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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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论文范文

篇1：中国经济影响力分析

中国经济影响力分析

自亚洲金融危机伊始,中国经济的影响开始引人瞩目.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逐年增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应当怎样科学、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时下是个热门话题.本文借助国际上通用的判断世界经济大国的标准,判断得出,中国离世界经济大国的门槛还有一步之遥.运用两种思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进行了科学分析.

作者：王涛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北京,100872 刊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F12 关键词：中国经济影响力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

篇2：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总结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四大特点,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与问题,着重指出二○○二年国际经济复苏对我国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会带来不利因素不能寄予太高希望,要着力解决好国内经济中的四个问题,文章予测中国经济仍可以保持较快增长,增长率可实现8%.

作者：李京文作者单位：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刊名：建材发展导向英文刊名：DEVELOPMENT GUIDE TO BUILDING MATERIALS 年，卷(期)： 1(1) 分类号：F124 关键词：经济发展趋势 WTO 新型工业化道路

篇3：中国经济自由度分析

中国经济自由度分析

为反映中国经济自由度的历史变化，我们根据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度报告》各年的历史数据整理了中国经济自由度变动表(详见表1)。

表1 中国经济自由度变动表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中国

3.93

5.05

4.79

5.12

5.4

5.49

资料来源：加拿大弗雷洋研究所各年度的《经济自由度报告》在线资料。

表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自由度变化的基本轨迹。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自由度指数呈上升趋势，1980年为3.93，达到5.49，自由度提高了39.7%；相比之下，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1980年平均水平为5.36，20为6.35，提高幅度为18.5%。

虽然中国经济自由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在全球中的位次不断攀升，在弗雷泽研究所20《经济自由度报告》中，中国在参加排名的123个主要国家或地区中列第100位，排在其后的有23个，这23个国家分布在各大洲。其中，非洲国家有12个，分别为：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刚果(金)、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布隆迪、加蓬、卢旺达、多哥、马拉维、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南美洲国家有3个，分别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亚洲国家有3个，分别为：叙利亚、缅甸、巴基斯坦；欧洲国家有5个，分别为：保加利亚、俄罗斯、罗马尼亚；乌克兰、土耳其。这其中大部分被美国和欧盟等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显然，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已超过了若干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目前还不被欧美等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了解或偏见。

二、中国经济自由度提高更多源于采用市场原则

经济自由化与经济市场化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有高度的相关性。弗雷泽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自由度测算都强调政府对经济管制和干预的减少，这正是市场经济标准中最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市场经济同时强调制度与法制的合理性。弗雷泽研究经济自由度测算的五个因素与众多指标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必需的，强调了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以及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初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国内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详见表2)。

表2 中国国内学者对市场化指数测度整理表

研究者

1980

1990

1992

1995

2001

卢中原、胡鞍钢

62%

江晓薇、宋红旭

38%

困家计委课题组

65%

顾海兵

35%

40%

50%

陈宗胜等

60%

李晓西等

nbsp;

69%

从表2不难看出，虽然研究者测度的角度与方法不同，但在总体上，中国经济自由度是稳步提高的。根据李晓西教授主持的测度，2001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69%，中国已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坚定不移的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只限于个别关键领域，企业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对外交往的自由度显著提高，经济自由所要求的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同时表2也说明中国经济自由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等方面。

三、中国经济自由度在转轨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既属于发展中国家，又属于经济转轨国家。世界各贸易伙伴国与投资者都十分关心转轨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变化，关心对方相关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程度。为进行比较，我们整理了20.01年八个主要转轨国家的经济自由度(详见表3)。

表3 主要经济转轨国家2001年经济自由度比较表

国家

排名

总指数

政府规模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

对外交往自由度

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

匈牙利

4.7

6.7

8.5

6.6

捷克共和国

6.06

4.5

6.6

9.4

8.1

5.8

波兰

5.97

4.5

5.8

7.6

6.7

5.3

中国

100

5.49

3.8

5.1

6.9

4.7

保加利亚

103

5.32

4.6

4.8

4.5

7.2

5.4

俄罗斯

112

5.04

5.5

3.8

4.9

6.7

4.2

罗马尼亚

116

4.7

4.6

2.3

6.6

5.3

乌克兰

117

4.6

3.5

4.2

3.7

6.8

4.9

资料来源：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度报告2003》在线资料。

各国经济自由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模式、途径和效果的差异。比如，中国是实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则实行的是较为激进式的改革，而实行激进式改革的国家改革效果又有较大的差异。从表3可知，中国经济自由度在上述八个转轨经济国家中居第4位，处于中等靠前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改革是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自由化，虽然生产力相对落后，但经济自由度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已经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

四、中国经济大部分领域有了较高的经济自由度

1、中国经济自由度部分因素已接近或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根据弗雷泽研究所2003年《经济自由度报告》，用统计比较的方法，将中国2001年经济自由度与参评的123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进行对比(详见表4)。

表4 中国2001年经济自由度与平均水平的比较表

国家

总指数

政府规模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

对外交往

自由度

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

参评国家平均值

6.35

5.84

5.53

7.73

6.93

5.74

中国

5.49

5.1

6.9

7.0

4.7

资料来源：加拿大弗宙泽研究所，《经济自由度报告2003》在线资料。

由表4分析，在2001年经济自由度的五因素评估中，中国有三个因素接近或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对外交往自由度评估为7分，超过参评国家的平均水平6.93，这说明中国的贸易壁垒在不断减少，对外交往的自由不断提高；另外，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及货币政策合理性已比较接近参评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体现出中国一直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国致力于金融市场化改革，并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

2、中国经济自由度中政府规模因素的分析

根据中国2001年经济自由度各因素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自由度五因素中，政府规模因素得分偏低，那么，中国的政府规模究竟如何?

弗雷泽研究所对政府规模的评价用了四个指标，其中，“政府企业和投资与GDP的比率”是值得斟酌的。虽然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仍然非常巨大，但国有企业的自主化程度已非常高。从“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人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阿根廷、巴西、波兰、南非、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现实情况分析，不管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都存在政府适度干预，只是干预的强弱与干预工具组合方式不同。中国国情比较复杂，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

五、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增强了中国的总体竞争力

由于中国在经济领域更广泛的范围内享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资源配置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中国的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瑞士洛桑学院(IMD)对世界49个主要国家的竞争力从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评估。该研究机构对竞争力的评估采取排序的形式，我们在这里选取了49个国家中的10个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国家进行比较(详见表5)。

表5 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2001年国际竞争力比较表

国家

总体排名

经济表现排名

政府效率排名

企业效率排名

基础设施排名

巴西

中国

捷克共和国

墨西哥

印度

南非

阿根廷

俄罗斯

波兰

印度尼西亚

资料来源：《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根据分析，中国经济总体竞争力在参评的49个主要国家中居第33位，高于捷克共和国、墨西哥、印度、南非、阿根廷、俄罗斯、波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攀升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高是有序发展的，是充满效率的。

综上所述，经过20多年的经济市场

化改革，中国经济自由度已有了突破性的提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自由度总体上已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国家所要求的标准，应理所当然被国际社会视为市场经济国家。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从广度与深度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提高。

篇4：经济管理现状分析论文

1.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1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要想解决农林经济管理中的问题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科学的布局和规划新农村建设来创建城乡一体化，无论是工业的发展还是农业现代化的建设都应该最大限度的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可以通过一定的鼓励措施来让农民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从而提高农民工作的热情，这样既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又能够为现代化的技术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是完善物质装备，在科学管理方面改进农林生产工艺，实际上，很多的农林企业都应该运用科学的管理理念与创新意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土地的产出率，让企业在农林经济发展方面具备综合的竞争实力。

1.2实施农林业现代化管理、健全社会服务体系

我国农林经济要实现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科学技术都要为农林业的改造提供帮助，在农林经济的管理与创新方面组建强大的人才队伍，要求人员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管理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方面突出，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够向农村普及更多的有关农林经济管理与发展的知识，让农民都能够掌握先进的生产种植工艺，从而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高农林经济。另一方面，农林经济的管理要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这正是我国新农村建设所缺乏的关键环节，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够帮助农林业在科技、农业信息、林业信息以及生产销售等方面得到正确的指导，加之政府部门的鼓励政策，充分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林经济的管理提供有力帮助。

1.3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农林经济的管理问题是关乎我国民生的大事，而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不仅能够帮助农业集约化形式的建立，还能够使我国的农林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首先，在提高农业人口素质方面，应该加快农村教育举措，尽管目前我国农村已经很少存在文盲，但是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其次，在农林科技体制的改革方面也不能松懈，无论是技术服务还是科技管理都需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通过组建先进的农业科技机构来增强我国在农林经济管理方面的力度，从而研发出更为先进的生产工艺与技术手段。

2.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创新

我国农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因此，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创新至关重要，首先要认真处理好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两个传统优势专业和其它新生专业之间的关系，农业经济管理和林业经济管理专业是农林经济一级学科的传统专业，也是其能够立足于大经济管理类专业之林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不断加强特色建设，协调好经济与管理的关系、传统专业与新生专业的关系、近农专业和非农或离农专业的关系，是未来农林经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其次，教学和科研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两个基础，这是不容置疑的，农林经济管理是以服务三农为特色的学科，适应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经济是学科的使命和天职。然而，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在进行着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正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业生产力水平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内部循环转向开放和实现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二是正在从计划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型，农业生产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组合到产品供应销售的全过程，都由市场来调节，全面提高市场竞争力正在成为农业发展的新要求。总之，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建立要求培养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管理理论的人才，从而为我国农林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3、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措施，与此同时，对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创新进行了阐述，相信随着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体系的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以及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一定能够使我国的农林经济发展的更好，使我国的农林企业具有一定的综合竞争实力，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经济的发展。

作者：王勇阎景峰单位：长春市双阳区农村经济管理总站、长春市双阳区农村经济管理总站

篇5：经济管理现状分析论文

1、目前经济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管理理念落后，没有危机意识等等问题，很大一方面的问题是管理部门的空缺。这里所说的管理部门并不只是指企业相关工作的管理构设。这里所说的管理部门，应该要对企业的财务资金运转有一定的管理权，这样能够更好地调控整个企业的发展局面。另外还要针对市场的不断变化进行危机评估，对于可能面临的问题制定相关的应对措施，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运作，有更好的危机应对能力。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管理部门，但目前很多企业关于这样一个管理部门仍是处于空设的状态。

2、经济管理的创新措施

2.1树立科学先进的管理理念

管理理念要被认同，得到支持，人心是很重要的因素。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科学的、先进的。关心员工的工作和利益，才能更充分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员工进行理性的管理和约束的同时，也要人性化，将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能够让员工提高自律性，严格要求自己，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也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另外如今创新的管理理念还有相关的企业核心文化建设。从加强文化建设来将企业的管理理念渗入到员工的工作当中，让员工得到潜移默化，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让个人和企业共同发展。从而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2.2创新管理制度

对于落后的管理制度，我们要进行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制度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因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遇到新问题。这就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就是要满足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关于管理制度的创新，我们不难发现企业的组织结构要根据发展形势作出调整，这样才能够让企业的资源不断得到优化整合。在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下，制定一些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以适应员工和企业的发展，这样才能让企业不断地产生经济效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稳定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

2.3加强内部监管体系建设

“钱”和“权”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根据市场发展的新形势，企业应该对于管理层和财务部门乃至企业上下都要做好监管工作。企业避免钱权的集中，否则会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另外对于财务的监管要进行内控，确保财务以及其他各部门能够对于本职工作高度负责。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多方同意决定，做好相互制衡，避免个人主义而做出错误的决定造成经济损失。

2.4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

如今已进入科技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让很多企业的管理运作效率得到很大提升，所以在管理上，我们要建立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信息技术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大特征，这表明企业进行信息化管理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同时也是企业得到不断发展的要求。实现企业信息化管理，能够帮助企业在最快最短的时间掌握市场的信息，从而更有效迅速地开展各方面工作，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信息化的管理对于企业内部的管理也是更加科学规范。企业内部得到改革提升，以更先进的管理措施进行稳定发展。对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创新也是发展的必然。市场的经济仍然在不断上升发展，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经济格局，我们只有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革创新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企业要以更稳定的步伐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就要明白经济管理的现状，当中存在哪里制约发展的问题，而本企业是否也出现问题。对于经济管理的创新和发展，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创新的管理下发展，使企业能够在不断挑战中把握机遇，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让企业能够更稳定地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作者：高邱霞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篇6：外汇储备现状分析论文

