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本文共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
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
摘要：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具有互渗性.两者的矛盾是道德边界和道德规范的矛盾、文化边界和文化规范的矛盾.边界道德难于达致理想道德的崇高境界,边界文化无法问鼎科学文化的合法地位.走出无规范、无立场、无原则的边界,是道德和文化的进步之路,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 作者： 杨竞业 Author： Yang Jing-ye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期 刊： 探索 PKU Journal： PROBE 年，卷(期)： , (6) 分类号： B829 关键词： 边界道德 边界文化 道德边界 文化边界 人的全面发展 机标分类号： G12 B82 机标关键词： 边界文化 理想道德 矛盾 和文化 文化规范 文化边界 全面发展 科学文化 合法地位 道德规范 道德边界 崇高境界 无立场 无规范 互渗性 逻辑 基金项目：篇2：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
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
当下，中国大学在激烈的竞争中呈现出急剧扩张的态势。这种扩张显现为两种取向：一是学校办学规模上的扩大。二是学术研究范围上的拓展。为了有效扩张，各个大学各出奇招，以便大学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加之强化竞争的官式排名方式的推广，各个高校为了排位的靠前，更是在办学规模的扩大上广及海外，将中外合作办学视为扩大规模的有效途径。而在学术研究上，也将各种名目的非学术东西随意纳入大学学术的范围之中。于是，“大学”的规定性在这种恶性的`竞争中日益丧失。
但是，现代大学之谓“现代”“大学”，则是因为现代大学有着不能随意采取行动方案的诸种限制。这些限制，既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规制等外部的因素，也有教育机制、角色限定等内在仪轨。换言之，现代大学的角色定位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现代大学的道德角色定位，又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这种道德角色定位，一方面，是相对于大学的传播和创造学科知识而言的。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于大学的知识传播的严肃规范而言的。就前者讲，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与迷信是不相容的；而且这涉及到现代大学的组织的特质问题，不可小觑。就后者说，现代大学的制度精神与游戏态度是截然对立的。也由于这涉及到大学从业者的德性定位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时下各所大学的扩张及其基本态势，则是与前述大学道德角色定位相左的：在教育当局与教育学理论界大都以办学规模和活跃状态来判定大学是否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情形下面，国内大学，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可以迅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知名学校，更是急功近利地在办学规模上面下工夫。“大学”之“大”，已经不是以它的学科引领能力之强、价值引导之确当、对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持之强劲、学科布局之合理、组织结构之完整、组织之独立价值之显见来显示它的“大”。而单纯将其定位在数量的庞大上、定位在肆意的扩张上面。以国内一所发展极其迅速，而在中国目前大学急于晋升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学校来讲，就具有典型性。
有两个“案例”可以说明这间大学的急速扩张，已经突破了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一个案例是，这间大学的哲学系、宗教学系与易学研究中心近期合作举办了一次“世界易经大会”。本来，《易经》确实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学术”来研究的。因为，《易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被视为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对于后来中国文化的流变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且影响扩展及东亚地区，对于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起了动力作用。可是，这次会议把《易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色彩太淡太淡。以至于国内大学与研究机构里研究《易经》的名家，几乎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大多是一些“堪舆学”家、风水术士，会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易经》，也是《易经》中那些用于预测或算命的数术方面的内容，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内容几乎被悬置。甚至与会者赠送的名片，也不是通常的那种介绍持名片者的身份与工作单位的小卡片，而是打着某某堪舆、或风水大师门内弟子之类东西的片子。而且，会议征收“会务费”也高达近两千元，会议安排的住宿、饮食非常“经济”，参观考察也是泛泛，而会议的规模倒是非常惊人，达到500来人。倒不是说500人就无法开学术会议，而是500人的会议组织非常散漫，以至于全程参加会议的人数寥寥。于是与会者多数是借机旅游，而办会者则也乐得实现以学术为名义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办会宗旨。这种“学术会议”的学术含量，使得人们无须开动脑筋，就可以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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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边界与超越论文
