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解析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论文,本文共3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解析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论文
解析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论文
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史学,当代中国史学与以往的史学有什么不同,它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这些不同形态的史学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其演化发展的趋向如何,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以为,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话语形式、学风、研究内容、治史风格、治史目的等诸多方而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存在状态也渐渐分化,逐步演化为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的史学形态。三种史学形态的内涵、精神和特质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架构起当代中国史学的基本风。
研究史学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史学形态—也就是史学的存在状态—的描述,比如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学术界常常使用“封建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资产阶级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主义史学”“唯心主义史学”等概念来概括某一种史学形态,并赋予它特有的内涵、宗旨、风格等。显然,这样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那么,反观当代中国史学形态,还能否再用这些概念来概括呢?显然不能。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唯物史观在历史学领域普遍运用,“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什么角度来恰切地描述当代中国史学形态,就成了剖析当代中国史学的而貌、发展态势及本质的关键所在。
史学形态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又是认识者根据不同的认识标准进行的理论概括,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其本质是为了获得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角度,把史学的存在状态揭示出来。划分史学形态,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依据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通过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深入分析,我们侧重于从历史书写的目的性及治史观念的差异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中国史学的存在形态,并把外在的编纂形式、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作为参照。由此入手,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学存在着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形态,其内涵和特质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主流史学(或称主导史学),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史学话语体系,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主流史学的基调是弘扬“主旋律”,表达的是统治者的历史话语,其目的是以维护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主,研究历史是为了说明现行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或者说,统治者通过主流史学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并把对历史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主导或引导人们对历史的看法。通过特有的历史书写内容来教育全体民众,从而形成全民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形态化非常明显。主流史学往往和权力结盟,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意识和直接的政治实践功能,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学术资源自上而下地向人们输灌某种历史观念,“建立一种‘政治—学术’模式,即通过历史研究这样的学术性行为来隐蔽地表达政治意图,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使史学能够更好地为现行政治服务”。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主流史学显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这己经是一个共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封闭到开放、由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到对话的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从历史观、研究内容、对历史诊释和解读方式直到历史编纂框架等诸要素在内的系统的对历史的认知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史学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中的优秀的思想遗产和历史进程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当今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个主流的存在和发展,一方而在历史观上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方而在研究风格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可以说是当代历史学的中国学派”团。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己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从理论到方法,从思路到话题,都己经标准化、程式化了”叫。
所谓精英史学,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记述内容的角度来理解,指那种反映“精英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史学。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史学由来己久,在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外历史书写几乎都眼光向上,把帝王将相等“精英人物”置于历史活动舞台的中心,以至于形成了“英雄史观”这样的历史观念。一种是从撰述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指由“知识精英”撰述的史学。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批富有“精神关怀”和“技术关怀”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等知识精英,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独特的精神寄托和心灵诉求,或建立庞大的思想体系,或开启全新的思维方式,或贡献宝贵的知识财富,影响人类社会甚巨。具体到史学领域,精英史学当然就是精英史家撰述、传播和分享的史学。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精英史家”是指史学工作者中那些思想独立、见解独到的优秀分子,精英史学自然是指作为精英史家的史学工作者创作的历史作品及其史学旨趣。从著史的目的性上看,精英史学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注重对历史文化的反思、赓续和革新,存疑考信,张扬历史见解的深刻与独特,侧重于知识阶层的历史表达,自觉承担着社会教化、批判和启蒙的使命,是“经典”的独特解释者和传播者。在史学思想上,精英史学并不主动与意识形态结盟,‘已更注重宣扬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追求对历史独立的思考和解释,在历史研究方而更注重“社会批判”,通过自己的“批判性研究,让政治家从中看到存在的问题,看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精英史学重视对人格尊严、生命价值和学术自由的培育,对人类的生存怀有忧患之心。在学术价值上,精英史学更强调求真,往往旁征博引,立论高深,追求学术价值的永恒和理论创造的精深,致力于学术的原创、承继和发展。在历史书写的态度上,体现的是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的是个性化的历史见解和审美情趣。精英史家的思想来源比史学领域乱象迭出,内容庸俗、史实讹并、史观错误、生搬硬造、随意杜撰的现象比较普遍川。大众史学的作用不是把正确的历史知识贡献给社会,引领整个社会向善,而是一味猎奇,书写严重失范。大众史学似乎变成了娱乐,正逐步消解着人们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感”。有鉴于此,大众史学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汲取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的严谨治学的精神,提高书写者才、学、识、德等各方而的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及个人负责,以“良史之心”建构大众史学体系,达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通过历史知识社会化阐释人文理念和人文理想。
当代中国大众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本土自生到中西结合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大众史学基本上是传统式的历史知识普及。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Public History”传入中国,开始了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与西方舶来的大众史学的结合。就当下来讲,大众史学的发展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学科建设。就理论建设而言,时至今日,大众史学在社会领域的实践如火如茶,通俗历史读物的大量发行,电视讲史的持续热播,网络历史作品的不胫而走,历史文化产业的兴旺发达,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都说明历史知识对民众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大众史学的理论建设却非常滞后,诸如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规范、原则、体系等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述。理论是学术发展的灵魂,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引,大众史学的乱象就不会得到深刻反思,也不会有发展的后劲。就学科建设来讲,随着本土通俗史学的发展和西方大众史学观念的传入,如何中西合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史学学科,从专业性的眼光观照那些针对社会大众层而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谋划,以便更好地培养社会大众正确的历史意识,提升大众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能力,在当下己显非常重要。这实际上是要求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跨界进入大众史学领域,培养相关人才,参与大众历史知识的生产。
可以这样说,历史知识的社会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成文化的有序和健康发展,也可导致文化的混乱和机体病变。有鉴于此,史学界必须对大众参与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上的反思,遏制乱象,尽可能为它们营造一个开放的健康发展环境。,上海地区有些高校己经成立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为大众史学学科建设开了一个好头。
篇2: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论文
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论文
口述史学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口述史学又有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无论是把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新分支学科,还是作为新的史学方法,都是与传统史学相比较而言的。那么,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把握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对研究中国口述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叙述性。
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明显的.特征,顾名思义,也能理解叙述性是口述史学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动力。具备其他史学研究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也是口述史学发展的渊源和发展的原因。
2. 客观性。
客观性是口述史学的特征之一,在历史真相的印证上,客观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口述史学和文献资料的互相印证上,二者可以互相补充,口述是直接参与历史的,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3. 社会性。
由于口述史学不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史书,它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来源非常广,社会百姓和大众,都可以将自己所知道的历史或者事件叙述出来,它充分体现在口述史以普通人民大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象具有社会性。
4. 广泛性。
口述史学的叙述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它的研究的广泛性,因为口述史学是直接的叙事的,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说话中完成的,所以,它的来源的层次具有广泛性,来自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而且的历史资料也是广泛的,人们在口述的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和思想是广泛的,所以叙述的时间也是广泛的。
篇3: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D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1] [2] [3] [4] [5] [6]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