关于外汇储备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以及超量外汇储备的消极影响，对如何解决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规模管理结构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1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亿美元。经过不到30年的努力，我国的外汇储备翻了6000倍。其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一、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估计

一国的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本国对外汇发行国的债权，持有合理数量的外汇储备既是出于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考虑，也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但是外汇储备如果构成不合理或者超过适度区间，就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偏高呢？

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外汇储备的实际需要两方面因素考虑，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应为4540亿美元。鉴于4540亿美元是以的数据为依据得出的结果，相对于我国当前所需要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偏小的，但考虑到我国现在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大关，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剩的倾向。

二、外汇储备过高的负面效应

过高的外汇储备给我国的经济平稳运行,已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汇储备过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高额的外汇储备改变了我国的货币的供应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

4.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三、解决外汇储备过高问题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超过适度规模的外汇储备会给一国经济平衡发展带来压力和风险。因此，我国有必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抑制外汇储备不正常的扩大。当前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遏制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控制外汇储备规模。其次，对外汇储备结构适当调整，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独大的局面。

1.外汇储备规模的调整。(1)对进口措施进行调整。进口政策调整不仅可以减少我国过高的贸易顺差,也有利于消除政策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和灵敏的市场机制。同时,通过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大。(2)购买战略石油储备。石油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被喻为“工业的血液”。但石油的蕴藏和使用却极不平衡。产油国和工业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国际游资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都会造成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今年国际原油价格曾经一度摸高至80美元一桶。过高的石油价格给我国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避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冲击，我国可以在石油价格回落到合理的时候，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加紧购买石油，扩大石油战略储备。(3)为社保基金注资。目前，全国的社保基金规模只有1477亿元，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基金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就曾公开表示，社保基金的缺口在1万亿元以上。与社保基金的短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高达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央明确指出要多渠道筹集社保基金。因此，将部分外汇储备划拨到社保基金账下是有政策支持的。

2.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储备货币币种的选择以及比重安排；二是外汇储备资产的调整。

(1)储备货币币种的选择以及比重安排。储备货币币种的选择以及比重安排是各个国家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共同所面临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和巨额财政赤字使得美元兑换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持续下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美元的贬值程度，专家提出了不同的预测，有专家认为美元的贬值率在20%左右，也有专家认为美元的贬值率将达到40%。因此，为避免美元贬值造成本国外汇储备缩水，调低美元资产比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调整的一个方向。

我国外汇储备币种调整不能通过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来达到减小美元资产比重的目的。当前，我国最稳妥的做法是增加新增外汇储备中非美元资产的比重同时将美元资产的增长速度调整到适度的范围，从而降低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近几年，我国同日本、欧盟的贸易发展良好。目前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20我国与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3561.5亿美元、3020.8亿美元和2360.2亿美元。三者合计占到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41.2%，如果考虑到内地经香港对上述地区的转口贸易，则该比例将上升至50%左右。我国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鼓励我国企业选择欧元和日元等非美元货币结汇，从而扩大欧元、日元等外汇储备的份额。

(2)外汇储备资产的调整。外汇储备资产调整是我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外汇储备资产种类包括长期国债、短期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外汇储备的资产调整就是对以上资产比重进行重新配置。对我国而言，则主要是如何调整美元资产的问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的美元长期债券投资占外汇储备的68%，达4850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比例为57%，政府机构债券比例为36%，企业债券比例为7%。而我国投资美国股票的资金仅占外汇储备的0.47%。由此可见,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配置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分强调储备的安全性而忽视了收益性。在我国当前外汇储备较为充裕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盈利性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于润张岭松:《国际金融管理》[M].南京大学出版社,,147～160

[2]于立新王军:《国际金融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339～349

篇7：企业管理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的企业管理正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本文主要就企业管理现代化内涵及特征加以分析，并对现代化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企业管理现代化现状

一、引言

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深化，使得企业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上已经不能有效适应当前发展需求，所以现代化的管理就比较重要，这对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有着促进作用，而加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二、企业管理现代化内涵及特征分析

（一）企业管理现代化内涵分析

企业发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愈来愈大的竞争，所以在管理的现代化方面就显得比较重要，企业管理现代化主要就是通过对管理科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企业实施的管理。对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理解有着几种不同的概念，首先这是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是在生产力及科学技术下企业经营管理所达到的水平，是随着时间及空间变化进行发展的。从另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概念进行理解，主要就是系统化的工程，所涉及企业的人、财、物以及信息等多种因素。[1]

（二）企业管理现代化主要特征分析

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有着鲜明的特征体现，主要就是对经营决策的突出，将管理的重心放在经营上，而经营的重心则是在决策上。另外在后发效应上也比较显著，这和我国的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总体进程是有着一致性的。而在区域差异性大的特征也有着显著的呈现，在管理创新和企业机制以及体制的变革交替上也有着重要呈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也是交替进行的，现代化的管理是以人为本为重要的管理理念，对员工的教育比较重视。

三、企业现代化管理现状及发展前景展望

（一）企业管理现代化管理现状分析

我国的企业管理现代化发展中还有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除少数的企业外，我国还有着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在实际管理中还存有缺陷需要完善。主要体现在管理的思想上有着以改代管的问题，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比较突出，企业的主要动力是来自自身的利益驱动，但是在自身的约束机制方面却没有得以形成，所以在实际上的管理没有得到加强。[2]从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的特征上能够看出，主要是产权清晰以及权责明确化等，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呈现，只是对产权清晰有了强调，而在真正的企业管理层面的重视度却没有充分体现。

除此之外就是在企业管理组织的结构方面还存有很大的缺陷，无论是从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管理的现代化方面都存有不同缺陷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职能没有到位以及民营企业的产权封闭型和用人不科学等。这些管理现状都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还有就是在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方面没有得到扎实的呈现，对现代化的方法以及工具的应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基础性工作主要包含着基础数据收集以及制度化的管理和员工的培训等。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企业在培训方面的投入还不充足，在系统化的管理规划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方法也相对比较陈旧，没有重视培训的效果和跟踪式的评价。

（二）企业现代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分析

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牟其中在思维层面以及方法层面和管理工具层面等，都有着显著的体现。其中在管理方法现代化方面主要是为现代化生产要求的适应，进行推广的先进管理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就包含着现代经营决策的`方法以及理财方法和物资的管理方法，在这些现代化的管理方法上进行构建质量保证体系管理模式实现规范化的管理。[3]

而在思维现代化方面主要就是能将服务观念以及经济效益观念和竞争观念等得到充分体现。企业的领导要能够将以和为贵和以善为本的思想和实际的管理相结合，从而为企业的员工创造一种轻松和谐的发展环境，也能够为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新理念得以有效树立，从而成为企业发展的鲜明标志。

另外就是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的现代化，以及管理工具的现代化，当前的信息传递的手段均是通过现代化方式所实现，通过计算机或者是网络技术来对企业管理中的相关信息进行实现，这样能够将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企业在这一现代化工具实施下就能够将各方面的信息得到有机统一，从而能够方便企业的员工通过对浏览器的利用对自己所需要的动态信息以及静态信息进行分享。

（三）企业管理现代化发展前景展望

从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形势来看，将会得到不断的优化将会从利润的最大化向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进行转变，随着当前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将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得到最大化的呈现。知识经济全球化发展下企业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及分享，企业能和员工实施直接性的沟通。

在智能化的管理方面将会得以实现，在当前的大数据以及数据挖掘管理等智能化技术作用下对企业的管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信息化系统的构建以及智能化数据库的构建就能够有效提升实际决策的准确度，这样在历史数据的深入分析方面也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绩效管理以及实际业务的创新也有着促进作用。[4]

四、结语

我国的企业现代化管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还存有不足之处，所以要能够针对这一层面的问题得到重视，采取多样化的现代管理手段加以管理，将创新思想在管理中得到充分的融入，这样才能够将管理水平不断地提高和完善。由于本文篇幅限制不能进一步深化探究，希望此次理论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待后来者居上。

参考文献

[1] 胡新欣.企业管理现代化走向多层创新[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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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凯.河北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新成果审定工作总结[J].河北企业，2014 （03）.

篇8：企业管理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管理改革的工作也随之发展。本文则重点对我国企业中的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体制三方面现状进行深刻分析，进而为优化改革提供相应的建议，以便于我国各大企业能够承受住国内外市场所带来的压力。

关键词企业管理现状对策

引言：企业一直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管理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相应的改变。为能够完善企业的社会职能，就必须从我国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人力资源改革、财务管理改革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找出合理解决对策[1]。因此，对以上三方面改革进行优化至关重要。

一、企业管理现状分析

当前，企业大多数为家族企业，采用集权式管理，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管理方式并不能很好的做好企业管理工作，这是因为企业的产权、智力结构不合理，这样就使得企业竞争力受到严重的影响。除此之外，企业管理者多数为生产技术人员，未经过系统性的管理培训，使得大多数的企业管理层的管理意识较差，做出的管理决策出现失误，不仅影响企业发展，而且还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损失。企业管理关乎着企业的未来，只有认清当前的企业管理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制定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使企业管理工作顺利的进行。下面对当前企业管理现状进行简单分析：

（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纵观我国企业管理现状能够发现，部分企业依然使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由于未能根据时代发展调整管理模式，就导致企业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2]。由于现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自身专业素质较低，并且未能掌握相应的管理技能，因此使得内部人力资源系统不协调。

（二）企业财务管理现状

众所周知，一旦企业中财务预算管理出现漏洞，便会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在财务方面，由于企业一直在预算管理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因此，便使得企业在进行财务预算编制时与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出现分歧。这则表示现有企业财务绩效考核时，未执行完善的考核制度以及正确的考核标准，从而导致企业整体工作的质量下降。

（三）企业管理体制现状

在企业的管理体制方面我们能够发现，现有企业缺乏系统性的管理体制，包括大中型企业，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如果不能有一套完善的系统管理体制，就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现如今，很多企业在延续着传统管理体制，使得企业管理过于混乱，这样就会出现纪律松散、管理效率低下等现象。即使一些企业效仿其他企业的管理制度，但因没有与本企业情况结合，所制定出的管理体制仍然无法适用。

二、企业管理对策探讨

（一）人力资源管理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管理工作也随之改善，但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还需要积极进行改革。为了跟上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脚步，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企业将科学管理模式作为指导方针，进而优化自身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结构，对现有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同时，做到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思想培训，将高尚的道德品质、职业素养、爱岗敬业的精神等深入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心中。同时，通过实施绩效工资制度以及设立相应的激励制度，便能够让每一位员工保持积极的工作热情，进而保证工作顺利进行。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对员工加班工作设置奖励制度。对每一位员工进行额外工作的奖励，能够让整个企业的工作系统变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优质系统，进而完善本企业的工作系统。

（二）财务管理改革

在财务方面，企业应该着重将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进行有机统合，同时结合自身单位的特性，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这样一来，通过将各员工的工资管理与企业的预算管理相统一后，便能够有效监督各个企业预算管理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因此，要发挥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与财务监管部门真正的监督作用，就需要在企业的资产管理过程中对内部每一位工作人员进行实施的监督，并争取将责任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通过以上工作便能够有效为企业节约不必要的资金浪费，进而起到节约的作用。这样一来，便能够帮助企业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提高管理水平。

（三）管理体制改革

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企业需要根据国家颁发的政策作为指导方针进行改革。由于我国企业大部分经费均来自国家财政，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企业就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这就需要企业应该勇于承担起行政职能，将生产经营活动的部分转变为能够更好为群众服务的企业。这样便能够区分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责任。一旦行政部门安排特定任务工作时，企业便可提供相应的有偿服务，通过以上工作便能够理清企业与行政单位之间的关系。

结语：综上所述，企业的管理改革不但需要从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体制三方面进行改革，同时，也涉及诸多方面。因此，深刻分析我国企业管理现状找出合理改革的对策至关重要。由此一来，对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企业管理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相信我国企业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杨晓春，史明伟.企业管理发展趋势研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4）.

[2] 左和品，何忠勇.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经济论坛，（21）.

