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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玄奘翻译观的现代诠释论文
玄奘翻译观的现代诠释论文
【摘 要】玄奘西行取经17载，归国后毕其生于佛经翻译，其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践行的翻译观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本文通过剖析其翻译观，联系当今实际翻译思想，对其作现代意义的诠释。
【关键词】玄奘；佛经翻译；翻译观
1.引言
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28岁时，抱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西行17载，其间历经千辛万苦，回国后的二十年中，毕生从事佛经翻译，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佛教史家把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称作“古译”，罗什及其后的译经称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给予玄奘。可见，玄奘践行的翻译观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基础。对于玄奘的翻译，有人视为“唯一精确直译之文，忠实于印度原文”，也有人视其为“不忠实于原文的意译”（吕澂语，《覆熊十力書七》）。两种看法均有其客观分析的基础，从玄奘的译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不过，结合两种观点，更能通达玄奘翻译思想之核心——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实为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玄奘所立“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译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剖析玄奘译经的理论主张，结合当今翻译思想，将其置于现代视野下，诠释其理论意义。
2.理论主张的历史背景及其渊源
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实践家，汉语功底深厚，西行17载，又造就了高超的梵语水平，精通语言又深通佛理，译文似天成之作，登峰至极，“览文如己，转音犹响”（《大唐西域记》）。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了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实践成就一方面得益于理论指导，同时又提升理论认识。因此，尽管玄奘的译论留存极少，但其思想精华闪现出的光芒历经千年，依然眩目。从翻译历史看，玄奘并非实践第一人，亦非理论先行者，在其之前，译论已散见，各家观点也形成了争锋的局面。玄奘在译经繁荣、译家辈出的时代，超凡脱俗，毕其终生于佛经事业，剖析当时的背景及历史渊源，有助于了解其理论主张的基础和源头。
佛经翻译始于汉代，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时，安世高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了。然而，一般认为，佛经译论开篇当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参见陈福康 ：6）。支谦认识到翻译之难——“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进而审视时下之观点，起初责“质直”之言为“不雅”，后则附众随流，在“实宜径达”声中，也便“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了。可见，在佛经译论诞生初期，直译、意译之争便开始了，支谦在直译的洪声中，既有随附，也有阻抗，其译文“辞旨文雅，曲得圣义”（《高僧传》）。当时众译家还引用老子和孔子之言为其直译观辩护，这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紧密结合。其实，这种“弃文存质”的直译主张是翻译早期发展历史的必然反映，因为早期的佛经翻译不仅受制于译者的双语水平，还受到文化的阻隔，而且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足，经文质朴而旨圣，译经“唯惧失实”，应该“得本缘故”（道安语），力求符合原文原意。由此可见，我国开篇译论孕育在直译占主导的土壤之中。随着佛家文化渐入本土，异质之言或径入或文饰，佛经翻译家也注意到佛家经典与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的融合社会必要性，译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从道安对意译的斥责可以看出当时的意译之风。道安（314-385）坚持“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诫也”，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五失本，三不易”概括了其理论主张及其对翻译的认识。鸠摩罗什（344-413）通晓梵汉，堪称“译界第一流宗匠”（梁启超 语），其译经质量受到很高评价。从其译经来看，罗什偏意译，趋文饰，注重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因此，其译文“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赞宁语 参见《宋高僧传》）。罗什对翻译的见地隐于一个妙喻之中，“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参见陈福康 2000：18）其后高僧对于“文”、“质”之见，多执中用两，持一种辩证、厥中的看法。彦宗（557-610）著《辩证论》，“以垂翻译之式”（彦宗）。从评述历代译经及译论到经验总结，再到垂范译者的“十条”、“八备”，彦宗对翻译的探讨“可谓深探本源”（梁启超语），说明我国古典译论已从论述翻译方法扩展到了对翻译主体的关注。
可见，玄奘所处时代已是译事兴盛，译论纷呈，盛世大唐，百业更兴。玄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竭其精，毕其生，致力于佛经翻译，成就千秋伟业。可以说，玄奘的译经思想萌发于历史沃土，成熟于躬身实践。下面将对其思想核心进行剖析，以灼其华。
3.方法论与“五不翻”
佛经翻译至玄奘时已是异彩纷呈，各家观点虽有争论，但并不排斥，在直译意译的统领下，各显千秋。“质”者存其真而近于理，“意”者得其体而隐于形。按佛教史家的古译、旧译和新译之分，鸠摩罗什开启了一个时代，而玄奘则将佛经翻译引领到了新的高峰，登峰造极的不仅仅在于译著的数量和质量，还在其秉持的原则和方法论。玄奘之前的译经，方法和过程同一，先按梵文逐字搬译，再按汉语语法改写，最后由笔人润饰。其中辗转传递，加之个体之间认知和阐释的差异，必然造成语词增减，原意走失。玄奘则不然，梵汉精晓，佛理深通，“览文如己，转音犹响”（《西域记》）。其译文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关于玄奘的翻译方法，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进行过专门研究，在对勘玄奘所译的《集论》和《俱舍论》后，总结出了六种翻译技巧（参看马祖毅 ：66-68）。1）补充法。玄奘译经时，为了使读者了解，常常加几个字或一两句话。如俱舍论品：“大德法救复作是言”，原文没有“法救”二字，加上之后可使读者知道“大德”指的是谁（法救是人名）。再如“为对治彼八万行故，世尊宣说八万蕴”，“八万行”是原文中所没有的，但若照原文直译，只译出一个“彼”字，便可能产生误解。2）省略法。玄奘的译文删略原文之处极少，而且限于无关紧要之处。如在“adi，等”之前删节一些“等”字可以包括的字词。3）变位法。改变梵文的次序，如《集论》中“avinirbhayarttyatiniyatam upadaya”，玄奘译成“随转我所故，不离我所故”，颠倒了两句的次序。4）分合法。玄奘运用此法翻译梵文复合词，有时“分”，如《集论》中“sat cetanakayah caksuh samsparsajcetana srotraghranaphvayamanah samsparjacetana”，被译成“六思身，眼触所生思，耳触所生思……”，在原来的“耳鼻舌身”每个字后添加“触所生思”；有时“合”，如《集论》中“yasca purvantaklpika drstayah yasca apararrakalpika drstayah”，直译应为“计前际见，计后际见”，但玄奘合译为“计前后际见”。5）译名假借法。使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专门术语，使含义格外清楚。如一般使用“识”来译“vijnana”，但玄奘有时用它来译“citta”（心）；“心”字一般用来译“citta”，但他有时用“心”来译“dharma”（法）。6）代词还原法。把原文中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有时在名词前加“此、彼”等字样。此六种技巧在玄奘的翻译态度和原则指导下，运用自如，终成大师杰作。
玄奘翻译方法如是丰富，然其论述留存极少，后世从零散的材料中将其译论归结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在直译意译的争执中，玄奘执其中，既不偏“质”，也不过“文”，因为“文过则艳，质甚则野”（《大唐西域记》）。从玄奘的译文形式看，“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参见马祖毅 1998：65）。他引用孔子之言“必也正名乎”，强调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有学者（吕澂）指出，玄奘翻译擅胜之极在于融化原文中的义理，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由此可见，玄奘的“文、质”平衡技艺是多么的高超，确实做到了“真、俗”的高度统一。如果说旧译是对古译的突破，那么玄奘开创的新译则是佛经翻译新的里程碑。玄奘认为在“不违本”的原则下，“传经深旨，务从易晓”（《大唐西域记》），并力图纠正旧译之艰涩和失本。他制定的“五不翻”原则尤为后世所推崇。其实，玄奘译论之精华所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一是“五不翻”；前者针对段落结构而言，后者则针对名词而言。“五不翻”具体为：1）秘密故，如“陀罗尼”；2）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3）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4）顺古故，如“阿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参见周敦义 《翻译名义集.序》）。“五不翻”对名词和名称的翻译作出了具体的指导，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孔子的“名从主人”之说，实际上，玄奘常引用孔子、老子等人之语为其辩护，思想上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古典文论。
4.玄奘译论的现代意义
现代译论在现代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照下，逐渐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译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对翻译的多视角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从多样性中看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这种多维度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传统译论是现代译论的奠基石，因此，对传统译论的'反思便成了构筑现代翻译学的理论诉求。我国译论始于佛经翻译，在数百年的译经史中，译家的丰富经验凝结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理论大川，历经千年，经久不息，为现代译论的开创奠定了理论根基。在译经大师中，玄奘虽谈不上理论大家，然其精华灼现，灿若星辰，尤其在方法论上，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玄奘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在义理上，他反对古代译经家的‘达意’原则而提倡忠于原本、逐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是谓“求真”；在文法上，他应用六朝以来字句偶正奇变的文体，再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成一种“整严凝重”的翻译风格，既恰当的体现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结构，又符合中国的文法习惯，是谓“喻俗”；在一些关键词汇（名词和名称）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为后世所共许。将玄奘的翻译原则置于现代视野下，仍可见其光芒。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严格意义上说，是对传统译论的总结升华，玄奘在持“信”的基础上，已开始寻求上升到类似“达、雅”的境界。玄奘厘定的翻译原则重在规范译文及翻译过程，并无设立标准之意图，然而，其原则已起到标准的作用，即标准的前瞻性作用在其原则的运用中已得到了体现，译者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通达“圆满调和”的译文。当今译论纷呈，立标准者亦不在少数，不仅国内有傅雷的“神似形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还有国外众多学者的标准论，如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的“意义不变”论、美国奈达的“最接近的等值”论、英国卡特福德的“等值替换”论以及德国诺德的“功能+忠实”论等等。“求真”是为了存“信”，而“喻俗”则是向读者靠拢，增加可读性。这与现代译论重心移向译语及译文读者是一致的。玄奘“五不翻”原则中的“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之名虽初显生疏，但其原义不会有增减之损，日久也就自然地融入到译语语言文化系统之中了。