边界与超越论文
“法国哲学的优点，正是在于它不自限于传统的理论羁绊，而是永无止尽地创新和进行自我超越（auto-transcendence）”。这是高宣扬教授在他的《当代法国哲学导论》里指出的当代法国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不仅如此，“哲学本来就是人的自我超越精神的理论表现。自古以来，哲学之所以存在、发展和不断更新，就是因为它自身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当代法国哲学发扬了哲学的传统自我超越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新的方向、新的维度和新的领域，特别向‘无人’和‘非人’的境界，实行冒险的逾越活动，使当代法国哲学呈现出史无前例的超越性。”（引文均见本书第19页）这些出现于第一章的话决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宣告，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特性。它不仅是当代法国哲学的进展方法——我们知道，方法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思想上的任何变革必然首先以方法上的变革为前提——，是一般哲学本身的方法，也是我们对待当代法国哲学的方法。
我们无意于对这本宏富而深具教益的著作作一个总体评述，或者进入它的某个细部，这都是一篇短短的书评所不能胜任的，我们只希望能够接过这一方法问题，结合这一著作，对此方法进行一个初步的反思。
方法：无法逃避的责任
西方思想的发展与转型一向是以方法的转型为标志和前设的。方法不是现代工具理性眼光下所理解的“工具”、“手段”，而是思想所具有的视域，采取什么样的视域——或者如果嫌这种说法的主体性味道太浓的话，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在什么样的视域之下”——决定了事物向我们呈现为什么样，也即决定了它们“是”什么与如何“是”，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事物。
theory（理论）这个出自古希腊戏剧中观照（theōs）经验的词最好地说明了古希腊典型的方法形态——当然这里同样有实践哲学的发端，但我们会看到，实践与理论两个形态是同属一个框架之下的。柏拉图对理念的强调，以及亚里士多德对视觉的重视，都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一点。经过中世纪由信仰通达上帝的做法的中介后，笛卡儿直接将这一方法转化为观照主体对客体的清楚、明白的认识，由此使哲学进入了以主体哲学自我标榜的时期——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哲学与主体没有关系，而只是说超越者对自身的超越者身份具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并自发地从这一立足点来看待世界，这一点我们下面会看得更加清楚。此后，莱布尼茨的单子进行的感知是对个体自由的强调；而英国经验论诸理论家则紧紧依附感觉经验，渐渐倾向于不相信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
康德的批判主义给出了区分自然与自由两个世界、而最终又以看待自然的线性时间视域看待自由的方案，虽不失为此前哲学的一个总结，然而其问题重重的二元论却极有可能是西方理论哲学传统对实践哲学传统的一次大的侵袭。由他引起的此后德国哲学消除二元论的努力奠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高度。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在笛卡儿以来一直没有摆脱的基督教框架下将观照的方法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后世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尼采的“视角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方法都是以方法的变革为先导的。
当代法国哲学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更自觉地对方法进行了反思，它本身也是现象学方法、解释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与语言学方法等各种现代思想方法的大融合，是外来的现象学、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与本土的生命哲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等种种传统的互动。面对如此庞杂的思想形态，我们要做的，与其说是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一种传统与方法并一头扎进去，毋宁说是对这些传统与方法的一个根本特点——不断地超越边界——进行反思。当今华土，传入的思想不可谓不多，然而能以自立的姿态输出者又有几何？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兴趣臣服于某一家某一派，是不能真正有所作为的。
我们对“超越边界”这一能在根本上代表西方思想之特征的方法进行反思，这虽不是以上诸种具体方法的直接延伸，却可成为我们对待当代法国哲学的真正方法，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虽然在对自身传统真正有所创发之前我们尚不能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站在当代法国思想的边界之外与之上看待它，考察这种对边界的超越活动本身的边界，这本身就是我们必然的视域，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责任。这样一种立足点是历史与传统赋予我们的，虽然目前要看清这一立足点为何物、并真正立足于斯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尚还是一桩未完成的事业和一种冒险。
主体：“超越者不可被超越”的困境
“超越边界”这一方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复多存在，它至少包括超越者、边界、超越活动三个因素——这么说并不表明“超越”是一个静态、非历史性的结构——，这三个因素在西方思想史上分别表现为主体问题、真理问题和批判问题（批判问题最终可归结为历史问题与时间问题）。对这一方法的考察也必须从这些方面来进行，我们首先来看主体问题。