篇9：交通枢纽现状分析论文

交通枢纽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下，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紧缩措施。目前的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通枢纽的建设。该怎样看待交通枢纽，交通枢纽建设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进行交通枢纽的建设，都是需要思考的重点。

关键词：财政紧缩；交通枢纽；建设；人才

1交通枢纽建设的重要意义

交通枢纽作为基础产业，它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其发展水平必须与其他产业相适应。同时，加快交通枢纽的建设将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它的建设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可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它的建设和发展将从整体上改善城市经济的运行效率，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为其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服务。

交通枢纽的发展，从宏观上有利于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从微观上讲，任何一家企业只要物流成本降低，市场竞争力就增强，盈利就会上升。

因此，在投资锐减，外部消费萎靡的情况下，拉动内需是非常必要的。故现阶段交通枢纽的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战略高度规划和布局了一批不同的运输枢纽城市或区域。例如，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综合运输枢纽之一，拥有丰富的客流和物流。沪宁、沪杭高速公路的建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干支相接，扇形辐射，编辑全国15个省市和多个县市地区。

2现阶段交通枢纽建设的困局

我国现阶段交通枢纽建设面临的以下四大困局。

2.1财政紧缩

9月以来，美国金融风起云涌，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为导火索，国际金融市场掀起滔天巨浪，旷日持久的美国次贷危机转化为严峻的世纪性金融危机。此后，中国施行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而交通枢纽建设恰是此政策施行的对象之一。

2.2管理与安全

交通枢纽建设复杂，而且其组织管理也需要较高水平。7.23动车事故便很好地说明了。事故调查结果显示，其组织管理不善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而此次事故后，国务院对铁道部进行强力整顿，限制其的高速发展，而这也阻碍了交通枢纽的建设。

2.3各种运输方式独立发展

当前中国在铁路、航空方面的建设规模和速度已举世瞩目。然而，铁路与航空这两种交通方式仍处于独立的发展态势，仍没有有效互连，更没有大规模建设，这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仅浪费资源，还无法提高效率。

2.4资金浪费，重复建设等现象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一些地方兴起了一股“建设风”。这些建设均缺乏科学的规划，不顾实际地盲目建设大港口、大机场，造成了大量基础设施的限制和资源的浪费。

3交通枢纽建设走出困境

现阶段，我国交通枢纽建设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国家想进行基础建设，从而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拉动内需。然而政府又无力承担，所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是国家当开源节流，保证一些重要交通枢纽的建设并保证其规模合适。这样不仅能提高运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的良性互动，还能拉动内需，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提高各种运输方式的组织管理质量，保障人们的出行效率及安全，给投资者以信心，给国家以信心。使得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向交通枢纽建设倾斜。同时，国家应当出面整合各种运输方式，保证有限的资金得到最大的效应，亦可如铁道部近日表示一样，鼓励地方财政加入交通枢纽的建设，毕竟一个交通枢纽的完成，可对区域开发和区域经济存在巨大推动作用。

最后，建设筹划、参与、实施方应当本着清廉的原则，对项目进行认真、仔细的`规划，以保证交通枢纽的高效性。此外，司法部门应加大对工程贪腐的关注惩罚力度，以此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

4交通人才建设的必要性

交通运输也要发展必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交通人才是决定交通行业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要实现交通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运用型交通人才应具有的素质：（1）可以自动顺应各个范围的需求，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从事行政管理、技术效劳，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与推行、运营与管理任务。（2）具有综合素质，知识经济是充溢竞争的创新经济，它要求人们不只要必要的知识储藏，而且才干顺应、心思顺应、思想顺应、体力顺应。（3）具有创新看法，对于加速交通科技提高，推进交通经济开展，逐渐增加与兴旺国度的差距，具有决议性作用和十分重要的意义。（4）工程系统型，既懂工程技术，又懂得管理与工程背景的工程系统型人才，而不应以培育一无所长为满足，要从过于注重工程技术的专门性转变到愈加注重工程系统的完整性，使他们不只能从事专业技术任务，而且能了解与专业活动相关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甚至国际背景，成为系统的管理、筹划、指点和决策者。

我国交通人才战略总体现状为：人才资源总量不断增加，人才队伍结构明显改善，人才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管理机制逐步完善，但依然存在交通人才资源短缺、交通人才建设有待加强、交通人才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等问题。交通人才要适应交通服务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以高层次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能技术人才为主，从交通人才管理、交通人才规划、交通人才保障体系、交通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措施。

5结语

在紧缩性财政政策情况下，交通枢纽规划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很多交通枢纽规划建设项目会面临资金短缺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部分建设项目会缓建或者停建，一些交通枢纽工程建设从业人员会有就业压力，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从另外一方面说，这也是交通工程建设行业的一个新的机遇。在财政紧缩状况下，我们被强迫重新审视我们的行业，审视我们的规划与建设项目。我们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我们的交通运输枢纽选址与布局是否合理：（1）我们的规划项目是否得到了最大的效费比，（2）否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紧缩性财政政策下，行业竞争会更加激烈，落后的单一的生产建设方法会被淘汰，先进的综合性的技术会得到推广，这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同时，交通枢纽建设事关国家战略大局，所以它不会一直处于寒冬期。既要呼吁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也要自己去探索新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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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玉梅，李辉，李孟顺等.交通运输类专业宽口径人才培育形式的研讨与实际[J].理工高教研讨，.

篇10：生活现状分析论文

生活现状分析论文

生活，不仅仅是吃喝穿戴，衣食住行，生活应该也肯定有更多的内涵：比如，追求财富、维护尊严，享受心情等等。

关于生活，我们所了解的都是发生周围的事情。总有人自以为是，认为对生活比较了解。其实了解生活，最应该了解的是自己。

人生大多数苦恼，第一是来自身体上的，第二个是来自我们对生活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生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苦恼的来源。

比如说，一个人不管经济状况怎样改善，买不起的东西永远有很多，一个人不管收入怎样不断地增加，也可能他原来设想的东西都已到手，与此同时新的想买的东西又开始在心里琢磨，人是东西越多，却越是觉得缺乏，相对于以前，所缺乏的东西往往是越来越难得到的，于是让他“快乐”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也可以说让他快乐越来越困难。谁之过？是钱财吗？是他自己。

这与“满足与否”无关，一个自以为拥有满足感的人，往往是不得不“满足”的人，其实人人都应该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心，不要以为懂得知足的'人，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一无所求的人是真正的人吗？

不知足应该是生命的源代码，是继续生活的前提。

生活看起来是那么广阔，像一片茫然无际的草原，有清风也有暴雨，有花前也有豺狼当道，有月下也有疾风劲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时地采撷一朵叫做幸福的小花。

但，生活并非只是生活。

比如说，我们总有无聊的时候，无聊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无聊的时候，我们才思慕着做点什么。

我们也有寂寞的时候，寂寞是我们心生愿望的时候。有人说，愿望即人生。比如，有的人沉湎于衣着发型穿扮，有的人禁锢于家庭之中争夺个人地位，有的人喜欢安逸处事总是怎样顺心怎么做，有的人则比较放荡一些灯红酒绿之所是他的爱好，更多的人深陷于对物质享受渴望之中。

生活就这样花花绿绿的，我们总会分析它，稍微一琢磨才发现原来生活挺麻烦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有一堆，除了近忧，还有一些远虑，也可以说成除了生活用品的不充足，还有一些心情上的问题。

就是这样，我们内心想做的事太多了，可是限于经济能力，我们常常带着愿望和遗憾一起生活，就是因为有这两种心情，我们才努力，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得值得。

分析生活，让我们干了些与事实作对的事。与事实作对结果难以预料，但不作对注定失败，这是谁也明白的道理。所以，不满足是好事，有烦恼也是好事，虽然我们享受不起烦恼，但它不请自来，不享受也得享受，谁让生活是一连串乏味的成功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每一次成功都带给我们或多或少的幸福感，但每一种“幸福”都有让人乏味的时候，它是不会停留的。就像解放前，许多穷人认为有吃有穿就是幸福的，可是现代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幸福的呢？

无论怎样分析，真实的生活永远以宽容的姿态与我们面对面，不管我们是消磨，还是打拼，是得过且过，还是日理万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完美之路。

篇11：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经过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不仅在国有部门中仍然如此，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浸染上了这个毛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发展的旧模式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反而带来了前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呢?中国人是否能继续这种局面：既不需要花费大的代价去改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又能不断地享受经济繁荣的甜头呢?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至於从何而来？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但是要研究这一问题，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经济繁荣。

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国家，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1]，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 徊痪弑腹?示赫?Γ欢?碌厍?氖б德室欢雀叽?4%。[2]

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3]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4]}，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5]。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因此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港台资本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象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肤浅的判断。

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第二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料到，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突然又迎来了难以置信的增长和繁荣。如果没有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荣就没有根基。然而，这一轮外资投资高潮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因此也无法指望重新出现一轮由外资推动的经济繁荣。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荣会消失呢？从1983年到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这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上升后出现了对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这一需求引导投资集中到消费品工业，再带动重工业的增长。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两个影响经济继续繁荣的现象，一是农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占人口75%的农村市场需求不旺；另一个是，城市居民收入虽然继续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对食品和服装等日常用品的需求弹性相对稳定。九十年代初，稳定而缓慢上升的消费需求[6]，已经无法象八十年代那样成为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萧条期持续了一年多。

在中国，需求增长减缓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投资的分散化、小型化、轻型化和“短平快”倾向，不仅国有企业这样做，乡镇企业更是如此；结果导致加工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行业性过度扩张等问题。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成本过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开工不足、出现亏损，而只有当需求过度膨胀时才可能充分开工、有所盈利。（程晓农、吴仁洪 1987）因为产业结构扭曲而造成了相当多的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性极强，需求稍有收缩，就会有很多企业因产品滞销，亏损严重而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税收萎缩，企业间“三角债”迅速增加，甚至导致部分员工生活困难、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经济界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内生的对扩张需求的要求，这并不仅仅是源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企业主管的好大喜功，还因为只有在需求扩张、经济高度繁荣时，那些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的企业才有机会减亏微利、缓“一口气”。但如果在消费或投资需求上未出现新的集中、强盛的需求热点，即使政府松动银根、企业增加生产，也只会导致产品过量积压，而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1990年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nbs p;

扩张需求必然会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在加工工业内寻求新的可扩张行业的选择空间趋于缩小，也就是说，加工工业中很难形成新的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效地扩张消费或投资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从而带来新的消费品需求，这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应变化；其次是大幅度扩大出口，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帮助与合作；再次是出现对房地产开发的强大需求，这主要靠外商推动，因为国内城市居民依赖福利性公宅配给，既无财力、也无动力去作大规模房地产投资。非常凑巧，在九十年代上半期，这三种可能性都变成了现实。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进入又一轮繁荣，由投资需求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因素占整个经济增长的六成以上，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7] 造成这次经济繁荣的投资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中国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前一年的117个突然猛增到近两千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50%。[8] “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表1.外商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比重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投资额

(亿美元） 16.6 18.7 23.1 31.9 33.9 34.9 43.7 110.1 257.6 337.7 378.0

在企事业机构投资中的比重

2.5 2.8 3.0 3.4 4.1 4.8 5.4 9.1 13.5 20.6 18.5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终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了繁荣状态。应当承认，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攻坚战的成果，因为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国有部门改革的迟延并未给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力、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表2. 外商工业企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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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86|1988|1989|1991|1992|1993|199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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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工业的贡献（％）|5.1|6.0|13.6|14.8|13.3|21.9|26.7|27.2|23.7|38.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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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外商工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的定义是，在当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量里外商工业的比重。外商工业产值即《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中“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计算工业产值增量时，用的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实只是“泡沫经济”。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数额盲目乐观，而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市场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淋漓尽致的剖析，笔者不在此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经济繁荣当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因应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异。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抢占销售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乘机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10到15个百分点[9]，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了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20%，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5%；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从1993年起，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70%、90%和150%（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本文后几节将进一步分析，在这场经济繁荣中国有企业的应对方法给它自己的前途埋下了何种伏笔。

表3. 国有工业与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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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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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工业| +6.1 |+4.2 |+6.3 |+11.4|+14.8|+2.8 |+5.4 |+6.0 |+20.6

集体工业| +3.8 |+2.0 |+3.5 |+7.5 |+8.0 |-0.5 |-0.1 |+0.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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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厂价格指数 = 当年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

表4. 由国有部门垄断的产业的产品出厂价格上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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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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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比 1992| 57.7 | 35.9 | 71.3

1994 比 1993| 6.8 | 39.5 | 48.7

1994 比 1992| 68.4 | 89.6 |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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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

