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困境和挑战论文（共11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法律经济学理论困境和挑战论文
摘要: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流派，由独特的经济学视角进行法律的解读，成为跨经济学和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尽管法律经济学已经得到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普遍认可，其在方法论、社会财富最大化、道德质疑等层面仍然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以及不同新兴流派的不断挑战。
关键词:
篇2：法律经济学理论困境和挑战论文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传统的法律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严峻考验，人们开始探寻新的法律模式。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导致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逻辑推理方式，开始将法律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尝试采用新的法律方法对新出现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法律经济学理念的首次提出，一般认为源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在此文中，科斯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1973年，波斯纳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为法律经济学划定了自己的领地，也奠定了波斯纳本人的学术地位。自此以后，法律经济学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法学流派。
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困境
(一)方法论问题
法律经济学主要采用个人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来源于个人的行为，而整体主义则着重强调整体优于部分，社会整体大于个人的简单叠加，整体主义往往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自主的个人如何脱离现实制度来解释制度本身的演进和变迁是个人主义所无法解决的，因此这种个人主义往往被方法论整体主义所质疑。由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导致的方法论主观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而这种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尽管波斯纳对功利主义的.评价是度量困难，但对于法律经济学来说，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度量问题，正如效率的评价标准仍然是困扰法律经济学的一大难题。虽然波斯纳尝试将效率的评价标准诉诸于金钱，从而引申出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二)社会财富最大化问题
波斯纳极为推崇社会财富最大化，但是，各种幸福都可以通过财富获取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必须放弃部分或全部财富才能获得某种更大的幸福呢?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应该综合考虑所有的幸福来源，而不是单单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这一种途径。因此，对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个标准，法律经济学是否应该划定范围、或提供标准以供适用者来判定哪些案件适用财富最大化标准以及哪些案件不适用此标准。尽管波斯纳承认财富之外的幸福来源以及其与追求财富最大化可能产生的冲突，但他并没有提供标准来供我们判断何种情况属于此情形，也没有提出解决之道。正如台湾学者熊秉元教授所说:“波斯纳自己也认为‘财富极大化’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做法。既然是以‘财富极大化’来逼近‘效用极大化’，也就是借着‘财富’来间接反映‘效用’或‘福祉’;那么，在财富和效用这两者彼此不抵触的时候，运用这个原则当然不成问题。可是，如果‘财富’和‘效用’发生冲突的时候，还能坚持以‘财富极大化’为目标吗?”
(三)道德缺陷
法律经济学将“效率”视为至高无上的标准，强调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从而对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以及对其社会价值作出评价。采用以“个人理性”及相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以“效率”为标准探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状况，波斯纳甚至认为，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效率”可以被视为“正义”，基于经济原则建立的道德体系同人们日常的道德体系是一致的，因此，并不关注理性的人(行为的施动者)的行为动机，也不重视对人性的考察。法律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就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期达到期望的目的。如果其选择与其目的是一致的，这种人就是理性的。他们仅关心“经济人”是否按理论的预测行事，并不在乎“经济人”是否自私等关于人性的问题的讨论。同时，经济学家认为正义等理论是模糊的，不赞同某些传统的法律方法，沉醉于采用完美的数学模型来进行法律研究，忽视了在法学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道德伦理。我们应该正视的是，经济分析方法只是法学研究中的一种法律方法，它本身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也是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的。
三、主流法律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主流法律经济学以芝加哥学派为主，其代表人物为波斯纳。芝加哥学派主张运用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传统理念，重视对财富和效率的追求，将财富、效率等的最大化视为其重要的目标。在分析方法上，主张适用实证分析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等。近二十多年来，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抨击，诸如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行为法律经济学等一系列的新兴学派的涌现，从不同角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进行挑战。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
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施密特、萨缪尔斯和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派并不像主流法律经济学那样过于强调效益最大化或极端的分权制市场理念，它认为对于法律制度是能够进行选择的，即通过对不同的法律领域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比较。将交易花费视为重要参考因素，在不同的制度选择中选取交易花费最少的一种制度。随着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逐渐呈现出相融的趋势。这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不再局限于将法律经济学视为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法律问题的分析，他们试图探究法律领域与经济学领域存在的内在关联，以期发现法律制度中隐含的经济学思维。
(二)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戈登塔洛克和詹姆斯布坎南，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公共选择学派逐渐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法律经济学领域，对宪法的选择和改革、法规公正与效率以及法律程序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种对于宪政领域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最后发展成为宪法经济学。宪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非经济现象，而是像集体决策的规则等类似的政治问题。其研究的目的也与经济学不同，宪法经济学的着重点在于对于约束的选择，即不同规则间的选择，而不是在既定制度内的选择，而经济学则着重于对于约束内的选择，即对实务的政治家提出建议。从宪法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宪法的内涵，有异于宪法学范畴下的宪法定义。与宪法学相比，宪法经济学更侧重于对宪法规则的经济学分析。
(三)行为法律经济学
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结合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去理解法律目标和其实现过程。通过分析人类的行为，提出主流法律经济学所主张的某些设定是不相符的。他们认为主流法律经济学对人类的真实行为所进行的不准确的分析，将会导致他们提出的相关假设的不合理性。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运用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等理论和方法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说提出了许多修正。行为法律经济学针对自己的发现对包括科斯定理、预期效用模型等在内的传统法律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理论所发展出的制度和理论模式可能存在缺陷，并在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宪法、刑法等诸多领域尝试对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1］［美］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
［2］［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熊秉元著．正义的成本［M］．北京:东方出版社，．
［4］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5］徐爱国，李桂林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3：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
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 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
篇4：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综述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综述论文