5.结束语
玄奘译论虽不能与当今译论家之大作相比拟，但其理论精华及思想灵魂却是后世依循之典范。国内有学者将我国译论发展过程划分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现代译论与传统译论一脉相承。玄奘的“求真、喻俗”论及“五不翻”原则泽披后世，彰显着巨大的生命力，在现代视野下，既有古朴的忠实观，又有新颖的功能观，既强调存原文之原义，又注重译文之效果。“不翻”涉及到了文化层面的问题，虽未深究，却开启了洞悉之门。纵观玄奘一生，坚强的意志、明确的理念、精深的知识、历史的继承、严谨的学风、优秀的团队和不求名利的品格是其成就事业的关键，也是我们追思先贤、以古益今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 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4]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
[5] Nord.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篇2：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观的现代诠释
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观的现代诠释
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是其<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重要内容,而矫正正义又是其正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影响至今依然彰显.本文致思于挖掘他人矫正正义观的真实内涵,把其重新置于当今法理视域下进行诠释,并指出亚氏矫正正义观在正义理论领域中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及其不足,为超越亚式矫正正义观,拓展当今正义理论提供一种思考路向.
作 者：傅鹤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33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 ZHOU XUE KAN 年，卷(期)： “”(6) 分类号：B502.233 关键词：正义理论 矫正正义 法理视域 超越篇3：诠释英语定语的翻译 (中学英语教学论文)
英语定语的翻译通常可从定语与名词中心词的关系着手。英语中定语与中心词的关系常为偏正结构，汉语中定语和被修饰的词之间也多为偏正结构。所谓偏正结构通常是定语为“偏”，名词为“正”，定语对名词起着修饰、说明、限制的作用。例如：
My elder brother and I have separate bedrooms. 哥哥和我都有各自的卧室。
句中修饰语separate与名词中心词bedrooms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按偏正结构处理译成“各自的卧室”。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定语与名词中心词之间的这种语法上的偏正关系实际表现为更为复杂的逻辑关系，如动宾关系、主谓关系、程度关系、因果关系、并列关系等等。这时需仔细斟酌原文内涵，按中文习惯灵活处理，切实做到译文既忠实于原文，文笔又优美流畅。
一、 动宾关系和主谓关系
带有动词意义的抽象名词称为行为抽象名词，行为抽象名词源于动词，与其动词同根或同形。如：admiration，development，enjoyment，fulfilment，outburst，promotion等等。英语中，作为定语的成分通常有形容词、名词、名词所有格、代词、数词、介词短语、动词不定式以及从句等。行为抽象名词与其定语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动宾关系，有时定语与被修饰的名词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主谓关系，即定语是被修饰名词的逻辑主语。
1)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ural resources costs an enormous sum of money. 开发我国的自然资源耗资甚巨。(动宾关系)
句中of our natural resources 和development 的逻辑关系是动宾关系，of our natural resources 是development 的逻辑宾语，译成“开发我国的自然资源”符合汉语的习惯，如果译成偏正结构“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就不如前一种译法恰当。
2) He is in the enjoyment of good health. 他享有健康。(动宾关系)
句中of good health 和enjoyment 的逻辑关系是动宾关系，不是所属关系。of good health 是enjoyment 的逻辑宾语，因而可翻译成“享有健康”。
3) I was keenly delighted when I felt the fragments of the broken doll at my feet. Neither sorrow nor regret followed my passionate outburst. I had not loved the doll. 当我感觉到脚边摔碎的娃娃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快感。在这种强烈的情感发泄之后，我没有一丝伤感或懊悔之情。因为我从没有喜欢过那个娃娃。(主谓关系)
句中 passionate 是outburst 的逻辑主语，outburst 是逻辑谓语。它们之间在逻辑上不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翻译时应体现出这一点，译成“情感发泄”。
二、 程度关系
当现在分词在句子中作定语时，它与名词中心词的逻辑关系有时是一种程度关系，这种程度关系具有逐渐变化的倾向。如：a coming novelist 一位逐渐崭露头角的小说家，a bunch of dying violet 一束渐渐凋谢的紫罗兰。翻译具有程度关系的定语与其名词中心词时，可表达成“越......越......”，“逐渐......”，“渐渐......”等形式。
I felt approaching footsteps. I stretched out my hand, as I supposed, to my mother. Someone took it, and I was caught up and held close in the arms of her, who had come to reveal all things to me, and, more than all things else, to love me. 我感觉到脚步声越来越近。于是我伸出了手，以为会是母亲。但有人抓住了它，把我拽住并紧紧地抱在了怀里。正是这个人的到来，把整个世界展示给我，并且最重要的是给我带来了爱。
三、 因果关系
有些定语与名词中心词之间呈现出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即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处理这种情况时，要求译者不仅要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吃透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内涵，即文字的隐含意义。翻译这类定语时，可采用汉语的因果复句，译成“因此”，“从而”，“因......而......”，“以至于”，“因为......，所以......”等表达形式。
1） Although he was very fat, he leapt out of the car with surprising agility. 尽管身材肥胖，可他纵身跳出车外，行动敏捷得让人吃惊。
句中的“他”是一个肥胖的人，然而他的敏捷确实让人感到吃惊。在此，“敏捷（agility）”表示原因，“让人吃惊（surprising）”表示结果。
2） The story has a thrilling climax at the end. 故事结尾处情节紧张、扣人心弦，从而把剧情推向了高潮。
句中的“情节紧张、扣人心弦（thrilling）”是原因，“把剧情推向了高潮（climax）”是结果。
四、 并列关系
有些定语与名词中心词形式上是定语修饰和限制名词中心词，属偏正结构，而实际意义上是定语与名词中心词所表示的两种概念的并列与组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英译汉时可译成“又......又......”，“......而......”，“既......又......”。
He was watching me or something near me for an hour or two, drawing back the curtain so little lest I catch him, but I saw his face, and I think I can see, even now, the anxiety upon it, the worried impatience. 有一两个钟头，他大概一直在留神我的动静；他只把窗帘掀开一点儿，生怕我发现，但我还是看到了他的脸。我觉得现在我还能看到他脸上的忧虑神情，那种既担心又焦急的神情。
定语worried 和名词impatience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然不能按偏正结构处理成“担心的焦急”。而译成并列关系则能较好地再现原作的意境。再配合翻译中的增词技巧，加上“神情”一词，译成“既担心又焦急的神情”，从而使表达的意境更加完善。
五、 目的关系
有些定语与名词中心词之间的关系是目的关系，即定语是手段，被修饰的名词是采用这一手段要达到的目的。翻译时，常增译 “为了”，“为的是”，“以便”，“以防”等汉语连词。有时这些连词也可省略不译，以求简明扼要的效果。
When I asked my mother whether I could go out to play, she nodded with a silent assent. 我问母亲我是否能出去玩, 她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句中silent 为定语，修饰名词assent，它们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默不作声（silent）”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表示同意（assent）”。
六、 递进关系
有时定语与名词中心词之间是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定语的作用通常是对名词中心词在程度上推进一步而进行说明。翻译时，应按照汉语的习惯处理，表达出这种递进关系。
1） The prevailing wisdom in the neighborhood was that we were spoiling it and that we ought to go back where we belonged. There was a lot of angry talk among the adults, but nothing much came of it. 邻里间普遍认为我们在糟踏这个地区，我们应该回到属于我们该去的地方。大人们常常议论纷纷，愤愤不平，但是也毫无办法。
句中angry 与talk之间是程度上的递进关系，“议论纷纷（a lot of talk）”就已表达出邻里的不满，而“愤愤不平（angry）”将这一不满的程度又推进了一步。这种表达方式不仅较好地体现出原文中的程度递进关系，而且，如与另一种译法相比“愤愤不平地议论”，这一处理方式更符合中文习惯，表达更通顺。
2） The plane landed, and I gratefully placed a crying, hungry Timmy into my mother's eager arms. Here was instant and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of a child by his grandmother. 一下飞机，我就感激地把又哭又饿的蒂米放进母亲热切的怀抱中。他的外祖母当即接受了他，而且是无条件的。
句中的“我”与家庭一直有隔阂，几乎互不来往，这种情况已持续五年之久。然而，儿子的降生勾起了“我”对亲情的思念，本句描述的是“我”回乡时的情景。unconditional和 acceptance之间是递进关系，接受了他，而且是“无条件”的接受。此处采用汉语的递进复句“......，而且......”，生动地描绘出亲人重归于好的感人场面，较好地体现了原作的内在含义。
七、转折关系
定语与名词中心词之间有时是一种转折关系，即一种事物的结果与正常情况下的结果不同，效果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处理这类定语时，则可使用汉语的转折复句，译成“可是”，“但是”，“不过”，“却”等。
He had long been held in cordial contempt by his peers；now that contempt was no longer cordial. 长期以来，他的同僚们虽然看不起他，却还是对他有些亲切感；现在，除了看不起外，亲切感也没有了。
句中cordial 与contempt 为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关系，人们既看不起他又对他抱有亲切感。翻译时采用汉语的转折复合句才能做到忠实地体现原文的含义。
Exercises: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 Do not make negative comments about yourself. This is a form of self-rejection.