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

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引进外资高潮是送给中国的一次“飞来横福”。从此，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界认准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金光大道”---只有引来大量外资才能振兴经济。特别是经历了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试尽了几乎所有想得出的“对策”之后，面对起色仍然不大的经济局势，从上到下都形成一个“共识”，只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才能摆脱经济发展上的困境。国内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阵阵声浪，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占了上风，最终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真的会一浪高过一浪吗？九十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能够移到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七十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三大产业（制衣、电子、玩具）早已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一次性的机会，大陆不可能长期依赖港台注入大量新的投资。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区。但是，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很可以存疑的。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圈里，还很少有人认真比较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国家资本之异同。这两种资本的差别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对中国大陆而言，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资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当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大陆现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甚至可以说，不是港台商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中国大陆的整体变革，而是港台商很快地适应了大陆腐败的官场文化，进而大大地拓宽了这些商人与中国大陆官员勾结营私的空间。所以，引进港台资本虽然给中国大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为腐败的官员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并且丝毫不会动摇这些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一轮港台资本的引进高潮，为中国大陆创造出了许许多多餐厅、歌厅、舞厅里的“就业”机会，但并没有给中国大陆的制度进步增添多少光彩。

可是，要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仅是多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减少一些垄断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减少各级政府的种种干预、规范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强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创造条件，而这就需要经济改革之外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作好准备了吗?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天真地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增加一些优惠条件，外资就会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种看法实在是自误误人。

观念误区是中国再创引进外资新高潮的障碍，这首先表现为混淆了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夸大了中国这个市场的真实购买力。如此则不仅可能误导西方投资者，也同样会误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大约2/3是港台中小资本，这些企业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与大陆的企业竞争。港台中小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低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加。因此，引进港台中小资本对国内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无法成为跨国公司的紧密成员。因此，发达国家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设立卫星厂，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准备在中国站稳脚跟、长期发展。

这些西方大企业若到中国设厂，其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既需要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

中国的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复杂性，刚承担了几年为外商出口加工的任务，就自以为是地提出要自创国际名牌、打进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一决雌雄”，这类想法过于忽视全球化商品链组织协调过程的难度。一个中国的企业要从“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翻身变为主导某个全球化产销商品链的跨国集团，必然要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政府对这个成长过程基本上帮不上多少忙，少帮倒忙就是贡献了。

从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这个困境无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越来越快。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存在着更大的误区。在眼下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经济发展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这种陈旧的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

下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场制度建设竞争的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会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前些年的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制度化。有来华投资意愿的西方企业和企业家很不适应这样的制度环境，许多西方的外商更不喜欢那种酒场谈生意、请“小姐”陪客、送礼拿回扣的“红包文化”。如果中国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相反，许多贪官污吏还指望在引进西方资本的过程中，象和港台商打交道那样，大捞一把，那么，即使有一些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它们也很难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资。目前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大多数是赔钱的，它们把初期投进去的资本赔光后，之所以还在观望、而没有关闭撤退，其实是希望看到中国的制度环境真能变得适合西方企业的生存。他们已经观望等待了十多年了，中国若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吃亏的其实是中国。西方企业不来中国投资，仍有其他可去之处，而中国等不来外资，经济困难只会日益严重。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应是改变那种旧的经济发展观念，改变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全球化不甚了了的状况，建立国际化的发展观。国际化的发展观应当是由企业和企业家主导，而不是由政府和官员主导。第二，应该以企业的成长成熟为目标，而不是以政府拟定的增长率为目标，要能够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国内流行的不当竞争手段搬到国际竞争中，或采取投机取巧、钻空子的手法，“捞一把算一把”。第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应该建立在长期互信互利、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而不宜以利用对方、或拉一方打一方为常用策略。在这样的新的发展观面前，所谓的“赶超战略”、“称雄之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渐成一体，那种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一方压倒另一方”式的思维是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四、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是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稳定经济的?

中国与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个国家非国有部门都快速成长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总体上没有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所以，当谈到中国九十年代上半期经济稳定繁荣的原因时，仅仅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说服力是很弱的；因为在东欧和俄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并不比中国慢，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是因为国有部门失去了保护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无法短期见效。而中国除了有外资送来的繁荣之外，还有一个“秘诀”，即通过全力保护国有部门来支撑经济政治稳定。在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追求政治稳定，把满足国有部门员工的利益要求作为制订政策的优先考虑；而东欧俄国则把实现改革的预设政策目标列为优先。这种政策优先序列的差异导致对国有部门的不同政策，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果。

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虽然农民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家职工，由于一元化的制度结构，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要逐渐降低国有部门对经济的支配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前十五年里，国有部门的地位是否确实变得越来越轻了呢？许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肯定的答案，而笔者却认为，对这个问题回答yes或no都不算错，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兴旺，国有部门在销售市场的竞争中业绩越来越差，地位明显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仍然由国有部门供养，城市的消费繁荣主要由国有部门支撑，国有部门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东欧俄国那种国有部门明显衰败、朝不保夕的局面，关键就在于一点：尽管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与非国有部门争夺销售市场时节节败退，但在争夺金融资源时却是优胜者；国有部门虽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于它可以汲取国民经济系统的大部分资源，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大多数国有部门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水准。这产生了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即国有部门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撑着一个潜在购买力强大、对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费市场，并维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社会。

改革中中国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这个现象在工业中尤为突出，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2/3降到了1994年的40%左右。[11] 在包括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国民经济中同样如此，但国有部门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1994年国有部门的比重大约比1985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见表5），因为金融、交通电讯等重要服务行业一直被国有部门垄断。从这个速率来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还会保持相当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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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及占用金融资源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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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国有部门产出在GDP中的比重国有部门贷款占全国贷款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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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49.5 82.0

1992 43.5 77.3

1994 43.2 78.6

1992 比 1985 -6.0 -4.7

1994 比 1992 -0.3 +1.3

1994 比 1985 -6.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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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计算国有部门在GDP中的比重时，各年第一、第二产业的国有比重和1992年第三产业的国有比重可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里查出，1985和1994年第三产业的国有比重是笔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估算的。“全国贷款”是国家银行各项贷款、农村信用社贷款和城市信用社贷款之和。“国有部门贷款”是从国家银行各项贷款中扣除给非国有部门的贷款（即对城镇集体和个人贷款、农业贷款）后得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农村信用社各项存贷款”等表。《中国金融年鉴》中“城市信用社存贷款”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在生产和服务业中的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应也明显下降，后者的变化取决于城市社会中依靠国有部门为生的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事实上，从1984年到1994年，城市经济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镇就业者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在此期间这一比重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城镇就业者中仍然有2/3是国有部门员工。（见表6）如果把国有部门员工人数加上受政府保护、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城镇集体企业员工，则他们仍然占城镇从业者的86%。国有部门员工包括企业员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两部分。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消肿”，相反，却产生了“增肥”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城镇就业者中国有企业员工的比重在1992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缓慢；从1992年到1994年，“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国有部门中吸引走了一批年轻、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是数量有限，国有企业员工在城镇就业者中的比重仅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见表6）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市场化过程不断推进，城镇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要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他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随着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相应地独立化、市场化。如果多数民众仍然依赖社会主义式的生存方式，那么，他们必然会要求政府继续保护国有部门。

表6. 城镇从业者当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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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84|1988|1990|1992|199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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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70.6|70.0|70.2|69.7|68.4|66.7

国有企业员工比重|55.0|53.7|53.3|52.7|51.3|48.8

事业单位员工比重|15.6|16.3|16.9|17.0|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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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从业人员”表。

既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它就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出让较多的份额给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非国有部门。真实情况如何呢？中国国内有一项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产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其资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 1994）。在1980到1988年的第一个阶段，工业产出比重下降，同时工业资本、工业劳动力这两个比重也显著下降，这说明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份额确实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尽管转移的速度不如市场份额的转移那么快；而在1988年到1992年的第二个阶段，情形就不同了，虽然国有工业的实际产出和市场份额继续大幅度下滑，但国有工业占用的资本份额只有小幅度地减少，工业劳动力的比重甚至不变，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资源份额的过程明显地放慢，这表明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见表7）可以说，1989年以前的改革在引导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面明显比1989年以后的政策要有效得多；在后一阶段里，尽管一般的看法是改革取得了全面进展，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能力反而受到种种限制，还不如前一个阶段。

表7. 国有部门在工业产出、资本和劳动力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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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出工业资本工业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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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81.5 86.7 64.6

1988 68.2 77.2 56.6

1992 56.9 73.1 56.5

1992 比 1980 -24.6 -13.6 -8.1

1988 比 1980 -13.3 -9.5 -8.0

1992 比 1988 -11.3 -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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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中工业产出指工业净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转引自郭克莎“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动与资源总配置效应”一文（1994）。

进入九十年代后，国有工业的困难日益严重，盈利率过低，在国有部门内出现了一种把资本转向第三产业、籍此谋利的倾向（即“发展三产”）。如果把第三产业也纳入分析，从国民经济这个大范围来看，则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表5显示出，在1992年全国金融资源（贷款）里国有部门占用的份额将近80%，而该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多。从1985到1992年，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同期国有部门占用金融资源份额只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而从1992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继续下降，但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反而上升了1.5个百分点。1993、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是百分之24%和20%[12]，而银行贷款利率仅10%[13]。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部门能够以低利率优先获得大量贷款，仅仅通过利率上的好处就能获取10%以上的资金利润率。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国家财政对国有部门不能再大量提供补贴后，国家银行用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着另一种补贴。尽管享受着这样巨额的金融补贴，国有工业的实际资金利润率仍然不到3%[14]，而实际上这一点微薄的利润也是银行补贴的结果；而乡镇企业融资时则可能要付出比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高一至两倍的利率，但乡镇企业却仍然能够获得5%以上的资金利润率[15]。通货膨胀率降到贷款利率以下后，银行的金融补贴消失，结果整个国有工业从总体上计算，就亏大于盈、不再产生利润了。

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不能简单地用国民生产总值里国有、非国有部门比重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制的效率是否提高。判断一个经济机制是否有效的依据是资源配置是否改善，即使国民生产总值中高效率生产者（非国有部门）产出的部分增加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里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得同步改善。因为，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只是反映了由它支配的一小部分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与此同时，由政府操纵的、决定主要资源配置的经济机制却把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低效率生产者手中去了，因此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

国有部门在竞争中丢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但仍然能够通过国有垄断性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不至于减少，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国有部门在“汲取”国民经济资源。这个“汲取”过程的经济社会效果有正负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汲取”过程产生的“汲取效应”。其正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有助于扶持城市消费需求，稳定城市社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还可借助外资带来的制度文化间接地促进市场化；而负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大大抑制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同时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既然中国城市从业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部门员工，城市购买力就主要是靠国有部门支撑的。从城市家计调查中可以发现，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约85%仍然来自国有部门。[16] 假如随着国有部门市场份额的缩小，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同步下降，那么，毫无疑问，城市购买力就会明显萎缩，城市消费品市场会步入萧条，城市社会将陷入不稳定之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当然会影响外商的投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24%迅速上升到75%，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程晓农 1995）。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1994年在12万个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4000多亿元，则资产负债率为83.3%。[17] 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面的反映：国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经营收入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

这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常规状态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是我借你贷、有借有还的单纯商业关系；而在中国，国有银行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成为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中“汲取”金融资源的“水泵”，在企业与银行间资金的流向常常是单向的，有“汲取”但没有“回流”。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究竟难在何处――只要“汲取”现象继续存在，国有银行就不可能转型成商业银行，还得继续充当“汲取”资源的“水泵”。

五、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这样的“两分法（dichotomy）”，也许可以很快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样写。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却并非如此，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既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中国大陆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营者、劳动者的工作努力，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中，政府把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狭义地定义为改革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和调整排斥私有经济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连很多严谨的学者也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以为只要在意识形态中给市场经济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经济活动中清除了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经济计划加意识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下还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生成一种制度性文化。后两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们完全可以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失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为转型过程深深地盖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计划经济并不难，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社会基础则极为艰难，东欧俄国虽然也未完成这后一过程，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而中国实际上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既承认原来的权力体系、又承认市场交换活动的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其一是，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其潜在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其二是，一千多万的党政干部和两千多万的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的活动能量比改革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机构和干部所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其次，各个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以及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则是机构要努力“创收”、个人更是“一切向钱看”。第三，计划经济的瓦解使财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样垄断财源，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上级机关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下级机构拨付足够的正常活动经费，更无法满足这些机构员工永无止境的提高工资福利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构和干部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 ”，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也不甘于经济地位上半点落后；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可同时他们也想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最“驾轻就熟”、最现成的机会；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大公无私”的公众利益的代表，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象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行体制会有什么特点呢？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国家已经不再扮演万能的计划者的角色，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自动退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动，政府用非计划手段完全可以实施和过去相似的干预活动。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对经济进行调节或管理，这种调节有些是政府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行使正常职能，而有些则主要是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不一定以提高经济效率或维持社会公平为目标。由上一节探讨的国有部门的资源“汲取”现象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取消指令性生产和销售计划后，商品市场可以迅速形成，但是这个市场化过程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过程；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状态完全可能与在商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并存，构成一种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不一定也是资源配置争夺中的优胜者；由于国有部门“汲取”了本来可由市场机制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资源，使得低效率的部门得以维系、而高效率的部门失去了利用更多资源的机会，这种过程当然不是资源利用优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谈市场化进程可能会掩盖上述资源配置反市场化的现实? ?nbsp;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还表现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地“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其最便捷的做法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屡禁不止的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搞“有偿新闻”，大专院校办短期“培训班”出卖文凭，中小学卖“学位”、收“高价生”，出版社卖书号，医院向公费患者强行推销昂贵药物、搭售日用品等等。这样，税收稽查权、新闻播报权、学历授予权、出版发行权等过去与商业交换无关的权力机会都变成了“创收”的工具。其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型交换扩展到了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这样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寻租”活动的空间，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谋利，不但可能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在财政支付能力日益缩小、而机关事业机构并未随着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在短期内起到稳定社会? 淖饔茫?馐侵醒胝??源讼窒蟆把劭?郾铡钡脑?颍坏??贝死嗷疃?执蟠蟮厝怕伊司?蒙缁峄疃?挠τ兄刃颍?黾恿嘶炻遥??被雇呓饬说赖卤曜迹??戳松缁幔??沧懦ぴ兜纳缁嵛榷ā?nbsp;

