，这种理论上的跳跃是造成环境伦理学陷入曲高和寡境地的重要原因，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现实关注与环境伦理学难以普及的极大反差。
无论如何，人只能以属人的方式来存在，生态环境危机的消除还需要通过人的努力来完成,所以立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才能够完成人的自我拯救，人与自然的和谐才具有现实的基础和保隐将环境伦理学建立在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完全等同起来或主张消解人的主体性的理论基础上至多只能产生出一些纯粹的理论成果，而无助于环境保护的实践。
篇7：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论文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20年论文
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概况
1.研究发轫
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或者说从哲学伦理学角度研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首先是对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科学研宄的生态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加以研宄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地植物和草原生态平衡的问题中国生态学会于1981年底召开了关于生态平衡的学术讨论会，提出“生态系统在人为有益影响下，可以建立新的平衡”的观点，并主张“生态学方法不仅应用于生物科学、地球科学，而且应用于人类生态学和伦理学。”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生态伦理学的萌芽观点。很显然，这样的研宄还没有提高到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1984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在新疆召开了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主题的环境战略学术讨论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环境问题开始引起重视，着手进行研究这次会议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总是认为环境保护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会议认识到，环境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代价;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不仅需要经济的、科学的技术的、制度的进步，也需要人文的、伦理的参与。
2研究进程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飢90年代以前，中国尚没有自己的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专论，直到1992年中国才出版第一本《生态伦理学》(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此后几乎每年均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如，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平的《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一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90年代中期以前，对环境伦理问题的研宄主要限于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90年代后期，特别是的特大洪灾以后，环境伦理才引起了人们的较大关注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理念、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推动了环境伦理观念在中国的普及现在，每年都有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译著、专著问世，发表的论文不下百篇，相关的会议几乎每年至少一次。但总的来看，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来说，20余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仍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出现仍需假以时日。
3.研究队伍
起初，对环境问题进行研宄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研宄，主要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生物学等探宄其中的哲学问题，这可以称为环境哲学研宄，这部分人主要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研宄;另一部分人直接从环境保护操作方面开展应用研宄，这部分人主要是环境保护工作者，他们有的从人文角度对环境、生态进行探i寸。随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队伍不断扩大，大专院校、研宄机构的人员大量参与他们既有早先从事自然科学研宄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宄的从事环境保护一线事业的，也有从事哲学研宄的、从事伦理学研宄的与此相应，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呈现两种格局，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专注于数据的分析、状况的描述和实证的研宄;二是以哲学思辨为色彩，偏重于学理的解剖、历史的追宄和价值的阐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学术团体的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一态势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年会，这象征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正式、全面启动;自此之后，有关环境伦理方面的论著、论文、会议如雨后春齊。但学术界并未以此
为满足11月8日，自然辩证法研宄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于在清华大学成立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的另一种范式在强化中国现具备招收伦理学博士生资格的大学研宄院上十个，明确设定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向的至少有3个。中国第一个以环境伦理学为研宄方向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是杨通进博士，此后至少有5个人以此为博士论文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主题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对象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①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研宄，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研宄，③人和自然关系的机制和功能，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的规律的研宄;④人们对待环境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说法：一种是“关系说”，一种是“规范说”。关系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学科。由中国学者撰写且书名相同的三部《生态伦理学》都是从关系说的角度来定义生态伦理学的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研宄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实现了伦理学由人际道德向自然道德的拓展”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一门从道德的角度研宄人与自然关系的交叉学科■它根据生态学揭示的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以道德为手段从整体上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学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宄对象，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道德现象生态伦理学中的道德现象是指生态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的具体表现，它包括生态道德活动现象生态道德意识现象和生态道德规范现象”叶平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方面的学说，是人与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论升华和理论论证”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道德关系作为研宄对象”;其研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对其他人应尽的生态道德义务和责任;人对其他生物应尽的生态道德责任和义务;人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职责和义务义务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学科。
规范说的代表人物是余谋昌先生。他认为，“生态化理学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其它事物的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这一定义表明，生态伦理学是以生态道德为研宄对象，首先，这是伦理学知识领域的扩大，它把人对自然的道德作为伦理知识的一部分;其次，它提出人们对待生物和自然界的道德态度问题……第三，它制定人类行为中的生态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5)—种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存在物对象上的伦理学说，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思潮二，它是传统伦理学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把环境?生态、自然当作人对人履行道德义务的中介;如果说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伦理学还必须关注基于环境上的人的义务、基于自然可持续利用上的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而这恰是传统伦理学所忽略的地方。