2. Possibly, some people might suspect him of a degree of underbred pride; I have a sympathetic chord within that tells me it is nothing of the sort.
3. “You might s-say congratulations, or m-much happiness or one of those c-customary phrases.” There was a mocking bitterness in his voice.
4. She was beautiful and intelligent and an heiress to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fortunes, and she had had more than a dozen serious proposals of marriage.
5. Dr. Teeger said, “I'm afraid the news is bad, Mrs. McGregor. Your husband has had a serious stroke.”
6. Margaret handled their fawning in the same manner she had handled their hostility-with quiet dignity.
7. The prisoners are allowed to write censored letters.
8. She went into a silent rage when someone picked up Alexandra, or patted her or gave her a present.
参考答案:
1. 不要消极地评论自己。这是自我否定的一种形式。
2. 很可能，有人怀疑他因为缺乏教养而傲慢无礼，我内心深处却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并不是那种人。
3. “你应该说--祝贺我呀，或者说--祝我幸福呀，或者类似这样的--吉利话。”他的话中既包含着嘲笑，又包含着痛心。
4. 她长得漂亮，人又聪明，还是世界上一笔庞大财产的继承人。向她求婚者多达十几个，而且每个求婚者都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来的。
5. 提格医生说：“我怕给你带来的是不好的消息，麦克格莱格夫人。你的丈夫得了中风，而且很严重。”
6. 对于人们对她的奉承和敌视，玛格丽特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不动声色，保持尊严。
7. 战俘们可以写信，不过信要受到检查。
8. 每当有人抱起亚历山德拉，对她抚爱，或给她礼物，她就默不作声，以示愤慨。
篇4：审读奈达翻译观论文
审读奈达翻译观论文
【摘 要】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了“dynamic equivalence”、“functional equivalence”学说，颇长一段时间内，翻译业界诸多理论与实践者无不趋之若鹜。待文章看来，“functional equivalence”学术术语的翻译本身即有争议（换言之，对奈达的理论学说有所误读）。更有批评声音指出，作为一种翻译机制的提出，“functional equivalence”等翻译论把目标预设不免过高。这为审读奈达翻译观留下了探讨空间，文章对此做出尝试。
【关键词】功效对等；预设；翻译机制
一、奈达翻译观
（一）dynamic equivalence（动态对等）
然而，今日再度阅读，令本文不敢苟同之处在于，当初之关于“动态对等”学说的导读性文章，对该理论不免有误读之处，是为本文撰写之动机之一。事实在于，尽管“动态对等”论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在业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奈达本人却为此显得颇为“低调”，并直言其理论并非能有效解决翻译实践中可能遭遇的实际问题。
（二）functional equivalence（功效对等）
批判性阅读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评价。实施批判行为的主体以群来分，可划为两类。其一，通透源文主旨，进而批判性评价，在其过程中源文本被视为“样品”（specimen），目的是为了引出自身主题论调；其二，则为易断章取义，想当然作者。此类评价主体在本文看来，也即“妄言”者，常以怡笑大方而收尾。奈达先生的“functional equivalence”翻译观，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翻译业界便遭上述第二类主体批判。这为正确解读奈达先生翻译观留下了极大探讨空间，不妨以该学说术语翻译本身入手。查阅常被引用的《牛津高阶英汉词典》（第6版），function一词简单释来有“功能”与“功效”之意。回到奈达先生的“functional equivalence”学说中，译为“功能对等”抑或“功效对等”，也随之成为可探的问题。以本文目力所及，基于“中国期刊网”的语料分析，关于该学说的中文术语翻译，“功能对等”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能否以大比例存在的“功能对等”术语翻译引出结论说“大多数认可即为得体”，恐值得深入探讨与商榷。
探讨的契入点，还是要认真追溯奈达先生的翻译理论渊源。如果说诸般翻译理论中，奈达先生有一种翻译观几十年来立场一直未曾改变，应是其本人对待“直译法”的态度。与英国学者Newmar（纽玛克）见解几乎完全相左的是，奈达本人对于“直译”手法颇有微词。“翻译非译字，而为译意”是为其观点的最佳写照。在其看来，“直译”不免与源文亦步亦趋，而语言结构中的字词选择并非孤立而为，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应是翻译实践中着重考虑的因子。
因此，回观“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术语中文翻译，直译为“功能对等”也就不免有相当然之嫌。基于上述对奈达先生翻译态度的认知，“功效对等”或“效果对等”应是得体理解。若以功能来论翻译，其功能应为跨文化的交际。但不同版本的译文，却在目标语受众认知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语义对等与风格对等是奈达先生“功效对等”论的核心。
二、结语
本文以寸牍之篇幅对奈达先生“动态对等”及“效果对等”翻译理论进行了审读，也不免有浅显之嫌，权作抛砖引玉。依本文之见，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要在两种语言体系中实现“效果对等”，实属不易。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对目标语译文才能有切合实际较为理性的评判。
篇5：现代环境设计观的人文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设计观是设计师价值观的直接表现，直接影响设计作品的标准和生产需求，也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影响因素。环境设计作为一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设计专业，设计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环境设计活动的主体是人，设计活动应当坚持人文基础，才能实现现代环境设计观的持续发展。文章就主要针对环境设计观的人文基础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环境设计；设计观；人文基础
环境设计活动的开展应当以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为基础，同时要体现设计师的设计目的、方法以及参照的设计标准，通过环境设计的作品可以体现出人类对环境的爱护。在这种前提下才能充分保证设计观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人文思想是贯穿整个环境设计过程的基础思想，在环境设计中起着重要的指导性和引导性作用。只有遵循人文思想的环境设计活动，才能彰显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性，从而促进环境设计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1环境设计观的人文主义倾向
以人为中心是现代环境设观的核心思想，表达了现代环境设计领域对人文社会的尊重，也体现了环境设计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有效融合，为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环境设计观的人文主义思想，主要包含两个内容：①人道主义设计思想。以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本哲学为思想基础，将人类的生存、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一切设计活动都应当以尊重人、适应人、支持人的劳动成果为核心，通过科学的环境设计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②设计的中心点由技术和功能转变为人的需求。从更深的层次对人类的信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进行探析，注重设计产品的简洁性和标准性，从细节上体现对人的关爱。受到工业标准化的设计思想的影响，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标准化生产被广泛应用于环境产品设计，这显然是以功能思想为核心的设计。近些年来，生态主义越来越多的渗透到环境设计中，并且提倡生态主义的环境设计理念，这也是环境设计观一种新的'演变。一方面，生态主义的介入促进了环境设计与生态学、心理学等科学领域的融合，更深入的了解生态环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的影响，在环境设计中融入更多自然生态要素，提高环境与人类的契合度；另一方面，生态技术可以减少人类的环境设计活动对自然生态产生的不良影响和干扰，为人类创造一个持续发展的、健康的生态环境。基于人文基础的现代环境设计观，改变了以往的工业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不良影响，对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重新定义，站在更开阔的背景中对现代环境设计进行重新思考。
2设计师的环境设计观建构
设计观构建需要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正确区分以人为本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包含的内容。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设计也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但并不完全，其中涉及到利益和利润，环境设计走入市场，对市场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时。如果不能保证设计活动的针对性以及科学性，很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这是不健康的环境设计。真正的以人为中心则完全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减少市场利益因素对环境设计行为产生的影响，体现设计师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传统设计思想中以功能为本的内容转变为以人为本，引导社会大众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尊重。并且通过科学的环境设计成果，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环境的同时，也促进环境的健康发展，真正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篇6：现代环境设计观的人文基础研究论文
3.1利用人文性对旧建筑改造再利用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建筑环境的快速发展，建筑物的不断增加对原有的城市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对城市环境进行整治，需要对现有环境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对旧的建筑物进行重新改造，这种改造方式一方面可以节约建筑成本，减少大规模建建筑活动对城市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则可以保留城市原有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可以延续城市的发展历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城市建筑的改造过程中，通常采用整旧如旧的策略，将城市建筑恢复到原有的面貌，再将社会历史和景观建设的内容融入其中。充分考虑城市自然环境因素，利用现代环境设计手法和技术对城市建筑的空间进行规划与设计，为原有的旧城建筑赋予新的生命力，增强城市建筑的人文特征。