当此类活动是由单位有组织地进行时，常常被称为“搞活创收”；如果是员工假公济私、个人单独进行，一经查获则被视为“腐败”。实际上，一旦行政事业机构这类有组织的活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在这样的秩序混乱中，很多社会成员一方面是受害者，一方面又是混乱的制造者；他们会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为自己的不当谋利行为辩护，而对别人类似的损害自己的行为，却从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在计划经济消失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体制会是一种与计划经济无关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市场机制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讲的行政性干预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观管理，而主要是指两类情况。一种是为满足个别利益集团而实施的政策，例如银行奉命向长期亏损、拖欠大量逾期贷款的国有企业继续提供新贷款，这样作既有违经济效率也损害社会公平。另一类是拥有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主要是为了满足干预者个人或小群体的经济利益，这类干预不可能有明确、统一的规则，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难有效地加以控制，只能定期地发动反“摊派”、反贪污之类的“运动”加以遏制。实际上，此类现象正是现行的半市场调节、半“随意型”行政性干预的“双轨”体制的一种“体制病”，只有对这种体制进行“手术治疗”才能“手到病除”，而用“模范人物”的道德宣传或“运动”打击惩处，必然是缘木求鱼，无济于事。

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可能存在，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功能，产生了激励机制，也为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正常交易提供了市场规则，保证了计划经济消失后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六、通向“小康”社会之路：繁华的城市与萧条的农村

中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都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很大利益，对不少家庭来说，“小康”生活似乎已经实现。当城市居民走上了通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居民景况如何呢？如果今天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受市场机制左右，那么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增强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居民应该得益更多。但是，中国的现实正好与此相反，尽管城市里国有部门效率低、亏损严重，其员工的收入福利却象“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农村居民则未能获得应得的经济收益。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了压力、创造了条件，因此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却表明，国有部门集中、体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资源。国有部门所“汲取”的是谁的资源呢？国民经济是由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组成的，国有部门要“汲取”资源，只能是从非国有部门“汲取”。如果从非国有部门中排除准国有的城镇集体企业，则非国有部门包括全部农村劳动力和1/7的城镇劳动力，那么，从非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从农村“汲取”经济资源，被“汲取”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结果。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反而产生出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分配结果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早就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虽然农村经济增长快于城市，但农民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农村资金被城市抽走了。该研究机构发现，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4年，全国经济增长中农村的贡献占3/4，但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却跌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因为，仅1994年城市就从农村中抽走了1340多亿元的资金。[18]

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倚（urban bias）”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造成经济发展中的低效率和不公平（Lipton）。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一现象。本文只把注意力放在与现实有关的两点上：第一，为什么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改革曾有效地改变了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偏倚”、缩小了城乡差距，而到了九十年代，城乡收入差距反而退回到改革前的状况，甚至比改革前还大？第二，城乡差距的扩大对今天的经济繁荣和明天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倒底有多大？[19]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20]，从1978年到1993年，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始终持续稳定地增长，平均每年增加近5%；而农村居民则只是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到1985年收入增长较快，此后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仅及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从1980年到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由3.1:1下降到2.3:1；但是，从1986年起，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正收入之比为2. 7:1(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1984年曾一度缩小到1.6:1)。[21]

关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中国民众中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误区。一谈到致富，人们就会想到“大款”、私营业主，可是这批人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恐怕至多也不过才占1%，光靠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国城市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如此繁华。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很多，如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困难等。而这些原因都与资源分配上农村受到的种种不利待遇有关。例如，国家财政把较多的财力用于维持城市的低消费物价，而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提高国家控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国有的工商业通过大幅度提高农用物资价格、乡镇企业使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业消费品价格，获得了很大利润；国家银行把农村存款转用于城镇国有部门，使得乡镇企业缺少资金；农村基层行政事业机构从财政拿不到足够的经费，就转而向农民摊派等。实际上，这些做法也就是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自从城市改革开始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开始扩大。这仅仅是巧合吗？有一种解释是，城市改革把国有部门搞活了，所以城市职工的收入开始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上升快与农村居民收入停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更自由化，市场机制在农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升反降呢？

事实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不如农村改革那样成功，城市改革给了国有部门大幅度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的机会，但并没有改变国有部门的效率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垄断性地位。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城市经济改革，导致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少、而占用经济资源多，最终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如果国有部门的收入福利分配也象农村一样，基本上由市场机制调节，而不是依赖国家提供的种种垄断性机会和优惠，那么，在国有部门利润萎缩、负债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但可能无法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也不会扩大。

中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有关学者早就针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提出警告，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一趋势并未停止，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过程也依然照旧。例如，1994年，为了防止农业减产，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带给农民的好处，又被国有部门通过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拿走了，结果农民的“得”与“失”相抵，净得无几。[22] 类似情形其实一再反复出现。又如，1995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城市政府恢复给零售商业的物价补贴，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按住了市场机制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以便压低城市物价；结果造成收入高的城市物价便宜，大中城市反而成了价格的“盆地”，在收入低的农村里，物价的涨幅反而高于城市物价涨幅5个百分点左右。[23]

显而易见，低收入的农民可能受到通货膨胀更多的伤害，为什么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不去保护农民，而是主要保护高收入的城市居民，“越富越救济”？这种主要都市居民高收入又“吃救济”的现象，在原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普遍。改革以前，莫斯科、列宁格勒、东柏林等城市都是全国商品供应最丰富、生活条件最优越、国家补贴最多的城市。中国其实仍然在重复苏联、东德的老路，把大量物价补贴投入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需要政府的经济帮助，而是因为城市居民可能的不满比农村居民的不满政治威胁更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储蓄能力下降。在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1985年，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购买了消费品市场上40%的商品，其余都是城镇居民购买的。此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居民消费的份额逐渐萎缩，到，这一比例下降到26%[24]。全国居民当年储蓄中，1985年农村居民还占1/3；而到1995年，下降到只占17%[25]。与此对应，农村居民自建住宅的数量也相对收缩了，1985年他们用于自建住宅的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而199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1/10[26]。农村居民收入微薄，储蓄不足，限制了他们在自己的经营中再投资的能力，结果导致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业产量下降。

与萧条的农村相对比，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而且，因为房改之前公家分配的住房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以及能够享有种种其他福利，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市场经济国家人均收入一到两千美元的家庭。因此，本国产品已越来越难满足这个中产阶级消费的品味和对时尚的认知，发达国家的名牌商品和高档消费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城市消费结构的升级立刻吸引来了西方的大企业，中国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的魅力展现出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又向国有企业敲响了警钟，质次价高、产品老化的国有工业正在逐渐丧失它的城市市场。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实现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在国有部门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也不是通过深化改革、改善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后获得的，而是靠“吃国有部门的老本”和“汲取”农村经济资源维持的。19，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27] 这一调查结果证明，虽然市场机制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生存方式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式的。

在这种机制下获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来的“小康”生活。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许多三口之家正在努力实现或为之陶醉的几室一厅、热水浴室、地毯瓷砖、彩电冰箱、壁灯电话等，苏联东欧早于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在多数城市里普及了。可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苏联东欧国家这样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它们经济建设成功的标志，而只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广告”。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作效率依旧；同时，在苏联东欧，这样的消费升级不是建立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国家动用它多年积累的资源，如同坐吃山空，最后终于维持不下去，“小康”生活又得而复失。过去三年来，中国城市的部分居民因工资不再快速上升、福利大幅度缩水、甚至面临下岗失业等困难，新增贫困人口达1亿多,占就业总人口的14%以上[28]，这一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一点，靠国家发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来得容易，丢得也快。

中国改革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它在直接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时，也已经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引发对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损害。其社会效果是，农村劳动力被生机所迫、又为城市里的繁荣和机会吸引，大批涌入城市，成为附着在城市边缘的流民,引起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中国广大中部地区农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农民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潜在的农村危机会通过农民大量进城而转化为城市里的“农村危机”。而在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把戳向国有部门的“双面刃”:一方面它将外商大企业吸引进城市的消费品市场，同时将国有工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另一方面又不断削弱农民的购买力，挤压国有部门的农村市场，使产品质次价高的国有部门在农村市场上也销售乏力。一个处境危艰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这样的局势直接危及城市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础。

七、繁荣缘何而去?

过去十多年来，在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认为小康生活的实现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只要改革开放的政策继续下去，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不断提高。本文的具体分析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看法。尽管许多学者可能会同意笔者的某些具体观察，也在局部问题上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但却很少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种由国家发给城市职工家庭的“小康”生活建立在国有部门“汲取”金融资源和转移农村资源的基础之上，它真的能长期维持下去吗?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让事实说话，结论恐怕都一样：一旦国家的老本掏空了，这样的小康生活将无以为继。

九十年代上半期里，中国幸运地获得了大量外商投资的机会、用国家银行支撑着运营不良的国有部门、又把农村的资源转移到城市使用，通过这三管齐下的办法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相对稳定。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重心和突破都在农村，城市中的改革主要以减少指令性计划和松动价格管制为目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结构偏向轻工业；利益分配上曾一度比较注重城乡之间的平衡。而进入九十年代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到了城市，对外加速开放，金融与房地产业全面活跃；利益分配上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城市偏向；由于高度倚重经济社会的稳定，余留的旧体制以新的形式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而中国经济成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是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个棘手的任务成了世纪之交经济政策的焦点。曾一度支撑着短期经济繁荣的体制格局和经济结构，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支持今后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稳定；相反，目前的体制和经济结构还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并且终于导致九十年代上半期短暂的经济繁荣悄然终结。

问题的症结就在国有部门以及以依托这个部门的社会控制机制上。中国大陆的国有工业是改革前30年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中连连落败，旨在搞活国有企业的各种试验都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工业没有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但却严重损害了国有工业的发展潜力。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工业的产业素质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

虽然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工业大规模引进了外资，但其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都未因此而显著改善。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最近指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但中国的国有工业与这一轮出口的高速增长关系不大（Lardy）。在1986和1987年，4/5的出口增长来自国有工业，而到了1991和1992年，在新增的出口额里国有工业只占1/5。[29]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关于中国工业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工业是因为靠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才能生存，在十九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十个产业，包括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纸浆原材、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造纸等，如果没有贸易保护措施，它们的产品价格就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说按国际市场价格来衡量其工业增加值是负的），将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30]。国有工业中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如钢铁、石油等，过去在国际竞争中，虽没有质量、服务方面的优势，却还有低成本低价格的有利竞争条件；经过1993、1994两年能源原材料的大涨价，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不仅提价创收从此不再可能，而且由于国产品质量差，只好在国内市场上用低价与同类进口产品竞争。但是，这些产业在产品出厂价每年上涨50%甚至100%的时候，尚且不能明显改善盈利，现在却要被迫降价竞争，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来，国有部门支撑着城市消费群的主体，经济社会的稳定完全依赖国有部门的存活。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丢了国内市场，失去了设备更新的时机，也耗用了可用于技术进步的金融资源，负债比率越来越高，盈利能力很低，又面临着价格壁垒消失、国际竞争强化的新环境，可以说，它自身已接近体质衰竭，只能依赖政府“输血”来维持生存。事实上，政府只要还有一点资源可用，也从未停止过对国有部门的“输血”。在八十年代里国有部门有国家财政这个坚强后盾，政府对国有部门“输血”的直接手段是减税让利。进入九十年代后，财政已被掏空，要反过来靠向民众借债过日子，财政部每年必须新发行一、二千亿债券才能维持必要的支出，这已接近财政的借债上限。这样，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就改成靠国有银行“输血”，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变化[31]，则使银行得以集中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执行这种“输血”职能。国有部门从国家银行大量“汲取”金融资源的结果是把银行也拖进了危机状态。早在1994年，国内就有学者指出，“四大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是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占贷款总额20%以上的贷款已经坏掉无法收回。加上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比例在70%左右。对? ?卸?裕?饬礁鍪?质鞘?志?说摹??991年末四大银行的贷款呆帐约有4300多亿元，而同期四大银行的资本只有1500多亿元[32]，四大银行已经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现象。”[33]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向银行“打白条”[32]，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全国每年对银行欠息一千多亿元[33]。因此，1994年中国大陆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1995年情况更为严重，上半年全部金融机构亏损达259亿元[34]。银行亏损，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为此1994年中国大陆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35]。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了，到19，中国银行的自有资产已下降到3%，比巴塞尔协议规定的银行自有资产比例要低5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十到十五倍，理应准备比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多十几倍的坏帐准备金（国际上商业银行一般每年都从盈利中提取相当于其资产百分之一到二的坏帐准备金）。然而，实际情况是，1995年以前，中国的银行为了追求帐面利润，所准备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36]。换言之，银行把大量贷款借给了不打算归还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坏帐自己也并未准备清偿，那么，是谁在承担损失呢？“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37]