3.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一是西方哲学基^^西方思想史表明，自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易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此其一;其二，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
二是东方哲学基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对生态伦理学的意义法国思想家施韦兹在他创立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人，说在他们的思想中，人和动物的问题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在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说他们是深刻而富有活力的伦理思想的创立者和宣传者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天道生生”和“仁爱万物”的思想，“道法自然”和“尊道贵德”的思想，“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和“与天地相参”的思想，等等，它们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有重要意义。
4.自然价值
人类为什么要尊重和保护人之外的自然?西方环境伦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不讲内在价值，就没有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学术界，内在价值至今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概念，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②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③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余谋昌等人较早对内在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存在内在价值。所以人类不应该只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而应该承认自然界自身具有内在价值。潘家华认为内在价值是人们赋予自然界景观或生物物种的一种不在于直接消耗，而在于品尝或意念满足的一种价值既然自然界拥有内在价值，它也就值得在道义上得到关心和考虑，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积极把伦理道德的概念扩大到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的研宄架起了直接通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桥粱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没有必要把属人的价值概念赋予非人的自然，只有承认自然是人与人交往的必然中介，就可合理地归结出环境伦理的基本主张
5.自然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第一，不能依据动物和其他生命没有道德自律而否认它们的生存权利;第二，不能一刀切或无差别地看待人的权利和生物的权利;第三，人类权利与自然界权利不仅是有差别的，而且是有矛盾的与西方，尤其是动物权利论者辛格不同的是，我们虽然强调自然权利的平等性，但同时也强调自然界权利的差异性，即人类权利与自然权利的差异性。
有学者认为自然界的权利是指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权，是自然界的利益与自然界的权力的统一。论者吸收罗尔斯顿的观点，认为自然界的权利就是指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有权按生态规律持续生存这一定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权利所有者要求它的自下而上利益要受到尊重;(2)这种权利要求是合理的，权利所有者对侵犯它们利益的行为提出挑战。也就是说，它是由自然界的利益(福利)和自然界的权力定义的。
有学者认为非人类的生态权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生物生存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愿望，都珍惜自己的生命。(2)生物自主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按其种群的生态活动方式追求自由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应该适应生态系统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自然选择机制，否则，就谈不上生物的自主权利。(3)生物生态安全的权利坚持不干扰和破坏那些生态极限在自然荒野中人应顺应自然的发展和演变;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领域中，人应承担起谨慎地改造自然管理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既促进生物生态安全，也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6.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众说纷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世界观、自然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确认了人类在物理空间方位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在地球生物共同体中，人类由于居于生物进化序列的最高层次而当然居于自然物种的中心。二是从人类利益和自然界内在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只强调人类当代和未来的利益，而是既充分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共同性长期性，又重点突出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既坚持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环境伦理的中心，又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为环境伦理的基础三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迀而变化，古代自然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近现代价值观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考察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成果后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有四种历史形态:①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也叫古代人类中心主义)是根据古罗马的“地心说”，由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逻辑地推及人类及万物也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地理上的“人类中心论”，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②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这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人为神而存在，万物为人而存在，这就在神的旨意下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③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在近代科技有了巨大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有了巨大提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有了极大改变的情况下，从笛卡儿开始，经启蒙运动伴随理性主义而产生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核心思想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人类必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的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本体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在本体论层次上存在于宇宙的中心;二是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认识总是以人类固有的内在尺度进行的;三是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人的利益服务，满足人的目的与需要。
