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方言有益于学生的二语词汇习得论文，本文共12篇，一起来阅读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方言有益于学生的二语词汇习得论文
方言有益于学生的二语词汇习得论文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在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中，学习者如何构建音位表达模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目前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释就是词汇再构理论（lexicalrestructuringtheory）[3].学习者早期形成的语音表征是整体化的信息，包括调形变化、音韵、重音、音长、强弱等。随着二语学习者词汇量的增加，发音相似的单词也会增多，乃至能够创建一个语音群。为了区分相似发音的单词，原始的语音表征需要再组织构建，代表更细化的音段（如音素和音位）.在词汇再构的过程中，语音单位的组合能够促进新单词的习得，因为它们并不是从属于某个单词特定的语音环境，它们能够准确地重新组合成新的序列[4].
如果学习者不能重组和习得这些亚词汇语音单元，那么词汇习得的速度就会更慢。例如，学习者在心理词库中已经掌握了“sock,rock,mock和clock”这些单词的亚词汇语音单元，那么他在继续学习新单词dock的速度就会很快。相反，如果他没有掌握“ock”这个韵脚，那么再学习新单词dock就相当于重新学习一个完全陌生的单词，习得程度就会不那么稳定。学习者是否能够准确地提取和重新组合亚词汇语音单元则取决于他们的语音意识（phonologicalawareness,简称PA）.换句话说，学习者的语音意识和二语词汇习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语音意识指的是能够感知口语中的内部音系，更确切地说是指能够操纵语音的能力。事实上，语音意识的形成跟学习者的心理词库是平行发展的。如果学习者的语音意识薄弱，缺乏对音韵的洞察力，那就无法将单词中的音素拆分或者利用已知的音素来学习新的单词。虽然最近一些，神经影像的研究表明，语音意识的薄弱可能是由于缺乏某些特定的神经关联造成的[5].然而，目前的研究对于语音意识的建立是否产生于母语习得的过程，以及母语的社会经验会对二语的语音意识产生何等影响，都还没有定论。
一般而言，外语单词无论是音形还是意义对于学习者都是完全陌生的。当学习者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单词时，他们的处理模式是基于整个单词的内部音学形状。然而对于母语经验不足的学习者来说，由于他们内部储存的亚词汇语音单元有限，所以更倾向于用整个语音单位来代表单词。许多研究表明，二语词汇习得的困难源于学习者贫瘠的语音意识，由于他们在母语经验的影响下没有建立合理的语音意识，导致他们无论碰到熟悉的单词还是陌生的单词，处理速度都会更慢。相关研究也表明，语音意识与二语词汇知识有很大的关联。很多在双语幼儿园进行的实验研究均可证明这一点。相较于单语幼儿园的小朋友，双语幼儿园的小朋友会更加注意新音节的语音结构，他们在短时间内接触过的人工语言能够更加快速地被辨别出来[6].也有部分研究者发现，双语者的语音意识和单语者并无太大的差异。Bruck和Genesee选择了两组被试进行跟踪调查，一组是法英双语者，一组是英语为母语的双语者，研究结果发现，双语者仅在韵脚意识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而在音节意识和音素辨认方面，两组被试表现旗鼓相当[7].双语者在语音意识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以认为是双语易化作用，它指的是当目标语与双语者所掌握的其中一种语言有着相似的语音结构和字母拼写体系时，易化作用明显，否则易化不会发生[8].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与目标语差异较大的语音结构和拼写体系进行研究时发现，易化作用仍然非常明显[9].