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通过国家银行“汲取”了金融资源来支撑城市的消费和储蓄，而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又造成了国家银行濒于破产。目前银行居民储蓄存款中城镇居民存款占百分之八十，所以，国有部门造成的银行坏帐的大多数，最终又是由城市居民用自己的个人存款作了赔偿。

银行的坏帐那么严重，又缺乏足够的坏帐准备金，存款户事实上承担着很大的存款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尚能照样维持运转的关键在于，一有政府信用，二靠金融垄断。储户继续往经营不良的银行存款，不是相信银行经理们有回天之力，而是以为，不管银行如何经营，有政府作国家银行的担保，存在国家银行里的存款就不会落空。而在国家银行维持金融垄断的情况下，民众别无选择。当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对政府有足够的信心时，银行系统才可能支撑下去；而银行继续帮助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则有助于巩固城市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但是，银行的这种“鸵鸟”政策对中国走出经济发展的瓶颈毫无帮助，只是把经济往死胡同里引。

银行之所以明知前景不妙也不得不如此做下去，是因为国有银行体系必须服从“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应当承认，这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高压时期之后必然要进入的阶段。在这种策略下，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再以“(国家)强制与(社会)服从”的旧式关系为主，而是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即“(国家)施惠与(社会)顺从”。所以，尽管国有部门在改革中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但是政府还是要求国家银行对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实行“无条件保护”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从而保持了大多数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

显而易见，实行这种“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即为了维持政治社会稳定而提供高福利)，虽然能在短期内产生政府和城市居民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对长远的经济社会稳定却带来了有害的后果。它会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并导致国家银行面临金融危机。当政府花掉历史上几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再欠一大笔留给下一代去还的债务，从而换取一个短时期的政治稳定时，实际上是“竭泽而渔”，必然难以为继。况且，如此换来的政治稳定并不能保证市场化改革的持续进展。在过去几年中，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贡献最大的农民得到的经济利益最少；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但政治上更顺从的国有部门员工却得到了最多的经济利益。当把繁荣带来的经济利益供给那些国有部门的员工时，虽然换来了短期的政治稳定，但同时也产生了鼓励他们继续依靠国有部门、阻止他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从而抑制经济市场化的效果，因此这种追求政治稳定的手段必定伤害市场化。

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正为这种“花钱买稳定”策略付出发展上的重大代价。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高积累、低消费”曾经完成了“强制”的初步工业化，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建立了工业生产体系之后，这一系统的大规模、标准化、低质量、高消耗特征基本上未改变，这种工业生产系统通常被称为“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Fordist production systems)。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这个系统尚能在国际竞争中勉强生存的话，那么，从九十年代开始，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系统(post-Fordist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已经逐渐居于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中，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对“全球产品交换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的主导来控制和协调制造业活动，借助全球化的生产者网络，吸收高质量、具创造性的生产厂家，选用高技能、多才多艺的工人，使制造业不再拘泥于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而是变得非常灵活、有创新能力。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的挑战下，中国的工业体系亟待更新。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最早转移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制造业，而随后就可能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中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使得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更大的机会，在机械制造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可是，目前中国的现行体制却正导致重工业体系的逐步瓦解和“空心化”，再过几年，也许很多重工业企业就将消失，而中国也可能因此而丧失在重工业领域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倘若如此，若干年后中国也许将只剩下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面向国内需求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制造业的主体――机械设备制造业可能逐渐萎缩，那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倒退和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这可能将是下一代中国人为当前的政治稳定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是这一代人永久的负债。

“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萎缩迫使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城市居民的高福利政策，尽可能地减少这方面的支出负担，这就是近年来一系列鼓励下岗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政策出台的背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花钱买稳定”的方针就逐渐陷入了资源枯竭的困境；同时，国有部门的资产流失也日益严重，国有资产管理局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40万家国有企业中约35%早已负债大于资产，成了应该破产的“空壳子”。但是，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中国早已露头的银行危机才引起了警惕。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部分放弃了用银行保企业的做法，转而鼓励国有企业裁员和破产。国有企业一旦失去了政府的全力保护，也不得不通过裁员、减薪来自救。

于是，从199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企业减薪、裁员和破产的浪潮。如此大量的员工同期失业，必然造成再就业的困难。现在第三产业可容纳的就业量已接近饱和，今后对失业员工的安排会越来越难。与此同时，由于政府财力不足，也不得不逐步停止福利分房并通过住房商品化敛财，并且开始削减公费医疗、提高学校教育收费。这一系列旨在“甩包袱”的措施，明显地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现期支出负担和支出预期，而企业下岗和强制提前退休、机关事业单位可能裁员，又大大降低了相当一部分国家职工的收入预期。就业和收入预期下降，支出负担和未来的支出预期上升，必然导致城市的消费需求收缩。而银行减少了对国有企业的“输血”，也使国有企业的投资能力大幅度下降。这样，由于投资不振、消费疲软、外资不足，经济转入了萧条期，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短暂繁荣终结了。

本文的分析用同一个逻辑来解释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和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恰恰是近三年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因此也可以说，那场繁荣其实只是由一系列一次性机会促成的，它必然会引发萧条，而这次的萧条早就种因在几年前的繁荣之中。由于那些一次性机会不再存在，今后想重造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繁荣，大概已不太可能。今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与过去二十年截然不同的阶段，会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甚至低速增长(增长率4-6％)。在市场经济国家里，维持4-6％的经济增长率是很大的成就，而在中国大陆这却意味着经济困难时期。因为，大陆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国企和乡镇企业素质很低，冗员严重，而重复建设又造成多数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只有在总需求增长超过20％、经济增长率超过8％时，大部分企业才能达到60-70％的开工率并微有利润。笔者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这个8％的增长率是大陆经济的一个临界增长率，一旦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低于这个水平，就会出现经济困难。[38] 这个判断今天看来仍然有效。

中国新兴的非国有部门是否可能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呢?在中国大陆目前的制度环境中，私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扩张与渗透面临着制度性壁垒。这一方面使非国有部门在资源占用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缺乏足够的金融实力去“接管（takeover）”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则把乡村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局限在乡村内，使乡镇企业即使壮大后也无法控制城市内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壁垒的作用使得非国有部门虽然能不断扩大在市场上的销售份额，却无法有效地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里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也不可能大量“吸收”城市中的国有部门员工。可以预见的是，非国有部门必然会继续扩大、并“蚕食”国有部门的市场，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国有部门会被非国有部门“消化”掉；如果上述壁垒继续存在，那么非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上占据主要地位的前景仍然相当遥远。

八、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深化改革的真正难题

中国的改革一直未能在国有部门内创造出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环境，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在中国长期被掩盖、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旧的社会经济结构阻碍了国有部门的制度转型。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仅仅在调整改变公司结构或所有制上动脑筋是远远不够的。实行了几十年的“大锅饭”、“铁饭碗”式的旧体制已经建立了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直接阻碍着改革。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可能完全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新体制的规则与维持旧社会结构的要求必然会发生摩擦冲突。旧的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如果不愿意调整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完善新体制。中国迄今为止一直在回避这个挑战，但是，还能回避多久呢？现在多数人都承认，国有部门的颓败状态不能再拖下去了；而国有部门改革的真正障碍恰恰就在于，不仅社会结构的调整阻力重重，而且多年的改革一直绕开这个真正的难题，使得目前中国仍然缺少有效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

中国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国有部门员工长期习惯于“大锅饭”体制，对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高效率无法适应。然而，1991年中国经济界在讨论“斯米克”现象时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39]。当时，上海有一家生产“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国有企业，业绩很差，有台商去访问并讨论合资事宜，员工中风传台商可能裁员，结果台商到访的几天内，员工的生产效率倍增；后合资未成，台商离去，员工的生产效率立刻回降，一切如旧。关于“斯米克现象”的讨论涉及到一个国有部门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政府的各项政策、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企业主管的政治思想工作、企业的诸多奖金福利都无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而外商一来这个企业就“麻雀变凤凰”？国有部门员工在国有企业内工作效率低，这是事实，但一旦他们投入外资企业、“第二职业”，就会立刻生龙活虎、工作效率倍增。这个在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表明，这些员工决不是天然的低效率劳动者，面对国有部门的制度，他们的反应是低效率地工作，一旦进入一个完全讲求高效率的工作环境，他们完全可以适应。那种强调用思想工作来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旧想法既十分肤浅无知，也一再被现实证明无用。员工的行为并非脱离社会环境的怪异行动，如果不对产生这种行为的制度之缺失作深刻的剖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变制度、消除这种行为的制度性原因，而只是要求厂长大胆敢干、不怕工人胡闹，要求工人顾全大局、为改革作出暂时的牺牲，只能应付一时，却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另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失业者无处领救济，所以国有部门无法大量处理冗员，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革内部机制。如果说国有部门过多地解雇员工确实会造成失业者生活无着，砸碎“铁饭碗”的办法不可行，那么，为什么在冗员亏损的国有企业里还要增雇农民工来干重活脏活，导致成本上升、亏损扩大，而不能把多余的国有员工转调去作这些工作？早在八十年代，上海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倾向，“即在社会经济并不发达和个人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职工超前地形成了一种不愿从事某些艰苦工作的意识和习惯。”[40]

是谁把国有部门的员工变成了“贵族”？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重点，即社会主义体制是如何造就一个僵化的社会结构。与世界各国国有部门员工相比，恐怕中国国有部门员工的优越感和稳定感最强；也只有大陆的中国人、特别是出身农村家庭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充分理解大陆语言里“国家干部、国家职工”所代表的特殊社会经济身份，能充分体会被授予或剥夺这种身份所意味的社会含义。民众对这些的认知，反映了一种在僵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文化，它包括在社会地位、职业评价、社会升迁等方面的观念。近年来，中国的报纸经常呼吁要改变眷恋“大锅饭”的“落后观念”，为国有部门动员员工“下岗”造舆论。可是，这些说法并没有说明，这种“落后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又是如何紧密关联的，在不改变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有可能改变这些观念吗？

改革以前，在国有部门和城市社会中，早已形成了一个由政府建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每个社会成员在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地位由执政党和政府决定和控制，受到一整套经济社会制度保障。一个人能否在城市居住、受到提拔、得到住房等，要由执政党和政府根据他的政治表现、工作年限、学历等作出规定（在中国习以为常地称为“由组织上按政策办”）。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受工资、人事、福利等政策左右，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一定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常常可能只是执政党对听话者的奖赏。不管一个人的民间声望如何，他的正式的经济社会地位仅以政府认可的地位为准。比如，对社会精英（中上层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衡量他们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这里“享受”这个词就点出了这个地位的来源――它是“授予”的、而不一定是在社会公认中自然形成的。由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必须经由政府“背书”，这就确保了政府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控制，只要他不触怒政府，这个地位就有保障；同时，不管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政府通常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已有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又通过政策宣示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对自己未来地位的提升有比较明确的预期（比如，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文凭或工龄标准，就能加工资、晋升高级职称）。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人人都熟悉这套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则。