一、 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他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也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他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①企业的显着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原因似乎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绝不能消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或者等于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1960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首次明确使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指出对损害负有责任实行定价制度,并分析了交易费用与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运用交易费用将产权制度问题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该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两类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等所花费的费用。事后交易费用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作出双边的努力,由此引起的成本;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付出的成本,管理机构也负责解决交易纠纷;保证契约生效的抵押成本。
对于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对交易成本的认识后,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来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其中,人的因素是指他对人的行为的两个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指的是: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而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指的是潜在的交易对手的数量。诺思则主要从商品的多维属性信息不对称,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决定因素分析主要是针对事后的交易费用的形成。诺思关于商品和服务的多为属性与信息。
威廉姆森根据所有者拥有产权的完整性或残缺性把产权分为三种形式,即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他还对共有产权的过度利用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分析了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变的必然性。他认为,②简单的治理结构能够有效的应付简单交易的需要,然而,随着合约风险变得错综复杂,简单的治理结构就会面临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向更为复杂代价也更高的以专断取代规则的治理结构是企业增值的源泉。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标志着企业产权理论的形成。该文分析了了古典业主制企业剩余索取权,监督权和经营决策权安排给企业主,为什么是最优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企业内部的监督者激励问题,提高企业绩效。同时还指出,只有报酬严格按照个人生产力进行分配,才会对个人投入产生足够的激励。
巴泽尔将产权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他还具体分析了反垄断侵蚀、产权和盗窃的关系、发明创造方面的产权问题、价格信息方面的产权。他指出,③消费者与竞争者能否按照价格买卖产品,这种能力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否签订并履行适当的合约。如果合同成本过高,买卖双方按竞争性价格所得到的`产权很可能就会丧失,掠夺性定价者就可以趁机攫取垄断权力。
二、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代表人物是诺思(Douglass C. North)。他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重新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其功能是弱化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
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开始分析西方在兴起过程中制度的演化。他认为:④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就会一直有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条件下,消除每一种外部因素的费用超过收益。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外部因素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收益相对于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⑤组织是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使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在追逐这些目标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在缺乏产权激励时,市场规模是决定创新与技术变迁增长率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激励结构的发展,从专利法、贸易保护法到其他用于提供创新报酬率的法律,也会导致发明行业的发展并会整合到现代西方世界的演进的经济方式中去。
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戴维斯和诺思是制度变迁概念和原因的最早研究者之一。他们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三、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思想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见于其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是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实际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而在竞相寻租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认为花费与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费用是值得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主要探讨寻租产生的条件、寻租的三个层次、政治分配与寻租等内容。
寻租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对此,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进行限制,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
经济学者贺卫在《寻租经济学》一书中,把政府创租活动分为三类,一是政府无意创租,二是政府被动创租,三是政府主动创租。
四、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
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着《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
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⑥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
五、利益集团理论
利益集团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权力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谓利益集团就是“那些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普通公民、非赢利性组织、公共部门组织・也可以是寻利的厂商。 利益集团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他认为:⑦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它将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不会关心此种重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集体行动团体的广泛性程度决定了其行为对该企业或工业效率的影响。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他指出,⑧经济成功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对所有人都稳定且具有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还对科斯定理进行了修正,认为:科斯谈判理论以及对谈判起限制作用的交易成本问题并不能解释强制契约执行的外部权利问题。他可以很容易扩展开来去解释为什么那些想签订需要第三方强制执行契约的人需要这样的强制性,以及为什么他们愿意为这种服务付费。但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强制性权利有时被用来强迫契约的执行以使市场运转的更好,以及被用来攫取市场中交易的商品这样的现象。
此外,在国家层面,奥尔森还分析了各国兴衰的原因。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不同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市场经济但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就是分利集团的影响。⑨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六、总结
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改变了长久以来把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开创性地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去研究,其核心理论就是产权和交易成本。并用交易成本的存在解释了微观个体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宏观领域用公共选择和利益集团理论去解释国家的繁荣兴衰,并研究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显着的成果,进一步显示了制度这个要素的显着的生命力,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的兴趣。但是,当前新制度经济学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其许多理论依然缺乏定量化的分析依据。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定量化可能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在产权和交易成本界定方面很多会借助到法律知识的应用,因此法律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未来会更加紧密。制度经济学在微观个体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依托企业,如何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具体的应用到企业中去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管理学的结合也会引起许多的关注。
篇5：规制与经济学理论综述论文
规制与经济学理论综述论文
不论是帕累托最优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都反映了对效率的追求，关心的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至于如何在社会整体之间进行分配，则并不关心。但是，分配的不公平往往导致社会矛盾的计划，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改进。非经济性目标的规制，力图实现分配正义。第二个目标是家长主义，它本质上是对个人自由的彻底干预，政府可能并不相信公民具有辨别是非或者有效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因而施加了许多规制，如规定开车必须系安全带、限制吸烟等等。一些臭名昭彰的行为的确有害于个人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具有负外部性。但是怎么干预才是正当的呢？是否专家更能够了解他人的真实情况，并作出更好的福利改进？家长主义不论结果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的自由是相背离的，有学者就认为，家长主义的规制，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