在中国方言众多的特殊国情下，方言作为社会母语对学习者的语言经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大学生通常除了普通话之外，还掌握一到两种方言。许多研究表明，能说两种以上社会语言的人的语音意识水平比单语者的语音意识水平要高。如桂灿昆曾指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如果除了普通话之外还能说一两种方言的人，学习英语的语音一般比较快，也就是说他们的二语语音意识较强[10].而有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的结论，如王玲认为赣方言对英语学习者会产生语音方面的负迁移[11].以往关于语音意识的研究普遍关注的是母语语音意识对二语语音学习的影响，而甚少探讨方言作为社会母语对英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方言对学习者语音意识所产生的作用为基础，研究方言对二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的影响。
二、实验方法
1.实验对象
本实验的39名被试均来自厦门地区一所本科院校非英语专业的学生。39名被试被分为两组，一组是从小就以闽南话作为社会母语的学生（DM）,一组是从小社会母语即为普通话的学生（M）.闽南话是中国福建省南部地区常见的方言，大部分闽南地区的儿童从出生开始最先接触的语言就是闽南语，而普通话则是从幼儿园甚至小学才开始接触，所以大部分闽南地区的学生拥有普通话和闽南话两种社会母语。而闽南话作为中原古语，与普通话在语音，句法上都不尽相似。本研究选择大学生作为实验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现有的国内外语音意识研究主要都是针对中小学生开展的，原因是中小学阶段的二语学习目标是听说和词汇认读，并且这也是他们学习的难点[12].笔者认为普通本科院校中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二语学习难点同样也是听说和词汇认读，所以以大学生作为本实验的被试来填补空白。（2）大学本科生的母语语音意识相对中小学生而言更加稳定，而稳定的母语语音意识对二语语音意识和词汇习得产生的影响是更加不可逆的。
2.实验方法
首先，对所有参与本实验的被试进行统一的二语语音意识测验，以此方言的社会母语经验对被试的二语语音意识带来的影响。每个被试一共进行3项测验，最后取平均值作为每个被试二语语音意识的成绩，两组被试的测验时长相同。本实验采取的二语语音意识评价的方法有音位分割、音位删除和音标标识3种。音位分割要求被试在听到的16组单词中找出声母或韵脚不同的单词。音位删除指的是测试者在被试面前朗读10个单词，每个单词读两遍，之后要求被试说出去掉单词开头的辅音之后剩下的音节。音标标识测验要求被试根据所听到的33个单词写出单词的音标，所给的单词有11个高频词，11个低频词和11个假词。
然后，我们采用隐式单词学习范式来检验被试的二语语音意识和词汇习得之间的联系。在此单词学习范式中共有两个阶段，分别是预曝光阶段和学习阶段。Fennell和Werker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亚词汇语音单元，如音位和音素，我们通常是从已经习得的单词中获取[13].所以在预曝光阶段，为了让被试对目标语假词的音韵模式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先让被试观察一组韵律相似的单词，以此来激发被试注意到这些英文单词重复出现的音节，最大程度上挖掘被试的现有语音意识对新词学习的影响。被试先看到4个有相似韵脚的目标语单词，这些相似的韵脚在稍后的学习阶段将用来组成目标语假词的一部分。测试员告诉被试4个单词的发音，并让被试重复每个单词3次，然后将图片顺序打乱，再由被试自己指出每张图片对应的单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只死记硬背而并非真正理解单词意思的现象。
紧接预曝光阶段之后的是学习阶段，每个被试要求学习4个假词。这4个假词分为两组，一组是与预曝光组有匹配韵脚的假词，一组是无匹配韵脚的假词。每个被试都会有10次学习机会，每次学习之后都会有一次测验，以检查被试对这些单词的掌握情况，检测的方法也是看图说单词。选用假词作为学习阶段的单词是要确保被试均未接触过目标词，以排除客观因素的影响。虽然这个单词学习范式可能无法准确地代表被试二语词汇习得的自然环境，但是它可以为被试在二语词汇习得方面是否收到母语方言经验影响提供宝贵的信息。学习阶段将以学-测模式进行，共进行10次试验。在每组试验中，要求被试将4个英语同4张说明他们意思的图片分别联系起来。测试的评判由2个研究生来完成，这两位研究生并不知道被试的分组情况以及被试的二语语音意识的成绩。每个被试会得到2个测评分数，一个分数代表的是10次目标假词（有韵脚组）的学习结果（最高分=2个假词×10次测验=20）,另一个分数是10次目标假词（无韵脚组）的学习结果（最高分=2个假词×10次测验=20）.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方言对二语语音意识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隐式单词学习范式来探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方言作为社会母语的经验对学习者的二语语音意识带来的影响；二是这种影响与二语词汇习得的关系。我们利用SPSS17.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两组被试二语语音意识测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1】
从表1可见，DM组在音位分割和音位删除上的.表现得都比M组好，但是在音标标识上的表现与M组有较大的差距。很多DM组被试在测试后表示，能够听懂也能够准确复述所测试的单词，但是落实到音标的书写上，他们大多觉得有困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闽南地区的英语教学方式有很大关系---大多数DM组被试没有经过系统的英语音标的训练。可见DM组被试并不是因为二语语音意识薄弱才致使音标标识环节上的表现不如M组。DM组被试在亚词汇语音单元，如音位和音素的识别上明显要比M组被试更准确。而根据Chambers的研究证实，语音意识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人们在接受听觉刺激后对亚音节单位的处理能力，比如说亚音节单位的合成或拆分[14]
.在亚词汇语音单元的识别上，DM组表现得更为突出，即DM组的二语语音意识更强。以往研究认为，方言作为社会母语的经验可能会对学生的二语学习产生负迁移，但通过我们的研究证实，闽南方言作为被试的社会母语经验不但不会影响他们的二语语音意识，反而有益于二语语音意识的发展。
2.方言和二语词汇习得之间的联系。
为了分析预曝光阶段所学单词的韵脚对被试在二语假词的图片命名和词形辨别上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了以群组和二语假词作为研究对象的双因素方差分析，表2是两组被试二语假词习得的结果。