主体是西方思想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笛卡儿之前，主体一直是一个潜在的主题，它并未走到前台——即便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长达几百年的希腊化时期，“关心你自己”成为思想的主题，那时的“自己”也仍然是“关心”的对象而已，并未取得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所具有的那种地位。笛卡儿第一个以主体身份进行超越活动，思想的格局一变而为“主体如何超出自身去认识客体”的.问题；而在他之前，超越者的身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几百年之后，尼采在他的遗稿——即后被其妹编成《权力意志》的那部分——中觉察到，将主体安插进事物中，这是西方思想的一大特点，并在其权力意志学说的立场上认为这是一种拟人论。几乎与此同时，去主体化渐渐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所谓超越，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向‘无人’和‘非人’的境界，实行冒险的逾越活动”。然而正如海德格尔后期认定《存在与时间》误入了主体哲学的歧路，以“无基础的基础”代替基础、主体，却还是不可避免地让主体借着存在、“无基础的基础”借尸还魂了一样，在福柯明确声言“主体死了”，德里达也不遗余力地对主体进行多方面的解构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主体真的消失了，主体问题真的不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了，我们走入了“后主体”时代？恐怕未必。
为什么超越者的问题表现为主体问题呢？正如上文所言，在笛卡儿没有自觉地采取超越者姿态、从而将“超越者是谁？”“如何超越？”的问题推到理论的前台之前，主体实际上与人并无直接联系，它偏向于基质（substrate）的意思，是事物的基底。从笛卡儿开始，我们必须追问“超越者是谁”了。为什么我们说主体问题实质上就是超越者问题呢？
实际上，没有超越活动以及由上述三个因素组成的超越模式出现，主体是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的，主体的形象本身就是伴随着超越活动而出现的，正如现代哲学提倡的去主体化一样，它只是超越活动的一个表现而已。
对界限的不断超越，譬如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超越、福柯对精神分析学的颠覆，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发展、阿图塞对结构主义的运用，诸如此类，种种超越，其超越者为谁？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思想家，然而有去主体化倾向的人一定不会同意，他们会说没有什么主体不主体的，是界限本身那里发生了超越，如此而已，没有那么一个“超越者”。
这样一来，就真的没有主体问题了吗？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将这种主张看成是他们的一种不自觉的策略：亦即他们本身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陷入了的一种策略。什么策略？这种主张虽然打掉了人的主体地位，然而主体这张“资格证书”却从后面溜进来，贴到了界限的背上。也就是说，有一个主体存在，这不是通过思想家一两个声明就可以改变的，这是必然伴随“超越者-界限-超越活动”这一格局的，除非跳出这种“不断寻找界限，然后跳出这个界限，批判之前的那个界限，但却又面临新的超越活动来颠覆”的格局，主体必定会像一个幽灵一样挥之不去。
超越者挥之不去。用传统的超越活动是无法对它进行超越的了，因为超越者本身就是“超越”格局的一个主要元素，也就是具体的超越活动的前提，所以一切以往的超越边界的活动都无法对其发挥作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困境。现在留待我们考察的不是如何用一种现成的方式来突破这种困境，而是将这种超越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是否也能看到它的边界呢？
超越：不可能的任务
对于作为一种整体结构的“超越”，以上所言只是略略提到了“超越者/主体”这一个方面，另外还有“界限/真理”、“超越活动/时间”两个方面，这里已不能详细展开了。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超越决不仅仅限于思想家对思想家的批判，而是贯穿于西方整个思想、乃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方法。当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对之前哲学的“伦理”化改造、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相论的“实体”化改造以及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神学化改造时，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到超越者不断地突破边界寻找和奠定新的基础、新的边界；而当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化的典型形态时，我们看到理论、实践同被纳入这种“超越”框架内了，实践对理论的反拨只在这个框架之下才可能、才有意义；又如，在身体问题上，当我们觉察到西方的解剖医学以及注重力量的健体方法与中医五行医理以及注重运气调息的武术之间的巨大差异时，我们也会感受到“超越”这种方式的影响无处不在。对于当今的我们而言，它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了，而也是“我们的”了。
自康德以来，西方思想对“超越”方法的探讨已经一步步明确化，已经超越了一个个边界，到当代法国哲学，更是异彩纷呈，极端强调尊重他者，强调打开和保持他异性，强调保持新的可能性乃至不可能的可能性。这表明以往“不断跨越边界”的方式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思，已经不再以一味地突破边界、寻找新的基础和边界（在一种十分深刻的意义上，这两者是等同的）为能事，已经意识到边界与基础本身可能只是尼采所谓的“必要的虚构”，是一个个生存中必然的偶像。
尊重和保持他异性、新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这是西方思想在“超越”的方法框架下所能采取的最后的策略了。而我们要获得一种独特的而非混同于当代法国各家思想的视角，就不能遵从这一逻辑了。也就是说，我们既不可陷入当代法国哲学所猛烈批判过的传统型突破边界、寻找新的基础的做法，也不可仅仅只强调尊重与保持他异性，因为这些都是已经以“超越”方法为前设、已经不自觉地遵从了“超越”的逻辑了。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法国的思想家们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性恰恰是应该尊重的。我们明白他们的逻辑，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否则我们无法进入我们自身的视域。