3.2人文环境建设的合理投入
人文环境的建设需要同时从人本角度和社会生活角度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结合城市环境的建设需求，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在现代环境设计中的重要性。城市环境是由多个不同的空间组成，每个空间都会形成不同的空间环境，按照不同的规律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完整的城市环境。在人文思想的指导下，城市空间的建设方面需要投入更多关于人文环境建设的投资。并且将城市空间意义与时间意义相结合，对环境建设目标进行重新认知，在传统的环境建设基础上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城市环境中包含的道路、景观灯因素进行重新设计；在基础上融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既可以保证现代城市的环境特色，又可以充满人文气息。
3.3生态文化的人文基础设计
物质和精神文化是促进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现代城市环境的建设必须要尊重城市文化，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充分考虑，才能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设计师在环境设计时要考虑到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体现了生态文化与环境设计的密切关系。现代人们处在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下，充满人文基础的环境设计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才能产生强烈的城市文化仍同感；生态文化的融入可以增强环境设计的功能性，减少人类与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冲突，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促进人类生态环境的完善。
4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环境设计观是建立在丰富的哲学理论基础上，以人类的自然环境追求以及审美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其持续发展。现代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设计专业也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始终尊重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环境设计专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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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学管理观论文
现有教学管理研究观念的陈旧以及教学管理手段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教学行政管理的“瓶颈”所在，并造成了教育信息化投资的盲目和低效！因此转变传统教学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就具有了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既然教育中的主要矛盾是表现为主体性的教育要求与表现为客体的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水平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是推动教育过程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那么学校教育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是围绕这一主要矛盾而开展。在教学中教师、学生同等重要，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前提，以学生为本，一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围绕“学生和老师”两个基本点，以“教学”为中心进行的人本管理，既是高等教育能否深入的关键，也是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一）转变传统教学管理理念，善用管理手段
传统教学管理理念更多的侧重于体制、模式、手段、行政等方面，忽视了“人治的作用”，忽视了现代教学管理中人是一种不同于物的资源以及人在其中的决定作用和主导地位。跨入21世纪，传统的教学管理思想已不能适应现代化教育发展的要求。与传统教育被动式的'教育方式相比，素质教育最为重要的中心内容之一创新教育是强调对学生主动学习方式的引导和培养。因此，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必然成为高等学校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学校的管理方法、手段以及组织都要围绕这一目标来进行。
1．转变传统教学管理理念的必要性。教学管理职能的正确履行依赖于科学的管理理念。学校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形式，它必须了解被教育者的需求；学校是教育发展的执行者，需要把握教育方式、方法变化的趋势，才能作出准确的战略选择。学校是教育问题的治理者，这要依赖于对教育问题信息的分析、判断和把握。因此，科学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的神经系统。在现代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学校可能以运用所获取和掌握的教育领域准确的、可靠的信息，制定正确的决策，作出理性的判断并采取积极的行动，进而提高教学管理决策的水准和质量。可以说，转变传统教学管理理念对高等教育管理乃至整个教育的领域进步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运用现代教学管理，充分利用和配置教学资源。现代教学管理理念其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学校教育因素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所包括的人、财、富、信息、时间科学调配；其二是调动学校所有资源围绕学生的自主学习来进行，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其三是运用系统理论对学校教育实施综合管理，有效地实现教学活动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
教学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等各种教学资源发挥到最大的效用。众所周知，教学管理，主要靠知识和智力。而在教学管理的诸多因素中，核心是人，传统的教学管理只是单纯对人的管理，强调只要管好人，强调只要被管理者做好本分工作则万事大吉，缺乏对被管理者一种认同感，缺乏一种互动。可以说传统的教学管理，只是某些领导单方面的意思体现。而现代教学管理理念有助于教育行政部门充分掌握各种教育信息，加以科学的利用，大大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因此现代教学管理的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调配。反过来，教育从业者也面临着更多的知识和智力的压力，这会促使他们不断地去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他们的素质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工作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从而进一步使人力资源得以最大化的利用。
3．运用现代教学管理观，优化学校教务管理。教务管理是学校工作的重点，也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教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学校教务管理的内在规定性与教务管理的状况，要求深入思考教务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发展，而改革与发展的唯一路径就是教务管理的创新，这也是教育行政管理参与学校教务管理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转变传统教学管理理念是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为使教务管理向“规范化、信息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必须充分认识教务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完善教务管理的方式方法，以实现教务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通过现代化手段合理设置教务管理机构，强化教务管理人员的素质，以加强教务管理技术、手段的创新并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行体系等措施来提高教务管理效率。
（二）以人为本，诠释现代教学管理艺术
以人为本的是基于人的本性、根据人的特点以及为了人的发展的管理方式，以人为本的管理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催生同甘共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高校管理“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是实现科学管理的前提。现代教学管理核心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把人看做是现代教学管理中一切活动的主体、前提和动力，并确定人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这其中，科学管理制度建设是人本管理的有力保障，业绩考核是人本管理的有效手段，只有通过它，才可以了解工作人员目前以及潜在的价值，以便加强对工作的引导和管理，发现和了解工作的状况，并对他们的工作所作出合理公正的评价和应该改进工作的地方。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本身就是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价并作出科学的调整，以保证合理地支配完成工作目标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这是现代教学管理智能资本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现代教学管理为什么要坚持人本管理理念的原因之所在。管理制度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文化存在于“人为”，没有了人也就无从谈起文化，文化和人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文化最基本的体现是管理者的管理艺术和管理水平，就硬环境而言，从设备的选择到教学环境氛围的营造，从人员的配备到管理机制的改革，无不体现出文化的品味和管理者的匠心独运。而文化依据人的行为而作用，相对的，管理制度的建设是根据人的思维进行，取决于人。具体到教学领域，现代教学管理是一门艺术，教学管理者由于工作的性质，自己所处的地位要求等等客观情况，更要讲究管理艺术。高校教学管理者实施的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即：高校教师、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更看重工作的方式方法，要求标准也高。所以管理者需要不断的学习管理特别是服务的方式方法，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和取得成效，逐步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管理科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现代教学管理理念已成为一种趋势，其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的更新和强调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它已经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面貌，丰富和影响着我们的办学形式，并通过种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为教学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一句话，我们要靠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学管理来提高高校的竞争力，提升学院的教学质量，以一流的管理水平造就一流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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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英美文学中的现代人文主义观论文