在以群组为研究对象的分析中，是DM组与M组之间的比较分析，而以二语假词作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有匹配韵脚假词与无匹配韵脚假词）是两组被试组内部的比较分析。
【2】
实验过程中，我们采取两种分析方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检测被试对每种类型二语假词的习得程度。我们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来评价被试在图片命名上的表现。对于与预曝光阶段有匹配韵脚的假词，M组比DM组表现略差一些；而对于预曝光阶段无匹配韵脚的假词，M组和DM组在图片命名的正确率上相差无几。二是检测每个二语假词对被试组所产生的影响，所采取的方式是配对样本t检验。通过这个检验，我们发现M组被试在有匹配韵脚假词的图片命名表现上要比无匹配韵脚假词的图片命名差许多，而DM组被试在两类假词的图片命名环节上表现得相差无几。
通过学习二语假词阶段的检验，我们发现M组被试在预曝光阶段的二语词汇图片命名实验上的表现不如DM组被试，DM组在假词学习方面表现突出，具体表现为在有匹配韵脚的假词图片命名上要比M组的正确率高。然而有趣的是，两组被试在音形辨别上表现得相差无几。这足以说明DM组被试在学习新单词方面的习得速度以及准确性要比M组更高。Strokel的研究证实，当被试面对新单词，在曝光率相同的情况下，被试的语音意识是影响被试二语词汇习得速度的主要因素[15].所以，DM组被试在二语假词学习阶段表现比M组被试好，主要还是由于DM组被试的二语语音意识比M组被试更好。由此可见，方言能够为被试提供更加丰富的社会母语经验，增强被试的二语语音意识，从而帮助被试提高二语词汇习得的速度。
四、结论
闽南方言作为社会母语的语音经验对于大学生来说是有益于他们的二语语音意识的发展的。尽管被试都具有丰富的母语经验，但是对于没有掌握方言，仅有一种社会母语的学习者来说，分割亚音节单位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对亚词汇语音单元敏感度不够高，从而影响二语词汇习得的速度。而闽南方言作为社会母语的经验却能够增强学习者的语音意识，提高学习者二语词汇习得的速度和准确性。
本研究对于我国的英语教育有两点启发：第一，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应该加强语音教学部分，鼓励学生通过语音意识的培养提高二语词汇学习效率；第二，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方言地区学生丰富的社会母语经验，以提高学生的二语语音意识。
篇2：二语词汇习得的认知观
二语词汇习得的认知观
认知理论把第二语言习得看作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技能的`习得,是一种心理和智力的过程,是对外界输入的语言材料进行加工、存储、输出的过程.词汇习得是单词音形义的习得,认知论从认知主、客体两大方面来考察词汇习得机制.文中围绕二语习得的认知过程,分别从图式理论、概念整合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等方面对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认知理论进行了探讨,旨在为第二语言教学和词汇习得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作 者：张忠梅 ZHANG Zhong-mei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 刊 名：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6(1) 分类号：H313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二语教学 词汇习得篇3：连通视野下的二语词汇习得
连通视野下的二语词汇习得
连通理论是用计算机模拟认知过程的一种独特的理论,是模拟神经系统的产物,是以大脑而不是数学计算作为模拟对象.本文展示了连通论的`发展过程并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了现代连通论的四大模式.并系统阐述了该理论在二语词汇习得中独特的解释作用
作 者：陈发长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外语教学部,河南开封,475000 刊 名：科技创新导报 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35) 分类号：G640 关键词：连通理论 词汇习得 语义场篇4：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分析论文
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分析论文
1研究内容
我们将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述，即评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的书籍，共两篇（牛瑞英，；张虹、王蔷，）。第二类是介绍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两大派别：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共两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类是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包括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支架理论、动态评价等，共九篇（张雪梅，；张艳红，、2010；高艳，2008；韩宝成，2009；杨华堂，；张晓勤，2008；张国荣，；盖淑华，2010）。下面，我们分别作分析。
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
2．3数据来源较单一。实证研究只采取了单一的观察、录像、录音或访谈来收集数据。这样只能收集到参与者的行为或语言，却不能充分探究其内心世界和心理过程。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结合教师或学生的反思，辅助以内省（introspection）和回顾（retrospection）的方法来挖掘造成他们特定语言或行为的深层原因（Ellis,1990）。
3结语
通过对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的综述，我们发现其研究内容包括相关书籍的述介、认知派和社会派之争、相关理论的应用三个方面。我们认识到，今后的研究应注重将相关理论运用到英语学习的各个方面，进行追踪性的历史研究，并通过不同手段来收集数据资料。