有学者提出某些人，尤其年轻人，并不能够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构建，所以需要采用规制对其利益进行维护。奥格斯认为，将家长主义建立在反对个人主义的观点之上，很难具有确定性，并没有说清楚何种干预是正当的，只有证明个人能力存在严重的缺陷，才具有干预的正当性，但这样的交易成本太高，如对某一行业的限制，则会导致具有辨别能力的个体被剥夺做出选择的权利。规制的经济性目标主要包括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问题、协调一致问题和市场例外条件与宏观经济考量。针对外部性问题，奥格斯提出，外部性的解决，要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一个外部性会引发资源的错误配置，但行政手段可能成本过高，高于社会收益，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小问题就被忽略了，但这些问题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传统的经济学总是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但很明显，这样的情况从来都不存在，私人只能处理他们能够获取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选择，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这一假定是市场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人类行为受制于有先理性，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们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决策模型以求实习效用最大化，但是这十分困难。协调一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交通规制，如此多的主体参与到交通当中，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靠右还是靠左行驶，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关心别人是否也和我们一样。规制的正当性根基正是在于“它不是强迫人们去做他们并不原因的事情，而是通过强制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有待讨论的规制领域，也就是宏观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通货膨胀，无论对于什么政治体制来说，这都是必须控制的。对通胀率的控制，可以通过对合同和利率进行管制，现金的持有量应该降低，这样，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调整措施的行政成本是很大的。奥格斯进一步指出，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增加了投资风险，投资额会减少，通胀也使得私人和企业更加难以区分引发价格上涨的两种原因，一种是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一种是一般的通货膨胀，即使这个问题不出现，市场中的决策者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松地配置资源以满足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且这种无效率将一直持续。
奥格斯对经济规制的手段，提出了很多见解。我着重分析价格控制手段。奥格斯将价格控制分为两类：一是普通的竞争市场中的'价格控制，二是非竞争性市场中针对垄断性企业实施的价格控制。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分配正义，让低收入者负担得起某些商品，或者控制通货膨胀。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公用事业部门，这些部门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产生充分的价格竞争的。当价格管制是基于分配正义的目标时，首先，我们假定，竞争性的市场中，价格反映的是边际成本，但这高于了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并且低收入者必须购买这些生活品，那么能否利用价格控制保障这部分人的供应？由于还存在着种种规制工具，比如财政补贴。经济研究认为，价格控制是最低效的控制方式，实行一个地域市场自然价格的价格上限，将意味着某些供应商无法从中获得利润，因此产品的生产和供应都将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随后市场后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供求关系的基本作用不能通过一部法律来消除。奥格斯对租金管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公平租金”存在很高的行政成本，虽然它保护了既有承租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长期承租人的利益，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比如，私人出租房屋的规模持续减少。可供出租的房屋数量的减少为“公平租金”创造了更大的需求，法律要求评估者在假定不存在供应紧缺的前提下决定租金，更是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
篇6：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探索论文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探索论文
1.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向和成果
1.1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下的研究模型
传统开放性经济宏观经济学是以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为临界点，20世纪50年代之前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分析是采用站在汇率的短期行为弹性分析法,60年代之后才出现了相应的建模分析法。运用数学建模的方式进行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是更好地将研究过程中的琐碎、细小的问题进行数学上的模型数据，结合一定的分析方法，得出最终的研究结论。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模型有M-F模型、M-F-D模型和卢卡斯模型。这三种经济学研究模型分别产生于不同的经济形势下，对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里程碑式的研究意义。模型建立的侧重点不同,从重视在市场均衡利率作用下，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以及内外政策搭配的影响；再到多恩布什总结了汇率超调这一重要的经济现象；最后是卢卡斯在货币主义观点下，意料外的货币供给变动对实际经济的短期波动。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地出现瓶颈、创新发展,初建模型、推翻改进。在此基础上,坚持理论研究结合实际效果,做到不断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及时改变变量,推陈出新。
1.2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无论是否是经济学研究方向，现行的任何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都不能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经济学研究更是如此。所以在现实生活的经济活动中,所有的.相关人员最明显的实质感受就是经济要素的流动性要远强于实物的流动性,这就是市场的流动原则,也是活跃市场的因素。但是进行宏观经济学研究时,认识到、感受到这样的流动现状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要发现其本质问题，究其根本后进行相关逆向的对策性研究。目前已有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中就有指出金融经济市场的调整速度要远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这就是上述流动现状根本问题的所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分析和汇率制度选择都是在资本控制在弹性汇率制度下，为了相应的减小由货币冲击引起的汇率波动而设立的。而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行为金融学理论和资产组合再平衡理论的综合性阐述，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传统货币有效性的创建模型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针对个人账户而言,经常账户的动态变化就无法解释,针对政府组织机构而言,政府的项目支出效用是无法解释的。
2.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成果
2.1名义短期刚性和价格黏性
名义的刚性一般都是指名义的短期刚性，即名义黏性，但是其中的名义价格黏性是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名义变量主要包括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是货币水平上的变量因素。每个国家为适应消费需求,其扩张性货币政策会有不同，价格黏性的相关问题也随之显现。因为不同而产生的问题,并不是说用同性、共性就能够解决,即使是多数厂商都实行一期黏性定价，但是经济市场的现实跳跃性就会和死定的定价产生不可操作的问题。名义价格黏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短期刚性的任其发展，出现贸易条件的恶化。商品价格黏性会直接影响本国的汇率，这中间的相关性也是比较清晰的。汇率、进出口商品价格、本国贸易条件这样层层递进的相关性直接而又严峻。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都会在一定的时期表现出一定的问题，或短期或长期。这样宏观经济在名义刚性一定要注意,结合菜单成本是基础条件,考虑市场需求是必要条件,解决价格黏性是应对条件，最终的实现目标就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降低外生冲击、保证准确性和合理性。
2.2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下的研究模型
站在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目前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主要是采用Redux模型。这一模型的突出显著性就是创建者将经济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名义价格黏性纳入动态均衡模型，这样不仅仅能够解决名义短期刚性的主要价格黏性问题，还能够从模型本身解决理论研究的静态缺陷。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下，有了科学的研究模型并不意味着前期工作的结束，还要对运用模型条件下的研究方式进行合理的选用。建立采用Redux模型研究,相应的专家学者主要采用假设性研究,通过对几大问题的假设,探究不同的解决方法。假设的条件是经济的主体、名义价格黏性、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国际交易成本、政府融资等牵涉甚广的问题。当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让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程故步自封，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交汇的今天,适应当下的经济形势,认识到经济基础决定的因素牵扯甚广，上层建筑实力的后备力量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这样认知，更是让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市场分割