对待人类中心主义就有三种态度:①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入论。认为自然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己被日心学说等自然科学所抛弃，同时由于认识对象的生成认识过程和方法以及认识的结果都受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所以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无法超越的，况且，物种自我中心法则是一切生命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本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它作为人类生存的永恒支点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不但不能超越走出，反而应当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领域②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出论(或超越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只单向地承认自然对人类的价值及人类利用自然界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归结为只涉及人类自身利益的自我保护而无视生物圈稳定的客观需要。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所以应当抛弃、走出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③有条件的走入论认为主张征服自然和片面张扬人的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应当抛弃，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目的在于建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应当走进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7.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可持续发展研宄的兴起，以一种跨时空的恢弘视角，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与道德评价，特别是其中所藴涵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意藴和生态伦理思想，确认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挑战“性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不仅从研宄对象研宄内容等方面有许多共性，而且很有可能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出现尤其从思想上有力地支持了环境伦理学研宄。徐嵩龄还认为，中国己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国策、因而她的环境伦理模式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机。“因此，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界而言，最有实践重要性的研宄，应当是关于制度转型期间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模式的研宄”根据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重点及优先问题的这一认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代际伦理问题、代内伦理问题(特别是国际环境正义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伦理问题。
8.环境伦理与国际公正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和环境中心主义伦理观这两种伦理观都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事务施加影响。有些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西方环境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促进发达国家系统地实施环境保护，改善国内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国际层面，尤其在针对第三世界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严格地说，是以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发达国家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约束，并在所谓“全球化”的名义下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因而，这种伦理思想和行动被第三世界视为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而遭拒斥。
环境中心主义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其中也包含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诸如强调权利的平等基本需要的优先权等等但它在运用其理论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时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做法。从理论的一致性原则出发，并不区分富裕社会与贫困社会、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而采取“一刀切”。如生态中心主义劝诫第三世界国家不要采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张“减少污染优先于经济增长”，等等。
由此看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都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环境伦理观而被第三世界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正性。
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环境问题上，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利益关系的首要伦理原则是正义环境正义，要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本国应有的环境利益以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球自然资源消费、使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技术之际，少数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保护全球环境为名，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权和环境主权，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正当环境利益，承担起超越自己能力的环境义务，这显然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的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的侵害理应为解决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作为“补偿的正义”，它们应该以自己拥有的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率先采取行动保护全球环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新的额外的资金，以优惠的或非商业性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无害技术，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发达国家履行这样的道德义务，不是“恩赐”，而是对以往不平等的环境权利的“补偿”。另一方面，作为“分配的正义”，发达国家应当回到环境正义的立场上，承认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的环境权利，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需要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适应能力，决定改善环境的进程，有权根据其发展与环境的目标和优先顺序利用其自然资源。
发展中国家要追求的国际层面的环境伦理观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发展一一尤其是反贫困一一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2)—切资源管理的主权问题;(3)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问题;(4)国际环境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平等和公正问题;(5)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经济与技术保障等等。
9.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理解宄竟会导致征服自然的观念还是会引向伦理地对待的自然的道路?研宄者认为，马恩的自然观是有益于我们保护环境的。马克思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是人的自然本质，并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当代生态伦理学中将人视为自然界的普通公民生态系统普通一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为当代生态伦理学接受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指导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共识基础。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述，既指出了人有别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又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制约个性这为克服当今生态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即只承认人的目的价值，认为其他物种若有价值，也仅只是工具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即认为任何物种、生物个体都有其内在价值)这两种价值观各执一词的偏见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切入点。以此为理论基点，完全有可能建构起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立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正确理解与全面把握的新的生态伦理学。
马克思是把劳动作为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东西来理解和把握的而对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反省一下这种建立于“对自然可无限索取”信念之上的传统劳动(发展)模式为了“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必须把这种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节”、“共同控制”的基础上亦即需要建构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这种建立于地球资源有限性观念之上，并以“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为基本原则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为当代生态伦理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和正确的理论导向。