篇5：二语习得视野下的词汇深度知识
二语习得视野下的词汇深度知识
第二语言(L2)词汇深度知识回答L2学习者怎样才算掌握了一个词的问题.据其含义的发展,它历经了“词汇知识”和“词汇能力”两个阶段.“词汇知识”阶段以对L2学习者词汇知识的静态考察为主,始于克伦巴赫,经过理查兹、奈申、罗佛等人的发展,对词汇知识各方面的.描述虽缺少统一的构架,但已比较全面.“词汇能力”阶段以对L2学习者词汇知识的动态考察为主,主要发展是亨利克森关于词汇能力发展的“三个维度”理论.
作 者：徐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年，卷(期)：2008 5(5) 分类号：H3 关键词：二语习得 词汇 深度知识篇6：隐喻意识和词汇深度习得论文
隐喻意识和词汇深度习得论文
[论文关键词]隐喻意识 词汇深度 二语词汇习得
[论文摘要]词汇的深度和宽度是衡量学习者词汇水平的重要指标，二语词汇深度习得是决定词汇习得成败的关键因素，而且与学习者二语水平也紧密相关。本文认为通过提高隐喻意识可以有助于词汇深度习得，促进对多义词的掌握和准确使用词汇。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线形，隐喻性语言是建立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上。英语的词义变化复杂，一词多义现象相当普遍。这些多义词的引申义项都是通过人的认知和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产生的，都源自其基本义项，因此隐喻是构成一词多义的重要手段。中国ESL教学环境下过多地强调词汇宽度（词汇量）的重要性忽视了词汇深度（质）的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二语词汇习得和综合语言水平的提高。
一、隐喻作为认知的工具
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框架下，隐喻具有双重特征，它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认知能力。隐喻性语言的普遍性(Lakoff， 1980；束定芳，)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重视。人们常常通过熟悉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索和说明抽象的、复杂的'概念，这就构成了隐喻。整个语言系统存在着许许多多复杂并具有系统性的隐喻性语言网络。日常语言中隐喻表达式随处可见，它们是隐喻概念系统的表层现象。
现代隐喻研究表明隐喻从根本上来说是概念性的，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认知工具。人的概念系统主要是建立在概念隐喻之上的，因而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着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如英语中常见的如下表达：anger welled up inside me； I was boiling with anger， she was all steamed up； she erupted； simmer down； she flipped her lid； I was fuming； she blew up at me (Boers， 2000a)。这些比喻性语言反映了人们认知中深层的概念隐喻‘ANGER IS A HOT FLUID IN A CONTAINER’(Lakoff， 1980)。
根据Lakoff等人提出的映射论（mapping theory），隐喻意义是源领域（target domain）事物的部分特征向目的域（source domain）映射的结果，是一个概念域向另外一个概念域映射的结果。如在‘China will leapfrog ahead and become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in 15 years’句中，体育运动领域里的leapfrog(跳蛙游戏)被用来形容经济的飞跃发展，该词最明显的特征映射到了抽象的领域－经济的发展。
二、隐喻作为一词多义的重要手段
国内外词汇习得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提出的一系列相关理论和词汇教学方法（如加工层次理论，词汇附带习得，语义场理论，直接学习法，联想记忆法等）对英语词汇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不可否认，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词汇能力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隐喻可用来说明新的概念，并且使词义得以延伸。人们在讨论一个全新领域时通常都是借助已有领域或旧事物的词汇，并把相应词的意义进行延伸来适合新的语境。这种把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领域，从而达到认识目标领域的隐喻过程需要打破词的已有界限。正如胡壮麟（：49）曾指出，“语言符号的多义性和新颖性大多来自隐喻。隐喻性语言的创造在人类生活中是相当普遍的。”
由于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英语的词汇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词大量涌现，旧词被赋予更广泛的含义和新的内涵外延。事实上英语词汇的灵活性是其它语言无法与之相比的。英语中绝大多数词汇具有一词多义的特征，而多义词大多都是通过隐喻这一认知手段扩充和深化它的基本含义而实现的。新的词义经过反复使用得到普遍认可后就会作为该词的另一个义项确定下来。因而在词汇习得过程中有意识的认识到词义之间的联系，增强学习者的隐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隐喻意识作为词汇习得的手段
语言意识的教学运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James and Garrett，1991）。语言学家认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意识的提高有助于语言习得。语言学习者不但要学会使用语言，更要能积极主动地思考语言的使用特征。