现今的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依然存在。有实力的进出口商在不同的国家市场对商品定价进行差别对待,即歧视定价。歧视定价并不是弊端,但确实是当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在Redux的研究模型中融入以国际市场分割和市场定价就是不错的研究成果。市场分割的表现可以从商品定价上就开始体现,再涉及两国之间消费需求的变动和国际汇率的浮动。市场定价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汇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消费共同变动减少,对本国贸易条件和国际福利上的限制也是存在的。
2.4消费偏好和国内偏好
两种偏好最大的不同就是偏好假定的限制区域不同：消费偏好的假定是本国居民消费者对国内外商品拥有相同的消费偏好;国内偏好的假定则是本国居民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消费偏好要高于国外产品。但不管偏好假定限制是消费偏好还是国内偏好,采用的研究方式都是开放经济模型下的微观基础研究。我们要认识到针对于个人的消费偏好是有弹性的，并且动势非常明显,毕竟个人的消费意愿并不能从一而终。采用此研究方式就是充分认识到个人消费的弹性变动可能,在假设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偏好假定更为细致的区别研究。但是不论是哪种偏好,假定的预设最终都是在对国际货币联盟的作用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国际货币联盟的形势无论在哪种偏好假定上都优于各国货币政策竞争制度。
3.结语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新意的体现是研究框架的根本性变化。微观基础上的科学建模,各种变量的不断增多，引入政府政策的结合。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研究经验的积累、研究深度的探讨都是相应领域的进行时。
篇7：经济学理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论文
经济学理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论文
摘要：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研究，可以优化企业管理模式，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行为经济学理论考察了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行为条件复杂、市场模式不完全的情况下对企业管理的行为。同时行为经济学理论也为企业管理者更好地管理企业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通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进行介绍与分析，研究了行为经济学理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并提出了偏见效应情况下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企业经营管理解决措施。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企业；经营管理；措施
通过行为经济学理论，指导企业管理者更高效、更完善地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增强企业管理团队的水平，提高企业管理团队的能力，使企业管理团队迅速成长起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系统不足之处。我们要从了解人性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管理者，找出企业管理者的优点与缺点，对缺点进行帮助与改正，对优点进行发扬宣传，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团队水平，从而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促进我国企业管理团队健康有效的发展。
一、行为经济学理论相关概述
1.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并且被全世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体系，行为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行为与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由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三部分组成。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企业中管理者的心理作用进行分析，同时强化心理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通过研究经济学中的心理学，使经济学研究更符合现实，从各方面进行自身完善，同时将经济学中的理论洞察力全面激发出来，用于对实际现象进行预测以及合理分析，制定相应的改进策略。所以行为经济学理论是一门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的经济研究理论。主要通过可操控的试验以及观察研究对企业管理者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的管理行为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影响管理层决策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对管理者的行为结合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与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提出的经济学理论。
2.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可行性
本文将通过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对比分析行为经济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运用的可行性。（1）人的基本假设对比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中人是具有独立的思想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利己的。一切行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需求。同时自我约束力强，如果个人的喜好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被外界所改变，性格具有完全性和一致性的特点，始终追求利益效果最大化与持久化。在行为经济学中，人的基本假设中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人的性格具有多面性，既有利己心理，也有利他与无私奉献的心理，人的自我约束力会因人而异，不同时段与不同环境个人的喜好会有所差异。（2）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对比传统经济学中应用的方法主要有逻辑抽象法、演绎法、现场观察法，其中演绎法是被公认为为数不多可信赖的现实经济活动范式。而现场观察法则认为是所有方法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实验法不可用于验证理论。而行为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有认知心理学方法与实验法。通过认知心理学，与实验法对个体喜好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3）理论体系完整度对比传统经济学在个人偏好基本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化均衡分析，形成了规模宏大而且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对经济现象进行准确的描述，同时涵盖了金融计量等微观与宏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经济学现有的理论条块还不成形，现在正在不断地进行实验验证与研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指日可待。（4）模式对比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规范性;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描述性。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行为经济学更多是研究对个体行为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研究。认为在经济环境刺激条件下个人的行为是受周围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表明行为经济学与客观现实有很大的相似度，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可行性。
二、企业经营管理中行为经济学的应用
在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时候，对企业以及员工的行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不仅是管理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企业员工--人进行管理。在上世纪30年代，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相关理论主要是从行为的角度对管理进行研究。这个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非自然人的行为，而非自然人的行为包含着机构、组织、企业团体的行为。《中国信息主管发展报告》中指出，企业管理团队中职位的权责关系是企业管理者关注的永恒主题。在企业经营管理团队中管理者如果没有相应的主导权与决策权，对于企业开展全局性的工作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部分管理者所属部门经营状态有活力，而另一部分管理者所属企业部门经营出现冷门现象。当企业在推行相关政策的时候，还会出现领导层对政策明白，而基层员工对相关政策不了解的情况，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工作执行的困难与复杂程度，提高了企业管理失败的风险。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的相关成绩也需要通过其所管理的相应部门日常管理行为表现出来。本文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分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应该对企业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并且能够准确把握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发展方向与相关技术需求要能够有审时度势的眼光，准确决策企业的走向。企业管理的最高层要能够站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立场上，通过管理者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的决策能力，为企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其次，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制定企业项目的时候，需要与相关员工进行沟通，在得到对企业员工支持的情，再让企业中高层领导接受企业制定项目的规划。企业管理者在进行项目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企业运营状况，脚踏实地，锁定目标，不宜好高骛远。在尽最大努力增加企业发展效益的时候，也要考虑项目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困难，尽可能的避免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不可控风险。同时企业管理团队要以人为主，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团队，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对于项目的执行负责人要分岗到位，使整个管理团队职责明晰，任何时候领导层都需要对项目的运行状态准确掌控，实行有计划运行。最后，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上发挥充分的作用。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经济在近几年中发展迅速，企业制度与技术等多个重要层面的发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经营管理者也逐步发现了自身职业内涵相应的改变所带来的工作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自经济危机以来，全球企业经济发展形势还没有从经济危机的寒冬中苏醒过来。这也使得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济形势感到不安。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充分运用自己所在职位的便利与经验，为企业发展奉献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力量。在有效对企业团队进行管理的同时，了解企业的运行模式，针对企业运行情况提出有创造性的建议，成为团队上层领导最得力的助手与策略参谋。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企业管理中偏见效应解决措施。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都会承认在管理的过程中会有偏见存在，而偏见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管理者容易在管理的时候固执己见，对于他人的反馈意见视而不见，刚愎自用，这是偏见的最根本原因。如果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存在偏见将不利于企业管理团队的营建，也不利于相关项目以及政策的实施执行，还会造成对有实际才能的人才流失。因此我们要消除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偏见行为的存在。