英美文学中的现代人文主义观论文
英美文学中的现代人文主义观论文【1】
摘要:本文试就如何在英美文学课教学中,通过对中西文学差异的对比,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英美文学中所表现的生死观、爱情观以及自然观中所体现的现代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精神,从而丰富和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
关键字:中西文学;对比法;人文精神
教育是人的教育。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
而英美文学课的设立无疑会强化这种注重人的灵魂和人性的人文性教育。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英美文学所关注的正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周国平教授把人文性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我们理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伦理和实际,把对人际关系的注意和研究放在首要地位,而忽视对人内在心灵的透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人世伦理。
而西方文化除了重视实际,也重视精神的价值;尤其重视哲学和宗教,把对美好社会和人类本性的探究放在重要地位。
西方的文学,由于受古希腊理性主义、希伯来救世主义以及古罗马征服态度的影响,他们重视自我、张扬个性。
中西诗歌主题方面的几点差异
本文主要就中西诗歌揭示的不同的情爱观、死亡观和自然观三个方面展开比较。
情爱观:西方诗歌表达爱情、赞美爱情、讴歌爱情的主题比中诗不仅多得多,而且感情也奔放和深刻得多。
他们在极力夸赞女人美貌或是直接表达浓浓爱意方面,其直接、奔放、真挚非中诗可比;而与这种崇尚女性的美和爱的审美传统相比,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显得对英雄的崇拜和歌颂有余,而对女性的美和爱重视不够。
中国爱情诗词讲究含蓄委婉,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感情激越。
比方说中国诗人描写爱情,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但不知你能否接受/这颗心对你的仰慕之情/连上天也不会拒绝/犹如飞蛾扑向星星/又如黑夜追求黎明”。
英美诗歌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他们的情感是激烈运动的、是追问的、是探求的。
死亡观:对待死亡的主题,中国文学受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学派以及道家回避死亡的影响,较少探问死亡的问题。
受中国宗法血缘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将生命的永恒寄托在子孙后代生命的不断绵延上。
儒家积极入世精神也使人们关注现世功业以求名扬万古,因而我们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样的高昂陈言,也有陶渊明的“朝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庄严表迹。
而西方文学受基督教和西方哲学的影响,他们不避死亡,他们认为未知死,焉知生,追求“向死而生”。
西方诗人创作了大量探寻死亡超越死亡的文学作品。
有的诗人想象自己的死亡场景,有的描绘死后的浪漫和从容,把死亡看成一种生命的场景转换甚至是步入天堂的开始。
实际上,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正是我们的文化缺少的。
我们的教科书讲的大多是人生观,少有人死观。
而有关研究证明,思索死亡更让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
如何看待人生的有限存在?如何从积极的人生意义上把握人生的大限?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不失为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心态。
自然观:大自然历来是中国诗人和英美诗人饱蘸笔墨所讴歌的对象。
他们歌颂自然,赞美自然,以大自然的一景一物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然而,自然在中西方文化里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文化受儒释道的影响,崇尚“天人合一” “清静无为”,再加上中国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华民族养成了内敛、含蓄和乐天知命、安土重迁的性格,反映在民族心理上则是寻求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便是花香鱼虫、和睦融融、大美不可言的自然,反映到诗歌里便是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况味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无我境界;一如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清静妙境。
与中国所处的大陆环境不同,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如雅典、罗马,均处于地中海沿岸,人们生存发展的空间相对狭小,为了寻找更大的发展机遇,他们充分利用海洋的便利条件,人员交往和流动频繁,商业比较发达,这样的环境和经济活动赋予了西方人开放和直率的性格.再加上他们受古希腊理性主义、希伯来超越意识以及古罗马征服态度的影响,他们崇拜的是上帝,认为大自然和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同时,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当作人驾驭和征服的对象,标榜人类中心主义。
这种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和对立表现在诗歌里便显示出了不同于中诗的情趣和魅力。
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的自然观多是人物分离的自然,或者神化的自然。
中西戏剧主题方面的几点差异
戏剧方面,受儒家’“文以载道”和“哀而不伤”的影响,中国戏剧行动重于内心,多是描写人物怎么样,很少分析人物为什么;情节安排比较讲求实际,善于自我解脱;结局一般都是皆大欢喜;主人公很少认为命运不公,缺少向命运、向传统、向权威抗争的精神。
另一方面中国戏剧也很少表现心理的冲突。
而西方戏剧重心理刻画,多在探索个人本我,弘扬个性;在揭示人的内在心灵冲突方面十分求实求是,不回避内心矛盾斗争;在追求独立意志、忠实自我、抗争反叛方面,西方戏剧更是表现了明知道失败甚至死亡也要抗争的悲剧精神。
中西文学的差异概述
有关中西文学的差异,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做了精辟概述。
他指出,中国文学有与西方绝不同之一点,西方文学在比较上是以戏曲与小说为大宗的,他们侧重在人生具体的描写,无论是浪漫派或写实派均然。
他们对人生或赋予热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讽刺,他们常使读者对现实人生激起不满。
因此有人说,西方文学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领导着人生使之更往前趋。
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比较上以诗歌散文做中心。
那些诗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体描写,他们只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平澹宁静,偏重对于失意人生做一种同情之慰藉,或则是一种恬适的和平人生之体味与歌颂。
高旭东在《中西文学及哲学宗教》一书中,具体对中西诗歌的不同做了阐述。
他认为,中诗神韵微妙,格调高雅,偏于审美和伦理;但哲学思想平易,宗教情感淡薄;主题多是立志报国、思乡相思、离愁别恨、亲朋赠答、天伦之乐、吊古伤怀、悲慨时事,颂祝主义;以优美纯美为特色,无深奥思想;而西诗主题深广伟大,写的是整个的人生和社会。
结论
英美文学教学所进行的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热爱生活、感悟人生、追寻本真和终极关怀的人。
通过中西差异比较,能够让我们的学生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在对比中明白中西文化和文学的缺失与优势;能够让学生不仅从东方宗教和哲学视野里而且还能从西方宗教和哲学视野里透视人生和心灵、探究生死奥秘。
如果能触发学生对智慧和精神的追求并能对诸如宇宙起源、生命存在、精神家园,终极关怀等人类生存的问题、对爱、生、死、自由、正义等人类永恒的话题做出富有洞见、启发性的思考、探索和诘问,我们的对比教学也就取得了一定的人文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篇9：现代设计中色彩观的运用思索论文
现代设计中色彩观的运用思索论文
五色作为中国传统的色彩，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儒家思想对中国色彩文化影响最深，然后是道家以及自汉朝开始传入的佛教色彩。而它们都以其广博的精神推动了中国古典色彩美学思想的发展。如我国在世界上闻名的传统水墨画、敦煌壁画等，它们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对现代平面设计色彩观有着非常深刻的作用。儒家色彩观注重“礼”之规范和“仁”之意义，赋予色彩以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把五色定为正色，肯定了色彩的美学价值；道家的色彩主张是原始自发色彩自然，讲究的审美思想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并对色彩艺术追求自然色彩的平淡素净之美的色彩观，充分表达了道家色彩自觉维护原始色彩的本性。而这对于我们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色彩具有极大的影响，在平面设计中，构思上达到以简成色、以无成色的精炼意境，并在我国现代艺术设计中得到淋漓体现。如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充分运用其关于色彩的美学思想，将现代设计的色彩语言与传统色彩意境相融合，突显出色彩的强烈民族特色；佛教教义认为色彩具有深厚的精神内涵，佛教是以白色和金色为主色的色彩象征，色彩风格具有强烈鲜明的“救世”的教义，以白光的充盈引起人的视觉感官耀动，形成中国象征色彩多精神层次，给人以光明的色彩感觉，表现了东方全部象征色彩的丰富包容性，使得传统色彩有了广泛的发展空间背景。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深厚文化积淀，使得色彩的观念己深入到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现代平面设计创意时，能满足人的视觉和精神需求，受传统哲学思想和艺术观念的密切制约，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传统色彩将会更有效地传达主题，在遵照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为现代设计审美需求提供丰富的视觉语言，体现人文化设计需求以及大众色彩审美心理、文化观念，从而实现现代设计的文化内涵及大众的精神追求。