我们何为？我们首先要问：难道古希腊的阳光、文艺复兴的灿烂和歌德的气魄都必然成为了过去死旧的古物而与我们的生命格格不入吗？难道面对我们这个追问，那些将我们斥作“天真的复古”的后现代主义家们与那些反过来责备我们仅仅停留于观赏议论的全身心一股脑地投入“古典学研究”的学院专家们，不都是极其可叹地陷入了“超越”的逻辑而不自知，不都是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们、反而自得自满吗？不是复古，我们只是在寻找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的眼光，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之传统来看待西方思想的独特眼光；我们当然也不是妄想得到一种上帝式的全览的眼光，不偏执于一个时代与一种文化的视域，力求在综观多种视域的基础上进入我们本身的视域，这不等于跳离大地。
篇4：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议论文
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议论文
当下，中国大学在激烈的竞争中呈现出急剧扩张的态势，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
这种扩张显现为两种取向：一是学校办学规模上的扩大。二是学术研究范围上的拓展。为了有效扩张，各个大学各出奇招，以便大学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加之强化竞争的官式排名方式的推广，各个高校为了排位的靠前，更是在办学规模的扩大上广及海外，将中外合作办学视为扩大规模的有效途径。而在学术研究上，也将各种名目的非学术东西随意纳入大学学术的范围之中。于是，“大学”的规定性在这种恶性的竞争中日益丧失。
但是，现代大学之谓“现代”“大学”，则是因为现代大学有着不能随意采取行动方案的诸种限制。这些限制，既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规制等外部的因素，也有教育机制、角色限定等内在仪轨。换言之，现代大学的角色定位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现代大学的道德角色定位，又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这种道德角色定位，一方面，是相对于大学的传播和创造学科知识而言的。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于大学的知识传播的严肃规范而言的。就前者讲，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与迷信是不相容的；而且这涉及到现代大学的组织的特质问题，不可小觑。就后者说，现代大学的制度精神与游戏态度是截然对立的。也由于这涉及到大学从业者的德性定位问题，显得非常重要，教育论文《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
中国时下各所大学的扩张及其基本态势，则是与前述大学道德角色定位相左的：在教育当局与教育学理论界大都以办学规模和活跃状态来判定大学是否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情形下面，国内大学，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可以迅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知名学校，更是急功近利地在办学规模上面下工夫。“大学”之“大”，已经不是以它的学科引领能力之强、价值引导之确当、对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持之强劲、学科布局之合理、组织结构之完整、组织之独立价值之显见来显示它的“大”。而单纯将其定位在数量的庞大上、定位在肆意的扩张上面。以国内一所发展极其迅速，而在中国目前大学急于晋升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学校来讲，就具有典型性。
有两个“案例”可以说明这间大学的急速扩张，已经突破了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一个案例是，这间大学的哲学系、宗教学系与易学研究中心近期合作举办了一次“世界易经大会”。本来，《易经》确实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学术”来研究的。因为，《易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被视为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对于后来中国文化的流变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且影响扩展及东亚地区，对于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起了动力作用。可是，这次会议把《易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色彩太淡太淡。以至于国内大学与研究机构里研究《易经》的名家，几乎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大多是一些“堪舆学”家、风水术士，会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易经》，也是《易经》中那些用于预测或算命的数术方面的内容，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内容几乎被悬置。甚至与会者赠送的名片，也不是通常的那种介绍持名片者的身份与工作单位的小卡片，而是打着某某堪舆、或风水大师门内弟子之类东西的片子。而且，会议征收“会务费”也高达近两千元，会议安排的住宿、饮食非常“经济”，参观考察也是泛泛，而会议的规模倒是非常惊人，达到500来人。倒不是说500人就无法开学术会议，而是500人的会议组织非常散漫，以至于全程参加会议的人数寥寥。于是与会者多数是借机旅游，而办会者则也乐得实现以学术为名义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办会宗旨。这种“学术会议”的学术含量，使得人们无须开动脑筋，就可以明明白白。
篇5：与诗歌有关的随笔:诗歌的边界