1.通过改变视角识别偏见
我们在对任何一个人进行观察的时候，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与了解，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进行合理划分。但是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经常会对所面对的人进行一种假设，从而产生一种对该假设有误而自己熟视无睹的偏见，这种偏见常见于有一定资历的企业经营管理，这种管理者往往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遇到人与事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选择处理方法，有时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最终决定对所见的人与事有偏见看法，使得决策结果不够准确。但这种经验主义，很多时候对于业经营管理者的'帮助很大，他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会借助经验例子举例证明，使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而让对方折服，这就是经营管理者的模式识别。
2.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抵制行动导向偏见
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为企业决策的时候，为了追求企业的稳定发展，很多企业不愿承担有风险的计划项目。比如一个企业项目出台，企业管理者中会有某一管理人员对于项目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与观点，而有另一种人，却对该项目非常看好，力挺方案的实施。对于管理者，他也是希望该项目能够实施，但是不会将下属员工的自信当作坏事，而出现这种决定的原因，就是行动导向偏见。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一个可靠高效的管理团队需要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的分析了解，以应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导向偏见。
3.通过改变现状，抵制稳定性偏见
当企业管理团队出现稳定性偏见的时候，企业需要不断地对内对外采取措施。对外部，企业可以打破常规的管理模式，不断的进行投资与业务扩展，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同时扩大企业管理团队的规模。对内企业可以把公司财产向部门分配的额度降低，仔细研究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运营状况与职能，然后将企业的资金进行有选择性的重点分配，扩大企业优势部门的生产规模，将企业发展成为有特色的产业品牌。
四、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是一种研究人的行为的理论科学。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对企业中的个人进行有效研究分析，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使管理者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同时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能够规避管理者错误的管理观念与管理行为，为企业健康正常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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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桂玉,罗拥华.行为经济学“新经济人”假定的方法论意义与实践价值[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5(03):21-25.
[4]李素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法经济学效用函数建构[D].湖南大学,.
篇8：新时期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论文
新时期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论文
19世纪，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全能政府”开始向“守夜人”[1]方向发展，经济法理论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同期，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模式，而为限制政府权力，经济法学进入控权时代。与西方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具有特殊性，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关。而从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变更的过程中，经济法也应实现有“市场调节”向“权力控制”的转变。但目前，我国经济法学在权力控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我国经济法的控权困境并提出问题解决路径。
一、新时期经济法困境分析
我国新时期经济法困境主要变现为控权能力不足，具体可分析两方面，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相应的控权理论；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关于相应控权制度配套措施的研究。
从控权理论角度分析。经济法控权理论的核心在于明确权力内涵与边界。而我国经济法由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原因导致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为建立其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由于政府完全干预，使得经济法缺乏控权空间。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依据特殊国情逐步建立其市场经济制度，而由于发展环境特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采用了与西方“自然形成”相反的“顶层设计”模式。这使得经济法在一段时期内受困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发挥其控权的能力。因而，我国经济法自建立起，其主要职能变为市场干预，其制度设计也以市场干预为主，缺乏相应控权理论。而随着我国逐步进行政府智能改革，构建“有限政府”。学术界也开始了关于经济法控权理论的讨论，形成了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要观点的“市场派”与政府干预，设定权限，进行监督的“政府派”[2]。目前，学术界未能就控权理论达成一致。而依据不同的.学术理论将设计不同制度成果，因而目前我国未能建立其相应制度。综上，我国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
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关于控权制度相应配套措施的研究。具体表现为：缺乏控权实施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控权监督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域联合控权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支撑，我国经济法缺乏控权经验，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应案例可用于理论分析。因而理论界无法做出有效实证分析，从而無法对上述实证与类实证问题做出分析。第二为我国法律具有特殊性，我国法律的法理学基础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我国的法治理念体现出我国特殊国情。因而，西方配套措施建设经验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无法形成有效支撑。
二、新时期经济法学困境解决路径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控权困境”。而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
从控权理论缺失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应结合目前发展趋势建构经济法发展理论。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型处于深化改革阶段。因而，经济法学控权理论应从主体与权限两方面进行明确规制。首先应明确干预主体。针对行政权力分散干预市场的情况进行整合。其次应明确干预权限。在明确干预主体的前提下，应针对不同干预主体做出规范，明确不同干预主体的干预权限。
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需遵守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即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应来源于其对法律实践经验的遵从性。因而，笔者认为建构有效的配套措施应从理论与时间两方面入手。理论方面可结合我国其他部门法经验构建经济法学控权配套措施。其可行性依据在于：法律小前提的客观性使其可以被不同法律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因而经济法学也可对行政法领域内的控权问题进行干预。同时为验证理论假设的可行性，国家可通过设立试点的方式获得实践经验，为理论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需要说明的是：区域实践具有区域特殊性。因而在分析实践经验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特殊性问题。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新时期经济法在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综合分析控权理论缺失与控权配套措施缺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干预权限与界定干预主义的解决路径，为经济法在控权领域的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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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紫烜.经济法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研究[J].财经法学，2016（4）：5-14.