1.理论与实践
环境伦理学缺乏对环境道德实际的研宄，未能避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中国学者注重对环境伦理的理论研宄，但很少关注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很少把理论原则规范，影响和作用于具体的政策法规，具体的工程、项目。这种脱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理论研宄难免闭门造车，束之高阁，曲高和寡，使环境伦理成为象牙塔成为少数人的话语游戏，没有成为大众的意识和习惯;另一方面，涉及环境?生态的大型工程没有经过环境伦理的审查就可以以经济效益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顺利上马，以至遗祸自然，悔不当初
2.引进与创造
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宄成果，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术前沿进行了跟踪和了解西方学者的环境伦理学著作能较快地在中国得到译介。由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的积极努力，从而使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研宄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大大推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但是，在译介和创造方面，译介的积极性和创造的疲软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中国注意了“引进”、“介绍”，但却缺少了“自产”、“创造”，即没有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来形成自己的环境伦理理论。
3.研究与教育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兴未艾，但这只是在理论的学宄方面;在环境伦理的教育上，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虽然有近20年的历史，但目前国家环保部门和教育部门不但未携起手来落实强化环境伦理道德的研宄和教育的任务，而且环境伦理研宄者和教育研宄者也没有充分重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宄，没有为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教育提供环境道德科学内容和有效的方法设计。大多数学者既没有兴趣于环境道德教育的理论研宄，更缺少将环境伦理推广到教育上的热情。当然，这一局面正在改变，一些学者己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一方面积极编写自幼儿、小学中学至大学、成人的环境伦理教育书籍，另一方面呼吁教育部门落实环境教育，一些师范大学己经成立环境教育研宄和推广中心。
4.支持与自立
中国的环保运动呈现出“上热下凉”的“依赖性”特征，即大众的环保热情度不高、不作为，仅指望政府拿出强有力的措施来治理环境问题，而对自己的责任、义务却不甚明了。中国的有关调查表明：公众的参与水平较低，有近1/3的人处于完全不参与状态，而在有参与行为呈现的人中，大多数也只能做到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劳动或活动中国的NGO不仅数量上较少，而且在推动环境保护上的作用甚微与此相应，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大多停留在自我兴趣、学术探讨上，研宄所赖以支持的资金也多是个人的或政府的，来自民间的、企业的十分少。
篇8：环境伦理学的动向研究论文
环境伦理学的最新动向研究论文
当今社会，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却在全世界蔓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日益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在不断的加剧，地球的承载力因为人口的保障而受到很大的威胁，物种的消失和土地的荒漠化，正在给人们的生活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很多国家都颁布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奋斗的事业。
随着环境保护的`发展， 人们渐渐的注意到，保护环境不光要靠法律，法律的作用只是微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要靠人们的自觉性和道德的保护，这就产生了环境伦理学。现在社会，环境伦理学也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发展。很多国家都在关注和推广全球伦理学，保护环境，从小孩子做起，从每个人身边的小事做起。
首先是实践取向的研究，关注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意蕴，力图实现环境伦理学理论与环境保护实践、环境运等联合和沟通，随着人们对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价值的广泛的关注和传播，绿色运动正在逐渐的兴起，现代社会人们有将绿色之路和环境保护有效的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就是将各种环境流派的信息和思想进行整个和超越，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出适合自己的有效的环境伦理思维模式，在环境伦理中，也要追求正义感，在环境问题出现之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义务和责任进行环境的保护，进行环境的治理，很多发达国家把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国外，这也是环境正义要关注的问题。在环境的保护伦理中，要寻求新的出路。
篇9：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论文
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论文
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论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因此，人只对人类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非人类中心论则认为，大自然中的其它存在物也具有内在价值，其它生命的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完整也是环境道德的相关因素，因此人对非人类存在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不能完全还原或归结为对人的义务。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都不否认，人有义务保护动物、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它们的分歧在于，这种义务的根据是什么?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是如何为人类中心论辩护的?
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其它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因而我们对它们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古典的人类中心论认为，这或者是由于人“天生”就是其它存在物的目6的①，或者是由于在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中人更接近上帝和天使②，或者是由于人具有永恒的心灵③，或者是由于人具有理性④。
在现代世界，用来论证人类中心论的前三种理论都己失去说服力。现代人类中心论用来证明人的优越性和人的特殊地位的证据主要是理性或理性的某种变种。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是：
1.人由于具有理性，因而自在地就是一种目的。人的理性给了他一种特权，使得他可以把其它非理性的存在物当作工具来使用。强式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他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弱式人类中心论则试图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⑤。
2.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是人的内在情感的主观投射，人是所有价值的源泉;没有人在场，大自然就只是一片“价值空场”强式人类中心论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它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弱式人类中心论则认为，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们能满足人的利益，它们还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有的人类中心论者甚至承认自然物也拥有内在价值人不是所有价值的源泉”⑥
3.道德规范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所关心的只是人的福利。最理想的道德规范是这样一些规范，它们能在目前或将来促进作为个人之集合的人类群体的福利，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又能给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使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自我得到实现强式人类中心论认为，非人类存在物不是我们的伦理体系的原初成员，道德只与理性存在物有关;道德自律能力(用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是获得道德权利的基础;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道德自律能力，因而认为它们拥有道德权利是不恰当的⑦。自然有机体之间的行为是非道德的，它们对人做出的行为也是非道德的，因而人对自然有机体做出的行为也是非道德的t⑧弱式人类中心论虽然承认人的优越性，但也承认其它有机体也是生命联合体的成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我们有义务从道德上关心它们的根据;作为同一生命联合体的成员，我们与它们(至少是高等动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伦理意蕴。弱式人类中心论或者主张套用“贵族与其臣民的关系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关系，要求贵族(人类)承担起保护其臣民(非人类存在物)的高贵责任;或者主张把“己欲立而立人”这一道德金律推广应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人希望自然怎样待他，人也应怎样对待自然。
二、非人类中心论是如何诘难人类中心论的?