写作练就一个气氛，它不断地进入，又不断地跳出来，不断地拓宽了经验，诗歌的经验包括诗歌本体的认知经验，诗歌全部历史的技艺所蕴含的精神维度和表现力，诗人写作实践中处理经验的能力来自广泛的深入的人生经验，重点是阅读和写作经验。成熟的诗人是具有熟练处理各种题材的能力，通过经验的提炼，诗歌最终抵达了文本可能的边界。由语速、语调和气氛构成的文本已经确立了诗歌的边界，折射出诗人的世界观，包括诗人对诗歌的认知和诗歌历史的全部认知。诗人的认知构成了诗歌边界。事实上，我们在处理宏大题材还是个人题材的时候，题材的边界客观性和个体边界的主观性构成了题材的真实性。优雅的诗人把题材带到了优雅的边界，理性的诗人把题材带到了理性的边界。题材和诗人个体的搏斗，最终确立了诗歌表达的边界，也决定了一首诗歌的大小，质量。对题材缺少研究，缺少感受，缺少一定难度上的表达尝试，甚至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挫败感，诗歌的边界很难成为我们精神的边界，人性的边界，个人朝向未来和历史的边界。
一个诗人把诗歌的题材纳入诗歌历史谱系进行研究是必要的，我们说一首诗歌有边界，是说一个诗人有边界意识。我们常常把一首诗歌说成小诗歌或者大诗歌，就在于一首诗歌有没有边界感。什么意思呢?有了边界，诗人在处理情感内容和修辞路径的时候，就会有所选择，包括句式，语调的掂量，各种诗歌元素的平衡。当一个诗人对诗歌的边界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后，一首诗歌的完成会比较从容，而不是我们读到的表达慌慌张张，甚至产生混乱。也会避免表达的过剩，即使有意的越界，但并不妨碍诗歌的完整性和饱满度。边界意识的强调，是为了“去边界”的自觉，抵达巴特式的“中性”和“写作的零度”，成为语言事实之中可能的雄辩。
考察诗歌的写作现场，诗歌边界意识首先是生活给的，你的视野有多宽，眼界决定境界。其次是认知给的，边界在我们无知中已经成为某种高标，在茫茫大海成为礁石上的灯塔。现实是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向度上无限地接近边界，边界甚至可以说是关于诗歌的虚构和诗人自我设定的理想乌托邦。历史-边界构成的诗歌写作乌托邦，不断地加入到思想观念、生存状态和趣味的美学革命中，成为诗人个体写作打破惯性牢笼的力量。边界，从众声合唱走向个人私语，召唤暗藏的灵感和生命的激情。边界，使个人美学的突围成为可能，因为，边界彰显“限制”，边界所编织的语言神话正是在边界中被解构，使语言的重构朝向未来的可能。边界的美学突围，是把现实人生转化为精神结构，凸显文本内在的生机。现代主义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工业城市在语调上的趋同，诗歌在形式上的危机日益严重，诗歌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边界意识已经成为诗歌创造自己身份的重要途径，边界意味着艺术的醒觉状态，意味着诗人的重生。
边界，意味着诗歌在处理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时的合法，边界意味着诗人与世界，诗人与语言事物之间的某种默契，是诗人与天、地、人、神和自己划定的契约，这样，我们的写作是不是赴某种宿命的约定，诗歌是约定，赴天地人神之约。边界是我们对外界事物的敬畏，边界使诗人练就一个强大的内心去赴命运之约。纵观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诗人，无一不是在边界上激励鞭策自己，打破幻觉，走向苦役一般的语言推陈出新之路。在公共话语强大磁性的写作语言、心理气氛之中，把细节的力量、想象的力量融入感受的边界，感受的边界决定诗歌的边界，在感受中直觉深渊一般、迷一般和我们内心呼应同时召唤当下现实的创造力，一定是边界的真相所在。
20xx/3/7
作者：易杉
篇6：智慧与爱智慧--论思想以及中西思想的边界
智慧与爱智慧--论思想以及中西思想的边界
本文探讨了智慧(关于人的'规定)和哲学(理性科学)的内在关系,并说明了智慧是哲学的思想源泉.在此基础上,本文比较了中国和西方思想形态的差异,认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同时中国产生了和西方不同的智慧.而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来说,其使命是越过中西思想的边界.
作 者：彭富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武汉,430072 刊 名：开放时代 CSSCI英文刊名：OPEN TIMES 年，卷(期)： “”(8) 分类号：B1 关键词：篇7：创新与音乐艺术边界如何扩张
创新与音乐艺术边界如何扩张
摘要：本文从音乐创作中创新的角度出发，以“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的西方作曲家贝多芬、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谭盾为例，试述作曲家的创新对于音乐发展的影响、与音乐艺术边界的关系，以及面对音乐艺术边界的不断扩张与作曲家独具特色的创新理念，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关键词：贝多芬；谭盾；创新；艺术边界；审美
音乐在发展的漫漫长河之中，不断地融合了许多的元素，音乐的艺术边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扩张着。贝多芬的作品具有超前性与创新性，他扩张了音乐的艺术边界，使其从理性、客观的古典主义时期过渡到感性、富于诗意的浪漫主义时期，他赋予了音乐更高的情感价值；与此相反，20世纪的现代音乐，以“标新”为目标，以布列兹和韦伯恩为代表的作曲家，推崇将音乐的情感降到最低。谭盾作为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其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其充满个性的作品与大胆创新的创作观念，在充满多元色彩的当今社会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他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观念，甚至引发人们对于“什么是音乐”的讨论。
一、音乐的发展与创新