隐喻是多义词生成的重要手段。隐喻的认知价值在词汇含义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有的义项逐渐成为了该词的字面词义，有的仍保持了明显的隐喻色彩。譬如，eclipse本义是‘日蚀， 月蚀’，是一种天文现象，但后来人们通过自身的认知逐渐用在日常生活等领域，表示‘超越， 盖过，使…黯然失色’（例如：Sheaver scored in the second half to eclipse Jackie Milburn’s record of 200 goals）。事实上，eclipse的这一比喻义项已列入词典了。再如，sandwich字面含义‘夹心面包， 三明治’，但在句子‘The Super Bowl has evolved from a football game to a made-for-TV selling season sandwiched between after-Christmas sales and Valentine’s Day.’中表示“处在…之间’的意思。任何了解sandwich字面意义的人在理解这个句子时不但不会有困难，反而会加深对词义的深层理解和学习者的形象思维。比如在教mushroom一词时，教师除了教它的字面意义，还可适当提到或例示它两个常用的比喻意义：像蘑菇般扩散开和迅速的增长。
四、结语
隐喻本身所引起的联想给深层理解词义提供了条件，有利于词汇习得。本文提出的通过提高学习者的隐喻意识学习词汇并非旨在取代以往的词汇学习方式，而是希望成为帮助学习者学习词汇的另一种可选途径。
参考文献
[1]Boers， F，Metaphor awareness and vocabulary retention[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0， 21/4：553-571
[2]James， C，and P， Garrett(eds) Language awareness in the classroom[M]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91
[3] Lakoff， G. & M，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Low， G，On teaching metaphor[J]Applied Linguistics， 1988， 9/2： 124-47
[5]胡壮麟，语言，认知，隐喻[J] 现代外语， 1997(4)
[6]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2000
篇7：社会学转向二语习得研究的论文
社会学转向二语习得研究的论文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3］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y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4］。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5］。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6］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rf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3］。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7］。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8］。
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反应—反馈）模式和IRE（激发—反应—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9］。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10］。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
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2］，Zuengler和Cole［11］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12］。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13］，Kasper［14］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性的作用。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15］。
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16］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8］。Lantolf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17］。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11］。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2］）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篇8：二语习得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论文
二语习得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论文
【摘要】英语教学一直以来都是教育体系中的重点内容，同时也为教师增加了更多的难度，因为学生对外来语言的学习往往会产生一定的排斥感和畏难心理，这也会使教师失去教学的积极性和不断创新性，这样就会使英语教学发展停滞不前，但是，通过引入二语习得理论就会对英语教学的现状有所改进，能够进一步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本文首先介绍了二语习得理论的基本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二语习得对英语教学的重要影响，能够体现出二语习得促进了英语教学的快速发展，使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掌握第二语言的学习。
【关键词】二语习得;英语教学;重要性
随着现代教育行业的不断发展，在教学体系和模式中逐渐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主动地学习相关的知识，尤其对于英语语言的教学，传统的方式使英语教学不仅仅是教师需要面对的难题，同时学生因为学习困难也不愿意学习外语，所以，二语习得理论的引入十分重要，不仅仅进一步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将教学重点逐渐转化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上，而不是纠结于某些语言上的错误，这对于教师来说，更容易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同时也能够使学生自由主动地研究英语语言的基本内容和在实际中的应用，使英语教学不再成为难题，而是教师和学生都比较感兴趣的语言学习过程，促进英语教学能够快速地发展。