本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家们大都是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来讨论环境伦理问题的，人类中心论是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7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怀疑，人类中心论是否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保隐人类中心论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了。以动物解放或权利论、生物中心论(亦称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中心论(亦称生态整体论)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论伦理学家不仅提出了与人类中心论迥异的各具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理论，而且还对人类中心论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
1.在实践操作层面，把自然存在物仅仅当作对人有利的资源加以保护，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人的知识不完备，理性有限,他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一个物种的毁灭或一个特定生态系统的破坏宄竟会产生哪些长远的影响;有些自然存在物，现代人可能觉得毫无用处,但谁又能保证这些事物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一种新的资源呢?资源总有稀缺程度的不同;把自然物仅仅当作资源来加以保护，我们就不得不对它们的稀缺性进行排序，把大自然的各个部分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等级，从而使大自然与大自然对立起来。
2.人类中心论往往把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视为人类高于其它动物、且有权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在它看来,正是由于人具有了这类只有人才具有、而其它动物所不具有的特性，道德才与人有关，与其它存在物无关。但是，要在人身上找出某种所有人(包括胎儿、婴儿、白痴、精神病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都具有、而任何动物都不具有的特征是不可能的。像智力、自我意识、使用工具的能力等等,都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为什么具有这类能力的人就有权获得道德关怀(moralconsideration),而具有这类能力的动物就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呢?而像道德自律能力、使用文字符号这类能力，动物虽然不具有，但许多人也不具有，为什么不具备这类能力的人就是“道德顾客”(moralpatient),而不具备这类能力的动物就被排除在道德顾客的范围之外呢?根据规则的普遍性原理和一贯性原理，道德代理人(moralagent)不应采取“道德歧视”的态度，只对人提供“道德服务'而不对具有相同特征的动物提供“道德服务'否则，他就是犯了与种族沙文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它们都是根据一个人是否是同一种族或性别的成员而决定他是否有资格获得某些权利)相类似的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仅仅根据一个存在物是否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成员而决定他或它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错误。况且/‘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与“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肤色、性别、身高或智商不是一个人应否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同样，腿的数量、骨骼结构的差异、使用符号的能力等也不是决定一个存在物应否获得道德关怀的理由。
3.人类中心论和利己主义遵循的是同一逻辑：一个行为主体(作为个体或整体)只应选择那种对他有利的规则，自利是行为主体所有行为的唯一动机然而，如果以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以人类整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就是合理的呢?在日常生活中，自利并不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唯一动机，他们也选择那些对自己不利但却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他们并不把利己与利他看成是截然对立的1道德以对义务对象自身的尊重为特征。一个人，只有当他超越了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时，他在道德上才是成熟的;对作为个人集合的民族和人类整体，是否也应该作如是观呢?
4.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的进步过程同时也是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人类文明己逐步实现了对“部落中心主义”、“种族歧视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的超越，我们为什么要为人的道德关怀的范围划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呢?理性、道德自律能力和自我意识也许是获得道德权利的充分条件，但不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许多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人(如白痴)和组织(公司、社团、国家、联盟)同样也拥有权利，尽管他或它们不能亲自捍卫其权利或用语言来表达其要求对于这些权利主体,我们通常指定或选定一个代理人来捍卫他或它们的正当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代理权利”的作法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并承担其维护它们的道德权益的“道德代理人”的使命3?