音乐的发展从古至今，一直在经历着不断地演变。关于人类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是通过声音的强弱、高低来彼此交流、互相表达感情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人类劳动力的发展，人们渐渐地学会了用呼喊的方式来互相传递着信息，这也是音乐最原始的雏形；当人们在庆祝着彼此间丰收的劳动成果时，常常以敲打石器或木器来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这便成为了乐器最原始的雏形。音乐的表达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与变迁，也在不断地演变着，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音乐表现形式，与各具风格特色的乐器。音乐经历的每一个时期都反映了其背后所包含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特征。在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的背景下，作曲家在作品的创作上也在不断地摸索、创新，推动着音乐边界的不断发展与扩张。例如作为维也纳古典音乐三杰之一的莫扎特，早年的作品具有典雅的风格；而后期的创作交织着抒情和戏剧性的因素，反映了他对于摆脱对贵族的依赖而自谋生路的种种体验。20世纪的音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是发展最快的，其音乐的风格特征以“新”为主要特点，作曲家不断地追求创新的元素，使得音乐在创作的观念、手段以及风格等各个方面产生变化，颠覆了作曲家的作曲观念，也颠覆了听者对于音乐审美观念，音乐的创新由原来的循序渐式进变成了跳跃式，人们在20世纪多元选择的音乐环境下，也面临着惊喜与恐惧的双重考验，音乐的艺术边界在哪里也成了人们思考的问题。
二、创新——音乐艺术边界的扩张
贝多芬与谭盾这两位作曲家都是在创作上赋予了音乐新的元素，对音乐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从而推动着音乐的发展。
（一）贝多芬的独创性
古典时期的音乐强调客观与严谨的风格，人的情感被理性支配，在音乐的创作中不占主导地位。在审美上，人们追求作品的规整以及形式主义的美丽，在作品内容上，多以宗教和道德层面的内容为主，音乐的艺术手法十分简练。作曲家在音乐的表现中虽能够浮想联翩，但始终要遵循着严密的逻辑、规整的结构，这也是古典音乐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贝多芬的创作使古典音乐的思想感情和其风格得到了更加完美的体现，并且将欧洲古典主义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使古典主义音乐风格逐步向浪漫主义风格演变，开始在创作手法上突破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传统。引子的运用，呈示部的不反复，连接部、展开部和结束部的充分独立性，以及尾声的运用，开辟了浪漫主义乐派个性解放的新局面，并对19世纪西方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作为西方历史上的一位多产的艺术家，贝多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音乐作品极其富有个人独创性，并且对创作技法有所创新，在音乐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是有新的开拓。他的创作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与社会时代思潮的影响，作品洋溢着高尚的进步思想和极度的革命热情，并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敢于抗争的英雄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命运交响曲》等作品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国内外史学家和音乐评论者们把贝多芬的作品和创作风格大概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8以前），中期（约1802-18）和晚期（约1815年-1827年）。贝多芬的第59号拉兹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属于贝多芬较成熟的中期作品，已富有强烈的个人独创性特征，意大利小提琴家拉蒂卡地曾对该作品评价道：“在贝多芬的这首作品里，根本就没有音乐，在我练习时，万万没有想到他对音乐一点也没有考虑。”由此说明贝多芬的这种独创性，在刚开始并不能够被以古典主义为审美核心的人们所接受，即使是处于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奏家也不能够马上的理解，而对于这样一件事实，贝多芬回答道：“不是的，这首乐曲就不是为您写的`，是为以后的时代所写的。”贝多芬的独创性在于他在音乐中超前的审美观念、独具创新的创作理念，这种观念打破了以理性、客观为主体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为浪漫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他改变了人们的音乐审美方式，更加注重对于自身内心以及情感的表达，不再拘泥于千篇 一律的形式，对于作曲结构以及调式调性都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开放的、全新的认识，拓展了音乐的艺术边界。
（二）谭盾的独创性
20世纪的音乐常常被称为“新音乐”或“现代音乐”，具有追求个性的突出、非调性等风格。20世纪初，一批极具创新精神的作曲家，在以往传统的音乐之上做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们将音乐最核心的根基“调性”，以及音乐的节奏、织体、音色等各个元素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打破了人们以往熟悉的传统音乐模式，这种“根本性突破”，改变了以往各时期更替时常见的“渐变”模式。[1]当调性音乐被瓦解后，作曲家们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力求创作出与他人不同的作品，于是“新”便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题，由此产生了多元的20世纪音乐景观。谭盾是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其创作的理念独树一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其充满个性的作品与大胆创新的创作观念，在充满多元色彩的当今社会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约翰•凯奇对谭盾的作品十分欣赏，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谭盾音乐中是那些我们置身于其中而久所未闻的自然之声。在全球一体化、东西方将连成一体的背景下，谭盾的音乐正是我们所必须的。”[2]日本作曲家武满彻也十分欣赏谭盾作品中独特的音乐创新观念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其作品具有超前的审美，音乐内容的深度与独特的个性早已超越了他所属的一代。