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传统色彩观
我国传统色彩赋予了中华民族审美的视觉艺术感受，代表了渊博的社会内涵，将之运用于现代平面艺术设计中，充分表达了具有民族特色设计的艺术形式及审美思想，非常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将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运用于现代平面设计，吸取传统色彩文化之中的精化，丰富现代平面艺术设计创意，以实现中华民族色彩文化价值。
1中国传统色彩观与图形信息的表现
在平面设计中有三个最主要的元素，即图形、文字、色彩，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构成完整的视觉效果。我们知道，图形是“用线条、颜色描绘的事物的形象”，因此，图形通过形象和色彩直接传播其所想表达的思想信息和民族视觉语言。而传统色彩就是通过图形这个媒介得以体现。对于我们的现代平面设计作品，传统色彩视觉优势在于以鲜亮的传统色彩给受众以鲜明的色彩感受，如果再结合富有创意的图形，就能使受众获得特定意义的色彩艺术审美的享受。我国传统美术造型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将具象图形与传统色彩有效地结合，采用寓意深刻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形成了极富特殊文化意味的艺术造型符号，传统色彩利用具象图形赋予了新的寓意。因为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具象图形非常受人们的喜爱，也是非常让人易于接受的一种视觉艺术语言形式。如设计运动鞋海报，画面以灰色为背景，利用摄影直观形象性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简结明了的红色字符，从视觉上激发人们的兴趣，与灰色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非常容易让受众联想到中国民间的明暗色彩运用形式，表现了鲜明的宣传主题，使我国传统色彩在画面中得以延展，此幅平面设计色彩效果与传统色彩相呼应，使传统色彩与具象图形构建了艺术审美的融合，使其平面设计的创意主题与传统色彩相结合，释放了完美的发挥。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抽象也是表现艺术的一种艺术语言形式。它对于突出主题形象、色彩运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能使主题特征更鲜明、典型和富于情感。尤其是在现代生活中，抽象图形的运用以其简洁、明快的特性让受众感到了强烈的现代感和装饰性，特别是内涵深刻的象征性更具有层次感，对平面图形准确传递其内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依靠人们的感觉和文化积淀理解抽象，使抽象的符号与传统色彩相结合，能带给我们丰富的联想和无限的再造空间。如设计现代青花瓷器时，可以将抽象图形传统色彩与抽象图形交融，通过平面设计师的创新思想，把抽象图形中的艺术元素与传统色彩别具一格的审美性相联，昭显出简洁、明快和强烈的形式感和现代感，增加民族神韵，烘托出独特的设计艺术理念。
2传统色彩观与文字意象体现
将文字融入图形设计，具有信息传播的视觉作用。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文字是现代平面设计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字的特征表现为象征化、图形化、形象化，凝结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观念与审美思想，并以汉字广博的外延意念吸引受众的注意，达到感染受众的目的，当我们在平面设计中运用文字图形化特征时，色彩的运用对于表现文字意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色彩艺术的审美传达，能够使文字更加准确地将传播信息传达出去，运用于现代平面设计中，将文字意境与传统色彩的情感因素结合，从而启发大众对生活的美妙联想和情感的共鸣。文字的意义主要是传递信息传递，并通过丰富装饰性文字来美化生活，如利用鸟虫书字体组成“吉样图案”，蕴意了“延年益寿”“招财进宝”等美好意义。我国民间所创造的文字装饰形式，用中国传统色彩与意境设计汉字图形，如民间流传的“花鸟字”中，有美好象征意义的“双喜”，意味着喻为“双喜临门”；倒“福”意味着福到了等。将这些美好的意义加以红色的色彩设计，能够突出其喜庆、吉祥的热烈气氛。红色作为与原始生命即鲜血同一的颜色，是中国人民非常喜欢的一种色彩，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只要是表现喜庆和吉祥的主题，都会有红色参与。如中国人用红喜字招贴在婚礼上，衬托了婚事的红火喜庆气氛，把人们的欢乐心态都浓缩其中，用红底黑字的春联象征节目的气氛，借以寄托祥瑞美满的寓意。又如，汉字中的“福”字，中国人喜欢在春节自家的门上贴上红色的“福”字，它寄托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的美好希望。另外，民间还把“福”字进行精描成其他如寿星、寿桃图案，并都配以红色，通过其他颜色做衬托，深刻表现出传统吉样文字的意境之美。现代创意字体已形成了新的思维创作体系，而传统色彩与吉样文字和现代创意字体相融，也就是说，汉文的设计意念表达了现代平面设计师对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敏锐关注，文字的意趣可以深化色彩的意境，也可以引导观者对文字的深度理解。如香港飞龙标志设计极其智慧地利用了“香港”汉字造型及色彩，交汇于设计图案中，代表了香港是世界文化交汇的地方，洋溢了时代的气息，富有创造性的设计构思昭示了香港历史背景和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其中的红色富有动感，对表现整个文字设计有着重要作用，表达出了香港人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香港人热烈、红火、振奋的思想。
传统色彩对于现代平面艺术设计的意义
现代平面设计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和谐，现代色彩观对传统色彩观予以继承，很多传统的色彩观念是显现的，拥有很多的精神与内涵，中国哲学思想是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活态度，它所具有的更深层的含义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和源泉。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平面设计的色彩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而色彩设计是一种文化，色彩装饰的魅力在于它是某种新精神层面的获取，通过它再现生活中各种层面的文化。当我们处在不同时代时，由于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不同，因此，对于色彩设计的注重内容也会不一样，色彩观的表现形式与时代背景相一致，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时代，它的文化意义对于受众来说不只是为了满足视觉感观的需要，并且表现出深刻的社会哲学含义、传统民族精神、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它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传统色彩设计增加了用以表达个人喜好的审美艺术，它通过与现代平面设计艺术的结合，给人民生活带来了非常方便的实用艺术，达成了现代平面设计中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因此，传统色彩在满足大众生活需要的情况下，现代平面设计在满足功能性的基础之上，将色彩按照平面设计中各自的功能需要，依照各个阶层人的品味和审美进行相应的设计。我国民族传统色彩文化艺术蕴藏了丰富的宝库，而现代的色彩文化在借鉴传统色彩精华的同时，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充分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形态，促进具有民族特色色彩文化的有力发展。
结语
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平面艺术设计发展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色彩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分析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我们运用传统色彩，把握传统色彩精神，丰富现代平面设计的构成元素。
篇10：试论朱熹理欲观的现代意义论文
试论朱熹理欲观的现代意义论文
试论朱熹理欲观的现代意义论文
摘要：朱熹理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即理欲观——所谓“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念成为其构建理学之本体论基础，亦为朱氏工夫论之基本取向。本文试图通过还原朱熹理欲观，详述南宋之后理学家对于“存天理，去人欲”基本看法，并结合当今社会的基本状况，分析朱熹理欲观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朱熹,天理,人欲,现代意义
朱熹理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作为现实的个人如何在现实的世界中成就完满的道德品格，那这里就必然要涉及到什么样的原则能够成为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则能够成为完满道德品格的先验基础。那么现实个人的行为到底是依循天理呢，还是人欲呢?这便是朱熹理欲观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朱熹论理欲关系接受了二程结合“道心”“人心”来展开，他说：“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通过这样的解释，朱熹提出“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这就是说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因此“存天理，去人欲”决不是去除一切人欲，对于人的正常的欲望，朱熹以及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是持肯定态度，比如朱熹曾说：“人欲便也是从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所以我们在理解“存天理，去人欲”之时，不能武断地就把朱熹和理学家所说的“去人欲”理解为去除一切人欲。
朱熹“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理念在其他哲学家那里亦有正面回应：类似的观点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也屡见不鲜，其中尤以孟子的观点为著，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存即存此天理，去即去此天理，此为人禽之辨之大关节，即人之为人之根本所在。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只能是服从理性法则的，而不能是感性法则，即不能有任何感性经验掺杂其间，故康德伦理学的基调就是用理性克制感性。这基本上成为人们理解康德伦理学的一个共识，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朱熹的体系中，“天理”可说是理性的道德法则，“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 欲望，而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 欲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存天理，去人欲”其实与康德的伦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处。由此看来，“存天理，去人欲”虽然在表述上或有差异，但却是东贤西圣所同然之观点，因此依笔者管见，在一般人类社会，天理(理性法则)必然高于人欲(感性法则)，这是文明与进步的体现。但是让笔者感到惊奇的却是，人们大多赞同康德伦理学的观点，去激烈地批判甚至否定朱熹理学的观念。这一现象有怎样造成的呢?