三、人类中心论的是是非非
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场争论的是是非非一时还难以断定。在此，我们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以供准备参与这一争论的人士参考。
第一，我们要分清言说的层次。人们一般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论”一词的。第一种是认识论(事实描述)意义上的:人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环境道德，都是人根据自己(而非，例如，山羊或狮子)的思考而得出来的，都是属人(而非山羊或狮子)的道德*第二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生物，他必然要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囿于生物逻辑的限制，老鼠以老鼠为中心，狮子以狮子为中心，因此，人也以人为中心。第三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其核心观念是：其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这一论点暗含的一个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他的利益才能推动他的行为);其二，人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其三，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
第一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任何一种用来反对人类中心论的思想都是由人提出来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的烙印;反对这种人类中心论只能陷入自相矛盾的怪中。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反对不了的，因为，任何一种道德，如果不利于人的生存，不能保证人的延续，那么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依托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生物逻辑的范围内，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在没有自由选择的地方，也就不存在道德。在人的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道德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任何道德都得为人的生存和延续让路。因此,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荒唐的。
非人类中心论反对的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因为，只有在价值领域，人类才拥有选择的自由和可能，而且这种自由是以人的生存为前提的。价值王国是人根据其对人的完美形象的理解和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而“构建”的意义世界，是人塑造、确认和完成“人类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价值王国，人获得了重新选择和确定道德的相关因素的自由。因此，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对人类中心论提出挑战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这种挑战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道德之为道德的终极根据，重新确定和编制文明和价值的经纬线。不管非人类中心论对人类中论论的挑战是否成功，它都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深我们在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层面所进行的探索。对于非人类中心论的这种挑战，我们只能站在价值论的角度来予以回应，而不能站在认识论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的角度来加以辩答.目前,在国内关于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中，主张人类中心论的人大多是在第一和第二种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论一词的，而主张超越人类中心论的人则是在第三种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论一词的。这种言说层次的“错位”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思维混乱。这种局面亟待结束。
第二，非人类中心论主要是从元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角度来反思人类中心论的。非人类中心论在伦理学上的一个革命性变革，就是突破了把道德仅仅理解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因而只适用于人类内部的正统观点。非人类中心论彻底地运用了“无知之幕”(借用罗尔斯的一个述语)的分析方法，在设计道德原则时，不仅超越了个人的、阶层的和种族的偏好，而且超越了物种的偏好。它不是站在人类这个物种的角度来设计“道德乐部”的规则，而是站在暂时忘记设计者的物种身份的角度来设计规则，以免这一规则在尚未设计出来之前就带有对其它物种的歧视成份。人类中心论反对非人类中心论的一个方法，就是指出，根据其定义/‘道德”这一术语“天生”就是只适用于人类然而，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可以改变的;人们过去曾这样理解道德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只能永远这样来理解这一术语。在人类文化的其它源流中，实际上也存在着把道德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人与其它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的规范的观点例如，中国古典文化就把道德理解为“天道”的一个部分，它是从后者那里演绎和推导出来的，是普遍的天道在特殊的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展现;人际伦理关系也只是普遍和谐的宇宙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只站在西方近现代主流伦理学的角度，那么，非人类中心论那种主张把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做法确实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伦理学的“范式”无法理解非人类中心论提出的问题，接纳不了非人类中心论的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人类中心论常常把自己称为一种“新型伦理学”
第三，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环境伦理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许多人还深陷在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的泥潭中，为满足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许多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还未能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价值樊篱，还在奉行着“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的政策，或为维护既得的发展利益而把那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直接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处理场，或只片面强调欠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无视后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窘境，主要不是太以人类为中心，而是还没有真正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中心。要实现真正的人类中心论，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就此而言，人类中心论把人类的福利当做环境伦理学的首要关切点，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还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4由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整，因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环境伦理学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而且，人一人关系与人一自关系虽然是互为中介的，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把人与人的关系凸现出来，强调人对人的义务对环境伦理学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又一可取之处。
第四,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人类中心论并没有解决环境伦理学的所有问题，也没有穷尽环境伦理学的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在道德哲学或元伦理学层面，把利益当作确定道德原则的根据，这只是探讨问题的一种方式，即目的论方式这种方式虽然简单易行,但把人的利益当作确定环境伦理原则的唯一根据，这似乎是不充分的，因为利益本身的合理性就是要由道德来确认的。正如麦金泰尔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哪种欲望需被承认为行为的合法指导……哪种欲望应予禁止阻挠或受到再教育的问题……不可能利用把欲望自身作为某种标准的方式来回答恰恰因为我们都具有(实际具有或潜在地具有)很多欲望，其中不少欲望相互冲突,所以才不得不在相互匹敌的欲望的各种相互匹敌的要求中作出抉择。我们必须决定朝什么方向指导自己的欲望，如何安排因各种各样不同的冲动而被感觉到的需求、情感和意图。因此，那些能够使我们对不同欲望要求作出抉择和安排的规则本身――其中包括道德规则――不可能从欲望中引出，也不可能参照这些欲望来合理论证，而规则必须裁决欲望。”1因而，把利益当作确定道德原则的终极根据，这似乎有循环论证之嫌。
篇10：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建构的批判与反思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问题，它必将被超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下，资本不断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与压迫，同时也给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掠夺和破坏，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一基本的理论背景下，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新阐释出发，思考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他明确反对莱斯（William Leiss）式的“控制自然”理论，而倡导生态正义价值理念，并在此理念下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合理路径，从而建构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思维框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审视福斯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发现其合理内核与理论缺陷，对于更好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更好地坚持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更全面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以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