篇9：林业经济发展中的困境与建议论文
林业经济发展中的困境与建议论文
1林业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问题
林业资源属于自然资源，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林业经济又离不开人的经济性与宏观性行为。人类对林业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是否得当，影响着林业经济的顺利发展。近几年来，处于宏观位置的重要支撑者与引导者———企业与政府，在调节方面做的不到位，例如林业企业生产技术地，科研和创新的能力较差;林业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政府未进行合理的、可持续性的产业发展与规划，管理不当;产业结构布置不合理，发展差距较大;国家资金投入力度不够，管理体制改革缓慢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必然会影响到林业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2解决林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措施
2.1遏制滥砍滥伐行为，合理培育后备森林
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必然会付出高昂的成本，不能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将林业自然资源作为一种代价进行交换。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必然会反作用于国家经济，这样做更加得不偿失。所以，要提高林业的生产能力与生态功能，改善林业资源的质量与数量，就要从根本做起，树立合理使用林业资源的理念，保证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加大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建立天然的森林保护工程，加强对天然林得保护力度，个别地区可以实行封山育林政策。对相关企业的滥砍滥伐行为进行一定的惩罚，鼓励企业与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与促进行为，增加对珍贵树种的培育，加大后备森林的存蓄力度。总之，就是要通过对林业经济与林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认识以及保护性的行为，促进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加大林业产业结构改革，合理进行政府宏观规划
要对林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首先就是要实行林业分类经营管理，一改过去的'一体化传统管理方法，将森林管理细致化、实用化、经济化。即分为公益林与商品林两部分，一部分为公益事业服务，一部分为经济发展服务。其次，要加大科技投入与创新，建立科学实验基地，进行林业科研成果开发与创新，加强对科研人员的培养与奖励，完善科技开发体系，结合学术理论研究与社会经营者的企业经营活动，树立林业相关经济科学研究的市场前瞻意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学理论研究充分融入到现实的经营活动当中，加快高新技术到生产力的转化周期，从而增加林业的生产能力。
再次，要对林业企业进行合理规划，将集约化低，发展潜力小的企业与集约化程度高，科技水平高的企业进行合并，提高林业企业的规模与合理性。最后，由于林业分布不均，以及各区对经济需要的程度不同，导致了林业产业分布不合理，针对这一点，政府要加强对林业产业的合理规划，对山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林业进行保护，或者是合理开发，拓展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事业，同时，也要加强较发达城市的林业投入，从而防止由于城市的工业企业的过度开发导致的城市环境破坏与污染。
3结语
我国目前的林业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的弊端，比如滥砍滥伐行为导致的林业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企业集约化程度低，产业投入不够，政府林业结构规划不合理等，这些弊端都是与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相违背的。因此，要挖掘这些严重影响林业经济发展的潜在问题，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合理调整林业产业结构，加大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力度，建立防护工程，提高林业科技水平，最大限度地保证林业经济发展与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林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篇10：试论基因技术发展对法律的挑战论文
试论基因技术发展对法律的挑战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面对基因科技发展对人类原有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提出的挑战，介绍了人类基因组ELSI计划以及一些重要问题，如基因滥用、基因隐私、改良基因、转基因技术所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以抛砖引玉，与大家一起探讨。
[关键词]：基因 基因技术 伦理 法律 ELSI
一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它不仅通过揭示人类生命活动的遗传学基础而带动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工业、农业、环境保护也将从中获益匪浅。同时，人类基因计划的研究对人类原有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冲击也是空前的。
人类基因的计划自1990年正式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读出人类基因组30亿个核苷酸对组成的漫长序列（即基因组全部ATCG语言）；第二阶段是读懂这部认识人类自身的“天书”（即读懂基因是全部由30亿个ATGC符号组成的序列）。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性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纷纷踏入这一领域。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中，充满着合作与竞争。1993年7月，我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式决定将“中华民族基因组若干位点的研究”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个部分列入国家重大项目。目前,各国又在基因组计划和后基因组计划领域开展激烈的竞争,如欧盟委员会对基因组研究的支持新举措包括：设立一种新型的项目即“集成项目”，加强对基因基础设施的支持。1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的伦理和法律体系必须做一些必要的思考和适应。正如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联系人杨焕明教授所言，“我们的道义或伦理、个人生存心理、社会结构与行为等各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从人文角度来说，连人性、人文、人权、平等甚至社会结构都将被重新讨论”。2自1985年开始提出“人类基因的研究”的设想，到1990年美国对这项研究正式启动以来，在科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和科学政策制定者中一直展开着激烈的争论，如1987年在“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杂志第三类第三期上就同时发表了F.J Ayala, L Hood, D.Baltimove和W.ailbant等讨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出之初所暴露出来的社会、伦理、法律上的一些关键问题，长期以来，科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也从未停止过此类争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测序俱乐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也将5%左右的经费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二