在这套规则的作用下，社会升迁和社会结构变得非常特殊。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通常是单向的、只升不降，绝大多数人总是往中上层移动；而只要不犯（政治、性关系）“错误”，往下层移动就是罕见的。因此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形”。比如，机关事业单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企业里管理人员比重过大，而一线工人不够；工人里中、高“级别”的工人比重过大，而从事非技术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不足。这种“倒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是政府对城市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作出承诺和担保的结果。多数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何况政府至今也没有打算改变社会政治体制，以便调整这一社会结构。正因为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升迁方式是政府支持保护的，所以只要员工不在政治上“犯规”，政府实际上就不能因其工作表现不佳而惩处他们，使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可以说，每个国有部门员工从进入该部门工作的第一天起，最重要的“必修课”就是把握这个“游戏规则”，在不触犯“政治戒律”的前提下，学会既能工作得轻松、又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于是相应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单位文化”：工作纪律松弛、工作效率低下，已经成了常态；不想“入党”、“升官” ，就可以不必努力工作；用怠工来要求更多经济利益，往往可以达到目的；奖金福利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减少员工的埋怨；“单位就是我的家、家里东西随便拿”，等等。政府即使对此十分不满意，也无可奈何，这是它所建立的制度的产物。了解了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性文化，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很难降低工资成本进行竞争，为什么国有部门的冗员不肯干重活脏活，为什么裁撤少数冗员会演变成对政府的政治威胁。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也有一些困难，但决不会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更不会构成对政府地位的威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要必然不断变化，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因而不断相应调整，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很少有那种永久的、一旦获得就不会丧失的经济社会地位，这正是经济社会保持活力的前提条件。而且，每个社会成员自己要随时观察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能力以适应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地位。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工作机构的“老板”，都没有义务为哪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作出担保，也不会有人要求政府作出具体承诺、防止他的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性、自立性和政府的超然性相互依托，国家要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政府绝不会扮演“大家长”的角色、把社会成员当做“家庭成员”来呵护，不会为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背书”或作担保、以此换取社会成员的效忠，而社会成员也不至于把国家当长期“保姆“、过度依赖国家的照顾。

当前，中国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遗产正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挑战。首先，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直接要求调整社会结构，比如，对律师、金融、外贸专业人员的需要增加，一部分社会成员因此获得了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一跃而成为高收入的新社会精英。而与此同时，不少政府官员的社会价值降低了，他们在旧体制中多年积累的资历虽还能获得政府的承认，却未必能在市场化过程中换来象过去那样优厚的待遇和傲人的社会地位。过去十年中，许多政府官员筹建官办公司或把政府机关“翻牌”成公司，就是一种对市场化过程的适应性行为；他们试图利用政府机关尚未失效的最后的权力，获得一些经济资源的控制权，而这又恰恰是腐败的源泉。从这点来看，反腐败就会造成旧精英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政府真准备这样作吗？

其次，改革中政府虽然仍然承诺要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政府的财力今非昔比，承诺难以兑现。最典型的例子是教育文化科研部门，在多年的“大锅饭”体制中，这个部门完全依赖政府拨款，机构不断膨胀，养活了不少“南郭先生”。在改革中，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统揽国家财源的体制，结果政府财力逐渐收缩，教育文化科研经费越来越短缺，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不断“缩水”。这是转型中的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终，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一部分教育科研机构从业人员为生机所迫，而退出越来越清贫的知识分子群体，使得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阶层缩小。从某种意义上讲，旧体制促成了“虚胖”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改革则迫使社会结构中的这个群体“减肥”、甚至可能事实上降低这个群体的社会“等级”。

第三，改革开放过程改变了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比如，国有工业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前景不佳，其员工过去由政府设定、受到制度保障的优越社会地位，实际上将被市场机制否决。不管他们过去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对“党和国家”做过什么样的贡献，市场机制只根据他们现在的效率和业绩评价他们的社会地位。一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暂时还能指望国有银行“输血”、维持其员工的经济社会地位，但这绝不可能长久。

既然改革要求政府改变原来的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承诺，也迫使政府越来越多地减少实际上的承诺，那么，政府削减以至最终停止对这些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就可能是势所使然。即使上一届政府不愿作，下一届政府也或早或晚不得不做。如果改革中部分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稍有下降，就要由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如数加以补偿，那么改革就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当一种体制替代另一种体制时，通常会发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前者由此获得激励而热情支持这一变动，后者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可能不满，甚至会抵制制度变革。这种现象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问题，真正的社会经济变革是不可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充分得利。制度转型过程中，民众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通过三种途经，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利用新旧两种机制、单纯依靠旧机制。现在，多数人已经懂得，第三种途径靠不住，而正在学着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如果政府逐渐撤除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民众就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果所有失败者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补偿，而达到成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实际上是被瓦解了。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二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九、简短的结论

中国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的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导致中国进入一种双重两难困境。第一重两难困境是与改革相关的:维持着民众信心的现行双轨体制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障碍，为了国民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必须对国有部门作进一步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却可能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造成需求不足、经济萧条。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坏民众的信心也不成。另一重两难困境是与宏观控制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为了继续吸引外资，需要国家银行不断扩张贷款投放，从而制造出不断膨胀、繁荣的城市消费市场；而银行系统经营恶化又需要收缩银根、清理不良贷款，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周转不灵、员工收入不保，再导致城市消费市场萧条、外商的投资信心受打击。这样的两难困境的架构实际上早就存在，积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

毫无疑问，制度转型中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确实至关重要。但中国以往实现稳定的机制却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如果过分地依靠维持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显然，减少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补偿和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又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允许各社会集团之间沟通、协商，让政府从与各个利益集团越来越频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脱出来，站到一个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超然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够依靠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要求，促成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

5月定稿

【注释】

[1] Jeffrey Kopstein.1996. “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

[2] Due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Research）. 1994. “Die Wirtschafts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 DIW Wochenbericht（DIW Weekly Bulletin）43/94：724-733.

[3] Justin Burke.1996. “The Physical Wall Is Gone，But a Mental Wall Remains.”

Transition 3: 5-8. 马旭明，出处同注[1]。

[4] 记者童岗的报道，“国民消费存在四大差别，缩小差别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改革报》1995年11月24日。

[5]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年和12月各省（区、市）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表”，《人民日报》1996年1月19日。

[6] 胡季、陈越、余斌，“199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1993年经济发展展望”。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2―1993，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3年4月。

[7] 孙尚清，“前言”。出处同上。

[8] 胡季、陈越、余斌，出处同上。

[9] 乡镇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是：（乡办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村办工业分行业主要指标”表。

[10] 见《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表。

[11] 见《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12] 《中国统计年鉴1995》，P.249。

[13] 《中国统计年鉴1995》，P.577。

[14] 《中国统计年鉴1995》，P.403。

[15] 《中国统计年鉴1995》，P.368。

[16]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家计调查在全国城镇居民中作了大样本随机抽样（三万多户），样本中国有部门、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合资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的比重和收入数据有比较可靠的代表性。可以根据人均收入里国有部门职工的收入来推断城镇居民工作收入里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这里使用的具体算法是，从人均全部收入中排除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特别收入，再把“职工从工作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被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收入、其他劳动收入”按照国有、城镇集体员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分摊给国有、集体部门，就可以算出在城镇居民工作收入当中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根据1992年、1994年城镇家计调查数据计算，这两年国有部门员工工作收入占城镇居民工作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4％和84.9％。

[17] 见《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5日。“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是指企业帐面资产中的虚假不实部分。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见《1995年经济绿皮书》。

[19] 过去中国学者经常低估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他们分析这一差距时，只计算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而忽略这些居民在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下所享有的非货币福利，如公家配给的低廉住宅、公费医疗、政府及工作单位低价或无偿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等。只有把城市居民的这些非货币福利考虑在内，才不会低估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

[20] 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组的这项研究把城市居民的非货币福利计算到收入中去，又分别排除了各年城乡物价的影响，对改革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21]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住房补贴、部分劳保福利费用以及政府用于维持城市低价消费品与服务的物价补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组的文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种物价总指数”表和“居民消费水平及其指数”表。

[22]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4―1995：农民收入又如何？”，《人民日报》1995年5月29日。

[23] 顾兆农，“农村为何成了价格‘高原’――物价形势评析”，《人民日报》1995年8月23日。

[24] 见《中国统计年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农民的消费品购买额指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25] 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表。

[26] 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

[27] 原载《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1997年8月15日。

[28] 何清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美]《当代中国研究》20第3期。

[29] Rawski，Thomas G.，“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

industries，”unpublished manuscript，March 1994.

[30] World Bank：55―56。

[31] 程晓农、宋国青，“改革中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变化”，《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8期，第17至24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笔者为主要执笔人），“改革中的宏观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第16至28页。

[32]据《中国金融年鉴》银行机构业务统计。

[33]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页。

[34]张炯强的报道，“企业竟向银行‘打白条’”，《人民日报》1995年2月20日。

[35]黄勇、刘永扣报道，“效益：银行亟待完成的答卷”，《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9日。

[36]翁杰明等编，《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第1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37] 见1994、1995年《中国金融》各期中的“金融统计资料”。

[38] 程晓农、吴仁洪，“我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演变与现实抉择”。《管理世界》1987年第2期，第88页。

[39] 见“关于斯米克现象的讨论”专栏，《经济参考报》，1991年6月10日到8月31日。

[40] 蔡江南（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就业陷阱’：企业劳动就业现状的基本格局”，《第四届中国留美经济同学会年会论文集》第155页。中国留美经济同学会1988年出版。

【参考文献】

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当代中国研究》1995年第1、2期。

程晓农、吴仁洪，“我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演变与现实抉择”。《管理世界》1987年第2期。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郭克莎，“中国所有制变动与资源总配置效应”，《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篇12：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1] [2] [3]

篇13：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论文

摘要：形势是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和客观依据。正确的政策是党和国家事业得到胜利的重要保证。本文将用《形势与政策》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中国经济形势对策

一、形势与政策的概述

1.形势与政策的概念

形势是指客观事物发展的状况和趋势，是社会各领域事物的现状和发展态势的综合反映。政策的本质在于政策的阶级意志和物质制约性。

2.国际形势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今后5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延津，多极化趋势将日益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3.地区形势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日本受福岛核危机，经济衰退复苏步履维艰。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但是，目前日本仅靠内需尚难支撑经济复苏。欧洲地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但是油价局高难下，对欧洲地区经济复苏起到阻碍作用。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任然是全球最快的地区，亚洲地区宏观经济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胡力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教高增长。

4.国内形势

是由保增长向保持平稳增长的转变之年。中国经济稳步上升，经济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温和减速，总需求小幅放缓;价格水平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向非食品扩散;货币信贷持续收紧。“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进入中国收入国家行列，并成功跨越“中低收入陷阱”。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六大“两难”问题：宏观调控政策的松紧度，房价调控力度，收入分配改革，物价调控，人民币汇率，外贸出口。对于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证券之星研究中心、瑞银和新加坡华侨银行分析称，作为中国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20中国经济的重点是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抗通胀[1]。

二、我国经济面临问题的原因

1.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仍然很多。

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货币发行量、商品房年度销售价格、上一期的零售物价指数(Y(-1))对通货膨胀起着主导作用。

2.“定价权”大战：中国制造业危机重重，投资营商环境全面恶化

30年前，我国改革方向是成功的，孕育了大批民营企业家;错误的是把我国定义为“制造业”大国，而把设计、策划、仓储、物流等拱手让人――“定价权”大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我们输了，欧美掠夺了我国制造业90%的财富。中国失业人口2亿，但招工困难，制造业利润不断下降，几乎为“零”;制造业危机重重，投资营商环境全面恶化，大家不敢做实体经济了，资金只有转向股市、楼市。

3.汇率大战：美国正在用对付日本的.“汇率大战”对付中国，且中国正在重蹈覆辙。

9月24日，奥，巴马在“峰会”上发言：“中国人民币必须升值，汇率必须下降。”年6月18日，奥，巴马写信给加拿大峰会的其他18国领导人，让他们联合起来，用舆论逼人民币升值。而周，小川对策：为避免被峰会围剿，人民币只能升值了。目前，在美国以及国际舆论压力下，人民币被迫升值了3.5%，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几乎为“零”，投资营商环境全面恶化;如人民币再升值破5%，中国制造业将全面倒闭。此时，我国还实行紧缩调控，就等于在“自杀”。

三、形势对我国的影响

1.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不明显，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三、主要经济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引发。四、油价高，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2]。

2.国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才内生动力较为强劲;二是企业经营困难加大;三是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任务仍然艰巨。