福斯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他认为，随着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但由于学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研究的肤浅和零碎，因而并没有系统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实质。福斯特认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本质。在开始这样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清理。由于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福斯特长期以来，都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了，这妨碍了他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态哲学观点。“我多年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我探索生态唯物主义的障碍。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最早见之于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认定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认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一种系统的、富含深刻生态思想的世界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因而无法领会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找不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丢失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现实性与实质性意义。面对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学者，以及那些指责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即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的观点的人，福斯特明确指出：“若期待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神秘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副福斯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疑，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态正义理论之前的一个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认为，由于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唯心主义看不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对自然保持高度关注，一直将自然一物理的内容视为物质存在的重要构成，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共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他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话，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显然，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也就是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坚持从历史变革、制度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待和认识生态问题。我们看到，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前提。传统的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作用，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市场体系，但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短视行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态原则的方式组织生产，而是把自然视为迎合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并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拜金主义的盛行。在福斯特看来，传统经济学狭隘的视野显然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后果。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根本不需要“绿色化”。马克思主义既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同时又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路径，因此，它本身就是丰富的、科学的和完整的理论。那些生态社会主义学家“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它把对生态价值以及生态形式的理解建立在与科学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这一客观事实被忽视了，那么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价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来。
正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才使他获得了关于“物质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观内容。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而且又能够将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控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不仅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而且也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从根本上带来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解成为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概念。殊不知，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从来都是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就看不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内含的关于生态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一旦被这些错误的观点主导，其中的生态思想的光辉也就没有了。
福斯特认为，绿色理论中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科学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设想，要想成为‘生态主义者’，就意味着应以一种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应当放弃据说是被科学和启蒙运动业已证明了的那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的、还原性的敌对态度。从而作为一名环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培育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精神意识，甚至如有可能应当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才会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归结于技术本身，并指责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发源于启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态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自我设想与构造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存在的自然内容，坚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变革、制度变化等范畴出发思考问题，并且把生态理论融入这些范畴，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这样一种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福斯特能够站在一种很高的视野和平台上看待生态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谈论自然，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这种理论努力不能从根本上把握生态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最终动因是什么，看不到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极易将生态矛盾扩大化，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生态危机。这种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精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实践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实践也不直接等同于笼统的社会行动。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未抽象地谈论实践或者行动，实践或者行动总是在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谈论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劳动过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显然，马克思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而福斯特则直接将马克思的实践指认为一般形式上的、脱离了现实与具体内容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行动，他眼中的劳动和实践都是没有历史辩证法内涵的。
二、以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为基本路径
福斯特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正义问题，环境问题从来都是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正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符合人类需求的正义。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终究无法避开正义问题的纠缠。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指认。
福斯特不但批判传统的经济学，而且批判以技术的改进来建构生态正义的路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掠夺与破坏。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生產方式是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实现不断地扩张，而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和技术，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短期行为”往往导致长期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的缺乏，导致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对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新的生态战略，才能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福斯特看来，有效的生态变革策略是“红绿联盟”，即走红与绿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构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正义。福斯特承袭了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路径，即将保护环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必须诉诸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盟。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革命必须是将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正义的生态学”。显然，福斯特的理论策略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通过人类的社会变革实现生态正义。
福斯特认为，要消除生态危机，保护自然环境，建构符合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正义理论，首要的问题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自然的地位。传统的生物平等主义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与自然在现实中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现实。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的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把人与自然的平等视为生态正义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就自然而论自然，应当在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将社会正义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选择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解决生态危机的正确的思路是，把生态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研究生态正义。那些呼吁所有物种平等、一味倡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靠的。显然，与以往的“深生态学”的正义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将生态正义置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视野中予以观察的，而不是将生态正义理论极端化。基于这一基本视野，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实现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为支撑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它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不公正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呼唤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逻辑的本性是剥削，这种剥削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解决诸多不正义问题，也不会带来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马克思眼中的新社会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也是能够增进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社会。