一、二语习得理论介绍
二语习得理论的基本内容。二语习得理论结合了多方面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格局，形成了不同的基本理论构成了二语习得理论，其中主要包括普遍语法论、监控理论以及环境论等三个构成部分。首先，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通过遗传基因能够赋予人类最普遍的语言知识，这种先天性的语言就叫作普遍语法，科学家认为，如果没有该天赋，那么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都无法习得，因为在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数据在输入的过程中并不充分，不能够达到习得的程度，所以，普遍语法论能够广泛适用于语言的习得过程中，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对于监控理论主要包括了情感过滤假说、语言输入假说、监控假说、自然顺序假说以及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这5种假说。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介绍一种假说为例，针对其中的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而言，克氏认为语言的习得主要需要经过习得和学得两个过程，其中习得主要是指学习者借助与外界的广泛交际和实践，并没有意识到接收到了该语言，同时能够在无意识下，正确地使用该语言，而学得主要是指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并且通过理性的方式理解这种语言，所以能够充分地看出，习得能够使学习者对语言的学习更加充分和自由，表达方面也比较流利，而学得则会使语言的学习更加趋于刻板化和教条化，是对语言有规则的监控，这就证明了习得的重要性，这就是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总之，二语习得主要取决于主体对于目标语的文化的趋同、接触、接受以及适应程度。
二、二语习得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1.二语习得转换了研究英语教学的角度。二语习得主要研究目标是描述学者是怎样获得的第二语言以及对为什么能够获得第二语言进行解释，主要强调地是以学习者作为主体，对学习者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地研究和分析，对学习者的个人差异以及内部与外部因素进行深度地研究。在现代英语教学中，也开始探寻以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教学模式，但是出现的研究理论主要围绕的是“如何教”，通过二语习得理论的引进，转换了英语教学的视角，使研究逐渐从教法过渡到了学习者的身上，变成了如何学、学习者的认知以及情感需要等相关研究，进一步创新了英语教学的模式和理念。2.二语习得提高了对英语教学的认识。在传统的英语教学中，一直将语法分析等内容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后来开始添加了对学生语音、语法、词汇等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之后又把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英语教学的目的不断发生变化，通过二语习得理论的逐渐引入，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开始重点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该能力的形成主要建立在学生文化意识、学习策略、语言技能、情感态度以及语言知识等不同素养的综合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素养的综合评价才能够形成对学生培养的根本目标，这也是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3.二语习得改变了教师对学生所犯语言错误的看法。许多英语教师坚决反对学生出现语言偏误，认为这是学习过程中的最大障碍，直到今天，英语教师也十分重视发音问题，并且经常以语音作为对语言习得程度的评判标准。二语习得理论的出现，尤其是进一步引导英语教学不应该过于重视学习者出现的错误，而应该认识到这是语言学习中的正常现象，是学习者积极主动向语言进行靠拢的表现，不应该将错误看作学习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需要不断鼓励学生更加努力的掌握英语知识和实际的应用本领，转化为正能量来督促学生，更加有利于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发现，英语教学虽然相对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运用正确的方法，使学生充分的吸收知识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借助二语习得理论，英语教学从教学方法、教学目标和教学视角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使教师能够正确科学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和应用英语，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对语言的充分掌握，并且在实际中能够运用自如，这样才能够将英语语言的价值充分发挥和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何璐.探析二语习得中母语负迁移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影响[J].科技信息,,31:287+236.
篇9：语言输入和二语习得探析
语言输入和二语习得探析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语言输入对外语习得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国内外语言学家们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中,克拉申(Krashen)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监控模式理论和“语言输入假设”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本文根据克拉申有关二语习得理论.探讨了第二外语学习中语言输入的意义和语言输入的途径.