笔者认为，在考察朱熹在论述理欲关系之时，朱氏确实有较为强势地强调天理的一面，他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这几乎成为朱熹理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一般基调，因此难免造成在解读朱熹理学之时，后来的儒者在理论空间中就越来越少地容纳人欲了。陈来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朱熹以及诸多理学家在强势地强调天理难免会隐含着这样的危险，即有可能导致在不断的褒扬中把道德的最高标准当成道德的最低标准，给一般人造成较大的道德心理负担，这不仅会丧失理性的公正，还有承担义务片面强调其义务，迫使义务的承担者屈服。此外，朱熹等理学家在其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只能站在自己所处时代来论述天理人欲的关系，也只能保证其道德原则的纯粹性，然而社会本身是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道德原则亦随之变迁，“天理”所代表的道德价值体系具有时代性，即某一个道德原则在朱熹所处时代是不容置疑的价值标准，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后世具有不容置疑性。因此，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角度来考察“存天理，去人欲”，一旦“天理”僵化，亦有可能杀人。那么，从这一角度探讨“以理杀人”便具有某种普遍性了，而绝非朱熹理学所仅有的后果。更何况，朱熹理学在南宋晚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元朝时期定位官方意识形态，这一社会地位的转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在此时的“天理”很大程度上变成统治者的权威和意志，而不再是朱熹所谓的宇宙的普遍之理、道德原则之理了。从统治者的角度，把“天理”当成钳制人们思想和评判人们行为的的标准，稍有违反他们的天理，便遭受残害，笔者认为应从这个意义来理解“以理杀人”。
历史上批判朱熹理欲观的以清朝的戴震最为著名。戴震(1724—1777)，字东原，浙江徽州人，著名思想家，朴学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戴震对于朱熹(包括整个宋明理学)的理欲观的批判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他认为欲与理是相统一的，他提出“欲出于性”、“理存于欲”。在东原看来，既然人的感性情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以人就不能无欲，但他同时认为不能因此而随心所欲，而要“有而节之”，使人的自然情欲既能得到满足，也应该有正常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说是理，故他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换言之，理并不在人欲之外，而是在人欲之中。但是当程朱理学成为传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理为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时候，理则必然异化为杀人的工具，东原指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这样就造成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后来思想家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之时，往往引用戴震这些经典名言。
客观地来说，戴震其实并没有反对儒家的价值系统，他所批判的统治者，甚至也包括在家族中身居高位的人凭借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家族权力从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一味地强调道德准则，并以他们所尊奉的道德准则强制性地压迫他人尤其是弱者，借用“天理”的名义来扼杀人性甚至人的生命，故有“以理杀人”之说。“以理杀人”也必须站在这个角度来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敏感地就把理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追求片面地否定。理学是充分尊重人的生命和人的合理欲望的，理学高扬的是人性光明的一面，理学家决不会利用手中的理论来杀人的，二程、朱子、象山、阳明如是，戴东原亦如是。
依笔者之见，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社会所推扬的伦理价值体系，“理”应该是对于“欲”具有优先性的，这也是人之为人以及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和文化把感性 欲望作为其道德的根本法则的。只是，我们在考量天理与人欲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它们，以便更好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以理杀人”的历史悲剧重演。
朱熹的时代离我们已经久远，但他的思想却并未过时，“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理念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放眼当下的社会，物欲横流，人们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社会大众对于“天理”的漠视，良知的丧失，道德的败坏，却已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巨大阻碍。但笔者仍需指出的是，当我们在推扬“存天理，去人欲”之时，便有人条件反射似地奋起批评，给它扣上“封建腐朽思想”、“扼杀人性”这样的帽子。笔者认为，这些人一方面歪曲了朱熹的原意，另一方面可能是为自己的贪婪着上一些合理的外衣。在今天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之际，笔者认为，强调“天理”的尊严，恰恰是显发出道德的可贵与高尚。先贤在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如何完善人格，如何提升道德方面对于时下的国人，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2)黎敬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
(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
(4)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篇11：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商标词翻译论文
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商标词翻译论文
[摘 要] 解构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念对于翻译标准的界定,提出科学的翻译标准具有三个特征:多元性,动态性,模糊性。商标词的翻译应以此为基础,同时要把自身的特殊性于此相结合,把握商标词翻译的多元性,延展性,准确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 解构主义 商标词翻译 多元性 延展性 系统性
自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成为20世纪指导人文科学的普遍理论“范式”。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和书写记号称为“能指”,把语言符号指代的观念称为“所指”,而且强调指出,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对应的关系完全是人为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在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中,言语,语音被赋予优先地位,所指与概念又被等同起来,当“能指”和“所指”对应的关系被确定下来后,每一个符号都有了终极不变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起,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提出了批判。解构主义认为,语义是流变的,语义的上下限始终是模糊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开放的,处于一种新陈代谢的有机或动态的过程。这种流变性和模糊性是由人脑的有限性决定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而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语言来概括无限的信息。这一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和流变性。“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再固定不变。每个所指都能变成能指,词语的指称活动就这样一环套一环,永无止境。
这种对语言符号理论的新的解读也深刻的影响了传统的翻译理论。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原文通常有一个中心意义。译者应该尽量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现在由于语言是流变的,模糊的,读者或者译者对原作的语言符号就有了自己的解读权力,对其进行多重的解读,这样原文的中心意义就不存在了。评价译文的终极标准也随之不存在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不能凌驾于译文之上,二者是平等的,互补的。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基于此,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科学的翻译标准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多元性,动态性,模糊性。
商标词的翻译虽然具有其特殊性,但要达到翻译效果,同样受到此翻译标准的约束。商标词是以词、字出现的语言符号。它们由个别人或个别企业精心挑选或创造出来,用来区别其他企业商品的一种专业符号。商标词不仅代表商品,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印象及购买欲;它同时也代表着生产商品的企业,是企业形象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商标词的译者更应关注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下对商标词的多重解读,从而对传统的商标翻译方法有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因为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因此翻译标准存在着多元性。译者读者自身作为主体,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1.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文化和审美因素的影响。2.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民族心理因素和消费者性别因素的影响。因为诸多作者撰文对此进行论述,本文简单说明,不再赘述。各民族因其文化背景及其宗教观念的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极其不同。同时男女由于性别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有所差异。商标词的翻译要以顾客为导向,遵循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性别身份的要求,有所避忌,有所张扬。
二、翻译标准的动态性
时代在不断发展,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被译出商标词要受到新的时代环境的检验。由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培育出的消费者能否接受它,还需拭目以待。因此,商标词的翻译要考虑到产品的后继发展以及顾客群的改变。
商标词的翻译要有延展性。在解构主义中,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变得十分松散。符号每一次被使用时,来自静态结构的标准成分都可能受到新的话语环境的挑战和更张。一种产品的商标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就固定下来了,但是产品和企业却是不断发展的。企业会不断开发不同系列的新产品。新产品由于其不同的材质,类型,其原有的商标是否合适,仍有待检验。Coca cola汉译名为“可口可乐”,用作饮料的商标名,是音义结合的典范。但其联想意义就十分狭窄,因而可适用的产品的范围就受到局限。Pepsi cola“百事可乐”在这方面就具有优势了。它开发了“百事”系列运动鞋。但如果运动鞋被命名为“可口”,恐怕顾客会望而止步。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往往适用于某一种特性的商品,局限其联想意义的扩展,对产品类型的扩展会带来影响。
三、翻译标准的模糊性
翻译标准所蕴含的是一种模糊信息。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商标词的翻译需要遵循:
1.商标词的翻译要准确传达企业信息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符号必须独特,才能最大限度的.传递出某一特定信息。好的商标词必须是独特的。中国的企业往往认为一些响亮的,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好的,如“中华”,“长城”等,并且把这些商标直接译成英语。这样恰恰违背了商标词独特性的要求。企业商标词所包括的内涵和信息,应该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公众视听接触到这一标志,脑海所反映的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信息,绝不会有其他的信息干扰企业信息的传播。相反,如果这一单词是既有的,是原本有意义的,那么公众接触这一单词时,脑海反映的这一单词的信息就费解,影响企业信息准确清晰的对外传达。国外的企业选择英文商标词的做法使得中国企业借鉴。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已有的英文单词,而是自己造词。例如OIC(电器商标= Oh, I see), Leggs(长筒袜商标= legs), Lux (香皂商标= luck),Xcel(电器商标=excel)等。与之相比,一些以汉语拼音做商标词的中国品牌,如Jianlibao“健力宝”,Chunlan“春兰”等,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些商标,不能了解企业要传达的信息,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有时商标词会使用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单词,但是这一单词的意义通常是企业希望顾客产生联想的意义。例如:耐克(鞋)Nike胜利女神,金利来(领带)Goldlion金狮子等等。在翻译此类商标词时,如何把产品信息与词语的原有意义结合起来是一大考验,因此能够做到音形义结合的翻译寥寥无几。
2.商标词的翻译要有系统性
上面提到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和延展常常造成矛盾,国外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往往给不同系列的产品取不同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归结到公司的商标名之下。因此在翻译这些商标的时候,不同产品的商标词既要符合本产品的特性又要和公司的同类产品以及公司的商标名相契合。这样一个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商标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能够给消费者一个深刻的印象,各个品牌之间也起到相互的推动作用。例如宝洁公司和其旗下的一系列产品: P & G(Procter & Gamble) 宝洁,Rejoice飘柔,Pantene潘婷,Head & Shoulders海飞丝,Safeguard舒肤佳,Olay玉兰油,Whisper护舒宝,Crest佳洁士,Tide汰渍,Zest激爽,Pampers帮宝适等等。宝洁公司主营日化用品,其公司名称译为“宝洁”,就有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旗下的产品的翻译首先都体现出产品本身的特性。如飘柔,潘婷,海飞丝,体现使用洗发水能给顾客带来飘逸柔美的形象;舒肤佳,护舒宝,帮宝适,兼具舒适的使用感和良好的保护效果;佳洁士,汰渍,强调去污性能;玉兰油则会让人联想到产品的天然以及使用后肌肤会如玉兰花一般娇嫩。在强调各自产品特性的同时,各产品的商标词又相互呼应,同时又受到“宝洁”这一公司名称的统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让消费者过目不忘,宝洁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是一佐证。
综上所述,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了翻译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在不断发展。商标词的翻译也不会一成不变,随着全球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发展,商标词会承载更多的企业文化和负担商业使命,因此其翻译更加应该具有多元性,延展性和系统性,以期达到各类企业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李金树:多元、动态、模糊——解构主义翻译观与翻译标准的厘定[J].宜春学院学报,(2)
[2]张一平:结构与结构——从索绪尔到德里达[J].外语学刊,(4)
[3]李淑琴马会娟: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4)
[4]黄龙胜:商标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教学与翻译,2005(2)
[5]武少霞:商品包装上的商标翻译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12)
篇12：斯多亚派的命运观及其现代启示的论文
斯多亚派的命运观及其现代启示的论文
一
斯多亚学派是古希腊的四大著名哲学学派之一，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一个主要流派，是希腊哲学中流行最广泛、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派别，是由它的第一创始人芝诺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创立，因芝诺及其弟子们经常在“画廊”聚合而得名。斯多亚派的哲学体系分为逻辑学，伦理学，自然哲学三部分，它的伦理学建立在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逻各斯思想的基础上，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斯多亚派把哲学比作一个动物，把逻辑学比作骨骼与腱，自然哲学比作有肉的部分，伦理哲学比作灵魂。”“也拿肥沃的田地作比，逻辑学是围绕田地的篱笆，伦理学是果实，自然哲学是土壤或果树。”[1]在斯多亚派的哲学体系中，自然哲学是基础，逻辑学是手段，伦理学是核心与归宿。
二
晚期希腊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伦理化的倾向。漫长的希腊化时期，斯多亚派与其同时代的伊壁鸠鲁派、怀疑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一样，都试图解决当时人们共同关注的幸福问题。斯多亚派将自己的伦理学思想建立在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逻各斯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按照自然生活”的口号，这里的“自然”指世界的本性，即“逻各斯”、“正确理性”或“共同法”。“按照自然生活”是其伦理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其关心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幸福的生活，作为世界本原的自然、逻各斯，在伦理领域成为一个有意志、有情感，并且决定人们道德生活的最终本体。人的本性即为理性，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其本性是与宇宙理性相一致的，遵从自然即遵从理性，按自然生活也就是按理性生活，按照自然律生活，也就是要服从命运，即要我们按照理性的指引，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真正按照理性去生活，不是消极地听任命运的安排，应该是积极地影响自己未来的命运。
三
按照斯多亚派的严格的决定论，按照自然生活也就是要服从命运。斯多亚派认为，一切都按照命运而发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人不能改变或控制命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命运表示最严格的必然性，按照克里尼雪斯的说法，命运包含着天命，就连神也不能摆脱命运。斯多亚派所提倡的顺应天命的态度正像公元2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希波利特所形容的一样：“好比一条狗栓在马车上，当它情愿遵从时，它拉车，当它不情愿遵从时，它被车拉。”[2]斯多亚派认为世界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运行，甚至可以说是按照某种必然性运行，这种必然性落实在人身上，就是命运。人能够参透世界的理性和必然性，命运能够被人类理性领会，即命运虽然是不可控制与无法改变的，但人却可以控制对待命运的态度，顺从命运是正确的、理性的态度，即使是面对死亡，也要像马克・奥勒留说的一样，“有理性的人，不要以烦躁、厌恶和恐惧心情对待死亡，而要等待这一自然动作的来临。”[3]不正确的态度就是不按照自然生活，为命运加给我们的有益产生了错误狂热的激情，为命运加给我们的有弊而陷入痛苦悲伤的境地。
斯多亚派虽然要求人们服从命运，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消极无为的宿命论。斯多亚派最基本的命题“按照自然生活”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获得幸福是要“把理性放在硬壳之中”[4]但理性并非生而有之，因而在人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要按照自然的指引行事，要按照理性行事，其严格的决定论思想显然不允许走向消极的宿命论，宿命论要求人们安于现状，接受现实，不用努力勤奋，只要消极地磨时间，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有极大的不良影响，势必会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而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生活的人们当然过的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而是一种碌碌无为，乏味单调的人生。于是，克吕西甫说:“命运是整体的联系不断的，一类事物跟随着另一类，并导致别的一类，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可违反。”[5]，他认为命运是多种原因组成的“合成原因”，而并非由超自然所产生的奇迹，这是斯多亚人为避免宿命论而做出的努力。“合成原因”把命运的形成纳入到了因果系列中，这样通过我们对原因结果的科学分析，命运自然就成为了我们有可能把握的东西，尽管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原因与结果的复杂联系，但这起码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希望与信心去把握命运。斯多亚人告诉人们在遵从自然，遵从理性的同时，不要陷入宿命，人们并非毫无自由、自主，仍然有行善的幸运和作恶的不幸。
四
斯多亚哲学要求人们按照自然而生活，要求人们遵从自然，遵从理性，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如果由自然完全决定了人们的言行，人们就会消极度日，陷入宿命，人们不会再去考虑责任与义务，因而就不可能真正地去按照理性生活，如前所述，斯多亚派虽然要求人们服从命运，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消极无为的宿命论，于是人们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需要拥有一定的命运变更权，这样，伴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迈进了21世纪，社会在快速运转、生活中压力横生，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斯多亚派的命运观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指导理论，既要按照自然而生活，努力承担命运赋予的责任，又不能消极听从命运，要以积极的态度影响或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幸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环境，不能控制外界事物的客观变化，不能完全实现我们所期望的状况，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世界，面对命运的安排，我们要做到“不动心”，人虽然不可控制与无法改变命运，但却可以控制对待命运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消极适应命运安排，碌碌无为，荒废光阴，陷入宿命。命运是多种原因组成的“合成原因”，是由多种主客观原因综合形成的，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这些因素，使改变后的因素能够综合成我们所期望的命运，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但同时我们清楚自己的能力阶段性有限，我们不可能期望所有的状况都实现，要以冷静的态度去面对现实，加大我们与命运对抗的步伐，增强我们与命运搏击的热情，达到至善，过上幸福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研究室.西方哲学著作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78-194页
[2]希波利特：《驳一切异端》，1卷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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