四、我国的政策

1.把握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

大多数消费者已经认识到绿色消费模式和可持续消费模式是一种自然、和谐、健康的方式，并且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环境的保护。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必然会是未来消费的主流模式，企业只有把握当前的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企业才能真正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获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利可图，否则企业就会在发展低碳经济这引导下被迫黯然退出市场[3]。

2.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不少，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稳定物价，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3.继续抓好农业生产，力争全年农业再获好收成

温总理讲：“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只有提高作物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农业，确保粮、棉、油、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充足供应，才能避免世界粮，荒的不利影响，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我国尽快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

五、要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所以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郎咸平.《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J].2011(5)：20-21

[2]陈佳贵.《2011年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J].2011(03)：33-35

[3]袁微.《中国企业在低碳经济下进行低碳转型探析》[J].2011(10)：30-32

[4]黄克.《发展对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J].(07)：20-24

篇14：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分析论文

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分析论文

语文来源于生活，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外国文学作品由于描述的是外国的历史文化，因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与改革

【摘要】在高校教学中，外国文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是与我国文学进行对比的有效途径。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

传统的教学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教学的需要了，所以应该进行改革，促进外国文学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本文重点对改革后的教学实践加以阐述，并且分析了主要的改革思路，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可以促进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外国文学;高校教学;实践;改革

一、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

在进行传统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谈起，进而进行综合性的描述，重点研究了西方的文学史。

教学内容则主要来源于书本，因此学生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能培养创新意识。

外国文学的学习主要是以锻炼学生的文学素养以及培养理论知识为主，所以充分了解文学的发展史固然重要，但是缺失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就会造成学生无法将所学的内容应用于实践之中。

无法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鉴赏。

另外，外国文学的学习时间明显不足，有些院校甚至将其与文艺理论相合并。

教师能够获取新鲜信息以及进行交流的机会也逐渐减少，这样就会造成学生无法掌握最新的知识。

高校图书馆中的文学资源越来越少，而学校扩大招生人数后，图书馆的资源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众所周知，学习文学就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体会其中的人物情感以及写作特色，如果缺少了阅读的书籍，必然是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然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学生介绍作品的内容，造成研究文学作品的时间缩短。

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当前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外国文学在高校教学中的改革

在当前的教学工作中，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进行改革。

首先是对信息技术进行充分的运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信息技术令教学的内容得以进一步拓宽，所以教师可以运用的教学手段以及方法变得更加宽泛了。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可以作为提高教学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

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是一项明显的改革内容。

具体来说，在应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起对网络课件的应用，将其展现给学生，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过去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并且学生的主动性也能得到有效地提高。

多媒体课件的应用不仅具有学术性的特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另外，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开展教学，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影视资料也是一种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可以更多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当前，很多外国文学都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尤其是一些名著，通过观赏这些影视作品，

学生可以更加便捷的理解外国作品发生的背景以及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原著与翻拍的作品相对比，这种声情并茂的展现方式更加容易被学生所接受，促进教学效果的进步，学生也会对外国文学拥有重新的认识。

其次，教师素养的建设是高校外国文学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内容。

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膨胀的社会，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教师无法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那么就无法令学生信服，所以教师必须要从自身的能力入手，加强素质方面的建设。

“与时俱进”是教师素质建设的基本目标。

外国文学同一般的文学学习有所不同，这是一门时间跨度大，内容深厚的学科，所以对于教师的文学素养具有更高的要求，如果这方面的能力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就无法达到学生的期望值。

同时，在学生主动性方面的培养也是考验教师功底的内容之一，要明确学生的兴趣在哪里，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加强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欣赏能力，能够令他们在课堂上主动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课程改革中的重点要求。

第三，注重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批判思维是一种综合的思维能力。

外国文学的教材背景与内容，是应该让学生接受这种与创新意识直接联系的批判思维的，而强化这种理解起到促进作用。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西方文化、文学的背景，结合探索型的文学形象的评析和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批评，有意识地让学生认识到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是直接相关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培养批判精神就是培养创新精神;开发学生的批判思维就是在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

从高校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思路来看，提高外国文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文学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应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强对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身及人文素质全方面都得以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后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的要求，在教学手段、学生思维能力培养以及教师素养建设的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创新教学，达到更加理想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梦.论信息技术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与职业,(32).

[2]张玉成.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缺失的原因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6(26).

高校外国文学审美教育教学研究

摘要:在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当前，高校开展外国文学教学时，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在教学中注重审美教育实践的进行。

在本文中，首先介绍了高校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外国文学教学审美教育的方法，旨在提高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审美教育;教学方法

前言

实质上，审美始终贯穿高校文科课程教学的始终，文学作品的欣赏、语言运用的分析等均是在进行审美教育。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和艺术的描述，尽管并不具备直接的审美特点，但是文学作品具备自身所特有的审美特点。

外国文学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知识，还应该进行审美教育，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一、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具有非常强的必要性，这可在审美教育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功能中体现出来。

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对外国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有所了解，

同时，还可以锻炼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可以体现出西方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可避免消极影响侵蚀学生[1]。

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可以得到提升，所谓创造性思维，是在对长期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逻辑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属于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属于“直觉”范畴，而审美活动同样以“直觉”为中心，利用主观的感受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最终形成审美观点，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过程可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其提升。

由此看来，高校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审美教育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教学方法

(一)在作品中感受美

依据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需掌握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比较多，短暂的大学时间无法达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此，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学会正确的阅读，系统的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学习，并在学习中重视作家个性及流派特征的学习与分析，从而真正的实现带着审美的眼光欣赏和学习作品。

新生入学后，教师将外国文学作品必读书目印发给学生，并逐步的指导学生学会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作品的美，如作品的情感美、人格美，从而实现审美的迁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在作业中创造美

在学生的阅读中，课外阅读笔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灵感。

学期开学后，教师依据学生实际的状况，规定学生需要阅读的作品数量，并形成阅读笔记，教师并不对阅读笔记进行命题，而是由学生依据阅读的书目自行撰写。

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笔记，教师应该认真的批改和讲评，并挑出优秀的作品在学生中穿越，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审美能力状况，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2]。

此外，还可以针对具体的作品指定学生写作小论文。

通过课外作业，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创造美，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审美能力。

(三)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审美能力

在现代教学中，讨论教学法是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教学的开展，可以促使学生全面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开展也可以利用讨论教学法，讨论可以针对整个作品来开展，也可以针对作家、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运用的某个词汇等来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充分的激发出来，还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审美水平[3]。

如在进行巴金《家》的教学时，教师可以针对心理描写词汇进行讨论，可以针对高觉新这个人物进行讨论，讨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有效锻炼。

(四)利用多媒体陶冶学生情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并广泛的应用在教学中，有效的弥补了教师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在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可充分的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电视、音响等，展示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相关的视频介绍、作品插图、精彩片段、改编的电影、配备的音乐等，让学生直观的感受作品中的美，进而在心中产生认同感与好奇心，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美、体会美，最终实现审美能力的提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通过阅读作品、讨论教学、课外作业等多种方法，有效的渗透审美教育，从而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琨.浅谈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价值观教育[J].教育教学论坛，，09:120-121.

[2]曹晓青.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与改革[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01:83-85.

[3]雷宇，胡新颖.浅析外国文学在高校教学中的实践与改革思路[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11:323-324.

篇15：垃圾分类现状分析论文

垃圾分类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垃圾分类，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根据分析垃圾分类问题上的一些现象，调查研究分类垃圾桶只“装”不“分”的各方面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对症下药，增强公民的环保意识，使得垃圾分类这一举措能真正达成人们心中的共识，街头垃圾桶也就不再形同虚设。

关键词：垃圾分类分类垃圾桶环保

一、垃圾分类现状分析：

在美国，垃圾分类已成为一种时尚，作为垃圾生产大国之一，各色各样的分类垃圾桶随处可见，垃圾分类观念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同时美国政府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进行长期性的监管，提供各类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使垃圾分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垃圾分类在例如巴西、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形成了必然的趋势，垃圾分类已逐步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尽管我国曾今在垃圾分类这一领域曾今做了各类尝试和努力，例如通过媒体进行垃圾分类知识以及意义的宣传，有关部门走进社区进行直接性的号召，以及政府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但至今收效甚微。

二、我国垃圾分类现状的原因分析

相关人士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没有形成相应的垃圾分类配套法规，推动垃圾分类的强制性动力不够。同时，全社会尚未养成自觉将垃圾分类的习惯，仅靠社会宣传动员的手段来推动垃圾分类是远远不够的。

（一）居民缺乏垃圾分类意识

据调查，近八成的居民表示，平日扔垃圾时没有分类扔放的意识和想法，居民对于垃圾桶分类标识关注度较低，往分类垃圾桶内扔垃圾很少注意扔得对不对，仅仅是寻求方便，甚至部分人认为将垃圾放入垃圾桶就已经很环保了，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分类垃圾桶内的垃圾都是混装的。

与此同时，居民对于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概念模糊，仅仅认为，可用的，用来卖钱的就是可回收垃圾，又对于垃圾分类的意义不了解。何况分类垃圾桶早已被环卫工或拾荒者多次光顾，大多可用于回收的垃圾已经被拾走，最终环卫部门在统一收垃圾时仍是将所有垃圾一齐倒入拉机车，居民认为在源头进行垃圾分类的效果不大，逐渐失去了垃圾分类的动力。

（二）垃圾分类缺乏强制性约束

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在立法层面上既没有约束机制，又没有鼓励机制，是一大问题。政府等相关国家机构现阶段仅仅采用宣传的手段是不足以从根本上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在日本，如果居民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环卫工人不会收你的垃圾，即使你丢进垃圾桶，也会被送回门口。

（三）垃圾处理的基础设备及资金投入的匮乏

由于人力物力有限，环卫处采取的也就是单一的垃圾车。相关机构人员表示，如果要实现真正分类，就要在投放分类垃圾桶之后，调派不同的车辆运输不同的垃圾。经粗略测算，分类运输至少要增加几千台车，对交通的'压力巨大。而到了处理环节，我国几乎没有各类可回收垃圾的专项处理设备。因此，分了类的垃圾最终还是被混合运走。

一次环保产品展示会上，一套德国产的废旧电器无害化处理的生产线展示了垃圾处理的先进性，一边放进废旧设备的同时，另一边就会分解出金、银、铜等可利用的现成资源，但这样的设备标价却要1000多万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和问题是垃圾分类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三、有关垃圾分类工作的建议

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公民的环保意识薄弱，导致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举步维艰。随着垃圾混合处理带来的浪费和污染越来越严重，分类处理垃圾势在必行，那么应当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

（一）垃圾分类观念的推广

垃圾分类观念的推广需要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垃圾分类有赖于全体公民的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素养的提高，更需要政府等部门进行定期的宣传指导，并配合以长期的监督工作。

在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事众所周知的事情。首先，相关部门需要从垃圾分类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出发，引导公民自觉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对于环保事业的巨大贡献；其次，国家应加强可回收垃圾概念以及处理问题等相关知识的普及率，同时辅助相关的经济鼓励和制裁措施，将垃圾分类的观念植入公民意识中。也可从校园着手，提高这些即将迈入社会、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少年的垃圾分类意识，从而实现分类垃圾桶的真正作用。

（二）在垃圾分类工作上加大投入

垃圾分类收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社会形成了封闭的资料循环利用，建设起完整的系统，分类收集才可能持久，才会有生命力，垃圾分类工作不是只利用大范围投放分类垃圾桶就能实施进行的，政府应在垃圾分类上加大投入，这种投入包括政策引导、技术研究、运输体系的完善，更重要的是资金上的投入，逐步建立起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垃圾处理硬件，从而建立起分类回收系统。

（三）鼓励各类环境社会团体的参与

我国存在大量的社会环境团体，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并不亚于国家的政府等相关机构，通过这些团体的共同参与，来完善垃圾分类制度与法规，并广泛推广与实施，来促进垃圾回收以及环境这一块的体制健全。

垃圾分类的制度及法规的制定实施工作不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的事，个人同样负有重要的责任。除了专门的立法执法机构，公民也可通过媒体以及环保机构等其他一些社会性渠道来参与相关法规的健立和实施。

结论

人们面对日益增长的垃圾产量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局面，如何通过垃圾分类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利用，减少垃圾处置量，改善生存环境质量，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之一。

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体制的健全，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是国际上著名的“生态国家”。

参考文献：

[1] (美)琼斯(Jones,R.).《垃圾收集》.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 李利亚.《“废物”的报复:垃圾的泛滥与利用》.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0.1

★垃圾分类现状分析论文

★工业工程现状分析论文

★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现状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