基因科技对人类社会法律伦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从下文所列ELSI主要内容中我们就能感到其涉及之多，本文着重介绍以下方面。
首先是基因技术滥用的威胁。科学技术历来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核技术可以用于发电造福人类，也可以用于战争毁灭人类；基因科学也是如此，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可以造福人类，但一旦滥用，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可以威胁人类的生存，甚至毁灭了人类。防止和控制基因技术的滥用是法律必须解决的问题，目的是保证基因技术的安全使用。从目前我们所能预测的种种基因技术滥用看，主要有以下可能：克隆人（胚胎干细胞克隆具有更大争议，本文克隆人不包括这一问题）、制造非人非兽的怪物，利用基因技术选择优良人种，利用基因技术制造基因武器等等，这种行为往往受不正常的或非道德的目的驱使，社会能否容忍这些行为，我们的道德能否接受这些行为，值得思考。基因技术滥用后果极其严重，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将受这破坏甚至遭受毁灭性后果。基因技术一旦滥用，人类的伦理和法律就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不复存在，必须在滥用发生之前研究好其伦理、法律问题及对策，以防患于未然。下面简要谈谈几种常见的可能的基因技术滥用及其后果：克隆人是社会上关注较多的问题，一些基因技术拥有者有可能扮演上帝造人的角色，克隆人在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很难被公众接受，这种技术面临着极大的道德谴责。克隆人将对人类传统人生价值观提出以下三方面的挑战：“我的意识”、生死观和命运观。3这些都将从深层次对人类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提出挑战。通过基因技术制造怪物将破坏人类原有的生态平衡，克隆动物对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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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经典经济学理论对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观照论文
经典经济学理论对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观照论文
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建立，是对人们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用现代规范的法律用语讲，享受公共服务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和地方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公民实现享受公共服务权利，这也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的法理依据。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享受公共服务权利，既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又有经典理论可资参照。国外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经典理论对于享受公共服务权利实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简述
义务分担说。亚当·斯密的君子义务说是从经济学角度立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至今仍旧影响显著。就是在这部著作中，亚当·斯密指出，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必须提供给某些公共产品。亚当·斯密在论述分担义务时，提出了三方面内容，保障社会安全、建立公正的司法行政机构、维护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在封建社会，君主的义务事实上就是中央政府的义务。到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保障社会安全的费用，无论平战时期，一律由君主负责，也就是有国家承担。亚当·斯密认为：凡是为地方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就应该用地方财政收入安排支出，而不应当让全社会承担成本，为了地方局部利益，增加整个社会支出成本，是不正当的。道路和交通费用可由全民负责，最直接受益者，可以完全承担费用。“维持良好道路及交通机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所以，其费用由全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不过，最直接地受这费用的利益的`人，乃是往来各处转运货物的商贾，以及购用那种货物的消费者。所以，英格兰的道路通行税，欧洲其他各国所谓路捐桥捐，完全由这两种人负担;这一来，社会一般人的负担就要减轻许多了。”在当代中国，义务教育由国家负责，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则实行国家和地方分级负责，同时也让受教育者承担部分经费，以学费名义缴纳给学校。公益设施由受益者负责维护支撑，受益者财力不足的部分可由公共财政予以弥补。“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受到利益的人维持，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不足之数，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弥补。”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说。罗纳德·哈里·科斯是当代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在《经济学上的灯塔》主张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产权思想。17世纪初期，英国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历史悠久的海员公会组织逐渐成为隶属政府的机构，专门管理航海事宜。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设灯塔，向船只征收费用，但这个公会却不愿意在灯塔上投资。在1610年至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任何新的灯塔，而其他私人却投资建了10个。建造灯塔是领港公会的特权。私营的投资者要建造灯塔必须向政府申请特权，准许他们向船只收费。其申请手续的前置条件是要多个船主联名签字，说明灯塔的建造对过往船只有益处，同时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用。过路费用的高低是由船只的大小及航程上经过的灯塔次数决定的。船入了港口停泊了，海关代征员就根据船的航程及经过的灯塔的次数来收费。到后来，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用被印制装订成册。通过私人建造灯塔的例证，科斯认为公共产品可以由私人提供。但到了1842年，所有私人灯塔都被领港公会通过政府法例全部收购。
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说。1956年，查尔斯·蒂布特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认为“地方政府代表了一个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不逊色于私人部门的部门”。查尔斯·蒂布特以七个假设为基础，设计了公共产品地方供给模型(Tiebout Model)：假设居民具有消费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且能够充分流动，那些能够最好满足其公共产品偏好的地区将成为最好的流向地;信息完全、流畅，居民充分了解各地公共产品收入-支出模式;可选地区广阔，居民面对众多地区举行抉择;股息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足以维持人们日常生活，就业机会对人们选择居住地区无法形成限制;各地区的公共产品外部特征消失;城市管理者根据该社区原有住户的偏好来设定社区服务模式;降低平均成本成为社区管理新的追求，使处于最优规模的社区则力图保持其人口数量不变。查尔斯·蒂布特凭借这七个假设，描述了居民选择居住地的准市场模式。居民选择居住地看重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类似于在市场上的选择商品行为。公共产品提供完善，居民优先向那里流动;反之则从那里流出。由此查尔斯·蒂布特提出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查尔斯·蒂布特指出“用脚投票”能够实现各地区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并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查尔斯·蒂布特主张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这样可以促进地方间的竞争，从而平衡资源配置。他强调的是地方政府义务。