在反对者的眼中，认为谭盾的现代主义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创作模式相差太大，在取消了传统音乐中的调性、旋律、节奏等基本元素之后，听众无法获得音乐欣赏上的愉悦感，自然的声音又如何能够成为音乐呢？谭盾的音乐创作深受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影响，他将“无声音乐”和“一切声音都是音乐”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在反对者的耳中认为这不应该算作“音乐”，听不到传统音乐中的旋律、调式等元素，充其量只能算作观念艺术。[3]而现代作曲家在创作时往往是特意将这些音乐元素排斥掉，因此，以传统观念为引导的反对者对于现代作品的欣赏，便会产生不适应、不喜欢的感受。这两种音乐观念的交流与碰撞，其原因在于以现代派为创作理念的作曲家如谭盾，推动了音乐的艺术边界在不断地扩张，但这种超前的创新理念，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传统的审美观念，甚至引发人们对于“什么是音乐”的讨论，“谭卞之争”就是谭盾与卞祖善两位作曲家之间因音乐创作的观念不同，所导致的观念上的交流与碰撞。究竟如何来看待谭盾的音乐作品，笔者认为，这也许需要和贝多芬一样的时代经历进行验证，况且20世纪的音乐还是在一种跳跃式的前进方式下进行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谭盾作为中国的现代音乐作曲家，为本国做出的卓越贡献。其早期的一些作品如弦乐四重奏《风•雅•颂》是在传统音乐的模式中进行的创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其创作的风格与方式才开始有所转变，一方面，谭盾吸收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作曲家如约翰•凯奇的思想，将“音乐”赋予不同的定义，运用自然界与生活中的一切声音进行创作，目的在于打动人；另一方面，谭盾在吸收借鉴西方思想的同时，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素材，使音乐成为一种具有中国风味的独特色彩，在谭盾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在走向世界，中国的音乐在走向世界，这充分体现了谭盾对于本国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他的大胆创新，也是在音乐发展中的不断摸索，不断地扩展着音乐的边界。
三、对音乐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正是由于作曲家们的探索、创新精神，才推动了音乐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扩张了音乐的艺术边界，造就了当今的多元音乐文化时代。贝多芬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是一位为人类进步、为被压迫民族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用音乐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世界和平而呐喊的伟大先驱，他的音乐中深刻而富有英雄性、戏剧性和哲理性的思想，也具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印记。随着世界的多极化发展，社会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的不断兴起，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被强调，梅利亚姆曾说过：“音乐是人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结构，但是它的结构不能脱离产生它的人类行为而独立存在。”[4]她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中也曾提出“在文化中研究音乐”的思想，由此可见音乐、文化、人三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整体，我们应将音乐置身于文化的环境中去观察、思考，音乐若离开了文化的层面，其本身就会缺少相应的文化底蕴，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力。贝多芬开辟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他的音乐之所以能够被人们逐渐接受，并改变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笔者认为，这与他作品中强调“以人为主体，注重情感的表达”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音乐、文化、人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贝多芬的音乐在当时那个年代，不被人们理解与接受，但他的音乐对后世的音乐作曲家以及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以音乐的小众与大众来评判音乐的好坏，小众的音乐不一定就不好，关键是在于音乐中能否有不断出新的、标准化的与技术性的实质内容。美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曾断言20世纪的音乐：“这是一个自由的深渊，一种面对多元选择的恐惧。”在20世纪的音乐中，由于人们突然面临着多重的选择，在这种多元选择的局面中，人们难免首先会感到惊喜与自由，但是当我们进入局面之中，试图选择却又感到无从选择的时候，便产生了恐惧的心情，这种无所依托的结果，是由于我们面对的东西与脑中的东西无任何关联所产生的。谭盾作为中国20世纪音乐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是自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作曲的一百年来最有个性、最勇敢、最大胆创新，也是最有国际影响的一位。[5]但如今也面临着争议性，从音乐的美学角度来看，一部分人认为其音乐作品是美的，一部分人觉得这并不是音乐，认为他不好听、或者听不懂。在笔者看来，谭盾的音乐是站在现代音乐的理念基础上进行的创作，现代音乐作为当今争议性较大的一个流派，其划时代的意义也许需要经历更久远的时间才能够被大众甚至所有人理解或接受，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现代音乐推动了音乐的整体发展，使其具有了更加多元化的意义，也将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谭盾的作品是中西方元素的相互结合，在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思想的同时，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给人带来了独特的听觉与视觉享受，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了中国独特的作曲手法，将“人、文化、音乐”三者紧密联系起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谭盾的音乐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价值。