作 者：睢萌萌 作者单位：安阳工学院,外语系,河南,安阳,455001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7) 分类号：H0 关键词：语言输入 二语习得 语言能力篇10：浅论二语习得中的意象
浅论二语习得中的意象
本文以双重代码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二语习得中的意象, 认为意象是认知材料内在的不容忽略的一个层面. 然而在以往的二语习得实践中,意象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提出:引导者应该用主要的`精力来帮助二语习得者对认知材料产生情感反应,并形成意象.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将导致认知材料、习得者和引导者三方面的创新,因而具有广阔的前景.
作 者：房定坚 禹昱 FANG Ding-jian YU Yu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92 刊 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年，卷(期)： 16(4) 分类号：H319 关键词：意象 情感 双重代码理论 二语习得篇11：二语习得评论文章读后感
二语习得评论文章（读后感）
Critique of “What is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y Robert Bley-Vroman Yang Wei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available experience and attained compet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amely,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at of explaining the quite high level of competence that is clearly possible in some cases, while permitting the wide range of variation that is also observed. This critique falls into two parts. First, a brief overview is made of the thesis; and in the second part, I will give some comments based on my own understanding on the thesis. 1. Overview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explores and defends the proposition that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re in fac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hich is known a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This hypothesis proposes that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 ceases to operat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a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assisted by the native language knowledge as well as a general abstract problem-solving system. The acquisition problem was regarded as a logical problem: the uniformly successful and speedy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by children in spite of insufficient input and without conscious efforts. In addition to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re are also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ho are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Therefore, there is also a logical problem of adul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how do speakers come to know more than is present in the input? Before touching upon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 author lists nin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from which it is evident that adul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resembles general adult problem solving and not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other words, adul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much more like general adult learning than it is like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nine fundamental large-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re: a. lack of success; b. general failure; c. variation in success, course and strategy; d. variation in goals; e. fossilization; f. indeterminate intuitions; g. importance of instruction; h. negative evidence; and i. role of affective factors. The above nine characteristics has provided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Compared with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at the function of LAD is filled in adults by the native language knowledge and by a general abstract problem-solving system. In the following the author summarizes four alternative hypotheses on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esid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there are the L1 Interference Hypothesis, the Input Hypothesis, the Affect or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 and the Competing Cognitive Systems Hypothesis. Then other possible evidences for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are mention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ree assumptions favor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including learners’ languages not constrained by Universal Grammar, adults not having access to UG-generated knowledge and properties of language not necessarily clustering in adult-learned languages. 2. Comments The author’s argumentation on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based on solid foundations --- abundant evidences as well as quotations are provided to defend his opinion, and on the whole I’m convinced by the author’s standpoint. My experience of life can provide a good example for this. According to my teaching experience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the students pronounce some difficult English words decently. And different students took different learning strategies in English learning: some listening to special VOA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some reading several articles each week; some shouting Crazy English before breakfast; and even some only memorizing words from page to page before sleeping. But the result was more often than not dissatisfactory: they are incapable of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after graduation. However, thing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or children. My cousin’s two nineteen- month babies could call the names of others after hearing the pronunciation for only one time. What’s more amazing was that they were capable of imitating the English names such as “Wessle” even much better than my adult students! This example may provide a good evidence for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Although the author’s view in this article is fully convincing,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issues which are not covered. Here I’d like to mention one of them which I think is worthy of note: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versus academic competence. Scholars assert that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cludes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academic competence both in L1 and foreign language. There is a strik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is generally acquired by ordinary people while academic competenc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obtain. It is evident that not all native speakers can achieve L1 academic competence level, but som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can achieve very high academic competence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In other words, non-native speakers can do better than native speakers in the academic competence of that language. This may pose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REFERENCES Bley-Vroman, R. What is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arsen-Freeman, D.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Muriel Saville-Troike Introduc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篇12：母语思维对二语词汇习得的负迁移
母语思维对二语词汇习得的负迁移
二语学习者词汇习得过程中的母语思维是不可避免的.在二语词汇习得的很长阶段里,学习者会受到母语思维负迁移的影响,依赖母语来获取二语词义,并将母语语言的搭配方式和学习策略应用到二语词汇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不断积累的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知识以及母语和目的语思维差异的认识有助于减少二语词汇习得过程中对母语思维的依赖.
作 者：王文铃 袁玲丽 WANG Wen-ling YUAN Ling-li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安徽,合肥,230009 刊 名：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8 8(1) 分类号：H319.3 关键词：母语思维 二语学习者 词汇习得 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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