二、经济学经典理论对享受公共服务的观照
义务分担说今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仍然具有借鉴价值。享受公共服务平台是社会福利设施，有的面向全民的文化事业建设，有的面向区域的文化事业建设，有的面向行业的文化事业建设，有的具体企业、具体社区、具体乡村的文化事业建设，实行财政投入分担办法是必要的。面向全民的文化事业建设，纳入中央财政预算是适当的。比如国家图书馆，由中央财政支持运作合理合法，迄今为止很少听到反对声音。面向区域的文化事业建设，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是适当的。比如省、市、县的图书馆，于法于理都应当由地方财政提供支持。但是一些偏远地区，享受国家和地方图书馆服务有困难。城市社区比起农村虽然便利许多，但也存在到公共图书馆阅读图书、期刊不便利的情况。即使在城市，我国公共图书馆仍然存在服务半径过长的问题。群众借阅一两本图书中间换乘一两次公交车、穿越半个乃至一个城市的情况不是个例。这就需要建立社区图书馆。社区没有文化事业建设费用，目前许多地方用城市图书馆建分馆的办法解决经费难题。企业的情况比较特殊，即使企业离公共图书馆距离很近，由于工作和阅读时间分配有较大难度，企业职工很少有时间到公共图书馆借书、看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己创办图书馆为职工提供阅读服务。因为只是为本企业职工服务，所以经费只能由企业自身承担。哈尔滨市图书馆建有企业分馆，既为企业职工享受公共服务提供了便利，也为企业减轻了经费负担。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说是否可行。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同于当年的英国港口灯塔建设，港口灯塔可以向过往船只收费，虽然做不到足额收费，但毕竟有费可收，可以支持灯塔运行。图书馆不同于租书店，从其开门那天起，图书馆就是无偿服务机构。在这样的前提下，私人投资图书馆建设，除了慈善、公益目的别无他求。黑龙江省延寿县青川乡兴隆村春江农家书屋最初由个人创办。创办人王春江原来是国有粮库职工，1983年承包了100多亩土地和5000余亩山林，家里盖起了40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他在自家富裕后，在家里办起了农民夜校，为村民致富、成长“加油充电”，填补知识和技术空白。2008年年初国家正式启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他便和老伴商量，腾出自家120平方米的房舍，自费购置40张桌子、80把椅子和部分图书，办起了农家书屋。目前书屋藏书2000册。私人免费提供公共产品，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要具有充足的财力，二是具有强烈的公益愿望。两个前提同时具备颇不容易，因此私人免费提供公共产品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这类优秀典型令人称道，但大面积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能依赖私人提供。
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说的当代价值。就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投入问题，地方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解读义务分担说时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地方居民受益，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蒂布特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理论是有当代价值的。但是我国地方间发展并不平衡，东、西、中各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地方政府的财力也有很大的差别。发达地区承担当地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本压力不大，欠发达地区承担当地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本就有一定的困难。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属于民生项目，但苦于当地财力捉襟见肘，独力承担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发展实力不足，需要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也是农家书屋建设中央对中、西部地区支持较大的重要原因。这看上去对发达地区似乎不公平，同是公益项目建设有厚此薄彼的意味。事实上是公平的，东部地区发展得力国家优惠政策，得力于其他各地区的支持。现在让发达地区为国分忧合情合理，即使让他们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对口援助，也有法律和伦理依据。
三、结论
首先，应当进一步争取中央的重视。关于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成本责任分担问题，就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很多时候应当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农家书屋建设中央财政担当主力，这也是农家书屋建设在较短时间内覆盖全国的坚实基础。农家书屋乃至整个享受公共服务平台的后续发展，还需仰仗中央财政的继续侦查支持，民生投入还需加大。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需要财力做后盾。农家书屋建设、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作为民生工程还进一步支持完善，争取党中央、国务院继续关注。
其次，希望地方政府切实担当起责任。在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成本责任分担问题上，地方政府重任在肩。近年来农家书屋建设、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地方政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成效有目共睹。今后享受公共服务平台要进一步发展，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财政投入这一块，作为民生成本只能增强不能削弱。
再次，调动一切责任方的积极因素。在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成本责任分担问题上，行政村、社区、企业都需要担当一定的责任。农家书屋建设发展中“屋”的问题，就需要行政村自身解决。社区、企业建设图书馆(室)，馆舍问题也靠自身解决。因此，要调动起行政村、社区、企业积极性，鼓励他们切实履行责任，促进享受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与完善。
最后，积极吸纳更加广泛的赞助者。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是公益事业，除了要求责任主体积极履行责任外，还需要建立与完善社会赞助接受机制。要建立制度保障，规范操作，社会赞助者无论提供资金或者实物赞助，都必须接受有序，使用透明，感激真诚，合作愉快。
综上所述，从经典伦理学和经典经济学两个学科视角对享受公共服务权利进行观照，一方面明确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探求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的财政投入责任分担。高屋建瓴，呼唤人们建立道德情感，明确使命，敢于担当。脚踏实地，明晰各方财政投入责任，明确作用，善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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