四、结语
各个国家都有他独特的音乐，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当代社会，我们追求的是每一种文化的平等，而不是单一地、狭隘地以某一国家音乐的眼光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高于其他一切民族音乐的思想观念。同样，在不同的音乐流派中，我们也要以多元的眼光、不同的审美来看待各个时期的音乐，学会理解与尊重不同的音乐风格，如同当我们面对没有旋律又不在调性上的20世纪的音乐时，我们需要扩张自身的感性范围，调整感性模式，看到调性与旋律之外的内容；如在约翰•凯奇的音乐中，我们发现原来音乐不一定都由乐音构成，也不一定都有着具体的音；在谭盾的《道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道家思想的传播，向往道法自然的真谛，反对束缚的思想感情。梁茂春教授曾说：在音乐创作中，创新是永恒的，无限风光在创新。作为音乐的欣赏者，也要具有发展的眼光和观念，才能面对永远变化、发展着的音乐新作。笔者认为，我们要有一颗欣赏作曲家创新的心，才能更好地享受、体验音乐带来的美。
篇8：诉求变更与品牌利润边界
品牌的本性是逐利的，任何一个品牌，形象品牌也好，狙击品牌也罢，长远来看，都必须能给整体品牌带来利润价值。管理者想要的并不是一个用来摆设的虚置的花瓶，他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实实在在给他带来好处的品牌，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一个假想的推论
很少有品牌的策略诉求点会在多年的品牌推广过程中纹丝不动，除非这种诉求已上升至品牌终极的USP（品牌独特的销售主张），譬如宝马汽车的“终极驾驶机器”与雀巢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严格地说，品牌USP也是一种诉求，但相比品牌各阶段的分诉求，它是趋于主导地位的“主诉求”，能够从根本层面上代言品牌给予目标消费者的利益、承诺与主张。它通常可以广泛适用于各个地域、各个阶段、各个目标人群、各个使用场合，这种广泛的适用性使它与品牌各阶段的分诉求点明显区分开来。
应该说，分诉求极有存在的必要。任何一种利益、承诺与主张，一旦流于泛化，便很容易成为空洞无物的口号。分诉求点的存在，是为“让品牌卖点更锋利”而产生的，是围绕着主诉求点衍生出的二级分诉求点、三级分诉求点……都是为了让品牌在与竞争品牌与品类争夺消费人群时，能够更直接切中要害，获取消费者的青睐。
而为了追求某一阶段内的相对最高利润，品牌管理者往往会根据某一阶段的市场特点，适时调整自己的品牌诉求策略，以便让自己与竞争对手短兵相接时在“卖点”上显得更有杀伤力。然而，这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管理者不断推出新的“卖点”来追求最高利润，会不会有哪一天黔驴技穷，对品牌的各式“卖点”已挖掘到了极至，再也找不到可以打动消费者的诉求点了，然后消费者开始对品牌不闻不问，导致品牌销量下滑，利润下跌？如此似乎可以推断出一个结论：伴随着品牌“卖点”的增加，品牌的边际利润是递减的。果真如此吗？
对上述推论证伪的关键在于，对品牌“卖点”的挖掘真的会有穷尽的一天吗？其实，正如市场的发展永远是“非线性”一样，品牌“卖点”的前后更替也是“非线性”的。
例如，某果汁饮料品牌3年前诉求功能利益点“含维生素C”，两年前改换策略诉求为“吃了不易感冒”，一年前又改换为“利于健康”，甚至更进一步诉求“家人多吃才健康”与“做个称职的好妈妈”，
从功能、产品特性、感官利益再到情感利益，该饮料的策略诉求点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变更曲线，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阶梯形发展过程，发展到“做个称职的好妈妈”诉求点时，似乎再也无法穷尽了。依照假想的推论，那么该品牌的利润岂不是要下滑了吗？
诉求点变更的“非线性”
事实上，市场上品牌间的竞争远远不会如此单纯，品牌诉求点的变更绝不会是“线性”的，其功能、产品特性、感官利益与情感利益只是促成了管理者的逻辑推导，而非品牌策略诉求点的发展曲线，它们之间并不是按照“从低到高”顺序排列的，是并列的，并没有先后顺序。
也就是说，品牌竞争是多元的，消费者的需求、竞争者的针对性诉求、企业自身资源的累积与产品特性的更新，都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3年前诉求“含维生素C”，3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一系列策略变更之后，仍然可能回归诉求“含维生素C”。如果对市场的分析证实确实有必要并且是正确的，那么回归“含维生素C”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只要策略诉求点的回归有利于管理者追求品牌的最高利润。
品牌诉求点的提炼与价值分析，是一个科学、系统的求索过程，有着一整套完整的策略分析与测量工具作支持，并不是想像中“拍脑袋、想当然”所能做到的。当然，很多管理者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偷工减料，看到“含维生素C”难以吸引消费者，在不加以分析与确认的情况下，便盲目拍板“家人多吃才健康”。这就如同掷骰子一样，虽然总会有赌对的时候，但毕竟胜算的几率太小，而且一旦失手，品牌所赔付的机会成本损失将是十分巨大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由于规范化营销管理操作知识在中国企业管理层中的普及度太低，很多大学虽然设置有营销管理专业，但大多是徒有其名，讲师们并没有真才实料，只是无聊地照本宣科，对管理者实际操作知识与技能的提高没有丝毫帮助。这就造成一种现状：相当多的品牌管理者一提及规范系统化的营销管理操作，特别是涉及策略分析、量表等测量工具时，便会心里发毛，有着本能的心理抗拒。
可不管怎样，这是必须走过的一关，相比“目标市场细分与定位”项目繁复的分析与数据统计求证，品牌阶段内诉求点的提炼只是一个很小的项目。如果企业管理与执行层面的人才素质不错，企业甚至可以不用借助咨询外脑的力量，直接由自己内部操作──从小组访谈、问卷测试到数据分析、结果汇总，整个项目做下来，按照正常进度，也就需要20天左右，算不上是个耗时费力的大工程。
★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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