建构生态正义首先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对待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行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道德，长期以来将自然当作商品买卖，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一种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符合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生态道德十分必要。个体的道德修养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证个体道德修养的落实。福斯特认为：“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对待自然问题的不道德行为，坚持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有道德革命是不够的。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利润、不断实现资本积累是生产的最高目标，对技术的推崇与非理性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被忽视、环境的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实行自然生态观的革命，并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仅仅从环保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保护原始森林斗争失败的事实。这一环保运动因忽视了工人的生计问题，制造了林业工人与环境主义者之问的矛盾与对立，无果而终。这次环保运动的教训使得福斯特确信，要想建构生态正义，必须使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结盟，通过斗争的方式获取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是，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个粗略的方案，至于如何开展这样的“斗争”，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方式，福斯特却没有具体展开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福斯特有推动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结盟的想法，但他并没有为这种新社会运动提供科学合理的证明。如果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环境的不正义的角度认识资本主義制度，而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经济正义的批判与思考，那么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本质。
三、生态正义建构的主体寻求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坊一样的生产方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一定的阶级力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盟是由这一革命主体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对那些主张超越阶级斗争的环保主义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与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有关，更与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有关，因此，阶级斗争的角度仍然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他指出，当代社会历史依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无产阶级在生态正义建构上的主体地位依然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在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实现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容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福斯特与奥康纳有一致的看法。
奥康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阶级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是环境、生态等运动中一个明显的因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精华之处就是对于阶级斗争的坚持。在福斯特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倡导的那种与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绿色运动，不过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乌托邦。他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即是说，不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权力关系，生态正义就无从谈起。只有进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与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行动”和“物质实践”的概念，在福斯特这里就是指通过社会变革，建构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
福斯特认为，具体的社会变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会下层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主体，是因为他们不仅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而且深受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折磨。因此，环境斗争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并没有过时，因此，在环境正义运动与生态正义理论的建构中，革命运动的担当者也即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福斯特比那些主张仅仅依靠提高人的意识建构环境正义的环保主义者更进步。然而，遗憾的是，福斯特虽然指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革命主体的重要性，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新的革命主体应当采取何种革命策略，应当如何付诸行动。
四、结语
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重构与改造，阐释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等生态学基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思考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坚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变革，并以此建构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正义理论，从根本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福斯特拒绝像一些环保主义者和绿色运动主义者那样，仅仅在理论上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并从抽象的层面对生态危机进行抽象批判，而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思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也拒绝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坚决主张生态问题绝不是孤立的，生态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为应对生态危机，应该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组织，对其进行宣传，并提出未来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走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福斯特也未能提出具体有效地推动绿色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案。他虽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却未能真正理解“实践”一词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福斯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定位在生态学层面，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关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理论都是基于生态学角度的，仅仅靠一些零散的斗争是不能真正实现绿色革命的。这表明，福斯特所提出的不过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不确定的、外在性的斗争策略，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实质是很清楚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本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本质认识。还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眼中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是抽象的生态学领域的统一，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历史的统一。尽管福斯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批判是经验现象层面的，是把涉及这种生产方式的各种经验层面的异化现象组合起来进行的思考，而不是从私有制的社会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视角进入的，因而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由于现实历史过程的思维方式的缺失，福斯特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我们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仅仅依靠生态运动或仅仅通过政治议程、政治责任，是不能实现的。理论的不彻底性与实践的模糊性使得建构生态正义的设想只能停留在幻想层面上，也就是说，“不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当成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结果，而是当成一种主观建构性的产物，具体地说，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产生，而是从建构共识或趋向一种合法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出现。尽管我们的意图不是要因此而回归到从单纯的技术必然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产生，但十分明显的是，上述这种思路显然割裂了文化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向了文化的单面线索”。虽然福斯特提出一种新的关于生态正义的建构路径，但是由于脱离社会现实，这一路径最终只能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难以落实，归于流产。它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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